一無所知的人，就一無所愛；
一事不做的人，就一事不懂；
一事不懂的人，就一無所值。
那能夠懂得的人，就能夠愛，能夠關懷，能夠了解。
對於一件事情越有所知，愛越大。
認為一切果實都像草莓一樣同時成熟的人，對於葡萄一無所知。
引這段十六世紀瑞士醫生及哲學家派拉西索斯（Paracelsus）的名言來當序文開端，用意在於重溫「知」、「愛」、「行」、「懂」、「值」之間的意義，並印證黃昭堂主席的確「值得」我們懷念與追思。
1932年9月21日，黃昭堂主席出生於台南州北門郡七股庄下山仔藔，也就是現今台南市七股區龍山村94號。父親黃賜川以經營土地為業，也曾在糖廠當包工，家族擁有漁塭約五十甲。他排行次子，上有大姊與大哥，惟早他一、兩歲的大哥有仁於七歲時過世，他遂成為家中獨子。
黃主席就讀台南一中初一時發生228事件，他父親因擔任當地二二八處理委員會的糧食委員，家裡遭到十幾位中國兵仔包圍和搜查，並逼問他父親的去處，他回答不知道，當場橫遭毆打。他父親在藏躲一陣子後出面自首，交出一部卡車並奉上四十萬元大紅包，向台南市憲兵隊隊長「疏通」後才逃過一劫。
自己親身經歷中國兵仔的暴虐，以及二二八事件的種種見聞，在學校被強迫說國語（北京話），加上在高中時期被強銷加入國民黨，雖然終未入黨，然而諸多不愉快的經驗已經種下他對國民黨政府的極大反感。在就讀台灣大學經濟系三年級時，正值省議會改選，同學郭嘉熙的父親郭秋煌以「無黨無派」參選，他說服叔父將佳里的房子借給郭秋煌當競選總部。當時國民黨政府嚴令禁止學生參選、助選，他卻翹課返鄉助選，結果郭秋煌竟然當選。在專制威權的年代敢挺身而出，需要很大的勇氣，而他義無反顧。
大學畢業服完兵役後，他在1958年6月14日結婚，新娘是畢業於台灣大學外文系的女友謝蓮治小姐。同年12月22日，兩夫妻攜手前往日本留學，抵達東京後，他很快就和曾在台南一中教史地的王育德老師碰面。1960年2月28日，黃主席與王育德及五位東京大學留學生一起成立「台灣青年社」，開始發行日文版的「台灣青年」雜誌，從事鼓吹台灣獨立的啟蒙運動，當時這份刊物影響了許多在海外的台灣留學生，對台灣獨立運動貢獻極大。從那個時候開始，他終身投入台獨運動，從未間斷，至死不渝。「台灣青年社」也歷經「台灣青年會」、「台灣青年獨立聯盟」等階段，到了1960年代末，他結合日本、美國、加拿大與歐洲各地同志，於1970年1月1日成立世界性的台灣獨立聯盟（WUFI），促成1970年代海內外台灣人大團結，開啟了台灣人對台獨運動的全面性參與。
由於出版「台灣青年」宣揚台灣獨立的理念，他在1962年被中華民國駐日本大使館沒收謢照，並列入不得返鄉的黑名單內。旅日初期，他在東京大學攻讀碩士三年、博士五年。在學期間，黃主席一方面要照顧妻小，另方面也承擔組織的核心要職，加上台灣的家人在國民黨政府的壓力下，很難寄錢接濟他，使他在這段期間承受莫大的精神壓力和窘困生活，但都不改其志。
為了從事台獨運動，他研讀台灣史，勤攻台灣的國際地位等議題，以台灣歷史上曇花一現的台灣民主國做為博士論文的研究主題，提出《台灣民主國之研究》論文，這篇著作改訂後於1970年榮獲東京大學出版會出版，是外國留學生得以在此出版論文的第一人。而且，1976年黃主席與彭明敏教授合著的《台灣在國際法上的地位》，同樣也在東京大學出版會出版，他在書中提出「台灣地位未定論」，為當時台獨運動提供重要的理論基礎。此外，為了紀念他早逝的大哥黃有仁，他以「黃有仁」的名字發表不計其數的台獨運動文章。
黃主席全身投入台獨運動，無役不與。對待同志有情有義，無論在組織內或整個台獨陣營中，他都是一個「桶箍」，以無私的實際行動展現團結精神，將同志牢牢凝聚在一起。他常說，「喊團結的人，都是要別人團結在自己的領導之下，這種人最沒有團結心。」十八世紀英國作家強森（Samuel Johnson）曾經說過：「愛國是惡棍最後的藉口」。試問，「團結」又何嘗不是這種人的花腔？
旅居日本期間，他為台獨運動留下許多事蹟。1961年9月，台灣發生蘇東啟密謀發動武裝革命的「陰謀叛亂」事件，逮捕三百餘人，隔年蘇東啟等三人被判死刑，黃主席聞訊後立即向人權團體發出救援信函，經各方奔走，蘇東啟等人終獲免於死刑。1968年3月發生同志柳文卿被遣送回台事件，他率領同志趕赴羽田機場救人，雖未成功，柳文卿仍被送回台灣，黃主席與多名同志也被捕入獄，但是他們為了同志奮不顧身的義舉震撼日本社會，從此日本政府不敢再進行這種遣送行動。1969年2月，他經由秘密管道得知遭受全天候監視的彭明敏教授恐有生命之虞，立即組成絕密的營救小組，由他負責籌募資金，與同志通力合作，終使彭明敏教授於1970年1月3日逃離台灣。
其實，在看得見的事蹟之外，平時夜以繼日的長期奉獻更難能可貴，這些孤寂的工作填滿了他的生命。一直到1992年11月25日，長達34年禁止返鄉的黑名單終獲解除，才得以偕同妻子回到台南七股袓厝祭拜父母親與最疼愛他的袓母，以及妻子的雙親。儘管物換星移，故鄉情懷依舊，獨立尚未成功，建國仍須努力。
1995年，黃昭堂出任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主席，他審視台灣的現實情勢，以「成功不必在我」的精神，無私奉獻於獨立運動。當時由於昭和大學教授任期尚未結束，夫妻兩人仍頻繁往返於台灣與日本之間，一方面在台灣從事台獨運動，另方面在日本教書，直到1998年退休後才定居台灣。
2000年陳水扁當選總統，黃主席受聘為總統府國策顧問，同年6月創立台灣安保協會，時常與美、日專家舉辦國際研討會，共同研商台灣與區域安全的議題。2004年總統大選期間，他擔任「二二八百萬人牽手護台灣」總指揮，這是他一生中極為得意的大事之一。總統大選之後，他擔任手護台灣大聯盟執行召集人。然而不幸的是，黃謝蓮治夫人於2004年9月6日病逝。三個月後，他於同年12月5日在義光教會由許承道牧師領受洗禮。
2005年「扁宋會」後發布十點共識，陳水扁總統除了重申「四不一沒有」之外，還說「中華民國是台灣最大公約數」，不但不推動正名，更指稱國家正名是「自欺欺人」。為此他怒辭國策顧問一職，求仁得仁，繼續推動正名、制憲，向獨立建國的目標邁進。
2008年民進黨在總統大選中慘敗，台灣前途堪慮。黃主席審時度勢，放眼各方人才，以無私的胸襟與睿智，於2011年2月25日率先推薦蔡英文主席為民進黨總統參選人，並在10月11日發表文章力挺蔡英文「台灣共識就是民主共識」的主張，提攜晚輩之情溢於言表，氣度令人折服。然而不幸的是，2011年11月17日上午，黃主席因主動脈剝離驟然辭世，令人悲痛不已。
黃主席說過：「我這一生除了台獨運動，別無所求，這是我對待生命浪漫的方式。」他終生奉獻台灣獨立建國運動，是個不折不扣的台灣民族主義者。為了避免人們將民族主義導向狹隘的族群意識，他特意將Nationalism翻譯為「那想那利斯文」，並希望他的墓碑刻上：「台灣那想那利斯文之徒 黃昭堂之墓」。
本冊追思文集彙集他同志及摯友的追思文章，除了感念黃主席對台獨運動的貢獻之外，也讓世人一窺他待人處事的逸聞趣談，從而體會他高風亮節的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