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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老師在上第一堂課時說，台大是培養學生獨立自主思考能力的場所。是讓學生探求真理的場所。世界上沒有什麽東西不可以碰的，真理越辯越明，畢業後無論作學術研究或在社會上就業，要把學到的東西奉獻給國家社會，不可以作出違背知識份子良知的事。   這一堂課對我終身影響深刻，在求學過程自由民主也成為我的畢生的信念。   我更從老師的身上學到”台灣不只要成為一個國家”，”更要成為一個自由民主的台灣國‘’，這是多麽崇高的理想。我在學生時代就把他它訂為終生追求的目標。   老師！您不只教學生如何求學作人，還自己身體力行。您在蔣經國頒獎給十大優秀青年頒獎會上選擇缺席，您拒絕蔣中正總統的召見。處處看出老師捍衛知識份子的良知，而拒絕榮華富貴。   1964年您與謝聰敏 魏廷朝兩位同學因試圖印發”台灣自救宣言” 而被定罪8年，教授系主任被徹職。在被軟禁期間，冒著生命危險逃亡國外。   我則在1963年底出任美東台灣同鄉會會長，被列入黑名單，不能回台。   1969年底我又出任大紐約區台灣同鄉會會長，進而開始籌組全美台灣同鄉會。在拒絕蔣政權威恊利誘下1970年七月全美台灣同鄉會正式成立，我當選為第一任會長。   1970 年初老師逃離蔣政權的監控到瑞典後底達美國，蔡同榮、陳隆志、張燦鍙、羅福全與我在台獨聯盟主席蔡同榮家聚餐歡迎老師。在歡迎會上我們全體ㄧ致要請老師領導我們一起參與台獨運動，我向老師報告我正在籌組全美台灣同鄉會，老師給我鼓勵有加。要我今後隨時保持連絡。從那天開始老師有重要活動都叫我参與或陪同。   在籌辦紐約的台灣民眾大會期間老師與我ㄧ起到美東地區拜訪同鄉們，促成有史以來在美台灣人最大的集會，大會的主旨是台灣的將來由全體台灣人決定，會後全體台灣同鄉在彭教授領軍下一起邊喊口號遊行到聯合國大厦。   1992 年老師回台，我任職辦公室主任。   1994 年 籌辦彭明敏文教基金會，我任常務董事。   1996 年参選總統，從民進黨初選到總統大選我都默默在老師身旁協助。   2015 年彭明敏文教基金會董事長一職彭教授屬意由我來接棒，在我任職期間，我繼續協助老師作與台灣社會各公民團體結盟合作共同追求自由民主台灣國家的工作。喜樂島聯盟的全民大會，在國際大小國家大輻報導，是台灣民主運動的最高峯。   老師還是經常在自由時報自由廣場發表文章，對時世評論。   今後請老師在天之靈繼續指導我這個學生，在彭明敏基金會或與其它公民團體，把台灣邁向自由民主的路途上所遇到的困難與問題。   老師一生為台灣民主自由犧牲奉獻，其事跡讓國人永久懷念追隨。     終身的學生 鄭義和 敬掉   彭明敏文教基金會前任董事長 全美同鄉會創始會長

[文章轉載] 作者：王明理 本文原文為前台灣獨立建國聯盟日本本部委員長王明理於2022年2月28日在 nippon.com 網站所發表的文章，經作者同意後轉載。王明理女士的伯父王育霖在二二八事件裡犧牲，父親王育德也被迫逃亡日本。原文網址：https://www.nippon.com/hk/japan-topics/c11003/ 因使命感而返台的伯父 1947年發生的二二八事件中，我的伯父王育霖年僅28歲，就被送上了黃泉路。2年之後，國民黨的魔手也伸到了我父親王育德的身邊，讓他不得不逃亡至日本。二二八事件不僅對我的家族，也對許多台灣人的命運都影響深刻。今年將滿二二八事件75周年，但事情至今尚未得到真正的解決。 王育霖1919年（大正8年）生於台南，就讀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院時便考取高等文官考試，成為第一個在日本當上檢察官的台灣人。他在京都擔任檢察官，戰後滿懷使命感，認為自己有責任承擔台灣法律界的未來，決定於1946年1月返台。然而，當時的台灣就連司法領域都被幾乎沒有知識的中國人給霸佔了。有一段文字能幫助我們理解當時的情況。 「台南法院院長的妻子當上了台南法院檢查處書記官長，同檢察處主席檢察官的妻子則當上同個法院的書記官，台中法院大部分職員，包括院長在內，都被同個家族壟斷。院長妻子的三位叔父、妻子叔父的妻子以及她的弟弟、妻子叔父的外孫等等，一個家族裡二十多個人都在同個法院任職。整間法院職員也就五十名，等於有一半都被他們壟斷。」（引用自李筱峰《解讀二二八》） 王育霖花上半年時間，好不容易在新竹市獲得檢察官的職位，發揮其正義感，希望能一掃社會上貪汙腐敗的歪風。當時的新竹市長貪汙，私吞了美援物資奶粉要轉賣，王育霖準備逮捕他，卻慘遭打壓，不得不辭去檢察官的職位。據說也是因為這個事件，他才會在隔年發生的二二八事件中慘遭殺害。 受過日本教育的知識分子都被盯上 二二八事件主要分為以下3個階段。 2/28～3/3：台灣人對統治當局的示威抗議與暴動擴散至整座島嶼。3/2～3/7：台灣人自行組織「處理委員會」，主動停止暴動並提出合理要求。3/8以後：從大陸派來的軍隊屠殺了3萬名台灣人。 其中，第2階段的「處理委員會」值得關注，事件爆發僅僅2天之後，台灣人便能冷靜地試圖穩定事態，顯示台灣人具備高度能力與法治精神。另一方面，行政長官陳儀（其立場有點像今天香港的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則利用了台灣人的善良，一方面假意對話，實則是在等待大陸援軍到來。 3月8日，中國陸軍從基隆與高雄上陸，以機關槍毫不留情地對台灣人進行掃射，有力人士被從家裡拖了出來，在家人面前慘遭殺害。有人鼻子被割、眼睛被挖後遭到殺害，也有人手掌腳掌被穿了鐵絲，好幾個人連成一串，一起推落港口，各種慘絕人寰的種族清洗都發生了。特別是處理委員會名冊上有名字的人，以及受過日本教育的知識份子和青年都被軍隊盯上。 王育霖在3月14日從家中被強行擄走，之後就下落不明。25歲的妻子拚命查訪丈夫行蹤，發誓活要見人死要見屍，揹著才出生3個月的嬰兒，每天都在被槍殺的屍體遺棄處，以及漂滿腐爛屍體的河邊四處尋找，卻還是什麼都沒找著。 牢裡活像人間地獄 事件之後30年，1977年，我的父親有機會見到曾和王育霖一起待過台北的西本願寺監獄、時任拓殖大學教授的歐陽可亮先生，詢問當時的情形。（詳細情形刊登在《台灣青年》198～200號） 「囚犯全被蒙上了眼，身體被綁成死囚一般，雙手背在背後，頸部、雙臂、雙手共打著五處結，兩間八張榻榻米大的房間裡塞了70人左右。排便時手上的繩索可以解開，必須蹲在桶子上排便，廁紙只有一張。漸漸地，囚犯體味以及身上沾染的糞尿味充滿整間房間，活像人間地獄。囚犯每天都被叫出去嚴刑拷打，上午與下午，面向淡水河的後院都會傳來槍斃的槍響。」 在那之後，歐陽先生在家人的努力下得以出獄，王育霖下落如何，卻不得而知。 3萬人可不只是個數字，每一個被殺害的人都有他的人生、家庭，以及生活。當時台灣人口約600萬，就有3萬人被殺，以今天的日本人口來講相當於60萬人。但當時沒有電視也沒有網路，如此大規模的屠殺，國外人士無從得知，完全被隱瞞了下來。 此外，與歷史上執政期間相對較短的納粹和紅色高棉的波布不同，加害者國民黨在二二八事件之後長達40年的時間，依舊實施強權統治，台灣人所經歷的悲劇實在是筆墨難以形容。 害怕台灣人報復的國民黨政府加強監視體制，實施白色恐怖統治直到1992年。二二八事件的話題成為禁忌，育霖伯父的兒子得知父親死於非命，是在其成年之後。因為學校裡也有思想檢查，伯母為了保護兒子，便沒有告訴他這個秘密。 被政府盯上而逃亡日本的父親 我的父親王育德在二戰後回到台南一中任教，同時參加演劇等活動。但是演劇的內容中有被認為揶揄國民黨政府而遭盯上，在1949年7月被逮捕前逃出臺灣。流亡日本後，他一邊在大學教書研究台語，一邊與同伴共同策劃台灣獨立運動，大家希望台灣能從國民黨政府（中華民國）獲得獨立，建設一個台灣人得以自由生活的民主國家。我的家裡每天都有許多年輕人前來聚會，共同討論、吃飯，大家都個性開朗、溫文儒雅。正因為大家身在日本，才有辦法從事這些活動。結果，大家都被列入國民黨的黑名單中，30多年無法回國。最後，身在美國的同伴成功借用美國國會議員的力量對當局施壓，這才開創了台灣人李登輝執政之路，成功解除戒嚴令。經過了半個世紀，台灣才終於推翻一黨獨裁政權，蛻變成為民主國家。 只是，台灣獨立運動還沒結束。由於中國的打壓，「中華民國在台灣」遭到國際社會排擠，不被認可為獨立國家。在國際社會認可「台灣」為獨立國家以前，我們也必須持續努力不懈才是。我那些日本人的同伴與支持者，也為我提供了很大的助力。 如今現在，中國共產黨挾其強大的軍事實力，正在覬覦台灣這塊土地。但台灣本來就不是中國的一部份，只是在清朝時期成為過滿清的殖民地，如今清朝早已滅亡，台灣和現在的中國毫無關係可言。 日本人對曾是相同國民的台灣人的不幸，應當詳加了解 本來，在日本殖民統治結束之後，台灣本來應該要有獨立的權利的，台灣人整體教育水準頗高，帝國大學畢業生就有數百人，絕對有能力維持國家的運作。但麥克阿瑟卻把台灣交給了蔣介石，台灣人毫無抵抗能力──因為在那個時間點，台灣人也屬於戰敗的日本國民。最起碼在1951年的舊金山和約，日本宣布放棄台灣時，也該按照「民族自決」原則，將台灣獨立作為議題進行討論。換句話說，那些在二二八事件中慘遭殺害的台灣人，其實都還是日本國籍。 一直到不久之前，台灣人和日本人其實都是同一個國家的國民，對於台灣人所經歷過的不幸歷史，日本人應該多加了解。實際上，在二二八事件爆發之時，台灣人唱的還是日本的軍歌，筆者還聽聞，在大屠殺發生時，還有個悲傷的傳言：「日本人會來救我們」。 如今中國持續鎮壓包括西藏、內蒙古、維吾爾等各民族，若是中國真的佔領台灣，可以想見同樣的種族清洗還會再次發生，筆者深切希望國際社會能早日認可「台灣」為獨立國家。相信75年前的二二八事件受難者，也都盼望著「台灣」成為正式國家的那天能夠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