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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峻 台灣安保協會秘書長 亞洲太平洋地區總人口21億，佔全世界人口30%，若再加上南亞，約佔全世界半數人口。2009年東南亞國協（ASEAN）以及日本、中國、南韓的國內生產毛額（GDP）達12兆美元，佔全球GDP的21.1%，首度超過20%；2010年東亞經濟體GDP增至12.88兆美元，超越歐元區的12.71兆美元。2014年東亞經濟體的GDP將攀升至17.34兆美元，逼近美國的17.41兆美元。由此可知，亞太地區在全球的重要性日益提昇。 中國崛起原本是對亞太地區是好事，但三十年來中國一直沒有放棄霸權思維，不但連續二十年軍事預算成長都超過二位數，近十年來更積極充實遠洋海軍力量。中國在發展經濟並與週邊國家關係日漸緊密的同時，卻試圖透過軍事影響力，由一個大陸國家逐步擴張成為太平洋到東南亞延至印度洋的海權國家，從而與週邊國家在軍事方面諸多衝突、對峙與緊張。就此而言，以日本、台灣、菲律賓連成的所謂「第一島鏈」，扮演著第一道防波堤的角色。 然而，所謂「第一島鏈」、「第二島鏈」防線是源自於美中等國從東西向角度的思維，對於南北向思維的臺灣與日本而言，並無所謂「第二島鏈」防線的問題。因此，臺灣與日本一定要超越「以美國為中心向東亞構築的雙邊扇形」聯盟的關係，否則中國若突破「第一島鏈」，臺灣與日本的海上運輸線將被控制。 對於此點，原本在蘇聯解體後一度「漂流」無著的日美同盟，在經過1993-94年北韓核武危機之後，五角大廈1995年2月提出「美國在東亞太平洋地區安全戰略」（United States Security Strategy for the East Asia-Pacific Region）報告（奈伊報告）。報告表明：美國將繼續在東亞地區維持10萬名駐軍，並強調美日同盟是美國東亞戰略之基礎，期待日本對區域以及世界安全做出進一步的貢獻。 緊接著，1995-96年台海危機發生，這讓美國找到美日安保再定義的方向。1996年3月初，柯林頓政府於決定派遣兩艘航空母艦戰鬥群馳赴臺海周邊部署，並提高對亞太地區的關注。另一方面，美日兩國在1996年於東京簽署《美日共同安全宣言》，並在1997年9月24日修訂《美日安保防衛合作指針》，取代1978年冷戰時期議定的舊指針，以面對亞太安全新形勢。由於新指針重心從「日本有事」擴展到「日本周邊有事」，並將台灣隱含在「美日安保體制」之內，所以引發中國的強烈不滿。 2001年，日本小泉純一郎首相上任即公開表示「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的主軸」。長期以來日本對亞洲的戰略就是以日美同盟為亞洲安全和平的「公共財」（public goods），並不是對任何國家採取敵對關係，但是希望東亞地區能持續維持現狀避免紛爭。在小泉擔任首相期間，中日兩國一直是「政冷經熱」，因為釣魚台、參拜靖國神社、教科書等問題，持續著齟齬的關係，兩國領導人好幾年都沒見面。由於台海軍事平衡日益喪失，中國軍方經常主張可以「採取非和平方式」對付台灣，於是日美在2005年2月雙方外交部長與國防部長舉行的所謂「二加二會議」中，共同發表美日共同戰略目標，向中國提出「有關台灣海峽的問題，敦促中國應該要經由對話，「和平的方式解決」，不容中國以非和式手段攻取台灣。但中國反而於2005年3月立法制定《反分裂國家法》，明文主張可以「採取非和平方式」對付台灣，此點讓美日更是提高關切程度。 其後，雙方陸陸續續發生許多齟齬，但由於日本進行政治軟弱期，幾乎是一年換一位首相，再加上2009年採取美中平衡理論的民主黨執政，使得日本對中政策沒有明確方向。一直到2012年9月野田內閣為維持釣魚台的穩定管理，避免日本右派購得釣魚台列嶼，因而啟動釣魚台列嶼「國有化」的程序，結果引發日中緊張的白熱化。 2013年11月23日，中國宣布設立覆蓋大部份東海海域的防空識別區（Air Defense Identification Zone，ADIZ），要求在區域內航行的航空器得向中國通報飛行計劃，對不配合識別或拒不服從指令的航空器，中國武裝力量「將採取防禦性緊急處置措施」。由於中國東海防空識別區與部分日本、部份南韓的防空識別區有重疊，且涵蓋中韓爭議的蘇岩礁和中日爭議的釣魚台列嶼，並緊貼台灣彭佳嶼的上方空域，被認為是對日本及週邊國家形成明顯挑釁。 中國劃設「東海防空識別區」後，日本政府12月11日提出《中期防衛力整備計畫》，軍事預算高達1.5兆新台幣，並將在琉球增加部署20架F-15戰機等；中國解放軍近來則密集在渤海、黃海舉行聯合軍演。2013年12月17日，日本自民黨在總部召開安全保障相關人員會議，審議通過日本政府遞交的《中期防衛力整備計劃》（2014-2018）、新《防衛計劃大綱》、外交及防衛政策指針的《國家安全保障戰略》。這三份綱領性的安保計劃其後在同日的內閣會議上做出最終決定。 日本的民主黨認為「美國的影響力雖將日益降低，但其軍事經濟實力今後二、三十年仍將是世界第一。另外，具有壓倒性人口規模的中國不斷擴大軍事力量，其成為經濟超級大國也是不可避免的趨勢，中國的經濟規模已凌駕日本。在努力繼續維持霸權國家地位的美國，和企圖成為霸權國家的中國的夾縫中，日本如何才能保持政治性經濟性的自立，並且如何才能維護國家利益？」，但自民黨的安倍政權認為就算美國和中國今後將變成兩大霸權國家，但認為日本是處在美國和中國夾縫中的外交認識則明顯是錯誤的，日美兩國是同盟關係，而日中不過是一般的兩國間關係。 如果日本陷入急迫的局勢，美國有保衛日本的義務，而日本則提供許多軍事基地給美國，做為承擔分攤責任的形態，兩國處於共同的安全保障體系中。另一方面，日中兩國則存在重疊海域中間線問題、釣魚台群島領有權問題、歷史認識問題等抱持許多極難解決的懸案。因此，對日本而言，一邊是有同盟的關係，另一邊是存在許多懸案的關係，這種現實使得日本若將中國和美國認為是等距離的「正三角形」關係是非常危險的。現在討論所謂的「正三角形」關係，其在政治走向上即有「離美˙親中」的意涵。 因為憲法，政治和經濟因素，半世紀以來日本確受美日安保架構的保障，美方當然不滿，批評日本搭「便車」（free ride）。日本防衛預算未能大幅提昇固然因為憲法的精神，也因政治上反戰和和平主義勢力的影響，在國內確實有其困難。以往美國曾多次要求日方對本身的安全應付出更多的貢獻，但「共識決」的日本內閣總是讓美方失望和反感。日方最關心的似乎只是經濟，而且是以出口為導向的貿易，因而國際間將日本當成一個只求利潤的大商社（Japan, Inc.）。 美國對日本竭力追求經濟繁榮而未努力（如編列更多防衛預算）強化其本身的防衛及參與國際安全的維護迭有怨言。如1990年伊拉克派兵侵佔科威特，聯合國安理會通過決議幫助科威特復國，授權會員國採取強制行動逼退伊拉克軍隊，但日本的海部內閣雖願意分攤維安費用，卻不肯派日本自衛隊參與維護國際和平的軍事行動。為了彌補「不能動武」的缺憾，日本曾大力提供國際經濟援助。日本對聯合國捐獻在1980年代以後即超越美國，成為外援最多的國家，但結果是被譏為「支票外交」。 2009年8月，日本民主黨在國會眾院選舉取得壓倒性勝利，由鳩山由紀夫組閣。他所宣示的外交政策對美、日同盟產生相當衝擊：（1）他表示要談判沖繩普天間機場遷移計畫，找出一個將美軍陸戰隊撤離琉球的方案；（2）他要制定一中立和平衡的日本外交政策，少依賴美國，比較傾向中國；（3）推動脫美入亞以亞洲國家為會員國的「亞洲共同體」。鳩山這些激進的政見嚴重傷害日美關係，也引起黨內和日本國內的紛爭和困擾，無法獲得日本民眾和民主黨同志的支持(當時日本民調顯示80%受訪者支持親善日、美關係)，導致他不得不在2010年5月下臺，由同黨菅直人接任。 菅內閣在外交政策清楚與鳩山切割，重新擁抱日、美同盟，從菅直人內閣到野田佳彥內閣，日本政府都在修補鳩山對日美關係所造成的損害。但民主黨政府只是努力修補日美關係，對日本在國際上的角色仍是採取消極的策略。即使美國在安全保障方面最重要的對象是中國，而最讓日本苦惱而且將來會越來越困擾的也是中國的軍事大國化。但即使在中國的軍事大國化已成為任誰都一目瞭然的狀況下，但當時日本並沒有想要自立的動向。俄羅斯領導人訪問北方領土、韓國總統訪問竹島等，都是周邊國家看穿日本缺乏想要自立的志向，從而趁機伸張國家利益的行動。然而，當時日本對於這些狀況還是沒有採取任何有效的方案。特別是2010年9月在釣魚台列嶼發生的中國漁船衝撞事件，日本政府、首相官邸的對應更是令人慘不忍睹。在此一事件的過程當中，明白顯示日本欠缺亞太戰略。目前的日本缺乏毅然堅守主權的精神，此點也導致日本外交威嚴或威信（integrity）的喪失。 但由於中國對日態勢日益強硬，特別是釣魚台列島國有化之後，中國的反日情緒急遽升高，這也讓日本民眾對中國日益反感。[i]在民眾的期待下，2012年12月，以安倍為首的自民黨東山再起，在眾議院480席中贏得294席，加上公明黨31席是壓倒性勝利。中國意圖掌握亞洲的霸權企圖，是造成亞洲情勢不穩定的主要原因，這不但導致中日兩國關係持續交惡，連東南亞鄰國也與中國日益緊張，美國提出「亞洲再平衡」策略，希望重整亞洲整體區域和平的穩定狀態。有別於過去的「消極和平主義」，安倍將「基於國際協調主義的積極和平主義」做為安全保障理念的主軸。 因此，安倍內閣除了要大力振興經濟外，還要增加防衛預算，增加自衛隊人員與武力，包括尖端武器系統。面對中國軍力急速擴大，對東海領土主權的主張，和北韓核武和長程飛彈的威脅，安倍認為日本亟須加強與美國的同盟關係。一般認為，日美共同戰略對中國採取勸阻戰略（dissuasion strategy）並非「圍堵」或「敵對」戰略，但是也必需提升日美對中國軍事抑止力量為後盾。美軍持續加強亞太地區軍事力量，而日本防衛性軍事力量也逐步提升。就是要維持日美同盟為亞洲安全和平的公共財。 單純以軍隊數量而言，日本的確落後很多。日本軍人的數量只有中國的10分之1，戰鬥機數量是中國的5分之1，艦隊的噸位是中國的一半。但是在現代戰爭的關鍵因素，訓練和科技方面，日本超過中國，而且如果發生任何軍事衝突，美國幾乎一定站在日本一邊。雖然中國近年來盡力加快武裝建設，然而美國外交學會的一份報告認為，中國在軍事科技和實力上至少落後美國20年。 另一方面，美軍也在逐步推進亞太地區戰鬥力量的重組，部署亞太地區的艦艇占美軍艦艇數的比重，將從現在的5成增加到2020年的6成，以加強對中國的牽制。美軍還提出以海空軍為核心的長距離打擊「海空一體戰」構想，並為此研發航母無人艦載機和新型巡航導彈。中國在空中加油機和艦艇的綜合運用方面，仍然與美國空軍和航空自衛隊存在較大差距。日、美兩國政府已經確定將在2014年年底前，修改完成《日美防衛合作指標》。預計中國的海洋活動及東海有事時，日美將提高對中國的遏制能力。 同時，日本在國內法上也要為提高對中遏制能力做準備，[ii]因此安倍內閣通過決議解禁集體自衛權。依據聯合國憲章第51條規定，主權國家擁有單獨或集體自衛的固有權利。集體自衛權是一種國防概念，即與本國關係密切的國家遭受他國武力攻擊時，無論自身是否受到攻擊，都有用武力進行主動干預和阻止的權利。簡言之，集體自衛權可視為海外出兵或介入他國戰爭的權利，包含進攻作戰的潛在概念。此條款成為組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等的法律基礎。 過去日本內閣法制局的解釋是：「做為聯合國會員國的日本，原本就擁有集體自衛權，但因為日本國和平憲法的特殊要求，使得日本沒有行使集體自衛權的能力。」，對於「集體自衛權」持高度保留態度。然而，日本安倍政府透過內閣決議於7月1日宣布解禁集體自衛權，這是日本自二次大戰後一個劃時代的重大決定，讓日本由原先專守防衛的角色轉變為可協同進攻作戰的概念，勢必對整個亞洲情勢產生重大的影響，台灣在亞洲的地位就更顯重要。日美同盟是維護亞洲安全保障的公共財，台日關係位於日美同盟關係的延長線上，安倍政府宣布解禁集體自衛權，不但是日本對整個亞洲和平的能有作為，日後也將對台灣及台海安全保障產生正面的效果。 然而，日本安倍首相解禁集體自衛權，整個亞洲情勢產生這麼大的變化，但馬政府一昧採取傾中政策，對於台灣將面臨的嚴峻情況完全無感，這樣對國家是相當不負責任的。若政府對此不能提出具體的外交政策，台灣未來將更加岌岌可危。台灣應該站在台灣人民的角度，更加清楚自己的戰略目標及地位，提出屬於台灣的看法與立場，強化未來台灣與日本是和平與民主價值的夥伴關係，共同維護亞洲區域的和平及民主，並堅持對其他國家不得使用非和平外交策略的信念，才有可能達到真正的和平、安全。 [i] 據日本ＮＨＫ的民意調查，1978年日本一般民眾有62％對中國抱有好感，對中國沒有好感的為25％；2001年同樣ＮＨＫ的民意調查顯示，日本一般民眾有47％對中國抱有好感， 而對中國沒有好感的為48％，對中國沒有好感的日本人已經超過對中國有好感的日本人。目前則更有超過80％的日本人對中國沒有好感。但中國在2001年的民意調查顯示，中國一般民眾只有17％對日本有好感，而對日本沒有好感的達72％。90％的中國人不知道日本曾經多次對中國提供援助。 [ii] 安倍先於2013年2月恢復「安保法制懇談會」，同時成立「關於設立國家安全保障會議的專家會議」，6月向國會提交設立國家安全會議(ＮＳＣ)法案，並經國會審議通過，接著於9月設立「關於安全保障與防衛力懇談會」，準備制定「國家安全保障戰略（ＮＳＳ）」和《新防衛大綱》。2014年1月7日，安倍政府宣布正式啟動國家安全保障局，7月1日以內閣決議修改過去的憲法解釋，宣布解禁集體自衛權，日本表明將為世界和平做出積極貢獻。

羅致政 東吳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一、前言 形塑當前東亞安全與戰略格局最重要的兩股力量，是美國的「戰略位移」（Asia pivot）與中國的持續崛起。面對東亞地區所存在的許多衝突熱點（flash points），例如東海主權爭議、南海領土爭奪等，美中兩國的戰略互動與外交博奕是影響區域危機是否升級或緩和的關鍵因素。然而，美中兩國彼此之間的權力轉移（power shift），以及隨之引發的關係變化，才是左右東亞地區和平與穩定的決定因素。卡普蘭（Robert Kaplan）在其《印度洋的季風》一書中即悲觀地表示，美國和新興大國（印度與中國）之間恐怕難逃歷史上「地緣政治的宿命」，既存霸權和新興強權將在海洋上展開無法避免的競爭與衝突。[i]卡普蘭更在《地理的報復》書中進一步指出，崛起的中國勢必會與美國爭奪西太平洋，而其爭奪的焦點即是南海和東海區域。[ii] 簡言之，中國由傳統陸權國家走向海權的戰略選擇，必然會挑戰到美國此一海權大國的領導地位，也一定會遭遇到美國所採取的反制與平衡，然而在陸地上難以找到足以並願意平衡中國崛起的力量時，在西太平洋推持海洋戰略優勢（不論是靠自我力量或強化同盟），就成了必要的選擇，使得美中之間的衝突也成了地緣政治的必然。然而，季辛吉（Henry Kissinger）則持不同的看法，認為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經濟體，若在全球化下捲入衝突甚至斷絶往來，其破壞力將遠遠超越冷戰時期的美蘇對峙。因之，他認為美中關係的未來，衝突是一種選擇而不是一種必要。[iii] 美中兩國無疑是主導東亞地區國際關係發展的兩大力量，也存在著傳統國際關係中的「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但另一個較少被討論的關係，則是美國與區域國家尤其傳統盟友之間的「聯盟困境」（alliance dilemma）。簡言之，大國面對小國的同盟有著「搭便車」（free-ride）與「牽連」（entrapment）的兩難，而小國追隨大國則面對被大國「背叛」（abandonment）或「牽連」（entrapment）的顧慮。如何平衡如此複雜的對外關係，是東亞國家所面臨的外交與安全挑戰，而各國戰略互動的結果，也是影響東亞區域安全的重要變數。 二、美國的「重返亞洲」與「再平衡」政策 如前所述，中國在政治、經濟與軍事的持續崛起，已然成為華府必須面對的區域甚至全球課題。面對亞太局勢的變化，民主黨的歐巴馬（Barack. Obama）於2009年上任總統之後，隨即展開對亞洲政策的檢討與調整，新的亞太戰略也逐漸成形，歐巴馬政府決定重返亞洲（Asia pivot），並在軍事、外交與經濟上採取「再平衡」（rebalancing）的作法。所謂的重返亞洲或者再平衡，雖不明說但顯然是因應中國崛起的戰略作為。正如同2014年4月歐巴馬總統的亞洲行，雖然訪問日本、南韓、馬來西亞和菲律賓四國行程中並沒有中國，但歐巴馬所到之處以及媒體關心的焦點，幾乎都是環繞著中國相關的議題，甚至都直指歐巴馬的「再保證」（reassurance）之旅有圍堵（contain）中國的強烈意涵。 檢視歐巴馬的第一任期，美國國務卿柯林頓（Hillary Clinton）於2009年7月訪問泰國時，正式提出「重返亞洲」的構想，而在2009年6月的第16屆東協區域論壇上，美國國務卿柯林頓（Hillary Clinton）代表歐巴馬政府簽訂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並於2010年10月首次出席東亞峰會，接著於2011年成為東亞峰會的正式會員國。顯然美國的「重返亞洲」不僅是構想，更採取具體的行動。2009年11月，歐巴馬總統展開上任之後的首次亞洲之行，他在東京清楚宣示，「作為美國首位太平洋總統，我向你們承諾，美國這個太平洋國家，將加強並繼續維持我們在這個全球至關重要地區的領導地位。」[iv] 2010年1月，柯林頓在夏威夷東西中心（East-West Center）發表演說，高調宣布「我們回來了，我們將留下。」她明確指出美國的未來與亞太地區的未來息息相關，該地區的前途也取決於美國，而繼續維持美國在亞太地區的經濟和戰略領導地位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美國在這個區域的繼續存在也符合亞洲的利益。[v] 在2011年11月，柯林頓國務卿在《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雜誌上發表〈美國的太平洋世紀〉（America’s Pacific Century）專文，完整論述美國將戰略重心移往亞太的的主要內容，文章指出21世紀將是美國的太平洋世紀，而在今後10年裡，美國外交最重要的使命之一，就是在外交、經濟、和戰略上，大幅增加對亞太地區的投入。此一戰略重心的轉移包括六個面向：加強美國在亞洲的雙邊同盟關係，深化與中國等新興大國的工作夥伴關係，參與區域性多邊制度，拓展貿易和投資，擴大美國的軍事部署以及促進民主與人權。[vi] 隨後，2011年11月17日，美國總統歐巴馬在澳大利亞國會發表演說，清楚列出美國在亞太地區秩序建構中所追求的目標與採取的步驟，這包括：確保亞太地區的安全、維持美國在該區域的軍事部署、重新參與區域性組織、與中國建立合作性關係、以APEC為平台建立跨太平洋經濟夥伴關係（TPP）、拓展民主與人權。[vii] 簡言之，透過這些公開言論，華府高層已清楚描繪出美國對於亞太地區的戰略藍圖。 2012年1月，美國國防部發表《維持美國全球領導地位：21世紀國防的優先順序》的報告，作為新的國防戰略指導。[viii] 報告指出，當美軍由阿富汗和伊拉克戰場中撤出，美國面臨了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在變遷的地緣政治環境與改變中的財政結構下，必須仔細評估美國的國防戰略，而要維護亞太地區的和平、穩定與貿易的自由流通並保有美國在該地區的影響力，有絶大程度取決於美國的軍事優勢與部署。而從長遠看，中國崛起成為一個區域性大國將有可能以多種方式對美國的經濟與安全造成影響，而美國因應的作法則是推動「空海一體化」的戰略，並加強海上力量以應對「反介入/區域阻絶」（Anti-Acess/Area Denial）的能力。2012年6月，美國國防部長帕尼塔（L. Penetta）在新加坡香格里拉會議上公開表示，在2020年之前，美國計劃把在太平洋和大西洋的海軍部署，從目前的五比五，變成六比四。[ix] 很清楚地，美國軍事力量的移往亞太地區是再平衡政策中不可或缺的一項支柱。 回顧歐巴馬總統的第一任期，在政治上，美國政府高層透過對東亞地區的密集訪問，大幅提升美國在東亞地區的能見度。2009年2月，柯林頓初任國務卿的第一次國外訪問，就是以亞洲為出訪對象，這場「傾聽之旅」（listening tour）到訪了日本、印尼、南韓與中國等四國。柯林頓的四年國務卿任期，總共出訪112個國家，也成為美國史上出訪最多國家的國務卿，也是出訪最多亞洲國家的國務卿，2009年訪問17個亞太國家，2010年訪問20個亞太國家，2011年出訪19個亞太國家，而2012年也訪問了19個亞太國家，密集的出訪行程落實了在亞洲的「前沿部署外交」（forward-deployed diplomacy）。[x] 而前後兩任美國國防部長蓋茲（Robert Gates）和帕尼塔也多次造訪亞洲，並親自出席了每年在新加坡舉行的亞洲安全對話。除了強化傳統軍事同盟的關係之外，美國也積極展開了亞太區域內國家的安全合作與對話。 事實上，在2012年美國大選之前，美國內部即已出現一項輿論氛圍，那就是「重返亞洲」的政策，是口惠而實不至，而面對這樣的批評與質疑，在歐巴馬總統順利連任後，「亞洲再平衡」政策的推動似乎有更積極的傾向。歐巴馬在贏得2012年大選之後，旅即出訪緬甸、泰國、柬埔寨三國並出席東亞峰會，試圖展現其第二任期對東南亞區域的關注與承諾，而到2013年6月為止，歐巴馬總統任內已經到訪亞洲五次，即便是第二任期才上任的國務卿凱里（John Kerry）與國防部長哈格爾（Chuck Hagel）也已分別到訪亞洲五次，足證對亞洲地區的重視。 2013年3月11日，國家安全會議顧問多尼倫（Thomas Donilon）在亞洲協會發展演說，除了重申歐巴馬將在新任期持續推動「再平衡」戰略之外，並強調「正如我們發現美國在東亞的投入不足，我們認為在東南亞的投入尤其欠缺，我們正在糾正這種狀況。」[xi] 同年6月20日，被提名為東亞事務助卿的羅素（Daniel Russel）在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任命聽證時表示，「再平衡戰略需要進一步平衡，美國與東北亞地區的關係已經發展成熟，東南亞與太平洋地區應該得到更多關注。」[xii] 其具體成效則是在2014年4月初，美國與東協國防部長在夏威夷舉行了有史以來第一次的「美國─東協防衛論壇」（The US-ASEAN Defense Forum），如同國防部發言人對這次論壇所做的註解，「我們視東協為此區域內的核心與戰略成員，這場我們在夏威夷所主辦的非正式會議，是展現此一觀點的機會。」此外，今（2014）年4月，歐巴馬更成為近五十年來第一位訪問馬來西亞的美國總統，更與馬國總理阿都拉薩（Najib Razak）簽署了全面夥伴關係，讓雙方在經濟、安全、教育、科技等面向上有更多的合作，推進兩國關係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簡言之，除了進一步強化與日本、韓國兩個東北亞盟友的傳統關係外，歐巴馬第二任期「亞洲再平衡」戰略的重點，置於補強美國與東南亞國家的關係，使得亞洲「再平衡」戰略能在東北亞與東南亞兩個區域連成一氣。同時，美國對於盟友在相關問題上的立場也採取更為支持的態度。最明顯的例子，即是歐巴馬政府對於美日安保涵蓋爭議的釣魚台群島的態度。2014年4月，歐巴馬總統在日本首相安倍的面前公開宣示，「我們對於日本安全的條約承諾是絶對的，條約第五條涵蓋日本行政管理下的所有領土，包括尖閣群島。」此外，美國也支持日本檢討對於行使集體防衛的相關限制，期待日本在國際安全議題上，發揮更大更積極的角色。而另一個存在主權爭議的南海地區，美國也更往菲律賓的立場靠近，2014年4月28日，雙方國防部長簽署了長達十年的『美國─菲律賓提升防衛合作協議』，到訪的歐巴馬總統也向菲律賓總統親自承諾，美國支持菲國將南海領土爭議交付國際仲裁的決定，甚至更意有所指的表示，領土爭議應該和平解決，反對任何恫嚇或脅迫。在這之前，2014年2月5日，美國亞太助理國務卿羅素 在國會聽證會上，更批評中國歷來來南海問題上所堅持的「九段線」主張「既沒有當代國際法根據，又成為南海局勢不穩定的來源。」 綜上分析，歐巴馬政府的「亞洲再平衡」戰略，在其第二任期似乎有更加深化與擴大的發展，其具體目標有三，首先是要在外交上平衡中國崛起所伴隨而來的區域影響力，其次是反制將美國排除在外的東亞經濟整合，並以TPP引導東亞的經濟一體化，最後則是在軍事上持續維護美國在東亞的軍事優勢，並保有介入區域熱點的軍事能力，而總體的目標就是要在亞太地區「維持一個穩定的安全環境，加強以經濟開放、和平解決爭端、尊重普世權利和自由為基礎的地區秩序。」簡言之，將戰略重心移往亞洲，是當前美國全球戰略的重要一環，而在經濟、軍事、外交及至於社會文化上，採取「再平衡」的策略，則是其具體的外交實踐。 三、亞洲國家的反應 […]

柯承亨 前國防部副部長 長島議員與金田理事這兩篇探討日本在亞太地區新安全保障政策的論文，是近年來罕見的佳作。 兩位先生的論文中，所提到的共通問題如下： 一、日本與台灣都是海洋國家，也同樣是民主國家，有共同的價值、共同的利害關係。確保海上生命線的安全暢通，對美日以及亞太區域都是至關重要的問題。 二、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增強，綜合國力的提昇，中國開始從陸權國家走向海權國家，不僅挑戰東海、南海既有的國際海洋秩序，也以建構具海洋作戰能力的大洋海軍為目標。 三、自1996台海危機以後，中國開始強化｢反介入/拒止能力｣(A2/AD能力)，以阻止國美在亞太區域兵力的投入，隨著各種新型機艦的增多部署與反艦飛彈精確打擊能力的提昇，這種｢反介入/拒止能力｣已越來越強。 四、美國面對國內經濟的疲弱、國防預算的刪減，對國際衝突介入的有心無力，日本應如何因應？如何建構新的安保政策？ 五、今年年底『美日防衛合作指針』的修訂，如何透過與美國的協調、緊密的合作，將區域的盟國與友好國家納入？ 長島議員的論文中，非常詳細的分析解放軍海軍從西元2000年以前僅具在中國海域活動的能力，到2004年11月中國核潛艇首度在日本領海潛航；2008年10月解放軍海軍首次穿越第一島鏈，此後逐年穿越日本輕津海峽、宮古海峽、沖之鳥島海域、大隅海峽、宗谷海峽等。足見解放軍海軍在東海、太平洋間出入路線的多樣化與越來越強的大洋巡航能力。 在東海與西太平洋如此，在南海爭議海域情況也相同。解放軍趁著去年與菲律賓在黃岩島之爭佔上風後，在南海爭議海域的動作也越來越大。今年五月間中國不僅開始在南海具有爭議包括赤瓜礁在內的數個島礁填海造陸，以擴大實質控制權。大動作的在西沙群島實施海洋石油鑽探作業，在引起越南極大的反彈出動30艘老舊公務船隻出面阻止後，中國竟運用百艘漁船群體干擾戰術，使越南政府疲於應付。 中國在南海運用這種漁船干擾戰術，係以低成本進行干擾與情蒐，表面上看起來像是漁民基於民族主義衍生的自發性抗議。這將讓對手陷於兩難，如不處理將失去控制權；若用武力對付又會被國際抨擊攻擊平民，甚至使危機升級。 在今年9月2日中國中央電視台播放的新聞節目中，報導南京軍區在進行多層次防空演習的影片，竟有一些防空兵隱匿在漁船上，以便攜式防空飛彈攻擊靶機的畫面。可見未來無論在東海或南海海域如有衝突，解放軍海軍將會運用大量漁船遂行情蒐、干擾，甚至低空防空或消耗敵人彈藥等任務。 面對中國武力對海洋的擴張，長島議員認為吾等若不構築抗衡｢反介入和拒止能力｣的對抗力和抑制體制，那麼第二島鏈終將淪為中國的內海。日本、台灣、韓國、菲律賓都將被完全涵蓋在反介入和拒止的範圍。 長島議員論文中最值得吾人佩服也最值得台灣省思並以為借鏡的，是他主張日本的亞太戰略除深化日美同盟外，作為所有的前提是，需要日本獨自的努力。他認為最大的著眼點是日本應如何超越過度依賴美國而只反應（react）面對事態的被動態度，甚至應繼續活用美國的力量，積極地（proactive）形塑（shape）自國所需的國際環境。為此，他於防衛副大臣內提倡有關安全保障的｢八大改革｣。 這｢八大改革｣從民主黨執政的野田政府提出後，在重返執政的安倍政權繼續被落實，在此，我們看到日本政治家在安保政策｢只有國家，沒有黨派｣的胸懷。這｢八大改革｣中包括日本成立國安會、國防預算的增加、武器出口三原則的解禁，集體自衛權的容認行使這些都已落實，至於在今年年底要完成的『美日防衛合作指針』的重新修訂，對今後亞太安全形勢將具有深遠的影響。 金田理事的論文，一開始就從台灣位居國際海上交通樞紐，戰略地位對美、日的重要性，引申出強化美日同盟對台灣安全保障與防務的必要性。 由於曾任日本海上自衛隊艦隊司令官的優異資歷，金田將軍的論文中有更多軍事層面的分析。他認為台灣的地理位置雖具有戰略優勢，但當前執政的馬政府快速傾中，使得台灣的走向讓地域社會極為擔憂，幸而三月間的｢太陽花學運｣成為政治改革的契機。他甚至認為這使得中國與馬政權的統一政策受挫，強化台灣獨立志向的可能性日增。 金田理事的論文中，特別提到目前中國海空軍的能力，在質與量上已經超越台灣。他具體分析中國可能武力侵台的九種劇本，也點出儘管台海軍力平衡已經朝向對中國有利的方向傾斜，但中國若要侵台，仍然受到地形、天候、以及國際環境和政治的制約。中國侵台與否最大的顧慮並不是台灣的戰力而是美國的介入。 他更具體主張日美應再次共同認識台灣的｢政治價值｣與｢戰略價值｣，提昇命運共同體的意識，以阻止中國統一台灣的霸權野心。亦即日美台必須在海洋勢力共同合作，一起為阻止大陸勢力的中國向太平洋發展的海洋霸權而行動。 金田理事的論文中雖以美日台建立命運共同體為目標，但他也指出現實中由於日本對中的內荏外交，日本和台灣的關係非常曖昧。美日有強固的同盟關係，美國對台也有台灣關係法以支撐對台的防衛，惟獨台日之間的安保形成一個缺口，他因此主張台日未來應設法建立接近於日美澳般的｢實質準同盟關係｣（virtual semi-alliance）。 為此，他大膽建議，一旦台灣有事時日本應謀求與美國共同採取行動在軍事上支援台灣。美國更應表明日本的集體自衛權在必要時適用於台灣。為了尋求美日同盟在法制面對台灣的支持根據，金田理事更進一步主張在今年年底修訂的美日防衛合作指針，不將台灣排除在周邊有事之外，只要符合一定條件，台灣就成為｢行使集體自衛權的對象｣，最終目標則是日本要制訂『臺灣關係法』。 相對的，他也點出台灣在自我防衛決心與準備的不足。諸如一旦日本要同意對台行使自衛權時，台灣究竟算不算是｢國家｣？以及台日也存在釣魚台主權之爭是否會影響到日本集體自衛權的適用？ 金田理事在台灣自我防衛與安全保障也提出了具體的建言。他同時提出對台的期待，他期待台灣做為一個自由民主主義國家除要防衛自己外，還要認真提昇台灣周邊海域和海上通道的防禦能力。他尤其希望在南海議題上，台灣應明確說出與中國以歷史曖昧主張為依據的不同立場，如此，美日與國際社會都會大表歡迎，台灣藉此正式參加海上安全保障聯盟(MSA)也將成為可能。 長島議員與金田理事的論文中，對中國軍力的擴張與對國際海洋秩序的挑戰有著共同的憂慮。不論是長島議員所主張的台日兩國應有政治層級的戰略對話或是成立足以將台灣與中國都納入的亞洲版歐安組織；或是金田理事主張的在美日防衛合作新指針將集體自衛權的使用納入台灣以及日本應制訂『臺灣關係法』。兩位先生對台日兩國共有利害、有共同價值觀、秩序觀，應強化兩國安保合作以對區域作出貢獻的主張，立場相當一致，他們對台灣的支持與期許更令人感佩。 為落實長島與金田兩位先生強化台日安保合作的理念，個人以為，以下幾個方向我們必須共同努力： 一、日本政府應解除或放寬不合時宜的台日官員互訪禁令。當中國國台辦主任張志軍與台灣陸委會主委都可互訪，當中國部長級官員與省領導高層都可絡繹不絕來台時，日本政府實應解除放寬對高層官員訪台的禁令，以儘速提昇台日交流。 二、日本政府應以反恐或海上救難的名義，正式與台灣建構反恐或海上救難的對話機制與例行演練。台灣與中國自2008年12月兩岸首度直航以來，雙方至今已經進行過三次海上救難演習。今年8月7日兩岸更出動550餘人，動用船艇20餘艘與救難直昇機數艘，將演練的場域從以前的「兩門」（廈門與金門）轉移至「兩馬」（馬尾與馬祖）。日本與台灣同為海洋國家，更應強化海上救難的演練。 三、台日應正式建立情報分享與安保對話機制。日本武器出口三原則已解禁，短期內對台出售武器即使有困難，也應考慮在高科技的軍工技術或關鍵性零組件與材料上適度移轉台灣，以協助強化台灣的防衛能力。 四、在今年年底美日防衛合作指針的修訂中，應明確把台海周邊有事納入集體自衛權的行使範圍。日本政府應儘速研擬制訂臺灣關係法。 長期目標則是在亞洲成立可以將台灣與中國都納入的安保對話機制。在此之前，美日台三國應正式建構三方的情報分享與安保對話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