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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獨立建國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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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及刊物


2026-04-27

2026 白色恐怖記憶影展—校園串連

號召大學校園與社會場域自主放映白色恐怖相關影片並舉辦映後座談,透過影像、討論與行動串連,喚起社會對歷史記憶與民主價值的關注。
2020-08-23

從《台灣評論》邁向台灣共和國

2020-08-23

台灣國家安全

2020-08-23

共和國雜誌第03期

制憲的必要性 雙螯外交的戰略架構 紀念二二八 支持西藏、內蒙古、東土耳其斯坦獨立運動
2020-08-23

美國的台灣政策

會違背其民主、自由、人權的基本價值觀?
2020-08-23

台灣的主權與定位

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2020-08-23

共和國雜誌第06期

台獨聯盟世界中委會聲明 海外台灣人社團國是建言 台灣的安全保障 對台灣省地位釋憲內容的看法
2020-08-23

共和國雜誌第07期

落實新台灣人的概念 三合一選舉的省察
2020-08-23

公民投票反對中國併吞

2020-08-23

台灣‧中國 一邊一國

2020-05-08

呼籲蔡英文總統就職演說,不要使用「中華民國」一詞

【台獨聯盟聲明稿】 2020年5月8日   21年前的5月8日,民主進步黨第8屆全國黨員代表大會通過了「台灣前途決議文」。其中部分文字,因為當時的權宜之計,成為今日許多台灣人政治習語的「台灣已是獨立國家,(目前)名字叫中華民國」,以及「台灣前途由全體台灣人決定」二句話。   當時民主進步黨對於政治現實的描述與理解,在現實上是否確當,在法理上是否有據,我們暫且擱置不論。但決議文產生了正反兩極的歷史評價。一是認為決議文緩和了民主進步黨「急獨」的形象,甚至以為此舉才是幫助陳水扁前總統在2000年大選中,實現台灣的第一次政黨輪替,開啟了和平革命,艱苦地從體制內逐漸扭轉黨國獨裁的局面,走向民主化、自由化、國族認同重新凝聚的道路。二則認為此舉引發了獨派同志內部的意見分裂;部分同志進而嚴厲指責,這是民主進步黨背棄當初獨立建國理念,為求勝選而默認「中華民國體制」。   就正面角度來看「台灣前途決議文」,經過20年來的台灣意識強化之後,當前除了少數極統派外,即便是親中政黨或政治人物,亦不敢違逆「台灣前途由台灣人決定」的大纛,歷來中國國民黨的總統參選人馬英九、朱立倫,在競選時也不免要依樣念誦,以緩和自己「急統」的形象;對照當年民主進步黨為緩和「急獨」的時空背景,一個決議文各自表述,立場大相逕庭。不過,從反面來看,民主進步黨看似以「台灣前途決議文」敲開了執政的大門,卻無可避免地帶來「中華民國」體制得以在台灣的土地上苟延的副作用,導致許多台灣人混淆中華民國的「政府」與台灣的「國家」,誤以為「台灣已經獨立」、「台灣已不再需要獨立」。民主進步黨在策略性使用「事實獨立」(de facto),卻極易忽略其與「法理獨立」(de jure)的差別從而延緩了必要性的積極作為,確實是令我輩難以釋懷的隱憂。   在民主進步黨籍的蔡英文總統第一任期將屆之際,我們簡略的回顧蔡總統關於台灣主權地位的主張:2012年蔡總統首次參選時,表示「對我來說,台灣就是中華民國、中華民國就是台灣,都是主權獨立的國家。」,並強調台灣的現狀改變必須經過2300萬人同意,所以沒有所謂「不統」、「不獨」的問題。2016年,蔡總統的就職政治承諾是「維持現狀」,以「中華民國憲法」、「中華民國現行憲政體制」,與「台灣民主原則及普遍民意」為政治基礎。可以看出,過去蔡總統對於國家定位,是依循著「台灣前途決議文」的道路,未有新意。   但隨著中國的對外擴張與對台施壓滲透愈烈,蔡總統也多次表現出拒絕「一中」、捍衛台灣立場,不屈從強權的堅定姿態。當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將長期以來主導中國對台方針的「九二共識」定調為「一國二制」之後,抗拒中國併吞成為台灣最大共識。蔡總統也於2020年1月14日連任勝選後,接受BBC專訪時表示:「現實和現況是,功能上我們已經是獨立的國家,我們有自己的政府及總統選舉,這確實是說明我們擁有主權的一種方式,人民可以選出自己的領導人。實質上我們已經是一個國家」。蔡總統更表示:「我們沒有需要再次宣布自己為獨立國家,因為我們已經是獨立的國家了,我們稱自己為中華民國台灣」。雖然蔡總統在國家定位上仍未脫出「台灣前途決議文」的範疇,再次表明台灣中國互不隸屬的政治現實。但是,不論是「中華民國是台灣、台灣是中華民國」或是「中華民國台灣」等說法,語意模糊不清,對內對外都容易造成混淆,亦無法律授權基礎。我們更擔心,暫時的權宜而積非成是。   另外,在去年的9月間,吳釗燮以「台灣」外交部長投書多國媒體,主張1971年聯合國大會通過的第2758號決議,並未解決台灣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問題,也未認定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呼籲世界各國應該接納台灣加入聯合國。在國家定位上,擺脫「中華民國成立於1912年」的中國殖民史觀,回歸台灣地位未定論的基本立場;此一官方立場的轉變亦深值關注。   今日耳熟能詳的「台灣已是獨立國家,名字叫中華民國」,以及「台灣前途由全體台灣人決定」二句,其實並非「台灣前途決議文」的全貌。後者固然是決議文中主張二的部分文字,而前者則是出自決議文前言的簡化,「1992年的國會全面改選、1996年的總統直接民選、以及修憲廢省等政治改造工程,已使台灣事實上成為民主獨立國家」這一段對當時政治情勢的描述,以及決議文的說明中「台灣,固然依目前憲法稱為中華民國,但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任何有關獨立現狀的更動,都必須經由台灣全體住民以公民投票的方式決定」的對決議文主張的闡釋。本意都只是對當時政局的實然陳述,而非目標或綱領或任何法理事實的肯定;「中華民國」一詞,在決議文中總共僅出現二次,除前述引文外,另一次是:「上述社會新共識下,對外,我國不再堅持使用『中華民國』,並以各種不同名稱,廣泛參與各類官方及非官方國際組織」,亦僅是用於描述事實。可以說,「中華民國」只是「台灣前途決議文」中的前情提要,縱貫全文,決議文的核心,是主權獨立自主。   「台灣前途決議文」的主張,全文是:「第一、台灣是一主權獨立國家,任何有關獨立現狀的更動,必須經由台灣全體住民以公民投票的方式決定。第二、台灣並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片面主張的『一個中國原則』與『一國兩制』根本不適用於台灣。第三、台灣應廣泛參與國際社會,並以尋求國際承認、加入聯合國及其他國際組織為奮鬥努力的目標。第四、台灣應揚棄「一個中國」的主張,以避免國際社會的認知混淆,授予中國併吞的藉口。第五、台灣應儘速完成公民投票的法制化工程,以落實直接民權,並於必要時藉以凝聚國民共識、表達全民意志。第六、台灣朝野各界應不分黨派,在對外政策上建立共識,整合有限資源,以面對中國的打壓及野心。第七、台灣與中國應透過全方位對話,尋求深切互相了解與經貿互惠合作,建立和平架構,以期達成雙方長期的穩定與和平。」   21年後的今天,這些主張成為大多數台灣人視為理所當然的台灣共識,進而鍛造出強烈的台灣國族認同,即是蔡總統第一次就職演說時所尊崇的「台灣民主原則及普遍民意」,以及蔡總統第二任之所以高票勝選的基礎。雖然主張六、七,因中國持續提升對台灣的打壓與滲透,而未能實現,但也正因面臨中國前所未有的威脅,更有必要持續推動正名工作,強化台灣獨立的事實與法理地位,才可對抗中國的妄圖。面對國際,堅持中華民國容易造成兩個中國,世界各國(包括與台灣友好的美日等國)秉持一個中國政策,中華民國亦不能成為雙方相互承認的名稱。面對中國,以為使用「中華民國」或「中華民國台灣」就可以不激怒中國或緩和兩岸局勢,則是昧於現實、一廂情願。不論面對國際還是中國,使用「中華民國台灣」的最大迷思,在於錯把模糊當作務實。   正如我們之前一再主張,無論從國際情勢與台灣人認同的趨向來看,挾台灣政治史上最高得票之威的蔡總統,與完全執政的民主進步黨,正站在歷史的關鍵點上,具備推動改變與實現理念的能量與能力。請蔡總統勿忘「台灣前途決議文」的本心:台灣主權獨立自主。蔡總統在第一次就職演說,用了5次「中華民國」。在武漢肺炎肆虐全球,為台灣和中國更清楚劃分出心理和政治的邊界之際,我們呼籲蔡總統藉連任就職演說,樹立標誌性的起點;用不再提起「中華民國」的方式,用「台灣」為名,對全國人民與世界做出宣示:完全屬於台灣的時代,由此開始。進而在第二任內,逐步掃除中國殖民殘餘、廢棄中華民國體制,使台灣成為真正的獨立國家。
2020-04-21

41年前的「亦敵亦友」── 國民黨與台灣人合力促成「臺灣關係法」的一段歷史

蔡武雄   有關「台灣關係法」的內容條文已經有不少專家學者作過詳細的研究 — 英文的専著超過一打,中文的歷史評析也不少, 包括王景弘、 錢復、裘兆琳、李大維等人,1 筆者無意再作學術性的解析。不過,在立法過程中,卻有鮮為人知的兩股不同陣營 –國民黨民間和在美台灣人 – 的貢獻事跡,在近幾年才陸續有相關人士揭露;筆者僅就所知, 回顧這「敵對」兩陣營的個別貢獻與讀者分享 。 這就是本文想談的,在「台灣關係法」的美國國會立法過程中, 國民黨相關工商企業界的「六人小組」和帶有台獨背景色彩的「六個台美人」的故事。   一、 先從43年前的「內幕」説起   很多人知道,『台灣關係法』是41年前(1979年)美國國會立法通過並經卡特總統簽署成法,可是很少人知道這個法案早在43年前(1977年),美國國務院在新上任的卡特總統指示下就已經開始祕密起草,而且是在「絕對機密」的情況下進行;不但國會一無所知,連國務院起草人和他的直接上司幾個人以外其他的官員也都被矇在鼓裡。   那段早期秘密起草的內幕細節,是由始作俑者自己在二十年前,在台北召開的「台灣關係法二十週年」回顧與展望研討會(1998年11月7日)上首次揭露。這個始作俑者美國人的中文名字叫費浩偉 (Harvey J. Feldman).2   當年這個研討會是由楊基銓董事長的「國際文化基金會」主辦,拜託我從美國邀請幾位專家學者參加討論;我就找舊識費浩偉大使和白樂崎大使 (Nat Bellocchi) 專程赴會。台北方面除邀到李鴻禧、黃昭堂、邱垂亮和施正鋒諸教授之外,也特別請來四十年前曾經在美國國會的『台灣關係法』聽證會上作證,有過卓越表現的兩位台灣人敎授 (彭明敏和張旭成) 一齊參加 ; 最後一場綜合討論由我代表「台灣國際關係中心」主持,整個研討會紀錄由楊基銓和施正鋒編輯,於1999年由前衛出版社在台北出版。3   研討會中,費浩偉回憶道出,卡特總統1977年1月上任後就急着要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企圖玩「中國牌」以對抗蘇聯,於是於當年八月派了國務卿范鍚(Cyrus Vance) 赴中國和鄧小平討論美中關係「正常化」事宜。范錫從北京回美後,九月費浩偉大使就從保加利亞被召回美國,被任命為國務院中華民國科科長,在他的直屬上司亜太事務助理國務卿郝布魯克 (Richard Holbrooke) 指示下, 開始秘密起草如何維持美台斷交後的關係法案。因為事態緊急,郝布魯克還特別叮嚀費浩偉在六個星期之內要完成任務提出草案,並且不可讓其他任何人知道,也不准他與任何人商討! ( “I was neither to consult nor to inform anyone, and was to pres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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