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及刊物

司徒文（William A. Stanton） 國立清華大學亞洲政策中心主任 先說在前頭 首先，請讓我強調以下幾點。雖然我是國立清華大學主管全球事務的現任副校長，同時擔任該校亞洲政策中心主任，但是以下內容僅代表我個人觀點，並非以校方代表的身份發言。另外，我早在三年前就已經從美國政府單位退休，絕無可能再以任何形式代替美國政府發言，這個事實我想應該就更不用特別聲明了。 主辦單位要我主講的題目「美國與習近平政權的新關係」—無疑是個廣泛又複雜的課題。習近平是在2012年11月12日就任中國共產黨總書記一職，隨後在2013年3月14日接任中國國家主席；換句話說，習近平預估為期十年的任期目前也才不過進入第三年而已。不過習近平一方面採取更具挑釁的外交政策，另一方面對內採取高壓統治的基調已經十分明確，綜合政經因素的考量後，呈現在他眼前的道路將越來越難走。因此在探討美國相關政策時，中國內部究竟會發生哪些事情，仍舊是個無法預知的變數。 在我撰寫本文的這個時間點上，要評估美國政策可以說是難上加難，因為此時此刻距離習近平按照原定計畫在9月前往華盛頓的訪問行程還有一段時間落差。習近平預估會選在9月15日聯合國大會（General Assembly）召開的前幾天出訪美國，這也就表示當我在9月19日發表這篇論文的時候，外在環境可能已經產生變化也說不定—雖然我個人認為可能性不大。如同許多評論早已指出，在美、中兩國即將召開高峰會之際，雙方應該都會小心翼翼地讓習近平這趟美國行，至少要在表面上看起來圓滿成功。 無論如何，當兩國元首在華盛頓碰面時，歐巴馬總統的任期距離2016年11月8日要舉行的美國總統大選僅剩一年多的時間，距離2017年1月20日總統交接典禮也只剩下16個月而已，預料即將入主白宮的新政府勢必大幅調整美國的對中政策，尤其是目前在兩黨居領先地位的候選人希拉蕊（Hilary Clinton）和川普（Donald Trump）兩人均已釋出，將對中國採取更強硬政策的訊息，川普的態度甚至比希拉蕊還有過之而無不及。 另外也不得不提，美國對中政策的其中一個關鍵因素就是台灣。台灣即將在2016年1月16日舉行下一屆總統與立委選舉，選舉結果就算不是立即地，也必然會在接下來幾年對兩岸關係造成重大改變，特別是假設選戰最終並不是北京所樂見的結果的話。而目前看起來，這是很有可能發生的狀況。 儘管有這些顯而易見、不證自明的多重變數會影響美國的政策，但我認為美國的對中政策自1972年尼克森總統打開中國大門之後，就維持相當高度的一致性，只是就長期來看，具有高度一致性的政策，並不代表長期以來都是正確的政策，而且也不見得真能符合美國自身的利益。 事實上，做為評估美國當前政策成效與展望未來的基礎，我認為有必要先認識到美國的政策經常是錯誤，以致無法達成預期目標的原因。且讓我們先看看這些問題的成因。 經不起檢驗的地緣戰略觀 首先要說明的是，美國對中國的戰略觀點長期以來都非常短視。以杜魯門總統和時任國務卿的艾奇遜（Dean Acheson）為例，他們為了不讓中國與蘇聯站在同一陣線，幾乎打算要拋棄台灣、奉送給中華人民共和國，直到在1950年遭逢兩次重擊才打消此想法：一是中蘇兩國簽訂共同防禦條約，以及北韓入侵南韓——現在我們已經知道那根本是史達林和毛澤東默許之下造成的。 接下來還有尼克森和季辛吉兩人。他們可說是最熱烈奉行「改善美、中關係用反制蘇聯軍事力量與威脅」，這種地緣戰略觀的兩個人。這個戰略假設持續廣泛地左右美國對中政策的基本方針，直到1989年11月柏林圍牆倒塌，甚至是蘇聯在1991年12月解體才告一段落。 尼克森和季辛吉兩人，前者實際上並不了解中國，後者起碼在最剛開始的時候，對中國更是一無所知，把時間軸拉長後就可以發現他們兩人的戰略假設根本錯誤。簽訂《上海公報》的時候，赤貧又欠缺軍事力量的中國基於自身地緣戰略的考量，本來就會試圖制衡蘇聯規模龐大又佔盡優勢的軍事力量，當《上海公報》在1972年2月28日簽訂的那一刻起，中國就此找到一個能夠對抗蘇聯的現成槓桿力量，反而導致中、蘇兩國得以開始改善雙邊關係的後果。 出乎美國大戰略規劃意料之外，中華人民共和國現在是俄羅斯在世界上最緊密的實質伙伴。雖然中、俄兩國在歷史上是衝突不斷的世仇，彼此抱持互不信任的對抗意志，但是普亭和習近平目前卻是世上合作最密切的兩個國家元首，專制獨裁的統治風格和共同利益讓兩人順利結盟，比方說聯合國安理會（Security Council）十三個會員國在2014年3月16日要投票表決，是否以決議案的形式，「譴責俄羅斯在克里米亞（Crimea）操弄公投決定是否要加入俄羅斯的行為，並逕行宣告這次公投不具有法律效力」。結果中國投出棄權票，俄羅斯則是否決了這項決議案。該年5月，俄羅斯併吞克里米亞並引起西方國家對俄羅斯施以經濟制裁之際，習近平卻和普亭達成自俄羅斯進口天然氣的協議，交易總值高達4,000億美元。 對照於中國至今仍不斷重複必須尊重其他國家「領土完整與主權獨立」此一神聖不可侵犯的原則，這次選擇在克里米亞議題上棄權的舉動令人萬分驚訝。中國充其量採取一種無所謂的立場，坐視俄羅斯併吞克里米亞及後續對東烏克蘭分離主義份子的援助，這顯然有違中國奉為圭臬的神聖原則，從後來網路披露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宣部下令嚴格審查本地媒體報導相關新聞的舉動，不難發現當中矛盾之處也讓中國政府感到頗為棘手。根據中國數字時代（China Digital Times）在2015年7月21日的報導，中宣部所下的審查指示如下：「所有媒體必須克制對克里米亞公投一事進行炒作渲染，報導時不可提及有關中國臺灣，西藏或者新疆問題…」。 在此同時，中、俄兩國軍事合作持續擴展，也不再只侷限於俄國單方面的軍售，這是另一個值得觀察的重點。2014年11月，俄羅斯國防部部長紹伊古（Sergei Shoigu）出訪北京時曾說過，中、俄兩國「都相當關切美國試圖在亞太地區強化軍事與政治影響力的舉動」，並表示將提升兩國軍事合作的層級，「以便達成雙方共同塑造區域集體安全機制的主要目標。」 今年（2015）年5月，中、俄兩國選在地中海舉行一場海上聯合軍事演習；接著在8月，兩國宣告將舉行「有史以來（中、俄兩國在2011年開始首次聯合軍事演習）規模最大的太平洋軍事演習」。根據美國海軍研究協會新聞（USNI News）在7月17日的報導，總計有20艘分佈在日本海與俄羅斯近海的艦艇會共同參與這場演習，演練區域距離日本只差250英里而已。俄羅斯通訊塔斯社（TASS）引述太平洋艦隊發言人馬托夫（Roman Martov）的話指出，「這是首次在俄羅斯濱海地區普里莫爾斯基（Primorsky）進行的兩棲突擊聯合作戰演習，艦載戰鬥機（carrier-based aircraft）也將共同參與演練。」 對於美國傳統建立在改善美、中關係上的地緣戰略觀而言，中、俄兩國日益強化的軍事合作不啻是一記諷刺意味十足的大巴掌。諷刺的是，美、中關係大幅改善的過程，居然發生在一般咸認為反共立場最堅定的總統——雷根總統任期內，這一點更是令人感到難堪。雷根政府在1984年6月12日同意讓中國公開向美國進行軍事採購，之後包括搭載在中國殲八戰機上的電戰系統、直升機大廠賽考斯基（Sikorsky）所生產的運輸機等都曾名列在軍購清單上，雷根政府甚至在1985年同意協助中國改良所屬軍艦以對抗軍容日盛的蘇聯海軍，1989年1月還更進一步同意出售四枚當時最新款的MK-46型反潛魚雷給中國，直至五個月後爆發天安門事件才使得所有軍售計畫嘎然而止。 現在美國一樣用地緣戰略觀看待對中國和對俄的關係，只是看法已經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2012年8月21日莫瑞（Robert W. Merry）在《國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雜誌的一篇文章主張，「如果中國代表美國最大的戰略威脅，那麼和俄羅斯維持緊密關係就會成為最勢在必行的戰略佈局。現在該是美國放下對俄羅斯獨裁政體有所不滿的時刻；做為一個區域強權，俄羅斯對於區域利益的主張當然有其正當性，美國應該要認清楚這一點並借力使力，謀求與俄羅斯建立穩固且互利的關係，如果有必要的話，對日後美國和中國發生的任何衝突僵局都會帶來幫助。」雖然美國的地緣戰略觀已經翻轉了，但是仍舊無法迴避一個根本問題：有可能只在戰略利益的考量下，和欠缺共同價值觀的對手建立可長可久的穩定關係嗎？ 難以舉證合作關係所產生的具體政策成效 時至今日，尼克森和季辛吉當年想要改善美、中關係的第二個理由，從理論上來看的確相當合理。也就是說，考量到中國的國家規模、綜合國力以及身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等相關因素後，美國如果想要在全世界解決區域或全球性的問題，就必須要取得中國的合作。然而在實際上，從美國的角度回顧過去是否有過任何具體的正面效應，就會發現這樣的合作關係大部分只是一場空而已。最簡單的例子，莫過於尼克森和季辛吉兩人原本都期待對中國採取開放政策後可以獲得立即的正面回應，讓中國不再從政治與軍事兩方面插手干預越戰，這樣美國就能在最短時間內用比較和平的方式解決這場軍事衝突，結果這個期待當然淪為一場空。 北韓是另一個被用來說嘴的例子。打從2003年8月敲鑼打鼓召開第一回合的談判開始，直到2007年8月完成最後一輪談判為止，華盛頓方面不斷讚揚要不是中國的合作與支持，就不可能順利達成六方會談的成果。然而，回過頭來仔細分析就會發現，會談結果其實並未制止北韓的核武計畫，中國也一路干擾聯合國試圖逼使平壤撤除核武的各項決議案與制裁行動。況且，導致美國自始至終在這個議題一事無成的一項關鍵因素，正是因為中國從未嚴格執行聯合國所決議試圖迫使北韓讓步的制裁行動。好比說，金氏政權用來鞏固統治地位的奢侈品，一直源源不絕地流進北韓。無論北京對平壤不服從其領導的態度有多感冒，北京始終希望北韓能夠支撐下去扮演好緩衝腳色，好繼續維持朝鮮半島的分裂狀態。 伊朗是另一個類似的情況。雖然我個人非常支持伊朗與美國在7月14日透過中國、俄羅斯、德國、英國和法國的斡旋達成核子協議，然而令人不明白的是，歐巴馬總統何以要對北京居中斡旋的角色特別向習近平表達感謝之意。根據媒體在雙方協商過程中的報導指出，整體而言，在談判過程中俄羅斯和中國大致上一直維持對抗美國和其他三個歐洲伙伴國家的聯合陣線，情況和大多數時候要在聯合國安理會討論決議案的過程如出一轍。更讓人不解的是，明知讓伊朗撤除核武計畫，無論是對中國或其他擔憂伊斯蘭極端主義的國家，同樣有利的一件事，為什麼要特別感謝中國呢？ 更何況，多年來一直有證據顯示，中華人民共和國本身就是推動伊朗核武發展的重要角色。相同情況也發生在巴基斯坦和北韓，這也是讚揚中國處理核武議題，最讓人感到反諷的地方。科特里（Orde F. Kittrie）在7月13日於《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雜誌上為文指出，「鮮少有人關注長期以來協助伊朗發展核武的主要供應者；根據美國聯邦政府與州政府檢察官的說法，來自於中國人的私下交易，顯然替伊朗帶來數量龐大的核武原料，即使在國際社會聯合制裁伊朗的高峰期，據傳中國政府在查緝這類私下交易的表現上依舊顯得意興闌珊。」 這些當然都不算是新聞。賈維（John Garver）早在2011年冬季號《華盛頓季刊》（Washington Quarterly）裡，即提出了一個問題：「中國正在伊朗大玩兩手策略嗎？」（Is China Playing a Dual Game in Iran?）他的結論是肯定的。賈維指出，中國一方面為了追求發展，大致上會和美國在伊朗核武問題上維持一定的戰略合作，但是另一方面卻又覬覦伊朗的原油和天然氣，而且中國早在2010年就已經成為伊朗能源產業最主要的外來投資者了。 […]

William A. Stanton, Ph.D. Director, Center for Asia Policy,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ABSTRACT U.S. policy toward China has been consistently short-sighted. The geostrategic argument for relations with China as leverage against Moscow collapsed with the Soviet Union, and today China and Russia are close strategic partners. Concrete U.S. policy benefits of cooperation […]

高英茂 前外交部次長 本場研討會將聚焦在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戰略互動與競合，及其對台灣議題衝擊的意涵。當前，毫無疑問，美中兩強是全世界最大的巨強。美中兩強的互動抗衡，不僅會牽動全世界的和平與安全，更會對台灣的安全及未來帶來極其關鍵性的衝擊。 美中戰略關係的重要性 自從二十世紀中期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已成為全球最大最強的經濟及軍事「霸主」，並建立了在美國主導下的國際安全體系。近二十年來，中國在「後鄧小平時代」領導的新策略下，急速發展其經濟及軍事實力。今天中國已超越日、德、俄等國，躍升為世界第二經濟及軍事強國，並充分展現了挑戰世界首霸美國的決心，企圖改變半世紀以來美國所主導的國際戰略架構，公開要求與美國平齊平坐，建立「新的大國關係」（New Big Powers Relationship）。 雖然，理論上及外交上，美中兩強均公開強調要建立「戰略夥伴」（Strategic Partnership）關係，以維護世界和平與合作。可是，現實的發展，並非那麼單純。兩強的戰略互動卻是極為錯綜複雜，甚至於詭異多端，令人難解。 近年來，美國開始推出「重返亞洲」（Pivot to Asia）及「實力重整」（Power Rebalance）的新戰略，並同時提昇美日同盟的安全合作關係，加強美澳紐同盟合作機制，甚至於積極強化美國與東南亞及南亞的安全及經濟合作。 崛起的中國也開始放棄多年來「韜光養晦」的低調策略，公開高調闊談「中國夢」的歷史使命，除了軍事安全上強化以「上海合作組織」（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為基礎的政軍合作關係外，更以具體行動推出「一帶一路」（One Belt And One Road）大計畫，並創辦「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的大策略，企圖有系統地延伸中國的影響力，直入歐洲及非洲的心臟地帶。 美中戰略競合還存有另一個極為敏感根本的問題：如何整合平衡國家主流核心「價值」與變化多端的戰略「利益」。對美國而言，如何將美國建國以來最核心的民主、人權價值，注入到外交政策的設計，以避免大政方針陷入（多元民主社會）追求實利的迷宮。對中國而言，問題可能比較簡單。北京基本上還是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一黨專制政權，應該可專心追求附有歷史使命的「中國夢」以及強大崛起中國在「新大國關係」下應有的國際領導地位。 上列重大美中戰略互動問題，當然極為錯綜複雜。但是我們必須在這一場的研討中，分清事實與假象，找出明確的解釋及答案。 美中戰略互動對台灣安全的衝擊 從歷史角度看，台灣的國際「地位」及政治型態彰顯了極為戲劇性的變化，有多達六次之多外來殖民政權的入侵及統治。二次大戰結束後，中華民國對台灣的「接收」及中國國民黨的專制統治，本質上也是國際政治—特別是在美中戰略互動下─的政治產物。 台灣當前的國際處境及國際地位，理論上及外交上，可說建立在美中「三公報」及美國國內「台灣關係法」（Taiwan Relations Act , TRA）之上。但其現實情況，卻至為複雜難解。各造在不同情況下，仍有各自不同的表述及立場。華府雖依「台灣關係法」堅持美國對台灣安全與和平的關切及承諾；但也同時強調其「建設性模糊」（constructive ambiguity），對台灣可能的終極未來選擇，不願表示態度。 相對地，中方卻強烈堅持「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甚至於在2005年，正式通過「反分裂法」，授權人民解放軍在必要時可使用武力完成統一的使命。顯然，台灣國際地位已不幸淪為兩強戰略競合的「棋子」。國際社會所主張的主流「核心價值」—台灣人民應該享有的基本政治人權及自決的權利—顯然未能獲得應有的尊重及堅持。 今天，百分之八十以上絕對多數的台灣人民均持有「台灣人」，而不是「中國人」的自我公民意識認同。他們最期待者當然是台灣的國際地位能早日「正常化」，使二千三百萬台灣人民能獲得有尊嚴與自由的安全與和平。因此，當前台灣面臨最大的挑戰，就在如何爭取世界民主社會，特別是美國，更大的道義支持及安全保護，以抵擋不斷來自中國的政治及安全威脅。 在這場討論會上，我們榮幸邀請到兩位國際級的博士專家，為我們分析上列有關美中戰略互動以及台灣面臨的困境及挑戰。論文的報告人是William A. Stanton (司徒文)博士。他積有三十八年之久的美國外交工作經驗，在退休之前還受派到台北坐鎮美國在台協會（AIT）。因此，美中台所面臨的大小問題，可說是他每天必面對處理的「家常便飯」。 我們的評論人是Parris Chang（張旭成）。他曾是賓州大學有名政治及國際關係教授。從學界退休後，他回國從政服務，擔任民進黨執政時期國安會副秘書長重職。 今天，我們這一場研討，至為幸運邀請到兩位國際級專家為我們深入破解美中台三角戰略互動的謎底，並分享他們的政治智慧，讓大家共同努力，尋找有效對策，維護亞太區域的和平與繁榮，以及我們台灣的安全與尊嚴。

櫻井良子 日本國家基本問題研究所理事長 本日獲邀來此，我由衷感謝主辦者台灣安保協會羅福全會長以及現場的各位。對於認為台灣是日本重要夥伴的我來說，非常榮幸有這個機會能在此發表基調演講。 我目前主導「國家基本問題研究所（國基研）」這個智庫。國基研在2008年2月創設後不久，我們一行人曾經拜訪台北，與李登輝總統閣下等諸多先進見面，針對台日雙方的未來進行許多有意義的意見交換。國基研之所以選擇台灣作為首次出訪的地點，其理由除了出於台灣對日本極為重要的國家戰略考量，同時也因為日本和台灣彼此間或許是世上最溫馨且最相互契合的交流。 2011年3月18日，我受邀參加「世界台灣人大會」，再次有機會拜訪台灣。3月11日，據傳是千年難見的規模9.0地震、海嘯以及核電事故接連襲擊東日本。在這個大混亂中，我縮短預定行程，於震災後一個星期拜訪台北。在那期間，無論是街角的商店或是電視上，舉目所及都是台灣各界呼籲援助日本的身影。身為日本人的我真不知有多麼感謝，也不知被鼓舞並增添多少的勇氣呢！ 2300萬台灣人的親切幫助，日本人即使到今天也沒有忘記。每當回想那個時候，內心就會充滿對台灣人民的深深感謝。在此，我再次以一個日本人從內心敬致謝忱。 目前日本與台灣都面臨歷史的重大變化。在對外關係上避免軍事干預而傾向重視內政的美國，和以力量為背景持續膨脹擴張的中國，這兩國之間關係的變化，對日本和台灣都造成不可估量的顯著影響。對於中國伴隨著經濟、軍事擴張的崛起，以及美國如何面對中國、如何因應亞太情勢變動，我們國基研一直都特別重視。 國基研質疑戰後日本所採取依賴美國而在憲法、法律和物理上嚴格制約自己軍事力的安全保障政策。我們是以重建日本作為普通民主國家而為此必須修改憲法的大目標出發。這個問題意識必然會和如何調整與美國的關係，以及與中國建立何種關係的課題相關。 特別是必須密切注意並仔細觀察與我們價值觀根本不同的中國意圖。在這個意義上，國基研極其自然地以中國研究做為最初的研究項目。附帶一提的是，國基研的研究成果已彙整為《對中戰略研究報告》一書，已於2012年2月出版。 透過這個研究，我再次感受到：中國在採取柔軟戰術的同時，但其在長期戰略方面也毫不模糊，對於既定戰略目標，即使需要很長的一段時間，也一定要達成。從1949年成立至100年後的2049年間，中國人想要努力達成的是確立超越美國成為霸權國家的地位，而目前這方面的研究正方興未艾。在民主國家，由於當時政權和輿論而改變國家長期目標的事並不少見，然而跨越100年的長期戰略幾乎是無法想像的。但在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體制下，這種情況是完全不同的，我認為此點是民主國家絕對要切記的。 我聽過一個顯示中國共產黨想法的軼聞。1995年8月，中國進行核子試爆，日本政府對此提出抗議。被日本外務省召見的中國駐日大使徐敦信反駁說：「中國遭受過列強的侵略，但其中造成最大損害的是日本。自己的國家如果衰弱就會被欺負，這是中國人民從苦難的歷史學到的教訓」。 毛澤東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以來，無論是在造成大飢荒的大躍進時代，或是在文化大革命時代，中國共產黨一貫沒有放鬆的就是增強軍事實力，因為「富國強兵」就是它們的目的。當軍事力量增強，就會反映到外交力量，強大的外交力量就能使國家富庶，擁有這種思想邏輯的國家就是中國。相反地，防衛方面僅以輕型武裝而持續發展為經濟大國，沒有其他國家目標的國家，就是戰後迄今為止的日本。 中國已經在南海的七個島嶼填海造陸。2015年5月，美國國防部公開的一段影像，給世界造成極大的衝擊。面對國際社會的反彈，同年6月30日，中國宣布在南海的填海造陸已經完成，填海造陸工作也將結束。 然而，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營運的網站「亞洲海洋透明度倡議」，卻於9月8日公開中國仍持續在數個島礁，填海造陸的影像。 對於美方的指控，中國外交部副新聞主任康磊承認此一事實，但反駁說，「南沙的主權是中國的。這是透過合法管道所採取的完全正當措施」。 與加速在南海填海造陸的同一時期，在日本眼前的東海海域，中國也在中間線附近進行油氣田開發。儘管日中兩國在2008年已同意共同開發，但2014年以來，中國方面逕自以天然氣鑽探為由加緊建設海上平台，且到2015年8月底已完成12座新的海上平台。 與之前建成的平台合計已達16座，而且每座都隨時可以轉移為軍事使用。如果在這些海上平台裝設雷達，就有可能收集到沖繩、西南諸島的美日軍事資訊，這原本是從中國大陸沿岸為起點做不到的事。我們必須考慮的是，海上平台很容易就能改為無人機基地，這種情況就會威脅到日本。如果在這些海上平台上裝設水下聲納，也能掌握日美潛艇的動向。 雖然日本政府曾多次提出抗議，但中國正如在南海填海造陸的做法一般，在東海擴張部署的行動並沒有停止的跡象。儘管美國抗議、日本抗議、東南亞各國抗議，中國仍朝著原本預定地達成目標前進。如稍後所述，中國這種自以為是的侵略性行為，是由於歐巴馬總統不想再繼續擔任世界警察而採取消極性態度所導致。面對中國的威脅，在與其保持對話的同時，任何一個國家都應發展軍事力量，預防萬一發生問題的時候到來，這是理所當然的事。 我剛才提到日本滿足於做為輕型武裝的經濟大國，除此之外沒有其他的國家目標。但由於中國在日本眼前日益加深的蠻橫行為，使得這樣的概念也多少有所變化。在自民黨安倍政府的推動下，日本終於開始稍稍試圖改變。那就是和平安全法制的整備。 2014年7月1日，安倍晉三首相以內閣決議容許集體自衛權的部分行使。世界上所有國家都依聯合國憲章規定而擁有的集體自衛權，然而日本卻一直自我限縮該項權利。但現在第一次（雖然還是有所限制）決定要部分行使這項權利。在日本國內，認為如此一來日本將會被捲入戰爭而反對的聲音相當高漲。雖然存在這類誇大的批評，但日本政府的決定實際上只會發生非常微小的變化。這是因為日本行使集體自衛權只限於非常有限的範圍之內。 然而新安保體制的整備，在表面上是很小的變化，但本質上會產生相當大的轉變。這意味著戰後日本迄今仍存在著一味地讓美軍防衛的想法，將首次自覺到日本將為履行應負的責任而開始採取積極行動。 即便如此，日本的安全保障體制還是受到相當的限制。軍事行動受到憲法第9條和自衛隊法的嚴格限制。與其說日本透過新和平安全體制能做什麼，毋寧討論根據現行法律下什麼不能做，此點應有助於日本認識到這種異常的當前形勢認。日本國防體制不足的地方如下。 首先，正常國家的軍隊是按照軍法而行動，但日本的自衛隊是按照警察法而行動。同時，由於日本強調專守防衛，因此任何攻擊性的行動都將被嚴格限制。 以太平洋戰爭戰敗為契機，在日本建立將軍事力完全排除的體制，戰後以來自衛隊的一舉一動都受到嚴格監控的關注。由於人們對軍事反感的結果，多年來自衛隊一直受到冷落。在普通國家的大學裡，安全保障方面的研究都很自然地進行，但在日本卻都沒有研究戰爭、軍史、戰略的學科。號稱最高學府的東京大學，直到最近都還不鼓勵任何軍事研究。日本自戰後以來，對於安全保障方面認真思考、研究和對應的研究環境可說是，付之闕如。 在這種情況下，日本不可能有萬全的安全保障體制。正常的國家會針對和平時期、準平時和緊急狀況，為保衛國民的生命、國土和領海做準備。這是政府的責任。然而，在越來越僅將國防當做觀念性抽象概念的日本，根本沒有隨時能應對各種平時和緊急狀況之間廣泛範圍危機的周全準備。 填補這樣的安全保障漏洞，是此次和平安全立法的意義。在平時和緊急狀況之間所謂灰色地帶的情況下，目前的日本，也就是新法制成立前的日本是如何對應的呢？我們舉實例為大家介紹。 若不是組織性、計畫性的攻擊，自衛隊是不准有軍事性的回應。如果出現日本被攻擊的情況，日本政府就召開內閣會議，通過允許自衛隊採取軍事行動，並下達「防衛出動」的指令。大家都知道，這樣的方式在緊急事態發生時絕對來不及。試想一旦發生大量中國漁船衝至尖閣群島（釣魚台列嶼）的情況。如果漁船人員沒帶武器悄悄地登陸，自衛隊就不能出手。雖然日本海上保安廳可以加以取締，但如果海上保安廳無法阻止中國人民登陸而苦鬥時，自衛隊還是只能眼睜睜看著而不能採取行動。 自衛隊能處理的是對方顯然是事先組織性、計劃性的武裝攻擊的時候。如果是漁船“偶然”大舉入侵的情況，自衛隊完全不能出手。這樣要防守日本根本是不可能的。在這次的和平安全立法下，日本政府可以迅速發布命令，讓自衛隊替代海上保安廳展開海上警備行動。同時，到目前為止閣僚聚集在首相官邸做成閣議的方式，也改為得以透過電話進行內閣會議。但是，這種程度的修正是否充分？ 我們以實際發生在鹿兒島縣下甑島的事件為例來說明。 1997年2月3日，20名中國偷渡者登上該島，當地居民立即向警方報案，雖然連青年團和消防隊也出動搜查，卻還是讓中國人逃脫。經過了一夜後的4日，該島分屯基地所屬30名航空自衛隊人員也加入搜索，但他們不被許可攜帶任何武器。同時，由於自衛隊員不是進行搜索偷渡者的任務，所以是以野外訓練為名參加搜尋行動。 基於自衛隊法第81條，自衛隊因治安問題而出動時，必須有內閣總理大臣的命令或地方知事的請求。同時，自衛動出動也限定於「治安維持上的重大事態」、「不得不」的情況。為了達到認證標準需要相當的時間。因此，自衛隊不得已用野外訓練的名義協助進行搜索，最後終將中國偷渡者全數拘捕。但媒體一直批評自衛隊的行動缺乏法律依據。 然而，如果偷渡者是有武裝的特務人員的情況下，由警察和消防隊進行搜索和拘捕的任務就太過危險。所幸自衛隊員最終順利完成任務，但縱然說是野外訓練的名義，他們卻是手無寸鐵地徒手被派赴前往。如何保護他們的安全？非武裝被派去是否可以完成任務？這些仍留有疑問。 1999年3月24日，能登半島東方外海的日本領海內，出現兩艘北韓間諜船的事件也很嚴重。日本海上保安廳雖然立即追跡，但這兩艘船以高速逃離。日本政府戰後首次以自衛隊法第82條發布海上警備行動，命令自衛隊的驅逐艦以及巡邏機P3C進行追跡。然而，即使對自衛隊發布海上警備行動，但只要沒有遭受攻擊，自衛隊就不允許出手反擊。結果只能一味地進行追跡，最後兩艘北韓間諜船都逃回北韓的清津。 曾經有許多日本人被北韓間諜船綁架。雖然當時可能有日本人被關押在船上，但依目前的法律並不能阻止他們的入侵。 中國潛艇不斷侵入日本領海。2004年11月10日，中國的漢級核潛艇侵入沖繩縣石垣島和多良間島之間的日本領海。小泉純一郎首相發出戰後第二次海上警備行為的命令。雖然自衛隊從空中和海上追跡，並將浮拋聲吶投入海中，同時不斷警告要求其浮上海面，但中國潛艇還是置之不理而逃離。自衛隊雖然努力追踪，但他們一次也沒有浮上海面，最後揚長而去，逃回山東青島的港口。 如果是發生在其他國家，都曾有使用武力加以緝捕或是擊沉的案例。然而日本不能攻擊只能一味地追跡。研究過日本憲法和自衛隊法的國家（包括中國和北韓），就知道自衛隊束縛手腳不能行使武力，因此可以放膽一再侵入日本領域。即使被追得走投無路，他們也知道自己不會被自衛隊攻擊，反而可以先攻擊自衛隊。 無論是要保護國民，還是為了保護海洋，自衛隊員不讓自己處於危險狀況而達成任務，這不是日本安全保障的原則。在日益膨脹的中國威脅之前，現行法律強行要求自衛隊員自己將身體面對危險，這是不正常的。 面對中國的軍事威脅，日本一國之力是不足的，因此必須靠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發揮機能，但自衛隊的特殊情況卻對此造成干擾。 1994年3月，在防衛廳舉行有關朝鮮半島緊急事態的日美政軍會議。美軍方面有參謀長聯席會議、太平洋軍事司令部、在日美軍司令部，日方則有總理府內局和聯合幕僚會議參加。 會議主題是針對朝鮮半島的緊張局勢，當時北韓金正日総書記退出國際核能機構（IAEA），並挑釁說：「要讓首爾變成火海」。美軍要求自衛隊進行後方支援，並提交一份詳細的時間序列部署計劃。他們的計劃非常詳細。哪個軍隊從哪個基地，何時進發，何時到達哪個海港或機場，用什麼方式抵達日本或朝鮮半島等等，計劃都有詳細的說明。如果有日本的後方支援，這個部隊就能轉換為作戰部隊，因此情況就能儘早一刻解決，美軍非常熱心地解說。但在那個時候，日本還沒有設定後方支援的法律，所以不得不加以拒絕。 前聯合參謀委員會主席西本哲也說，美方認為，「這就是日本的防衛，為什麼不行？」而激烈地質問，此事印象鮮明彷彿昨日，這樣的事情讓他認識到日美同盟無法維持。 當朝鮮半島發生異變時，日本應該怎樣對應呢？如果朝鮮半島的緊急情況無法處理，對日本也分將帶來危險。為避免危險，與美軍共同迅速平息局勢是很重要的。但日本在只有朝鮮半島緊急情況時不能參與戰爭。然而，對美國提供貨品、勞務等後勤支援是可能的。但目前的法律，連後勤支援都只允許在日本領域，碰到任何情況，就必須撤回到日本領域。 此次的安全保障體制修改，為的就是在這種時候，日本也可允許在現場作業時，日美合作將更加順暢。但這種情況下還是禁止提供武器給美軍。 此外，對自衛隊設置不切實際的規則限制，也造成對日本的國際貢獻也蒙上陰影。例如參與聯合國維和行動（PKO）時，嚴格限制自衛隊武器的使用，結果變成是必須靠外國軍隊保護。自衛隊在柬埔寨維和行動時，是由法國軍隊保護，而派到伊拉克時初期由英軍、接著由荷蘭、最後再由英軍保護。此時，倘若警戒保護自衛隊的外國部隊遭受攻擊時，自衛隊不被允許與保護他們的友軍共同作戰。老實說，除了逃離現場別無他法。如此卑劣懦弱的強制法規，不僅是自衛隊員，身為日本人打從心裡都是無法接受的。 藉由此次新安保法制的立法，針對此點進行修改。今後當共同行動的部隊遭受攻擊時，自衛隊亦能參與戰鬥保護彼等。對共同行動的國際社會他國而言這是理所當然之事，即便是有所限制，日本終於也能有所作為。 在海外，限制自衛隊員不能保護其他人的愚蠢規定，不僅是他國軍隊，連非軍事平民也有適用。 目前在南蘇丹約有350人的自衛隊員，營地與聯合國事務所緊密相鄰，一邊密切連繫，一邊從事PKO行動。若行動中遭受攻擊，自衛隊員可以自我保護。但是鄰接的聯合國事務所毫無自衛能力，一旦彼等遭受攻擊時，聯合國工作人員或NGO工作人員，理所當然地認為隔鄰的自衛隊應該會提供保護。然而，即便是聯合國正式的救援請求，自衛隊也不能提供保護援助，即使他們之中有日本國民也是如此。 難民救助雖然是國際社會的重大責任義務，然而自衛隊並無法從事該項任務。不單只是難民、日本大使館員或國民，即便遭受攻擊都無法進行救助。 自衛隊員要對難民見死不救，危機發生時只能轉身而去，這些事沒有任何一個日本人會認為這是對的。然而，日本的法規卻迫使自衛隊做出如此卑劣懦弱的舉措。和平安全法制成立之前，自衛隊該如何應對如此不名譽的恥辱？ 前防衛大臣小野寺五典曾舉出平成14年（2004）的實例。在東帝汶，來自當地日本國民的救援請求時，自衛隊員以個人負責即視察名義趕赴現場。倘若武裝團攻擊的最壞事態發生時，必須事先有可能遭受攻擊的覺悟前往現場。同時，自衛隊即使遭受攻擊也不允許反擊，此行動的基本可說是以犧牲自衛隊員生命為前提。 目前以現行法犧牲自我為前提的行動中，不能排除無視自衛隊員意願的可能性。但即使是救助難民或本國人，在要求自衛隊員自我犧牲為前提的現行法中，也並不存在相關規定。因此，這次通過安保法制，讓警備保護工作成為可能是當務之急。 其次是集體自衛權問題。除了日本以外，幾乎所有國家均可行使的集體自衛權，這是友好同盟國彼此間共同防衛的權利。對於虎視眈眈窺伺著尖閣諸島（釣魚台列嶼）的中國、顯露核子武器攻擊準備的北韓，即便是限制性的，日本與美國共同行使集體自衛權，其所產生的極大效應，是將侵略僅止於構想。集體自衛權的部分行使，並非是想引發戰爭，毋寧是意在抑制戰爭，部分以日本國內在野黨為首的反對勢力，將此法案稱呼為戰爭法案、貼上徵兵制的標籤。很遺憾的是，不少日本國民是相信如此說法，存在著相當根深蒂固的反對聲浪。 儘管如此，安倍政權總算使新的安保法制成立。據此，或許如前所述般，自衛隊所能從事之事，其實還是相當微少。但重要的是，日本自衛隊與美軍間的合作關係將更加順暢。更有效的日美合作模式，將使同盟關係愈加堅固，愈有效的合作強度愈能為亞洲諸國做出更顯著的貢獻。 除中國與朝鮮半島外，包括亞洲各國在內，世界上五十餘國對於安倍首相的和平安全法制表示歡迎。此事本身並非意味著日本的新和平安全法制是為了侵略他國，發動戰爭所制定的法律。 一如開頭所言，中國無視國際法與其他國家權利而持續擴張。在尖閣諸島問題或南海主權問題，以引人注目的粗暴言行，強押自身主張於日本、台灣、東南亞諸國。 […]

櫻井よしこ 日本國家基本問題研究所理事長 本日はお招きいただき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主催者の羅福全理事長はじめ、台湾安全保障協会の皆さまに心より感謝申し上げます。台湾をわが国日本の重要なパートナーと考える私にとって、今日、このような基調講演をする機会をいただいたことを、大変光栄に思います。   私は東京でシンクタンク「国家基本問題研究所」（国基研）を主宰しています。創設から間もない2008年2月に、私たち一行は台北を訪問しました。李登輝総統閣下をはじめ皆さまにお目にかかり、日台双方の未来を念頭に有意義な意見交換をいたしました。国基研が最初の訪問先に台湾を選んだ理由は、日本にとって台湾がどれ程重要かという国家戦略上の判断に加え、日本と台湾の交流が、恐らく世界で最もあたたかい心の通い合いの上に築かれているからであります。   私は2011年3月18日にも「世界台湾人大会」にお招きいただき、この地を訪れました。3月11日には1,000年に一度といわれるマグニチュード9の大地震と津波、続いて原発事故が東日本を襲いました。大混乱の中、私は震災発生から一週間後に、当初の予定を短縮して台北を訪れました。そのときに目にしたのは、街角や店舗で、或いはテレビで、多くの台湾の方々が日本への救援を呼びかける姿でした。日本人としてどれ程有難く思ったことでしょう。どれ程勇気づけられたことでしょう。   2300万人の台湾の皆さまの心のこもった援助を、今でも日本人は忘れていません。当時を思いますと、台湾の方々への深い感謝の想いで一杯になります。改めて一人の日本人として心よりお礼を申し上げます。   現在、日本も台湾も、歴史の大変化に直面しています。対外関係において軍事介入を回避し内向きになりがちな米国と、力を背景に膨張し続ける中国、2大国の変化は日本と台湾双方に測りしれない大きな影響を与えています。それだけに国基研は、台頭した中国の経済的、軍事的膨張と共に、米国が中国にどのように向き合うのかを、とりわけ注目してきました。   国基研は、戦後の日本が安全保障を米国に依存し自らの軍事力を憲法上、法律上、そして物理的に厳しく制限してきたことに疑問を持っています。私たちのシンクタンクは、日本を普通の民主主義の国として立て直すこと、そのために憲法改正を実現することを大きな目標として出発しました。その問題意識は必然的に、米国との関係をどのように調整するのか、そのうえで中国とどのような関係を結ぶのかという課題につながります。   とりわけ、わが国とは基本的に異なる価値観を掲げる中国の意図は注意深く精査し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その意味で国基研が最初のプロジェクトとして中国研究を取り上げたのは自然なことでした。ちなみに国基研の研究は「対中国戦略研究報告書」としてまとめられ、2012年2月に出版されました。   同研究を通して改めて実感したのは、中国は戦術において柔軟である一方、長期戦略においてはぶれることがなく、設定した戦略目標は長い時間をかけても達成するということです。1949年の建国から100年目の2049年までに中華人民共和国が達成しようとしているのは、米国を凌駕する覇権国としての地位の確立であるという研究が、注目を集め始めました。民主主義国では、時の政権と民意によって国家の長期目標でさえ変更されることが珍しくありません。100年に及ぶ長期戦略などは中々考えられません。しかし、中国共産党一党支配体制の下では事情は全く異なることを、民主主義国は肝に銘じ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思います。   中国共産党の考え方を示すひとつのエピソードがあります。1995年8月、中国が核実験を行い、日本政府は抗議しました。日本外務省に呼ばれた駐日大使、徐敦信氏はこう反論したのです。 「中国は列強の侵略を受けたが、その中で、一番大きな被害を与えたのは日本だ。中国人民は苦しい歴史の中から、自分の国が弱ければいじめられるとの教訓を得た」   毛沢東が中華人民共和国政府を樹立して以来、大飢餓を引き起こした大躍進の時代であろうと、文化大革命の時代であろうと、中国共産党が一貫して仮借のない軍事増強をはかってきたのは、「富国強兵」そのものが目的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です。軍事力が強まればその強さは外交力に反映され、強力な外交力は国を富ませるという思考回路を知りつくした国が中国です。対照的に、軽武装で経済大国であり続けようとすること以外に国家目標のない国が、つい先頃までの戦後の日本です。   中国は南シナ海で７つの島を埋め立てました。2015年5月、米国防総省が映像を公開し、世界に衝撃を与えました。国際社会の反発に直面した中国は6月30日、南シナ海の埋め立ては終わったと発表し、埋め立て工事もやめたはずでした。 しかし、米国の戦略国際問題研究所（ＣＳＩＳ）が運営するサイト「アジア海洋透明性イニシアチブ」は、9月8日、中国が依然として複数の岩礁で埋め立て活動を続けているとして、映像を公表しました。 米国側の発表に対して中国外務省副報道局長、洪磊氏は事実を認め「南沙の主権は中国にある。合法で筋道が通った完全に正当な措置だ」と反論しました。   南シナ海で埋め立てを加速した時期と重なるようにして、中国はわが国眼前の海、東シナ海においても日中中間線近くで強引なガス田開発を行ってきました。日中両国は2008年、共同開発を目指すと合意しているにも拘らず、2014年以降、中国側はガス掘削のためと称してプラットホームの建築を急ぎ、2015年8月末時点で新たな12基のプラットホームを建設済みです。   それ以前に中国が建設したものと合わせて16基のプラットホームが建てられおり、いずれも軍事転用が可能です。ここにレーダーを設置すれば、中国大陸を起点とする限り不可能だった日本の沖縄、南西諸島、そこに展開する日米両軍の情報収集が可能になります。プラットホームは容易にドローン基地に転用可能で、日本を脅かす事態が考えられます。水中ソナーを据えつければ日米の潜水艦の動きも把握されかねません。   日本政府は抗議を繰り返していますが、中国は、南シナ海の埋め立て同様、東シナ海における開発をやめる気配はありません。米国が抗議しても、日本が抗議しても、東南アジア諸国が抗議しても、中国は目的完遂に向かって突き進みます。後にまた触れますが、中国のこのような独善的かつ侵略的な行動は、世界の警察をやめたオバマ大統領の消極性が引き起こしたものだと言えます。中国の脅威の前で、話し合いの扉を開けておく一方で、どの国も万が一に備えて軍事力の整備にとりかかったのは当然です。   先程私は、日本は軽武装の経済大国に満足して、それ以外の国家目標を持ってこなかったと断じました。このような考え方はしかし、中国が眼前でくり広げる蛮行によって多少変化してきました。自民党安倍政権の下で、日本はようやく、少し変わろうとしています。それが平和安全法制の整備です。   2014年7月1日、安倍晋三首相は集団的自衛権の一部行使を容認する閣議決定をしました。世界の全ての国々が国連によって認められている集団的自衛権を、日本はこれまで自ら封印してきましたが、初めて、制限つきながら、その一部を行使することを閣議で決定したのです。政府の決定は国会で承認されましたが、平和安全法制の制定に対して、日本国内ではこれは日本を戦争に追いやる法律だという反対の声が上がりました。そのようなおどろおどろしい批判はありますが、日本が行使する集団的自衛権は限られた範囲内にとどまり、生まれる変化は僅かだと考えます。   ただ、重要なことは現象的には小さな変化であっても、本質的には大きな変化を生み出すと思われるのが、今回の法制です。これまで基本的に米軍に守って貰うという発想で生きてきた戦後の日本人が、初めて、日本が果たすべき責任を自ら果たそうと積極的に行動し始めることにつながると考えるからです。   それにしても日本国の安全保障体制は非常に制限されています。大東亜戦争での敗北をきっかけにして軍事力を悉く排除する気運が生まれ、軍事行動は憲法9条と自衛隊法によって厳しく制限されています。日本人は大東亜戦争を反省する余り、異常な程、軍事に関するおよそあらゆるものを退けてきました。人々は軍事力を嫌う余り、長年、自衛隊を冷遇しました。普通の国の大学では安全保障研究は極く自然に行われていますが、日本のどの大学にも戦争、戦史、戦略を研究する学部はありません。最高学府といわれる東京大学は、つい最近まで一切の軍事研究を禁止してきました。安全保障についてまともに考え、研究し、対処する知的土台が戦後の日本から消えてしまったと言ってよいでしょう。   そのような状況で、日本の安全保障体制が万全であり得るはずがありません。普通の国は、平時、準平時、有事というふうに、国民の命と国土、領海を守るためにあらゆる準備をします。それが政府の責任です。しかし、国防を観念的にしかとらえられなくなった日本においては、平時と有事の間に存在する幅広く多様な危機に対処する準備は整っておらず、日本の安全保障体制には幾つもの穴があります。それを埋めるのが、安倍政権が実現させた平和安全法制の意義です。   平和安全法制の成立で何が出来るようになるかを語るよりも、それ以前の法制の下で何ができなかったかを語る方が日本国の安全保障体制の実情を理解するのに役立つはずです。日本国の国防体制の足らざるところの第１は、自衛隊が、通常の国の軍隊が軍法に従って行動するのとは対照的に、警察法によって行動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いう点です。通常の軍のネガティブリストによってROEを実践するのではなく、ポジティブリストによって行動し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自衛隊の全ての行動は専守防衛の精神に基づいており、如何なる攻撃的な行動も厳しく制限されています。   まず、平時と有事の間、いわゆるグレーゾーンといわれる状況で、新しい法制が出来る前の日本はどのように対処していたのか、実例を紹介します。自衛隊は組織的、計画的攻撃に対してでなければ軍事的に対応することを許されていません。万が一攻撃された場合は、政府が閣議を招集して自衛隊に軍事行動を許す「防衛出動」を命じます。このようなやり方では有事発生の時には到底、間に合わないことは、およそ皆が知っています。多数の中国漁船が尖閣諸島に押し寄せた場合を想定します。もし、漁船員らが武装しておらず、粛々と上陸すれば、自衛隊は手を出せません。海上保安庁が取り締まりますが、海保が中国人の上陸を防げず苦戦するのを眼前にしても、自衛隊は動けません。   自衛隊が対処できるのは、相手が明らかに事前に組織し、計画し、武装して攻めてくるときです。漁船が「たまたま」大挙して押し寄せる事案は、この条件を満たさないとされています。これでは日本防衛は不可能です。そこで今回の平和安全法制は海保に代わって自衛隊の展開を可能にする海上警備行動を迅速に発令できるようにしました。これまで閣僚が官邸に集まって閣議を開き決定していたのを、電話で閣議を行えるようにしたのです。しかし、この程度の改正では不十分なのは当然です。   実際に発生した事例、1997年2月3日の鹿児島県下甑島事件を紹介します。 島に中国人密航者20人が上陸し、住民が警察に通報、青年団や消防団も捜索しましたが、中国人は逃走しました。一夜明けた4日、同島の分屯基地所属の航空自衛隊員30名が捜索に参加しましたが、彼らは一切の武器携行を認められませんでした。自衛隊員は密入国者の捜索というミッションではなく、野外訓練の名目で捜索活動に参加しました。   自衛隊が治安のために出動するには自衛隊法81条に基づく内閣総理大臣の命令または知事の要請が必要です。出動は「治安維持上重大な事態」、「やむを得ない」場合に限定されています。その認定基準を満たすには時間がかかります。そこで自衛隊は苦肉の策で野外訓練という理屈をつけざるを得ませんでした。   密航者が工作員だったり武装していた場合、捜索及び拘束の任務は警察や消防団には危険すぎます。自衛隊員は無事に任務を遂行、全員を拘束しましたが、訓練されているとはいえ、彼らは丸腰で派遣されたのです。彼らの安全をどう守るのか、非武装で行かされて無事にすむのかという疑問が残りました。一方でメディアは法的根拠を欠くとして政府及び自衛隊を批判しました。 […]

黃昆輝 臺灣團結聯盟主席 羅理事長、各位來自美國、日本的貴賓、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早安，大家好！   今天很高興能來參與安保協會年度盛事—「兩岸關係與亞太區域和平」研討會，與各位來自美國、日本的學者專家，齊聚一堂來探討美、日、中三強權在亞太地區競合下，台灣如何在兩岸關係發展上站穩腳步，在亞太區域和平維繫上扮演建設性的角色。明年（2016）台灣總統大選政局勢將產生新的轉變，這樣的討論將更具意義。也再次向安保協會表示敬意。   21世紀中國的「非和平崛起」，為亞太區域和平帶來最大的不確定性與威脅。中國挾著經濟優勢伴隨軍事擴張，想要突破島鏈封鎖，而其擴張企圖帶來與周邊國家的對立，導致亞太區域的緊張逐漸升高，中國成為名正言順的破壞亞太地區和平穩定的「麻煩製造者」。   中國領導人習近平甫藉九三閱兵，向全球展示其強大武力，邁向亞洲霸權、布局全球的心態顯而易見。同時，擔心太過刺激美日及東南亞各國，又宣告裁軍30萬。事實上，很多評論認為，中國近來軍事發展重心移至海空，只是裁減過多的陸軍，減少非戰鬥人員，包藏的只是中國新一波軍力提升已經完成。也有人認為這是習近平以裁軍向軍頭立威，對外戰略並沒有改變。   習近平的軍事擴張戰略對台灣會產生什麼影響？台灣又如何自處？這是2016年的總統及新政府必須面臨的重要課題。   國防軍力的重建與提升 以東亞及南海海域來看，習近平上台後，在東海、南海問題上對周邊國家態度日趨強硬，2013年中國擅自宣布劃設包括日本控制的釣魚島（尖閣列島）在內的東海防空識別區，又進一步劃設M503航路限縮台灣防空預警縱深。這不只是在亞洲擴張野心，對台灣更是面臨嚴峻的空防、海防威脅。   接著，2013年習近平提出「一帶一路」，讓中國可自由穿梭宮古海峽、台東海峽、巴士海峽，貫穿歐亞大陸，從中亞突破太平洋島鏈封鎖，完成全球戰略布局。2014年中國主導的亞投行正式成立，除了協助中國企業擴展海外市場，其實放眼的是在亞洲的策略布局。這對台灣的戰略地位會造成什麼影響？如何因應？更需要台灣及早布局因應。台灣過去幾年，除了錯誤的募兵制導致兵源缺乏，軍紀散漫鬆弛，已經讓國軍的能力倍受質疑，台灣必須重新部署軍種的比重，面對新的科技及資訊，重建國防。   經濟戰略的重新思考 伴隨「一帶一路」的戰略，中國以亞投行來對抗美國主導的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在經濟上，抗衡美、歐等國主導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ADB）、國際貨幣基金（IMF）等國際性發展金融機構的運作。採取積極侵略性的國際經濟戰略，也是顯而易見的。   近幾年來，中國「紅色供應鏈」興起也嚴重衝擊各國經濟表現。以往中國利用其規模經濟、廉價勞工優勢吸引大量外國投資，在物流、人流、金流到位後，竊取、複製關鍵技術，強力扶植中國本土品牌，產業供應「在地化」，中國品牌回頭以低價搶攻、反噬市場，擠壓各國廠商生存空間，讓各國出口表現與經濟成長力道因此大傷，長期將重洗國際分工體系。   由於過去幾年錯誤的親中開放政策，台灣的產業大多深陷中國，近來終於惡果浮現。台灣出口連七月衰退、連三月出現兩位數負成長。今年第二季GDP成長率僅0.64％，全年進入保1大戰。開放人民幣在台灣通行的央行總裁也公開警告「紅色供應鏈」對台灣的威脅，經濟部門首長竟然也如此健忘，從鼓勵台灣產業去中國，現在改口說「紅色供應鏈」是台灣經濟困局的原因。   在中國經濟走向瓶頸的時刻，台灣面對和中國經濟盤根錯節的台灣產業，如何調整台灣的經濟戰略，不僅要脫困，更要壯大、提升，亦是未來重要的考驗。   面對中國勢力在台灣 中國共產黨政權的本質就是帝國擴張主義，對內獨裁、對外擴張影響力，挾著經濟優勢伴隨軍事擴張，其擴張企圖導致亞太區域的緊張逐漸升高。台灣身處亞洲風暴的中心，如何在亞太安全的架構下平衡兩岸關係，取得台灣自己的發展，關乎台灣未來。   美日歐先進國家之所以對台灣懷抱連帶感，是因為台灣具備了民主、尊重人民自由和人權的政治體制。中國以武力侵略台灣的企圖，將被視為是對自由世界民主、人權等普世價值的重大挑戰。然而令人憂心的是，雖然台灣已經藉由民主化擺脫威權體制，但是，國內守舊的威權殘餘勢力，在中國勢力的鼓動及支援下，未隨著民主化而式微，仍然活躍。這股力量，並不會隨著明年政黨輪替而消退，反而可能更加囂張、猖狂。這是台灣未來面對的重大挑戰。   為了面對新局，明年政黨再輪替，已經是全國人民的願望。然而，明年後的亞洲情勢及台灣面臨的挑戰將更為嚴峻。過去台聯堅持反對ECFA，並且在立法院成功擋下『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對兩岸協商畫下國會監督的底線，阻止兩岸互設辦事處，反對『海峽兩岸貨品貿易協議』，反對自經區開放中國農產品等，忠實扮演「急統煞車板」的角色及功能，未來相信會更加吃重、更為關鍵。明年台聯一定要力拚三席以上的立委守住一個黨團，才能讓國會平衡2藍2綠。   壯大台灣 扮演亞太地區積極參與的角色 台灣必須壯大自己，才有能力應付中國。國防上，增強科技軍事力量，恢復徵兵制，改革軍隊制度；經濟上，恢復以全球為導向的經濟戰略，同時改善國內投資環境，讓更多的製造業回流台灣，創造就業機會，提升薪資，擺脫依賴中國的困局；外交上，回到李總統的務實外交策略，爭取自由民主國家的支持，改善和東南亞國家的關係，以經濟策略做後盾，以外交關係強化台灣的安全。   同時，台灣必須堅守自由、民主、人權的普世價值，朝向更透明、更開放的政治，大刀闊斧從事政治、經濟、財政等改革。厚植自身實力後，確保台灣的自主性，捍衛台灣的安全，台灣才能在亞太區域和平維繫上扮演建設性的角色。

蔡英文 民主進步黨黨主席 羅福全理事長、黃昆輝主席，許世楷大使，遠道而來的櫻井良子理事長、台灣的好朋友司徒文（William A. Stanton）先生，所有與會貴賓，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早安，大家好！ 能夠來參與安保協會每一年的盛事，作伙討論跟咱台灣發展有重大關係的議題，我感覺甚感榮幸。在座的先進們，長期投入促進台灣與美國、日本之間的民間學術交流與對話，提出甚多建言，我甚感敬佩，也感謝大家的付出與努力。 今天研討會的主題，是「兩岸關係與亞太區域和平」。 台灣在亞太地緣格局中，具有無可取代的戰略地位。我認為，一個擁有強有力的民主、擁有旺盛經濟力的台灣，將是維繫兩岸與區域和平的正面力量。但是，這七年來，我們的國際處境，經濟發展，民主現狀，生活環境，比起七年前，並沒有讓我們感到更多的驕傲。而與此同時，社會的力量越來越壯大，卻又找不到適當的管道來表達，變成一種無力感。這幾年，台灣流失的不僅是經濟的動能，也失去了自信心。 其實，台灣人民很有創意，非常活潑，甚至可以說是「叛逆」的。這股叛逆、不羈的生命力，正是「創新」的來源，唯有創新才能產生強大動能，讓台灣突破瓶頸、衝出逆境。每一個總統，都有他的歷史使命。在這個歷史階段，如果我當選，最大的責任，就是壯大台灣，善用這股活力與叛逆，幫台灣人找回自信，找回因應挑戰的新動能。 為了壯大台灣，必須要充實民主，建立公義，創新經濟。未來若執政，我要推動五大政治改革，第一是改變國會，讓行政部門能夠跟人民溝通，讓政府更有效能；第二，要處理轉型正義，讓台灣歷史上有一些不正義的事情能夠被導正與妥善處理；第三，要實踐世代正義，讓年輕人未來有寄託，給年輕一代一個更好的台灣，第四，要終結社會對立，讓社會和諧，一起團結前進，第五，也是最重要的，是要改革黑金，掃除國民黨長期積累的負面政治文化，讓政治、政府與議會更乾淨，讓政治的參與更透明更公平。 同時，我要建立新的經濟發展模式、重啟產業的動能，要擺脫過去的價格取向的產業模式，建立一個以技術、創意為取向的產業型態，要做高價值、獨特的產業，提供更多高品質的就業機會，解決台灣的所得成長停滯、以及財富分配的問題。所以，我將推動三大產業發展，也就是未來產業、綠色產業和生活產業，這是未來台灣經濟發展的發展重心。我們要透過這三大產業帶動經濟成長，只有找回經濟的動力，用民主凝聚人民的共同意志，台灣才能擁有經濟和政治的自主，才能真正壯大我們的國家。 要壯大台灣，需要有足夠的能量和時間，更要有穩定的內外環境，尤其是兩岸關係及區域的和平與穩定。六月的時候，我去美國，我向國際友人傳達兩個堅定的訊息，第一，台灣人永遠堅持民主的生活方式，第二，民進黨如果明年有機會執政，會盡一切的力量，確保台海局勢的穩定，維持和平與安全的現狀。 民主是台灣2300萬人民珍惜的生活方式，人民絕不容許我們的民主出現倒退、或遭到傷害。台灣人有權力決定自己的未來，這樣的權利，這樣的民主現狀，是不能被改變的。區域的和平與安全，是所有國家共同的責任。我們會和各方保持順暢的溝通，盡最大的努力增進了解、消弭歧見。我的兩岸政策的重點，就是「維持現狀」，維持台海和平與兩岸穩定與發展的現狀。 我們雖然不是個大國，但我們有決心、有意願，扛起國際社會的責任。台灣將成為亞太安定的力量，我們不會是隱憂，而是會扮演積極、建設性的角色。而近年來區域內各國在東海、南海主權及天然資源開發等相關議題上持續爭議，讓區域產生不穩定的風險，也影響未來的安全格局。 而另一方面，亞洲的活力，正透過民主的實踐而湧現。例如，緬甸幾年前啟動政治改革、即將舉辦國會選舉，印度實現了政黨輪替，包括印尼、馬來西亞的大選，都釋出人民期望改變的訊號。民主浪潮正在影響亞洲，會將亞洲塑造成不同的面貌。 前幾天，美國國務院亞太助卿羅素（Daniel Russel）說，他認為，緬甸即將舉行選舉，應該能夠從台灣的民主經驗中獲得一些啟發。事實上，民進黨長期以來都是「亞洲自由民主聯盟（CALD）」的成員，我們持續與區域各民主政黨分享民主與公義價值，這是我們能對區域有所貢獻的重要場域。 台灣要在國際上獲得支持，就要讓自己成為可信賴的伙伴，並推動積極和平外交。未來若執政，台灣將在國際事務上作出有意義的參與和貢獻，包括人道援助、災害救援、醫療協助，以及在經濟援助上的共同努力；台灣活躍的非政府組織可以作為後援力量。未來，我將尋求與美國維繫穩固的、全面性且持續的夥伴關係，並加強與區域國家的互動與對話，推動包括安全與非傳統安全領域，以及經貿、社會、文化等各層面更密切的交流與合作，共同維繫區域的安全與繁榮。 另一方面，我們將尋求更有意義的國際參與，不僅致力於遵守國際規範，也將提供許多的專業技能給國際社會，例如，我們的高科技產業，能夠協助發展先進國際貿易標準及規範，充分發揮台灣的軟實力。 我剛才有提到，亞洲的民主正在崛起，亞洲的價值正在改變，而台灣，更在當中扮演關鍵的角色。當前，亞洲正從威權主義蛻變到民主價值，這是大勢所趨。而民主化也讓尊重多元價值、尊重個人自由選擇，成為人民的共識。 此外，亞洲正從過去的「世界工廠」，蛻變為強調創新與設計、重視生活品質、社會公義和環境永續的增長模式。同時，亞洲經歷過戰亂的傷痛，希望和平解決衝突，也成為各國努力的目標。 民主深化、自由選擇、永續創新、和平解決，是亞洲正在經歷的價值轉變，這就是說我們正在形成「新亞洲價值」，也是台灣經歷過，或正在經歷的轉變與進步，我們能對亞洲作出貢獻，一同建立「新亞洲價值」。 當前，我們面對的內外挑戰，是複雜而艱鉅。唯有勇於改變，勇於創新，勇於做正確的事，才能幫助台灣走出困境，找回自信。 今年，我的競選主軸就是「點亮台灣」。人民困在茫然的黑暗中很久了，我要把前途照亮，指出方向，用我所有的力量，確保這個國家更民主、更富裕、更公平，更有希望，這樣，我們才盡到我們這一代人的責任。 今年是民進黨成立第29年。29年來，大家共同經歷了起起伏伏，我們走了很遙遠的路程，我們要重返執政、扛起責任，明年我們30歲，要讓人民感受到改變，讓大家重拾信心，找回幸福快樂的感覺。我要拜託大家，支持民主，團結向前，我們一起努力，點亮台灣，壯大台灣。 最後，預祝今天大會圓滿成功，也祝福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如意，謝謝大家！

亞太區域如何維持和平，面臨嚴重的挑戰，最近中國在南海的軍事擴張已造成美中衝突的可能危機，美國則希望中國不能片面改變南海現狀才有和平，雙方對峙是上一世紀九十年代，冷戰結束以來，超強國家面臨直接衝突的危機。如何維持台海和平並不是台灣與中國「一對一的關係」，進一步來探討時，就不難認識到台海和平是亞太區域安全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台灣絕非是一個被孤立的國家，最近中國與美國在亞太區域逐步提升對峙，兩岸如何維持台海和平，台灣如何積極與中國對話，使台灣在亞太區域的戰略地位更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