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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致政 東吳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一、前言 形塑當前東亞安全與戰略格局最重要的兩股力量，是美國的「戰略位移」（Asia pivot）與中國的持續崛起。面對東亞地區所存在的許多衝突熱點（flash points），例如東海主權爭議、南海領土爭奪等，美中兩國的戰略互動與外交博奕是影響區域危機是否升級或緩和的關鍵因素。然而，美中兩國彼此之間的權力轉移（power shift），以及隨之引發的關係變化，才是左右東亞地區和平與穩定的決定因素。卡普蘭（Robert Kaplan）在其《印度洋的季風》一書中即悲觀地表示，美國和新興大國（印度與中國）之間恐怕難逃歷史上「地緣政治的宿命」，既存霸權和新興強權將在海洋上展開無法避免的競爭與衝突。[i]卡普蘭更在《地理的報復》書中進一步指出，崛起的中國勢必會與美國爭奪西太平洋，而其爭奪的焦點即是南海和東海區域。[ii] 簡言之，中國由傳統陸權國家走向海權的戰略選擇，必然會挑戰到美國此一海權大國的領導地位，也一定會遭遇到美國所採取的反制與平衡，然而在陸地上難以找到足以並願意平衡中國崛起的力量時，在西太平洋推持海洋戰略優勢（不論是靠自我力量或強化同盟），就成了必要的選擇，使得美中之間的衝突也成了地緣政治的必然。然而，季辛吉（Henry Kissinger）則持不同的看法，認為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經濟體，若在全球化下捲入衝突甚至斷絶往來，其破壞力將遠遠超越冷戰時期的美蘇對峙。因之，他認為美中關係的未來，衝突是一種選擇而不是一種必要。[iii] 美中兩國無疑是主導東亞地區國際關係發展的兩大力量，也存在著傳統國際關係中的「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但另一個較少被討論的關係，則是美國與區域國家尤其傳統盟友之間的「聯盟困境」（alliance dilemma）。簡言之，大國面對小國的同盟有著「搭便車」（free-ride）與「牽連」（entrapment）的兩難，而小國追隨大國則面對被大國「背叛」（abandonment）或「牽連」（entrapment）的顧慮。如何平衡如此複雜的對外關係，是東亞國家所面臨的外交與安全挑戰，而各國戰略互動的結果，也是影響東亞區域安全的重要變數。 二、美國的「重返亞洲」與「再平衡」政策 如前所述，中國在政治、經濟與軍事的持續崛起，已然成為華府必須面對的區域甚至全球課題。面對亞太局勢的變化，民主黨的歐巴馬（Barack. Obama）於2009年上任總統之後，隨即展開對亞洲政策的檢討與調整，新的亞太戰略也逐漸成形，歐巴馬政府決定重返亞洲（Asia pivot），並在軍事、外交與經濟上採取「再平衡」（rebalancing）的作法。所謂的重返亞洲或者再平衡，雖不明說但顯然是因應中國崛起的戰略作為。正如同2014年4月歐巴馬總統的亞洲行，雖然訪問日本、南韓、馬來西亞和菲律賓四國行程中並沒有中國，但歐巴馬所到之處以及媒體關心的焦點，幾乎都是環繞著中國相關的議題，甚至都直指歐巴馬的「再保證」（reassurance）之旅有圍堵（contain）中國的強烈意涵。 檢視歐巴馬的第一任期，美國國務卿柯林頓（Hillary Clinton）於2009年7月訪問泰國時，正式提出「重返亞洲」的構想，而在2009年6月的第16屆東協區域論壇上，美國國務卿柯林頓（Hillary Clinton）代表歐巴馬政府簽訂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並於2010年10月首次出席東亞峰會，接著於2011年成為東亞峰會的正式會員國。顯然美國的「重返亞洲」不僅是構想，更採取具體的行動。2009年11月，歐巴馬總統展開上任之後的首次亞洲之行，他在東京清楚宣示，「作為美國首位太平洋總統，我向你們承諾，美國這個太平洋國家，將加強並繼續維持我們在這個全球至關重要地區的領導地位。」[iv] 2010年1月，柯林頓在夏威夷東西中心（East-West Center）發表演說，高調宣布「我們回來了，我們將留下。」她明確指出美國的未來與亞太地區的未來息息相關，該地區的前途也取決於美國，而繼續維持美國在亞太地區的經濟和戰略領導地位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美國在這個區域的繼續存在也符合亞洲的利益。[v] 在2011年11月，柯林頓國務卿在《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雜誌上發表〈美國的太平洋世紀〉（America’s Pacific Century）專文，完整論述美國將戰略重心移往亞太的的主要內容，文章指出21世紀將是美國的太平洋世紀，而在今後10年裡，美國外交最重要的使命之一，就是在外交、經濟、和戰略上，大幅增加對亞太地區的投入。此一戰略重心的轉移包括六個面向：加強美國在亞洲的雙邊同盟關係，深化與中國等新興大國的工作夥伴關係，參與區域性多邊制度，拓展貿易和投資，擴大美國的軍事部署以及促進民主與人權。[vi] 隨後，2011年11月17日，美國總統歐巴馬在澳大利亞國會發表演說，清楚列出美國在亞太地區秩序建構中所追求的目標與採取的步驟，這包括：確保亞太地區的安全、維持美國在該區域的軍事部署、重新參與區域性組織、與中國建立合作性關係、以APEC為平台建立跨太平洋經濟夥伴關係（TPP）、拓展民主與人權。[vii] 簡言之，透過這些公開言論，華府高層已清楚描繪出美國對於亞太地區的戰略藍圖。 2012年1月，美國國防部發表《維持美國全球領導地位：21世紀國防的優先順序》的報告，作為新的國防戰略指導。[viii] 報告指出，當美軍由阿富汗和伊拉克戰場中撤出，美國面臨了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在變遷的地緣政治環境與改變中的財政結構下，必須仔細評估美國的國防戰略，而要維護亞太地區的和平、穩定與貿易的自由流通並保有美國在該地區的影響力，有絶大程度取決於美國的軍事優勢與部署。而從長遠看，中國崛起成為一個區域性大國將有可能以多種方式對美國的經濟與安全造成影響，而美國因應的作法則是推動「空海一體化」的戰略，並加強海上力量以應對「反介入/區域阻絶」（Anti-Acess/Area Denial）的能力。2012年6月，美國國防部長帕尼塔（L. Penetta）在新加坡香格里拉會議上公開表示，在2020年之前，美國計劃把在太平洋和大西洋的海軍部署，從目前的五比五，變成六比四。[ix] 很清楚地，美國軍事力量的移往亞太地區是再平衡政策中不可或缺的一項支柱。 回顧歐巴馬總統的第一任期，在政治上，美國政府高層透過對東亞地區的密集訪問，大幅提升美國在東亞地區的能見度。2009年2月，柯林頓初任國務卿的第一次國外訪問，就是以亞洲為出訪對象，這場「傾聽之旅」（listening tour）到訪了日本、印尼、南韓與中國等四國。柯林頓的四年國務卿任期，總共出訪112個國家，也成為美國史上出訪最多國家的國務卿，也是出訪最多亞洲國家的國務卿，2009年訪問17個亞太國家，2010年訪問20個亞太國家，2011年出訪19個亞太國家，而2012年也訪問了19個亞太國家，密集的出訪行程落實了在亞洲的「前沿部署外交」（forward-deployed diplomacy）。[x] 而前後兩任美國國防部長蓋茲（Robert Gates）和帕尼塔也多次造訪亞洲，並親自出席了每年在新加坡舉行的亞洲安全對話。除了強化傳統軍事同盟的關係之外，美國也積極展開了亞太區域內國家的安全合作與對話。 事實上，在2012年美國大選之前，美國內部即已出現一項輿論氛圍，那就是「重返亞洲」的政策，是口惠而實不至，而面對這樣的批評與質疑，在歐巴馬總統順利連任後，「亞洲再平衡」政策的推動似乎有更積極的傾向。歐巴馬在贏得2012年大選之後，旅即出訪緬甸、泰國、柬埔寨三國並出席東亞峰會，試圖展現其第二任期對東南亞區域的關注與承諾，而到2013年6月為止，歐巴馬總統任內已經到訪亞洲五次，即便是第二任期才上任的國務卿凱里（John Kerry）與國防部長哈格爾（Chuck Hagel）也已分別到訪亞洲五次，足證對亞洲地區的重視。 2013年3月11日，國家安全會議顧問多尼倫（Thomas Donilon）在亞洲協會發展演說，除了重申歐巴馬將在新任期持續推動「再平衡」戰略之外，並強調「正如我們發現美國在東亞的投入不足，我們認為在東南亞的投入尤其欠缺，我們正在糾正這種狀況。」[xi] 同年6月20日，被提名為東亞事務助卿的羅素（Daniel Russel）在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任命聽證時表示，「再平衡戰略需要進一步平衡，美國與東北亞地區的關係已經發展成熟，東南亞與太平洋地區應該得到更多關注。」[xii] 其具體成效則是在2014年4月初，美國與東協國防部長在夏威夷舉行了有史以來第一次的「美國─東協防衛論壇」（The US-ASEAN Defense Forum），如同國防部發言人對這次論壇所做的註解，「我們視東協為此區域內的核心與戰略成員，這場我們在夏威夷所主辦的非正式會議，是展現此一觀點的機會。」此外，今（2014）年4月，歐巴馬更成為近五十年來第一位訪問馬來西亞的美國總統，更與馬國總理阿都拉薩（Najib Razak）簽署了全面夥伴關係，讓雙方在經濟、安全、教育、科技等面向上有更多的合作，推進兩國關係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簡言之，除了進一步強化與日本、韓國兩個東北亞盟友的傳統關係外，歐巴馬第二任期「亞洲再平衡」戰略的重點，置於補強美國與東南亞國家的關係，使得亞洲「再平衡」戰略能在東北亞與東南亞兩個區域連成一氣。同時，美國對於盟友在相關問題上的立場也採取更為支持的態度。最明顯的例子，即是歐巴馬政府對於美日安保涵蓋爭議的釣魚台群島的態度。2014年4月，歐巴馬總統在日本首相安倍的面前公開宣示，「我們對於日本安全的條約承諾是絶對的，條約第五條涵蓋日本行政管理下的所有領土，包括尖閣群島。」此外，美國也支持日本檢討對於行使集體防衛的相關限制，期待日本在國際安全議題上，發揮更大更積極的角色。而另一個存在主權爭議的南海地區，美國也更往菲律賓的立場靠近，2014年4月28日，雙方國防部長簽署了長達十年的『美國─菲律賓提升防衛合作協議』，到訪的歐巴馬總統也向菲律賓總統親自承諾，美國支持菲國將南海領土爭議交付國際仲裁的決定，甚至更意有所指的表示，領土爭議應該和平解決，反對任何恫嚇或脅迫。在這之前，2014年2月5日，美國亞太助理國務卿羅素 在國會聽證會上，更批評中國歷來來南海問題上所堅持的「九段線」主張「既沒有當代國際法根據，又成為南海局勢不穩定的來源。」 綜上分析，歐巴馬政府的「亞洲再平衡」戰略，在其第二任期似乎有更加深化與擴大的發展，其具體目標有三，首先是要在外交上平衡中國崛起所伴隨而來的區域影響力，其次是反制將美國排除在外的東亞經濟整合，並以TPP引導東亞的經濟一體化，最後則是在軍事上持續維護美國在東亞的軍事優勢，並保有介入區域熱點的軍事能力，而總體的目標就是要在亞太地區「維持一個穩定的安全環境，加強以經濟開放、和平解決爭端、尊重普世權利和自由為基礎的地區秩序。」簡言之，將戰略重心移往亞洲，是當前美國全球戰略的重要一環，而在經濟、軍事、外交及至於社會文化上，採取「再平衡」的策略，則是其具體的外交實踐。 三、亞洲國家的反應 […]

柯承亨 前國防部副部長 長島議員與金田理事這兩篇探討日本在亞太地區新安全保障政策的論文，是近年來罕見的佳作。 兩位先生的論文中，所提到的共通問題如下： 一、日本與台灣都是海洋國家，也同樣是民主國家，有共同的價值、共同的利害關係。確保海上生命線的安全暢通，對美日以及亞太區域都是至關重要的問題。 二、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增強，綜合國力的提昇，中國開始從陸權國家走向海權國家，不僅挑戰東海、南海既有的國際海洋秩序，也以建構具海洋作戰能力的大洋海軍為目標。 三、自1996台海危機以後，中國開始強化｢反介入/拒止能力｣(A2/AD能力)，以阻止國美在亞太區域兵力的投入，隨著各種新型機艦的增多部署與反艦飛彈精確打擊能力的提昇，這種｢反介入/拒止能力｣已越來越強。 四、美國面對國內經濟的疲弱、國防預算的刪減，對國際衝突介入的有心無力，日本應如何因應？如何建構新的安保政策？ 五、今年年底『美日防衛合作指針』的修訂，如何透過與美國的協調、緊密的合作，將區域的盟國與友好國家納入？ 長島議員的論文中，非常詳細的分析解放軍海軍從西元2000年以前僅具在中國海域活動的能力，到2004年11月中國核潛艇首度在日本領海潛航；2008年10月解放軍海軍首次穿越第一島鏈，此後逐年穿越日本輕津海峽、宮古海峽、沖之鳥島海域、大隅海峽、宗谷海峽等。足見解放軍海軍在東海、太平洋間出入路線的多樣化與越來越強的大洋巡航能力。 在東海與西太平洋如此，在南海爭議海域情況也相同。解放軍趁著去年與菲律賓在黃岩島之爭佔上風後，在南海爭議海域的動作也越來越大。今年五月間中國不僅開始在南海具有爭議包括赤瓜礁在內的數個島礁填海造陸，以擴大實質控制權。大動作的在西沙群島實施海洋石油鑽探作業，在引起越南極大的反彈出動30艘老舊公務船隻出面阻止後，中國竟運用百艘漁船群體干擾戰術，使越南政府疲於應付。 中國在南海運用這種漁船干擾戰術，係以低成本進行干擾與情蒐，表面上看起來像是漁民基於民族主義衍生的自發性抗議。這將讓對手陷於兩難，如不處理將失去控制權；若用武力對付又會被國際抨擊攻擊平民，甚至使危機升級。 在今年9月2日中國中央電視台播放的新聞節目中，報導南京軍區在進行多層次防空演習的影片，竟有一些防空兵隱匿在漁船上，以便攜式防空飛彈攻擊靶機的畫面。可見未來無論在東海或南海海域如有衝突，解放軍海軍將會運用大量漁船遂行情蒐、干擾，甚至低空防空或消耗敵人彈藥等任務。 面對中國武力對海洋的擴張，長島議員認為吾等若不構築抗衡｢反介入和拒止能力｣的對抗力和抑制體制，那麼第二島鏈終將淪為中國的內海。日本、台灣、韓國、菲律賓都將被完全涵蓋在反介入和拒止的範圍。 長島議員論文中最值得吾人佩服也最值得台灣省思並以為借鏡的，是他主張日本的亞太戰略除深化日美同盟外，作為所有的前提是，需要日本獨自的努力。他認為最大的著眼點是日本應如何超越過度依賴美國而只反應（react）面對事態的被動態度，甚至應繼續活用美國的力量，積極地（proactive）形塑（shape）自國所需的國際環境。為此，他於防衛副大臣內提倡有關安全保障的｢八大改革｣。 這｢八大改革｣從民主黨執政的野田政府提出後，在重返執政的安倍政權繼續被落實，在此，我們看到日本政治家在安保政策｢只有國家，沒有黨派｣的胸懷。這｢八大改革｣中包括日本成立國安會、國防預算的增加、武器出口三原則的解禁，集體自衛權的容認行使這些都已落實，至於在今年年底要完成的『美日防衛合作指針』的重新修訂，對今後亞太安全形勢將具有深遠的影響。 金田理事的論文，一開始就從台灣位居國際海上交通樞紐，戰略地位對美、日的重要性，引申出強化美日同盟對台灣安全保障與防務的必要性。 由於曾任日本海上自衛隊艦隊司令官的優異資歷，金田將軍的論文中有更多軍事層面的分析。他認為台灣的地理位置雖具有戰略優勢，但當前執政的馬政府快速傾中，使得台灣的走向讓地域社會極為擔憂，幸而三月間的｢太陽花學運｣成為政治改革的契機。他甚至認為這使得中國與馬政權的統一政策受挫，強化台灣獨立志向的可能性日增。 金田理事的論文中，特別提到目前中國海空軍的能力，在質與量上已經超越台灣。他具體分析中國可能武力侵台的九種劇本，也點出儘管台海軍力平衡已經朝向對中國有利的方向傾斜，但中國若要侵台，仍然受到地形、天候、以及國際環境和政治的制約。中國侵台與否最大的顧慮並不是台灣的戰力而是美國的介入。 他更具體主張日美應再次共同認識台灣的｢政治價值｣與｢戰略價值｣，提昇命運共同體的意識，以阻止中國統一台灣的霸權野心。亦即日美台必須在海洋勢力共同合作，一起為阻止大陸勢力的中國向太平洋發展的海洋霸權而行動。 金田理事的論文中雖以美日台建立命運共同體為目標，但他也指出現實中由於日本對中的內荏外交，日本和台灣的關係非常曖昧。美日有強固的同盟關係，美國對台也有台灣關係法以支撐對台的防衛，惟獨台日之間的安保形成一個缺口，他因此主張台日未來應設法建立接近於日美澳般的｢實質準同盟關係｣（virtual semi-alliance）。 為此，他大膽建議，一旦台灣有事時日本應謀求與美國共同採取行動在軍事上支援台灣。美國更應表明日本的集體自衛權在必要時適用於台灣。為了尋求美日同盟在法制面對台灣的支持根據，金田理事更進一步主張在今年年底修訂的美日防衛合作指針，不將台灣排除在周邊有事之外，只要符合一定條件，台灣就成為｢行使集體自衛權的對象｣，最終目標則是日本要制訂『臺灣關係法』。 相對的，他也點出台灣在自我防衛決心與準備的不足。諸如一旦日本要同意對台行使自衛權時，台灣究竟算不算是｢國家｣？以及台日也存在釣魚台主權之爭是否會影響到日本集體自衛權的適用？ 金田理事在台灣自我防衛與安全保障也提出了具體的建言。他同時提出對台的期待，他期待台灣做為一個自由民主主義國家除要防衛自己外，還要認真提昇台灣周邊海域和海上通道的防禦能力。他尤其希望在南海議題上，台灣應明確說出與中國以歷史曖昧主張為依據的不同立場，如此，美日與國際社會都會大表歡迎，台灣藉此正式參加海上安全保障聯盟(MSA)也將成為可能。 長島議員與金田理事的論文中，對中國軍力的擴張與對國際海洋秩序的挑戰有著共同的憂慮。不論是長島議員所主張的台日兩國應有政治層級的戰略對話或是成立足以將台灣與中國都納入的亞洲版歐安組織；或是金田理事主張的在美日防衛合作新指針將集體自衛權的使用納入台灣以及日本應制訂『臺灣關係法』。兩位先生對台日兩國共有利害、有共同價值觀、秩序觀，應強化兩國安保合作以對區域作出貢獻的主張，立場相當一致，他們對台灣的支持與期許更令人感佩。 為落實長島與金田兩位先生強化台日安保合作的理念，個人以為，以下幾個方向我們必須共同努力： 一、日本政府應解除或放寬不合時宜的台日官員互訪禁令。當中國國台辦主任張志軍與台灣陸委會主委都可互訪，當中國部長級官員與省領導高層都可絡繹不絕來台時，日本政府實應解除放寬對高層官員訪台的禁令，以儘速提昇台日交流。 二、日本政府應以反恐或海上救難的名義，正式與台灣建構反恐或海上救難的對話機制與例行演練。台灣與中國自2008年12月兩岸首度直航以來，雙方至今已經進行過三次海上救難演習。今年8月7日兩岸更出動550餘人，動用船艇20餘艘與救難直昇機數艘，將演練的場域從以前的「兩門」（廈門與金門）轉移至「兩馬」（馬尾與馬祖）。日本與台灣同為海洋國家，更應強化海上救難的演練。 三、台日應正式建立情報分享與安保對話機制。日本武器出口三原則已解禁，短期內對台出售武器即使有困難，也應考慮在高科技的軍工技術或關鍵性零組件與材料上適度移轉台灣，以協助強化台灣的防衛能力。 四、在今年年底美日防衛合作指針的修訂中，應明確把台海周邊有事納入集體自衛權的行使範圍。日本政府應儘速研擬制訂臺灣關係法。 長期目標則是在亞洲成立可以將台灣與中國都納入的安保對話機制。在此之前，美日台三國應正式建構三方的情報分享與安保對話機制。

金田秀昭 岡崎研究所理事、前日本海上自衛隊護衛艦隊司令官 對日本而言，台灣不僅是一衣帶水的鄰國，更是坐落在貫通亞太區域的國際海上交通樞紐，並位於顯著的航路收束點（choke point）。台灣這個鄰國攸關海洋國家日本的生存與繁榮，其戰略重要性是不言可喻的。同時，甚至不用從每次美國藉由軍事介入中台危機的歷史經緯就可以得知，對身為日本的盟友── 美國而言，台灣是美國在亞太地區的中國戰略的關鍵夥伴，此點是無庸置疑的。在中國對亞太區域或台灣施加越來越大的政治、軍事和經濟壓力下，台灣以民主主義國家儼然存在。作為一個民主國家持續發展的「政治價值」，加上台灣本來就存在的區域安全保障及國防上的「戰略價值」，對於美日兩國而言，台灣特別具有致命性的重要意義。 以下將敘述：先假設台灣被中國給控制住，進行分析會發生什麼情況或造成何種損失。藉由這些分析，便可明顯看出台灣對美日兩國或亞太區域的重要性，因而導出美日同盟強化和台灣的安全保障及防務關係的必要性。 第一，如果讓中國這個非民主的一黨專政國家統治台灣的話，東亞和西太平洋地區整體情勢將全面動搖，對各國的民主鞏固和發展，或透過民主程序的國家運作等各種內政及外交層面，都會產生惡劣影響。 第二，台灣民主主義的挫折將導致抗衡中國對東南亞國家施加壓力的防波堤崩潰與消滅，進而增加中國（中華）化骨牌效應的可能性。日本將喪失二次大戰以來在該地區努力構築的政治和經濟影響力。 第三，雖然台灣國民有被日本統治的經驗，但在亞洲也是個非常突出的國家，並且也是個對日本和日本國民深具好意的友好國家。放棄這個難得的真正盟友，日本的損失是無法估量的。 第四，台灣的防衛是美國承諾的證明，因此台灣防衛上的失敗意指美國迴避其在國際政治上的重大責任，不可避免地將造成美國權威的下滑。 第五，由中國對台灣持續展現軍事力，阻礙區域戰略上最重要的台灣周邊海域的軍事及商業利用，成為對美國和日本來說可以被稱為生命線的軍用及商用海上通道的致命威脅。 對另一方的中國而言，台灣也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東海和西太平洋邊界線的南西諸島與台灣本島相連，構成中國所謂第一島鏈的防衛線，因此包括大型轟炸機或水面艦艇、潛艇的中國海空軍部隊進出西太平洋時，都必須通過日本的南西諸島或台灣周邊海域。如果中國將台灣納入控制之下，就得到自由的戰略通航路線。如此一來，對中國而言，戰略上定位為「核心利益」的台灣，不僅擁有致命的重要意義，並且可以將中國控制下的台灣作為基點，在西太平洋持續展開強而有力的軍事力量。 國民黨的馬政權採取傾向中國的融和政策，但對自李登輝政府執政以來便享有自由開放民主主義的大多數台灣國民而言，都不希望被共產黨一黨獨裁國家的中國統治，無論是何種形式的統治方式。今年3月，馬政權試圖強制批准中台間旨在開放服務業市場的『服務貿易協議』，對馬政權抱持危機感的學生發起「太陽花運動」佔領立法院阻止國會批准『服務貿易協議』。由於台灣國民大多數支持這個運動，明確表示反對中國推動的統一政策，使得中國與馬政權的目的遭到挫折。 勿寧說，台灣強烈希望與如同日本和美國這樣擁有共同價值觀的自由民主主義國家共生，並受到來自這些國家的強力支持。特別是在安全保障層面，台灣希望強化與日本和美國的關係。然而，中國和台灣的軍事平衡於近年來迅速倒向中國，來自中國的軍事壓力也正在逐步加強。現在是日本和美國再次共同認識到台灣的「政治價值」和「戰略價值」，提昇所謂「命運共同體」意識的重要時刻，日美台三國應該構築更進一步的安全保障及防衛合作，團結一心來共同阻止中國統一台灣的霸權野心。 那麼日本和美國應該採取何種對策較為妥當呢？兩國在1970年代與台灣斷絕正常外交關係之後，儘管有些曲折迂迴，美國仍透過『台灣關係法』以某種方式在安全保障與防衛層面繼續協助台灣。例如1996年的台海危機或其他類似危機，美國一再在中台衝突的危機之際，以武力牽制中國。但另一方面，日本可能是畏懼來自中國的壓力，尚未以作為一個國家的身份作出任何明確的支持。今日，美國在政治、經濟兩面的影響力開始出現變化，取而代之的是中國十分明顯且公然的霸權行為，在美中軍事平衡已經越來越不是美國絕對主宰的情況下，日本應該採取什麼對策呢？ 從亞洲太平洋地區的大陸勢力和海洋勢力對立的構圖來看，面對想在海洋獲得區域霸權的大陸勢力中國，除了在包括遼闊海域在內的整體局勢具有影響力的樞紐海洋勢力美國以外，就是同樣身為重要海洋勢力，並正面位於中國遠洋發展的日本和台灣。日美台必須以海洋勢力的身分下共同合作，一起為阻止大陸勢力的中國向太平洋方面發展海洋霸權行動。這是為維持與發展亞太區域民主及安定的環境所不可避免的。 日美台三國在地緣政治環境、地形條件、國土面積、語言、民族、宗教、文化等方面都有不同的特性，但共同具備作為海洋國家的基本條件。其中一個共通點便是海洋國家的生存和繁榮有很大程度取決於海洋使用的自由性。透過海洋提供繁榮的基礎，日美台三國擁有共通的自由開放的民主主義國家體制。 不過，日美台三國在安全保障的關係並非是萬全的。日本和美國之間有強固的同盟關係，美國和台灣雖然沒有正式外交關係，但透過『台灣關係法』在防衛裝備層面上存有實際上的支援關係。另外就像美國在1996年台海危機時緊急派遣兩支航母特遣部隊等行為，雖然有時美台兩國因各自的政權輪替而出現若干的「擺動不定」，但歷年來都能夠證實美台之間確實存在「實質性聯盟（virtual alliance）」。相較於美台的「雙邊關係」，日本和台灣的關係則顯得非常曖昧。其主要原因是日本對中國的軟弱外交。但今後不僅要重視日台之間經濟、產業及文化交流，在外交、防衛及保安等方面，台日關係至少要接近如同日美澳般的「實質準同盟（virtual semi-alliance）」，此點至關重要。 日本在第二次安倍政權下，於2013年12月制定「國家安全保障戰略」，提出「基於國際協調原則的積極和平主義」的新國家理念。以此點為基礎，日本開始展現：「逐漸脫離戰後一貫持續的一國和平主義的束縛，在國際合作活動中，轉向提供與日本國力及國情相稱的貢獻」。以今（2014）年四月安保法制懇談會的答辯為契機，日本展開針對所謂灰色地帶的事態對應、構築國際和平活動、集體自衛權的行使或集體安全保障措施的參加等憲法解釋的議論，透過執政聯盟內部協議等方式，積極將討論場所轉移到國會，進而透過今年7月1日的內閣決議，正式提出容認「有限集體自衛權的行使」等的憲法解釋。今後，在它被納入今年年底的『日美防衛合作指針』的修訂後，就可能在明年國會會期期間審議相關立法時進行討論。屆時，將台灣作為集體自衛權行使或集體安全保障措施的對象是必然的結果。而關於目前仍然停留在針對朝鮮半島局勢的『日美防衛合作指針』或相關法制，也應該進行修訂，將台灣海峽事態列入範圍之內。 冷戰結束後，美國以其優異的軍事力量，以作為世界警察的身分為創造和維護全球和平提出不小的貢獻。但目前美國在國內外皆遇到許多挑戰，歐巴馬政權第二任期內，迷走於敘利亞、烏克蘭、伊拉克及以色列等接連不斷的國際問題，或者從美國對馬來西亞航空被擊落事件的對應來看，都可看出美國目前國際領導力明顯逐漸喪失。雖然美國形式上提出重視亞洲太平洋地區的政策方針，但在面臨大幅削減國防預算的窘境之下，要落實這項政策是很不容易的。面對這樣的現實，美國需要亞太區域的同盟國或友好國在安全保障層面提供過去所未曾出現的支援和協助規模。 然而，以今年五月中國突然在南海開始強行以大型海底勘探鑽機進行海底挖掘工作而引發中越衝突為契機，美國對中國的態度明顯發生變化。在六月初的香格里拉會議上，包括這件議題在內，中國展現毫無停止跡象的霸權行為，因此美國國防部長黑格爾（Charles Hagel）直接點名批評中國。對於此點，不僅是日本和東協各國，連參加會議的歐美各國都明白並採取相同姿態，中國代表（國防部長拒絕出席，由層級較低的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出席）面對各種質問則無言以對。 在民主化方面，雖然台灣在美日台三國中是最慢的，但與中國一直維持政治和軍事的對等關係，並取得顯著的經濟發展，進而做為防止東南亞被中國（中華）化的防波堤。同時正如前面已經提到過的，台灣在地緣政治的戰略價值是毋庸置疑的。然而，近幾年馬政權快速傾向中國的態度，使得台灣的走向讓亞太地區各國極為擔憂，但這次的「太陽花學運」成為政治改革的契機，一般認為會使台灣國民朝更自立的方向覺醒，並極有可能強化台灣的獨立志向。 如果觀察日中關係的現狀，存在釣魚台列島、東海專屬經濟區（EEZ）相關的日中境界線（中間線或大陸礁層）、沖之鳥島在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定位（是島或是岩）等涉及領土或權益爭端的實際問題。對於這些問題，最近中國對日本一再公然採取強勢對應。近年來，中國漁船在日本釣魚台列島領海對海上保安廳巡邏艇的故意衝撞、中國艦隊在西太平洋和東海的行動、與上述相關聯的大型轟炸機轟6的編隊飛行、早期預警機Y-8和無人偵察機等示威行動，可以說已經日益常態化。特別是2012年9月日本政府將釣魚台列島的所有權轉移為國有之後，中國海監或漁政等政府公務船（現在統一為海警）一再於釣魚台列島侵入日本領海、進行非法活動並讓海監所屬飛機侵犯日本領空，或者是中國海軍驅逐艦以FC雷達照射日本海上自衛隊護衛艦、單方面設定防空識別區（ADIZ）、無預警地異常接近於公海進行監視的自衛隊飛機等日本不容忽視的問題頻頻發生。 再看中美關係的現狀，美國在冷戰結束後，常為反映當時的世界局勢或國內情況，而改變美國本身對中國的態度。但基本上由於中國存在非民主的政治體制或「黨指揮槍」等體制問題，或是壓迫人權，保有或增強可能攻擊美洲大陸的彈道飛彈、海空軍力的強化而霸權式的進出海洋等行為，中國已成為美國在亞洲太平洋地區權力遊戲的競爭對手與最大的潛在對立者，進而讓美國加強對中國軍事力的警戒。 再看台灣與中國關係的現狀，中國一向主張「一個中國」的原則，採取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問題的立場。同時，中國將台灣定位為「核心利益」，並提出對台動武的三個條件： ①台灣宣佈獨立 ②外國佔領台灣 ③台灣當局長期無限期拒絕和平協議解決統一問題 在上述三點的基礎下，中國藉由政治恫嚇及軍事威脅的形式，一再表達武力統一台灣的可能性。 接著，以軍事為焦點來看美日台與中國之間的關係。 圍繞迅速現代化的海軍和空軍部隊，中國不僅在東海與台灣周邊海域，甚至意圖對日本周邊海域、南海以及西太平洋展開霸權性的海洋進出。同時，近年來中國以海空軍兵力為中心將戰力急速的現代化，並毫無止境地試圖擴張本身勢力。目前中國海空軍的能力，不僅是在數量方面，在質的方面也已經超越台灣的海空軍兵力。特別是以台灣為射程範圍的短程彈道飛彈更是異常地快速增強，造成台灣國民極大的不安。 但是，當中國真的要入侵台灣時，它擔心的最大障礙不是台灣的戰力，而是美國的動向，特別是美國強大的海空軍事力量。也就是說，至少從軍事面的角度來看，中國也意識到兩岸關係與美中關係幾乎是同義詞。 要武力進攻台灣，中國就要有不惜與美國軍事對決的覺悟。關於軍事對決的形態，從地勢上來看，必然是要與海上或航空的軍事優勢有關。中國越是認真想攻打台灣，就越難以避免與美國海空軍力衝突。中國以不敗為目的整備進攻台灣戰略的過程中，無可避免地會與想要維持東亞及西太平洋軍事優勢的美國產生摩擦。因此，中國從以前就一直以統一台灣作為針對外界的藉口，實質上相較於台灣議題，中國更將中美之間的軍事對決置於最前方，進而著手真正的軍事整備。現在中國所謂的「反介入/拒止（A2/AD）」（2009年美國國防部報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軍事力》）的對美戰略構想中就呈現這樣的特徵。中國以確立在台灣周邊海域和西太平洋地區的阻止美國介入戰略為目標，以持續成長的經濟力為背景，逐步增強軍備。近年來中國的政治領導人甚至沒有試圖隱藏朝向霸權主義的國家意識。 中國在1980年代中期訂立「近海防禦戰略」，其後就朝這個方向發展。中國將連接南西諸島、台灣、菲律賓以及婆羅洲的第一島鏈視為絕對防禦線，一面在內側的南海及東海的島嶼部構築軍事據點，另一面則展開包括強襲兩棲攻擊能力在內的各種軍事力量（包括海上民兵、海岸警衛隊等準軍事部隊）。緊接著，中國再劃定排除他國軍事利用但自己可以加以管理的海域，即所謂「拒止（AD：Area Denial）」的構想。AD成為中國在東海及南海採取強硬且強壓行動的原理。最近中國的官方見解是視為這些海域為與台灣相同的層次，並稱其為所謂的「核心利益」。 另一方面，在第一島鏈防禦線外側的西太平洋海域，則是採取阻止美國海空軍接近的「反介入（A2：Anti-Access）」構想，以現代化和增強航空母艦、核潛艇、隱形戰鬥機及長程轟炸機等海空軍力量為首，大幅提高中長程地對艦彈道飛彈和巡弋飛彈、太空武器及網絡戰的能力。除了這些之外，中國也一直保持著游擊戰、指令戰或布雷等傳統的非正規戰爭能力。換句話說，中國以實現構成第一島鏈防禦線內外雙重防衛態勢的A2/AD構想為目標，謀求增強軍事力量和軍事基地。根據最近美國國會的報告，中國計畫在2020年達成世界第一的艦艇建造數量的同時，並追求達到俄羅斯現在的軍事技術水準，並希望於2030年達到美國現在的軍事技術水準。 台灣馬英九總統提倡「固若磐石」的國防建設方針以及「防衛固守、有効抑止」的軍事戰略，將總兵力大幅削減，並計畫於2014年底將原本由徵兵制和志願役構成的台灣軍，改造成全面志願役的募兵制。以下是我所理解的台灣軍兵力現狀。 台灣陸軍由21萬5千人構成3個軍團的39個旅和3個旅的海軍陸戰隊，此外還包括在緊急情況時陸、海、空軍合計可以投入約165萬人的後備部隊。在海上戰力方面，有從美國購買的紀德級驅逐艦，最近將再從美國引進佩里級護衛艦。航空戰力則擁有F-16A/ B型戰機、幻象2000戰鬥機以及經國號戰機。台灣軍雖然重視先進科學技術的引進以及聯合作戰能力的整備，但裝備的現代化仍然是一個緊迫的課題。美國國防部雖然迄今基於『台灣關係法』出售武器給台灣，但台灣方面希望購買的F-16C / D戰機或潛艇則沒有取得任何進展，未來的動向值得關注。 近幾年，中國軍事力量一直快速提升的結果，讓中國和台灣的軍事平衡整體朝向對中國有利的方向，未來台灣自己的軍隊現代化以及美國對台軍售等將成為關鍵。 若比較中國和台灣軍事力的現狀： ①中國登陸入侵台灣本島的能力雖然是有限的，但近年中國如建造大型登陸艦等，謀求提高登陸入侵的能力。 ②在海軍和空軍力量方面，中國在數量上是壓倒性的優勢。在質的方面，最近幾年中國海空軍的現代化相當顯著。 ③中國已經擁有許多將台灣納入射程範圍的短程彈道飛彈，但台灣缺乏有效應對的手段。 再看台灣本島周邊的作戰區域的特徵： ①靠近中國的金門、馬祖、澎湖群島雖然設有要塞防衛，但也住有不少居民。 ②台灣海峽的船艦通航寬度約130〜160公里，全域水深在100公尺以下，由於過淺而不適合潛艇行動，在颱風季節的渡海或空中作戰都會變的很艱難。 ③在台灣本島周邊，西岸部分幾乎都是淺灘且泥濘的狀態，因此登陸作戰難度非常高，特別是徵用民間的漁船商船進行登陸時會更顯得困難。 ④在台灣本島，政治經濟中心、重要軍事基地及主要交通網都主要集中在西部，目前東部地區的軍事基地及交通網正在開發中。 ⑤台灣東部（與那國島西方）海峽及巴士海峽，船艦通航寬度事實上等於是無限制的，水深都高於百米以上，適合潛艇行動，但在颱風季節的水上及航空作戰都有困難。 […]

金田秀昭 岡崎研究所理事、元日本海上自衛隊護衛艦隊司令官   台湾は、日本にとって一衣帯水の隣国であるのみならず、地域を貫通する国際的に枢要な海上交通路における顕著な航路収束点（チョークポイント）に位置しており、隣国である海洋国家日本の生存と繁栄にとって、その戦略的な重要性は論を待たない。日本の同盟国である米国もまた、中台間に危機が生じるたびに軍事介入してきた歴史的経緯を見るまでもなく、台湾をアジア太平洋地域における対中国戦略上の枢要なパートナーとして見ている事は疑い無い。中国が、地域や台湾に対し、政治、軍事、経済面での圧力を強めている中で、台湾が民主主義国家として厳然として存立しつつ、先進国家として発展を続ける「政治的価値」と、台湾が固有に持つ地域安全保障・防衛上の「戦略的価値」とは、取り分け日米両国にとって致命的に重要な意義を持っている。 このことは次に述べるように、台湾が中国の支配下になったと仮定した場合、どのような状況が生起し、何を失うかということを分析すれば、日米両国や地域にとっての台湾の重要性が明白となり、日米同盟と台湾の安全保障・防衛上の関係強化の必然性が導き出される。 第1に、中国という非民主的な一党独裁国家により台湾が支配されることになれば、東アジア・西太平洋地域全体で動揺が広がり、各国の民主化の定着や発展、民主的プロセスによる国家運営など、内政、外政の何れにも悪影響を及ぼす｡ 第2に、台湾における民主主義の挫折により、中国の東南アジア諸国への圧力に対抗する防波堤が決壊、消滅する結果、ドミノ的に中国（中華）化が進捗する可能性が高まり、戦後営々と築き上げてきた同地域での日本の政治的・経済的影響力を喪失する。 第3に、台湾国民は、日本による統治という経験を有しながらも、アジアの中でも突出して、日本および日本国民に好意を寄せる友好国であり、この得難い真の友邦を見捨てることに伴う損失は計り知れない。 第4に、台湾防衛は米国のコミットメントの証しであり、この失敗は米国の国際政治上の重大責任の回避を意味し、米国の権威失墜は不可避となる。 第5は、台湾への中国軍事力の常続的プレゼンスにより、地域戦略上、最重要な台湾辺海域の軍事、商業利用が阻害され、日米両国にとって生命線とも言うべき軍用、商用海上交通路への致命的な脅威となる。 一方の中国にとっても、台湾は戦略的に重要な意味を持つ。東シナ海と西太平洋の境界線となる南西諸島は台湾本島と接し、中国のいう第１列島防衛線を構成しており、大型爆撃機や水上艦、潜水艦を含む中国海空軍部隊が、西太平洋方面に侵出する際には、わが国の南西諸島列島線か台湾周辺海域を通過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中国が台湾を支配下におけば、自由な戦略的通航路を得たことになる。このように中国にとっても、「核心的利益」とする台湾の戦略的位置づけは、致命的に重要な意味合いを持つだけでなく、何としても中国の支配下に置いて、台湾を基点に、有力な軍事力を常続的に西太平洋に展開したいと考えることであろう。 国民党の馬政権は、中国に傾斜した融和政策をとってきたが、李登輝政権以来、自由で開かれた民主主義を享受してきた大多数の台湾国民は、如何なる形にせよ共産党による一党独裁国家である中国の支配下に入ることは望んでいない。本年3月、中台間のサービス分野の市場開放を目指す「サービス貿易協定」を強権的に批准しようとした馬政権に対し、危機感を抱いた学生活動家の「ひまわり運動」によって立法院が占拠され、批准は阻止された。台湾国民の大多数は、この運動を支持することにより、中国の進める統一政策に明確に反対する意思を表明し、馬政権と中国の目論見は挫折した。 台湾は、むしろ日米など価値観を共有する自由民主主義国家との共生や、これら諸国からの力強い支援を強く望んでおり、とりわけ安全保障面では、日米との関係強化を望んでいる。しかしながら、中台の軍事バランスは、近年急速に中国優位に傾いており、中国からの軍事的圧力も次第に強まりつつある。今こそ、日米両国は、台湾の持つ「政治的価値」と「戦略的価値」に関する認識を改めて共有し、いわば運命共同体的意識を高め、日米台３国の、より踏み込んだ安全保障・防衛協力関係を構築して、一丸となって中国による台湾支配の覇権的野心を阻止すべきである。 ではそのために、日米両国は、如何なる対応策を採れば良いのか。両国は、1970年代に台湾との正常な国交を断絶したが、曲がりなりにも米国は、台湾関係法により安全保障・防衛面での台湾支援を続けており、1996年の台湾海峡危機など、繰り返された中台衝突の危機に際しては、実力を持って中国を牽制してきた。しかし一方の日本は、中国からの圧力を恐れる余りか、国家としての明示的な支援は一切なされてこなかった。今日、米国の政治、経済、両側面での影響力に翳りが見え始め、代わって中国のあからさまな覇権的振る舞いが目立ち、米中の軍事バランスも、米国絶対優位とまでは言えなくなって来た状況下において、日本が採るべき方策は何か。 アジア太平洋地域における大陸パワーと海洋パワーの対立という図式で見た場合、海洋にも侵出して地域の覇権を獲得しようとする大陸パワー中国に対し、広大な海域を含む地域全体に影響力を持つ枢要な海洋パワーである米国とともに、重要な海洋パワーとしての位置付けを持つのは、中国の外洋進出の出口正面に立ち塞がる日本と台湾である。日米台は、海洋パワーとして、一致して大陸パワー中国の太平洋方面における海洋覇権を阻止すべく連携して行動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それは地域の民主的かつ安定的な環境を維持し発展させるためにも必須だからである。 日米台の３カ国は、地政学的環境、地勢的条件、国土面積、言語、民族、宗教、文化などの面で、異なる特性を有する一方、海洋国家としての基本的条件を共有し、国家の生存と繁栄を、海洋の自由利用に大きく依存するという共通点を有している。海洋を通じた繁栄の根拠を提供するものは、日米台に共通する自由で開かれた民主主義という国家体制である。 しかし日米台３カ国の安全保障上の関係は万全ではない。日米間には強固な同盟関係があり、米台には正式な国交関係はないものの「台湾関係法」による防衛装備面での事実上の支援関係が存在し、また1996年の台湾海峡危機時の２個空母機動部隊の緊急展開など、時々の政権による若干の「揺れ幅」はあるものの、米台が「実質的な同盟（Virtual Alliance）」関係にあることは立証されてきた。この「２辺」に比較し、日台の関係は、極めて曖昧である。この主因は､日本側の対中弱腰外交に基づくものであるが､今後は経済、産業、文化といった面での交流のみならず、外交、防衛、保安などをも含め、少なくとも日米豪のような「実質的な準同盟（Virtual Semi-Alliance）」に近づけていくことが肝要である。 日本は第2次安倍政権下、2013年12月に策定された「国家安全保障戦略」に示された「国際協調主義に基づく積極的平和主義」という新たな国家理念に基づき、戦後一貫して続いた一国平和主義の呪縛から漸く脱却し、国際協力活動において国力、国情に見合った貢献をする方向に転ずる国家意思を示し始めた。本年4月の安保法制懇の答申を契機として、いわゆるグレー・ゾーン事態や国際平和構築活動、集団的自衛権の行使や集団安全保障措置への参加を巡る憲法解釈を巡る論議が、与党内協議など国会に場を移して活発化し、本年7月1日の閣議決定により、「限定的な集団的自衛権の行使」等を容認する憲法解釈が正式に示された。今後は、年末の日米防衛協力指針の改訂に取り込まれたのち、来年の通常国会での関連法制の審議へと結びつくこととなっている。この際、台湾を集団的自衛権の行使や集団安全保障措置の対象としてみなすのは当然として、現状、朝鮮半島事態を想定するに留まっている日米防衛協力指針や関連法制については、台湾海峡事態も視野に置く形で改訂されるべきである。 米国は冷戦終了後も、その卓越した軍事力により、世界の警察官として、グローバルな平和の創生と維持に少なからず貢献してきたが、目下、国内外に多くの課題を抱える中にあって、第2次オバマ政権は、シリア、ウクライナ、イラク、イスラエルと続く国際問題での迷走やマレーシア航空機撃墜事件への対応ぶりに見るごとく、今や国際的な指導力を著しく失いつつある。同政権は、アジア太平洋地域を重視する政策にシフトするとの方針を形式的には見せているものの、国防費の大幅削減などを迫られる中で、その実現は容易ではなく、実現に向けては、地域の同盟国や友好国による、かつて無い規模の安全保障面での支援、協力を必要とする状況にある。 しかし本年5月、南シナ海で突然強引に開始された中国側の大型海底探査リグによる海底掘削作業に関連して生起した中越衝突を契機に、米国は、明確に対中姿勢を変化させた。6月はじめのシャングリラ会議で、ヘーゲル国防長官は、本件を含めた中国の止まることのない覇権的振る舞いについて、中国を名指しで非難した。これに対して、日本やASEAN諸国のみならず、欧米参加者なども同調する姿勢を鮮明にし、中国代表（国防部長は招待を断り、格下の人民解放軍副総参謀長が出席）が質問攻めに会い、立ち往生する始末となった。 台湾は、民主化という点については3国の中で最も後発であるが、中国との政治的、軍事的対立関係を維持したまま、目覚しい経済的発展を遂げ、東南アジアの中国（中華）化の防壁として存在し、また既に触れたように、その地政学上の戦略的価値は疑いも無く大きい。しかし、最近では馬政権の急速な中国よりの姿勢が見られ、その成り行きが地域社会から心配されていたが、今回の「ひまわり運動」が政治改革の契機となって、台湾国民をより台湾自立の方向に覚醒させ、台湾の独立志向を強固なものにしていく可能性が高いと考えられる。 日中関係の現状を見ると、尖閣諸島、東シナ海の排他的経済水域（EEZ）に係る日中境界線（中間線か大陸棚か）、沖ノ鳥島の国連海洋法条約上の位置付け（島か岩か）など、領土や権益に絡む係争が現実問題として存在し、最近これらの問題に関して、中国が日本に対し、あからさまに強圧的な対応を繰り返すようになった。近年は、尖閣諸島領海内での中国漁船の海保巡視船への意図的衝突、東シナ海や西太平洋での中国艦隊の行動や、この動きと連動した大型爆撃機H－6の編隊航行、早期警戒機Y―8や無人偵察機などによる示威行動などが常態化している。特に2012年9月の日本政府による尖閣諸島の所有権移転後は、海監や漁政などの政府公船（現在は海警に統一）による尖閣諸島での再三にわたる領海侵犯や不法活動、海監所属機の領空侵犯などに加え、中国海軍フリゲート艦による海自護衛艦へのFCレーダ照射、独善的な防空識別区（ADIZ）の設定、公海上で監視飛行中の自衛隊機への無警告異常接近など、日本にとって看過できない問題が頻発している。 米中関係の現状を見ると、米国は、冷戦終了後、その時々の世界情勢や米国内事情を反映する形で、対中国姿勢を変化させてきたが、基本的には、その非民主的政治体制、党に隷属する軍といった体制的問題や人権弾圧、米大陸を攻撃可能な弾道ミサイルの保有やその増強、海空兵力強化を伴う覇権的な海洋侵出などから、アジア太平洋地域における米国のパワーゲームの競争相手、最大の潜在的対立者として位置付けており、中国の軍事力の強化を警戒している。 中台関係の現状を見ると、中国は、台湾は中国の一部であり、台湾問題は中国の内政問題であるとの立場で、「一つの中国」の原則を主張してきた。同時に中国は、台湾を「核心的利益」と位置づけ、台湾への武力行使の条件として、①台湾の独立宣言、②外国による台湾の占領、③台湾当局による統一問題平和解決協議の無期限の拒否、の三点を示すなど、政治的恫喝や軍事的脅迫という形で、台湾の武力統一の可能性も繰り返し表明している。 軍事面に焦点を当て、日米台と中国の関係を見るとどうなるか。 中国は、東シナ海や台湾周辺海域のみならず、日本周辺海域、南シナ海、西太平洋への覇権的な海洋侵出を図り、また近年は、海空軍兵力を中心に戦力を急速に近代化し、止め処なく勢力の拡張を図っている。現時点では既に、海空軍の能力は、量のみならず、質的にも台湾の海空軍兵力を凌駕している。特に、台湾を射程に収める短距離弾道ミサイルの異常に速いテンポでの増強は、台湾の国民に多大な不安を与えている。 しかし中国が台湾に本格的に侵攻する際に、最大の障害となると意識しているのは、台湾の戦力ではなく、米国の動向、特にその強大な海空軍事力である。即ち、中台関係は、少なくとも軍事面から見れば、米中関係とほぼ同義であると認識すべきである。 台湾攻略のためには、中国は、米国との軍事対決をも辞さない覚悟が必要となるが、軍事対決の様相は、地勢的に見て、必然的に海上や航空における軍事的優勢（海上・航空優勢）を巡るものとなる。中国が台湾攻略に本気になればなるほど、米国の海空軍事力との衝突は避け難くなる。中国が台湾攻略における不敗の態勢整備を進めていこうとする過程で、東アジア・西太平洋での軍事的優位を維持しようとする米国との摩擦が顕在化していくことは不可避となる。そのため中国は、以前から、対外的には台湾統一を口実としつつ、実質的には台湾の先、即ち米軍事力との対決を念頭において、本格的な軍事力の整備に着手してきた。現在では、近接阻止・地域拒否（A2/AD）と称される対米戦略構想（2009年米国防省報告「中華人民共和国の軍事力」）にその特徴が示されるように、台湾周辺海域や西太平洋における対米阻止戦略の確立を目指して、成長を続ける経済力を背景に軍備を増強しつつあり、近年の政治指導者は、覇権主義に突き進む国家意識を隠そうともしない。 中国は、1980代中期に「近海防御戦略」を立案し、以後それを発展させてきた。南西諸島、台湾、フィリピン、ボルネオ島を結ぶ第一列島防衛線を絶対防衛線とみなし、その内側にある南シナ海や東シナ海の島嶼部に軍事拠点を構築する一方、現在では強襲揚陸能力を含む多種多様な軍事力（海上民兵、海警などの準軍事力を含む）を展開している。このようにして軍事的に他国の利用を拒否し、自らが管制可能な海域に仕立て上げる「地域拒否（AD：Area Denial）」構想を打ち立てており、南シナ海や東シナ海での中国の強引かつ強圧的な動きの原理となっている。最近では中国の公的な見解として、これら海域も台湾と同様に「核心的利益」と呼称されるようになった。 一方、第一列島防衛線の外側の西太平洋海域では、米海空軍力の接近を阻止する「近接阻止（A2：Anti－Access）」構想を有しており、航空母艦、原子力潜水艦、ステルス戦闘機、長距離爆撃機などの海、空軍力の近代化、増強をはじめ、中・長射程の対地・対艦用の弾道・巡航ミサイルや、宇宙兵器、サイバー戦能力を大幅に強化している。これらに加え、ゲリラ・コマンドウや機雷敷設など、従来型の非正規戦能力も維持している。即ち中国は、第一列島防衛線の内外に二段構えの防衛態勢を構成するA2/AD構想の実現を目指し、軍事拠点や軍事力の増強を図っているのである。最近の米議会報告によれば、中国は2020年までに艦艇建造数で世界一となると同時に、ロシアの現在の軍事技術水準に達し、2030年には米国の現在の軍事技術水準に達するであろうと見積もられている。 台湾は馬英九総統が提唱する「固若磐石（磐石のように堅固）」の国防建設の方針のもと、「防衛固守、有効抑止」を内容とする軍事戦略を採り、総兵力を大幅に削減しつつ、徴兵および志願兵から構成されている台湾軍を、2014年末までに完全志願制に移行させることを目指していると理解している。小生の認識している台湾軍の現状兵力は、以下のとおりである。 陸上戦力は陸軍39個旅団および海軍陸戦隊3個旅団などの約21万5,000人であり、このほか、有事には陸・海・空軍合わせて約165万人の予備役兵力を投入可能である。海上戦力については、米国から導入されたキッド級駆逐艦に加え、近くペリー級フリゲートも導入する予定である。航空戦力については、F-16A/B戦闘機、ミラージュ2000戦闘機、経国戦闘機などを保有している。台湾軍は、先進科学技術の導入や統合作戦能力の整備を重視しているが、装備の近代化が依然として喫緊の課題となっている。米国防省はこれまで台湾関係法に基づき台湾への武器を売却しているが、台湾側が購入を希望しているF-16C/D戦闘機や潜水艦などについては進展が無く、今後の対応が注目される。 近年、中国が軍事力の近代化を急速に進めた結果、中台の軍事バランスは、全体として圧倒的に中国側に有利な方向に傾いており、今後は、台湾自身の軍事力の近代化や、米国による台湾への武器売却などが鍵となっている。 中台の軍事力の現状を比較すれば、①中国の台湾本島への着上陸侵攻能力は限定的であるが、近年、中国は大型揚陸艦の建造など着上陸侵攻能力の向上を図っている。②海・空軍力については、中国が量的に圧倒しており、質的にも、近年、中国の海・空軍力の近代化が著しい。③中国は、台湾を射程に収める短距離弾道ミサイルを多数保有しているが、台湾は有効な対処手段に乏しい。 台湾本島周辺の作戦地域の特徴を見ると、①本土に近接している金門、馬祖、澎湖諸島については、要害化されているが民間人も多数居住している。②台湾海峡については、艦船の可航幅は、130～160km程度であり、全般に水深100ｍ以浅で潜水艦の行動には不適であり、台風期には渡海･経空作戦は困難である。③本島周辺では、西岸はほぼ全面的に遠浅で、かつ泥濘状態であることから上陸作戦には非常な困難を伴う。特に民間徴用の漁･商船による上陸への利用は著しく困難を伴う。④本島においては、西部に政経中枢、重要軍事基地、主要交通網が集中し、東部では軍事基地、交通網を開発中である。⑤台湾東（与那国西）海峡及びバシー海峡では、艦船の可航幅は事実上無制限、水深は100ｍ以深であり、また急速に1,000ｍ以深となる海面に恵まれており、潜水艦の行動に適しているが、台風期には、水上･航空作戦は困難となる。 これらを踏まえれば、軍事的には、中国の台湾侵攻能力は急速に向上しつつあるものの、手段、時期、作戦正面等で制約を受けるとともに、少なくとも現在の国際環境を踏まえれば、政治的な考慮から、依然として限定的なオプションしか選択せざるを得ないであろう。 現時点で大規模な準備なしに実施できる軍事的オプションとしては、決定的な攻略ではない、懲罰的な意図を持って行うシナリオであり、①三戦を活用した精神的な抵抗意思の剥奪、世論の撹乱、②それらに連動した特殊部隊などによる破壊、擾乱、サイバー攻撃、電子戦、EMP攻撃、宇宙空間での対衛星攻撃等による台湾軍のC4ISR機能の破壊、③状況により、各種弾道・巡航ミサイルを台湾近海に撃ち込むなどの威嚇・恫喝などが考えられるが、台湾側の頑強な抗戦意欲があれば、侵攻目的を達成することは出来ないであろう。 しかし何らかの理由で、米国が台湾防衛意欲を失う気配を見せるなど、国際環境が劇的に変化し、更に中国が台湾侵攻に十分な能力を保持するに至ったと自覚した場合における、一定規模の準備、または本格的な準備を必要とする単独または複合の軍事侵攻オプションとしては、サイバー戦などの非正規戦を併用しつつ、④初期段階での台湾側要人、指導層、軍司令部などに対する「司令塔排除作戦」、⑤台湾航空基地、海軍基地、司令部組織などに対する奇襲的な各種ミサイル攻撃と航空攻撃、特殊部隊攻撃、場合により化学剤、生物兵器などの大量破壊兵器を一部使用した侵攻、⑥航空優勢獲得のための航空作戦、海上優勢獲得のための海上作戦、⑦その後の各種弾道・巡航ミサイルや爆撃機・戦闘機を併用した集中飽和攻撃による、台湾側兵力の漸減、機動運用の阻止、各種インフラ中枢、兵站集積地などへの攻撃、⑧全期間を通じた電子戦、サイバー戦、特殊部隊攻撃、台湾機の反撃に対する防空戦闘、宇宙空間からのEMP攻撃なども含めた対衛星攻撃、⑨海空優勢を確保し、台湾陸海空戦力を漸減した後、台湾本島への本格的経空･渡海侵攻、などが考えられる。いずれの場合も、中国としては、米軍が来援する以前に台湾の制圧という既成事実を作為するとともに、対米（日）軍来援阻止のための戦略核兵力、弾道･巡航ミサイル、近代的海空兵力を控置する必要がある。 では台湾の政治的価値と戦略的価値を踏まえ、日本の採るべき対応は如何にあるべきか。 繰り返しになるが、一衣帯水の隣国である台湾は、日本にとって地政学上も、戦略上も重要な位置を占めると同時に、北東アジアの海上交通路の隘路（チョーク・ポイント）となっており、日本や地域全体の安全保障上、重要な意味を持つ。仮に、台湾が中国によって政治的かつ軍事的に制圧された場合、日本は政治面、経済面のみならず、軍事面でも大きな打撃を受けることは自明の理であり、日本は台湾有事に際し、米国と共同歩調を図りつつ、台湾を軍事的にも支援するための行動を採るべきである。 ここで台湾有事における日米台の安全保障関係を考えた場合に重要となるのは、従来、日本政府が「権利は保有しているが行使できない」とする憲法解釈由来の神学論争から脱して、集団的自衛権の問題に現実的に向き合わねばならない。そして同盟国である米国は当然として、必要な場合に、台湾への「集団的自衛権の行使」を可能とする条件を明確化し、更に「武力行使の一体化」といった派生する問題も是正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幸い、前述した様に、安倍政権は本年7月1日、自公両党による与党内協議の末、「限定的な集団的自衛権の行使」等を容認する閣議決定を行い、関係法案の来年の通常国会への上程を目指す構えである。更に、本年末には、限定的集団的自衛権の行使容認を盛り込んだ形で、日米防衛協力指針の改訂を行う運びとなっている。 従来、法制面で見てみた場合、日本が台湾に対する集団的自衛権の行使を行う場合に問題となるのは、主に次の4点であった。即ち、①台湾は、国連憲章にいう「被攻撃国」すなわち「国家」であるのか、②これと関連し、日本と台湾の間において、日米安保条約のような特別な条約締結の必要があるのか、③尖閣諸島は台湾の領土であるとの台湾の主張は、集団的自衛権の行使を正当化する要件としての「被攻撃国との密接性」を否定するものとならないのか、④同様に「自国防衛との相関性」を否定するものとならないのか、という点である。 今般の閣議決定においては、現憲法で認められる自衛の措置としての武力の行使は、次の３要件に該当する場合に限られるものと解されるとして、①わが国に対する武力攻撃が発生したこと、またはわが国と密接な関係にある他国に対する武力攻撃が発生し、これによりわが国の存立が脅かされ、国民の生命、自由及び幸福追求の権利が根底から覆される明白な危険があること、②これを排除し、わが国の存立を全うし国民の権利を守るために他に適当な手段がないこと、③必要最小限度の実力行使に留まるべきこと、を示した。今後、「個別的自衛権」及び「限定的な集団的自衛権」の行使に関する新３要件となる。 ここで、台湾を巡る緊急事態や有事をも想定しつつ、今後の日台安全保障・防衛関係のあるべき姿を求めて見た場合、今般の日本における集団的自衛権の行使等に関する議論を踏まえた上で、今後、日本政府として取り組むべきことは、①今年末を目処に改訂作業が進んでいる日米防衛協力指針の中で、台湾を日米共同による防衛協力対象（周辺事態）から排除しないこと、②一定の条件が整えば、台湾を「限定的な集団的自衛権の行使」の対象とすること、③日米台の安全保障･防衛協力を進展させること、④究極的には、これらを総合した形で、日台関係基本法を制定することである。 更に、日米台３カ国は、近年、中台問題に余り関心を寄せなくなった国際社会に対し、台湾の政治的、戦略的重要性を十分に認知させるための努力を払うべきである。そのための有力な手段の一つとしては、国際的な海上安全保障グループの一員として台湾を参入させることが近道となる。即ち、世界を貫通するシームレスな海上交通路が何らかの形で妨害行為を受け、自由な航行が確保されない恐れが生じた場合などにおいて、広域の海洋安全保障協盟（MSA：Maritime Security Coalition）による協力活動の推進のために、台湾にも役割を分担してもらうことである。MSAは、日米が主軸となり、アジア･オセアニア･インド洋･中東・アフリカ・北極海など、枢要な海上交通路が所在する地域のメンバーで、日米台3国と価値観を共有する良識ある民主主義海洋国家、即ち、ASEAN諸国、豪州、インド、GCC・東アフリカ諸国、NATO・北欧諸国などにより構成される、緩やかであるが、シームレスかつグローバルな海洋安全保障「有志連合」である。 一方、日本として、台湾に安全保障・防衛面で期待するのは、自由民主主義国家としての自国の防衛に加えて、周辺海域やシーレーンの防衛能力向上の真剣な取組みである。台湾として、先ずは米国から導入中の強化されたC4ISR機能を有する海空を主体とする近代的装備の実際的運用に全軍が速やかに習熟して、「総合的な（Comprehensive）制海・制空能力」という近代戦遂行能力を獲得するための努力に国家の総意として邁進することが望まれる。その上で将来に向け、戦略的対潜戦遂行、広域情報収集、弾道・巡航ミサイル防衛、総合防空などの能力の保有に着意していく必要があると考える。そして何よりも大事なことは、台湾の国民の総意としての中国による統一阻止への強い団結力である。 「ひまわり運動」を契機として、今、台湾の民意は大きなうねりを伴って動きだしたと予感される。そこで台湾の皆さんから大きな反対の声が上がることを承知の上で、日台、日米台、あるいは地域や国際社会との関係改善を期待して、敢えて台湾に頼みたいことがある。 台湾は、中国の言う（元々1947年に当時の中華民国が主張した）南シナ海の11段線（現在は9段線とも10段線ともいう）の由来を、台湾自身の持つ法的な証拠を示して国際社会に明らかにし、南シナ海問題の抜本的解決に貢献してほしいということだ。南シナ海問題の根本的解決のためとして、米国からも声が上がっている。 台湾は、当時の領有権主張の法的根拠を国際社会に明確にした上で、国連海洋法条約など国際法に則した現時点での台湾の南シナ海における領有権主張を正当にアピールすることができる。ASEAN諸国は、既に領有権紛争を法に則して解決することに合意している。中国は、従来曖昧にしてきた南シナ海領有権等の主張や国内法体系について、2000年前の怪しげな古文書や10段線を境界線とした「新地図」などに一方的な正当性を求めるのではなく、近代の歴史や国際法に則した詳細かつ論理的な説明をする責任が出てくる。 台湾は厳然たる独立国家として、国際社会への正式な参入が許されるべきだが、中国の強烈な反対があり、国際社会からも余所余所しくされている。台湾が勇気を奮ってこの挙に出れば、国際社会は、台湾を良識ある独立国家として正式に受け入れるであろう。そのことによりMSAへの正式な参画も可能となる。今こそ本問題への抜本的な解決のため、台湾の決意が必要となっている。勿論、日米は大歓迎する。 […]

長島昭久 衆議院議員、前防衛副大臣   有史以來，日本是由海洋孕育文明的。日本從海洋獲得許多恩惠，同時被海洋保護，從跟海洋的密切關係中，構築日本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國家也因而發展。日本毫無疑問是一個「海洋國家」。在歷史上曾經有一段時間，日本對於做為「海洋國家」或「大陸國家」有過迷惘 （參照1907年「帝國國防方針」），結果讓國家陷入破滅。然而，除了上述戰爭前或戰爭中的這段時期以外，日本仍然一貫是一個海洋國家。 日本每年進口約8億噸的原料，出口約1億6000萬噸的工業產品，事實上日本是製造五倍附加價值，進而貢獻世界繁榮的通商國家。這些進出口貿易的 99.8％是透過海洋進行通商交易。日本的國土約38萬平方公里（世界第61位），但卻擁有約國土12倍的專屬經濟區（EEZ），面積達到 447萬平方公里，居世界第6位。日本共有約6800多個島嶼，海岸線長度加總超過美國。同時，日本週邊海域有日本海溝等相當多的深海，深海總體積為世界第四位，水產業也是世界三大漁場之一，海底資源也埋藏甲烷水合物、熱液礦床、鈷等能源或礦物的可能性也極高。 因此，我們對日本地緣政治的思考必須立基於貿易立國的海洋國家，進而設想自己國家生存和繁榮的戰略，確定安全保障的方法。在這個意義上來看，在確保領土、領海及領空的主權和獨立的同時，從印度洋經過麻六甲海峽到南海和西太平洋超過12000公里海上航線的安全，對於日本而言，具有攸關國家存活的重要性。 然而，近年來，威脅這個海洋安全的事態頻繁發生。自去年以來，中國的專橫導致許多南海區域的相關爭議，而這些爭議都是因為中國試圖透過武力單方面改變現狀，並挑戰現存的國際海洋秩序。中國急速擴大和積極化以東海和南海為首的海空領域相關活動，特別是環繞著海洋利益的衝突問題，透過中國藉由武力企圖改變現狀等種種跡象，顯示中國採取的是高壓式的對應方式。在日本周圍的海空領域上，除了隸屬於中國海上執法機關的公用船或航空機間歇性地入侵日本領海或領空之外，中國海軍艦艇還以火控雷達照射日本海上自衛隊的護衛艦，或是藉由戰鬥機異常接近日本自衛隊飛機。此外，還包括例如擅自設定「東海防空識別區」等妨礙公海上空飛行自由的危險行為，都可能導致不測事態發生。中國像這樣在東海的不講理行為並不是始於今日，若不參照中國迄今在南海引發的事態，將無法掌握中國於東海上的行動意義。 南海是海洋資源寶庫，除此之外，不只是對日本，對以美國為首的世界各國而言，也是個海上航道集中交錯的重要海域。在這個南海地區，中國填補權力真空並擴大「戰略國界」（意指超越傳統國境概念的戰略領域，戰略國界更包括專屬經濟區在內）的動向，早就始於40多年前的越戰剛結束時。換句話說，美國於1973年越戰結束進而撤出軍隊之後，中國軍便在翌年立即入侵越南，佔領南海上的西沙群島。1979年，中國取代美國軍隊的角色，阻止蘇聯在金蘭灣的部署艦艇行動，並在1987年目送蘇聯軍隊撤出金蘭灣之後開始進駐南沙群島的島礁，從而在翌年與越南發生武裝衝突。尤有甚者，1991-92年美國軍方撤出菲律賓蘇比克海軍基地和克拉克空軍基地，中國立即頒布『領海法』。中國的『領海法』宣布南海的絕大部分（以及釣魚台列島、台灣）為其領土。1995年美國與菲律賓決定停止聯合軍事演習，並使『美菲共同防禦條約』實質空洞化，中國軍隊馬上佔領在菲律賓外海幾公里的南沙美濟礁。中國擴張「海洋國土」的行動，在翌（1996）年的春天達到一個高峰──中國在台海危機中公然以武力進行威嚇，但之後中國的擴張行為因美國的介入而暫時停下腳步，關於這點我會在後面加以敘述說明。 其後，由於2001年的911恐怖攻擊行動，使得美國和中國進入戰略蜜月期，在南海問題方面，中國與東協各國在2002年11月達成『南海各方行為宣言』，翌（2003）年10月簽署『朝向和平與繁榮的戰略夥伴關係宣言』，再於翌（2004）年11月通過『行動計劃』，發表各國在南海行動規範的五年計畫。然而，中國在南海的合作態度並沒有辦法撐過10年。從2008年左右開始，中國再次強硬主張其在南海的主權和海洋權益，不僅透過海軍，中國也動員數個海上執法機構，物理性地妨礙其他爭端各國在南海的活動，以「九段線」主張在南海全境展開新的海洋攻勢。 中國像這樣以南海為首在海洋擴張「戰略國境」的行動，美國的地緣政治戰略家尼古拉斯‧史巴克曼（Nicolas Spykman）在60年前就已經提出過這個預言。他在所著的《美國的世界政治戰略》（America’s Strategy in World Politics: The United States and Balance of Power）一書中，當頭棒喝地明白指出：「中國現代化以後，將會趁著這個勢頭，讓增強軍備的中國在「亞洲的地中海」（連接台灣、新加坡和澳大利亞北部約克角的三角水域）威脅日本及其他西方國家的地位…在這個海域中，不只存在美英日的海權力量（sea power），也可能被中國的空權力量（air power）所控制。」（筆者註：此處所說的空權力量不只是飛機還必須包括彈道飛彈以及巡弋飛彈）。 今日，GDP凌駕日本的中國，讓過去26年的軍費開支膨脹約40倍（過去10年成長4倍），光中國2014年發表的軍費預算就高達8,082億元（根據美國國防部《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軍事及安全保障進展的年度報告》（2014年6月），中國2013年軍事相關支出估計超過1450億美元，但中國公布的國防開支還不包括向外國採購武器等主要支出），已經超過日本（約478億美元）軍費預算的三倍以上。特別要注意的是，這並不是漫無目的地配合經濟增長的軍備擴張，而是基於明確長期戰略的周詳計畫。 眾所周知的是，中國的海洋軍事戰略最早可追溯至1982年。戰略設計師是被稱為鄧小平右臂的海軍上將劉華清（擔任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人民解放軍海軍最高領導人）。根據劉華清策劃的「近海防禦戰略」（1985年修訂為「近海域積極防禦戰略」）指出：「解放軍海軍的作戰海域，在未來較長的時期，主要以第一島鏈和沿著該列島的沿海海域，以及第一島鏈內側的南海、黃海和東海為主。…隨著我國（中國） 經濟實力和科學技術水平不斷地提昇，海軍力量將更為強大，中國海軍的作戰海域會逐步擴大到第二島鏈和北太平洋海域。」中國基於這個戰略持續構築本身的海洋戰力。 中國海軍由以青島為根據地的北海艦隊、以靠近上海的寧波為母港的東海艦隊，以及以湛江為根據地的南海艦隊所組成，中國海軍艦艇如果要進入太平洋，即是從海南島通過巴士海峽，或是通過沖繩和宮古島之間的宮古海峽。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的活動到2000年前半年為止僅限於中國海域之內，但2004年11月中國藉由派遣中國核子潛艇在日本領海進行潛航任務以踏出中國遠洋行動的第一步，之後，中國於2008年10月首次以艦隊行動穿越第一島鏈，並穿過津輕海峽前往西太平洋，再繞經日本東岸後經過宮古海峽回港。接著，在2009年更進一步通過宮古海峽前往沖之鳥島海域。2012年4月，中國第一次東進通過大隅海峽，同年10月首次北上通過與那國島與西表島附近的仲之神島水域，2013年7月首次東進宗谷海峽。如此這般，從中國海軍艦艇部隊於東海・太平洋之間出入路線來看，中國傾向在包括日本北方在內的海洋地區持續嘗試各種多樣化路線，謀求提昇中國的遠洋拓展能力。同時，中國在2013年10月首次在西太平洋實施稱為「機動5号」的三大海軍艦隊聯合演習。此外，在東海也看到中國海軍艦艇活動的常態化，依據2014年2月19日《解放軍報》的報導，近年來中國海軍東海艦隊其中的某個部隊每年平均活動日數超過190日。 此外，關於中國政府公務船的動向，2008年12月中國國土資源部國家海洋局所屬「海監」船，在釣魚台列島周圍海域的日本領海進行徘徊、漂流等不被國際法承認的活動。此後，2011年8月和2012年3月及7月，發生「海監」船及中國農業部漁業局所屬「漁政」船入侵釣魚台領海事件。像這樣，「海監」船及「漁政」船近幾年逐漸活躍於釣魚台領海地區。在2012年9月日本政府完成釣魚台三島（釣魚台、北小島及南小島）的「國有化」程序以後，這些活動顯著更為積極，並持續間歇性地侵犯該處領海。2013年4月和9月，釣魚台領海同時被8艘中國政府公務船入侵。同時，2010年9月，在釣魚台列島附近的日本領海發生中國漁船衝撞日本海上保安廳巡邏船的事件。此外，2012年10月中國海軍東海艦隊與「海監」船及「漁政」船進行聯合演習，目的是維持和保護領土主權及海洋權益，並將海軍退役艦艇移交給2013年7月正式成立的「中國海警局」。從這些種種行為可以看出中國海軍同時從運用和裝備兩方面支撐海上執法機構。在這之中，不僅是東海，包括海軍艦艇在內的中國政府公務船在南海地區也一而再，再而三地進行挑釁行動，例如：中國潛艦對越南和菲律賓的漁船及海上執法機構的異常接近（甚至也異常接近美國海軍的航空母艦），或者對美國海軍調查船進行干擾等等。 熟悉亞太地區海洋安全保障的美國海軍大學教授吉原（Toshi Yoshihara）指出，配置海軍艦艇作為後盾而將政府公務船推到前線的中國戰術，具有「抑制軍事衝突升高的效果，同時反覆透過政府公務船頑固地經常性巡視活動，能加強對手的戰略性消耗，進而施加一定壓力，掌控外交的主導權。」的效用。 中國透過人民解放軍與海洋執法機構的密切合作所構築的戰略環境，對我們而言，到底具有何種意義呢？我們回顧前述各種事例，應該共同認識到：中國的海洋擴張會給東亞地區地緣政治的權力平衡帶來驚人的衝擊。 時序拉回到距今18年前的1996年。準備踏入第二任任期的台灣李登輝總統實施了台灣首次的總統全民直選。由於擔心李登輝總統如果選贏可能會一鼓作氣推動獨立，北京政府對此極度警戒。為了對台灣人民施壓，中國在台灣海峽一再進行大規模的飛彈演習。相對於此，美國柯林頓總統立刻緊急派遣兩支航空母艦機動部隊（約20艘艦艇，120架飛機）趕赴台灣週邊海域以牽制中國。雖然面臨一觸即發的危機，但敵我實力之間的差距是顯而易見的。中國很快就被迫收起武器偃旗息鼓。由於有這次飽受屈辱的砲艦失敗外交，中國隨即進行驚人的軍事擴張。 從1990年代中期開始的中國海洋軍事擴張，造成我們現在面臨何種戰略環境？假設18年前的事情今天再度發生，歐巴馬政府市否能像當年一樣毫不猶豫地派遣航空母艦打擊部隊來到台灣海峽──更精確地說，是否能夠將航空母艦打擊部隊投入第一島鏈內側？答案是否定的。理由是顯而易見的。因為與18年前相比，中國海空軍擁有的「反介入／拒止能力（A2/AD能力）明顯提升。例如基洛級潜艇從當年的3-4艘到現在已超過40艘，配備超音速巡弋飛彈的最新銳現代級驅逐艦（Sovremenny-class destroyer）部隊從7-8艘到目前的40餘艘，第四代戰機從50架左右增加到超過560架。此外，據報導指出，中國正開發可精確擊中航空母艦的東風21（可能搭載核彈頭的中程巡弋飛彈）。從天空、海上到海底，透過遠遠超過美國遠征部隊的實力，讓中國具備可明顯阻礙美國介入的能力。此稱為「反介入」（anti-access）戰略。 同時，如果中國海軍照這種趨勢穩步推進其現代化計劃，那麼對美國的「拒止（denial area）」策略也可以很快地從第一島鏈擴展至第二島鏈。對美國及其盟友而言，這是有如噩夢的場景劇本。這簡直就是劉華清海軍上將於30年前所描繪的戰略本質，也是史巴克曼警告過的最糟狀況。此外，中國的最終目標絕不是在第二島鏈外側與美國海軍相抗衡而已。而是要確保中國海軍在第一島鏈和第二島鏈間廣闊海域的活動自由，也就是要確保其對制海權及制空權的掌控。這個海域的戰略價值是無法估量的。我覺得此點類似冷戰時期蘇聯將巴倫支海或鄂霍次克海視為聖域一般，中國考慮的是確保擁有對美國核武第二擊（報復）的能力。 換句話說，在這個海域部署核子潛艇，由其發射中國開發中的射程遠達8000公里的潛射彈道飛彈（SLBM）的話，就可以擊中美國大陸的任何地方。為了達到這樣的目的，中國在提高飛彈的命中精確度的同時，也拼命建造可以前線部署航空戰力的航空母艦（打擊部隊）。此外，為規避美國先進的警戒監視能力，中國海軍在海南島南部的三亞建設大規模潛艇基地。隨著這個地下基地的完成，中國的核子潛艇可以通過水中通道直接進出海洋，能在美國的偵察衛星無法探知的情況下，以潛航方式從南海穿過巴士海峽前進到西太平洋。 對於這個中國的這個動向，吾等若不構築抗衡中國「反介入和拒止」的對抗力和抑制體制，那麼第二島鏈內側最終將成為中國的內海。如果出現這種情況，日本、台灣、韓國及菲律賓都將被完全涵蓋在反介入和拒止的範圍之內。此外，中國到2000年代中期就已經與和印度以外的13個國家解決邊界爭端，其背後目的就是要在無後顧之憂的情況下，能夠集中全部精力整備朝向海洋（西太平洋和印度洋）進行擴大戰略縱深的相關要件。 從過去以來，中國就是以「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孫子兵法作為其戰略根本。若中國逐步增強前述的「反介入和拒止」能力，進而將美國逐出亞太區域之外，最終結果就是從根本面完全顛覆亞太地區的戰略平衡。中國的手法有時是評估敵我雙方的實力關係後，以「脅迫（coercion）」方式強化自我主張，有時則是以壓倒性的力量為背景，讓週邊諸國陷於無助後再使出綏靖政策等方式來達成目的。中國透過上述巧妙地軟硬兼施，擴大自己的勢力範圍，最終目的就是要取代美國成為亞太地區的霸權。 當然，中國持續擴充「反介入和拒止」能力之前，美國當然不會拱手旁觀。看到如此令人擔憂的未來前景，歐巴馬政府在2012年1月發表明顯要將力量投入「亞洲太平洋基軸」的《美國國防戰略指導》，重新建構過去在中東投入反恐戰爭長達十年而疲憊不堪的美軍。這是兩年前的《四年國防政策審查》（QDR）中推出「海空一體戰鬥概念（Air-Sea Battle Concept）」的升級版。美國希望透過空中和海上的新型聯合作戰，讓中國持續保有的多元且大規模的「反介入和拒止」能力失去效用。也就是說，美國重新構築從美國本土投射至遠方的武力投射（power projection）能力，特別是在面對中國「反介入和拒止」能力時，將原本脆弱的前線部署基地，變成「地理上分散且作戰存活性受到確保的基地，且此基地的政治功能也能持續運作」（2012年《美國國防戰略指導》）。 當考慮到日本的安全，當然會存在日本如何與美國的新戰略進行連動的尖銳問題。如果我們忽視這方面的努力，當然就會落入孫子兵法「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的謀略。換句話說，近年來由於中國正是以「三戰（輿論戰、法律戰、心理戰）」加以迷惑對手（此即伐謀）；透過劉華清海洋強國戰略，分散美國武力投射能力（此即伐兵）；當美軍在緊急情況下延誤其援助時機甚或放棄前來援助時，便很難避免身為美國盟國的日本或台灣的不信任或猜疑，進而分化美日台的同盟關係（此即伐交）。要避免這種情況的唯一方法，就是美國要有確保對這個地區承諾的意念和能力。因此，日本也絕對不能忘記，自身在國防和外交兩方面的極度自助及努力是生死存亡的關鍵。 在此，我們要探討日本的亞洲太平洋戰略。先就結論而言，第一，做為所有要件的前提事項，即為日本獨自努力的必要性。第二，透過日美同盟的深化，建立穩定的戰略關係和重新構築新的秩序，此點極為重要。第三，為了強化亞太地區的合作連繫，日本必須讓自己的安全保障和外交戰略更為明朗化。 首先是關於日本獨自的努力。最大的著眼點是日本如何超越過度依賴美國而只是反應（react）事態的被動態度，甚至繼續活用美國的力量，積極（proactive）形塑（shape）自國所需的國際環境。在這方面，透過承接野田前政府政策的安倍晉三首相所提倡有關日本安全保障策略的「八大改革」，繼續達成劃時代的成果。再次重覆其重要的一點，那就是第二次安倍政權所構思的「八大改革」的幾乎所有內容，都是我擔任野田首相的外交和安全保障輔佐官時所起動的。安倍的「八大改革」在野田佳彥政權期間就開始著手進行的政策，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實。換句話說，從民主黨野田政府展開而為自民黨安倍政府所繼承的「八大改革」，正是明確證明我「外交和安全保障沒有執政黨和在野黨，只有國家利益」的政治信念的。我很自豪。以下概略介紹「八大改革」的輪廓。 第一是建立日本版的國家安全保障會議（NSC，國安會）。此點明白記載在2010年底當時執政的民主黨政權的政策建議中。我們在首相官邸擬定外交及安全保障戰略，這個有關設置推動橫向聯繫的司令塔的構想，也是跨越黨派認真思考外交和安全保障的政治家的長年夙願。安倍政府就職的第一年，成立日本版的國家安全保障會議，並由曾任外務事務次官（外交部次長）的谷內正太郎，出任國家安全保障會議的第一任局長，讓結合外交、防衛及警察官僚的組織，在首相官邸中樞內加以統整。 第二是國安會設立後的第一件任務，那就是擬定國家安全保障戰略。迄今為止，日本除由外務省（外交部）發行的《外交青書》和由防衛省（國防部）出版的《防衛白書》和《防衛計畫大綱》之外，並沒有像各國政府那樣對國內外闡明綜合外交及安全保障戰略的宣言性文件。基於長期的視野（以同時期改訂的《防衛計畫大綱》作為前提），日本首次擬定綜合安全保障戰略。日本安全保障戰略以安倍政府推動「積極的和平主義」的外交方針作為國家目標，闡明實現這些目標的明確路徑和手段。 第三是雖曾為野田政府的目標，但因被財政障礙阻止而無法實現。那就是增加國防預算。過去10年來日本首度增加國防開支，這些都配合新的《防衛計畫大綱》及《中期防衛力整備計畫》（中期國防建設計劃）。雖然日本將面對嚴峻的財政狀況，還要考慮更嚴苛的國際環境，但安倍政府以果斷的領導力毅然展開行動。因此，在日本謀求充實國防力量的同時，還要整備深化日美同盟所需的財政基礎。 第四為整備『特定秘密保護法制』，這也是沿襲民主黨政權啟動的專家小組的報告。『特定秘密保護法制』將迄今為止原本特定為國防秘密的秘密保護法制，擴大到外交、公安和反恐情報，透過以首相官邸的國家安全保障會議為首的政策部門聯繫，強化對部門整合的智能社群（intelligence community）的培育。透過此點，與以美國為中心的「五眼（Five […]

長島昭久 日本衆議院議員、前防衛副大臣   有史以来、日本は、海による文明を育んできた。海洋からさまざまな恩恵を受け、また海に守られ、海洋との深いかかわりのなかで政治、経済、文化を築き、国を発展させてきた。我が国は、まぎれもなく「海洋国家」である。歴史の一局面で「海洋国家」と「大陸国家」の二兎を追い（一九〇七年の「帝國國防方針」）、結果として国家を破滅に陥れたことがあった。しかし、そうした戦前戦中の一時期を除き、日本は一貫して海洋国家であり続けた。 我が国は、毎年約８億トンの原材料を輸入し、約１億６０００万トンの工業製品を輸出することにより、じつに５倍の付加価値をもって世界の繁栄に貢献する通商国家である。その輸出入の99.8％が海洋を通じての通商交易による。約３８万平方キロ（世界第６１位）の国土の約１２倍に上る４４７万平方キロの排他的経済水域（ＥＥＺ）は世界第６位であり、６８００の島々に沿って海岸線は米国より長い。しかも、我が国周辺海域は、日本海溝など深海が多く体積で比較すると世界第４位となり、水産業においても世界三大漁場の一つに数えられ、海底資源でもメタンハイドレードや熱水鉱床、コバルトリッチクラストなど高い可能性を秘めている。 したがって、我々は、日本が海洋国家であり貿易立国であるという地政学的特性を踏まえて、自国の生存と繁栄のための戦略を構想し、安全保障のあり方を決定していか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その意味で、領土、領海、領空における主権と独立の確保とともに、インド洋からマラッカ海峡を経て南シナ海および西太平洋に至る１２，０００キロを超えるシーレーンの安全は、我が国にとって死活的に重要だ。 ところが、近年、この海洋の安全が脅かされる事態が頻発している。昨年来、南シナ海における中国の専横をめぐる紛争の数々は、力による一方的な現状変更を試みる中国による国際海洋秩序への挑戦の一断面に他ならない。中国は、東シナ海や南シナ海をはじめとする海空域などにおいて活動を急速に拡大・活発化させている。特に、海洋における利害が対立する問題をめぐっては、力を背景とした現状変更の試みなど、高圧的とも言える対応を示している。わが国周辺海空域においては、中国は、海上法執行機関所属の公船や航空機によるわが国領海への断続的な侵入や領空の侵犯のほか、海軍艦艇による海上自衛隊の護衛艦に対する火器管制レーダーの照射や戦闘機による自衛隊機への異常な接近、独自の主張に基づく「東シナ海防空識別区」の設定といった公海上空における飛行の自由を妨げるような動きを含む、不測の事態を招きかねない危険な行為に及んでいる。このような東シナ海での中国の理不尽な振る舞いは今に始まったことではないが、それ以前から南シナ海で起こった事象を抜きに東シナ海における中国の行動の意味するところを把握することはできない。 南シナ海は、海洋資源の宝庫であると同時に、我が国のみならず米国はじめ世界各国のシーレーンが輻輳する重要な海域だ。その南シナ海では、力の空白を埋め、「戦略的国境」（従来の国境概念を超え、EEZを含む戦略的な領域）を拡大するという中国の動きが、すでに４０年も前、ヴェトナム戦争直後から始まっていた。すなわち、１９７３年にヴェトナム戦争が終結し米軍が撤退すると、翌年、中国軍はすかさずヴェトナムに侵攻し、南シナ海に浮かぶ西沙諸島を占領。７９年から米軍に代わってカムラン湾にソ連の艦艇が展開を開始すると動きを止めるが、８７年にソ連軍がカムラン湾から撤退したのを見届けるようにして、今度は南沙諸島に進駐開始。翌年にはヴェトナムと武力衝突を起こす。さらに、９１－９２年にかけてフィリピンのスービック海軍基地、クラーク空軍基地から米軍が撤退すると、中国はただちに「領海法」を公布。南シナ海の大半（および、尖閣諸島、台湾）を自国領域と宣言し、９５年を最後に合同軍事演習が中止となり米比相互防衛条約の空洞化が決定的となるや否や中国軍はフィリピン沖数キロにある南沙ミスチーフ礁を占領したのである。中国による「海洋国土」拡張行動は、翌96年春の台湾海峡危機におけるあからさまな武力による威嚇で一つのピークを迎えたが、後述する米国の介入によって足踏みさせられることとなった。 その後、2001年の「９１１テロ」をはさんで、米中が戦略的蜜月状態に入ると、南シナ海をめぐっても中国とASEAN諸国が2002年11月に「南シナ海における関係諸国行動宣言」に合意、翌03年10月には「平和と繁栄に向けた戦略的パートナーシップ宣言」に署名し、さらに翌年11月には「行動計画」が採択され、南シナ海における各国の行動規範を策定まで視野に入れた5カ年計画まで発表された。しかし、南シナ海における中国の協調的な姿勢は10年と続かなかった。2008年ごろから中国は再び南シナ海における主権や海洋権益をめぐる主張を強硬化させ、海軍のみならず複数の海上法執行機関を動員して南シナ海における他の係争諸国の活動を物理的に妨害するなど、南シナ海をめぐる「九断線」の全域で新たな海洋攻勢に乗り出したのである。 このような南シナ海はじめとする海洋における「戦略的国境」を拡大して行く中国の動きを６０年も前に予言していたのが、米国の地政戦略家ニコラス・スパイクマンである。彼は、著書『世界政治における米国の戦略』（America’s Strategy in World Politics: The United States and Balance of Power）の中で、「近代化し、勢いをつけ、軍備を増強した中国は『アジアの地中海』（台湾、シンガポール、豪州北部のヨーク岬を結ぶ三角形の海域）で、日本だけでなく、西側諸国の地位をも脅かすことになるだろう・・・この海域が米・英・日のシーパワーでなく中国のエアパワーによってコントロールされることもあり得る」（筆者注：ここでいうエアパワーには、今日、航空機のみならず弾道ミサイルや巡航ミサイルも含めなければなるまい）と喝破した。 今やＧＤＰで日本を凌ぐに至った中国は、過去26年で軍事費を約40倍（過去10年で4倍）に膨張させ、2014年度の公表軍事関連予算は8,082億元となり（米国防省『中華人民共和国の軍事および安全保障の進展に関する年次報告』（14年6月）は13年の軍事関連支出を1,450億ドル以上と見積っているが、中国の公表国防費には外国からの兵器調達などの主要な支出区分を含んでいないとも指摘）、すでに日本（約478億ドル）の3倍を超えた。しかも注意を要するのは、漫然と経済成長に合わせて軍備拡張が行われているのではなく、それが確固たる長期戦略に基づく周到な計画に裏付けられている点だ。 中国の海洋軍事戦略は、周知のとおり1982年にまで遡る。設計者は、鄧小平の右腕と言われた劉華清提督（中国共産党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まで務めた人民解放軍海軍の最高指導者）だ。劉氏の策定した「近海防御戦略」（85年に「近海積極防御戦略」に改定）によれば、「海軍の作戦海域は、今後の比較的長い期間は、主に第一列島線と当該列島に沿った沿海海域および列島線以内の黄海、東シナ海および南シナ海である。・・・我が国の経済力と科学技術レベルが絶え間なく向上することに伴い、海軍の力はさらに強大なものになり、我々の作戦海域は北太平洋や第二列島線にまで徐々に拡大して行くだろう」とされ、その戦略に基づき中国の海洋戦力は営々と構築されてきた。 中国海軍は、青島を根拠にする北海艦隊、上海に近い寧波を母港とする東海艦隊、湛江に本拠地を構える南海艦隊からなるが、中国海軍の艦艇が太平洋に出る場合には、海南島からバシー海峡を経るか、沖縄と宮古島の間の宮古海峡を通ることになる。中国人民解放軍海軍の活動は、2000年代前半までは中国近海での活動に止まっていたが、2004年11月に中国原子力潜水艦が我が国の領海内を潜没航行したのを皮切りに、2008年10月には艦隊行動として初めて第一列島線を越え、津軽海峡を通って西太平洋に出てわが国を周回し宮古海峡を経て帰港した。さらに2009年には宮古海峡を通って沖ノ鳥島海域に進出。12年4月に、大隅海峡を初めて東進し、同年10月に、与那国島と西表島近傍の仲ノ神島の間の海域を初めて北進したほか、13年7月には、宗谷海峡を初めて東進した。このように、中国海軍の艦艇部隊による東シナ海・太平洋間の進出・帰投ルートは、わが国の北方を含む形で引き続き多様化の傾向にあるなど、外洋への展開能力の向上を図っているものと考えられる。また、13年10月には、西太平洋で初となる海軍三艦隊合同演習「機動5号」が実施された。このほか、東シナ海においては、中国海軍艦艇による活動が常態化しているとみられており、14年2月19日付『解放軍報』は、近年、中国海軍東海艦隊のある部隊の年平均活動日数が190日を超えている旨報じている。 さらに、中国公船の動向としては、尖閣諸島周辺のわが国領海において、08年12月に中国国土資源部国家海洋局所属の「海監」船が徘徊（はいかい）・漂泊といった国際法上認められない活動を行った。その後も、11年8月、12年3月および同年7月に「海監」船や中国農業部漁業局所属（当時）の「漁政」船が、当該領海に侵入する事案が発生している。このように、「海監」船および「漁政」船は、近年徐々に当該領海における活動を活発化させてきたが、12年9月のわが国政府による尖閣三島（魚釣島、北小島および南小島）の「国有化」手続き以降、このような活動は著しく活発化し、当該領海へ断続的に侵入している。13年4月および9月には、当該領海に同時に8隻の中国公船が侵入した。また、10（同22）年9月には、尖閣諸島周辺のわが国領海において、わが国海上保安庁巡視船と中国漁船との衝突事件が生起している。なお、12年10月には、中国海軍東海艦隊の艦艇が「海監」船や「漁政」船と領土主権および海洋権益の維持・擁護に着目した共同演習を実施しているほか、海軍の退役艦艇を13年7月に正式に発足した「中国海警局」に引き渡しているとみられるなど、海軍は、運用面および装備面の両面から海上法執行機関を支援しているとみられる。その間にも、東シナ海のみならず南シナ海においても、フィリピンやヴェトナムの海洋警察機関や漁船に対し、さらには米海軍の空母部隊に対し、中国潜水艦による異常接近や、米海軍調査船に対する妨害など、海軍艦艇を含む中国公船による挑戦的な行動が繰り返された。 アジア太平洋地域の海洋安全保障に詳しい米海軍大学のトシ・ヨシハラ教授は、海軍艦艇を後詰に配備しつつ政府公船を前面に押し出す中国の戦術について、「軍事的なエスカレーションを抑制する効果とともに、政府公船による常続的な巡視活動を執拗に繰り返すことにより、相手に戦略的な消耗を強いることができ、一定の圧力を背景に外交的な主導権を握ることができる」とその効用を指摘している。 このような人民解放軍と海洋法執行機関との緊密な連携によって中国がつくり上げつつある戦略環境は、われわれにとっていったい何を意味するのだろうか。端的な事例を振り返って、東アジアにおける地政学的なバランス・オヴ・パワーに与える中国の海洋進出の恐るべきインパクトについて認識を共有しておきたい。 時は今から18年前の1996年。台湾では二期目に臨む李登輝総統が初めて全国民による総統選挙を実施しようとしていた。北京政府は、李総統が勝てば一気に独立に突き進むのではないかと極度に警戒し、台湾国民にプレッシャーをかけるため、台湾海峡で大規模なミサイル演習を繰り返したのである。これに対し、クリントン米大統領は、ただちに二つの空母機動部隊（艦艇約20隻、航空機約120機）を台湾周辺へ急派し、中国を牽制したのである。一触即発の危機に直面したが、彼我の力の差は歴然。中国はほどなく矛を収めざるを得なかった。この屈辱的な砲艦外交の敗北により、中国は凄まじい軍拡に乗り出すことになる。 1990年代半ばから始まった中国の海洋軍拡の結果、今われわれはいかなる戦略環境に直面しているのか。かりに18年前と同じことが今日起こったとして、オバマ政権は当時のように躊躇なく空母打撃部隊を台湾海峡―より正確には、第一列島線の内側―へ投入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であろうか。答えは否である。理由は明らかだ。18年前に比べ、中国の海空軍が擁する「敵の接近を停滞させ、拒否する能力（A2/AD能力）」が格段に向上しているからだ。たとえば、キロ級など新型潜水艦戦力は当時の3－4隻規模から40隻を超え、超音速巡航ミサイルを搭載した最新鋭のソブレメンヌイ級駆逐艦勢力も7－8隻規模から40隻を超えるとともに、第四世代戦闘機についても50機レベルから560機超へと大幅に増強してきているのである。加えて、ＤＦ21という核弾頭搭載可能な中距離巡航ミサイルは、空母を精密雷撃できる能力を開発中と伝えられる。空から、洋上から、海底から、米国の遠征部隊をはるかに上回る戦力で、その接近を著しく阻害することが可能となった。これを、「接近拒否」（anti-access）戦略と呼ぶ。 そして、この勢いで現行の中国海軍近代化計画が着実に遂行されれば、やがて米国に対する「接近拒否エリア（denial area）」は第一列島線から第二列島線へと拡大されるであろう。米国およびその同盟国にとって、まさしく悪夢のシナリオだ。これこそが、劉華清提督が30年前に描いた戦略の本質であり、スパイクマンが警告した最悪の事態だ。しかも、中国の究極のターゲットは、決して第二列島線の外側で米国海軍と張り合うことではない。第一列島線と第二列島線の間に広がる広大な海域における中国海軍の活動の自由、すなわち制海・制空権を確保することに他ならない。この海域の戦略的な価値は、計り知れない。ちょうど冷戦下のソ連がオホーツク海やバレンツ海を聖域化したのと同様、中国が米国に対する核の第二撃（報復）能力を確保することにあると考える。 つまり、この海域に原子力潜水艦を潜ませ、そこから射程8000キロといわれる開発中の潜水艦発射弾道ミサイル（ＳＬＢＭ）を発射すれば、米大陸はどこでも狙い撃ちできる。それを可能にするために、中国はミサイルの命中精度を向上させるとともに、航空戦力の前方展開を可能にする空母（打撃部隊）の建設に血道をあげているのである。しかも、米国による高度な警戒監視能力をかいくぐるため、中国海軍は海南島南部の三亜に大規模な潜水艦基地を建設したのである。この地下基地の完成によって、中国の原子力潜水艦は水中トンネルを通って直接海へ出入りすることができ、米国の偵察衛星などに捉えられることなく潜航したまま南シナ海からバシー海峡を通って西太平洋へ進出できるようになった。 この中国の動きに対して、我々はその接近拒否（anti-access & area denial, A2/AD）能力を相殺するだけの対抗力、抑止体制を築かなければ、やがて第二列島線の内側までもが中国の内海になってしまうだろう。そうなれば、日本、台湾、韓国、フィリピンは、この接近拒否エリアに完全に埋没してしまうことになる。しかも、中国は、2000年代の半ばまでにインド以外の13カ国と国境紛争を解決し、もはや後背地を気にすることなく全精力を集中してその戦略的縦深を海（西太平洋とインド洋）に向かって思いっきり拡大し得る条件を整えたのである。 中国の戦略は、今も昔も「戦わずして勝つ」孫子の兵法を基本とする。上述したような接近拒否能力を増強させつつ、米国をこの地域から締め出すことにより、地域の戦略バランスを根底から覆そうとするものに他ならない。その手法は、時に彼我の力関係を見極めた上で自国の主張を「強要」（coercion）したり、また、圧倒的な力を背景に周辺諸国を無力感に陥れ宥和政策を引き出すなど、硬軟を巧みに駆使し、自らの影響圏を拡大し、究極的には米国に代わって地域覇権を握ろうというものだ。 もちろん、このような中国による「接近拒否能力」の拡大を前に、米国が拱手傍観しているわけではない。この憂慮すべき将来見通しに立って、オバマ政権は、2012年１月、約10年に及ぶ中東でのテロとの戦いで疲弊した米軍を立て直し、「アジア太平洋・ピヴォット（基軸）」に注力することを改めて鮮明にした『米国防戦略指針』を発表。2年前に公表された「4年ごとの国防政策の見直し」（ＱＤＲ）で、打ち出した新たな構想「エア・シー・バトル・コンセプト」（Air-Sea Battle Concept）をアップデートした。空と海における新たな統合作戦によって、中国が保有しつつある多様で大規模な「接近拒否能力」を無力化してしまおうという戦略だ。すなわち、米本国から長躯投入される米軍のパワー・プロジェクション（戦力投射）能力を再構築するもので、とくに「接近拒否」能力の前に脆弱な前方展開基地を「地理的に分散させ、作戦上の抗堪性を確保し、政治的に持続可能な」（2012年米国防戦略指針）ものにつくり変えて行こうというものだ。 我が国の安全保障を考えるとき、当然のことながら米国の新戦略といかに連動して行くべきかが鋭く問われることになる。我々がこの努力を怠れば、まさしく孫子の教える「上兵は謀を伐つ。其の次は交を伐つ。次は兵を伐つ。其の下は城を攻む」の術中に嵌まることになりかねない。すなわち、近年中国が仕掛ける「三戦」（輿論戦、法律戦、心理戦）によって幻惑され（つまり、謀を伐たれ）た上に、劉華清の海洋強国戦略によって米国のパワー・プロジェクション戦力が寸断され（つまり、兵を伐たれ）、有事に米軍の来援が遅れたり断念されたりするような事態に直面した場合、同盟国たる日本や台湾で米国に対する不信や猜疑が巻き起こることは避け難く、やがて同盟関係は分断され（つまり、交を伐たれ）てしまうに違いない。これを避ける唯一の道は、米国のこの地域へのコミットメントを意思と能力の両面で確保すること。そのためには、我が国自身による国防と外交の両面にわたる特段の自助努力が死命を制することを決して忘れてはならない。 そこで、我が国のアジア太平洋戦略が問われることとなる。結論を先に述べれば、第一に、全ての前提として日本独自の努力が必要だ。第二に、日米同盟の深化を通じた戦略関係の安定化と秩序の再構築が重要である。そして、第三に、そのような地域における連携を強化するための外交および安全保障戦略を明らかにする。 先ず第一に、日本独自の努力について。最大の眼目は、いかにして我が国が、過度な米国依存に基づき直面する事象に反応する（react）だけの受け身の姿勢を脱却して、米国のパワーを活用しつつも積極的に（proactive）自国にとって望ましい国際環境を形成する（shape）かに懸かっていよう。この点で、野田前政権を引き継いだ安倍首相が進める安全保障政策をめぐる「8大改革」によって、画期的な成果を上げつつある。大事なポイントなので敢えて繰り返すが、第二次安倍政権が取り組む「８大改革」のほぼすべてが、私が外交・安全保障担当の首相補佐官として仕えた野田佳彦政権時代に着手されたものばかりだという事実だ。すなわち、民主党野田政権から自民党安倍政権に引き継がれた「8大改革」こそは、私の政治信念である「外交・安全保障に与党も野党もない、あるのは国益のみ」の正しさの証であると自負している。以下、「8大改革」の概略を記す。 第一は、日本版の国家安全保障会議（NSC）の創設である。これは、2010年末の民主党政権化下おける与党民主党による政策提言に明記されたものだ。首相官邸に外交・安全保障戦略を策定し、これを関係省庁横断的に推進する司令塔を設置するという構想は、党派を超えて外交・安全保障を真剣に考えてきた政治家の長年の悲願でもあった。安倍政権は政権発足1年で、日本版NSCを創設し、外務事務次官を経験した谷内正太郎氏を初代NSC局長に迎え、外務、防衛、警察官僚を束ねる組織を官邸中枢に整えたのである。 第二は、そのNSCによる初仕事としての国家安全保障戦略の策定である。これまで我が国には、外務省の発行する『外交青書』や防衛省による『防衛白書』および『防衛計画の大綱』を除き、各国政府が公表しているような総合的な外交・安全保障戦略を内外に明らかにする宣言的文書を持たなかった。今回初めて、同時期に改定された『防衛計画の大綱』の前提となる長期的なヴィジョンに基づく総合的な安全保障戦略を策定し、安倍政権が推進する「積極的平和主義」の外交方針がめざす国家目標とその達成への道筋や手段を明らかにしたのである。 第三は、野田政権で目指したものの、財政の壁に阻まれて実現できなかった防衛予算の増額である。10年ぶりの防衛費増額は、新たな『防衛計画の大綱』および『中期防衛力整備計画』の策定と相俟って、厳しい財政事情にもかかわらず、さらに厳しい国際環境に鑑み、安倍政権のリーダーシップで断行された。これにより、我が国の国防力の充実が図られるとともに、日米同盟を深化させるための財政基盤が整えられることになるだろう。 第四の「特定秘密保護法制」の整備も、民主党政権下で発足させた有識者会議の答申を踏まえたものだ。これまで防衛秘密に特化していた秘密保護法制を外交や公安、テロ情報にまで拡大し、首相官邸のNSCを頂点とする政策部門と連動させることにより、省庁横断的なインテリジェンス・コミュニティを育成強化することが可能となった。これにより、“Five Eyes”と呼ばれる米国を中心とする英国、カナダ、豪州、ニュージーランドの間で特別に共有されている最高度の機密情報へのアクセスに向け、我が国にも制度的な前提が整うこととなったことは今後の同盟深化や地域安保の強化にとり大きな前進といえる。 第五は、40年ちかく続いた武器輸出全面禁止原則の緩和措置。これも野田政権の下で「武器輸出三原則」の見直しが行われたことに端を発する。この改革により、同盟国たる米国のみならず、我が国の安全保障に資する目的に合致する限りにおいて、欧州やアジアの友好国との多国間および二国間の防衛装備品をめぐる共同研究・開発・生産に道を開くこととなった。同時に、これまで厳しく制限されていた武器輸出をめぐっても、自衛隊の装備品であっても外国による使用目的が民生・警察目的であれば柔軟に輸出できることとなり、もっとも最近の例では、海難救助支援目的でインドへ国産の飛行艇U-2を輸出するにあたり、インド企業による部品製造を容認する取り決めに合意した。そのほか、日豪、日英、日仏の間で防衛装備品の共同開発の合意が結ばれている。 第六は、国際平和協力や安全保障分野への政府開発援助（ODA）の柔軟活用である。我が国は、アジアにおいて最初の先進国となった経験を活かし、ODAにより発展途上国の経済社会基盤整備や人材育成、制度構築への支援を積極的に行ってきた。しかし、国際環境が厳しさを増す中で、ＯＤＡにも戦略性が求められるようになっている。現行の『ODA大綱』（2006年改正）の「軍事的用途の回避」原則は、各国の軍隊が担う災害救援活動や海洋警察活動など非軍事面の支援まで妨げてきた。この原則を緩和し、「民生目的、災害援助など非軍事目的」であれば他国の軍隊も支援できるよう大綱を再改正するものだ。これにより、東南アジア諸国へのキャパシティ・ビルディング支援を積極的に担う体制が整うこととなり、米国を中心とする軍事支援と相俟って、我が国の提供する非軍事支援は地域の安定のための重要な貢献となるだろう。 第七は、今年の年末を期限とする「日米防衛協力の指針」（ガイドライン）の再改定作業だ。これも、森本敏防衛大臣とリオン・パネッタ米国防長官との合意を受けて、私が防衛副大臣としてワシントンを訪問し、アシュトン・カーター国防副長官との間で具体的な構想について話し合い開始したプロセスだ。その眼目は、第一に、朝鮮半島有事に特化した現行のガイドライン（1997年改定）の射程を、南西諸島方面における不測の事態にまで拡大すること、第二に、地域の安定を確保するため、日米同盟協力のみならず域内の有志国（like-minded countries）との安全保障上の協力を強化・拡大すること、第三に、これまでは危機が起こった場合の防衛協力に比重が置かれていたものを、計画策定から共同訓練、平時から危機を経て有事に至るすべてのフェーズで日米の連携を深化させることを狙ったものである。 そして最後、第八の改革が、7月1日に行われた集団的自衛権の行使を容認する閣議決定だ。この閣議決定を受けて、日米の国防当局は本格的な「防衛協力指針」のアップデート作業に入った。年末までには、日米同盟における軍事協力分野で少なくとも次の三つの方向性が確認されるであろう。第一は、日本周辺における各種事態（平時から危機、有事に至るグレイゾーンも含むあらゆるフェーズ）に対する日米の協力枠組みの再構築。第二は、インド洋から南シナ海を経て西太平洋におけるシーレーンの安全確保のための国際的な協力枠組みの構築。第三は、日米を中心とする地域安全保障システムの強化である。とくに、集団的自衛権の行使対象は、同盟国たる米国のみならず、豪州や韓国、インドといった有志・友好国にまで拡大させることが望ましく、アジア太平地域の平和と安定を確保する仕組みの構築に、日本が初めて積極的な役割を果たして行く道が開かれたと考える。 「8大改革」への取り組みの中でも特に重要なポイントは、活発化する中国の海洋行動とそれを支える軍事力の拡張に鑑み、中国軍事力のプレッシャーを正面から受ける沖縄をはじめとする我が国の南西方面における「動的防衛力」をいかに整備して行くかだ。この点は、すでに民主党政権下の2010年12月、５年ぶりに『防衛計画の大綱』を改定し、防衛計画にとどまらず安全保障戦略についても明確な方向性を打ち出した際に最も意を用いたところである。すなわち、冷戦以来、防衛力整備の基本構想だった北方重視の「基盤的防衛力」を脱却し、より柔軟で機動性に富む即応性の高い防衛態勢を目指すものだ。予算制約の中で、海空戦力を充実させ、陸上自衛隊の一部に海兵隊的な機能を担わせる方針を打ち出したことは特筆に値する。とくに、平素から警戒監視能力を高め、有事に際し迅速に所要兵力を緊急展開できるよう海空の輸送力を拡充し、島嶼防衛において自律的な能力を整備して行くことが明記された。これに、防衛費の増額によって財政的な裏付けを与え、さらに防衛態勢をめぐる新コンセプトである「動的防衛力」を「統合機動防衛力」としてさらに進化させたのが、2012年末、安倍政権下で再改定された『防衛計画の大綱』および『中期防衛力整備計画』である。 […]

黃昆輝 台灣團結聯盟主席 理事長、各位來自美國日本的貴賓、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好！ 今天很高興能來參加「美國重返亞洲及亞太區域安全」研討會，各位來自美國、日本的學者專家，能齊聚一堂，探討台灣在美、日、中三個強權在亞太地區的新部署局面下，如何策訂台灣的最佳戰略，實在具有深遠的意義。 21世紀以來，亞太地區的強權板塊發生變動，最大的變化即是來自中國的崛起，包括其經濟力量的崛起伴隨著軍事擴張，精確一點說，亞太地區自由民主的最大威脅就是來自中國。雖然帶著資本主義的和善面具，中國帝國主義的本質不曾改變而且赤裸裸地擴張其勢力，中國獨裁政權的擴張企圖已經改變了亞洲地區的均勢，成為二十一世紀亞太地區動亂不安的根源，這是今天我們探討亞太安全不能不首先面對的。 面對中國軍事經濟力量的擴張，美國重返亞洲以確保民主自由陣營在亞洲的生存發展，意義重大。尤其是近來我們注意到中國在釣魚台列島、南海週邊，遊走在灰色地帶的各種軍事挑釁，結合經濟資源、外交政治力量「展示」其影響力，對那些國力不足以和中國對抗的國家而言，美國積極的介入是絕對必要而且有效的，如果美國採取消極的態度被動因應，則長期下去將嚴重威脅亞太地區的均勢及和平。 玆以2012年4月中國在南海與菲律賓的領土爭議為例，中國出動近百船隻在菲國黃岩島（Scarborough shoal）週圍和菲國船隻對峙，美國雖然居中藉外交協調使得雙方同意撤船，但是中國實際上沒有遵守承諾，仍繼續在當地徘徊，紛爭長達四個月之久。在中國死纏爛打，菲國海軍力量不足，以及美國並沒有積極介入的情況下，中國成功地實質佔領。釣魚台列島的爭議也是相近的模式，然因日本立場強硬而且不惜展現實力，才能有效遏阻中國的野心，但中國並沒有完全放棄在釣魚台上纏鬥的企圖。 上述的例子證明了中國深懷軍事擴張的野心，並且靈活利用並結合經濟、政治及軍事力量，在世界舞台上展現影響力，想要成為世界強權之一的企圖心相當明顯。今日美國要重返亞洲，首先必須認識中國在東海與南海影響力擴張的新模式，並且採取堅定的政策及態度，不能再像黃岩島事件一樣，僅作外交宣示而沒有更強勢的作為，否則難以「有效遏止」中國在南海進行影響力的擴張。 由於和中國文化的淵源，台灣對中國歷史傳承的帝王思想及帝國主義的本質，因深受其害而認識得最為深刻。我們有必要向全球指出，中國共產黨政權的本質就是帝國擴張主義，對內獨裁、對外擴張影響力，而且更要呼籲作為民主自由陣營領導者的美國要認清此事實。 台灣在中國威脅下首當其衝，過去，台灣在民主自由陣營面對中國武力威脅下，堅守崗位，扮演「反共堡壘」的關鍵角色，盡自己的一份力量。但是，馬政府執政以來，視敵為友，企圖將已經民主獨立的台灣，推上被中國併吞的道路。因此採取了一連串弱化台灣國力的政策，令人憂心。一國國力主要有三種來源：那就是，「國防力」、「經濟力」及「教育力」，而教育力又是國防力和經濟力的基礎，馬英九政府對這三大國力不斷的破壞，以募兵制削弱國防力，以經濟親中造成高度依賴中國弱化經濟力，教育政策與國家社會人力需求嚴重脫節，未能發揮支撐力量，同時再以消滅菁英思維的十二年國教，讓台灣未來學子失去競爭力，這三大層面造成台灣國力嚴重流失，是所有台灣人民必須提高警覺而且高度加以重視。 中國軍事力量顯著強化，無庸置疑，但是近幾年來中國的外交政策有一種傾向，即結合法律上、政治上、準軍事武力三者來達到其目標，並不完全依賴軍事力量，以降低其必須付出的代價。這種情況下，國際外交的重要性也相對增加，台灣應強化國際舞台合縱連橫的外交手腕，以捍衛台灣的安全。而，重返亞洲的美國，必須重視中國的擴張野心，同時更應認清中國擴大政治影響力的模式，採取積極的態度，捍衛自由民主價值，並領導自由民主國家有效遏止中國的擴張野心，如此美國重返亞洲才有真正的意義，也才對亞洲及世界的和平能有正面的幫助。

台灣智庫副執行長 中國崛起vs.美國重返亞洲：權力轉移vs.危機管理的政策認知 自從2010年美國宣佈了重返亞洲/再平衡政策以來，這個政策成為亞太國家關注的焦點。就廣義的「內涵組成」而言，這個政策包括了外交層面的「重返亞洲」（Pivot to Asia）、軍是戰鬥層次的「空海一體戰」（Air-Sea Battle）、經濟層次的「泛太平洋夥伴關係」（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感覺是個包含外交、軍事、經濟的整體戰略規劃。但也因為資源受到限制，以及現在在伊拉克、阿富汗情勢的惡化，與烏克蘭衝突所引發的俄羅斯問題，雖然這個政策受到亞太國家的普遍支持，但也對於美國能否堅守其重返亞洲／再平衡政策抱持懷疑。但是在資源之外，一個比較少被討論，但同樣需要處理的問題，是美國是在何種戰略典範下思考「面向亞洲／再平衡」政策。 「面向亞洲／再平衡」政策確實是個針對中國崛起的應對策略。但冷戰結束後，美國對中政策歷經多次轉換，包括90年代中期「圍堵 vs. 交往」的爭論，之後出現美中關係是戰略競爭，還是有可能成為合作夥伴的論爭，接著是因應中國「和平崛起」，美國對中國的敘述則改為期待中國是「負責任的利害關係者」，而與此相對的則是對中國採取「戰略避險／兩面下注策略」（hedging）。由於在「避險／兩面下注」策略中，有部份措施與美國強化與其亞太盟邦的作為相關，因此當「面向亞洲／再平衡」的宣誓一出現，有不少人認為這只是將小布希政府已經展開的作為換個新名詞，而不少亞太國家也懷疑，既然美國從來沒有離開亞洲，何來重新面向亞洲之說呢？ 但對中國而言，對於避險策略以及面向亞洲／再平衡策略這兩者，還是有差別的。前者表示對中國未來的走向並不確定，因此需要採用兩面下注的做法以減少可能的損失並爭取更多的機會。而後者則意味著美國對中國採取了某種定性，並認定美中關係是朝向無可避免的競爭。站在中國的利益，是比較希望美國採取前者（戰略避險）態度，而不樂見後者（戰略對抗）所必然帶來的競爭態勢。可笑的是，中國從2008金融海嘯後，基本上已採取意圖將美國影響力驅逐回太平洋第二島鏈的策略，因為這對中國來說，是百年難得遇到的戰略機遇期，一但失去後果難料，而這也意味著中國已經要與美國對抗到底，直到中國達成目標為止。 對居世界頂級霸權的美國來看，中國膽敢意圖挑戰美國的優勢地位簡直無法想像，因為這與中國的國家利益背道而馳。美國認為中國之所以能夠得到以經濟崛起為基礎的和平崛起，靠的就是美國無意圍堵中國，以及美國所支撐的世界經貿體系。中國以崛起之名要改變這個對中國崛起幫助甚大的體系，就是不合乎理性的計算。這也是為何美國在中國2004年提出和平崛起論後，於2005年提出期待中國是「負責任的利害關係者」之主要原因之一，這是提醒中國，如果要崛起，最好是以不會破壞這個至今為止都有利於中國的體系之方式，而不是要改變這個體系。美國這樣的公開主張，直到2011年正式提出「重返亞洲／再平衡」戰略前都是如此。 但在中國的角度來看，「崛起」除了相對力量大小的變化外，還意味著體系內地位的升降與相關規則的改變。中國也認為既有的規範對於其國力的增漲不再起到正面作用，而是負面限制居多。中國已經認定美國不可能讓出其世界體系規範的管理權，因此對美國的正面挑戰無可避免。 中國這樣的想法從2007年就已經開始。2006年胡錦濤訪問美國時，著重提到中美關係是平等互惠，除了要求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外，也反向對美國提出要求。2007年解放軍將領就對美太平洋艦隊司令官提出以夏威夷為界的美中分管說。2008金融海嘯後，特別是從2010開始，中國就開始出現大量以「權力轉移理論」（Power Transition Theory）作為基礎框架分析中美關係的文章，其內容多是以中國作為崛起強權（rising power），美國作為守成強權（status quo power），利用權力轉移理論討論守成強權與崛起強權的互動模式與其所導致的戰和關係，推測中美關係的發展與對美國行為的定性。到了2012年初當習近平應美國副總統拜登（Joseph Biden, Jr）邀請訪美時，習在美正式提出要建立「中美新型大國關係」（New Type of Major Power Relations），等於把先集中於中國戰略社區的討論，成為北京政府的政策宣示。 北京想要建立的「新型中美大國關係」，是在「權力轉移理論」的分析基礎上，視中國為崛起強權，美國為衰落中的守成強權，透過形塑升起與衰落強權間的互動模式，以建立一個可以和平進行權力轉移的結果。也因此當北京在提到新型中美大國關係，就不將其視為為了確定雙方權力位階的關係，而是為了避免中漲美消的權力轉移過程出現非和平路徑的嘗試。因此這是個為了完成中國取代美國完成亞太秩序權力轉移的政策配套。 北京從2004-2008將重點針對台海，之後就將重點轉移到東海與南海。中國開始派出公務機、艦前往釣魚台海域伸張主權，是從2008年12月開始，而開始以南海領海主權為由大量對越南漁船搜捕拘提，也是從2009年開始，2010年後更將焦點深向菲律賓。基本上這些作為與其之後提出建構「中美新型大國關係」一脈相承，都是透過對其定義之核心利益進行「維權」措施以改變現實，做為建構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起始點。而這些作為也與其以「權力轉移理論」觀點觀察美中互動的內在邏輯相符。對中國而言，這些都是一系列改變現狀作為，調整亞太地區的美中權力位階之一部份，透過逐步累積優勢，積小勝以奪大勝，以量變帶來質變，在對美鬥爭的亞太轉力轉移大戲中取得最後勝利。 但美國在重返亞洲／再平衡的策略本質，似乎還沒有清楚的界說。而這與美國對中國作為還沒有清楚的定性有關。美國雖然對於這些發生在東海與南海的事件給予某種聯繫，但美國的應對作為還是以「危機管理」（crisis management）方式處理，希望建立行為準則以避免誤判，不會導致不必要的衝突出現。但中國在這些地區出現升高衝突邊緣的態勢，是因為缺乏行為準則嗎？還是這屬於某種服從於整體計畫的蓄意作為呢？如果是後者，「危機管理」能處理嗎？而中國是否會將「危機管理」的應對視為是美國在示弱？美國直接受威脅的盟邦對於美國的應對方式會不會認為這代表美國對於區域承諾出現降級呢？ 美國如要想有效「再平衡」，需要調整過時的對台「一中政策」 另一個質的注意的現象，是中國挑戰美國領導的亞太秩序的起始點，以及美國重返亞太／再平衡策略出現問題的地方，都與台灣有關，甚至台灣就是中心點。這在譚慎格以及司徒文的文章都明確提到。台灣不僅地理位置是連結東海、台海與南海的中心，台灣本身控制，或宣稱控制的領土／領海，也都與東海（釣魚台／尖閣列島）、南海（太平島）的爭議直接相關。中國對於東海與南海的主張，也多是承襲與其對台灣的領土主張而來。如果中國無法擁有台灣，中國對於釣魚台的主權主張，中國在南沙的主權聲稱，以及中國對東沙島的宣誓等，都將會無法成立。 另一個值得關注的時間點，是中國開始對東海與南海採取強勢措施的時刻，也剛好是中國在2008台灣政黨輪替，馬政府上台後的時間。有人說中國之後在東海對釣魚台議題會一反之前避免衝突的姿態，開始高調派遣公務機艦至其周邊海域「宣誓主權」，是被馬英九當時對日本擺出「不惜一戰」的態度逼出來的。事實上在2008年6月10日「聯合號」事件發生前，中國正與日本就東海油氣田展開談判並達成協議。當時的日相福田康夫還認為這是項重大成就。但當馬政府在立院提到對日本不惜一戰，並在之後派遣大規模海巡艦隊，護衛主張兩岸聯手保釣的「中華保釣協會」所租用之漁船進入釣魚台12海浬區域，與日本海上保安廳船隻對峙，給與胡錦濤極大壓力。之後中國在2008北京奧運後借逐步改變在釣魚台議題的態度，開始強勢作為。有一說認為胡錦濤會出現前後差距甚大的變化，就是被馬英九的強硬對日態度逼迫的結果。 中國從2009年也在南海與美國船艦出現多次衝突事件，包括在三月與無暇號（USS Impeccable），六月與麥肯號（USS John McCain）的衝突，以及之後對越南漁民在西沙群島作業的加強搜捕等，也發現在南海這些類似事件的衝突頻率，是在2008年馬政府上台後有顯著變高的變化。當時的情形是亞洲的火藥庫台海出現七十年來首次的和平穩定，但相對的，在東海與南海的衝突頻率卻顯著升高，這兩者前後變化的連結關係十分有趣。 從1990-2008年李登輝-陳水扁執政期間，有關台海情勢與美中台關係有個普遍的看法，認為台海是美中關係最可能出現軍事衝突的地區，從這個角度延伸出另一種看法，認為如果台海歧見獲得解決，美國與中國的關係就不會被台灣綁住，而能把重點放在雙方更大規模的國際合作上。隨著中國崛起的全球影響力日高，這個觀點越受重視。2008前主張美國要管控台灣以避免躁動與不負責任的台北政府會基於選舉利益而把美國拖下與中國衝突的漩渦，與2009之後出現主張美國應利用兩岸關係良好所提供的絕佳機會順勢放棄台灣的「棄台論」之論調，基本上都是這個觀點在不同戰略環境下的副產品。 但從2009-2014的美中關係變化，卻可以看到台海無事了，可是美中關係卻更為緊張，甚至還出現「崛起強權意圖改寫遊戲規則以挑戰守成強權」的大國博奕戲碼。因此之前把台灣視為是將美中關係搞壞元兇的指控，與之後的事實發展不符。中美的衝突不是來自於兩國在若干議題上存在歧見，而是兩國現正處於結構性衝突，這個結構讓透過既存的歧見而釋放出衝突力道。一個歧見不存在後，衝突的動力會自然尋找其他有歧見的議題而再度爆發衝突。 此外，中國在東海與南海的衝突發動點，與台海衝突降溫的時間出現高度相關時序，也讓人懷疑，是否中國是在確保掌握台海後，就開始放心的在東海與南海擴大衝突呢？因此中國在之前東海與南海相對克制的作為，是否與其將注意力放在台海有關呢？如果是這樣，這代表兩件事。第一，意圖改變亞太戰略秩序的中國，其東海與南海政策是與其對台政策的邏輯相一致，就是要持續衝突力道直到達成目的為止。期間或有可能出現戰術退卻，但戰略主張與目標絕不改變。第二，過去的台海衝突實際上是台灣單方面吸收了中國在東海與南海衝突的力道，因此當中國認為基本解決了台海問題，就開始將壓力與資源釋放出去到東海與南海地區。如果是這樣，所謂台海衝突的本質就不是中國所主張的台灣統獨走向在挑釁中國人民感情，而是中國本就有意驅逐美國在西太平洋的影響力，建立自己在第一島鏈的主導權，以統獨作為對台灣施壓的名義而已。 這個邏輯會讓我們要再追問一個問題，而這是在譚慎格與司徒文之論文中比較少提到的。這兩位都提到美國如果其重返亞洲／再平衡要成功，就必須主動將台灣納入，否則美國的再平衡策略會出現重大缺口而無法成功。但何謂包括台灣呢？是在TPP談判中將台灣作為第二階段對話夥伴嗎？如果曠日廢時的話，美國願意直接與台灣進行雙邊FTA談判嗎？如同美國與南韓的發展（那還是在南韓盧武鉉總統主政時代展開，美韓之間的猜忌不會比扁政府時代的美台爭論少多少）。在外交上，美國願意助台灣一臂之力，成為東協的對話夥伴，包括參加東協區域論壇、東協峰會等嗎？在安全上，美國願意將台灣列為美日同盟的安全對話合作夥伴（還不是正式同盟關係）嗎？所以可與美日澳、美日印度，以及未來可能會出現的美日菲等關係聯繫在一起，構築一個西太平洋的多邊安全合作機制嗎？ 或是更根本，直接討論這個1972年以來的「一中政策」是否合適作為現今美台關係的指導架構。畢竟這個歷經42年的政策，其歷史比冷戰（1950-1990）還長，在今天美中趨向競爭對抗，台灣的角色至關重要時，一個新的思考十分重要。畢竟你所釋放的訊號，如果是要鼓勵台灣民眾的民主自由發展，就不可能持續要求台灣民眾繼續支持一個與中國終極統一相契合的政策，持續以一中要求台灣民主，以現在來說，就是形同在告訴台灣人民，美國還是支持一個願意與中國終極統一的政治主張。 雖然美國一直表示美國支持台灣民主，對台灣未來不表態度，反對中國以武力脅迫方式進行統一。但當這個一中政策到後來只要當中國沒有對台用武，台灣所有的內政與經濟施為就不能失去與一中的聯繫，這個政策已經與台灣民主的發展出現嚴重扞格，也是導致今天台灣一個不受民眾歡迎的政治勢力，憑藉其不被人民懷疑的傾中政策，能夠持續肆無忌憚胡作非為的原因之一。美國亞太再平衡政策如要成功，不更改美國與這個政策的地理中心點－台灣的戰略作為，會是無法有效的！

York W. Chen Assistant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Strategic Studies, Tamkang University Overstretch is always dangerous. The key to success for the United States rebalance strategy is determined by the good selection of the pivot on where the American attentions and resources should be concentrated. And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aiwan is […]

張旭成 台灣政經戰略文教基金會執行長   司徒文大使和譚慎格主任的兩篇鴻文從不同角度，深入淺出，分析美國亞太政策與亞太政局發展，增加讀者進一步了解往後亞太國際關係的發展及變數。尤其是關心台灣未來與存亡的讀者，將從兩篇大作得到適時的警示和啟發。 司徒文大使認為美國重返亞太（或再平衡）政策是不可避免的，並歸功於前任國務卿希拉蕊柯林頓的倡議，規劃和努力推動。2010年10月她在華府《外交政策》的雜誌〈美國的太平洋世紀〉一文提出美國亞太政策論述和行動綱領，擲地有聲，是不可多得的美國外交政策。 譚慎格主任則引用中國戰國時期列強的合縱連橫爭霸的歷史，影射現代亞太的國際政局，借古鑑今，匠心獨具。秦國本是弱小國家，受到強鄰霸凌，但是經由商鞅等賢臣變法，生聚教養和改革，由富國而強兵，得以稱霸一方。在「戰國七雄」爭霸過程，秦國採張儀連橫之策略，個別擊破其他採取合縱抗秦但只求維持現狀的列強，而統一天下。 譚文比喻中共政權即是古代的贏秦。他並用國際政治「權力（或國力）轉移」（power transition）模式分析中共政權內部及亞太國家的國力消長或變化。共產中國經由周恩來，鄧小平的「四個現代化」（農、工、科技和軍事），開放改革，大幅提升中國的經濟、軍事和綜合國力，走上國富兵強進程。近年來，中共領導層的軍方和激進勢力，質疑90年代鄧小平「韜光養晦」守勢對外策略已不合時宜。這些激進份子認為美國已顯衰落和敗像，中國將超越和打敗美國成為世界的冠軍國。中國戰略家劉明福大校的《大國夢：後美國時代的大國思維與戰略定位，2010年》和《解放軍為什麼能贏2012》即是有代表性的論述，也可能啟發習近平的「中國夢」。 中共領導者的世界觀 北京領導人是馬克思主義的信徒，也是修正主義者；維持現狀尤其是支持美國所主導的國際秩序與制度（Pax Americana）既牴觸他們的意識型態，亦不符中共政權的利益。2005年9月時任小布希總統國務卿的佐立克（Robert Zoellick）曾大張旗鼓發表的促中國成為國際社會的「負責任利害攸關者」（responsible stakeholder）。這個近乎天真的道德勸說讓北京領導人困惑和不悅，因為北京基本上不滿意當今的國際秩序，也沒有意願當小弟，幫忙美國和盟國解決地區和全球性議題，維護美國超強的地位。 例如美國多次要求中國施壓約束北韓研發核武，江澤民面告小布希「那是你的問題」。對北韓和伊朗研發核武的議題，北京總是敷衍，虛與委蛇，陽奉陰違，並不真心執行聯合國制裁決議，以防堵這兩個流氓國家研發核武。華府決策者顯然未清楚了解北京對核武擴散，或對北韓和伊朗有截然不同的政策。歐巴馬政府也企圖把北韓核武問題「外包」給北京，甚至不客氣埋怨胡錦濤對北韓的挑釁行為「視若無睹」，但北京仍拒絕幫美國「火中取栗」。 習近平2012年2月訪美時即倡議「新型大國關係」，要求美國接受美中兩超級大國並駕齊驅對等 （parity） 地位。習的要求用國際政治語言包裝，實際的內涵早在2008年春由一訪美的解放軍將領大剌剌地向太平洋美軍司令基亭（Timothy Keeting）海軍上將推銷，即中美以夏威夷為界，共治亞太。習近平的中國夢即是大國夢，旨在恢復中國歷史上的光榮與大國地位。為達此目的，中國必須與美國分庭抗禮，挑戰既存的國際制度和遊戲規則，另起爐灶。 最明顯的是七月間在巴西舉行的「金磚五國」（中、印、俄、巴西和南非）會議，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親自出席，儼然世界開發中國家龍頭，此次會最明顯成果是籌設開發中國家的建設銀行（金磚銀行）有更具體和進一步發展。為了挑戰二戰後設立的Bretton woods system（布列敦森林）金融體系和由美英所控制的「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會」，中國主導此一新經濟／金融組織，標榜代表和爭取開發中國家的權益，並得到印、俄和巴西的配合。 五月間在上海舉行的「亞信會議」（CICA）峰會上，習近平並提出「新的亞洲安全概念」，強調「亞洲人的問題由亞洲人自行解決，亞洲人的安全由亞洲人自己維護」。他聲稱中國將研擬亞洲的區域安全行為準則和安全夥伴計畫，企圖自立門戶和排除美國的參與。北京的另一動作就是設立「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亞投行），抗衡美日主導，總部設在馬尼拉的「亞洲開發銀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習七月初訪問首爾時並遊說韓國加入。 再平衡政策的得與失 五年來中國對亞太鄰國的不友善行徑，諸如中日釣魚台主權激烈爭端，誇大南海領域的主張和片面宣布其「東海防空識別區」（ADIZ），與其標榜的睦鄰及和平崛起是背道而馳。由於北京不惜使用脅迫或武力威脅改變現狀，對日本和一些東協國家構成安全威脅，美政府不得不「重返亞太」。新加坡資政在2009年10月訪問華府時即曾建議歐巴馬總統聚焦亞洲，尤其東南亞，以抗衡中國的霸權行徑。 司徒文大使指出希拉蕊的2010年7月23日在河內舉行的東協區域論壇（ARF）演說表達了美國重返亞太的決心。她面告中國大使楊潔篪，南海自由航行是美國國家利益，領域爭端不是由某國說了算，也不能用武力解決，而必須由各國和平協商。譚文也指出美方為因應解放軍的「反介入」（anti-access）和「區域拒止」（area-denial）的戰術和戰力（如佈署東風21-D航母殺手飛彈），演練了一套所謂「空海戰」（AirSea Battle）戰略，依賴美國的空優和強大的高科技海軍力量，支援西太平洋和東亞盟國，以反制解放軍的擴軍和新佈署。 毫無疑問，美國重返亞太或再平衡策略是針對中國，因應中國的「非和平崛起」。中國不歡迎和批判美國「調兵遣將」圍堵中國，並且，依其既定策略，變本加厲擴軍和對抗美國及其盟友。一些美國專家並不贊同美國政策。季辛吉一度表示美國重返亞太是不可避免，近來他卻說這個政策是口號沒有實質。某些親中學者批評美國政策產生反效果，挑釁中國，激發中國的反制，破壞中國與美國合作的信心，得不償失。 亞太國家因本身利害的考慮而有不同反應；例如日、印、菲、越和新加坡表示支持。東協國家，除少數親中國家如柬、寮， 也都歡迎美國重返亞太以制衡中國的擴張政策，但又擔心被捲入兩強對抗的漩渦，而儘量避免選邊站。幾乎所有亞太國家（中國例外）對歐巴馬在2013年10月因國會未適時通過預算和政府機關關門，未出席在印尼的APEC和汶萊的東亞高峰會，感到失望，並質疑美國落實重返亞太政策的決心。歐巴馬今年4月下旬專程訪問日、韓、馬、菲四國，產生很重要的效果。他強而有力的支持日本和表示協防釣魚台，宣布恢復駐軍菲律賓基地及加強美菲軍事合作不但展示對中國的反制，也有助於加強亞太國家對美國重返亞太的信心。 但美國和亞太國家官員所擔心的是中國軍事預算每年繼續以兩位數增長，而美國的國防預算今後十年每年都必須削減500億美元。落實重返亞太政策，美國必須「調兵遣將」強化美國在亞太地區的軍事力量，但國會規定削減政府，和國防支出，將衝擊和妨害重返亞太策略。多位五角大廈官員私下和公開警告刪減國防預算的負面效果，他們擔心「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從理論觀點分析，外交政策，如重返亞太，能否成功必須滿足兩個重要條件。其一，政策目標（ends）必須有足夠的資源（means）為後盾，兩者如果不平衡（imbalance），目標不管如何宏大，如果缺少落實和執行政策的資源，政策將不可避免遭遇失敗的命運。研究20世紀上半美國亞洲政策的的學者的結論是，美國政策之所以失敗是因為美國決策者缺乏或不願使用軍事力量以支援和落實政治目標。 其二，政策所依據的假定（assumptions）必須符合現實（reality）或未來發展情勢（emerging trends）。美國二次大戰後的對華政策的最重要假定是蔣介石的國民黨政權將成為亞洲和平與發展的穩定力量，美國視其為重建戰後亞洲及圍堵共產革命的夥伴。這個假定在1949年完全崩潰，不但蔣政權腐敗無能，國軍在1946-49年的中國內戰全線潰敗，丟掉中國大陸，被反美親蘇的共產政權取代。美國曾一度努力扶持國民政府（號稱世界五強之一，在聯合國擁有一常任理事國席次），1946年以後卻不願也不能動用美軍幫助國府對付共軍，只能袖手旁觀共軍席捲中國和國府流亡台灣。 當時國務卿艾奇遜（Dean Acheson）還夢想毛澤東或可以成為亞州的狄托（Tito）元帥，美國可打「中國牌」（China Card），聯合他對抗史達林。但毛在1949年12月赴莫斯科朝貢，1950年2月簽訂30年中蘇友好條約以對抗美、日，並在該年10底，派遣大軍越過鴨綠江「抗美援朝」，才驚醒了國務院的一些「夢中人」。 許多研究美國外交政策的學者不客氣指出歷來美國外交政策決策人物的重大缺憾。例如倡導聯合中共政權制衡蘇聯的季辛吉和布里辛司基（Zbigniew Brzeziński）是國際權力實用派（realist），從歐洲移民美國，沒有美國傳統的道德與人權價值素養，不分敵友，也不真正了解中共領導人的思維和策略。他們企圖操縱和利用中共政權對付蘇聯，不惜犧牲盟友如日本和台灣，卻被周恩來和鄧小平之流耍弄而不自知。 歐巴馬任用的國安團隊讓不少亞洲學者和政府官員迷惘和震撼。中文說「一人得道雞犬升天」，歐巴馬的一些幕僚只不過是「童子軍」，卻可在白宮和國安會指手畫腳，「挾天子以令諸侯」，讓許多經過歷練的資深官員反感，希拉蕊在她的自傳《抉擇》（Hard Choices）曾不客氣的指出。歐巴馬2013年任命的國安顧問萊斯（Susan Rice）2013年11月20日在華府的演講，發表她對「美國亞洲政策」的論述，著實讓有識之士非常失望和大吃一驚。 美國在亞太的真正重要盟邦和夥伴是日本、印度、澳洲和印尼等民主國家，但她未能分辨敵友，忽略聯合盟友制衡中國是歐巴馬重返亞太的主旨，只想討好北京。她盲目強調操作和落實習近平的「新型大國關係」，與中國發展更密切的建設性互動關係，共同解決亞太和全球性議題。她似乎對北京意圖改變亞太國際秩序和遊戲規則的行徑視若無睹，也不了解中國領導人的大國定位和戰略思維。 北京國安外交決策者信仰和意識型態素養，且累積幾十年的經驗，歷練和智慧，是一時之秀和國際政治老手。相比之餘，歐巴馬的國安團隊一朝天子一朝臣，大都是生手，「童子軍」，和「吳下阿蒙」，可說高下立判。 台灣的角色 兩篇論文都用相當的篇幅討論台灣在美國重返亞太策略中的地位、角色和選擇。由於台灣在亞太的戰略地位舉足輕重，在東海釣魚台爭端和南海領域的衝突也都可以扮演重要角色，兩篇論文發表人認為美國不把台灣納入重返亞太和海空戰略的規劃是不智和失策。美國國防部助理部長李伯特（Mark Lippert）在2013年2月27日喬治城大學的「再平衡政策年度評估」學術研討會上指出，台灣在美國的「再平衡」策略中有其角色，美─台已就台灣的適當角色及如何融入此一戰略，進行諮商──但事實勝於雄辯。 因為北京的制約，美國決策者對台灣的政策有許多事不敢做也不願做，不公開討論台灣的角色不足為奇。其實，華府並不承認中國對台灣的主權，也不否認台灣是一個事實上（de-facto）國家，因而根據「台灣關係法」繼續對台提供武器、裝備和防務，協助台灣自衛。但美國不提供強化台灣防衛能力所需的武器系統，如新一代戰機和潛艦，也未與台灣這個民主國家建交和支持其加入聯合國，是半途而廢，為德不卒。 另一方面，台灣在美國再平衡策略中「失聲」，態度曖昧，是因為馬政府親中，與北京唱和，執行「外交休兵」所致。馬政府上台後，國防預算逐年刪減，下一 年度（2015）的國防開支台幣3123億（104.1億美元），只佔台灣GDP的2.34%，是馬英九2008年5月上任後最低，與中國多年來國防預算皆以兩位數額度增加成長強烈對比。美政府官員曾多次建議國防預算增加到GDP的3%，但馬政府相應不理，讓人懷疑他一味親中，不關心台灣安全。 馬英九不重視國防和一味親中也導致不少國軍將領和政府官員不知為何而戰，為誰而戰。他們中了對岸金錢攻勢或美人計而淪為共諜，向對方提供軍事和國安機密，不但造成台灣國防的重大損失，也大大減低美國（或日本）與台灣國安合作的信心和意願。 司徒文大使在論文中引述美國智庫多位專家敦促馬政府變更對南海「九條線」主權立場，他本人也建議台灣對美國重返亞太策略應有更積極作為，扮演更積極正面的角色。他苦口婆心可能是對牛彈琴，因為馬英九政府扈從北京，希冀和乞求馬習會，不敢衝撞和得罪中共政權。 如果台灣2016改朝換代，政權輪替，這種情況當然會改善。民進黨政府曾大力支援2001年美國在阿富汗的反恐作戰，除了捐贈100輛軍用大卡車協助聯軍運補，每年都捐款2000萬美元分攤反恐經費。2002年2月在華府的總統祈禱早餐會會場，美國國防部長倫斯菲（Rumsflt）曾對本人說台灣是「及時之友」（a friend […]

譚慎格（John J. Tkacik） 前美國傳統基金會研究員 前美國國務院情報研究局中國研究中心主任 東亞及西太平洋地區正面臨「權力的轉移」（power transition）。美國扮演支配力強大的維持現狀國家，中國則擔任一個對抗支配強權的挑戰者。 美國採取「重返」姿態來應對中國的挑戰。而相較於增加原有的國防預算與人力，美國的「重返」傾向於將伊拉克及阿富汗的預算及人力資源，藉由再分配的方式移轉至太平洋地區。除此之外，「空海一體戰」的新概念讓五角大廈將過去著重於中東地區地面部隊的金錢及人力再分配至著重空海戰的（以及科技密集的）太平洋海上威脅。然而，無論如何，在蕭條的經濟及「對戰爭感到疲乏」的全體選民（似乎更關心於經濟而非全球危機）的壓力下，華府仍必須面對嚴厲的財政限制。 的確，美國、日本、澳洲及其他亞洲民主國家應對這次「權力轉移」的能力將會取決於他們抗衡中國崛起的聯合軍力、經濟及工業強度。對我而言，攸關美國「重返」最終是成功還是失敗的關鍵，明顯取決於美國與其盟國及夥伴國在亞太區域採取一致性抗衡戰略與共同實行抗衡戰略的能力。在這當中，台灣的角色是至關重要的。台灣未來會選擇加入民主連線，還是選擇加入中國，將可能決定最終的結果。 在今天早上，我希望檢證中國在亞洲追求「霸權」的本質，以及美國「重返亞洲」的「抗衡」特質。並且檢驗台灣的可能角色－亞洲民主國的「抗衡者」還是中國的「扈從者」。 權力轉移理論與中國 根據權力轉移理論，綜觀歷史，當一個不滿現狀的崛起國家（rising power）的實力已經達到支配強權的綜合國力8成時，這個不滿現狀的崛起國家便可能會使用武力來滿足自身需求。從過往歷史來看，此不滿現狀的崛起國家也會設計用來追求本身需求的「戰略」。通常（但並非總是），挑戰者會尋求霸權地位，而挑戰者針對追求霸權地位所設計的戰略往往包含經濟、工業、貿易、財政、社會、資訊／媒體、文化、宣傳及建立封鎖等各種面向，來支撐挑戰者成為一個具強大支配力的軍事強權。另一方面，維持現狀國家（status quo power）通常會藉由組織或強化同盟關係來抗衡（balance）崛起中國家，以避免挑戰者最終引發武力衝突。 在上個世紀，美國取得霸權地位並於90年代爬到世界頂點，到達所謂的「單極時刻」（unipolar moment）。雖然美國於二戰時期被迫承擔霸權地位，但在冷戰時期，美國的「戰略」（若我們將它稱為戰略的話）是種圍堵政策（containment）而非企圖追求全球霸權的謀略。美國冷戰時期的戰略是種「抗衡」戰略，其重點置於如何避免蘇聯在歐亞大陸取得霸權地位，並且阻止蘇聯的影響力擴展至整個世界。 當抗衡國家沒有發覺或不相信敵方擁有追求霸權的企圖心時，「抗衡」在面對「霸權」時便會出現致命的缺陷。對於這點，中國的當代領導人能夠理解，這幾乎是一種直覺性的本能。然而，美國領導人從來不特別喜愛什麼政策，但卻獨鍾於「抗衡」戰略，因此現在的國際環境正處於危機爆發點上。崛起中的強權－中國，已經到達假定的目標，亦即支配強權的經濟及軍事綜合實力的80%，並在不依賴任何軍事同盟或承諾之下持續擴充中國在目前國際關係體系下的現存結構。 中國的霸權戰略的源流之深可比擬中國精深博遠的文化傳統。回顧中國的戰國時代，中國內部各個小國藉由「合縱連橫」的結盟方式相互競爭。維持現狀的小國藉由「合縱」的方式「抗衡」更強大的對手。另一方面，崛起強國「秦」則全心投入長達數十年的「權力轉移」，藉由加強內在經濟及軍事實力以及與其他小國的「連橫」，追求縱橫中國本土的霸權。我認為由於小國對於過去周朝或周朝以前的王朝霸權體系的記憶已逐漸模糊，導致小國「合縱」的戰略目標僅僅限於抗衡強鄰而已。秦國，另一方面，追求的是大統一的帝國。聖母大學教授許田波教授相信秦國對於霸權的追求帶來戰略的一致性，相對的，採取「合縱」的小國們就只是種被動的反應而已。 由於秦國追求的是霸權而並非抗衡，因此秦國沒有依賴盟友以取得勝利的意願，也不願與其他國家共同分享中國中央國家體系之內的權力。相反的，秦國在「富國強兵」的戰略下專注於提升自我內在力量。因此根據此戰略而來的觀點，就是秦國西北邊界區域必須率先強化國家力量，從改善國內肌弱體質開始，進而增強其軍事力量。同樣的道理，大約過去十年前中華人民共和國也開始致力於「富國強兵」，並將其視為擴張行為的組織原則。 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周恩來與鄧小平致力於中國的「四大現代化」－農業、工業、科學及科技，最終目標則為軍事的現代化。周恩來與鄧小平的現代化理念也反映於後續的戰略。首先，中國先達成農業現代化，接著進行工業現代化，之後再完成科學及科技的現代化。目前中國已經抵達現代化的終點站－軍事現代化。 許多美國及歐洲的外交政策分析者相信中國不會尋求霸權，而只是成為一個非軍事化的強大國家，進而提升中國在國際事務的影響力。某些政策制定者可能察覺到中國霸權戰略的證據，只是單純無法相信而已。其他西方的分析者則擔憂中國的所作所為，事實上，就是在追求霸權。 雖然，自從1999年以來，中國軍事理論家便已經規劃出中國總體霸權戰略的粗略藍圖。但中國的國際關係學者在國外的文章則主張中國的目標只是初步且有限的。 理所當然的，我認為中國的確具有「戰略」，並且，以下闡述美國偉大哲學家皮肯斯（T. Boone Pickens）的話：「孩子，一個擁有戰略的蠢蛋能夠擊敗一個沒有戰略的天才（Son, a fool with a strategy can beat a genius with no strategy）。」而正如孫子所指出的（故上兵伐謀），一個擁有戰略的行為者，能夠處心積慮地不讓他的對手察覺，以免讓遭到對手「從中破壞」。 近代歷史上的「權力轉移」往往都會造成大規模戰爭的爆發。到目前為止的歐洲國家體系中，在耗費龐大的經濟與社會成本之下，占據優勢的「抗衡」國家與同盟國在對抗崛起中的「霸權」國時往往能佔得上風。例如：維也納會議的成員戰勝了拿破崙帝國；協約國於一戰戰勝德意志帝國；同盟國於二戰戰勝德國納粹；美國於二戰戰勝日本。日本於1895年擊敗中國並於1905年擊退俄羅斯，使日本成為亞洲主要強權長達約50年之久，但當時日本的權力仍然大致受限於其他世界主要強權。而最終日本追求區域霸權地位的結果導致了1937年太平洋戰爭的爆發。這本身就是「權力轉移」。 21世紀的中國是個崛起中的國家，美國則是傾向維持現狀的國家。中國領導人意圖藉由取代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支配地位（假設美國已不具全球主宰力），鞏固中國共產黨在國內與國際間的政權合法性。中國領導人相信這樣的結果，勢必能夠宣揚「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卓越優勢。 在今早演講主題中，我認為中國領導人選擇孫子的戰爭藝術作為中國主要的戰略藍圖。「上兵伐謀，其次伐交」。這句話的傳統意涵為前者優於後者，但在我的認知裡，孫子也可能表示著：「一旦敵方的計畫遭到阻礙，接著便要破壞敵方的同盟關係。」中國在進行阻礙美國的「計畫」時將會非常順利，因為美國根本沒有任何計畫。但美國確實有東亞的同盟國與安全夥伴。目前中國的戰略明顯地是破壞美國在亞洲的同盟關係，而台灣正是美國其中一個安全夥伴。 中國已達美國綜合國力的80% 我認為中國已經高達美國綜合國力的80%，並相信這樣的說法並不會引起太過強烈的反彈。首先，中國已經是世界是最大的工業國家與資源消耗者（在某些案例，例如鋼鐵製造，中國甚至控制全球大多數的生產量。）除此之外，中國也是世界上數一數二的貿易大國，且若以購買力平價（purchasing power parity, PPP）來計算的話，中國今年度的國內生產總值（GDP）是超越美國的。此 外。若按照PPP的計算方式，中國過去幾年的年度國防費用已與美國的國防費用處於同一個數量級（order of magnitude）。可以肯定的是，若中國將中央軍事委員會指揮下的國內安全武力支出算進去的話，中國的軍事成本甚至可能會超越美國。海軍方面，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PLAN）正建立一支艦隊，其數量已經超越美國海軍於西太平的佈署。中國逐漸改善的太空戰與資訊戰能力已可以與美國一爭高下。中國的地面戰力是全世界規模最大的，裝備也是世界頂尖的。中國的核武廠是當今最現代化的且正持續發展中。美國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洛克利爾（Samuel J. Locklear）海軍上將曾於今年一月這麼表示：「這個房間的大多數人正享受的美國過去以來一直擁有支配優勢，但這種支配優勢正在消失中。這是無庸置疑的。」 理所當然的，中國人可能會說，「綜合國力」（comprehensive power）本質是如何運用「綜合國力」。日本與歐盟也都擁有強大的綜合國力，包括：經濟生產、貿易與人口規模、全球投資、外交影響力以及軍事力量。然而，日本與歐盟並沒有運用綜合國力來進行民族主義式的擴張。舉例來說，直到21世紀，台灣一直是中國民族統一主義（irredentism）的唯一主要目標。還包括與越南的偶發衝突（1979年與1988年）與對印度及菲律賓宣稱具有主權的南海地區的突襲。自從邁入21世紀以後，中國的「綜合國力」便成為一種令人不安的侵略方式，用來對抗中國的鄰近國家。中國很清楚，侵略的目的是為了藉由威嚇來迫使中國鄰近國家在領土問題上讓步，並使中國獲得區域霸權地位。 自從2001年4月1日爆發中國戰鬥機與美方偵察機相撞事件後（距離海南島約65英里），中國逐漸地展現本身的軍事與海軍力量來對抗美國、日本及印度。普遍而言，當美國全心全力投入伊拉克及阿富汗問題，或者是其他次要問題（例如北韓與伊朗的核武發展）時，美國也不忘警惕著中國軍力擴張的現狀。在這些事件中，從事後諸葛來看的話，由於華府對北京有意願共同合作處理這些危機事件產生誤解，導致美國在應對這些事件上相當吃力──但願美國選擇的合作對象是台灣。華府採取「建設性的交往（constructive engagement）」（柯林頓總統）或者是「坦承（candid）、建設性（constructive）與合作的（cooperative）關係」（小布希總統）的立場來處理中美關係，明顯地相信若美國願意在台灣政策上讓步，將會促使北京在「全球反恐戰爭」與核武擴散等議題上做出實質的貢獻。 […]

John J. Tkacik Former Researcher of Heritage Foundation; Former Chief of China Analysis in the U.S. Department of State’s Bureau of Intelligence and Research East Asia and the Western Pacific are now in a geopolitical “power transitio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s the dominant status quo power and China as the challenging power. The Uni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