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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文程 國立中山大學日本研究中心主任 一、前言 台海兩岸關係一向受到三大類因素之影響：（1）國際體系之變化，包括權力結構之調整，尤其是美國與中國關係的發展以及東亞局勢之變化；（2）中國政治、經濟和社會之變化；（3）台灣之政治、經濟和社會之變化。不僅中共的對台策略受到此三大類因素之影響，台灣之大陸政策同樣受到這些因素之影響。         本文僅針對這三大類因素之一的國際體系變化作為分析的重點，試圖探討兩岸關係與台灣國際環境間的關聯性，分析兩岸關係發展對台灣國際環境的影響，並了解台灣國際環境的變化是否對兩岸關係產生影響。全文的重點分成四大部分，第一部分敘述台海兩岸關係的演進；第二部分探討兩岸關係之發展與台灣國際環境變遷的關聯性；第三部分試圖以國際關係的學理來分析國際環境發展如何影響兩岸關係之演進；第四部分則對未來兩岸關係之發展及台灣國際環境的可能變化進行分析。 二、台海兩岸關係之演進         自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來，台海兩岸關係根據台北和北京的政策、重大事件的衝擊、及此一雙邊關係的重大轉折，大致可分成以下六個階段: 1949至1971年 在此一階段尤其是1950年代，台海兩岸處於軍事高度衝突狀態，中國的口號是武力解放台灣，台灣在蔣介石領導之下則誓言以武力光復中國大陸。北京發動1954至55年之第一次台海危機及1958年之第二次台海危機，蔣介石則試圖全面封鎖中國大陸海岸，並經常派空軍轟炸中國大陸造船廠、軍事基地等設施。在此一時期，兩岸間雖然有一些密使的傳聞，但是沒有公開之政府間互動，也沒有民間之交流，而且雙方堅持外交零和遊戲，台北與北京在聯合國爭取中國代表權就是著名例子。 1971至1987年         進入1970年代之後，中國逐漸由文化大革命的混亂情況中恢復正常，對外關係也逐漸重回正軌，其最具關鍵性的外交成果包括於1971年10月25日贏得在聯合國之中國代表權，以及與美國展開關係正常化並於1979年1月1日正式建交。取得在國際社會中代表中國之正統性，且獲得大多數西方國家之外交承認，增加北京在對台政策上之信心，和平解放台灣取代武力途徑成為中國對台策略之主旋律，台海兩岸關係因中國改變戰略而進入第二階段。在1971至1977年間，北京總共發出超過二十次聲明，訴諸民族主義、承諾提供台灣高度自治地位、保證維持台灣高度生活水平，呼籲台灣政府進入談判達成統一。1979年元旦，中國之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呼籲中國國民黨開啟談判、建立兩岸三通(通商、通郵、通航)和四流(探親、旅遊、學術、和文化體育工藝觀摩)。         1978年12月中共舉行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採取對內改革、對外開放之方針。隨著中國於1980年代加速經濟改革之步伐，北京決定提升其和平統戰之力道。1981年9月30日，中國之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葉劍英向新華社記者發表談話，提出實現和平統一的方針政策（即葉九條），「建議舉行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兩黨對等談判，實行第三次合作，共同完成祖國統一大業」，再次呼籲臺灣為開展三通和四流達成協議。1984年中國與英國簽訂關於香港主權問題之聯合聲明，提出「一國兩制」的模式，並先在香港實驗。在此一模式之下，北京承諾台灣可享有特別行政區之地位，可以維持既有之社會經濟體制、生活方式、甚至軍隊。然而，台灣在蔣經國之領導下，以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之三不政策來回應。 1987至1995年 台灣於1987年7月15日解除戒嚴，並於1987年11月2日，允許台灣人民前往中國大陸探親，這在兩岸關係史上具有重大的意義，台海兩岸關係因此重大轉變而進入第三階段。不斷增加之民間交流和經貿互動關係，迫使台灣調整三不政策。台海兩岸紅十字會於1990年9月11日在金門舉行秘密談判，達成金門協議，規定遣返罪犯和偷渡客安全作業的原則、地點、和程序。台灣的政府於1991年建立海基會，接受政府委託來處理台海兩岸關係。李登輝總統於1991年4月30日正式宣佈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並將中共重新定位為控制中國大陸但對台灣不友好的政治實體。 此一調整為開啟台海兩岸制度化談判鋪路。         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先生接受海協會會長汪道涵之邀請，於1993年4月27～29日在新加坡舉行第一次「辜汪會談」。雙方簽署四項協定，建立兩會定期舉行非政府、行政的、經濟的和功能性質之協商管道，來處理兩岸交流所浮現之問題，台海兩岸進入定期之準官方協商時期。在首次辜汪會談之後，海基會與海協會共舉行三次副董事長/副會長層級和七次副秘書長層級的協商，但是沒有達成任何協議，但是台海兩岸關係已經大為緩和，李登輝和江澤民辦公室之間還有密使從事溝通工作。 1995至2000年 海協會在1995年6月16日，以李登輝總統訪問美國康乃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為理由，通知海基會中斷台海兩岸協商，兩岸關係進入第四階段。台海兩岸關係在此一階段出現起伏震盪。中國自1995年7月開始舉行一系列針對台灣的軍事演習，以嚇阻台灣走向法理上台獨。此一緊張情勢於翌年3月解放軍對台灣南北兩端水域試射飛彈達到高峰。直至1998年10月，辜振甫先生率海基會董、監事訪問中國，並會見江澤民、錢其琛、和汪道涵，兩會才出現恢復對話的契機。然而，此一緩和景象在李登輝總統於1999年7月9日接受德國之聲訪問，提出台海兩岸是國家與國家，至少是特殊國與國關係的兩岸政治定位新主張之後，又再度無疾而終。北京不僅再度停止兩岸對話，而且還升高對台灣之軍事威脅，至2000年5月20日李總統結束任期之前，台海兩岸不再有準官方之接觸。 2000至2008年 民進黨候選人陳水扁先生於2000年3月23日贏得總統選舉，並於該年5月20日接掌政權，台灣出現首次政黨輪替，因為民進黨的目標在於建立一法理上獨立之台灣國，因此北京對陳水扁政府高度懷疑，強調除非陳總統接受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否決拒絕與民進黨政府進入協商。 然而，陳總統拒絕接受一個中國原則，而且否認有九二共識之存在，甚至在2002年8月3日以視訊方式對在東京之世界台灣同鄉會發表演說，提出台海兩岸一邊一國的主張，台海兩岸關係乃持續陷入僵局。 在執政8年之前四年，民進黨不能僅追求理想而不向現實妥協，誠如王維正教授所指出，陳水扁總統此時期之中國政策在於平衡長期之理想目標與短期之理性目標，但是贏得連任之短期理性目標才是最主要考量，因此陳總統在此一時期不斷向北京釋放善意希望能夠改善兩岸關係，包括陳總統在他2000年5月20日的就職演說中，提出「四不一沒有」的立場，在2000年12月31日提出「兩岸統合論」， 於2001年9月1日實施小三通，及以「積極開放、有效管理」的經貿政策取代李總統時期之「戒急用忍」政策。 然而，北京基於對陳總統及民進黨的不信任，對民進黨政府採取「聽其言、觀其行」的立場，拒絕與台灣恢復協商，讓陳水扁政府深感挫折，決定在第二任期內採取各種措施來強化台灣的主權地位，包括於2006年2月27日宣布終止廢除國統會和國統綱領、爭取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和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進一步鼓吹制訂一部新的憲法、將「積極開放、有效管理」的經貿政策改為「積極管理、有效開放」、及在2007年3月4日提出「台灣要獨立、台灣要正名、台灣要新憲、台灣要發展，台灣沒有左右路線，只有統獨問題」之「四要一沒有」主張，兩岸關係因此更加倒退，中國全國人大於2005年3月14日通過「反分裂國家法」，授權國務院及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決定必要時「採取非和平方式及其它必要措施」來對付臺灣。 2008至2016年 台灣於2008年再度出現政黨輪替，國民黨之馬英九於該年5月20日就任總統，開始兩任八年之執政。馬英九總統採取與陳水扁政府截然不同之大陸政策，他接受「九二共識」，以「不統、不獨、不武」作為其大陸政策之基本原則，與北京達成「外交休兵」的默契。此外，他大力推動兩岸經貿關係正常化。 台海兩岸自2008年6月12日恢復海基會和海協會之定期協商以來，業已簽訂二十一項協議，涵蓋範圍相當廣泛，包括包機直航、大陸居民赴台灣旅遊、空運、海運、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陸資來台投資、金融合作、智慧財產權保護合作、食品安全、及經濟合作框架協議（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 ECFA）等。北京視馬英九執政時期為發展對台關係的戰略機遇期，希望利用此一契機，將兩岸關係確立在一中框架之下，也希望兩岸協商能夠進入深水區，打開兩岸政治協商的大門，至少能夠進入政治對話。馬英九政府之親中政策，引起台灣人民對主權可能流失的高度關切，台灣年輕世代對兩岸經貿關係獨厚大財團，導致台灣貧富差距擴大，出現分配正義問題，不滿情緒高昂，乃引爆2014年3月之太陽花學運，以及2015年反對以統一史觀為主之課綱的高中生學運。 三、兩岸關係之發展與台灣國際環境變遷的關聯性 兩岸關係在這六個階段中受到國際環境變遷之影響多，而兩岸關係發展對國際環境演變之影響則相當微小。首先，在中共建政初始，美國原已決定放棄國民黨政權，並已決定坐視北京用武攻取台灣，而中共政權也積極準備對台用武。然而，因為北韓在1950年6月25日發動韓戰，美國和中國均決定武力介入韓戰，雙方在朝鮮半島兵戎相見。此一事件迫使美國放棄外交承認中共政權之想法，也促使華府轉而支持台灣，支持由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在聯合國代表中國席次，並於1954年12月與台北簽署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台美形成軍事同盟關係，迫使北京在對台用武上持審慎態度，毛澤東在1950年代所發動的兩次台海危機，均只在金、馬外島試探美國的態度，不敢攻擊台灣本島。 在1960年代初期，中國大陸因為毛澤東推動人民公社及大躍進的錯誤政策，導致大饑荒，中國大陸餓死超過四千萬人，蔣介石想要趁此機會反攻大陸，但是美國不僅堅決反對，而且迫使蔣介石改變對大陸政策，改採三分軍事、七分政治之新策略。 如上所述，台海兩岸關係在1971年進入第二階段。北京在此一階段開始調整對台策略，改採和平解放台灣之策略，主要原因有二，其一是北京於1971年10月25日取代台北代表中國在聯合國之席次，在取得代表中國之正當性後，外交上節節勝利，增加北京的自信心；其二，美國在1965年之後陷入越戰泥淖，為了能夠自越戰光榮撤退，尼克森(Richard Nixon)政府積極改善對蘇聯和中國之關係，尼克森甚至於1972年2月訪問中國。他與周恩來在該年2月28日所發表之《上海公報》中，美國強調台灣的問題必須以和平的方式解決。由於美國的立場，北京積極鼓吹第三次「國共合作」，並在1984年12月與英國簽署關於香港主權之聯合聲明中，正式提出「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統一模式。然而，蔣經國提出「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三不政策來因應北京的和平攻勢。 台北在1987年放棄三不政策，決定開放大陸探親，主要原因並非國際環境出現重大變化，而是台灣內部的民主化發展。然而，1989至1991年間，冷戰結束、蘇聯瓦解、東歐共黨政權紛紛垮台，導致中國對美國之戰略價值下降，美國想要對中國進行和平演變，而中共政權因1989年6月4日之天安門事件而國際形象惡名昭彰，與台灣因成功轉型為民主國家深受西方國家肯定的良好形象有天壤之別，李登輝政府因深受美國等西方國家之肯定與支持而信心大增，這是台北願意進一步對中國大陸開放甚至進入功能性談判的重要原因之一，而此一階段的結束也跟柯林頓（Bill Clinton）決定發簽證讓李總統訪問康乃爾大學有關。 兩岸關係在第四和第五階段陷入僵局，主要也是受到台灣內部因素之影響，李登輝總統提出「兩國論」主張以及民進黨在2000年上台，導致北京拒絕與台北恢復協商。然而，美國在2001年9月11日遭到國際恐怖分子史無前例之攻擊，決定調整國家安全戰略的重心，從圍堵中國轉向全球反恐，先後於2001年10月發動阿富汗戰爭，2003年3月20日發起對伊拉克戰爭。為了全球反恐，華府需要北京之支持與合作，必要時犧牲台灣，使中國更加有恃無恐地對台灣採取強硬立場，拒絕回到談判桌，甚至於2005年3月14日通過反分裂國家法，以法律確定對台用武之程序。 台灣於2008年再度政黨輪替，馬英九政府上台後，願意接受「九二共識」，採取與前任政府不同之大陸政策，是兩岸關係出現重大變化之主因。然而，歐巴馬（Barack Obama）總統於2009年1月20日上台之後，積極謀求結束伊拉克戰爭，並減少在阿富汗之美軍，尋求自阿富汗脫身，提出再平衡（rebalancing）策略，將美國之國家安全戰略重心從中東和南亞轉移到亞太地區，北京認為美國之戰略調整是想要圍堵中國。再者，中國因為釣魚台爭端而對日本關係惡化，因為南海主權爭端而與菲律賓、越南關係惡化，導致台灣的戰略重要性提升，美國、日本和中國均想拉攏台灣，中國希望台灣在南海和東海問題上能夠與北京合作。 然而，如上所述兩岸關係之發展對國際體系的演變影響相當有限。固然台海兩岸在1950年代發生兩次危機、1995～96年發生中國針對台灣之一系列軍事演習，這種緊張情勢使台海地區與朝鮮半島和南海地區被並列為東亞地區的三大衝突引爆點，但是台海兩岸的互動關係，並沒有改變國際體系之權力結構。再者，台海兩岸關係之演變對台灣擴大國際空間並沒有助益。縱然馬英九政府上台之後，台海兩岸達成所謂外交休兵的默契，這僅是將外交競爭延後而已，北京並沒有接受雙重承認，也沒有放棄對台北之外交零和遊戲，更沒有放棄對台灣之外交打壓，中國仍然反對台灣參與政府間國際組織，甚至連台灣參與非政府國際組織亦不放過。台灣在1992年所以能夠參加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sia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2002年1月1日參加世界貿易組織（World […]

賴怡忠 台灣智庫副執行長 2016年台灣將會產生新總統與新國會。由於外界普遍看好民進黨的總統選情，並對民進黨立委選戰也產生相對樂觀期待，2016年的兩岸關係的可能走向也成為關注的話題。國民黨認為不公開承認九二共識的蔡英文如果上台，兩岸關係將會嚴重倒退，也認定中國必會重啟外交戰與經濟封鎖戰，以懲罰不承認九二共識的民進黨與蔡英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也在今年3月兩會期間，提及一但九二共識的政治基礎受到破壞，兩岸關係將會「地動山搖」。前副總統呂秀蓮也認為蔡英文當選後，中國會開始拔掉台灣的邦交國，屆時蔡英文上任後很可能會出現「斷交潮」。兩岸關係會出現緊張，將使台灣處於非常不利的處境，似乎是這些人的共識。 但另一方面，蔡英文今年5月訪美空前成功，日本也多次私下對蔡英文的可能當選表達樂觀其成，不認為隨著蔡英文當選可能出現的兩岸變化會影響日台關係。亞太周邊國家對於中國在東海、南海以及印度洋的作為，現在更是警戒多於歡迎的態度。而中國經濟成長趨緩，以及日漸偏離原先自己主張之市場經濟改革方向，也讓歐美日等自由市場國家對中國經濟前景預測悲觀。2004年全世界對中國「和平崛起」的樂觀期待，以及2005年美國以「負責任利害關係者」稱呼中國的氣氛，現在已不復見。因此蔡英文的外交方向與現在的亞太大方向若合符節，與國民黨及其他批評者，純就兩岸關係所描繪的「台灣孤立」論調大相逕庭。 以蔡英文在2016年當選總統為假設，想了解2016年後的兩岸關係的可能發展，就要先了解習近平上台後的對台政策變化、亞太區域戰略平衡的走向、以及蔡英文上任後的施政主軸及其連動的政治關係等諸因素，我們才能對蔡英文時代的兩岸關係可能走向推出較理性的判斷。 習近平上台後改變對台作為、大力強化政治促談力道 習近平在2012年底擔任中共總書記，到了2013年兩會後正式就任國家主席，開始主掌國家政策。由於一開始認為習是個中共各派系妥協的結果，加上胡錦濤時代九位中常委各擁一片天「九龍治水」的情形，因此觀察家一開始多認為沒有鄧小平加持的習近平，會是個類似胡錦濤的弱勢領袖，在對台政策上也不會與胡錦濤有太大差異，對台政策「胡規習隨」是當時台灣學界的普遍共識，甚至不少人認為習近平因長期在福建的關係，所以會是最了解台灣的中共中央一把手，因此認為胡錦濤的懷柔與買收政策會持續（雖然不少美方情報分析家對這種期待在已有多次在私下警告）。 但習近平上台後的作為，包括不提九二共識只提一中框架，並在2013年6月中的「吳習會」上，公開主張「維護與鞏固一中框架」是包括國民黨在內的共同責任，也要求國共需對維護與鞏固一中框架「形成共同認知與一致立場」，明確拋棄了一中各表。還把馬英九堅持的「求同存異」解釋為「聚集和擴大推動兩岸關係發展的共識，妥善處理與管控分歧」，解釋為要「聚同化異」（習近平在2015年5月的朱習會上公開提出了「聚同化異」）。在2013年底亞太經合會時，更對著台灣代表蕭萬長的面公開提到「兩岸政治分歧不能一代傳一代」。國台辦也在積極推動兩岸政治談判，除同意謝長廷率團訪中外，並主導第一屆專以政治議題為主的「兩岸和平論壇」。馬政府立即感受到中國強大的政治促談壓力。 之後，隨著馬英九對於在2014年，於北京舉行亞太經合會時進行「馬習會」的期待日高，被習近平順勢逼出了「陸委會—國台辦」的準政治會談。當時的國內外氣氛是，似乎兩岸在2016年前展開政治談判，甚至利用馬習會出現兩岸政治峰會的對話，越來越明顯了。 2014年太陽花運動，逆轉習、馬主導之兩岸關係趨勢 這些發展被2014年3月太陽花學生運動所逆轉。以反服貿黑箱談判作為訴求的太陽花學運，將台灣社會潛藏對馬英九親中作為的恐懼與不滿表面化，加上原先宣稱親中政策所帶來的經濟好處並未出現，反而是台灣因此要提早面對政治談判與是否被統一的問題，加上對馬英九的內政處理已失去信心，這幾股力量匯合成一股強大的反傾中狂潮，不僅阻擋了兩岸服貿協議的實施，也讓原先可能出現的兩岸政治談判與馬習會為之中止。原先在社會上佔盡優勢的兩岸權貴資本家開始成為被指責的對象，曾受到習近平欽點認可的連勝文，也在這個大潮下輸掉了大家認定唾手可得的台北市長選舉。 太陽花運動也改變了國共互動關係。在太陽花運動出現前，中國不僅讓國民黨承認兩岸關係是「一國兩區」的關係（2012年馬英九總統連任就職演說），還承認台灣內部的政治體制是服膺於「一中架構」之下（2013年的吳習會）。在2014年逼出了陸委會與國台辦兩岸高層會晤展開政治會談，國台辦對此自信滿滿，認為已經基本搞定國民黨，只要接著處理掉民進黨，其統一大業的政治障礙就已經清除殆盡。而國台辦從2012年加大對綠營工作，包括邀請謝長廷訪中，之後並在香港與謝長廷的維新會舉行會談；2013年6月，邀請到邱垂貞、林重謨、陳光復、鄭余鎮、何嘉榮、邱永仁、范振宗等七名前綠營立委訪問中國；2013年10月，與包括綠營的新國策智庫針對政治性議題舉行「兩岸和平論壇」；2014年1月邀請小英基金會訪問中國等。在太陽花運動起始前，中國不僅要到了兩岸舉行準政治談判的固定機制，還對綠營施加極大壓力，當時要求民進黨凍結台獨黨綱的聲浪很高。民進黨在兩岸政策當時是處於挨打狀態的守勢，十分擔心「逢中必反」的標籤，對於「兩岸服貿協議」也不認為可以擋得下來。 表一，馬總統連任後至太陽花運動前，中國對馬政府與民進黨的工作內容 2012.1～2014.3中國對國民黨、民進黨的工作成果 對馬政府與國民黨 對民進黨工作 2012.5馬英九於就職演說公開承認在兩岸關係上，台灣與中國（大陸）是一國兩區的關係 2012.10　邀請謝長廷以維新基金會董事長身分訪中 2013.6.13吳伯雄於吳習會上承認台灣對內的制度是遵照「一中架構」 2013.6月中，邀請前立委們訪中，其中包括邱垂貞、林重謨、陳光復、鄭余鎮、何嘉榮、邱永仁、范振宗等七位綠營前立委 2013. 6.21簽署兩岸服貿協議 2013. 6月底，謝長廷維新基金會與中國社科院台研所在香港舉行研討會 2013.10.7在APEC會議前與蕭萬長見面，習近平提到政治分歧不能一代傳一代 2013.10.9～10.10，國台辦主導的首屆兩岸和平論壇於上海舉行，邀集包括新台灣國策智庫的親綠智庫在內前往 2014.2.11舉行首度國台辦-陸委會的政治對話 2014.1小英基金會林全、江春男等蔡英文的核心顧問等訪中 2014.2.27在海基—海協（兩岸兩會）第十次會議上，簽署氣象與地震協議（後在2015.6.24陸委會以為交付立院審查為由，宣佈逕行生效） 在太陽花運動出現後，台灣社會「疑中、反親中」氣氛浮現，中國對此一方面重新估計馬政府的統制能力，二方面，習近平也對國台辦主導，以與國民黨合作，弱化並伺機拉攏民進黨的兩岸作為有所懷疑。因此發言屢屢與馬英九主張出現調性差異。習近平在5月主動邀請宋楚瑜見面，強調要照顧「三中一青」，而對「一條龍」、「兩岸權貴分食經濟大餅」的指控也躍上檯面。國台辦不顧馬政府的勸阻強行來台，於6月舉行「王張二會」，更出現了自2008年陳雲林來台以來最大的抗爭事件，國台辦主任張志軍甚至險被潑漆，中方懷疑是馬政府藉此表示對邀請宋楚瑜的不快。張志軍為此取消部份行程並提早回中國。 2014年7月開始，馬政府與中國的矛盾逐漸表面化，出現所謂的「敵意螺旋」。包括8月中，爆發前陸委會副主委張顯耀的共諜案問題；8月20日，中國駐馬來西亞大使，公開警告馬來西亞不得與台灣簽署FTA；9月底，習近平對台灣統派團體提到，其對台政策就是「和平統一、一國兩制」；10月7日，總統府公佈以蕭萬長為馬總統的APEC代表，意謂著馬習會確定破局；10月10日，馬總統在國慶講話提到中國政治改革與挺香港普選，引發國台辦之後連番抨擊；10月中，馬政府公開表態歡迎達賴來台灣；10月底，中國環球時報公開指控國安局吸收來台陸生擔任台諜；11月3日，中國官媒環球時報以社論抨擊馬英九是地方頭頭，說中國不欠馬英九什麼。兩岸關係自此進入馬英九自2008年執政以來最糟糕的狀況。 表二、2014下半年國共關係出現敵意螺旋 國共敵意螺旋的過程 中國的說法與反應 馬政府的說法與反應 2014. 8.20中國駐馬來西亞大使公開反對台馬FTA   2014.9.26習與台灣統派團體會面，表示對台政策就是「和平統一、一國兩制」     2014.10.7 馬政府宣佈以蕭萬長為馬英九在APEC的代表，馬習會確定破局   2014.10.10 馬英九在國慶演說呼籲中國政改，並支持香港的真普選運動 2014.10.15國台辦要求馬英九勿對香港說三道四     2014.10.17 陸委會表示，歡迎達賴訪台 2014.10.28環球時報指控國安局吸收陸生為台諜   2014.11.3環球時報以社論抨擊馬英九為地方頭頭，說中國不欠台灣什麼   […]

李明峻 台灣安保協會秘書長 一、前言 2014年11月29日的九合一大選，中國國民黨遭到史上最大挫敗，其後雖改由朱立倫擔任黨主席，但整體氣勢持續低迷，待至確定由洪秀柱代表中國國民黨參與總統大選後，更是無法擺脫頹勢，甚至連一向穩固的立委選情都彷彿要崩盤。隨著宋楚瑜加入戰局，雖激起相當的話題性，但迄今尚未出現三足鼎立的趨勢，反而讓藍營選情更是一蹶不振。目前只有代表民進黨參選的蔡英文情勢相對穩定，依此情勢發展，2016年政黨輪替機率大增，綠營甚至連國會都有可能取得過半數，如此一來，台灣政治情勢將呈現前所未有的新面貌。 同時，台灣一旦再度發生政黨輪替，台、中關係和國際情勢亦將受到某種程度的影響。執政8年的馬政府接受「一個中國」，承認「九二共識」，以此和中國維持廣泛交流的和平狀態，但台灣社會反而是反中情緒日益升高，雖然中國憂慮台灣政局變化，祭出「不承認九二共識就地動天搖」的恐嚇，但效果如何可想而知。同時，美國提出「再平衡政策」，日本通過新安保法制，使亞太形勢出現重大轉變。 未來政黨勢力的消長與政治生態的變化將對台灣造成何種影響？國會是否會因中國國民黨失去過半數優勢而通過處理黨產的政黨法？台灣的民主是否可因此次選舉落實長年追求的目標？這些都值得深入觀察。 二、台灣政治勢力消長情形 九合一選舉結果，中國國民黨全面崩盤，民進黨不僅跨過濁水溪，翻轉中台灣，更攻進北台灣，另有無黨籍候選拿下3縣市，這場選舉讓全台執政版圖一夕翻轉。民進黨在22個直轄市長和縣市長席次中拿下13席，治理總人口數達1444萬人，超過台灣總人口數2341萬人的半數，可以說是已成為準執政黨。中國國民黨原執政的15縣市僅保住6席，而且其中多是險勝，嘗到有史以來最大敗績。 此次選舉不僅關係國民黨、民進黨未來的政治版圖消長與地方執政權更迭，並對2016年總統與立委選舉深具影響。如2009 & 2010年直轄市、縣市長選舉時，中國國民黨取得大多數席次，因此2012年總統與立委合併選舉，藍綠政治版圖雖有消長，但大致上仍維持「北藍南綠」態勢。但從2012年總統選舉結果來看，馬英九總統在15個縣市領先，7個縣市落後，而落後的7個縣市中，台南市、高雄市、宜蘭縣、雲林縣、嘉義縣與屏東縣為民進黨執政，只有嘉義市為國民黨執政。由此可見，直轄市、縣市執政版圖與總統選情有關。 就政治意涵而言，此次地方選舉為馬英九總統第二任的期中選舉，也可視為2016年總統與立委選舉的前哨戰。這次選舉結果開始解構北藍南綠的政治版圖，將影響2016年總統與立委選舉，以及往後十年台灣的政治生態。依新台灣國策智庫的民調顯示，台灣民眾對於2016政權輪替的期待始終維持在七成五上下，甚至在蔡英文正式獲得民進黨提名之後，達到七成六的高點。人心思變的情緒相當高昂，高教育程度以及中壯選民（30~59）越是如此，連泛藍選民都有約七成接受政黨輪替的可能，瀰漫失敗主義。 其次，親民黨主席宋楚瑜在2015年8月6日上午舉行記者會，宣布參選2016總統大選。依新台灣國策智庫的民調顯示，宋楚瑜的參選影響蔡英文支持度不大，卻對政黨版圖有重組的效果。這代表總統選舉並未發展成藍綠對決的態勢，而且兩岸議題並未發酵，反而是國民黨近期的紛擾疏離支持者。民調顯示，宋楚瑜對泛藍選民有近六成的號召力，宋楚瑜的參選撕裂泛藍支持者。原本泛藍支持蔡英文的有兩成，但因宋楚瑜的參選，這部分降到剩七個百分點，但宋楚瑜的參選對洪秀柱的衝擊最大，分裂泛藍選民的效果將會是選情的另一變數。也就是宋的參選對輸贏影響不大，卻對政黨版圖有重組的效果。 特別是立委方面，依新台灣國策智庫最新的民調顯示，就區域候選人支持度而言，民進黨三成一對上國民黨一成六，民調上有絕對的領先，這也代表整體情勢民進黨區域立委選情看好，不過高達三成尚未決定與一成四號稱要投無黨籍，也代表觀望的族群居於多數，表態率不像總統支持度那樣高，代表立委選情的不確定性也高。 其次，相對民進黨與中國國民黨這兩大黨，小黨與第三勢力的區域候選人支持度皆低迷，親民黨甚至低於第三勢力政黨，這代表總統支持度與立委選票間有一定的落差；但若以政黨票觀之，民進黨三成八仍居優勢，國民黨兩成一，比區域選票略佳。親民黨與第三勢力的不分區立委支持度各有八個百分點，如果以七成投票率來估算，似有突破百分之十政黨票的機會，代表在不分區席次有機會分到三至四席，顯示未來在兩大黨之外，關鍵力量將由親民黨與第三勢力競逐。 由此觀之，中國國民黨在立委方面確定無法達到半數，民進黨有可能單獨過半，至少與親民黨與第三勢力聯合一定會過半，黨產的處分出現解決的曙光，未來政黨競爭的公平性更將落實，台灣民主可望更上一層樓。 三、台、中關係的演變 關於美、日、中哪個國家對台灣總統選舉影響最大，依新台灣國策智庫最新的民調顯示，近五成的民眾認為是美國比例最高，其次是中國的三成六，日本的影響力認定僅一個百分點，這一方面代表國際力量的變化，另一方面也是過去歷史經驗所致。自台灣總統直選以來，台灣選民已經非常習慣大國運用各種方式影響台灣的選情，從1996年的飛彈危機，2000年的朱鎔基談話，2008年前連胡會，2012年美國國安高層在金融時報的談話，乃至今年習近平的天搖地動說。這些經驗中，日本雖與台灣關係密切，但卻是相對安靜的一方。 接下來的問題在於影響力的正負方向。高達八成四的民眾回應說不會因中國表態支持特定候選人而支持該人，僅有七個百分點表示會支持中國的表態。此點甚至泛藍選民中也有近八成反彈。此點顯示國外力量對島內選舉的後座力效果（backfire）。 過去中國介入台灣1996和2000的總統選舉時，多數民眾反而唾棄中國表態支持的特定候選人，而支持中國不喜歡的李登輝與陳水扁。雖然2008與2012年都是中方屬意的馬英九大勝，但目前的民調似乎回到1996和2000時總統選舉的情況，此點是否代表這次選舉國際氛圍的變化，以及中國對台灣影響力的下降？此點即反映在連勝文的選舉結果上，顯示中國背書的負面效果。 特別是中國影響力的下降，可以從選民對大選的重要議題選項中觀察。依新台灣國策智庫2015年7月公布的民調指出，過半數民眾認為是經濟發展（56.7%）最重要，其次為提升政府效能（15.2%）第三為社會公平正義（12.6%），再來國際地位（6.5%），兩岸關係落到最後，僅4個百分點，代表一個內向思維強調治理能力的選舉氣氛，藍綠選民間的排序差異不大，代表兩岸已經不是拉抬選情的特效藥。 四、國際情勢的演變 日美同盟之加深，源起於1996年。1996年中國向台灣海峽發射飛彈，美國派遣兩艘航空母艦到台灣海域，以牽制中國威脅。日本在同一時期開始將1960年制定的日美同盟內容逐年修訂其適用範圍，尤其在阿富汗、伊拉克戰爭發生後，日本最精銳的神盾艦在第二次大戰後，首次通過麻六甲海峽，在印度洋參與後方支援工作。這是60年來第一次日本開始就其憲法可能的範圍積極參與亞洲安保上的國際貢獻，也是一個新的歷史序幕。 2005年2月19日，日本與美國「二加二聲明」，也就是雙方外交、國防部長就共同戰略目標中有關中國的三項戰略立場： 與中國發展建設性關係，歡迎該國在區域及全球扮演負責任與建設性角色。 敦促台灣海峽相關問題應以對話方式和平解決。 敦促中國改善軍事之透明度。 一般認為這是日美共同勸阻中國的「勸阻戰略〈Dissuasion Strategy〉」的開始，但這並非宣示敵對或是新的圍堵戰略，而是將中國列為勸阻的對象。 2006年11月30日，日本眾議院在執政自民黨、公明黨以及最大在野黨民主黨的聯合支持下，一致通過首相安倍晉三內閣之防衛廳升格為防衛省，成為中央一級單位。2007年1月9日，日本正式將防衛廳升格為防衛省，又準備修改憲法使日本能成為與歐美同樣的「普通」或「正常」的國家，日本積極參與亞洲安保領域，已經是一個無後退的動向。 面對中國逐年在亞太區域提升的軍事佈署，美國於2012年在新加坡舉行的「香格里拉對話（The Shangri-La Dialogue）」公開宣稱「再平衡戰略（Rebalancing strategy）」，表示今後美國在亞洲長期的軍事佈置，未來五年美國海軍在非美國領土的太平洋艦隊將增加30%的船艦，到2020年60%的艦艇和戰機都會佈署在亞太區域。美國針對中國在亞洲的軍事崛起，具有充分的制衡力量。 2015年4月，日本安倍首相與美國歐巴馬總統會談發表「美日共同聲明」強調，美軍與日本自衛隊將依「日美防衛新指針」，針對中國在東亞提升軍事緊張，日美強化同盟關係，這也是雙方針對亞太區域維持和平一致的見解。並明文表示，「任何片面改變現狀的任何國家的行動，就是對國際秩序的挑戰。」。 2015年8月20日美國國防部公佈「亞太海事安全策略（Asia-Pacific Maritime Security Strategy）」，提出透過四個面向來維持亞太區域的安全。亦即： 強化美軍的軍事能力，以便成功嚇阻衝突與威脅； 與東北亞到印度洋的盟邦及夥伴合作，強化其能力； 利用軍事外交來建立更透明化的遊戲規則； 強化區域安全組織，並鼓勵發展更公開且有效的區域安全架構。 這一份報告表示，美國加強軍事佈置不僅止於南海，而是涵蓋從東北亞、東海，包括台灣海峽、東南亞以至印度洋的亞太區域安全。提升美國在軍事上的抑制力量與同盟關係。很明顯的這是針對中國企圖改變現狀的全面性抑制力量。美國將與東北亞到印度洋的盟邦強化夥伴關係。由此可知，日美同盟可以說是對亞洲安全和平提供公共財〈Public Goods〉以穩定區域的安全，其實日美同盟最大的關切是針對中國的崛起形成足夠的抑制力量，也就是「力的均衡」以穩定亞洲和平。 可是目前這種「力的均衡」面臨新的挑戰。最近中國在南海區域積極填海造島，宣稱南海是中國「三沙市」的範圍。過去一年半，中國進行的大型填海造島總面積增大到兩千英畝，已經造成對周邊國家威脅，也直接挑戰美國一貫堅持南海區域應保持航行自由的主張。不但菲律賓、越南都在海洋問題上與中國有所爭執，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等東協國家，都不希望中國填海造島造成改變現狀、破壞亞太區域和平。2015年7月，美國太平洋艦隊司令哈里斯（Harry Harris J.）公開表示，中國在南海填海造島的本質就是為了軍事用途，深水港足以停靠戰艦、飛機跑道3048公尺，足供中國B-52轟炸機起降，中方下一步將部署對空與反艦飛彈。對此哈里斯堅決明白表示，以美軍戰力將可輕易攻擊這些目標，並指稱美國會動用軍事力量捍衛自身利益，並協助盟邦防衛任何來自南沙島嶼的威脅[1]。 就朝鮮半島與台灣海峽這兩個東亞不穩定的區域，美國認為日本是最能信賴的盟友，包括美軍在亞洲軍事上的重新佈置，日美有非常密切的默契與調整，因此希望日本加入維持亞太區域的安全與和平的行列。但日本由於有憲法上的制約，因此2014年日本安倍首相先以內閣決議通過「集體自衛權的行使」，使日本能夠在不更動國內憲法的情況下，在維持亞太區域安全與和平的事務上，與美國並肩作戰，以防衛日本國家安全。2015年7月，安倍更進一步即將在國會通過「安全保障關連法案」，這是日本在戰後七十年第一次立法，為保衛日本國家安全可以出兵行使「集體自衛權」。日本此次「安全保障關連法」立刻得到國際上普遍的支持，美國、澳洲、歐盟二十八國、東南亞國協十國，蒙古均公開表示支持。由此可知，各國顯然期待日本行使「集體自衛權」，認為此舉有助於維持亞太區域的安全與和平[2]。 五、結語－台灣面臨的挑戰及因應之道 亞太區域和平是立足於「維持現狀」，任何單方面改變現狀就是威脅到「均勢（balance of power）」的和平。台灣海峽的穩定和平，也是同樣立足於「維持現狀」，這也是國際上被認同的兩岸和平關係。台海維持現狀，就是中國不得片面以軍事力量威脅台灣，台灣則主張與中國維持和平來往，這就是國際上期待的「維持現狀」。 在維持現狀的情形，不論用何種名義稱呼台灣，台灣就是主權獨立的民主國家，這是國際上普遍被認定的現狀。台灣是美國最近所提出的「從東北亞到印度洋的盟邦及夥伴」中的一份子。台灣的太陽花運動，更引起國際社會對台灣年輕一代追求民主、追求台灣主體性不附庸中國的認識，去年九合一選舉，民進黨席捲台灣地方選舉的勝選，也直接影響2016年總統選舉，美國以及許多民主國家都期待，台灣在亞太區域扮演穩定兩岸維持現狀的基本立場。台灣即將迎接一個新的時代。 就日本與台灣的關係，2011年9月安倍首相曾應邀在本協會國際研討會上發表演說，公開表示：「我在任職首相期間內，以重視自由、民主、基本人權和法治等四個價值為外交目標，…日本與台灣是擁有共同價值的重要夥伴」。特別表示日本對台灣的關切是視同民主國家的重要夥伴。2015年7月29日，安倍首相在日本參議院公開表示：「我國與台灣的共有基本價值觀，台灣是我國的重要夥伴」，並強調「安保法案對遏阻中國的擴張主義是有必要的」[3]，台灣海峽的和平安全，也是美日同盟的一個重點。 […]

顏慶章 台灣國際法學會理事長 一、前言 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曾頗富哲理地指出：「當算術法則用來詮釋現實時，它們並不精確。當它們精確時，它們則不在詮釋現實。」（As far as the laws of mathematics refer to reality, they are not certain; and as far as they are certain, they do not refer to reality.） 雖然甚多國際專業機構及權威學者質疑中國經濟成長的數據，中國國家審計署前副審計長董大勝甚至也公開承認經濟數據的造假。但在無從精確知悉中國經濟數據的造假程度時，本文爰選擇藉由中國官方的相關數據，作為探討中國經濟成長的基礎，並進而評析中國的區域發展策略。換言之，中國經濟成長的現實，較本文僅有趨於遜劣的必然面相，謹先敘明。 此外，由於外交係內政的延伸，任何國家從事區域發展策略，必須仰仗經濟成長所產生的有力奧援。從而正確評析中國區域的發展策略，自應合理檢視中國經濟發展的趨向，並就氣勢磅礡的「中國夢」，持平指出所面臨的挑戰。 二、中國的經濟成長表相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IMF）的統計，2013年的中國名目GDP達9.469兆美元，僅次於美國的16.768兆美元，超越日本的4.898兆美元，而名列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臺灣為4,890億美元，名列全球第27。中國如能維持三十餘年平均10%的經濟成長率，應可在十年內取代美國。IMF另一種「購買力平權」（Purchasing Power Parity, PPP）的估算，綜合考量各國當地貨物、勞務及物價上漲率因素，所公布GDP（PPP）的世界排名，中國則已凌駕美國為全球首位。但倘以IMF每人名義GDP的排名，中國僅6,959美元，為全球第82名。臺灣20,925美元，列名為第38。 中國累積三十餘年快速的經濟成長，倘不懷疑其真實性，中國將可能在十年內取代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則中國經濟騰飛過程，對臺灣的意義為何？是潛藏巨大商機值得臺灣去把握？或因相形渺小而自亂腳步？應屬近年來臺灣陷入諸多紛擾的所在。但中國金玉其外的經濟表相，有無敗絮其中的情境？嚴謹進行如此的驗證與辨正，不僅涉及學術論述的應有態度，更攸關臺灣發展策略的抉擇。 三、中國宣稱的「中國夢」 習近平於2012年11月出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不足半個月即提出「中國夢」的構想，成為中國共產黨第五代中央領導集體的執政理念。其核心概括為「兩個一百年」的目標，也就是到20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與20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一百周年時，逐步並最終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具體表現，是國家富強、民族振興與人民幸福。實現途徑是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弘揚民族精神、凝聚中國力量。而實施手段則是政治、經濟、文化、社會與生態文明五位一體的建設。其內容即為下述的「三大目標」及「三步走」。 三大目標： 追求經濟騰飛，生活改善，物質進步，環境提升。 追求公平正義，民主法制，公民成長，文化繁榮，教育進步，科技創新。 追求富國強兵，民族尊嚴，主權完整，國家統一，世界和平。 三步走： 第一步，用十年時間，到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年時，全面建立小康社會。 第二步，再花三十年時間，到新中國成立一百周年，全面實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 第三步，在整個二十一世紀一步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藉由洋溢著經濟騰飛與富國強兵的宣示，乃至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激情，中國並逐步擘劃出區域發展策略。例如2012年1月生效的「東協加一」自由貿易協定，中國透過開放巨大市場的商機，與東協十國展開優惠經貿關係的整合。至於2013年中國所宣示的「一帶一路」（One Belt and One Road）的宏偉藍圖，藉由漢朝張騫綏平西域及絲路的歷史緬懷，架構中國穿透中亞而聯絡歐洲的交通系統。另因明朝鄭和下西洋的驕傲航程或美好傳說，勾勒出經由東南亞、印度洋、蘇伊士運河而聯結歐洲的海上藍圖。 […]

張旭成 前國安會副秘書長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九月間赴美國事訪問，渠將乘機施壓美國總統歐巴馬停止對台灣軍售。六月下旬華府的美-中「戰略暨經濟對話」（S&ED），中方官員早已不厭其關切美國對台軍售問題。 其實2011年後歐巴馬政府迄未通知國會新的對台軍售項目，早有國會議員和智庫專家批評歐巴馬總統未恪守「台灣關係法」。為了防堵歐巴馬任期結束前可能宣布新一批對台軍售，北京預先做出警告。 今年6月初民進黨主席暨2016年總統候選人蔡英文女士訪問華府，國安會與國務院官員對她「維持現狀」外交與內政的論述相當滿意。美政府和國會對蔡英文的高規格接待和展現的善意與友誼，具有意義重大的政策意涵。六月中旬剛結束訪問美國的中國人民解放軍中央軍委副主席范長龍可能有感而發，在記者會上突出有關美-台問題，要求美方要恪守「一中」政策，不要「傳送錯誤的訊息給尋求獨立的勢力」。 2013年6月加州陽光莊園的峰會，習近平曾向歐巴馬推銷中美「新型大國關係」和尊重雙方核心利益，強調台灣攸關中國領土與主權的核心利益，因此美-台關係，尤其對台軍售，將是習近平對歐巴馬的一大訴求。 歐巴馬是否可能讓習近平予取予求？中國在南海的填海造陸和亞太的擴張行徑，及對美國政府和企業機構不停的網路攻擊已引起美國各界的強烈反感，並已改變美國的略考量和華府政治氛圍。美國政府如何更有力因應中國的崛起，已成為美國大選的話題。 歐巴馬政府一些被認為頃中、親中的官員已引咎辭職。其中有負責研判中國情報最資深「中央情報局」官員Paul Heer；他被批執意淡化中國各種威脅，偏好北京的觀點。尤其是國安會負責中國事務資深主任Evan Medeiros（麥艾文），一味討好北京，幾年來主導白宮反對出售F16CD先進戰機的決策。2011年9月蔡英文訪美時，這位官員對「金融時報」質疑蔡英文是否有能力或意願維持台海和平與穩定；論者認為他的「暗算」對她2012的選情造成傷害。蔡英文今年訪美前夕，美國媒體報導麥艾文即將去職；果不其然，他6月初安排與接待蔡到國安會會談翌日，即正式離開政府職務。 華府新思維 「美國在臺協會」（AIT）理事主席薄瑞光在七月中旬華府智庫「布魯金斯研究院」（Brookings）的演講透露，四年前蔡英文訪問華府，「有人發表一些言論」，但「這一次我們決定不這麼做」；他也指出蔡這次訪美「很謹慎準備」，美台雙方在她行前有密集互動，已就關鍵議題進行深度溝通，達成相當共識。薄瑞光肯定過去七年來兩岸關係改善符合美國利益，但他表達美政府不替「九二共識」背書的信息。他說兩岸互動的基礎必須兩岸都能接受，是否接受「九二共識」要由兩岸人民決定。他並特別指出美國對台政策三個目標： 支持台灣的安全，強化其嚇阻侵略和脅迫的能力； 促進台灣的經濟開放和多元化； 促進台灣在國際社會享有應有的尊嚴和尊重。 此政策背後的目的就是加強台灣抵抗第三國威脅和侵略的能力和支持台灣民眾決定自己的命運。 薄瑞光幾年前在台北外籍記者的餐會曾語驚四座，質疑台灣的戰略重要性。時過境遷，他最近在Brookings的論述已大大修改幾年前不重視台灣的論調，也反映華府對兩岸關係及因應中國霸權主義的新思維。 今年初，美國素有盛名的國通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所所發表大作《百年馬拉松》揭露中共隱藏野心，企圖超越和打敗美國，稱霸世界。為實現民族復興和習近平所標榜的「大國夢」，北京領導人活用孫子兵法「詭道」的欺敵策略，指鹿為馬，把美國政府和人民騙得團團轉。 白邦瑞自認，和許多美國官員與學者一樣，曾是一群親中的「擁抱貓熊」（Panda-Huggers）人士，強烈主張和積極推動援助中國及美-中合作的政策。但有別於過去和目前這些中國通的是，白邦瑞覺醒了，承認被高明的中國領導人欺瞞，痛悟前非，也認清了「養虎為患」的錯失，對美國，台灣和日本等盟友造成危害。 他建議美國必須誠實面對問題，知己知彼，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操控中國政局，支持改革派制約鷹派，和師法戰國策，在國際間合縱連橫圍堵中國。近年美國正竭力執行重返亞太（再平衡）策略，加強與盟友夥伴如日、菲、越的軍事合作。這個策略最大的缺憾是華府忽視台灣的戰略重要性及其可扮演的促進區域安全的角色。某些智庫人士曾有「棄台」謬論，或主張為安撫北京，未來民進黨政府應尋求與中國和解。 吾人認為美國政府應正視太陽花運動、九合一選舉、反課綱，和民意所呈現的台灣社會強烈反中國及自主意識。一個民主、自由、獨立，不受北京控制的台灣符合美國的戰略利益，也是亞太的和平與安全的柱石。吾人建議： 美國應根據台灣關係法的條文和精神，對台出售F35戰機協助台灣生產潛水艇 為表達防衛台灣的決心：國會應考慮，如1955年的「福爾摩沙決議」，通過協防台灣的決議，授權總統動用包括武力的各種力量，防衛民主和自由的台灣，以嚇阻中共併吞台灣的野心。   台灣自救之道 習近平為了追求大國夢，竭力挑戰美國二戰後所建立的國際秩序（Pax Americana），包括總部設在華府的「世界銀行」及「國際貨幣基金」（IMF），和由美日主導，總部設在馬尼拉的「亞洲開發銀行」（ADB）。「亞投行」（AIIB），即是北京所設計和主導與美國分庭抗禮的國際金融機構，美國和日本都拒絕陪榜。馬政府為了討好北京，申請加入，是重大的戰略與外交錯失。 台灣1966年「亞洲開發銀行」（ADB），是創始會員國，52年來台灣繳納會費和慷慨捐獻，但台灣從ADB的獲利微不足道。因為台灣的政府和企業不夠積極或缺少國際競爭力未能在ADB的許多工程得競標。未來AIIB工程的競標，台灣的企業界有足夠的競爭力？財政部長張盛和擔心台灣躋入「亞投行」的22億美元會費可能成為「壁紙」，不是杞人憂天，從現實利益的觀點，馬政府更不應浪費人民的血汗錢。 儘管美方肯定馬政府任內兩岸關係的緩和與交往，行政部門、國會和智庫專家也多次批評馬政府過分傾中的措施。多年來，中國大力擴軍，海峽兩岸軍力已嚴重失衡，但馬政府卻逐年刪減國防預算，自廢武功，美國國會議員，智庫專家及行政部門官員皆表達失望不滿。2015年國防開支是台幣3123億，只佔台灣GDP的2.34%。民進黨再次執政後，即須糾正馬政府錯誤，提升國防預算，增加到美方建議的GDP3%。 台灣不尋求與中國軍備競賽或達成軍力均衡。台灣必須透過創新和不對稱作戰（asymmetric warfare）的防衛策略，達到「有效嚇阻」，因而必須透過自製和外購擁有具嚇阻（deterrent）效果的武器系統。專家認為台灣佈署的雄風三型（HF3）攻陸和反艦超音速飛彈，和研製潛水艇都是強有力嚇阻武器。 美國政府和國會多次指出中國對台灣不懷好意，對台進行間諜活動層出不窮，並滲透了台灣軍情機關。多位現任和退役軍官因馬英九扈從北京，不知為誰而戰，為何而戰，中了中共「銀彈」，美人計，被策反，把軍事機密交給對岸情報人員。中共竭力想取得的是台灣指、管、通、情和美國提供給台灣的武器系統情資。洩漏這些機密情報不但傷害台灣的防衛，而且破壞美國與台灣安全合作的信心，美方擔心馬政府內部潛伏匪諜甚多，因而降低提供台灣精密武器和裝備的意願。保密防諜是最基本的國安需求，如何有效防止中共對台的軍情科技及產業間諜活動也是未來民進黨政府重大課題。 面對台灣未來所面臨的挑戰，台灣應該充分利用台灣人民的智慧和才能，發揮以前未受重視的「軟實力」（soft power）和「巧實力」（smart power）。前副總統呂秀蓮即大力提倡，包括民主、人權、愛、和平和高科技與創新的台灣軟實力，值得發揚光大。 台灣的民主化，政權和平轉移，和對人權及其他普世價值的尊重，受到美、日和歐盟的稱讚，認為是中國和許多開發中國家楷模和燈塔，這種柔性國力（soft power）是台灣拓展外交的重要利器，值得發揚光大。台灣應更關心中國大陸的人權及支持香港人民爭取選舉權。 台灣的公民團體和慈善機關和許多有理想的青年男女，以往曾在世界許多開發中國家協助脫貧、開發、教育、醫療和救災工作，仿如台灣的和平工作團，他們需要政府和人民更多的關心和支持，以展現台灣人民的大愛。台灣人民對日本311地震和海地地震慷慨的捐助與關懷，不但獲得日本人民與政府感激也受到國際社會的肯定與重視，證明助人，展現愛心在外交的功能性。 外交部2015年預算編列了，將近100億台幣作為援外經費。為了充分發揮外交和維持邦交的功能，新政府必須全盤檢視和重新思考如何把外交經費用在「刀口上」。積極與美國及國際機構如「無疆界醫療組織」合作推動和支持國際開發、環保、醫療、國際媒體自由與人權組織，救助和慈善等工作，改變以往把經援變成邦交國貪污領導人的提款機的陋習。 外交重要，但不能只依靠職業外交官。台灣應該強調公民團體的參與，展現台灣的「軟實力」和「巧實力」，強調「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發揮公民社會的論述和創意。國人必須覺悟，自己的國家自己救，好男不當兵是錯誤落伍的觀念，男女都應以能夠參與國防工作，和從事保衛國家和人民的職責為榮。

司徒文（William A. Stanton） 國立清華大學亞洲政策中心主任 先說在前頭 首先，請讓我強調以下幾點。雖然我是國立清華大學主管全球事務的現任副校長，同時擔任該校亞洲政策中心主任，但是以下內容僅代表我個人觀點，並非以校方代表的身份發言。另外，我早在三年前就已經從美國政府單位退休，絕無可能再以任何形式代替美國政府發言，這個事實我想應該就更不用特別聲明了。 主辦單位要我主講的題目「美國與習近平政權的新關係」—無疑是個廣泛又複雜的課題。習近平是在2012年11月12日就任中國共產黨總書記一職，隨後在2013年3月14日接任中國國家主席；換句話說，習近平預估為期十年的任期目前也才不過進入第三年而已。不過習近平一方面採取更具挑釁的外交政策，另一方面對內採取高壓統治的基調已經十分明確，綜合政經因素的考量後，呈現在他眼前的道路將越來越難走。因此在探討美國相關政策時，中國內部究竟會發生哪些事情，仍舊是個無法預知的變數。 在我撰寫本文的這個時間點上，要評估美國政策可以說是難上加難，因為此時此刻距離習近平按照原定計畫在9月前往華盛頓的訪問行程還有一段時間落差。習近平預估會選在9月15日聯合國大會（General Assembly）召開的前幾天出訪美國，這也就表示當我在9月19日發表這篇論文的時候，外在環境可能已經產生變化也說不定—雖然我個人認為可能性不大。如同許多評論早已指出，在美、中兩國即將召開高峰會之際，雙方應該都會小心翼翼地讓習近平這趟美國行，至少要在表面上看起來圓滿成功。 無論如何，當兩國元首在華盛頓碰面時，歐巴馬總統的任期距離2016年11月8日要舉行的美國總統大選僅剩一年多的時間，距離2017年1月20日總統交接典禮也只剩下16個月而已，預料即將入主白宮的新政府勢必大幅調整美國的對中政策，尤其是目前在兩黨居領先地位的候選人希拉蕊（Hilary Clinton）和川普（Donald Trump）兩人均已釋出，將對中國採取更強硬政策的訊息，川普的態度甚至比希拉蕊還有過之而無不及。 另外也不得不提，美國對中政策的其中一個關鍵因素就是台灣。台灣即將在2016年1月16日舉行下一屆總統與立委選舉，選舉結果就算不是立即地，也必然會在接下來幾年對兩岸關係造成重大改變，特別是假設選戰最終並不是北京所樂見的結果的話。而目前看起來，這是很有可能發生的狀況。 儘管有這些顯而易見、不證自明的多重變數會影響美國的政策，但我認為美國的對中政策自1972年尼克森總統打開中國大門之後，就維持相當高度的一致性，只是就長期來看，具有高度一致性的政策，並不代表長期以來都是正確的政策，而且也不見得真能符合美國自身的利益。 事實上，做為評估美國當前政策成效與展望未來的基礎，我認為有必要先認識到美國的政策經常是錯誤，以致無法達成預期目標的原因。且讓我們先看看這些問題的成因。 經不起檢驗的地緣戰略觀 首先要說明的是，美國對中國的戰略觀點長期以來都非常短視。以杜魯門總統和時任國務卿的艾奇遜（Dean Acheson）為例，他們為了不讓中國與蘇聯站在同一陣線，幾乎打算要拋棄台灣、奉送給中華人民共和國，直到在1950年遭逢兩次重擊才打消此想法：一是中蘇兩國簽訂共同防禦條約，以及北韓入侵南韓——現在我們已經知道那根本是史達林和毛澤東默許之下造成的。 接下來還有尼克森和季辛吉兩人。他們可說是最熱烈奉行「改善美、中關係用反制蘇聯軍事力量與威脅」，這種地緣戰略觀的兩個人。這個戰略假設持續廣泛地左右美國對中政策的基本方針，直到1989年11月柏林圍牆倒塌，甚至是蘇聯在1991年12月解體才告一段落。 尼克森和季辛吉兩人，前者實際上並不了解中國，後者起碼在最剛開始的時候，對中國更是一無所知，把時間軸拉長後就可以發現他們兩人的戰略假設根本錯誤。簽訂《上海公報》的時候，赤貧又欠缺軍事力量的中國基於自身地緣戰略的考量，本來就會試圖制衡蘇聯規模龐大又佔盡優勢的軍事力量，當《上海公報》在1972年2月28日簽訂的那一刻起，中國就此找到一個能夠對抗蘇聯的現成槓桿力量，反而導致中、蘇兩國得以開始改善雙邊關係的後果。 出乎美國大戰略規劃意料之外，中華人民共和國現在是俄羅斯在世界上最緊密的實質伙伴。雖然中、俄兩國在歷史上是衝突不斷的世仇，彼此抱持互不信任的對抗意志，但是普亭和習近平目前卻是世上合作最密切的兩個國家元首，專制獨裁的統治風格和共同利益讓兩人順利結盟，比方說聯合國安理會（Security Council）十三個會員國在2014年3月16日要投票表決，是否以決議案的形式，「譴責俄羅斯在克里米亞（Crimea）操弄公投決定是否要加入俄羅斯的行為，並逕行宣告這次公投不具有法律效力」。結果中國投出棄權票，俄羅斯則是否決了這項決議案。該年5月，俄羅斯併吞克里米亞並引起西方國家對俄羅斯施以經濟制裁之際，習近平卻和普亭達成自俄羅斯進口天然氣的協議，交易總值高達4,000億美元。 對照於中國至今仍不斷重複必須尊重其他國家「領土完整與主權獨立」此一神聖不可侵犯的原則，這次選擇在克里米亞議題上棄權的舉動令人萬分驚訝。中國充其量採取一種無所謂的立場，坐視俄羅斯併吞克里米亞及後續對東烏克蘭分離主義份子的援助，這顯然有違中國奉為圭臬的神聖原則，從後來網路披露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宣部下令嚴格審查本地媒體報導相關新聞的舉動，不難發現當中矛盾之處也讓中國政府感到頗為棘手。根據中國數字時代（China Digital Times）在2015年7月21日的報導，中宣部所下的審查指示如下：「所有媒體必須克制對克里米亞公投一事進行炒作渲染，報導時不可提及有關中國臺灣，西藏或者新疆問題…」。 在此同時，中、俄兩國軍事合作持續擴展，也不再只侷限於俄國單方面的軍售，這是另一個值得觀察的重點。2014年11月，俄羅斯國防部部長紹伊古（Sergei Shoigu）出訪北京時曾說過，中、俄兩國「都相當關切美國試圖在亞太地區強化軍事與政治影響力的舉動」，並表示將提升兩國軍事合作的層級，「以便達成雙方共同塑造區域集體安全機制的主要目標。」 今年（2015）年5月，中、俄兩國選在地中海舉行一場海上聯合軍事演習；接著在8月，兩國宣告將舉行「有史以來（中、俄兩國在2011年開始首次聯合軍事演習）規模最大的太平洋軍事演習」。根據美國海軍研究協會新聞（USNI News）在7月17日的報導，總計有20艘分佈在日本海與俄羅斯近海的艦艇會共同參與這場演習，演練區域距離日本只差250英里而已。俄羅斯通訊塔斯社（TASS）引述太平洋艦隊發言人馬托夫（Roman Martov）的話指出，「這是首次在俄羅斯濱海地區普里莫爾斯基（Primorsky）進行的兩棲突擊聯合作戰演習，艦載戰鬥機（carrier-based aircraft）也將共同參與演練。」 對於美國傳統建立在改善美、中關係上的地緣戰略觀而言，中、俄兩國日益強化的軍事合作不啻是一記諷刺意味十足的大巴掌。諷刺的是，美、中關係大幅改善的過程，居然發生在一般咸認為反共立場最堅定的總統——雷根總統任期內，這一點更是令人感到難堪。雷根政府在1984年6月12日同意讓中國公開向美國進行軍事採購，之後包括搭載在中國殲八戰機上的電戰系統、直升機大廠賽考斯基（Sikorsky）所生產的運輸機等都曾名列在軍購清單上，雷根政府甚至在1985年同意協助中國改良所屬軍艦以對抗軍容日盛的蘇聯海軍，1989年1月還更進一步同意出售四枚當時最新款的MK-46型反潛魚雷給中國，直至五個月後爆發天安門事件才使得所有軍售計畫嘎然而止。 現在美國一樣用地緣戰略觀看待對中國和對俄的關係，只是看法已經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2012年8月21日莫瑞（Robert W. Merry）在《國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雜誌的一篇文章主張，「如果中國代表美國最大的戰略威脅，那麼和俄羅斯維持緊密關係就會成為最勢在必行的戰略佈局。現在該是美國放下對俄羅斯獨裁政體有所不滿的時刻；做為一個區域強權，俄羅斯對於區域利益的主張當然有其正當性，美國應該要認清楚這一點並借力使力，謀求與俄羅斯建立穩固且互利的關係，如果有必要的話，對日後美國和中國發生的任何衝突僵局都會帶來幫助。」雖然美國的地緣戰略觀已經翻轉了，但是仍舊無法迴避一個根本問題：有可能只在戰略利益的考量下，和欠缺共同價值觀的對手建立可長可久的穩定關係嗎？ 難以舉證合作關係所產生的具體政策成效 時至今日，尼克森和季辛吉當年想要改善美、中關係的第二個理由，從理論上來看的確相當合理。也就是說，考量到中國的國家規模、綜合國力以及身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等相關因素後，美國如果想要在全世界解決區域或全球性的問題，就必須要取得中國的合作。然而在實際上，從美國的角度回顧過去是否有過任何具體的正面效應，就會發現這樣的合作關係大部分只是一場空而已。最簡單的例子，莫過於尼克森和季辛吉兩人原本都期待對中國採取開放政策後可以獲得立即的正面回應，讓中國不再從政治與軍事兩方面插手干預越戰，這樣美國就能在最短時間內用比較和平的方式解決這場軍事衝突，結果這個期待當然淪為一場空。 北韓是另一個被用來說嘴的例子。打從2003年8月敲鑼打鼓召開第一回合的談判開始，直到2007年8月完成最後一輪談判為止，華盛頓方面不斷讚揚要不是中國的合作與支持，就不可能順利達成六方會談的成果。然而，回過頭來仔細分析就會發現，會談結果其實並未制止北韓的核武計畫，中國也一路干擾聯合國試圖逼使平壤撤除核武的各項決議案與制裁行動。況且，導致美國自始至終在這個議題一事無成的一項關鍵因素，正是因為中國從未嚴格執行聯合國所決議試圖迫使北韓讓步的制裁行動。好比說，金氏政權用來鞏固統治地位的奢侈品，一直源源不絕地流進北韓。無論北京對平壤不服從其領導的態度有多感冒，北京始終希望北韓能夠支撐下去扮演好緩衝腳色，好繼續維持朝鮮半島的分裂狀態。 伊朗是另一個類似的情況。雖然我個人非常支持伊朗與美國在7月14日透過中國、俄羅斯、德國、英國和法國的斡旋達成核子協議，然而令人不明白的是，歐巴馬總統何以要對北京居中斡旋的角色特別向習近平表達感謝之意。根據媒體在雙方協商過程中的報導指出，整體而言，在談判過程中俄羅斯和中國大致上一直維持對抗美國和其他三個歐洲伙伴國家的聯合陣線，情況和大多數時候要在聯合國安理會討論決議案的過程如出一轍。更讓人不解的是，明知讓伊朗撤除核武計畫，無論是對中國或其他擔憂伊斯蘭極端主義的國家，同樣有利的一件事，為什麼要特別感謝中國呢？ 更何況，多年來一直有證據顯示，中華人民共和國本身就是推動伊朗核武發展的重要角色。相同情況也發生在巴基斯坦和北韓，這也是讚揚中國處理核武議題，最讓人感到反諷的地方。科特里（Orde F. Kittrie）在7月13日於《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雜誌上為文指出，「鮮少有人關注長期以來協助伊朗發展核武的主要供應者；根據美國聯邦政府與州政府檢察官的說法，來自於中國人的私下交易，顯然替伊朗帶來數量龐大的核武原料，即使在國際社會聯合制裁伊朗的高峰期，據傳中國政府在查緝這類私下交易的表現上依舊顯得意興闌珊。」 這些當然都不算是新聞。賈維（John Garver）早在2011年冬季號《華盛頓季刊》（Washington Quarterly）裡，即提出了一個問題：「中國正在伊朗大玩兩手策略嗎？」（Is China Playing a Dual Game in Iran?）他的結論是肯定的。賈維指出，中國一方面為了追求發展，大致上會和美國在伊朗核武問題上維持一定的戰略合作，但是另一方面卻又覬覦伊朗的原油和天然氣，而且中國早在2010年就已經成為伊朗能源產業最主要的外來投資者了。 […]

William A. Stanton, Ph.D. Director, Center for Asia Policy,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ABSTRACT U.S. policy toward China has been consistently short-sighted. The geostrategic argument for relations with China as leverage against Moscow collapsed with the Soviet Union, and today China and Russia are close strategic partners. Concrete U.S. policy benefits of cooperation […]

高英茂 前外交部次長 本場研討會將聚焦在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戰略互動與競合，及其對台灣議題衝擊的意涵。當前，毫無疑問，美中兩強是全世界最大的巨強。美中兩強的互動抗衡，不僅會牽動全世界的和平與安全，更會對台灣的安全及未來帶來極其關鍵性的衝擊。 美中戰略關係的重要性 自從二十世紀中期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已成為全球最大最強的經濟及軍事「霸主」，並建立了在美國主導下的國際安全體系。近二十年來，中國在「後鄧小平時代」領導的新策略下，急速發展其經濟及軍事實力。今天中國已超越日、德、俄等國，躍升為世界第二經濟及軍事強國，並充分展現了挑戰世界首霸美國的決心，企圖改變半世紀以來美國所主導的國際戰略架構，公開要求與美國平齊平坐，建立「新的大國關係」（New Big Powers Relationship）。 雖然，理論上及外交上，美中兩強均公開強調要建立「戰略夥伴」（Strategic Partnership）關係，以維護世界和平與合作。可是，現實的發展，並非那麼單純。兩強的戰略互動卻是極為錯綜複雜，甚至於詭異多端，令人難解。 近年來，美國開始推出「重返亞洲」（Pivot to Asia）及「實力重整」（Power Rebalance）的新戰略，並同時提昇美日同盟的安全合作關係，加強美澳紐同盟合作機制，甚至於積極強化美國與東南亞及南亞的安全及經濟合作。 崛起的中國也開始放棄多年來「韜光養晦」的低調策略，公開高調闊談「中國夢」的歷史使命，除了軍事安全上強化以「上海合作組織」（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為基礎的政軍合作關係外，更以具體行動推出「一帶一路」（One Belt And One Road）大計畫，並創辦「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的大策略，企圖有系統地延伸中國的影響力，直入歐洲及非洲的心臟地帶。 美中戰略競合還存有另一個極為敏感根本的問題：如何整合平衡國家主流核心「價值」與變化多端的戰略「利益」。對美國而言，如何將美國建國以來最核心的民主、人權價值，注入到外交政策的設計，以避免大政方針陷入（多元民主社會）追求實利的迷宮。對中國而言，問題可能比較簡單。北京基本上還是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一黨專制政權，應該可專心追求附有歷史使命的「中國夢」以及強大崛起中國在「新大國關係」下應有的國際領導地位。 上列重大美中戰略互動問題，當然極為錯綜複雜。但是我們必須在這一場的研討中，分清事實與假象，找出明確的解釋及答案。 美中戰略互動對台灣安全的衝擊 從歷史角度看，台灣的國際「地位」及政治型態彰顯了極為戲劇性的變化，有多達六次之多外來殖民政權的入侵及統治。二次大戰結束後，中華民國對台灣的「接收」及中國國民黨的專制統治，本質上也是國際政治—特別是在美中戰略互動下─的政治產物。 台灣當前的國際處境及國際地位，理論上及外交上，可說建立在美中「三公報」及美國國內「台灣關係法」（Taiwan Relations Act , TRA）之上。但其現實情況，卻至為複雜難解。各造在不同情況下，仍有各自不同的表述及立場。華府雖依「台灣關係法」堅持美國對台灣安全與和平的關切及承諾；但也同時強調其「建設性模糊」（constructive ambiguity），對台灣可能的終極未來選擇，不願表示態度。 相對地，中方卻強烈堅持「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甚至於在2005年，正式通過「反分裂法」，授權人民解放軍在必要時可使用武力完成統一的使命。顯然，台灣國際地位已不幸淪為兩強戰略競合的「棋子」。國際社會所主張的主流「核心價值」—台灣人民應該享有的基本政治人權及自決的權利—顯然未能獲得應有的尊重及堅持。 今天，百分之八十以上絕對多數的台灣人民均持有「台灣人」，而不是「中國人」的自我公民意識認同。他們最期待者當然是台灣的國際地位能早日「正常化」，使二千三百萬台灣人民能獲得有尊嚴與自由的安全與和平。因此，當前台灣面臨最大的挑戰，就在如何爭取世界民主社會，特別是美國，更大的道義支持及安全保護，以抵擋不斷來自中國的政治及安全威脅。 在這場討論會上，我們榮幸邀請到兩位國際級的博士專家，為我們分析上列有關美中戰略互動以及台灣面臨的困境及挑戰。論文的報告人是William A. Stanton (司徒文)博士。他積有三十八年之久的美國外交工作經驗，在退休之前還受派到台北坐鎮美國在台協會（AIT）。因此，美中台所面臨的大小問題，可說是他每天必面對處理的「家常便飯」。 我們的評論人是Parris Chang（張旭成）。他曾是賓州大學有名政治及國際關係教授。從學界退休後，他回國從政服務，擔任民進黨執政時期國安會副秘書長重職。 今天，我們這一場研討，至為幸運邀請到兩位國際級專家為我們深入破解美中台三角戰略互動的謎底，並分享他們的政治智慧，讓大家共同努力，尋找有效對策，維護亞太區域的和平與繁榮，以及我們台灣的安全與尊嚴。

櫻井良子 日本國家基本問題研究所理事長 本日獲邀來此，我由衷感謝主辦者台灣安保協會羅福全會長以及現場的各位。對於認為台灣是日本重要夥伴的我來說，非常榮幸有這個機會能在此發表基調演講。 我目前主導「國家基本問題研究所（國基研）」這個智庫。國基研在2008年2月創設後不久，我們一行人曾經拜訪台北，與李登輝總統閣下等諸多先進見面，針對台日雙方的未來進行許多有意義的意見交換。國基研之所以選擇台灣作為首次出訪的地點，其理由除了出於台灣對日本極為重要的國家戰略考量，同時也因為日本和台灣彼此間或許是世上最溫馨且最相互契合的交流。 2011年3月18日，我受邀參加「世界台灣人大會」，再次有機會拜訪台灣。3月11日，據傳是千年難見的規模9.0地震、海嘯以及核電事故接連襲擊東日本。在這個大混亂中，我縮短預定行程，於震災後一個星期拜訪台北。在那期間，無論是街角的商店或是電視上，舉目所及都是台灣各界呼籲援助日本的身影。身為日本人的我真不知有多麼感謝，也不知被鼓舞並增添多少的勇氣呢！ 2300萬台灣人的親切幫助，日本人即使到今天也沒有忘記。每當回想那個時候，內心就會充滿對台灣人民的深深感謝。在此，我再次以一個日本人從內心敬致謝忱。 目前日本與台灣都面臨歷史的重大變化。在對外關係上避免軍事干預而傾向重視內政的美國，和以力量為背景持續膨脹擴張的中國，這兩國之間關係的變化，對日本和台灣都造成不可估量的顯著影響。對於中國伴隨著經濟、軍事擴張的崛起，以及美國如何面對中國、如何因應亞太情勢變動，我們國基研一直都特別重視。 國基研質疑戰後日本所採取依賴美國而在憲法、法律和物理上嚴格制約自己軍事力的安全保障政策。我們是以重建日本作為普通民主國家而為此必須修改憲法的大目標出發。這個問題意識必然會和如何調整與美國的關係，以及與中國建立何種關係的課題相關。 特別是必須密切注意並仔細觀察與我們價值觀根本不同的中國意圖。在這個意義上，國基研極其自然地以中國研究做為最初的研究項目。附帶一提的是，國基研的研究成果已彙整為《對中戰略研究報告》一書，已於2012年2月出版。 透過這個研究，我再次感受到：中國在採取柔軟戰術的同時，但其在長期戰略方面也毫不模糊，對於既定戰略目標，即使需要很長的一段時間，也一定要達成。從1949年成立至100年後的2049年間，中國人想要努力達成的是確立超越美國成為霸權國家的地位，而目前這方面的研究正方興未艾。在民主國家，由於當時政權和輿論而改變國家長期目標的事並不少見，然而跨越100年的長期戰略幾乎是無法想像的。但在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體制下，這種情況是完全不同的，我認為此點是民主國家絕對要切記的。 我聽過一個顯示中國共產黨想法的軼聞。1995年8月，中國進行核子試爆，日本政府對此提出抗議。被日本外務省召見的中國駐日大使徐敦信反駁說：「中國遭受過列強的侵略，但其中造成最大損害的是日本。自己的國家如果衰弱就會被欺負，這是中國人民從苦難的歷史學到的教訓」。 毛澤東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以來，無論是在造成大飢荒的大躍進時代，或是在文化大革命時代，中國共產黨一貫沒有放鬆的就是增強軍事實力，因為「富國強兵」就是它們的目的。當軍事力量增強，就會反映到外交力量，強大的外交力量就能使國家富庶，擁有這種思想邏輯的國家就是中國。相反地，防衛方面僅以輕型武裝而持續發展為經濟大國，沒有其他國家目標的國家，就是戰後迄今為止的日本。 中國已經在南海的七個島嶼填海造陸。2015年5月，美國國防部公開的一段影像，給世界造成極大的衝擊。面對國際社會的反彈，同年6月30日，中國宣布在南海的填海造陸已經完成，填海造陸工作也將結束。 然而，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營運的網站「亞洲海洋透明度倡議」，卻於9月8日公開中國仍持續在數個島礁，填海造陸的影像。 對於美方的指控，中國外交部副新聞主任康磊承認此一事實，但反駁說，「南沙的主權是中國的。這是透過合法管道所採取的完全正當措施」。 與加速在南海填海造陸的同一時期，在日本眼前的東海海域，中國也在中間線附近進行油氣田開發。儘管日中兩國在2008年已同意共同開發，但2014年以來，中國方面逕自以天然氣鑽探為由加緊建設海上平台，且到2015年8月底已完成12座新的海上平台。 與之前建成的平台合計已達16座，而且每座都隨時可以轉移為軍事使用。如果在這些海上平台裝設雷達，就有可能收集到沖繩、西南諸島的美日軍事資訊，這原本是從中國大陸沿岸為起點做不到的事。我們必須考慮的是，海上平台很容易就能改為無人機基地，這種情況就會威脅到日本。如果在這些海上平台上裝設水下聲納，也能掌握日美潛艇的動向。 雖然日本政府曾多次提出抗議，但中國正如在南海填海造陸的做法一般，在東海擴張部署的行動並沒有停止的跡象。儘管美國抗議、日本抗議、東南亞各國抗議，中國仍朝著原本預定地達成目標前進。如稍後所述，中國這種自以為是的侵略性行為，是由於歐巴馬總統不想再繼續擔任世界警察而採取消極性態度所導致。面對中國的威脅，在與其保持對話的同時，任何一個國家都應發展軍事力量，預防萬一發生問題的時候到來，這是理所當然的事。 我剛才提到日本滿足於做為輕型武裝的經濟大國，除此之外沒有其他的國家目標。但由於中國在日本眼前日益加深的蠻橫行為，使得這樣的概念也多少有所變化。在自民黨安倍政府的推動下，日本終於開始稍稍試圖改變。那就是和平安全法制的整備。 2014年7月1日，安倍晉三首相以內閣決議容許集體自衛權的部分行使。世界上所有國家都依聯合國憲章規定而擁有的集體自衛權，然而日本卻一直自我限縮該項權利。但現在第一次（雖然還是有所限制）決定要部分行使這項權利。在日本國內，認為如此一來日本將會被捲入戰爭而反對的聲音相當高漲。雖然存在這類誇大的批評，但日本政府的決定實際上只會發生非常微小的變化。這是因為日本行使集體自衛權只限於非常有限的範圍之內。 然而新安保體制的整備，在表面上是很小的變化，但本質上會產生相當大的轉變。這意味著戰後日本迄今仍存在著一味地讓美軍防衛的想法，將首次自覺到日本將為履行應負的責任而開始採取積極行動。 即便如此，日本的安全保障體制還是受到相當的限制。軍事行動受到憲法第9條和自衛隊法的嚴格限制。與其說日本透過新和平安全體制能做什麼，毋寧討論根據現行法律下什麼不能做，此點應有助於日本認識到這種異常的當前形勢認。日本國防體制不足的地方如下。 首先，正常國家的軍隊是按照軍法而行動，但日本的自衛隊是按照警察法而行動。同時，由於日本強調專守防衛，因此任何攻擊性的行動都將被嚴格限制。 以太平洋戰爭戰敗為契機，在日本建立將軍事力完全排除的體制，戰後以來自衛隊的一舉一動都受到嚴格監控的關注。由於人們對軍事反感的結果，多年來自衛隊一直受到冷落。在普通國家的大學裡，安全保障方面的研究都很自然地進行，但在日本卻都沒有研究戰爭、軍史、戰略的學科。號稱最高學府的東京大學，直到最近都還不鼓勵任何軍事研究。日本自戰後以來，對於安全保障方面認真思考、研究和對應的研究環境可說是，付之闕如。 在這種情況下，日本不可能有萬全的安全保障體制。正常的國家會針對和平時期、準平時和緊急狀況，為保衛國民的生命、國土和領海做準備。這是政府的責任。然而，在越來越僅將國防當做觀念性抽象概念的日本，根本沒有隨時能應對各種平時和緊急狀況之間廣泛範圍危機的周全準備。 填補這樣的安全保障漏洞，是此次和平安全立法的意義。在平時和緊急狀況之間所謂灰色地帶的情況下，目前的日本，也就是新法制成立前的日本是如何對應的呢？我們舉實例為大家介紹。 若不是組織性、計畫性的攻擊，自衛隊是不准有軍事性的回應。如果出現日本被攻擊的情況，日本政府就召開內閣會議，通過允許自衛隊採取軍事行動，並下達「防衛出動」的指令。大家都知道，這樣的方式在緊急事態發生時絕對來不及。試想一旦發生大量中國漁船衝至尖閣群島（釣魚台列嶼）的情況。如果漁船人員沒帶武器悄悄地登陸，自衛隊就不能出手。雖然日本海上保安廳可以加以取締，但如果海上保安廳無法阻止中國人民登陸而苦鬥時，自衛隊還是只能眼睜睜看著而不能採取行動。 自衛隊能處理的是對方顯然是事先組織性、計劃性的武裝攻擊的時候。如果是漁船“偶然”大舉入侵的情況，自衛隊完全不能出手。這樣要防守日本根本是不可能的。在這次的和平安全立法下，日本政府可以迅速發布命令，讓自衛隊替代海上保安廳展開海上警備行動。同時，到目前為止閣僚聚集在首相官邸做成閣議的方式，也改為得以透過電話進行內閣會議。但是，這種程度的修正是否充分？ 我們以實際發生在鹿兒島縣下甑島的事件為例來說明。 1997年2月3日，20名中國偷渡者登上該島，當地居民立即向警方報案，雖然連青年團和消防隊也出動搜查，卻還是讓中國人逃脫。經過了一夜後的4日，該島分屯基地所屬30名航空自衛隊人員也加入搜索，但他們不被許可攜帶任何武器。同時，由於自衛隊員不是進行搜索偷渡者的任務，所以是以野外訓練為名參加搜尋行動。 基於自衛隊法第81條，自衛隊因治安問題而出動時，必須有內閣總理大臣的命令或地方知事的請求。同時，自衛動出動也限定於「治安維持上的重大事態」、「不得不」的情況。為了達到認證標準需要相當的時間。因此，自衛隊不得已用野外訓練的名義協助進行搜索，最後終將中國偷渡者全數拘捕。但媒體一直批評自衛隊的行動缺乏法律依據。 然而，如果偷渡者是有武裝的特務人員的情況下，由警察和消防隊進行搜索和拘捕的任務就太過危險。所幸自衛隊員最終順利完成任務，但縱然說是野外訓練的名義，他們卻是手無寸鐵地徒手被派赴前往。如何保護他們的安全？非武裝被派去是否可以完成任務？這些仍留有疑問。 1999年3月24日，能登半島東方外海的日本領海內，出現兩艘北韓間諜船的事件也很嚴重。日本海上保安廳雖然立即追跡，但這兩艘船以高速逃離。日本政府戰後首次以自衛隊法第82條發布海上警備行動，命令自衛隊的驅逐艦以及巡邏機P3C進行追跡。然而，即使對自衛隊發布海上警備行動，但只要沒有遭受攻擊，自衛隊就不允許出手反擊。結果只能一味地進行追跡，最後兩艘北韓間諜船都逃回北韓的清津。 曾經有許多日本人被北韓間諜船綁架。雖然當時可能有日本人被關押在船上，但依目前的法律並不能阻止他們的入侵。 中國潛艇不斷侵入日本領海。2004年11月10日，中國的漢級核潛艇侵入沖繩縣石垣島和多良間島之間的日本領海。小泉純一郎首相發出戰後第二次海上警備行為的命令。雖然自衛隊從空中和海上追跡，並將浮拋聲吶投入海中，同時不斷警告要求其浮上海面，但中國潛艇還是置之不理而逃離。自衛隊雖然努力追踪，但他們一次也沒有浮上海面，最後揚長而去，逃回山東青島的港口。 如果是發生在其他國家，都曾有使用武力加以緝捕或是擊沉的案例。然而日本不能攻擊只能一味地追跡。研究過日本憲法和自衛隊法的國家（包括中國和北韓），就知道自衛隊束縛手腳不能行使武力，因此可以放膽一再侵入日本領域。即使被追得走投無路，他們也知道自己不會被自衛隊攻擊，反而可以先攻擊自衛隊。 無論是要保護國民，還是為了保護海洋，自衛隊員不讓自己處於危險狀況而達成任務，這不是日本安全保障的原則。在日益膨脹的中國威脅之前，現行法律強行要求自衛隊員自己將身體面對危險，這是不正常的。 面對中國的軍事威脅，日本一國之力是不足的，因此必須靠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發揮機能，但自衛隊的特殊情況卻對此造成干擾。 1994年3月，在防衛廳舉行有關朝鮮半島緊急事態的日美政軍會議。美軍方面有參謀長聯席會議、太平洋軍事司令部、在日美軍司令部，日方則有總理府內局和聯合幕僚會議參加。 會議主題是針對朝鮮半島的緊張局勢，當時北韓金正日総書記退出國際核能機構（IAEA），並挑釁說：「要讓首爾變成火海」。美軍要求自衛隊進行後方支援，並提交一份詳細的時間序列部署計劃。他們的計劃非常詳細。哪個軍隊從哪個基地，何時進發，何時到達哪個海港或機場，用什麼方式抵達日本或朝鮮半島等等，計劃都有詳細的說明。如果有日本的後方支援，這個部隊就能轉換為作戰部隊，因此情況就能儘早一刻解決，美軍非常熱心地解說。但在那個時候，日本還沒有設定後方支援的法律，所以不得不加以拒絕。 前聯合參謀委員會主席西本哲也說，美方認為，「這就是日本的防衛，為什麼不行？」而激烈地質問，此事印象鮮明彷彿昨日，這樣的事情讓他認識到日美同盟無法維持。 當朝鮮半島發生異變時，日本應該怎樣對應呢？如果朝鮮半島的緊急情況無法處理，對日本也分將帶來危險。為避免危險，與美軍共同迅速平息局勢是很重要的。但日本在只有朝鮮半島緊急情況時不能參與戰爭。然而，對美國提供貨品、勞務等後勤支援是可能的。但目前的法律，連後勤支援都只允許在日本領域，碰到任何情況，就必須撤回到日本領域。 此次的安全保障體制修改，為的就是在這種時候，日本也可允許在現場作業時，日美合作將更加順暢。但這種情況下還是禁止提供武器給美軍。 此外，對自衛隊設置不切實際的規則限制，也造成對日本的國際貢獻也蒙上陰影。例如參與聯合國維和行動（PKO）時，嚴格限制自衛隊武器的使用，結果變成是必須靠外國軍隊保護。自衛隊在柬埔寨維和行動時，是由法國軍隊保護，而派到伊拉克時初期由英軍、接著由荷蘭、最後再由英軍保護。此時，倘若警戒保護自衛隊的外國部隊遭受攻擊時，自衛隊不被允許與保護他們的友軍共同作戰。老實說，除了逃離現場別無他法。如此卑劣懦弱的強制法規，不僅是自衛隊員，身為日本人打從心裡都是無法接受的。 藉由此次新安保法制的立法，針對此點進行修改。今後當共同行動的部隊遭受攻擊時，自衛隊亦能參與戰鬥保護彼等。對共同行動的國際社會他國而言這是理所當然之事，即便是有所限制，日本終於也能有所作為。 在海外，限制自衛隊員不能保護其他人的愚蠢規定，不僅是他國軍隊，連非軍事平民也有適用。 目前在南蘇丹約有350人的自衛隊員，營地與聯合國事務所緊密相鄰，一邊密切連繫，一邊從事PKO行動。若行動中遭受攻擊，自衛隊員可以自我保護。但是鄰接的聯合國事務所毫無自衛能力，一旦彼等遭受攻擊時，聯合國工作人員或NGO工作人員，理所當然地認為隔鄰的自衛隊應該會提供保護。然而，即便是聯合國正式的救援請求，自衛隊也不能提供保護援助，即使他們之中有日本國民也是如此。 難民救助雖然是國際社會的重大責任義務，然而自衛隊並無法從事該項任務。不單只是難民、日本大使館員或國民，即便遭受攻擊都無法進行救助。 自衛隊員要對難民見死不救，危機發生時只能轉身而去，這些事沒有任何一個日本人會認為這是對的。然而，日本的法規卻迫使自衛隊做出如此卑劣懦弱的舉措。和平安全法制成立之前，自衛隊該如何應對如此不名譽的恥辱？ 前防衛大臣小野寺五典曾舉出平成14年（2004）的實例。在東帝汶，來自當地日本國民的救援請求時，自衛隊員以個人負責即視察名義趕赴現場。倘若武裝團攻擊的最壞事態發生時，必須事先有可能遭受攻擊的覺悟前往現場。同時，自衛隊即使遭受攻擊也不允許反擊，此行動的基本可說是以犧牲自衛隊員生命為前提。 目前以現行法犧牲自我為前提的行動中，不能排除無視自衛隊員意願的可能性。但即使是救助難民或本國人，在要求自衛隊員自我犧牲為前提的現行法中，也並不存在相關規定。因此，這次通過安保法制，讓警備保護工作成為可能是當務之急。 其次是集體自衛權問題。除了日本以外，幾乎所有國家均可行使的集體自衛權，這是友好同盟國彼此間共同防衛的權利。對於虎視眈眈窺伺著尖閣諸島（釣魚台列嶼）的中國、顯露核子武器攻擊準備的北韓，即便是限制性的，日本與美國共同行使集體自衛權，其所產生的極大效應，是將侵略僅止於構想。集體自衛權的部分行使，並非是想引發戰爭，毋寧是意在抑制戰爭，部分以日本國內在野黨為首的反對勢力，將此法案稱呼為戰爭法案、貼上徵兵制的標籤。很遺憾的是，不少日本國民是相信如此說法，存在著相當根深蒂固的反對聲浪。 儘管如此，安倍政權總算使新的安保法制成立。據此，或許如前所述般，自衛隊所能從事之事，其實還是相當微少。但重要的是，日本自衛隊與美軍間的合作關係將更加順暢。更有效的日美合作模式，將使同盟關係愈加堅固，愈有效的合作強度愈能為亞洲諸國做出更顯著的貢獻。 除中國與朝鮮半島外，包括亞洲各國在內，世界上五十餘國對於安倍首相的和平安全法制表示歡迎。此事本身並非意味著日本的新和平安全法制是為了侵略他國，發動戰爭所制定的法律。 一如開頭所言，中國無視國際法與其他國家權利而持續擴張。在尖閣諸島問題或南海主權問題，以引人注目的粗暴言行，強押自身主張於日本、台灣、東南亞諸國。 […]

櫻井よしこ 日本國家基本問題研究所理事長 本日はお招きいただき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主催者の羅福全理事長はじめ、台湾安全保障協会の皆さまに心より感謝申し上げます。台湾をわが国日本の重要なパートナーと考える私にとって、今日、このような基調講演をする機会をいただいたことを、大変光栄に思います。   私は東京でシンクタンク「国家基本問題研究所」（国基研）を主宰しています。創設から間もない2008年2月に、私たち一行は台北を訪問しました。李登輝総統閣下をはじめ皆さまにお目にかかり、日台双方の未来を念頭に有意義な意見交換をいたしました。国基研が最初の訪問先に台湾を選んだ理由は、日本にとって台湾がどれ程重要かという国家戦略上の判断に加え、日本と台湾の交流が、恐らく世界で最もあたたかい心の通い合いの上に築かれているからであります。   私は2011年3月18日にも「世界台湾人大会」にお招きいただき、この地を訪れました。3月11日には1,000年に一度といわれるマグニチュード9の大地震と津波、続いて原発事故が東日本を襲いました。大混乱の中、私は震災発生から一週間後に、当初の予定を短縮して台北を訪れました。そのときに目にしたのは、街角や店舗で、或いはテレビで、多くの台湾の方々が日本への救援を呼びかける姿でした。日本人としてどれ程有難く思ったことでしょう。どれ程勇気づけられたことでしょう。   2300万人の台湾の皆さまの心のこもった援助を、今でも日本人は忘れていません。当時を思いますと、台湾の方々への深い感謝の想いで一杯になります。改めて一人の日本人として心よりお礼を申し上げます。   現在、日本も台湾も、歴史の大変化に直面しています。対外関係において軍事介入を回避し内向きになりがちな米国と、力を背景に膨張し続ける中国、2大国の変化は日本と台湾双方に測りしれない大きな影響を与えています。それだけに国基研は、台頭した中国の経済的、軍事的膨張と共に、米国が中国にどのように向き合うのかを、とりわけ注目してきました。   国基研は、戦後の日本が安全保障を米国に依存し自らの軍事力を憲法上、法律上、そして物理的に厳しく制限してきたことに疑問を持っています。私たちのシンクタンクは、日本を普通の民主主義の国として立て直すこと、そのために憲法改正を実現することを大きな目標として出発しました。その問題意識は必然的に、米国との関係をどのように調整するのか、そのうえで中国とどのような関係を結ぶのかという課題につながります。   とりわけ、わが国とは基本的に異なる価値観を掲げる中国の意図は注意深く精査し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その意味で国基研が最初のプロジェクトとして中国研究を取り上げたのは自然なことでした。ちなみに国基研の研究は「対中国戦略研究報告書」としてまとめられ、2012年2月に出版されました。   同研究を通して改めて実感したのは、中国は戦術において柔軟である一方、長期戦略においてはぶれることがなく、設定した戦略目標は長い時間をかけても達成するということです。1949年の建国から100年目の2049年までに中華人民共和国が達成しようとしているのは、米国を凌駕する覇権国としての地位の確立であるという研究が、注目を集め始めました。民主主義国では、時の政権と民意によって国家の長期目標でさえ変更されることが珍しくありません。100年に及ぶ長期戦略などは中々考えられません。しかし、中国共産党一党支配体制の下では事情は全く異なることを、民主主義国は肝に銘じ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思います。   中国共産党の考え方を示すひとつのエピソードがあります。1995年8月、中国が核実験を行い、日本政府は抗議しました。日本外務省に呼ばれた駐日大使、徐敦信氏はこう反論したのです。 「中国は列強の侵略を受けたが、その中で、一番大きな被害を与えたのは日本だ。中国人民は苦しい歴史の中から、自分の国が弱ければいじめられるとの教訓を得た」   毛沢東が中華人民共和国政府を樹立して以来、大飢餓を引き起こした大躍進の時代であろうと、文化大革命の時代であろうと、中国共産党が一貫して仮借のない軍事増強をはかってきたのは、「富国強兵」そのものが目的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です。軍事力が強まればその強さは外交力に反映され、強力な外交力は国を富ませるという思考回路を知りつくした国が中国です。対照的に、軽武装で経済大国であり続けようとすること以外に国家目標のない国が、つい先頃までの戦後の日本です。   中国は南シナ海で７つの島を埋め立てました。2015年5月、米国防総省が映像を公開し、世界に衝撃を与えました。国際社会の反発に直面した中国は6月30日、南シナ海の埋め立ては終わったと発表し、埋め立て工事もやめたはずでした。 しかし、米国の戦略国際問題研究所（ＣＳＩＳ）が運営するサイト「アジア海洋透明性イニシアチブ」は、9月8日、中国が依然として複数の岩礁で埋め立て活動を続けているとして、映像を公表しました。 米国側の発表に対して中国外務省副報道局長、洪磊氏は事実を認め「南沙の主権は中国にある。合法で筋道が通った完全に正当な措置だ」と反論しました。   南シナ海で埋め立てを加速した時期と重なるようにして、中国はわが国眼前の海、東シナ海においても日中中間線近くで強引なガス田開発を行ってきました。日中両国は2008年、共同開発を目指すと合意しているにも拘らず、2014年以降、中国側はガス掘削のためと称してプラットホームの建築を急ぎ、2015年8月末時点で新たな12基のプラットホームを建設済みです。   それ以前に中国が建設したものと合わせて16基のプラットホームが建てられおり、いずれも軍事転用が可能です。ここにレーダーを設置すれば、中国大陸を起点とする限り不可能だった日本の沖縄、南西諸島、そこに展開する日米両軍の情報収集が可能になります。プラットホームは容易にドローン基地に転用可能で、日本を脅かす事態が考えられます。水中ソナーを据えつければ日米の潜水艦の動きも把握されかねません。   日本政府は抗議を繰り返していますが、中国は、南シナ海の埋め立て同様、東シナ海における開発をやめる気配はありません。米国が抗議しても、日本が抗議しても、東南アジア諸国が抗議しても、中国は目的完遂に向かって突き進みます。後にまた触れますが、中国のこのような独善的かつ侵略的な行動は、世界の警察をやめたオバマ大統領の消極性が引き起こしたものだと言えます。中国の脅威の前で、話し合いの扉を開けておく一方で、どの国も万が一に備えて軍事力の整備にとりかかったのは当然です。   先程私は、日本は軽武装の経済大国に満足して、それ以外の国家目標を持ってこなかったと断じました。このような考え方はしかし、中国が眼前でくり広げる蛮行によって多少変化してきました。自民党安倍政権の下で、日本はようやく、少し変わろうとしています。それが平和安全法制の整備です。   2014年7月1日、安倍晋三首相は集団的自衛権の一部行使を容認する閣議決定をしました。世界の全ての国々が国連によって認められている集団的自衛権を、日本はこれまで自ら封印してきましたが、初めて、制限つきながら、その一部を行使することを閣議で決定したのです。政府の決定は国会で承認されましたが、平和安全法制の制定に対して、日本国内ではこれは日本を戦争に追いやる法律だという反対の声が上がりました。そのようなおどろおどろしい批判はありますが、日本が行使する集団的自衛権は限られた範囲内にとどまり、生まれる変化は僅かだと考えます。   ただ、重要なことは現象的には小さな変化であっても、本質的には大きな変化を生み出すと思われるのが、今回の法制です。これまで基本的に米軍に守って貰うという発想で生きてきた戦後の日本人が、初めて、日本が果たすべき責任を自ら果たそうと積極的に行動し始めることにつながると考えるからです。   それにしても日本国の安全保障体制は非常に制限されています。大東亜戦争での敗北をきっかけにして軍事力を悉く排除する気運が生まれ、軍事行動は憲法9条と自衛隊法によって厳しく制限されています。日本人は大東亜戦争を反省する余り、異常な程、軍事に関するおよそあらゆるものを退けてきました。人々は軍事力を嫌う余り、長年、自衛隊を冷遇しました。普通の国の大学では安全保障研究は極く自然に行われていますが、日本のどの大学にも戦争、戦史、戦略を研究する学部はありません。最高学府といわれる東京大学は、つい最近まで一切の軍事研究を禁止してきました。安全保障についてまともに考え、研究し、対処する知的土台が戦後の日本から消えてしまったと言ってよいでしょう。   そのような状況で、日本の安全保障体制が万全であり得るはずがありません。普通の国は、平時、準平時、有事というふうに、国民の命と国土、領海を守るためにあらゆる準備をします。それが政府の責任です。しかし、国防を観念的にしかとらえられなくなった日本においては、平時と有事の間に存在する幅広く多様な危機に対処する準備は整っておらず、日本の安全保障体制には幾つもの穴があります。それを埋めるのが、安倍政権が実現させた平和安全法制の意義です。   平和安全法制の成立で何が出来るようになるかを語るよりも、それ以前の法制の下で何ができなかったかを語る方が日本国の安全保障体制の実情を理解するのに役立つはずです。日本国の国防体制の足らざるところの第１は、自衛隊が、通常の国の軍隊が軍法に従って行動するのとは対照的に、警察法によって行動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いう点です。通常の軍のネガティブリストによってROEを実践するのではなく、ポジティブリストによって行動し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自衛隊の全ての行動は専守防衛の精神に基づいており、如何なる攻撃的な行動も厳しく制限されています。   まず、平時と有事の間、いわゆるグレーゾーンといわれる状況で、新しい法制が出来る前の日本はどのように対処していたのか、実例を紹介します。自衛隊は組織的、計画的攻撃に対してでなければ軍事的に対応することを許されていません。万が一攻撃された場合は、政府が閣議を招集して自衛隊に軍事行動を許す「防衛出動」を命じます。このようなやり方では有事発生の時には到底、間に合わないことは、およそ皆が知っています。多数の中国漁船が尖閣諸島に押し寄せた場合を想定します。もし、漁船員らが武装しておらず、粛々と上陸すれば、自衛隊は手を出せません。海上保安庁が取り締まりますが、海保が中国人の上陸を防げず苦戦するのを眼前にしても、自衛隊は動けません。   自衛隊が対処できるのは、相手が明らかに事前に組織し、計画し、武装して攻めてくるときです。漁船が「たまたま」大挙して押し寄せる事案は、この条件を満たさないとされています。これでは日本防衛は不可能です。そこで今回の平和安全法制は海保に代わって自衛隊の展開を可能にする海上警備行動を迅速に発令できるようにしました。これまで閣僚が官邸に集まって閣議を開き決定していたのを、電話で閣議を行えるようにしたのです。しかし、この程度の改正では不十分なのは当然です。   実際に発生した事例、1997年2月3日の鹿児島県下甑島事件を紹介します。 島に中国人密航者20人が上陸し、住民が警察に通報、青年団や消防団も捜索しましたが、中国人は逃走しました。一夜明けた4日、同島の分屯基地所属の航空自衛隊員30名が捜索に参加しましたが、彼らは一切の武器携行を認められませんでした。自衛隊員は密入国者の捜索というミッションではなく、野外訓練の名目で捜索活動に参加しました。   自衛隊が治安のために出動するには自衛隊法81条に基づく内閣総理大臣の命令または知事の要請が必要です。出動は「治安維持上重大な事態」、「やむを得ない」場合に限定されています。その認定基準を満たすには時間がかかります。そこで自衛隊は苦肉の策で野外訓練という理屈をつけざるを得ませんでした。   密航者が工作員だったり武装していた場合、捜索及び拘束の任務は警察や消防団には危険すぎます。自衛隊員は無事に任務を遂行、全員を拘束しましたが、訓練されているとはいえ、彼らは丸腰で派遣されたのです。彼らの安全をどう守るのか、非武装で行かされて無事にすむのかという疑問が残りました。一方でメディアは法的根拠を欠くとして政府及び自衛隊を批判しました。 […]

黃昆輝 臺灣團結聯盟主席 羅理事長、各位來自美國、日本的貴賓、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早安，大家好！   今天很高興能來參與安保協會年度盛事—「兩岸關係與亞太區域和平」研討會，與各位來自美國、日本的學者專家，齊聚一堂來探討美、日、中三強權在亞太地區競合下，台灣如何在兩岸關係發展上站穩腳步，在亞太區域和平維繫上扮演建設性的角色。明年（2016）台灣總統大選政局勢將產生新的轉變，這樣的討論將更具意義。也再次向安保協會表示敬意。   21世紀中國的「非和平崛起」，為亞太區域和平帶來最大的不確定性與威脅。中國挾著經濟優勢伴隨軍事擴張，想要突破島鏈封鎖，而其擴張企圖帶來與周邊國家的對立，導致亞太區域的緊張逐漸升高，中國成為名正言順的破壞亞太地區和平穩定的「麻煩製造者」。   中國領導人習近平甫藉九三閱兵，向全球展示其強大武力，邁向亞洲霸權、布局全球的心態顯而易見。同時，擔心太過刺激美日及東南亞各國，又宣告裁軍30萬。事實上，很多評論認為，中國近來軍事發展重心移至海空，只是裁減過多的陸軍，減少非戰鬥人員，包藏的只是中國新一波軍力提升已經完成。也有人認為這是習近平以裁軍向軍頭立威，對外戰略並沒有改變。   習近平的軍事擴張戰略對台灣會產生什麼影響？台灣又如何自處？這是2016年的總統及新政府必須面臨的重要課題。   國防軍力的重建與提升 以東亞及南海海域來看，習近平上台後，在東海、南海問題上對周邊國家態度日趨強硬，2013年中國擅自宣布劃設包括日本控制的釣魚島（尖閣列島）在內的東海防空識別區，又進一步劃設M503航路限縮台灣防空預警縱深。這不只是在亞洲擴張野心，對台灣更是面臨嚴峻的空防、海防威脅。   接著，2013年習近平提出「一帶一路」，讓中國可自由穿梭宮古海峽、台東海峽、巴士海峽，貫穿歐亞大陸，從中亞突破太平洋島鏈封鎖，完成全球戰略布局。2014年中國主導的亞投行正式成立，除了協助中國企業擴展海外市場，其實放眼的是在亞洲的策略布局。這對台灣的戰略地位會造成什麼影響？如何因應？更需要台灣及早布局因應。台灣過去幾年，除了錯誤的募兵制導致兵源缺乏，軍紀散漫鬆弛，已經讓國軍的能力倍受質疑，台灣必須重新部署軍種的比重，面對新的科技及資訊，重建國防。   經濟戰略的重新思考 伴隨「一帶一路」的戰略，中國以亞投行來對抗美國主導的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在經濟上，抗衡美、歐等國主導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ADB）、國際貨幣基金（IMF）等國際性發展金融機構的運作。採取積極侵略性的國際經濟戰略，也是顯而易見的。   近幾年來，中國「紅色供應鏈」興起也嚴重衝擊各國經濟表現。以往中國利用其規模經濟、廉價勞工優勢吸引大量外國投資，在物流、人流、金流到位後，竊取、複製關鍵技術，強力扶植中國本土品牌，產業供應「在地化」，中國品牌回頭以低價搶攻、反噬市場，擠壓各國廠商生存空間，讓各國出口表現與經濟成長力道因此大傷，長期將重洗國際分工體系。   由於過去幾年錯誤的親中開放政策，台灣的產業大多深陷中國，近來終於惡果浮現。台灣出口連七月衰退、連三月出現兩位數負成長。今年第二季GDP成長率僅0.64％，全年進入保1大戰。開放人民幣在台灣通行的央行總裁也公開警告「紅色供應鏈」對台灣的威脅，經濟部門首長竟然也如此健忘，從鼓勵台灣產業去中國，現在改口說「紅色供應鏈」是台灣經濟困局的原因。   在中國經濟走向瓶頸的時刻，台灣面對和中國經濟盤根錯節的台灣產業，如何調整台灣的經濟戰略，不僅要脫困，更要壯大、提升，亦是未來重要的考驗。   面對中國勢力在台灣 中國共產黨政權的本質就是帝國擴張主義，對內獨裁、對外擴張影響力，挾著經濟優勢伴隨軍事擴張，其擴張企圖導致亞太區域的緊張逐漸升高。台灣身處亞洲風暴的中心，如何在亞太安全的架構下平衡兩岸關係，取得台灣自己的發展，關乎台灣未來。   美日歐先進國家之所以對台灣懷抱連帶感，是因為台灣具備了民主、尊重人民自由和人權的政治體制。中國以武力侵略台灣的企圖，將被視為是對自由世界民主、人權等普世價值的重大挑戰。然而令人憂心的是，雖然台灣已經藉由民主化擺脫威權體制，但是，國內守舊的威權殘餘勢力，在中國勢力的鼓動及支援下，未隨著民主化而式微，仍然活躍。這股力量，並不會隨著明年政黨輪替而消退，反而可能更加囂張、猖狂。這是台灣未來面對的重大挑戰。   為了面對新局，明年政黨再輪替，已經是全國人民的願望。然而，明年後的亞洲情勢及台灣面臨的挑戰將更為嚴峻。過去台聯堅持反對ECFA，並且在立法院成功擋下『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對兩岸協商畫下國會監督的底線，阻止兩岸互設辦事處，反對『海峽兩岸貨品貿易協議』，反對自經區開放中國農產品等，忠實扮演「急統煞車板」的角色及功能，未來相信會更加吃重、更為關鍵。明年台聯一定要力拚三席以上的立委守住一個黨團，才能讓國會平衡2藍2綠。   壯大台灣 扮演亞太地區積極參與的角色 台灣必須壯大自己，才有能力應付中國。國防上，增強科技軍事力量，恢復徵兵制，改革軍隊制度；經濟上，恢復以全球為導向的經濟戰略，同時改善國內投資環境，讓更多的製造業回流台灣，創造就業機會，提升薪資，擺脫依賴中國的困局；外交上，回到李總統的務實外交策略，爭取自由民主國家的支持，改善和東南亞國家的關係，以經濟策略做後盾，以外交關係強化台灣的安全。   同時，台灣必須堅守自由、民主、人權的普世價值，朝向更透明、更開放的政治，大刀闊斧從事政治、經濟、財政等改革。厚植自身實力後，確保台灣的自主性，捍衛台灣的安全，台灣才能在亞太區域和平維繫上扮演建設性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