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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建良◎在日台灣同鄉會會長 日本人對李登輝先生的尊崇 我們知道李登輝先生就如同那一代的台灣人一樣，受日本教育也深具「嚴謹、刻苦」的「日本精神」。然而「日本精神」一語，其實在日本原本並不存在。此語由受過日本教育的台灣人口中所述，而最近逆輸入到日本來，對日本人而言「日本精神」一語反倒是一個重新發現自己的新奇刺激。而在日本人的心目中，最符合這句來自台灣的「日本精神」一語之人物，非李登輝先生莫屬。李登輝先生不僅是日本人心目中，「日本精神」的代表，同時也是啟發日本人回頭來檢視自己的「日本精神」最大的刺激。　 去年李登輝先生訪日就醫之前，日本政府遲遲不發給李先生簽証，當時研究台灣歷史為中心的日本人團體「台灣研究論壇」的事務局長永山英樹先生，主動發起向外務省靜坐示威抗議。當時有許多平時根本不曾參與過此類活動的學生，家庭主婦，大學教授們，也一起舉起牌子向外務省吶喊抗議，抗議日本政府對李登輝先生的無禮舉動。他們與在日台僑並肩作戰要求發給李登輝先生簽証，也要求日本政府以更尊重的態度迎接李先生來日本。這場抗議由早上十點到晚上八點，持續了三天，直到第三天日本政府宣布發給李先生簽証。隨後「台灣研究論壇」又與「在日台灣同鄉會」共同發起迎接李登輝先生之活動。我們共動員了千人到關西機場迎接。其中有一半是日本人，他們揮舞著日本國旗及綠色的台灣旗。當看到李登輝先生的座車通過，李登輝先生搖下車窗向大家揮手時，許多人情不自禁地流下熱淚。看到李先生再度踏上日本的國土感動了無數的日本人。這種對外國前元首所表現出來的感情及敬意，在日本史無前例，相信將來也不可能再有。 而何以李登輝先生如此受日本人敬重？何以他們會敬重一個外國元首超過自己的國家元首？理由很簡單，因為他們在李登輝先生身上看到了在日本喪失已久的「武士道」精神。他們看到了一個兼具文學、史學、哲學素養、刻苦克己，有透徹豁達的死生觀，無畏無懼的「武士」就存在於李登輝先生身上。筆者認為這已足以解釋所有日本人對李登輝的感情。日本人敬愛李先生，期待李先生能喚起在日本社會失去己久的「武士道精神」、「日本精神」。 台灣有幸在李登輝先生領導之下完成了民主的程序，擁有李登輝先生本身就是台灣的驕傲。他身上所有的「武士道精神」其實也是當前台灣社會所最需要的堅忍不拔，平實無華，為公忘私的精神。希望兼備「台灣精神」與「日本精神」的李登輝先生，能引導後輩的我們，為台灣走出一條更有自信的路？ 給阿扁總統的諍言 阿扁掌權後時有「走精」的言動與搖擺不定的政策決定，最糟的是中了統派的計跟著統派大喊「我們不要意識形態」，而讓強調台灣該堅持主權獨立的聲音被與「意識形態」劃上等號成為阿扁政權內的禁語，也解除了整個台灣社會的精神武裝。相對的，統派則大肆地把台灣推向虎視眈眈的中國，他們要求接受「一個中國」，鼓吹「一國三制」，連阿扁都隨著他們的魔笛起舞唸起「憲法一中」的魔咒。阿扁的表現讓我們幾乎要相信「阿扁與江澤民的密約」的八卦新聞是不是真的？ 在政權交替之後，絕大多數的愛台灣派（有別於輸不起的愛中派）都珍惜這不容易得來的民主果實，期待阿扁政權能成為賢而有能的安定政權。也因此愛台派人士大多相互約束不要太批判阿扁，對阿扁多鼓勵少責備，希望阿扁政權早一日上軌道來捍衛台灣的安全。然而這樣的好意顯然完全落空，筆者質疑阿扁政權四年下來台灣的社會還有多少「台灣意識」及捍衛台灣的決心。 阿扁之所以做如此多取悅派的動作乃出於選票至上的條件式反射，這也許是以選舉家的政治人物的宿命。而只要在現行制度下選舉判斷民意的最善選擇時，我們無法批判政治人物的這種心態。筆者要強調的是阿扁顯然相當「靠勢」，仗恃愛台派只有「挺扁」，不會有其他選擇，因此他很放心地去追求統派的歡心。阿扁任由這群毫不關心台灣安危的統派予取予求，卻看不到支持他的愛台派心在淌血。此次的經發會的結果就是一個最好的証明。而好不容易歷經一個月的經發會爛劇才下幕，這些貪得無厭的愛中派又要求開「政黨協商會議」、「政黨高峰會議」。他們才剛剛取得了經發會決議這條繩子套在阿扁的脖子上就已迫不及待要摧緊它。可憐的是阿扁頸子上掛著被統派牽著的繩子還得意揚揚，不知道自己傷害了多少愛護他的人的心。 相信許多愛台派是以「除了阿扁沒有其他的選擇」的心理在支持阿扁，認為只有阿扁能代表台灣的本土派，也因此大家以顧大局的心情來挺他。然而在政治上沒有絕對必要的人，一個政治人物經常在有「非我不可」的自滿心態時，他的政治生命也已接近終結。政治人物只存在一時，台灣卻必須永久長存。為了打贏下一場總統大選，放任以「台灣之子」自任的阿扁正當化統派向中國傾斜的口實，解除台灣人的防衛意識，那麼我們贏得選舉而失去台灣。 世界上只要是民主國家，選舉就有輸有贏，除非獨裁政權否則沒有不能輸的選戰。同樣地，只要國家機器正常運轉，也沒有任何人可以不得到人民同意而改變國家体制，獨立如此，統一也如此。因此，我們最該擔心的反而是以尼克森打開中國大門來學樣的阿扁向中國接近，誤導台灣的方向及國際上對台灣的看法。 以現在阿扁的表現來看，似乎誰來做都很難做得更好，也很難做得更壞。因「顧大局」為由而壓抑對阿扁錯誤政策的批判是本末倒置的做法，要知道不批判阿扁的荒謬政策，是愛之適足以害之。下一場選舉固然重要，但台灣意識的推揚，強化台灣防衛意識的努力才是真正的千秋之業。

確立總統制 制定新憲法 黃文雄◎台灣獨立建國聯盟日本本部中央委員 陳水扁總統就任兩年了，因為是台灣有史以來首次的政黨輪替、政權和平轉移，因此關心台灣、熱愛鄉土的阿扁支持者大都寄予很大的期待。 因為是弱勢政權，加上外面又有美國的壓力和中國的威嚇，因而兩年來八掌溪、核四、罷免總統等等事件，鬧得風風雨雨，再加上經濟的衰退，導致失業率節節攀升。對新政權有人同情、有人失望，我只是痛心，並沒有像其他過去熱烈支持阿扁的「死忠」朋友那樣走上極端，發誓以後「不問世事」。 陳水扁政府雖然標榜「全民政府」，依然掩飾不了弱勢也是事實。執政欠缺老謀深算，一切不能如願也值得同情。可是令人失望又不敢茍同的，有不少是來自總統的本身立場、觀念、戰略、作為等問題，令人無法作壁上觀。 以下是我在海外綜合這兩年來，從關心又熱愛台灣的關懷者中所得來的對陳水扁總統的建言。 一、最初聽到陳總統目前要以經濟、文化，將來要以政治與中國「統合」作為治國的目標，實在令人非常震驚。不管總統用任何意涵來解剖「統合」一詞，台灣和中國的政治、經濟體制完全不同，近代文化更加迥異。雖然不能強求陳總統一定要繼承李前總統所倡言的「創造出有別於中國的台灣新文化」；當然更不必呼應中共最近幾屆黨大會所決議的「創造社會主義新文明」。但至少必須認識現在和中國的經濟、文化的統合毫無建設性，以及未來與中國政治的統合作為治國目標也是死路一條。 二、為了維護台灣主權獨立，陳水扁政權一直抗拒中國的「一中原則」，僅此點即值得加以讚揚。但是綜觀兩年來陳水扁政府一直懾於內外的壓力，在政經方面頻頻向中國過分讓步，甚至向中國接近，並以打「中國牌」來引誘美國保衛台灣的戰略是玩火的行徑，萬望不要走火入魔。 三、民進黨及扁友會的人，大都過分自吹自擂阿扁的當選與立法院改選的勝利，是「新中間路線」的勝利。現在台灣只有統獨的對立，既無左右的對立，也未見左右在台灣形成任何的社會力，何來此不倫不類、不知所云的「新中間路線」。當然，也看不出阿扁有任何神通能夠「超越統獨」。至少，兩年來風雨飄搖的新政府，早已證明「新中間路線」是此路不通；又如何談超越政黨以及實現全民政府。何不表明放棄「新中間路線」，培育台灣意識，才能確保主權獨立，也是阿扁夢寐以求的兩年後勝選之道。 四、美日同盟至少可以確保今後亞洲卅年以上的安定，這是當今美日軍政界的共識。最近常常和台灣政經界人士談及台灣新世紀的安保問題，也得到了強化美、日、台三國的安保，至少可以阻止中華帝國的向外擴張，確保亞洲五年以上安全的共識。在當今美國世界戰略的重編以及日語世代健在的時刻，希望能早日在水面下建立美、日、台的安全保障管道，是執政者不可推卸的重責大任。 五、民進黨為了修改「台獨黨綱」，不斷地強調台獨是「票房毒藥」，又標榜以民意為黨意。陳水扁總統更強調以民意為治國之道，甚至有意讓「民意」來領導總統。既然如此順從民意，當然就應該表現在支持、推動「公投法」，或運用「創制、複決」兩權，以牽制立法院的坐大。核四問題就是敗在未能善用公投法。對付中國蠻橫不講理的「一中原則」，到頭來也只有祭出「公投法」。 六、時代倒錯的「三民主義、五權憲法」正是當今台灣政體曖昧、政局混亂的最大根源。訴諸民意、腳踏實地、制定適時適地的新憲法，確立總統制才是國家安全之道。 七、阿扁在選前主張超越統獨。國家安全為先，卻又講話不算話。法治國家裡，連公司洩密都難逃法律制裁。何況國家安全的洩密，大大傷害國家安全。本來國家機密與新聞自由是兩回事；可是陳總統卻將國安局洩密與新聞自由等同為魚與熊掌兩者擇一的問題。並引用名言，寧願犧牲國家安全而討好處心積慮一意賣國又設下陷阱的媒體，來維護莫名其妙的言論自由。不但食言，又以一國總統之尊，將國家安全看扁。 八、陳總統最近到處喊拚經濟，口號震天，連八吋晶圓也要拚到中國去。迦太基拚經濟，拚到成為羅馬帝國的香餌；威尼斯拚經濟，拚到成為義大利的海上博物館；香港人拚經濟，拚到的頂多是「一國兩制」。台灣早在一九三○年代就已經進入產業社會，經濟基礎並不亞於OECD加盟國家，台灣人天天喊拚經濟，而不拚文化，將來台灣會變成什麼？ 九、台灣的教育與媒體，完全掌握在「新台灣人」的手裡，台灣人可說「無魂有體親像稻草人」。半世紀以來，教育與媒體可說是「新台灣人」的聖域，不但李前總統時代針插不進、水灌不入；陳總統時代更不用說，反而成為媒體的「寵兒」而不得不處處討好媒體。一談起輝、扁兩位總統，必定被對方大喝一聲「完全不能比」。可是，我的看法不盡相同。阿扁唯一能「超越統獨」、「超越李前總統」之處，只有掌握教育與媒體。 十、海外扁友會的翻雲覆雨是我滯日近四十年來難得目睹的怪現象。扁友會會長一選出就大批同鄉會會長，又鬧內部分裂，黑函滿天飛，甚至飛入總統府。扁友會會長小題大作，終於告上日本法院，搞得烏煙瘴氣、滿城風雨，演變成在日台灣人長期、無謂的資源消耗戰。本來扁友會是扁迷俱樂部，招兵買馬，集結江湖勢力，支持扁、投扁是正確的努力方向。可是海外扁友會龍蛇雜處，專搞「鬥批改」，早已和原宗旨背道而馳。阿扁本尊若無法抑止扁友會的脫軌狂奔，將來可能成為心腹大患，亦將使海外台灣人蒙羞。 適逢新政府成立兩周年，台灣目前內有隱憂，外有敵犯，主權之獨立又未完全得到國際的承認，所以謀國、治國、建國之道，實異於現存世界各國。如何確立台灣的安定與安全，是今後全國上下最大的歷史課題。以上淺見，呈獻國人面前，與國人共勉，並用以祝賀陳總統就任兩周年之賀禮。

李勝雄◎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祕書長 今年六月世界足球賽在日韓兩國舉行，每場比賽都成了世界大事，兩支球隊的比賽，似乎代表兩國國力的較勁。尤以英國與阿根延對抗時，被比喻成福克蘭島的另一場英阿戰爭。得勝的球隊球員可成為民族英雄，失敗的則有如國家罪人。連觀眾也揮舞其本國國旗來為其球隊吶喊加油，充分凸顯出國家榮辱的意識，為這場四年一次的世界體育大事增加了不少緊張刺激的氣氛。尤以主辦的韓國隊首次進入四強，包括其金大中總統，舉國歡騰不已，韓國太極圖的國旗到處揮舞飛揚，全世界的電視觀眾都清楚知道這是首都在漢城的「南韓」而非首都平壤的「北韓」國家。 此次，中國球隊連連敗北，但也總算為能參加世足賽的三十二國球隊之一，他們仍覺得雖敗猶榮。他們是代表中國，因此無庸置疑，中國人民自然全力支持他們的球隊。但是，台灣的觀眾就有極端不同的反應，主要原因出在對國家認同觀念的差異。主張統一中國者，極希望中國隊贏球，為「中國人」爭光，而自己也自認是中國人為榮；主張台灣獨立者，見到中國隊輸球就大爽。如果體育歸體育，政治歸政治，這些國家認同的分歧問題就不會產生。但是世界性的體育運動包括奧林匹克世運都不能與政治分離，尤其國家隊代表特定的獨立國，自然用各自的國號、國旗、國歌，其國家認同絕對清楚確定。只有台灣參加奧運會，用的名字是「Chinese Taipei中華台北」，拿的是類似奧運標幟的隊旗，奏的是「升旗歌」，完全沒有代表國家的名義或象徵。如果有朝一日台灣能參加世足賽，不知如何教世人分別出「Chinese Taipei」是獨立的台灣國家，還是中國的台北？反而，被誤認為後者的成份較大，因為完全看不到Taiwan台灣的字眼。 因此，連台灣國內的人民在世足賽看到中國球隊時，也發生了國家認同的問題，有的將中國隊的輸嬴，當作自己國家的榮辱，卻沒想到自己到底是那一國的人？有沒有中國國民的身份？尤其是要問問國民黨主席連戰：他說的百分之百中國人，到底是指他自己的血統、種族？還是指他的國籍？他是在美國對只承認中國的美國人講的話，如果他在公開演講中向外國人講他家自己的血統種族來源？其作用目的何在？難道不會使人覺得突兀費解，甚至荒謬可笑？如果他說中國人是指「中華民國人」？而非「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則這兩種「中國人」如何區分？那他應該說：「I am people of Republic of China, but not people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縱使如此，更會是使人丈二金剛摸不著頭緒、不知所云，連當過副總統的連主席都有此國家認同的混亂，無論他到底是疏失或故意，難怪台灣人民有的將「中國」視為自己的國家，做了假中國人而不自知，卻不願認同自己應該是台灣人，只有台灣才是自己的國家。 從一場與台灣無關的世界足球賽，都會凸顯出台灣的國家認定問題，可見，台灣國家正名是何等重要。國民黨統治台灣就開始製造出此國家認同問題，從以中國正統自居，至以一個中國兩個政府的詭辯，使台灣逃脫不出一個中國迷思，而迄未能建立台灣的獨立自主國格。尤以1971年10月25日聯合國通過2758號決議，將中華民國的中國代表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後，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早已名存實亡，不為國際所承認。國民黨矇騙台灣人，尚死鴨子硬嘴皮以「中國」或「中國人」，自欺欺人，又以反對台灣獨立為藉口，不准用「台灣」為國家正名。連在護照上要加印「Taiwan Passport」也反對，而外交部的中國意識官僚偷機取巧要改以「issued in Taiwan」欺騙新政府，更落入為「中國一部份」的陷阱。則以後也可由中國以「issued in Peking」發給台灣人民護照，中國不必費吹灰之力，就能輕而易舉將台灣併吞為中國的一省。 所以，台灣正名是關係台灣前途及命運的國家大事，如果「中華民國」的冒牌中國國號存在一日，台灣的國家認同問題就繼續存在。反而，將「中華民國」正名為「台灣共和國」，英文以「Republic of Taiwan」(加上Republic共和國始能與台灣僅被認為地區分別)，名正言順成為世界所共知的獨立國家，台灣的國家認同問題就迎刃而解。那時候參加世足賽無論是會外或會內賽，用「台灣」為隊名，就是代表台灣的國家隊，與中國隊相遇時，更能分清是兩個國家的國際級比賽，而非以中國地區隊對中國國家隊的「國內」賽，台灣人就再也沒有國家認同的問題。

廖宜恩、廖淑娟、高勝助、蕭鴻銘、施正鋒、許訓評 2001年3月，您抱著對台灣數十年不變e熱情kah愛，返來台灣參加世界台灣人團結大會，一方面慶祝台灣人民翻倒國民黨殖民統治的週年紀念，另外一方面希望台灣人民會凍更加團結，早日完成建國e理想。誰知影，您竟然會在這款e行程中發病，然後「壯志未酬」就來先離開阮大家而去！敢講「勇士戰死沙場」是上帝乎您這款勇敢台灣人e安排！ 回想八十年代初期，台灣當籠罩在美麗島事件、林家慘案、陳文成命案e肅殺氣氛中，對阮這仔do到俄亥俄州立大學留學e學生來講，到底要認同自己作台灣人或是中國人，是一個真敏感而且需要勇氣e選擇。不過，在您這位台獨運動前輩e引領之下，阮攏成為名實相符e「台獨份子」。若無您和施忠男兄e精神感召，阮恐怕也沒法度在返來台灣了後，用kah您同款e熱情去推動台灣建國運動。 在OSU留學期間，深深感受到您和Ingrid姐對留學生kah同鄉e照顧實在非常e貼心，您e厝內定定是聚餐e場所，也是台灣同鄉會e「鄉訊」在油墨印刷時代e工廠。當台灣同學會欠錢e時陣，抑是島內「黨外人士」到海外募款時，您攏是出錢出力，永遠走第一！雖然您名列國民黨e「黑名單」，無法度返來日夜思念e故鄉台灣，但是您在美國猶原堅持理想、熱情行動，殷勤播種、沃水台灣e建國種子。如今，建國之花雖然尚未結果，但是，您也應該有看到它佇台灣四界佇生湠！ 5月25日，是您告別大家，返去天父身邊e日子。阮這e bat di Columbus享受您兄長般提攜kah照顧e後輩，干那會凍佇台灣遠遠祝禱，思念您對阮大家以及台灣e愛，繼續追隨您e腳步，願望您e理想會凍早日實現！ 廖宜恩、 廖淑娟、 高勝助、 蕭鴻銘、 施正鋒、 許訓評　敬輓

莊秋雄◎海外台灣人筆會會員 2001年在台北成立的317世大會(WTC)時、重要籌畫人之一的北美州婦女會會長曾瑛貴與夫婿劉俊宏也趕回台參加，俊宏的胃癌突然出現症狀，於是迅速趕回美國手術，或許已經太遲、繼續治療－年多似沒起色，我們本來計劃今年4月初去Columbus探望他的，但突然發現自已也患了鼻咽癌、必須迅速回台灣治療，沒能再見他一面就趕回台入院。在台灣的高醫遇到了許許多多的同病癌友，正感嘆癌疾是如此猖狂時，5月19日突然聽到俊宏已於18日過身！未能再見一面就此永別。 我於70年初搬去Ohio州的Cincinnati後、很快的就經由住在隔市Columbus (哥城) 的吳木盛認識了劉俊宏夫婦，因為我們都很關心當時剛成立不久的全美台灣同鄉會以及都很熱衷於台灣獨立運動，因此以後就時常見面及共事，而成為台獨聯盟內的莫逆兄弟，可說是在運動中一起成長、做伙老起來的同鄉、同工、及同志。卅年來我有機會瞭解及体會他長期為台灣奉獻的精神及為理想固執付出的人生，能在世大會陪擔任北美州婦女會會長的夫人接受阿扁的招待，某程度上已代表俊宏一生中奮鬥追求的理想已經達成。只是十分婉惜他不能再多活幾年，能看到更加向上提昇的台灣。 俊宏對運動的參與、大部份是不求報賞的義工及金錢上無名英雄式的奉獻，數十年如一日，很難能可貴。有頭銜的職位好像是同鄉會會長、人權會理事等等，但這些平淡的頭銜、在運動的早期也往往因之被列入黑名單，在90年代早期黑名單快完全開放以前、俊宏居然還是在最後一批黑名單中之一。因為他在哥城的熱心奉獻、長期為草根工作付出經營，使哥城的OSU大學的台灣學生運動源源持續未曾中斷，產生了不少今日台灣島內本土派運動的領導人物，像廖宜恩、施正鋒等人。 俊宏有一股擇善固執的「牛」性很少人能跟得上，反應在他一年多的治療期間，這期間他堅強的與病魔抵抗的精神更使我萬分佩服，也是我發現鼻咽癌後接受辛苦的化療及電療的靈感及勇氣的來源。俊宏已去！我將承繼他的精神繼續奮鬥。

 施正鋒（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 壹、自我命名的權利與正名 一般人往往以為名字只不過是符號而已，就好像語言只是一種溝通的工具罷了，彷彿是沒有甚麼好計較似的，這是錯誤的看法。人有人名、族有族名、國有國名，它不只是用來給他人辨識用的標籤而已，更是用來告訴別人：「我希望你如此了解我」，也就是自我「認同」(identity) 的象徵。台灣的正名運動包含國名、以及住民的集體名字的確認，也就是決定大家是否要當同一個命運共同體，這是焠煉個人認同為集體認同的第一步。 一般而言，名字有「自稱」與「他稱」之別：自稱代表的是自我的肯定，而他稱往往是輕蔑的、甚至於排他性的。其實，命名是一種選擇的「權利」(right)，也就是說，我們應該有自我命名的權利，決定自己喜歡被稱為甚麼，而非任憑外來者強制賦予的名字。只有那些沒有自我的人，才會不在乎自己的名字；統治者為了支配天真的被統治者，也會欺哄他們說：「不要太在乎表面上的稱呼」。由此可見，命名背後隱藏的其實是一種「權力」(power) 關係。 如果對於現有的名字不滿意，就有改弦更張的契機，希冀能透過改頭換面來達到除舊佈新的改革目標；而更改名字的時機脫不了認同、權利、或是權力關係的變動。改朝換代一定會帶來政治權力的重新分配，因此，名字變動的動機在於消除舊有政治勢力的遺跡，譬如在戰後，國民黨政府盡拆所有的日本神社，改建為中國人的忠烈祠。 如果是在外來統治君臨之際，名字的更易無非想要切斷被統治者的文化根源，因此，改名是同化政策的第一步；為了要說服被統治者接受新的人名、地名、或街名，統治者有時會煞費苦心說明原來的名字是多麼粗俗，大多數時候是蠻橫變動，譬如日本人將「打狗」改為「高雄」、國民政府將「大肚」變成「大度」、「草山」易為「陽明山」。被統治者相形見慚之餘，果真相信自己生下來就不如人，也就更容易接受殖民統治，甚至於急欲擺脫自己原本的認同，譬如日治時代的國語家庭；戰後，多少可憐的台灣人父母，自以為是為了子女的前途著想，即使自己操弄彆腳的北京話，也忍痛不願用母語污染下一代，同樣是被迫作自我同化的抉擇。 當然，在墾殖者所建立的國度裡 (setters’ society)，來到新天地的第一代移民，難免對自己的出生地有感情上的藕斷絲連，也會移植故鄉的地名來作紀念，譬如美國的New York、New England、New Orleans、澳洲的New South Wales、加拿大的York、Nova Scotia、或是台灣的潮州、海豐厝。戰後，中國國民黨政權佔領台灣，除了把中華民國政府遷到台灣，更把台灣當作是中國的翻版，舉目皆是諸如溫州、吉林等街名，走在街頭上，似乎進入虛擬的中國在台灣，彷彿非此無法達到臥薪嚐膽的目標。這種街道普遍被中國化的情形，完全與台灣的族群人口組成不成比例，反映的當然是戰後以來政治權力分配的失衡。 當家做主是恢復舊名、或是正名的最佳時機。如果我們同意Benedict Anderson (1991) 的說法：「民族是一種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y)，那麼，正名的努力代表的是一種集體想像，從事民族歷史的書寫；這時候，正名不只是決心要昨死今生、要消除殖民者留下來的記憶、要拆除舊政權殘留的遺跡，而且還是一種自信的自我宣示，要將台灣島上的所有住民鎔鑄為「台灣民族」，要為建構台灣為現代「民族國家」(nation-state) 的發出先聲，。 台灣人經過百年來的外來政權統治，終於能透過民主化的過程，達到當家作主的目標，實踐「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即使台灣人因為面對恫嚇而尚未大聲喊出追求獨立的聲音，然而，大部分的人在1996年的首度總統直顯中，主動表達了不願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治的立場，而主流民意也對於「一國兩制」表現的強烈的嫌惡，也因此，絕大多數政治人物唯恐被定位為「聯共反台」，不敢明目張膽主張統一並。 不過，台灣的民主體制能否終於獲得鞏固，還要端賴我們能否成功地面對三大挑戰：主權獨立國家的確立、國家體制的確立、以及政治民族的塑造。具體而言，也就是能否抵制中國的威脅、取得國際社會的普遍承認；能否擺脫中華民國體制、打造合乎我們自己的制度；以及能否化解族群分歧、台灣住民建構為休戚與共的台灣民族。 簡而言之，我們當前的任務是在向世人昭告：我們不是中國的一部份、我們的國家不是中國、而是台灣；我們不要中國國民黨帶來的中華民國體制、我們要親手擘建自己的政治、社會、經濟、以及文化制度；我們不是中國人或華人、我們是由多元族群組成的台灣人。如果我們的自我定位不清楚，習於酖迷大中國的幻象、不自主束縛於中華民國的國家認同、以及堅持眩惑於中國人的民族認同，不僅無法自我救贖，國際社會也無法義助。 在下面，我們將分別說明中國、中國人、以及中華民國如何羈絆我們，再來討論環繞在這三個議題的「正名運動」。 貳、中國的羈絆 「中國」有歷史、地理、文化、血緣、政治、經濟、甚至於族群上的意義。首先，它可以指歷史上「華夏民族」居住的「中原」，地理上的「大陸」，也可以指文化上的「唐山」，血緣上的「祖國」，更指政治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或「中華民國」，又指經濟上的「華人經濟圈」（四小龍）。到底我們台灣人是如何看待中國？ 二次大戰結束後，中國國民黨在中國內戰中敗給中國共產黨，只好在1949年將中華民國政府遷移台灣。託庇於美國與蘇聯之間的霸權之爭，國民黨得以偏安台灣。在冷戰期間，國、共之間除了軍事上的對峙，又各自強調自己是中國的正統，兩個交戰團體儼然是世界上的兩個中國，一個是大陸中國、另一個是海島中國。不過，自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在1971年取代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中國代表權，從此，國際上大致是承認中共統治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是中國。 對外而言，中華民國是一種「自認為是巨人的侏儒」，因為國民黨政府卻長期對外堅持它代表整個中國 ，甚至於自慰式地硬拗一個中國就是指中華民國，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只不過是叛亂團體。除非是談判上的漫天要價，以求在對方還價後獲得最高的均衡點，反則，這種沒有母國的殖民政權，根本是無法在國際社會上立足的，我們很難想像如果美國宣稱他們才是真正的英國，國際社會要如何來訕笑。難怪，中華民國一向只能與過去採取種族隔離的南非等國相濡與沫。 面對這種中國正統之爭、以及認同的錯亂，美國政府在歷年與中國簽署的所謂三大公報中，對中國、或中國人的用法一向含糊其詞。根據『上海公報』(1972)：「美國認知到，台灣海峽兩邊所有的中國人主張──只有一個中國，而且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The U.S. side declared: the United States acknowledges that all Chinese on either side of the Taiwan Strait maintain there is but one […]

盧千惠／任教於台灣文化學院 1993年從黑名單被解除後，我們夫婦到玉山神學院教書。每個月，我用日語寫『台灣 日記』到東京的『台灣青年』雜誌社，介紹離開三十多年的故鄉，以及與純樸有禮的原 住民學生朝夕相處的經驗，給海外同鄉及日本讀者。 有一次在台北遇到當時駐台灣的日本交流協會所長夫人梁井須美子，談敘中她提問神 學院的事事，並且好似知道很多我們的行蹤。對此正感到詫異時，她才噗嗤一笑說是從 雜誌『台灣青年』得來的消息。後來從總編輯的宋重陽得知，『台灣青年』不只送到日 本交流協會的圖書室裡，也寄送到研究台灣的各國大學圖書館。在那真實的消息被封鎖 的時代、在台灣人被逼不得出聲的年代，繼續提供有關台灣正確的資料、揭發外來政權 的殘虐，長達四十二年未曾間斷的『台灣青年』，將在這六月二十日出版第五百期為終 刊號，成為歷史的一部份。 1960年初春我在東京留學生的宿舍接到『台灣青年』深紅色的創刊號。當時的日本學 生，非常認真念書，熱中於如何重建戰敗後的國家，希望能為日本早日走入先進國的行 列盡力。所以當我看到『台灣青年』，知道有留學生關心台灣，憂慮著故鄉的前途，而 感覺興奮。它現在在日本古書店叫價三萬圓，是難於入手的寶物。 發刊詞這樣寫著：「這雜誌，與1920年在東京，由許願台灣人的幸福與自由的一群 人，林呈祿、謝春木、劉明朝、黃呈聰、黃朝琴等人發行的雜誌同名。他們不只發行雜 誌，更組織新民會、啟蒙會，走入街頭做宣傳工作，甚至到帝國議會為台灣人民做請願 運動。他們的勇氣，嚐過的心酸流傳在我們的血脈中搏動著…他們為台灣人繼續了艱難 的戰鬥十餘年。」今天，把十餘年改成四十二年，再改一些名詞，則可以把同樣的文章 贈送給不求名利、為愛台灣忍受折磨，將人生的很大部分，許願在台灣人的幸福與自由 的台灣青年們。 創刊號光榮的第一篇由筆名耕英的廖春榮寫『有關台灣農業的一分析』、王育德先生 寫了『台灣語講座』與『匪寇列傳──朱一貴』。後來，繼續有黃昭堂寫的『台灣民主 國論』、許世楷的『台灣歸屬未定論』與『台灣民族論』、周英明的小說『烏水溝』、 林啟旭的『二二八事件研究』等，足夠搖動外來政權的文章出現。接著，金美齡、羅福 全、侯榮邦、黃文雄、張國興、連根藤、張良澤、林建良等，在異國留學而心繫台灣的 優秀青年加入編輯陣營。日本人的宗像隆幸，在『台灣青年』中也長期擔任編輯委員， 他從未計較被分配的工作，與其他人共嚐辛酸、一起走過生死的境界。從他的身影，我 看到古武士高貴的情操與對正義的堅持。他們在學問自由受保障的日本、每週相聚一 次，在王育德先生的領導下，在相互切磋琢磨中，各自在政治、經濟、農業、文學、語 言、歷史展開台灣學的理論，找尋新生台灣國的基礎。 翻閱佔據書架三段的第一期到四百九十九期的『台灣青年』，我可以清晰地聽到他們 抗逆著那個時代的潮流，秉持基於理性的信念，高舉理想俯拾實踐的落穗，推動台灣獨 立建國運動的脈動。自1960年開始的二二八紀念集會、抗議蔣經國訪問日本、要求以台 灣的名義進入聯合國、台灣政治犯救援活動、向日本政府要求台灣人元日本兵補償、支 援長老教會發表『國是聲明』、為美麗島事件展開簽名運動…，雜誌詳細地記錄著島內 外台灣人追求自由、民主、獨立的歷史。 終刊號最後的一頁不知由誰寫下句點。無論如何，沒有生命的將隨著歲月風化消失， 但是我相信，被一群熱愛台灣的年青人吹入生命的五百冊『台灣青年』，在這土地上永 遠流傳，成為台灣人共有的寶貴資產。

對混血的過高評價是危險的 與血緣論相對地，新民族論卻重視地緣因素（地域性的共存）。 Nation的地緣因素， 是民族的任何成員都會為祖國或國土(national territory)奉獻熱愛與忠誠，共同擴及抽 象性的廣大領域。因為在廣大的領域內，民族已不可能透過個人之間直接的人格接觸來結 合。相對於此，在具體的日常生活中，個人之間能不斷以感覺上的體驗（即能夠用眼觀察 等），且並無多大困難就得以在其範圍內往來者，即指比較狹隘領域的鄉土(home country)，這可說是一個低層次的概念。將對鄉土的熱愛提高到對祖國的熱愛，始能從Volk蛻 變為Nation。 台灣的問題焦點在於中國人倡言的祖國包含台灣，而台灣人 所思考的祖國領域並不包 含大陸。中國人將台灣包含在其祖國之中，無非是為了能夠佔有、管理台灣的土地、人口 與物產，而絕不是真正為台灣人的自由與幸福著想。這只要看過去十八年間，國民黨政府 對台灣人的壓迫與搾取就很清楚。萬一中共真能成功地「解放台灣」，其將加諸何種程度 的壓制，簡直令人無法想像。 中國人又無理地強制台灣人認同中國為祖國，並主張以中國為祖國時的好處，宣傳說 ︰「不要封閉在狹隘的台灣，將來能夠雄飛廣大的大陸，甚至可以當全中國的總統。」但 在此之前，必須為「反攻大陸」或「解放台灣」而獻身。 此種中國人的說法完全以自我為中心，然而台灣人的立場為 何？有多少台灣人甘願為 「反攻大陸」或「解放台灣」而犧牲生命？「反攻大陸」也罷，「統一中國」也罷，總之 ，祈願他們早日從台灣離去，這才是台灣人真實的心聲。至於「解放台灣」，不外是中共 侵略台灣的野心。對此，台灣人須覺悟到，即使犧牲身家性命，也要加以防衛。台灣人對 中華民國的「復興」沒有興趣，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躍進」也不會羨慕。台灣人最大的 願望是︰建立小而美的自己的祖國。 當然，我不否定台灣人對中國大陸寄予深度的關心。因為大陸是台灣人祖先的出身地 ，是《梁山伯祝英台》或《陳三五娘》等傳說故事的舞台，也是一衣帶水的鄰國。但是， 此種關心只不過是「熟悉外地」之首，絕不是如對母親一般的熱愛祖國。 為什麼台灣對大陸的態度會形成如此的鴻溝呢？那是歷史與 現實使然。如眾所周知， 台灣Volk是因對動亂與飢饉的大陸感到厭煩，於開拓台灣成為自由與幸福的新天地時所形 成。在航海技術未成熟的時期，要以脆弱的帆船橫越充滿颱風與漩渦的台灣海峽，無非是 決死的大冒險。這種不願居住大陸而盼望渡台的心境，一定相當無奈。 台灣人被荷蘭人與日本人壓制而痛苦時，從未獲得大陸的支援。台灣雖在清朝與國民 黨政府時代初期進入中國的支配之下，但卻被置於殖民地的屈辱地位。在約四個世紀的台 灣史中，台灣人一直被中國人蔑視與隔離。 精神上的隔離引證自政治上與經濟上的疏離。荷蘭時代（一 六二四～一六六一）的台 灣經濟是以大陸––台灣––日本的三角貿易而繁榮，與明清交替時期戰亂與疲弊的大陸 形成顯著的對照。鄭氏時代（一六六一～一六八三）也確立獨自的經濟圈而與大陸對峙。 清朝時代（一六八三～一八九五）較有交流，但也僅止於成為福建省殖民地的關係。日治 時代的隔絕更為徹底。在大陸持續戰亂之時，台灣則推進著資本主義的建設。國民黨政府 時代在「正統中國」的呼聲背後，台灣的「獨立」正日漸前進，這是任何人都一目瞭然的 。 流亡台灣的中國人對於台灣人的排斥，提出如下的反擊︰ 「能對台灣主張優先權利者，只有原住民族。台灣人與中國人的差別只不過是渡台時 期的先後而已。」 前半段的說法完全是歪理。這與美國原為印地安人的土地， 但其後大家處於同一條件 的情形相同。這在世界史上講得通嗎？我們所稱的台灣人，不但包含原住民，連荷蘭人與 日本人遺留的子孫也全都包括在內。後半段的說法是故意避開問題點。雖然台灣人是在日 治時代以前從大陸渡台，而中國人是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以後渡台，但本質上台灣人 以台灣為故鄉，同時也認為台灣是祖國。相對於此，中國人並不認為台灣是祖國，而僅視 其為征服地，最多也只是一時的避難地。中國人執迷於「反攻大陸」的幻想，不能在台灣 […]

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美國本部 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美國本部於2002年5月26、27兩日在華府舉行盟員代表大會。大會選舉主席及不分區中央委員，並檢討本盟工作之過去及將來的展望。 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美國本部盟員代表大會於5月26日選出楊英育教授為新主席，劉清白、謝若蘭、邱義昌及蔡靜輝為不分區中央委員，即日交接。 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美國本部盟員代表大會確定本盟將繼續在「抵抗中國霸權」、「廢除‵中華民國′」及「建立台灣共和國」等指標下進行台灣獨立建國運動。 本盟認為，建立及提高台灣人的台灣國家意識是當今台灣獨立建國運動的重點。本盟認為俱有強烈台灣國家意識，台灣人才能堅決抗拒中國的政治、文化、意識、外交、經濟及軍事霸權主義。本盟更認為建立及提高台灣人的台灣國家意識必需由重組台灣人「共同記憶」開始。因而，本盟將以台灣為中心的思考模式來從事重建台灣歷史及創新台灣文化的工作。 本盟認為，以堅銳眼光來透視中國統台戰略是建立台灣防衛策略的要件。台灣必需建立心理及軍備防衛策略，並在軍事國防外交上與美、日建立密切關係。本盟美國本部一向注目美國對中國軍事戰略並求深入瞭解。本盟在台總本部則對台、日安全關係已建立相當基礎。本盟將繼續擴展這種關係的培養。 本盟認為，台灣已俱有成為一個獨立國家的所有條件，但「中華民國」的存在使得台灣的國家定位含糊不清。不僅國際上無法認清「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及「中國」的分別，在台灣國內也因「中華民國」架構及其理念的繼續存在而使得台灣人的國家意識及自我定位繼續混亂。本盟將繼續推動「台灣正名」運動來達到「廢除‵中華民國′」的意願。 本盟認為，以人權為基礎的民主社會是我們追求建立台灣共和國的必要條件。本盟認為，制定台灣新憲法是建立台灣共和國的必經程序。 最後，本盟認為台灣獨立建國運動必需所有台灣人參與。本盟將繼續參與及支持其他台灣人組織的台灣獨立建國運動。

以越南語言文字演變之例來探討語言使用、階級、與民族主義之間的關係，並分析何以越南能成功地從漢字轉變為羅馬字。本文指出越南羅馬字化成功有內在和外在二大因素：內在因素包含”具讀寫能力”和”反封建社會”的需求；外在因素包括”去中國化”及”反帝國主義”的國際潮流。

日本人小林正成赴台觀光旅行已有十幾次的經驗。在此期間中透過友人的介紹而認識了當時留學東京大學的現在台灣大學歷史系教授鄭欽仁，後來接受鄭教授的推薦加入台灣獨立聯盟日本本部成為秘密盟員。 　　積極而好實踐行動的小林計劃於1971年5月中前往台灣散發鼓勵獨立運動的傳單而開始實驗利用大型的氫氣球裝入宣傳單，上升到一定的高度即自動破裂而落地的裝置。富有技巧的小林不憚其煩地重複實驗的結果，終於成功了。 　　同年5月6日小林巧妙地將三個氣球與約三千張的小傳單帶入台灣。5月9日他在台北市中心的開封街找到一幢大樓的屋頂，成功地升上兩個氣球，本來計劃升上三個氣球，但於裝入氫氣時不慎掉落藥品，第三個氣球因而無法按預定的計劃上升。剩下的一千張傳單只好在北部各地的公共場所散發。但是，大膽而緻密的小林也因瞬間的疏忽在餐廳遺失了裡面裝有入國證件與獨立運動傳單的小皮包。這樣一來被逮捕已是時間的問題而已，所以他一不做二不休地將剩餘的傳單拚命的到處散發。傳單已經發完了，到處逃避也不是辦法，因此他決定在17日回到台北市的旅館。不久就被警察逮捕，並於翌日被移送到台灣警備總司令部保安處。 　　一般的政治犯都被關在地下室的囚房，但是小林卻被關在一樓的特別囚房。很巧合的關在隔壁的囚房正是謝聰敏。最初小林當然不知道這個人就是因「台灣自救宣言事件」被逮捕的謝聰敏，經過兩人後來時常偷偷交談之下才知道實情。 　　「我把信藏在浴室垃圾桶底下，請你拿出來閱讀後一定要燒掉。」這是謝聰敏對小林的耳語。 　　但是小林沒有燒掉而把它藏在囚房盥洗台的下面，那是使用日文寫的兩張小紙片。 　　8月31日，小林將被遺返日本之際，謝聰敏及時以英文小字密密麻麻地寫滿了同樣大小的六張小紙片，託小林帶出國外發表。 　　小林被釋放時把這兩封書信偷偷地帶回日本。 　　日本本部立刻將這兩封書信寄給在美的彭明敏，惟彭教授認為若將這兩封信發表，謝聰敏一定會再遭受殘酷的報復，所以發表一事應該暫緩為宜。 　　翌年3月18日，台灣傳來謝聰敏被判死刑業已定案的消息，因此我們決定將他的書信立刻發表。對此美國媒體無不大幅報導，紐約時報甚至將謝聰敏的書信全篇刊登。未知死刑的情報是訛傳，或是美國的媒體報導產生了作用，謝聰敏總算倖免於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