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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峻 台灣安保協會秘書長 亞洲太平洋地區總人口21億，佔全世界人口30%，若再加上南亞，約佔全世界半數人口。2009年東南亞國協（ASEAN）以及日本、中國、南韓的國內生產毛額（GDP）達12兆美元，佔全球GDP的21.1%，首度超過20%；2010年東亞經濟體GDP增至12.88兆美元，超越歐元區的12.71兆美元。2014年東亞經濟體的GDP將攀升至17.34兆美元，逼近美國的17.41兆美元。由此可知，亞太地區在全球的重要性日益提昇。 中國崛起原本是對亞太地區是好事，但三十年來中國一直沒有放棄霸權思維，不但連續二十年軍事預算成長都超過二位數，近十年來更積極充實遠洋海軍力量。中國在發展經濟並與週邊國家關係日漸緊密的同時，卻試圖透過軍事影響力，由一個大陸國家逐步擴張成為太平洋到東南亞延至印度洋的海權國家，從而與週邊國家在軍事方面諸多衝突、對峙與緊張。就此而言，以日本、台灣、菲律賓連成的所謂「第一島鏈」，扮演著第一道防波堤的角色。 然而，所謂「第一島鏈」、「第二島鏈」防線是源自於美中等國從東西向角度的思維，對於南北向思維的臺灣與日本而言，並無所謂「第二島鏈」防線的問題。因此，臺灣與日本一定要超越「以美國為中心向東亞構築的雙邊扇形」聯盟的關係，否則中國若突破「第一島鏈」，臺灣與日本的海上運輸線將被控制。 對於此點，原本在蘇聯解體後一度「漂流」無著的日美同盟，在經過1993-94年北韓核武危機之後，五角大廈1995年2月提出「美國在東亞太平洋地區安全戰略」（United States Security Strategy for the East Asia-Pacific Region）報告（奈伊報告）。報告表明：美國將繼續在東亞地區維持10萬名駐軍，並強調美日同盟是美國東亞戰略之基礎，期待日本對區域以及世界安全做出進一步的貢獻。 緊接著，1995-96年台海危機發生，這讓美國找到美日安保再定義的方向。1996年3月初，柯林頓政府於決定派遣兩艘航空母艦戰鬥群馳赴臺海周邊部署，並提高對亞太地區的關注。另一方面，美日兩國在1996年於東京簽署《美日共同安全宣言》，並在1997年9月24日修訂《美日安保防衛合作指針》，取代1978年冷戰時期議定的舊指針，以面對亞太安全新形勢。由於新指針重心從「日本有事」擴展到「日本周邊有事」，並將台灣隱含在「美日安保體制」之內，所以引發中國的強烈不滿。 2001年，日本小泉純一郎首相上任即公開表示「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的主軸」。長期以來日本對亞洲的戰略就是以日美同盟為亞洲安全和平的「公共財」（public goods），並不是對任何國家採取敵對關係，但是希望東亞地區能持續維持現狀避免紛爭。在小泉擔任首相期間，中日兩國一直是「政冷經熱」，因為釣魚台、參拜靖國神社、教科書等問題，持續著齟齬的關係，兩國領導人好幾年都沒見面。由於台海軍事平衡日益喪失，中國軍方經常主張可以「採取非和平方式」對付台灣，於是日美在2005年2月雙方外交部長與國防部長舉行的所謂「二加二會議」中，共同發表美日共同戰略目標，向中國提出「有關台灣海峽的問題，敦促中國應該要經由對話，「和平的方式解決」，不容中國以非和式手段攻取台灣。但中國反而於2005年3月立法制定《反分裂國家法》，明文主張可以「採取非和平方式」對付台灣，此點讓美日更是提高關切程度。 其後，雙方陸陸續續發生許多齟齬，但由於日本進行政治軟弱期，幾乎是一年換一位首相，再加上2009年採取美中平衡理論的民主黨執政，使得日本對中政策沒有明確方向。一直到2012年9月野田內閣為維持釣魚台的穩定管理，避免日本右派購得釣魚台列嶼，因而啟動釣魚台列嶼「國有化」的程序，結果引發日中緊張的白熱化。 2013年11月23日，中國宣布設立覆蓋大部份東海海域的防空識別區（Air Defense Identification Zone，ADIZ），要求在區域內航行的航空器得向中國通報飛行計劃，對不配合識別或拒不服從指令的航空器，中國武裝力量「將採取防禦性緊急處置措施」。由於中國東海防空識別區與部分日本、部份南韓的防空識別區有重疊，且涵蓋中韓爭議的蘇岩礁和中日爭議的釣魚台列嶼，並緊貼台灣彭佳嶼的上方空域，被認為是對日本及週邊國家形成明顯挑釁。 中國劃設「東海防空識別區」後，日本政府12月11日提出《中期防衛力整備計畫》，軍事預算高達1.5兆新台幣，並將在琉球增加部署20架F-15戰機等；中國解放軍近來則密集在渤海、黃海舉行聯合軍演。2013年12月17日，日本自民黨在總部召開安全保障相關人員會議，審議通過日本政府遞交的《中期防衛力整備計劃》（2014-2018）、新《防衛計劃大綱》、外交及防衛政策指針的《國家安全保障戰略》。這三份綱領性的安保計劃其後在同日的內閣會議上做出最終決定。 日本的民主黨認為「美國的影響力雖將日益降低，但其軍事經濟實力今後二、三十年仍將是世界第一。另外，具有壓倒性人口規模的中國不斷擴大軍事力量，其成為經濟超級大國也是不可避免的趨勢，中國的經濟規模已凌駕日本。在努力繼續維持霸權國家地位的美國，和企圖成為霸權國家的中國的夾縫中，日本如何才能保持政治性經濟性的自立，並且如何才能維護國家利益？」，但自民黨的安倍政權認為就算美國和中國今後將變成兩大霸權國家，但認為日本是處在美國和中國夾縫中的外交認識則明顯是錯誤的，日美兩國是同盟關係，而日中不過是一般的兩國間關係。 如果日本陷入急迫的局勢，美國有保衛日本的義務，而日本則提供許多軍事基地給美國，做為承擔分攤責任的形態，兩國處於共同的安全保障體系中。另一方面，日中兩國則存在重疊海域中間線問題、釣魚台群島領有權問題、歷史認識問題等抱持許多極難解決的懸案。因此，對日本而言，一邊是有同盟的關係，另一邊是存在許多懸案的關係，這種現實使得日本若將中國和美國認為是等距離的「正三角形」關係是非常危險的。現在討論所謂的「正三角形」關係，其在政治走向上即有「離美˙親中」的意涵。 因為憲法，政治和經濟因素，半世紀以來日本確受美日安保架構的保障，美方當然不滿，批評日本搭「便車」（free ride）。日本防衛預算未能大幅提昇固然因為憲法的精神，也因政治上反戰和和平主義勢力的影響，在國內確實有其困難。以往美國曾多次要求日方對本身的安全應付出更多的貢獻，但「共識決」的日本內閣總是讓美方失望和反感。日方最關心的似乎只是經濟，而且是以出口為導向的貿易，因而國際間將日本當成一個只求利潤的大商社（Japan, Inc.）。 美國對日本竭力追求經濟繁榮而未努力（如編列更多防衛預算）強化其本身的防衛及參與國際安全的維護迭有怨言。如1990年伊拉克派兵侵佔科威特，聯合國安理會通過決議幫助科威特復國，授權會員國採取強制行動逼退伊拉克軍隊，但日本的海部內閣雖願意分攤維安費用，卻不肯派日本自衛隊參與維護國際和平的軍事行動。為了彌補「不能動武」的缺憾，日本曾大力提供國際經濟援助。日本對聯合國捐獻在1980年代以後即超越美國，成為外援最多的國家，但結果是被譏為「支票外交」。 2009年8月，日本民主黨在國會眾院選舉取得壓倒性勝利，由鳩山由紀夫組閣。他所宣示的外交政策對美、日同盟產生相當衝擊：（1）他表示要談判沖繩普天間機場遷移計畫，找出一個將美軍陸戰隊撤離琉球的方案；（2）他要制定一中立和平衡的日本外交政策，少依賴美國，比較傾向中國；（3）推動脫美入亞以亞洲國家為會員國的「亞洲共同體」。鳩山這些激進的政見嚴重傷害日美關係，也引起黨內和日本國內的紛爭和困擾，無法獲得日本民眾和民主黨同志的支持(當時日本民調顯示80%受訪者支持親善日、美關係)，導致他不得不在2010年5月下臺，由同黨菅直人接任。 菅內閣在外交政策清楚與鳩山切割，重新擁抱日、美同盟，從菅直人內閣到野田佳彥內閣，日本政府都在修補鳩山對日美關係所造成的損害。但民主黨政府只是努力修補日美關係，對日本在國際上的角色仍是採取消極的策略。即使美國在安全保障方面最重要的對象是中國，而最讓日本苦惱而且將來會越來越困擾的也是中國的軍事大國化。但即使在中國的軍事大國化已成為任誰都一目瞭然的狀況下，但當時日本並沒有想要自立的動向。俄羅斯領導人訪問北方領土、韓國總統訪問竹島等，都是周邊國家看穿日本缺乏想要自立的志向，從而趁機伸張國家利益的行動。然而，當時日本對於這些狀況還是沒有採取任何有效的方案。特別是2010年9月在釣魚台列嶼發生的中國漁船衝撞事件，日本政府、首相官邸的對應更是令人慘不忍睹。在此一事件的過程當中，明白顯示日本欠缺亞太戰略。目前的日本缺乏毅然堅守主權的精神，此點也導致日本外交威嚴或威信（integrity）的喪失。 但由於中國對日態勢日益強硬，特別是釣魚台列島國有化之後，中國的反日情緒急遽升高，這也讓日本民眾對中國日益反感。[i]在民眾的期待下，2012年12月，以安倍為首的自民黨東山再起，在眾議院480席中贏得294席，加上公明黨31席是壓倒性勝利。中國意圖掌握亞洲的霸權企圖，是造成亞洲情勢不穩定的主要原因，這不但導致中日兩國關係持續交惡，連東南亞鄰國也與中國日益緊張，美國提出「亞洲再平衡」策略，希望重整亞洲整體區域和平的穩定狀態。有別於過去的「消極和平主義」，安倍將「基於國際協調主義的積極和平主義」做為安全保障理念的主軸。 因此，安倍內閣除了要大力振興經濟外，還要增加防衛預算，增加自衛隊人員與武力，包括尖端武器系統。面對中國軍力急速擴大，對東海領土主權的主張，和北韓核武和長程飛彈的威脅，安倍認為日本亟須加強與美國的同盟關係。一般認為，日美共同戰略對中國採取勸阻戰略（dissuasion strategy）並非「圍堵」或「敵對」戰略，但是也必需提升日美對中國軍事抑止力量為後盾。美軍持續加強亞太地區軍事力量，而日本防衛性軍事力量也逐步提升。就是要維持日美同盟為亞洲安全和平的公共財。 單純以軍隊數量而言，日本的確落後很多。日本軍人的數量只有中國的10分之1，戰鬥機數量是中國的5分之1，艦隊的噸位是中國的一半。但是在現代戰爭的關鍵因素，訓練和科技方面，日本超過中國，而且如果發生任何軍事衝突，美國幾乎一定站在日本一邊。雖然中國近年來盡力加快武裝建設，然而美國外交學會的一份報告認為，中國在軍事科技和實力上至少落後美國20年。 另一方面，美軍也在逐步推進亞太地區戰鬥力量的重組，部署亞太地區的艦艇占美軍艦艇數的比重，將從現在的5成增加到2020年的6成，以加強對中國的牽制。美軍還提出以海空軍為核心的長距離打擊「海空一體戰」構想，並為此研發航母無人艦載機和新型巡航導彈。中國在空中加油機和艦艇的綜合運用方面，仍然與美國空軍和航空自衛隊存在較大差距。日、美兩國政府已經確定將在2014年年底前，修改完成《日美防衛合作指標》。預計中國的海洋活動及東海有事時，日美將提高對中國的遏制能力。 同時，日本在國內法上也要為提高對中遏制能力做準備，[ii]因此安倍內閣通過決議解禁集體自衛權。依據聯合國憲章第51條規定，主權國家擁有單獨或集體自衛的固有權利。集體自衛權是一種國防概念，即與本國關係密切的國家遭受他國武力攻擊時，無論自身是否受到攻擊，都有用武力進行主動干預和阻止的權利。簡言之，集體自衛權可視為海外出兵或介入他國戰爭的權利，包含進攻作戰的潛在概念。此條款成為組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等的法律基礎。 過去日本內閣法制局的解釋是：「做為聯合國會員國的日本，原本就擁有集體自衛權，但因為日本國和平憲法的特殊要求，使得日本沒有行使集體自衛權的能力。」，對於「集體自衛權」持高度保留態度。然而，日本安倍政府透過內閣決議於7月1日宣布解禁集體自衛權，這是日本自二次大戰後一個劃時代的重大決定，讓日本由原先專守防衛的角色轉變為可協同進攻作戰的概念，勢必對整個亞洲情勢產生重大的影響，台灣在亞洲的地位就更顯重要。日美同盟是維護亞洲安全保障的公共財，台日關係位於日美同盟關係的延長線上，安倍政府宣布解禁集體自衛權，不但是日本對整個亞洲和平的能有作為，日後也將對台灣及台海安全保障產生正面的效果。 然而，日本安倍首相解禁集體自衛權，整個亞洲情勢產生這麼大的變化，但馬政府一昧採取傾中政策，對於台灣將面臨的嚴峻情況完全無感，這樣對國家是相當不負責任的。若政府對此不能提出具體的外交政策，台灣未來將更加岌岌可危。台灣應該站在台灣人民的角度，更加清楚自己的戰略目標及地位，提出屬於台灣的看法與立場，強化未來台灣與日本是和平與民主價值的夥伴關係，共同維護亞洲區域的和平及民主，並堅持對其他國家不得使用非和平外交策略的信念，才有可能達到真正的和平、安全。 [i] 據日本ＮＨＫ的民意調查，1978年日本一般民眾有62％對中國抱有好感，對中國沒有好感的為25％；2001年同樣ＮＨＫ的民意調查顯示，日本一般民眾有47％對中國抱有好感， 而對中國沒有好感的為48％，對中國沒有好感的日本人已經超過對中國有好感的日本人。目前則更有超過80％的日本人對中國沒有好感。但中國在2001年的民意調查顯示，中國一般民眾只有17％對日本有好感，而對日本沒有好感的達72％。90％的中國人不知道日本曾經多次對中國提供援助。 [ii] 安倍先於2013年2月恢復「安保法制懇談會」，同時成立「關於設立國家安全保障會議的專家會議」，6月向國會提交設立國家安全會議(ＮＳＣ)法案，並經國會審議通過，接著於9月設立「關於安全保障與防衛力懇談會」，準備制定「國家安全保障戰略（ＮＳＳ）」和《新防衛大綱》。2014年1月7日，安倍政府宣布正式啟動國家安全保障局，7月1日以內閣決議修改過去的憲法解釋，宣布解禁集體自衛權，日本表明將為世界和平做出積極貢獻。

羅致政 東吳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一、前言 形塑當前東亞安全與戰略格局最重要的兩股力量，是美國的「戰略位移」（Asia pivot）與中國的持續崛起。面對東亞地區所存在的許多衝突熱點（flash points），例如東海主權爭議、南海領土爭奪等，美中兩國的戰略互動與外交博奕是影響區域危機是否升級或緩和的關鍵因素。然而，美中兩國彼此之間的權力轉移（power shift），以及隨之引發的關係變化，才是左右東亞地區和平與穩定的決定因素。卡普蘭（Robert Kaplan）在其《印度洋的季風》一書中即悲觀地表示，美國和新興大國（印度與中國）之間恐怕難逃歷史上「地緣政治的宿命」，既存霸權和新興強權將在海洋上展開無法避免的競爭與衝突。[i]卡普蘭更在《地理的報復》書中進一步指出，崛起的中國勢必會與美國爭奪西太平洋，而其爭奪的焦點即是南海和東海區域。[ii] 簡言之，中國由傳統陸權國家走向海權的戰略選擇，必然會挑戰到美國此一海權大國的領導地位，也一定會遭遇到美國所採取的反制與平衡，然而在陸地上難以找到足以並願意平衡中國崛起的力量時，在西太平洋推持海洋戰略優勢（不論是靠自我力量或強化同盟），就成了必要的選擇，使得美中之間的衝突也成了地緣政治的必然。然而，季辛吉（Henry Kissinger）則持不同的看法，認為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經濟體，若在全球化下捲入衝突甚至斷絶往來，其破壞力將遠遠超越冷戰時期的美蘇對峙。因之，他認為美中關係的未來，衝突是一種選擇而不是一種必要。[iii] 美中兩國無疑是主導東亞地區國際關係發展的兩大力量，也存在著傳統國際關係中的「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但另一個較少被討論的關係，則是美國與區域國家尤其傳統盟友之間的「聯盟困境」（alliance dilemma）。簡言之，大國面對小國的同盟有著「搭便車」（free-ride）與「牽連」（entrapment）的兩難，而小國追隨大國則面對被大國「背叛」（abandonment）或「牽連」（entrapment）的顧慮。如何平衡如此複雜的對外關係，是東亞國家所面臨的外交與安全挑戰，而各國戰略互動的結果，也是影響東亞區域安全的重要變數。 二、美國的「重返亞洲」與「再平衡」政策 如前所述，中國在政治、經濟與軍事的持續崛起，已然成為華府必須面對的區域甚至全球課題。面對亞太局勢的變化，民主黨的歐巴馬（Barack. Obama）於2009年上任總統之後，隨即展開對亞洲政策的檢討與調整，新的亞太戰略也逐漸成形，歐巴馬政府決定重返亞洲（Asia pivot），並在軍事、外交與經濟上採取「再平衡」（rebalancing）的作法。所謂的重返亞洲或者再平衡，雖不明說但顯然是因應中國崛起的戰略作為。正如同2014年4月歐巴馬總統的亞洲行，雖然訪問日本、南韓、馬來西亞和菲律賓四國行程中並沒有中國，但歐巴馬所到之處以及媒體關心的焦點，幾乎都是環繞著中國相關的議題，甚至都直指歐巴馬的「再保證」（reassurance）之旅有圍堵（contain）中國的強烈意涵。 檢視歐巴馬的第一任期，美國國務卿柯林頓（Hillary Clinton）於2009年7月訪問泰國時，正式提出「重返亞洲」的構想，而在2009年6月的第16屆東協區域論壇上，美國國務卿柯林頓（Hillary Clinton）代表歐巴馬政府簽訂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並於2010年10月首次出席東亞峰會，接著於2011年成為東亞峰會的正式會員國。顯然美國的「重返亞洲」不僅是構想，更採取具體的行動。2009年11月，歐巴馬總統展開上任之後的首次亞洲之行，他在東京清楚宣示，「作為美國首位太平洋總統，我向你們承諾，美國這個太平洋國家，將加強並繼續維持我們在這個全球至關重要地區的領導地位。」[iv] 2010年1月，柯林頓在夏威夷東西中心（East-West Center）發表演說，高調宣布「我們回來了，我們將留下。」她明確指出美國的未來與亞太地區的未來息息相關，該地區的前途也取決於美國，而繼續維持美國在亞太地區的經濟和戰略領導地位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美國在這個區域的繼續存在也符合亞洲的利益。[v] 在2011年11月，柯林頓國務卿在《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雜誌上發表〈美國的太平洋世紀〉（America’s Pacific Century）專文，完整論述美國將戰略重心移往亞太的的主要內容，文章指出21世紀將是美國的太平洋世紀，而在今後10年裡，美國外交最重要的使命之一，就是在外交、經濟、和戰略上，大幅增加對亞太地區的投入。此一戰略重心的轉移包括六個面向：加強美國在亞洲的雙邊同盟關係，深化與中國等新興大國的工作夥伴關係，參與區域性多邊制度，拓展貿易和投資，擴大美國的軍事部署以及促進民主與人權。[vi] 隨後，2011年11月17日，美國總統歐巴馬在澳大利亞國會發表演說，清楚列出美國在亞太地區秩序建構中所追求的目標與採取的步驟，這包括：確保亞太地區的安全、維持美國在該區域的軍事部署、重新參與區域性組織、與中國建立合作性關係、以APEC為平台建立跨太平洋經濟夥伴關係（TPP）、拓展民主與人權。[vii] 簡言之，透過這些公開言論，華府高層已清楚描繪出美國對於亞太地區的戰略藍圖。 2012年1月，美國國防部發表《維持美國全球領導地位：21世紀國防的優先順序》的報告，作為新的國防戰略指導。[viii] 報告指出，當美軍由阿富汗和伊拉克戰場中撤出，美國面臨了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在變遷的地緣政治環境與改變中的財政結構下，必須仔細評估美國的國防戰略，而要維護亞太地區的和平、穩定與貿易的自由流通並保有美國在該地區的影響力，有絶大程度取決於美國的軍事優勢與部署。而從長遠看，中國崛起成為一個區域性大國將有可能以多種方式對美國的經濟與安全造成影響，而美國因應的作法則是推動「空海一體化」的戰略，並加強海上力量以應對「反介入/區域阻絶」（Anti-Acess/Area Denial）的能力。2012年6月，美國國防部長帕尼塔（L. Penetta）在新加坡香格里拉會議上公開表示，在2020年之前，美國計劃把在太平洋和大西洋的海軍部署，從目前的五比五，變成六比四。[ix] 很清楚地，美國軍事力量的移往亞太地區是再平衡政策中不可或缺的一項支柱。 回顧歐巴馬總統的第一任期，在政治上，美國政府高層透過對東亞地區的密集訪問，大幅提升美國在東亞地區的能見度。2009年2月，柯林頓初任國務卿的第一次國外訪問，就是以亞洲為出訪對象，這場「傾聽之旅」（listening tour）到訪了日本、印尼、南韓與中國等四國。柯林頓的四年國務卿任期，總共出訪112個國家，也成為美國史上出訪最多國家的國務卿，也是出訪最多亞洲國家的國務卿，2009年訪問17個亞太國家，2010年訪問20個亞太國家，2011年出訪19個亞太國家，而2012年也訪問了19個亞太國家，密集的出訪行程落實了在亞洲的「前沿部署外交」（forward-deployed diplomacy）。[x] 而前後兩任美國國防部長蓋茲（Robert Gates）和帕尼塔也多次造訪亞洲，並親自出席了每年在新加坡舉行的亞洲安全對話。除了強化傳統軍事同盟的關係之外，美國也積極展開了亞太區域內國家的安全合作與對話。 事實上，在2012年美國大選之前，美國內部即已出現一項輿論氛圍，那就是「重返亞洲」的政策，是口惠而實不至，而面對這樣的批評與質疑，在歐巴馬總統順利連任後，「亞洲再平衡」政策的推動似乎有更積極的傾向。歐巴馬在贏得2012年大選之後，旅即出訪緬甸、泰國、柬埔寨三國並出席東亞峰會，試圖展現其第二任期對東南亞區域的關注與承諾，而到2013年6月為止，歐巴馬總統任內已經到訪亞洲五次，即便是第二任期才上任的國務卿凱里（John Kerry）與國防部長哈格爾（Chuck Hagel）也已分別到訪亞洲五次，足證對亞洲地區的重視。 2013年3月11日，國家安全會議顧問多尼倫（Thomas Donilon）在亞洲協會發展演說，除了重申歐巴馬將在新任期持續推動「再平衡」戰略之外，並強調「正如我們發現美國在東亞的投入不足，我們認為在東南亞的投入尤其欠缺，我們正在糾正這種狀況。」[xi] 同年6月20日，被提名為東亞事務助卿的羅素（Daniel Russel）在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任命聽證時表示，「再平衡戰略需要進一步平衡，美國與東北亞地區的關係已經發展成熟，東南亞與太平洋地區應該得到更多關注。」[xii] 其具體成效則是在2014年4月初，美國與東協國防部長在夏威夷舉行了有史以來第一次的「美國─東協防衛論壇」（The US-ASEAN Defense Forum），如同國防部發言人對這次論壇所做的註解，「我們視東協為此區域內的核心與戰略成員，這場我們在夏威夷所主辦的非正式會議，是展現此一觀點的機會。」此外，今（2014）年4月，歐巴馬更成為近五十年來第一位訪問馬來西亞的美國總統，更與馬國總理阿都拉薩（Najib Razak）簽署了全面夥伴關係，讓雙方在經濟、安全、教育、科技等面向上有更多的合作，推進兩國關係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簡言之，除了進一步強化與日本、韓國兩個東北亞盟友的傳統關係外，歐巴馬第二任期「亞洲再平衡」戰略的重點，置於補強美國與東南亞國家的關係，使得亞洲「再平衡」戰略能在東北亞與東南亞兩個區域連成一氣。同時，美國對於盟友在相關問題上的立場也採取更為支持的態度。最明顯的例子，即是歐巴馬政府對於美日安保涵蓋爭議的釣魚台群島的態度。2014年4月，歐巴馬總統在日本首相安倍的面前公開宣示，「我們對於日本安全的條約承諾是絶對的，條約第五條涵蓋日本行政管理下的所有領土，包括尖閣群島。」此外，美國也支持日本檢討對於行使集體防衛的相關限制，期待日本在國際安全議題上，發揮更大更積極的角色。而另一個存在主權爭議的南海地區，美國也更往菲律賓的立場靠近，2014年4月28日，雙方國防部長簽署了長達十年的『美國─菲律賓提升防衛合作協議』，到訪的歐巴馬總統也向菲律賓總統親自承諾，美國支持菲國將南海領土爭議交付國際仲裁的決定，甚至更意有所指的表示，領土爭議應該和平解決，反對任何恫嚇或脅迫。在這之前，2014年2月5日，美國亞太助理國務卿羅素 在國會聽證會上，更批評中國歷來來南海問題上所堅持的「九段線」主張「既沒有當代國際法根據，又成為南海局勢不穩定的來源。」 綜上分析，歐巴馬政府的「亞洲再平衡」戰略，在其第二任期似乎有更加深化與擴大的發展，其具體目標有三，首先是要在外交上平衡中國崛起所伴隨而來的區域影響力，其次是反制將美國排除在外的東亞經濟整合，並以TPP引導東亞的經濟一體化，最後則是在軍事上持續維護美國在東亞的軍事優勢，並保有介入區域熱點的軍事能力，而總體的目標就是要在亞太地區「維持一個穩定的安全環境，加強以經濟開放、和平解決爭端、尊重普世權利和自由為基礎的地區秩序。」簡言之，將戰略重心移往亞洲，是當前美國全球戰略的重要一環，而在經濟、軍事、外交及至於社會文化上，採取「再平衡」的策略，則是其具體的外交實踐。 三、亞洲國家的反應 […]

柯承亨 前國防部副部長 長島議員與金田理事這兩篇探討日本在亞太地區新安全保障政策的論文，是近年來罕見的佳作。 兩位先生的論文中，所提到的共通問題如下： 一、日本與台灣都是海洋國家，也同樣是民主國家，有共同的價值、共同的利害關係。確保海上生命線的安全暢通，對美日以及亞太區域都是至關重要的問題。 二、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增強，綜合國力的提昇，中國開始從陸權國家走向海權國家，不僅挑戰東海、南海既有的國際海洋秩序，也以建構具海洋作戰能力的大洋海軍為目標。 三、自1996台海危機以後，中國開始強化｢反介入/拒止能力｣(A2/AD能力)，以阻止國美在亞太區域兵力的投入，隨著各種新型機艦的增多部署與反艦飛彈精確打擊能力的提昇，這種｢反介入/拒止能力｣已越來越強。 四、美國面對國內經濟的疲弱、國防預算的刪減，對國際衝突介入的有心無力，日本應如何因應？如何建構新的安保政策？ 五、今年年底『美日防衛合作指針』的修訂，如何透過與美國的協調、緊密的合作，將區域的盟國與友好國家納入？ 長島議員的論文中，非常詳細的分析解放軍海軍從西元2000年以前僅具在中國海域活動的能力，到2004年11月中國核潛艇首度在日本領海潛航；2008年10月解放軍海軍首次穿越第一島鏈，此後逐年穿越日本輕津海峽、宮古海峽、沖之鳥島海域、大隅海峽、宗谷海峽等。足見解放軍海軍在東海、太平洋間出入路線的多樣化與越來越強的大洋巡航能力。 在東海與西太平洋如此，在南海爭議海域情況也相同。解放軍趁著去年與菲律賓在黃岩島之爭佔上風後，在南海爭議海域的動作也越來越大。今年五月間中國不僅開始在南海具有爭議包括赤瓜礁在內的數個島礁填海造陸，以擴大實質控制權。大動作的在西沙群島實施海洋石油鑽探作業，在引起越南極大的反彈出動30艘老舊公務船隻出面阻止後，中國竟運用百艘漁船群體干擾戰術，使越南政府疲於應付。 中國在南海運用這種漁船干擾戰術，係以低成本進行干擾與情蒐，表面上看起來像是漁民基於民族主義衍生的自發性抗議。這將讓對手陷於兩難，如不處理將失去控制權；若用武力對付又會被國際抨擊攻擊平民，甚至使危機升級。 在今年9月2日中國中央電視台播放的新聞節目中，報導南京軍區在進行多層次防空演習的影片，竟有一些防空兵隱匿在漁船上，以便攜式防空飛彈攻擊靶機的畫面。可見未來無論在東海或南海海域如有衝突，解放軍海軍將會運用大量漁船遂行情蒐、干擾，甚至低空防空或消耗敵人彈藥等任務。 面對中國武力對海洋的擴張，長島議員認為吾等若不構築抗衡｢反介入和拒止能力｣的對抗力和抑制體制，那麼第二島鏈終將淪為中國的內海。日本、台灣、韓國、菲律賓都將被完全涵蓋在反介入和拒止的範圍。 長島議員論文中最值得吾人佩服也最值得台灣省思並以為借鏡的，是他主張日本的亞太戰略除深化日美同盟外，作為所有的前提是，需要日本獨自的努力。他認為最大的著眼點是日本應如何超越過度依賴美國而只反應（react）面對事態的被動態度，甚至應繼續活用美國的力量，積極地（proactive）形塑（shape）自國所需的國際環境。為此，他於防衛副大臣內提倡有關安全保障的｢八大改革｣。 這｢八大改革｣從民主黨執政的野田政府提出後，在重返執政的安倍政權繼續被落實，在此，我們看到日本政治家在安保政策｢只有國家，沒有黨派｣的胸懷。這｢八大改革｣中包括日本成立國安會、國防預算的增加、武器出口三原則的解禁，集體自衛權的容認行使這些都已落實，至於在今年年底要完成的『美日防衛合作指針』的重新修訂，對今後亞太安全形勢將具有深遠的影響。 金田理事的論文，一開始就從台灣位居國際海上交通樞紐，戰略地位對美、日的重要性，引申出強化美日同盟對台灣安全保障與防務的必要性。 由於曾任日本海上自衛隊艦隊司令官的優異資歷，金田將軍的論文中有更多軍事層面的分析。他認為台灣的地理位置雖具有戰略優勢，但當前執政的馬政府快速傾中，使得台灣的走向讓地域社會極為擔憂，幸而三月間的｢太陽花學運｣成為政治改革的契機。他甚至認為這使得中國與馬政權的統一政策受挫，強化台灣獨立志向的可能性日增。 金田理事的論文中，特別提到目前中國海空軍的能力，在質與量上已經超越台灣。他具體分析中國可能武力侵台的九種劇本，也點出儘管台海軍力平衡已經朝向對中國有利的方向傾斜，但中國若要侵台，仍然受到地形、天候、以及國際環境和政治的制約。中國侵台與否最大的顧慮並不是台灣的戰力而是美國的介入。 他更具體主張日美應再次共同認識台灣的｢政治價值｣與｢戰略價值｣，提昇命運共同體的意識，以阻止中國統一台灣的霸權野心。亦即日美台必須在海洋勢力共同合作，一起為阻止大陸勢力的中國向太平洋發展的海洋霸權而行動。 金田理事的論文中雖以美日台建立命運共同體為目標，但他也指出現實中由於日本對中的內荏外交，日本和台灣的關係非常曖昧。美日有強固的同盟關係，美國對台也有台灣關係法以支撐對台的防衛，惟獨台日之間的安保形成一個缺口，他因此主張台日未來應設法建立接近於日美澳般的｢實質準同盟關係｣（virtual semi-alliance）。 為此，他大膽建議，一旦台灣有事時日本應謀求與美國共同採取行動在軍事上支援台灣。美國更應表明日本的集體自衛權在必要時適用於台灣。為了尋求美日同盟在法制面對台灣的支持根據，金田理事更進一步主張在今年年底修訂的美日防衛合作指針，不將台灣排除在周邊有事之外，只要符合一定條件，台灣就成為｢行使集體自衛權的對象｣，最終目標則是日本要制訂『臺灣關係法』。 相對的，他也點出台灣在自我防衛決心與準備的不足。諸如一旦日本要同意對台行使自衛權時，台灣究竟算不算是｢國家｣？以及台日也存在釣魚台主權之爭是否會影響到日本集體自衛權的適用？ 金田理事在台灣自我防衛與安全保障也提出了具體的建言。他同時提出對台的期待，他期待台灣做為一個自由民主主義國家除要防衛自己外，還要認真提昇台灣周邊海域和海上通道的防禦能力。他尤其希望在南海議題上，台灣應明確說出與中國以歷史曖昧主張為依據的不同立場，如此，美日與國際社會都會大表歡迎，台灣藉此正式參加海上安全保障聯盟(MSA)也將成為可能。 長島議員與金田理事的論文中，對中國軍力的擴張與對國際海洋秩序的挑戰有著共同的憂慮。不論是長島議員所主張的台日兩國應有政治層級的戰略對話或是成立足以將台灣與中國都納入的亞洲版歐安組織；或是金田理事主張的在美日防衛合作新指針將集體自衛權的使用納入台灣以及日本應制訂『臺灣關係法』。兩位先生對台日兩國共有利害、有共同價值觀、秩序觀，應強化兩國安保合作以對區域作出貢獻的主張，立場相當一致，他們對台灣的支持與期許更令人感佩。 為落實長島與金田兩位先生強化台日安保合作的理念，個人以為，以下幾個方向我們必須共同努力： 一、日本政府應解除或放寬不合時宜的台日官員互訪禁令。當中國國台辦主任張志軍與台灣陸委會主委都可互訪，當中國部長級官員與省領導高層都可絡繹不絕來台時，日本政府實應解除放寬對高層官員訪台的禁令，以儘速提昇台日交流。 二、日本政府應以反恐或海上救難的名義，正式與台灣建構反恐或海上救難的對話機制與例行演練。台灣與中國自2008年12月兩岸首度直航以來，雙方至今已經進行過三次海上救難演習。今年8月7日兩岸更出動550餘人，動用船艇20餘艘與救難直昇機數艘，將演練的場域從以前的「兩門」（廈門與金門）轉移至「兩馬」（馬尾與馬祖）。日本與台灣同為海洋國家，更應強化海上救難的演練。 三、台日應正式建立情報分享與安保對話機制。日本武器出口三原則已解禁，短期內對台出售武器即使有困難，也應考慮在高科技的軍工技術或關鍵性零組件與材料上適度移轉台灣，以協助強化台灣的防衛能力。 四、在今年年底美日防衛合作指針的修訂中，應明確把台海周邊有事納入集體自衛權的行使範圍。日本政府應儘速研擬制訂臺灣關係法。 長期目標則是在亞洲成立可以將台灣與中國都納入的安保對話機制。在此之前，美日台三國應正式建構三方的情報分享與安保對話機制。

金田秀昭 岡崎研究所理事、前日本海上自衛隊護衛艦隊司令官 對日本而言，台灣不僅是一衣帶水的鄰國，更是坐落在貫通亞太區域的國際海上交通樞紐，並位於顯著的航路收束點（choke point）。台灣這個鄰國攸關海洋國家日本的生存與繁榮，其戰略重要性是不言可喻的。同時，甚至不用從每次美國藉由軍事介入中台危機的歷史經緯就可以得知，對身為日本的盟友── 美國而言，台灣是美國在亞太地區的中國戰略的關鍵夥伴，此點是無庸置疑的。在中國對亞太區域或台灣施加越來越大的政治、軍事和經濟壓力下，台灣以民主主義國家儼然存在。作為一個民主國家持續發展的「政治價值」，加上台灣本來就存在的區域安全保障及國防上的「戰略價值」，對於美日兩國而言，台灣特別具有致命性的重要意義。 以下將敘述：先假設台灣被中國給控制住，進行分析會發生什麼情況或造成何種損失。藉由這些分析，便可明顯看出台灣對美日兩國或亞太區域的重要性，因而導出美日同盟強化和台灣的安全保障及防務關係的必要性。 第一，如果讓中國這個非民主的一黨專政國家統治台灣的話，東亞和西太平洋地區整體情勢將全面動搖，對各國的民主鞏固和發展，或透過民主程序的國家運作等各種內政及外交層面，都會產生惡劣影響。 第二，台灣民主主義的挫折將導致抗衡中國對東南亞國家施加壓力的防波堤崩潰與消滅，進而增加中國（中華）化骨牌效應的可能性。日本將喪失二次大戰以來在該地區努力構築的政治和經濟影響力。 第三，雖然台灣國民有被日本統治的經驗，但在亞洲也是個非常突出的國家，並且也是個對日本和日本國民深具好意的友好國家。放棄這個難得的真正盟友，日本的損失是無法估量的。 第四，台灣的防衛是美國承諾的證明，因此台灣防衛上的失敗意指美國迴避其在國際政治上的重大責任，不可避免地將造成美國權威的下滑。 第五，由中國對台灣持續展現軍事力，阻礙區域戰略上最重要的台灣周邊海域的軍事及商業利用，成為對美國和日本來說可以被稱為生命線的軍用及商用海上通道的致命威脅。 對另一方的中國而言，台灣也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東海和西太平洋邊界線的南西諸島與台灣本島相連，構成中國所謂第一島鏈的防衛線，因此包括大型轟炸機或水面艦艇、潛艇的中國海空軍部隊進出西太平洋時，都必須通過日本的南西諸島或台灣周邊海域。如果中國將台灣納入控制之下，就得到自由的戰略通航路線。如此一來，對中國而言，戰略上定位為「核心利益」的台灣，不僅擁有致命的重要意義，並且可以將中國控制下的台灣作為基點，在西太平洋持續展開強而有力的軍事力量。 國民黨的馬政權採取傾向中國的融和政策，但對自李登輝政府執政以來便享有自由開放民主主義的大多數台灣國民而言，都不希望被共產黨一黨獨裁國家的中國統治，無論是何種形式的統治方式。今年3月，馬政權試圖強制批准中台間旨在開放服務業市場的『服務貿易協議』，對馬政權抱持危機感的學生發起「太陽花運動」佔領立法院阻止國會批准『服務貿易協議』。由於台灣國民大多數支持這個運動，明確表示反對中國推動的統一政策，使得中國與馬政權的目的遭到挫折。 勿寧說，台灣強烈希望與如同日本和美國這樣擁有共同價值觀的自由民主主義國家共生，並受到來自這些國家的強力支持。特別是在安全保障層面，台灣希望強化與日本和美國的關係。然而，中國和台灣的軍事平衡於近年來迅速倒向中國，來自中國的軍事壓力也正在逐步加強。現在是日本和美國再次共同認識到台灣的「政治價值」和「戰略價值」，提昇所謂「命運共同體」意識的重要時刻，日美台三國應該構築更進一步的安全保障及防衛合作，團結一心來共同阻止中國統一台灣的霸權野心。 那麼日本和美國應該採取何種對策較為妥當呢？兩國在1970年代與台灣斷絕正常外交關係之後，儘管有些曲折迂迴，美國仍透過『台灣關係法』以某種方式在安全保障與防衛層面繼續協助台灣。例如1996年的台海危機或其他類似危機，美國一再在中台衝突的危機之際，以武力牽制中國。但另一方面，日本可能是畏懼來自中國的壓力，尚未以作為一個國家的身份作出任何明確的支持。今日，美國在政治、經濟兩面的影響力開始出現變化，取而代之的是中國十分明顯且公然的霸權行為，在美中軍事平衡已經越來越不是美國絕對主宰的情況下，日本應該採取什麼對策呢？ 從亞洲太平洋地區的大陸勢力和海洋勢力對立的構圖來看，面對想在海洋獲得區域霸權的大陸勢力中國，除了在包括遼闊海域在內的整體局勢具有影響力的樞紐海洋勢力美國以外，就是同樣身為重要海洋勢力，並正面位於中國遠洋發展的日本和台灣。日美台必須以海洋勢力的身分下共同合作，一起為阻止大陸勢力的中國向太平洋方面發展海洋霸權行動。這是為維持與發展亞太區域民主及安定的環境所不可避免的。 日美台三國在地緣政治環境、地形條件、國土面積、語言、民族、宗教、文化等方面都有不同的特性，但共同具備作為海洋國家的基本條件。其中一個共通點便是海洋國家的生存和繁榮有很大程度取決於海洋使用的自由性。透過海洋提供繁榮的基礎，日美台三國擁有共通的自由開放的民主主義國家體制。 不過，日美台三國在安全保障的關係並非是萬全的。日本和美國之間有強固的同盟關係，美國和台灣雖然沒有正式外交關係，但透過『台灣關係法』在防衛裝備層面上存有實際上的支援關係。另外就像美國在1996年台海危機時緊急派遣兩支航母特遣部隊等行為，雖然有時美台兩國因各自的政權輪替而出現若干的「擺動不定」，但歷年來都能夠證實美台之間確實存在「實質性聯盟（virtual alliance）」。相較於美台的「雙邊關係」，日本和台灣的關係則顯得非常曖昧。其主要原因是日本對中國的軟弱外交。但今後不僅要重視日台之間經濟、產業及文化交流，在外交、防衛及保安等方面，台日關係至少要接近如同日美澳般的「實質準同盟（virtual semi-alliance）」，此點至關重要。 日本在第二次安倍政權下，於2013年12月制定「國家安全保障戰略」，提出「基於國際協調原則的積極和平主義」的新國家理念。以此點為基礎，日本開始展現：「逐漸脫離戰後一貫持續的一國和平主義的束縛，在國際合作活動中，轉向提供與日本國力及國情相稱的貢獻」。以今（2014）年四月安保法制懇談會的答辯為契機，日本展開針對所謂灰色地帶的事態對應、構築國際和平活動、集體自衛權的行使或集體安全保障措施的參加等憲法解釋的議論，透過執政聯盟內部協議等方式，積極將討論場所轉移到國會，進而透過今年7月1日的內閣決議，正式提出容認「有限集體自衛權的行使」等的憲法解釋。今後，在它被納入今年年底的『日美防衛合作指針』的修訂後，就可能在明年國會會期期間審議相關立法時進行討論。屆時，將台灣作為集體自衛權行使或集體安全保障措施的對象是必然的結果。而關於目前仍然停留在針對朝鮮半島局勢的『日美防衛合作指針』或相關法制，也應該進行修訂，將台灣海峽事態列入範圍之內。 冷戰結束後，美國以其優異的軍事力量，以作為世界警察的身分為創造和維護全球和平提出不小的貢獻。但目前美國在國內外皆遇到許多挑戰，歐巴馬政權第二任期內，迷走於敘利亞、烏克蘭、伊拉克及以色列等接連不斷的國際問題，或者從美國對馬來西亞航空被擊落事件的對應來看，都可看出美國目前國際領導力明顯逐漸喪失。雖然美國形式上提出重視亞洲太平洋地區的政策方針，但在面臨大幅削減國防預算的窘境之下，要落實這項政策是很不容易的。面對這樣的現實，美國需要亞太區域的同盟國或友好國在安全保障層面提供過去所未曾出現的支援和協助規模。 然而，以今年五月中國突然在南海開始強行以大型海底勘探鑽機進行海底挖掘工作而引發中越衝突為契機，美國對中國的態度明顯發生變化。在六月初的香格里拉會議上，包括這件議題在內，中國展現毫無停止跡象的霸權行為，因此美國國防部長黑格爾（Charles Hagel）直接點名批評中國。對於此點，不僅是日本和東協各國，連參加會議的歐美各國都明白並採取相同姿態，中國代表（國防部長拒絕出席，由層級較低的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出席）面對各種質問則無言以對。 在民主化方面，雖然台灣在美日台三國中是最慢的，但與中國一直維持政治和軍事的對等關係，並取得顯著的經濟發展，進而做為防止東南亞被中國（中華）化的防波堤。同時正如前面已經提到過的，台灣在地緣政治的戰略價值是毋庸置疑的。然而，近幾年馬政權快速傾向中國的態度，使得台灣的走向讓亞太地區各國極為擔憂，但這次的「太陽花學運」成為政治改革的契機，一般認為會使台灣國民朝更自立的方向覺醒，並極有可能強化台灣的獨立志向。 如果觀察日中關係的現狀，存在釣魚台列島、東海專屬經濟區（EEZ）相關的日中境界線（中間線或大陸礁層）、沖之鳥島在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定位（是島或是岩）等涉及領土或權益爭端的實際問題。對於這些問題，最近中國對日本一再公然採取強勢對應。近年來，中國漁船在日本釣魚台列島領海對海上保安廳巡邏艇的故意衝撞、中國艦隊在西太平洋和東海的行動、與上述相關聯的大型轟炸機轟6的編隊飛行、早期預警機Y-8和無人偵察機等示威行動，可以說已經日益常態化。特別是2012年9月日本政府將釣魚台列島的所有權轉移為國有之後，中國海監或漁政等政府公務船（現在統一為海警）一再於釣魚台列島侵入日本領海、進行非法活動並讓海監所屬飛機侵犯日本領空，或者是中國海軍驅逐艦以FC雷達照射日本海上自衛隊護衛艦、單方面設定防空識別區（ADIZ）、無預警地異常接近於公海進行監視的自衛隊飛機等日本不容忽視的問題頻頻發生。 再看中美關係的現狀，美國在冷戰結束後，常為反映當時的世界局勢或國內情況，而改變美國本身對中國的態度。但基本上由於中國存在非民主的政治體制或「黨指揮槍」等體制問題，或是壓迫人權，保有或增強可能攻擊美洲大陸的彈道飛彈、海空軍力的強化而霸權式的進出海洋等行為，中國已成為美國在亞洲太平洋地區權力遊戲的競爭對手與最大的潛在對立者，進而讓美國加強對中國軍事力的警戒。 再看台灣與中國關係的現狀，中國一向主張「一個中國」的原則，採取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問題的立場。同時，中國將台灣定位為「核心利益」，並提出對台動武的三個條件： ①台灣宣佈獨立 ②外國佔領台灣 ③台灣當局長期無限期拒絕和平協議解決統一問題 在上述三點的基礎下，中國藉由政治恫嚇及軍事威脅的形式，一再表達武力統一台灣的可能性。 接著，以軍事為焦點來看美日台與中國之間的關係。 圍繞迅速現代化的海軍和空軍部隊，中國不僅在東海與台灣周邊海域，甚至意圖對日本周邊海域、南海以及西太平洋展開霸權性的海洋進出。同時，近年來中國以海空軍兵力為中心將戰力急速的現代化，並毫無止境地試圖擴張本身勢力。目前中國海空軍的能力，不僅是在數量方面，在質的方面也已經超越台灣的海空軍兵力。特別是以台灣為射程範圍的短程彈道飛彈更是異常地快速增強，造成台灣國民極大的不安。 但是，當中國真的要入侵台灣時，它擔心的最大障礙不是台灣的戰力，而是美國的動向，特別是美國強大的海空軍事力量。也就是說，至少從軍事面的角度來看，中國也意識到兩岸關係與美中關係幾乎是同義詞。 要武力進攻台灣，中國就要有不惜與美國軍事對決的覺悟。關於軍事對決的形態，從地勢上來看，必然是要與海上或航空的軍事優勢有關。中國越是認真想攻打台灣，就越難以避免與美國海空軍力衝突。中國以不敗為目的整備進攻台灣戰略的過程中，無可避免地會與想要維持東亞及西太平洋軍事優勢的美國產生摩擦。因此，中國從以前就一直以統一台灣作為針對外界的藉口，實質上相較於台灣議題，中國更將中美之間的軍事對決置於最前方，進而著手真正的軍事整備。現在中國所謂的「反介入/拒止（A2/AD）」（2009年美國國防部報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軍事力》）的對美戰略構想中就呈現這樣的特徵。中國以確立在台灣周邊海域和西太平洋地區的阻止美國介入戰略為目標，以持續成長的經濟力為背景，逐步增強軍備。近年來中國的政治領導人甚至沒有試圖隱藏朝向霸權主義的國家意識。 中國在1980年代中期訂立「近海防禦戰略」，其後就朝這個方向發展。中國將連接南西諸島、台灣、菲律賓以及婆羅洲的第一島鏈視為絕對防禦線，一面在內側的南海及東海的島嶼部構築軍事據點，另一面則展開包括強襲兩棲攻擊能力在內的各種軍事力量（包括海上民兵、海岸警衛隊等準軍事部隊）。緊接著，中國再劃定排除他國軍事利用但自己可以加以管理的海域，即所謂「拒止（AD：Area Denial）」的構想。AD成為中國在東海及南海採取強硬且強壓行動的原理。最近中國的官方見解是視為這些海域為與台灣相同的層次，並稱其為所謂的「核心利益」。 另一方面，在第一島鏈防禦線外側的西太平洋海域，則是採取阻止美國海空軍接近的「反介入（A2：Anti-Access）」構想，以現代化和增強航空母艦、核潛艇、隱形戰鬥機及長程轟炸機等海空軍力量為首，大幅提高中長程地對艦彈道飛彈和巡弋飛彈、太空武器及網絡戰的能力。除了這些之外，中國也一直保持著游擊戰、指令戰或布雷等傳統的非正規戰爭能力。換句話說，中國以實現構成第一島鏈防禦線內外雙重防衛態勢的A2/AD構想為目標，謀求增強軍事力量和軍事基地。根據最近美國國會的報告，中國計畫在2020年達成世界第一的艦艇建造數量的同時，並追求達到俄羅斯現在的軍事技術水準，並希望於2030年達到美國現在的軍事技術水準。 台灣馬英九總統提倡「固若磐石」的國防建設方針以及「防衛固守、有効抑止」的軍事戰略，將總兵力大幅削減，並計畫於2014年底將原本由徵兵制和志願役構成的台灣軍，改造成全面志願役的募兵制。以下是我所理解的台灣軍兵力現狀。 台灣陸軍由21萬5千人構成3個軍團的39個旅和3個旅的海軍陸戰隊，此外還包括在緊急情況時陸、海、空軍合計可以投入約165萬人的後備部隊。在海上戰力方面，有從美國購買的紀德級驅逐艦，最近將再從美國引進佩里級護衛艦。航空戰力則擁有F-16A/ B型戰機、幻象2000戰鬥機以及經國號戰機。台灣軍雖然重視先進科學技術的引進以及聯合作戰能力的整備，但裝備的現代化仍然是一個緊迫的課題。美國國防部雖然迄今基於『台灣關係法』出售武器給台灣，但台灣方面希望購買的F-16C / D戰機或潛艇則沒有取得任何進展，未來的動向值得關注。 近幾年，中國軍事力量一直快速提升的結果，讓中國和台灣的軍事平衡整體朝向對中國有利的方向，未來台灣自己的軍隊現代化以及美國對台軍售等將成為關鍵。 若比較中國和台灣軍事力的現狀： ①中國登陸入侵台灣本島的能力雖然是有限的，但近年中國如建造大型登陸艦等，謀求提高登陸入侵的能力。 ②在海軍和空軍力量方面，中國在數量上是壓倒性的優勢。在質的方面，最近幾年中國海空軍的現代化相當顯著。 ③中國已經擁有許多將台灣納入射程範圍的短程彈道飛彈，但台灣缺乏有效應對的手段。 再看台灣本島周邊的作戰區域的特徵： ①靠近中國的金門、馬祖、澎湖群島雖然設有要塞防衛，但也住有不少居民。 ②台灣海峽的船艦通航寬度約130〜160公里，全域水深在100公尺以下，由於過淺而不適合潛艇行動，在颱風季節的渡海或空中作戰都會變的很艱難。 ③在台灣本島周邊，西岸部分幾乎都是淺灘且泥濘的狀態，因此登陸作戰難度非常高，特別是徵用民間的漁船商船進行登陸時會更顯得困難。 ④在台灣本島，政治經濟中心、重要軍事基地及主要交通網都主要集中在西部，目前東部地區的軍事基地及交通網正在開發中。 ⑤台灣東部（與那國島西方）海峽及巴士海峽，船艦通航寬度事實上等於是無限制的，水深都高於百米以上，適合潛艇行動，但在颱風季節的水上及航空作戰都有困難。 […]

金田秀昭 岡崎研究所理事、元日本海上自衛隊護衛艦隊司令官   台湾は、日本にとって一衣帯水の隣国であるのみならず、地域を貫通する国際的に枢要な海上交通路における顕著な航路収束点（チョークポイント）に位置しており、隣国である海洋国家日本の生存と繁栄にとって、その戦略的な重要性は論を待たない。日本の同盟国である米国もまた、中台間に危機が生じるたびに軍事介入してきた歴史的経緯を見るまでもなく、台湾をアジア太平洋地域における対中国戦略上の枢要なパートナーとして見ている事は疑い無い。中国が、地域や台湾に対し、政治、軍事、経済面での圧力を強めている中で、台湾が民主主義国家として厳然として存立しつつ、先進国家として発展を続ける「政治的価値」と、台湾が固有に持つ地域安全保障・防衛上の「戦略的価値」とは、取り分け日米両国にとって致命的に重要な意義を持っている。 このことは次に述べるように、台湾が中国の支配下になったと仮定した場合、どのような状況が生起し、何を失うかということを分析すれば、日米両国や地域にとっての台湾の重要性が明白となり、日米同盟と台湾の安全保障・防衛上の関係強化の必然性が導き出される。 第1に、中国という非民主的な一党独裁国家により台湾が支配されることになれば、東アジア・西太平洋地域全体で動揺が広がり、各国の民主化の定着や発展、民主的プロセスによる国家運営など、内政、外政の何れにも悪影響を及ぼす｡ 第2に、台湾における民主主義の挫折により、中国の東南アジア諸国への圧力に対抗する防波堤が決壊、消滅する結果、ドミノ的に中国（中華）化が進捗する可能性が高まり、戦後営々と築き上げてきた同地域での日本の政治的・経済的影響力を喪失する。 第3に、台湾国民は、日本による統治という経験を有しながらも、アジアの中でも突出して、日本および日本国民に好意を寄せる友好国であり、この得難い真の友邦を見捨てることに伴う損失は計り知れない。 第4に、台湾防衛は米国のコミットメントの証しであり、この失敗は米国の国際政治上の重大責任の回避を意味し、米国の権威失墜は不可避となる。 第5は、台湾への中国軍事力の常続的プレゼンスにより、地域戦略上、最重要な台湾辺海域の軍事、商業利用が阻害され、日米両国にとって生命線とも言うべき軍用、商用海上交通路への致命的な脅威となる。 一方の中国にとっても、台湾は戦略的に重要な意味を持つ。東シナ海と西太平洋の境界線となる南西諸島は台湾本島と接し、中国のいう第１列島防衛線を構成しており、大型爆撃機や水上艦、潜水艦を含む中国海空軍部隊が、西太平洋方面に侵出する際には、わが国の南西諸島列島線か台湾周辺海域を通過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中国が台湾を支配下におけば、自由な戦略的通航路を得たことになる。このように中国にとっても、「核心的利益」とする台湾の戦略的位置づけは、致命的に重要な意味合いを持つだけでなく、何としても中国の支配下に置いて、台湾を基点に、有力な軍事力を常続的に西太平洋に展開したいと考えることであろう。 国民党の馬政権は、中国に傾斜した融和政策をとってきたが、李登輝政権以来、自由で開かれた民主主義を享受してきた大多数の台湾国民は、如何なる形にせよ共産党による一党独裁国家である中国の支配下に入ることは望んでいない。本年3月、中台間のサービス分野の市場開放を目指す「サービス貿易協定」を強権的に批准しようとした馬政権に対し、危機感を抱いた学生活動家の「ひまわり運動」によって立法院が占拠され、批准は阻止された。台湾国民の大多数は、この運動を支持することにより、中国の進める統一政策に明確に反対する意思を表明し、馬政権と中国の目論見は挫折した。 台湾は、むしろ日米など価値観を共有する自由民主主義国家との共生や、これら諸国からの力強い支援を強く望んでおり、とりわけ安全保障面では、日米との関係強化を望んでいる。しかしながら、中台の軍事バランスは、近年急速に中国優位に傾いており、中国からの軍事的圧力も次第に強まりつつある。今こそ、日米両国は、台湾の持つ「政治的価値」と「戦略的価値」に関する認識を改めて共有し、いわば運命共同体的意識を高め、日米台３国の、より踏み込んだ安全保障・防衛協力関係を構築して、一丸となって中国による台湾支配の覇権的野心を阻止すべきである。 ではそのために、日米両国は、如何なる対応策を採れば良いのか。両国は、1970年代に台湾との正常な国交を断絶したが、曲がりなりにも米国は、台湾関係法により安全保障・防衛面での台湾支援を続けており、1996年の台湾海峡危機など、繰り返された中台衝突の危機に際しては、実力を持って中国を牽制してきた。しかし一方の日本は、中国からの圧力を恐れる余りか、国家としての明示的な支援は一切なされてこなかった。今日、米国の政治、経済、両側面での影響力に翳りが見え始め、代わって中国のあからさまな覇権的振る舞いが目立ち、米中の軍事バランスも、米国絶対優位とまでは言えなくなって来た状況下において、日本が採るべき方策は何か。 アジア太平洋地域における大陸パワーと海洋パワーの対立という図式で見た場合、海洋にも侵出して地域の覇権を獲得しようとする大陸パワー中国に対し、広大な海域を含む地域全体に影響力を持つ枢要な海洋パワーである米国とともに、重要な海洋パワーとしての位置付けを持つのは、中国の外洋進出の出口正面に立ち塞がる日本と台湾である。日米台は、海洋パワーとして、一致して大陸パワー中国の太平洋方面における海洋覇権を阻止すべく連携して行動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それは地域の民主的かつ安定的な環境を維持し発展させるためにも必須だからである。 日米台の３カ国は、地政学的環境、地勢的条件、国土面積、言語、民族、宗教、文化などの面で、異なる特性を有する一方、海洋国家としての基本的条件を共有し、国家の生存と繁栄を、海洋の自由利用に大きく依存するという共通点を有している。海洋を通じた繁栄の根拠を提供するものは、日米台に共通する自由で開かれた民主主義という国家体制である。 しかし日米台３カ国の安全保障上の関係は万全ではない。日米間には強固な同盟関係があり、米台には正式な国交関係はないものの「台湾関係法」による防衛装備面での事実上の支援関係が存在し、また1996年の台湾海峡危機時の２個空母機動部隊の緊急展開など、時々の政権による若干の「揺れ幅」はあるものの、米台が「実質的な同盟（Virtual Alliance）」関係にあることは立証されてきた。この「２辺」に比較し、日台の関係は、極めて曖昧である。この主因は､日本側の対中弱腰外交に基づくものであるが､今後は経済、産業、文化といった面での交流のみならず、外交、防衛、保安などをも含め、少なくとも日米豪のような「実質的な準同盟（Virtual Semi-Alliance）」に近づけていくことが肝要である。 日本は第2次安倍政権下、2013年12月に策定された「国家安全保障戦略」に示された「国際協調主義に基づく積極的平和主義」という新たな国家理念に基づき、戦後一貫して続いた一国平和主義の呪縛から漸く脱却し、国際協力活動において国力、国情に見合った貢献をする方向に転ずる国家意思を示し始めた。本年4月の安保法制懇の答申を契機として、いわゆるグレー・ゾーン事態や国際平和構築活動、集団的自衛権の行使や集団安全保障措置への参加を巡る憲法解釈を巡る論議が、与党内協議など国会に場を移して活発化し、本年7月1日の閣議決定により、「限定的な集団的自衛権の行使」等を容認する憲法解釈が正式に示された。今後は、年末の日米防衛協力指針の改訂に取り込まれたのち、来年の通常国会での関連法制の審議へと結びつくこととなっている。この際、台湾を集団的自衛権の行使や集団安全保障措置の対象としてみなすのは当然として、現状、朝鮮半島事態を想定するに留まっている日米防衛協力指針や関連法制については、台湾海峡事態も視野に置く形で改訂されるべきである。 米国は冷戦終了後も、その卓越した軍事力により、世界の警察官として、グローバルな平和の創生と維持に少なからず貢献してきたが、目下、国内外に多くの課題を抱える中にあって、第2次オバマ政権は、シリア、ウクライナ、イラク、イスラエルと続く国際問題での迷走やマレーシア航空機撃墜事件への対応ぶりに見るごとく、今や国際的な指導力を著しく失いつつある。同政権は、アジア太平洋地域を重視する政策にシフトするとの方針を形式的には見せているものの、国防費の大幅削減などを迫られる中で、その実現は容易ではなく、実現に向けては、地域の同盟国や友好国による、かつて無い規模の安全保障面での支援、協力を必要とする状況にある。 しかし本年5月、南シナ海で突然強引に開始された中国側の大型海底探査リグによる海底掘削作業に関連して生起した中越衝突を契機に、米国は、明確に対中姿勢を変化させた。6月はじめのシャングリラ会議で、ヘーゲル国防長官は、本件を含めた中国の止まることのない覇権的振る舞いについて、中国を名指しで非難した。これに対して、日本やASEAN諸国のみならず、欧米参加者なども同調する姿勢を鮮明にし、中国代表（国防部長は招待を断り、格下の人民解放軍副総参謀長が出席）が質問攻めに会い、立ち往生する始末となった。 台湾は、民主化という点については3国の中で最も後発であるが、中国との政治的、軍事的対立関係を維持したまま、目覚しい経済的発展を遂げ、東南アジアの中国（中華）化の防壁として存在し、また既に触れたように、その地政学上の戦略的価値は疑いも無く大きい。しかし、最近では馬政権の急速な中国よりの姿勢が見られ、その成り行きが地域社会から心配されていたが、今回の「ひまわり運動」が政治改革の契機となって、台湾国民をより台湾自立の方向に覚醒させ、台湾の独立志向を強固なものにしていく可能性が高いと考えられる。 日中関係の現状を見ると、尖閣諸島、東シナ海の排他的経済水域（EEZ）に係る日中境界線（中間線か大陸棚か）、沖ノ鳥島の国連海洋法条約上の位置付け（島か岩か）など、領土や権益に絡む係争が現実問題として存在し、最近これらの問題に関して、中国が日本に対し、あからさまに強圧的な対応を繰り返すようになった。近年は、尖閣諸島領海内での中国漁船の海保巡視船への意図的衝突、東シナ海や西太平洋での中国艦隊の行動や、この動きと連動した大型爆撃機H－6の編隊航行、早期警戒機Y―8や無人偵察機などによる示威行動などが常態化している。特に2012年9月の日本政府による尖閣諸島の所有権移転後は、海監や漁政などの政府公船（現在は海警に統一）による尖閣諸島での再三にわたる領海侵犯や不法活動、海監所属機の領空侵犯などに加え、中国海軍フリゲート艦による海自護衛艦へのFCレーダ照射、独善的な防空識別区（ADIZ）の設定、公海上で監視飛行中の自衛隊機への無警告異常接近など、日本にとって看過できない問題が頻発している。 米中関係の現状を見ると、米国は、冷戦終了後、その時々の世界情勢や米国内事情を反映する形で、対中国姿勢を変化させてきたが、基本的には、その非民主的政治体制、党に隷属する軍といった体制的問題や人権弾圧、米大陸を攻撃可能な弾道ミサイルの保有やその増強、海空兵力強化を伴う覇権的な海洋侵出などから、アジア太平洋地域における米国のパワーゲームの競争相手、最大の潜在的対立者として位置付けており、中国の軍事力の強化を警戒している。 中台関係の現状を見ると、中国は、台湾は中国の一部であり、台湾問題は中国の内政問題であるとの立場で、「一つの中国」の原則を主張してきた。同時に中国は、台湾を「核心的利益」と位置づけ、台湾への武力行使の条件として、①台湾の独立宣言、②外国による台湾の占領、③台湾当局による統一問題平和解決協議の無期限の拒否、の三点を示すなど、政治的恫喝や軍事的脅迫という形で、台湾の武力統一の可能性も繰り返し表明している。 軍事面に焦点を当て、日米台と中国の関係を見るとどうなるか。 中国は、東シナ海や台湾周辺海域のみならず、日本周辺海域、南シナ海、西太平洋への覇権的な海洋侵出を図り、また近年は、海空軍兵力を中心に戦力を急速に近代化し、止め処なく勢力の拡張を図っている。現時点では既に、海空軍の能力は、量のみならず、質的にも台湾の海空軍兵力を凌駕している。特に、台湾を射程に収める短距離弾道ミサイルの異常に速いテンポでの増強は、台湾の国民に多大な不安を与えている。 しかし中国が台湾に本格的に侵攻する際に、最大の障害となると意識しているのは、台湾の戦力ではなく、米国の動向、特にその強大な海空軍事力である。即ち、中台関係は、少なくとも軍事面から見れば、米中関係とほぼ同義であると認識すべきである。 台湾攻略のためには、中国は、米国との軍事対決をも辞さない覚悟が必要となるが、軍事対決の様相は、地勢的に見て、必然的に海上や航空における軍事的優勢（海上・航空優勢）を巡るものとなる。中国が台湾攻略に本気になればなるほど、米国の海空軍事力との衝突は避け難くなる。中国が台湾攻略における不敗の態勢整備を進めていこうとする過程で、東アジア・西太平洋での軍事的優位を維持しようとする米国との摩擦が顕在化していくことは不可避となる。そのため中国は、以前から、対外的には台湾統一を口実としつつ、実質的には台湾の先、即ち米軍事力との対決を念頭において、本格的な軍事力の整備に着手してきた。現在では、近接阻止・地域拒否（A2/AD）と称される対米戦略構想（2009年米国防省報告「中華人民共和国の軍事力」）にその特徴が示されるように、台湾周辺海域や西太平洋における対米阻止戦略の確立を目指して、成長を続ける経済力を背景に軍備を増強しつつあり、近年の政治指導者は、覇権主義に突き進む国家意識を隠そうともしない。 中国は、1980代中期に「近海防御戦略」を立案し、以後それを発展させてきた。南西諸島、台湾、フィリピン、ボルネオ島を結ぶ第一列島防衛線を絶対防衛線とみなし、その内側にある南シナ海や東シナ海の島嶼部に軍事拠点を構築する一方、現在では強襲揚陸能力を含む多種多様な軍事力（海上民兵、海警などの準軍事力を含む）を展開している。このようにして軍事的に他国の利用を拒否し、自らが管制可能な海域に仕立て上げる「地域拒否（AD：Area Denial）」構想を打ち立てており、南シナ海や東シナ海での中国の強引かつ強圧的な動きの原理となっている。最近では中国の公的な見解として、これら海域も台湾と同様に「核心的利益」と呼称されるようになった。 一方、第一列島防衛線の外側の西太平洋海域では、米海空軍力の接近を阻止する「近接阻止（A2：Anti－Access）」構想を有しており、航空母艦、原子力潜水艦、ステルス戦闘機、長距離爆撃機などの海、空軍力の近代化、増強をはじめ、中・長射程の対地・対艦用の弾道・巡航ミサイルや、宇宙兵器、サイバー戦能力を大幅に強化している。これらに加え、ゲリラ・コマンドウや機雷敷設など、従来型の非正規戦能力も維持している。即ち中国は、第一列島防衛線の内外に二段構えの防衛態勢を構成するA2/AD構想の実現を目指し、軍事拠点や軍事力の増強を図っているのである。最近の米議会報告によれば、中国は2020年までに艦艇建造数で世界一となると同時に、ロシアの現在の軍事技術水準に達し、2030年には米国の現在の軍事技術水準に達するであろうと見積もられている。 台湾は馬英九総統が提唱する「固若磐石（磐石のように堅固）」の国防建設の方針のもと、「防衛固守、有効抑止」を内容とする軍事戦略を採り、総兵力を大幅に削減しつつ、徴兵および志願兵から構成されている台湾軍を、2014年末までに完全志願制に移行させることを目指していると理解している。小生の認識している台湾軍の現状兵力は、以下のとおりである。 陸上戦力は陸軍39個旅団および海軍陸戦隊3個旅団などの約21万5,000人であり、このほか、有事には陸・海・空軍合わせて約165万人の予備役兵力を投入可能である。海上戦力については、米国から導入されたキッド級駆逐艦に加え、近くペリー級フリゲートも導入する予定である。航空戦力については、F-16A/B戦闘機、ミラージュ2000戦闘機、経国戦闘機などを保有している。台湾軍は、先進科学技術の導入や統合作戦能力の整備を重視しているが、装備の近代化が依然として喫緊の課題となっている。米国防省はこれまで台湾関係法に基づき台湾への武器を売却しているが、台湾側が購入を希望しているF-16C/D戦闘機や潜水艦などについては進展が無く、今後の対応が注目される。 近年、中国が軍事力の近代化を急速に進めた結果、中台の軍事バランスは、全体として圧倒的に中国側に有利な方向に傾いており、今後は、台湾自身の軍事力の近代化や、米国による台湾への武器売却などが鍵となっている。 中台の軍事力の現状を比較すれば、①中国の台湾本島への着上陸侵攻能力は限定的であるが、近年、中国は大型揚陸艦の建造など着上陸侵攻能力の向上を図っている。②海・空軍力については、中国が量的に圧倒しており、質的にも、近年、中国の海・空軍力の近代化が著しい。③中国は、台湾を射程に収める短距離弾道ミサイルを多数保有しているが、台湾は有効な対処手段に乏しい。 台湾本島周辺の作戦地域の特徴を見ると、①本土に近接している金門、馬祖、澎湖諸島については、要害化されているが民間人も多数居住している。②台湾海峡については、艦船の可航幅は、130～160km程度であり、全般に水深100ｍ以浅で潜水艦の行動には不適であり、台風期には渡海･経空作戦は困難である。③本島周辺では、西岸はほぼ全面的に遠浅で、かつ泥濘状態であることから上陸作戦には非常な困難を伴う。特に民間徴用の漁･商船による上陸への利用は著しく困難を伴う。④本島においては、西部に政経中枢、重要軍事基地、主要交通網が集中し、東部では軍事基地、交通網を開発中である。⑤台湾東（与那国西）海峡及びバシー海峡では、艦船の可航幅は事実上無制限、水深は100ｍ以深であり、また急速に1,000ｍ以深となる海面に恵まれており、潜水艦の行動に適しているが、台風期には、水上･航空作戦は困難となる。 これらを踏まえれば、軍事的には、中国の台湾侵攻能力は急速に向上しつつあるものの、手段、時期、作戦正面等で制約を受けるとともに、少なくとも現在の国際環境を踏まえれば、政治的な考慮から、依然として限定的なオプションしか選択せざるを得ないであろう。 現時点で大規模な準備なしに実施できる軍事的オプションとしては、決定的な攻略ではない、懲罰的な意図を持って行うシナリオであり、①三戦を活用した精神的な抵抗意思の剥奪、世論の撹乱、②それらに連動した特殊部隊などによる破壊、擾乱、サイバー攻撃、電子戦、EMP攻撃、宇宙空間での対衛星攻撃等による台湾軍のC4ISR機能の破壊、③状況により、各種弾道・巡航ミサイルを台湾近海に撃ち込むなどの威嚇・恫喝などが考えられるが、台湾側の頑強な抗戦意欲があれば、侵攻目的を達成することは出来ないであろう。 しかし何らかの理由で、米国が台湾防衛意欲を失う気配を見せるなど、国際環境が劇的に変化し、更に中国が台湾侵攻に十分な能力を保持するに至ったと自覚した場合における、一定規模の準備、または本格的な準備を必要とする単独または複合の軍事侵攻オプションとしては、サイバー戦などの非正規戦を併用しつつ、④初期段階での台湾側要人、指導層、軍司令部などに対する「司令塔排除作戦」、⑤台湾航空基地、海軍基地、司令部組織などに対する奇襲的な各種ミサイル攻撃と航空攻撃、特殊部隊攻撃、場合により化学剤、生物兵器などの大量破壊兵器を一部使用した侵攻、⑥航空優勢獲得のための航空作戦、海上優勢獲得のための海上作戦、⑦その後の各種弾道・巡航ミサイルや爆撃機・戦闘機を併用した集中飽和攻撃による、台湾側兵力の漸減、機動運用の阻止、各種インフラ中枢、兵站集積地などへの攻撃、⑧全期間を通じた電子戦、サイバー戦、特殊部隊攻撃、台湾機の反撃に対する防空戦闘、宇宙空間からのEMP攻撃なども含めた対衛星攻撃、⑨海空優勢を確保し、台湾陸海空戦力を漸減した後、台湾本島への本格的経空･渡海侵攻、などが考えられる。いずれの場合も、中国としては、米軍が来援する以前に台湾の制圧という既成事実を作為するとともに、対米（日）軍来援阻止のための戦略核兵力、弾道･巡航ミサイル、近代的海空兵力を控置する必要がある。 では台湾の政治的価値と戦略的価値を踏まえ、日本の採るべき対応は如何にあるべきか。 繰り返しになるが、一衣帯水の隣国である台湾は、日本にとって地政学上も、戦略上も重要な位置を占めると同時に、北東アジアの海上交通路の隘路（チョーク・ポイント）となっており、日本や地域全体の安全保障上、重要な意味を持つ。仮に、台湾が中国によって政治的かつ軍事的に制圧された場合、日本は政治面、経済面のみならず、軍事面でも大きな打撃を受けることは自明の理であり、日本は台湾有事に際し、米国と共同歩調を図りつつ、台湾を軍事的にも支援するための行動を採るべきである。 ここで台湾有事における日米台の安全保障関係を考えた場合に重要となるのは、従来、日本政府が「権利は保有しているが行使できない」とする憲法解釈由来の神学論争から脱して、集団的自衛権の問題に現実的に向き合わねばならない。そして同盟国である米国は当然として、必要な場合に、台湾への「集団的自衛権の行使」を可能とする条件を明確化し、更に「武力行使の一体化」といった派生する問題も是正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幸い、前述した様に、安倍政権は本年7月1日、自公両党による与党内協議の末、「限定的な集団的自衛権の行使」等を容認する閣議決定を行い、関係法案の来年の通常国会への上程を目指す構えである。更に、本年末には、限定的集団的自衛権の行使容認を盛り込んだ形で、日米防衛協力指針の改訂を行う運びとなっている。 従来、法制面で見てみた場合、日本が台湾に対する集団的自衛権の行使を行う場合に問題となるのは、主に次の4点であった。即ち、①台湾は、国連憲章にいう「被攻撃国」すなわち「国家」であるのか、②これと関連し、日本と台湾の間において、日米安保条約のような特別な条約締結の必要があるのか、③尖閣諸島は台湾の領土であるとの台湾の主張は、集団的自衛権の行使を正当化する要件としての「被攻撃国との密接性」を否定するものとならないのか、④同様に「自国防衛との相関性」を否定するものとならないのか、という点である。 今般の閣議決定においては、現憲法で認められる自衛の措置としての武力の行使は、次の３要件に該当する場合に限られるものと解されるとして、①わが国に対する武力攻撃が発生したこと、またはわが国と密接な関係にある他国に対する武力攻撃が発生し、これによりわが国の存立が脅かされ、国民の生命、自由及び幸福追求の権利が根底から覆される明白な危険があること、②これを排除し、わが国の存立を全うし国民の権利を守るために他に適当な手段がないこと、③必要最小限度の実力行使に留まるべきこと、を示した。今後、「個別的自衛権」及び「限定的な集団的自衛権」の行使に関する新３要件となる。 ここで、台湾を巡る緊急事態や有事をも想定しつつ、今後の日台安全保障・防衛関係のあるべき姿を求めて見た場合、今般の日本における集団的自衛権の行使等に関する議論を踏まえた上で、今後、日本政府として取り組むべきことは、①今年末を目処に改訂作業が進んでいる日米防衛協力指針の中で、台湾を日米共同による防衛協力対象（周辺事態）から排除しないこと、②一定の条件が整えば、台湾を「限定的な集団的自衛権の行使」の対象とすること、③日米台の安全保障･防衛協力を進展させること、④究極的には、これらを総合した形で、日台関係基本法を制定することである。 更に、日米台３カ国は、近年、中台問題に余り関心を寄せなくなった国際社会に対し、台湾の政治的、戦略的重要性を十分に認知させるための努力を払うべきである。そのための有力な手段の一つとしては、国際的な海上安全保障グループの一員として台湾を参入させることが近道となる。即ち、世界を貫通するシームレスな海上交通路が何らかの形で妨害行為を受け、自由な航行が確保されない恐れが生じた場合などにおいて、広域の海洋安全保障協盟（MSA：Maritime Security Coalition）による協力活動の推進のために、台湾にも役割を分担してもらうことである。MSAは、日米が主軸となり、アジア･オセアニア･インド洋･中東・アフリカ・北極海など、枢要な海上交通路が所在する地域のメンバーで、日米台3国と価値観を共有する良識ある民主主義海洋国家、即ち、ASEAN諸国、豪州、インド、GCC・東アフリカ諸国、NATO・北欧諸国などにより構成される、緩やかであるが、シームレスかつグローバルな海洋安全保障「有志連合」である。 一方、日本として、台湾に安全保障・防衛面で期待するのは、自由民主主義国家としての自国の防衛に加えて、周辺海域やシーレーンの防衛能力向上の真剣な取組みである。台湾として、先ずは米国から導入中の強化されたC4ISR機能を有する海空を主体とする近代的装備の実際的運用に全軍が速やかに習熟して、「総合的な（Comprehensive）制海・制空能力」という近代戦遂行能力を獲得するための努力に国家の総意として邁進することが望まれる。その上で将来に向け、戦略的対潜戦遂行、広域情報収集、弾道・巡航ミサイル防衛、総合防空などの能力の保有に着意していく必要があると考える。そして何よりも大事なことは、台湾の国民の総意としての中国による統一阻止への強い団結力である。 「ひまわり運動」を契機として、今、台湾の民意は大きなうねりを伴って動きだしたと予感される。そこで台湾の皆さんから大きな反対の声が上がることを承知の上で、日台、日米台、あるいは地域や国際社会との関係改善を期待して、敢えて台湾に頼みたいことがある。 台湾は、中国の言う（元々1947年に当時の中華民国が主張した）南シナ海の11段線（現在は9段線とも10段線ともいう）の由来を、台湾自身の持つ法的な証拠を示して国際社会に明らかにし、南シナ海問題の抜本的解決に貢献してほしいということだ。南シナ海問題の根本的解決のためとして、米国からも声が上がっている。 台湾は、当時の領有権主張の法的根拠を国際社会に明確にした上で、国連海洋法条約など国際法に則した現時点での台湾の南シナ海における領有権主張を正当にアピールすることができる。ASEAN諸国は、既に領有権紛争を法に則して解決することに合意している。中国は、従来曖昧にしてきた南シナ海領有権等の主張や国内法体系について、2000年前の怪しげな古文書や10段線を境界線とした「新地図」などに一方的な正当性を求めるのではなく、近代の歴史や国際法に則した詳細かつ論理的な説明をする責任が出てくる。 台湾は厳然たる独立国家として、国際社会への正式な参入が許されるべきだが、中国の強烈な反対があり、国際社会からも余所余所しくされている。台湾が勇気を奮ってこの挙に出れば、国際社会は、台湾を良識ある独立国家として正式に受け入れるであろう。そのことによりMSAへの正式な参画も可能となる。今こそ本問題への抜本的な解決のため、台湾の決意が必要となっている。勿論、日米は大歓迎す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