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5-08 呼籲蔡英文總統就職演說,不要使用「中華民國」一詞【台獨聯盟聲明稿】 2020年5月8日 21年前的5月8日,民主進步黨第8屆全國黨員代表大會通過了「台灣前途決議文」。其中部分文字,因為當時的權宜之計,成為今日許多台灣人政治習語的「台灣已是獨立國家,(目前)名字叫中華民國」,以及「台灣前途由全體台灣人決定」二句話。 當時民主進步黨對於政治現實的描述與理解,在現實上是否確當,在法理上是否有據,我們暫且擱置不論。但決議文產生了正反兩極的歷史評價。一是認為決議文緩和了民主進步黨「急獨」的形象,甚至以為此舉才是幫助陳水扁前總統在2000年大選中,實現台灣的第一次政黨輪替,開啟了和平革命,艱苦地從體制內逐漸扭轉黨國獨裁的局面,走向民主化、自由化、國族認同重新凝聚的道路。二則認為此舉引發了獨派同志內部的意見分裂;部分同志進而嚴厲指責,這是民主進步黨背棄當初獨立建國理念,為求勝選而默認「中華民國體制」。 就正面角度來看「台灣前途決議文」,經過20年來的台灣意識強化之後,當前除了少數極統派外,即便是親中政黨或政治人物,亦不敢違逆「台灣前途由台灣人決定」的大纛,歷來中國國民黨的總統參選人馬英九、朱立倫,在競選時也不免要依樣念誦,以緩和自己「急統」的形象;對照當年民主進步黨為緩和「急獨」的時空背景,一個決議文各自表述,立場大相逕庭。不過,從反面來看,民主進步黨看似以「台灣前途決議文」敲開了執政的大門,卻無可避免地帶來「中華民國」體制得以在台灣的土地上苟延的副作用,導致許多台灣人混淆中華民國的「政府」與台灣的「國家」,誤以為「台灣已經獨立」、「台灣已不再需要獨立」。民主進步黨在策略性使用「事實獨立」(de facto),卻極易忽略其與「法理獨立」(de jure)的差別從而延緩了必要性的積極作為,確實是令我輩難以釋懷的隱憂。 在民主進步黨籍的蔡英文總統第一任期將屆之際,我們簡略的回顧蔡總統關於台灣主權地位的主張:2012年蔡總統首次參選時,表示「對我來說,台灣就是中華民國、中華民國就是台灣,都是主權獨立的國家。」,並強調台灣的現狀改變必須經過2300萬人同意,所以沒有所謂「不統」、「不獨」的問題。2016年,蔡總統的就職政治承諾是「維持現狀」,以「中華民國憲法」、「中華民國現行憲政體制」,與「台灣民主原則及普遍民意」為政治基礎。可以看出,過去蔡總統對於國家定位,是依循著「台灣前途決議文」的道路,未有新意。 但隨著中國的對外擴張與對台施壓滲透愈烈,蔡總統也多次表現出拒絕「一中」、捍衛台灣立場,不屈從強權的堅定姿態。當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將長期以來主導中國對台方針的「九二共識」定調為「一國二制」之後,抗拒中國併吞成為台灣最大共識。蔡總統也於2020年1月14日連任勝選後,接受BBC專訪時表示:「現實和現況是,功能上我們已經是獨立的國家,我們有自己的政府及總統選舉,這確實是說明我們擁有主權的一種方式,人民可以選出自己的領導人。實質上我們已經是一個國家」。蔡總統更表示:「我們沒有需要再次宣布自己為獨立國家,因為我們已經是獨立的國家了,我們稱自己為中華民國台灣」。雖然蔡總統在國家定位上仍未脫出「台灣前途決議文」的範疇,再次表明台灣中國互不隸屬的政治現實。但是,不論是「中華民國是台灣、台灣是中華民國」或是「中華民國台灣」等說法,語意模糊不清,對內對外都容易造成混淆,亦無法律授權基礎。我們更擔心,暫時的權宜而積非成是。 另外,在去年的9月間,吳釗燮以「台灣」外交部長投書多國媒體,主張1971年聯合國大會通過的第2758號決議,並未解決台灣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問題,也未認定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呼籲世界各國應該接納台灣加入聯合國。在國家定位上,擺脫「中華民國成立於1912年」的中國殖民史觀,回歸台灣地位未定論的基本立場;此一官方立場的轉變亦深值關注。 今日耳熟能詳的「台灣已是獨立國家,名字叫中華民國」,以及「台灣前途由全體台灣人決定」二句,其實並非「台灣前途決議文」的全貌。後者固然是決議文中主張二的部分文字,而前者則是出自決議文前言的簡化,「1992年的國會全面改選、1996年的總統直接民選、以及修憲廢省等政治改造工程,已使台灣事實上成為民主獨立國家」這一段對當時政治情勢的描述,以及決議文的說明中「台灣,固然依目前憲法稱為中華民國,但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任何有關獨立現狀的更動,都必須經由台灣全體住民以公民投票的方式決定」的對決議文主張的闡釋。本意都只是對當時政局的實然陳述,而非目標或綱領或任何法理事實的肯定;「中華民國」一詞,在決議文中總共僅出現二次,除前述引文外,另一次是:「上述社會新共識下,對外,我國不再堅持使用『中華民國』,並以各種不同名稱,廣泛參與各類官方及非官方國際組織」,亦僅是用於描述事實。可以說,「中華民國」只是「台灣前途決議文」中的前情提要,縱貫全文,決議文的核心,是主權獨立自主。 「台灣前途決議文」的主張,全文是:「第一、台灣是一主權獨立國家,任何有關獨立現狀的更動,必須經由台灣全體住民以公民投票的方式決定。第二、台灣並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片面主張的『一個中國原則』與『一國兩制』根本不適用於台灣。第三、台灣應廣泛參與國際社會,並以尋求國際承認、加入聯合國及其他國際組織為奮鬥努力的目標。第四、台灣應揚棄「一個中國」的主張,以避免國際社會的認知混淆,授予中國併吞的藉口。第五、台灣應儘速完成公民投票的法制化工程,以落實直接民權,並於必要時藉以凝聚國民共識、表達全民意志。第六、台灣朝野各界應不分黨派,在對外政策上建立共識,整合有限資源,以面對中國的打壓及野心。第七、台灣與中國應透過全方位對話,尋求深切互相了解與經貿互惠合作,建立和平架構,以期達成雙方長期的穩定與和平。」 21年後的今天,這些主張成為大多數台灣人視為理所當然的台灣共識,進而鍛造出強烈的台灣國族認同,即是蔡總統第一次就職演說時所尊崇的「台灣民主原則及普遍民意」,以及蔡總統第二任之所以高票勝選的基礎。雖然主張六、七,因中國持續提升對台灣的打壓與滲透,而未能實現,但也正因面臨中國前所未有的威脅,更有必要持續推動正名工作,強化台灣獨立的事實與法理地位,才可對抗中國的妄圖。面對國際,堅持中華民國容易造成兩個中國,世界各國(包括與台灣友好的美日等國)秉持一個中國政策,中華民國亦不能成為雙方相互承認的名稱。面對中國,以為使用「中華民國」或「中華民國台灣」就可以不激怒中國或緩和兩岸局勢,則是昧於現實、一廂情願。不論面對國際還是中國,使用「中華民國台灣」的最大迷思,在於錯把模糊當作務實。 正如我們之前一再主張,無論從國際情勢與台灣人認同的趨向來看,挾台灣政治史上最高得票之威的蔡總統,與完全執政的民主進步黨,正站在歷史的關鍵點上,具備推動改變與實現理念的能量與能力。請蔡總統勿忘「台灣前途決議文」的本心:台灣主權獨立自主。蔡總統在第一次就職演說,用了5次「中華民國」。在武漢肺炎肆虐全球,為台灣和中國更清楚劃分出心理和政治的邊界之際,我們呼籲蔡總統藉連任就職演說,樹立標誌性的起點;用不再提起「中華民國」的方式,用「台灣」為名,對全國人民與世界做出宣示:完全屬於台灣的時代,由此開始。進而在第二任內,逐步掃除中國殖民殘餘、廢棄中華民國體制,使台灣成為真正的獨立國家。
2020-04-21 41年前的「亦敵亦友」── 國民黨與台灣人合力促成「臺灣關係法」的一段歷史蔡武雄 有關「台灣關係法」的內容條文已經有不少專家學者作過詳細的研究 — 英文的専著超過一打,中文的歷史評析也不少, 包括王景弘、 錢復、裘兆琳、李大維等人,1 筆者無意再作學術性的解析。不過,在立法過程中,卻有鮮為人知的兩股不同陣營 –國民黨民間和在美台灣人 – 的貢獻事跡,在近幾年才陸續有相關人士揭露;筆者僅就所知, 回顧這「敵對」兩陣營的個別貢獻與讀者分享 。 這就是本文想談的,在「台灣關係法」的美國國會立法過程中, 國民黨相關工商企業界的「六人小組」和帶有台獨背景色彩的「六個台美人」的故事。 一、 先從43年前的「內幕」説起 很多人知道,『台灣關係法』是41年前(1979年)美國國會立法通過並經卡特總統簽署成法,可是很少人知道這個法案早在43年前(1977年),美國國務院在新上任的卡特總統指示下就已經開始祕密起草,而且是在「絕對機密」的情況下進行;不但國會一無所知,連國務院起草人和他的直接上司幾個人以外其他的官員也都被矇在鼓裡。 那段早期秘密起草的內幕細節,是由始作俑者自己在二十年前,在台北召開的「台灣關係法二十週年」回顧與展望研討會(1998年11月7日)上首次揭露。這個始作俑者美國人的中文名字叫費浩偉 (Harvey J. Feldman).2 當年這個研討會是由楊基銓董事長的「國際文化基金會」主辦,拜託我從美國邀請幾位專家學者參加討論;我就找舊識費浩偉大使和白樂崎大使 (Nat Bellocchi) 專程赴會。台北方面除邀到李鴻禧、黃昭堂、邱垂亮和施正鋒諸教授之外,也特別請來四十年前曾經在美國國會的『台灣關係法』聽證會上作證,有過卓越表現的兩位台灣人敎授 (彭明敏和張旭成) 一齊參加 ; 最後一場綜合討論由我代表「台灣國際關係中心」主持,整個研討會紀錄由楊基銓和施正鋒編輯,於1999年由前衛出版社在台北出版。3 研討會中,費浩偉回憶道出,卡特總統1977年1月上任後就急着要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企圖玩「中國牌」以對抗蘇聯,於是於當年八月派了國務卿范鍚(Cyrus Vance) 赴中國和鄧小平討論美中關係「正常化」事宜。范錫從北京回美後,九月費浩偉大使就從保加利亞被召回美國,被任命為國務院中華民國科科長,在他的直屬上司亜太事務助理國務卿郝布魯克 (Richard Holbrooke) 指示下, 開始秘密起草如何維持美台斷交後的關係法案。因為事態緊急,郝布魯克還特別叮嚀費浩偉在六個星期之內要完成任務提出草案,並且不可讓其他任何人知道,也不准他與任何人商討! ( “I was neither to consult nor to inform anyone, and was to present […]
2020-04-21 守護台灣防堵武漢肺炎—台灣人的尊嚴 台灣獨立建國聯盟日本本部 王明理 委員長 去年十二月底中國湖北省武漢市爆發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持續擴大並延燒全世界。3月22日截稿為止,全日本已經有 1,814人確診感染、 41人死亡,前景仍未臻明朗。疫情初期,歐美各國猶如隔岸觀火,如今武漢肺炎這把火也燒身上,為防堵疫情持續延燒,不得不採取鎖國政策等措施來因應。(4月12日,日本含鑽石公主號郵輪,感染確診7,638人、死亡144人) 當中,相繼備受各國稱讚者是台灣政府的防疫作為。台灣政府持續推出迅速且有效的防疫對策,受到全世界的矚目,丹麥前首相安德斯(Anders Fogh Rasmussen)撰文投書《美國時代雜誌》《TIME》,述說「全世界應該學習台灣經驗」。事實上,以色列與紐西蘭紛紛採用台灣模式抗疫、歐盟以及美國也向台灣提出協助合作請求。 筆者將嘗試透過逐步說明與解析,台灣是如何規劃與執行防疫政策,藉此提供日本或其他國家參考,從中獲得有效助益,或許同時也可窺見一直以來在中國壓力下,不被充分認識的台灣是甚麼樣國家的真實樣貌。 防疫作為的超前部署 去年十二月底中國湖北省武漢市傳出不明疫情發生時,台灣正處於隔年一月十一日即將舉行的總統大選與立法委員改選的激烈選戰當中。蔡英文總統即使每天在全台各地進行選舉行程,無論再怎麼忙都緊盯著武漢疫情的數據演變,不間斷地指示需高度注意疫情發展。有賴於此,選後便可在第一時間成立「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統籌整合各部會資源與人力,全力守護台灣的防疫安全,確保國人健康,並召開跨部會指揮中心會議及專家諮詢會議。 疫情指揮中心成員,幾乎都是曾經參與2003年SARS(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大流行時的優秀人才。當時,SARS迅速擴散,造成 73人死亡,其中 37人直接死於SARS病毒感染,間接死因36人。不被允許加入世界衛生組織(WHO)的台灣,即使在爆發全球性傳染病事態,也無法在第一時間獲得相關資訊,從而無法在第一時間即刻有效防堵疫情發生。這次武漢肺炎的防疫政策,就是汲取當時的刻骨慘痛經驗,應運而生。疫情指揮中心的主要人物,陳建仁副總統是公共衛生學界的權威專家, SARS期間擔任行政院衛生署署長。當時無論是世界衛生組織(WHO)或疫情震央的中國,都沒有提供任何疫情相關資料,他只得獨自一邊摸索規劃防疫對策、邊指揮調度,最後成功防堵疫情。全台灣國民對陳副總統有相當高的信賴感,蔡英文總統也給予全權信任。 SARS當時,蔡總統本人位居大陸委員會主任委員負責與中國溝通,親身經歷並深刻體會即便攸關人命,中國也不會給予任何的幫助。因此,完全不寄望中國或世衛組織,當下立斷部署防疫相關作為。這也就是台灣較之日本或其他諸國,可以超前部署防疫作為的表面原因之一 現在的行政院蘇貞昌院長,在 SARS當時擔任台北縣長充分發揮領導才能,利用十天不到的期間內,將一般普通醫院改造為傳染病專責醫院。行政院陳其邁副院長本人也是公共衛生界的專家,同樣地在 SARS期間作為立法委員,在陳建仁指揮之下也是相當活躍的優秀人物。 即將在今年五月接任副總統職位的賴清德,是曾經留學美國哈佛大學的醫生,台灣擁有這麼多醫療相關背景的人擔任部會首長要職,是有原因的。台灣人雖然在日本統治時期(1895-1945)就已經可以修習醫學,然而,無論是日本統治時期或戰後中華民國時期,台灣人作為被統治者,優秀的台灣人才無法擔任或從事政治要職,因此轉往醫學方面發展。台灣人的衛生觀念雖然是日本時期由後藤新平引進,然而發展至今,台灣完善的國民健康保險制度,一點都不輸給日本號稱世界第一的健康保險制度。 有關這次武漢肺炎的危機意識,在日本的情形是民眾與媒體比政府先意識到危機感,因此對於政府未能及早採取防疫作為,產生諸多質疑與不滿。與此相對的,台灣的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TCDC)則站在民眾前面,隨著疫情發展不斷的推陳出新防疫作為,並利用各種管道向民眾宣導。 這當中也包含目前最受全世界矚目,年僅38歲的政務委員唐鳳(相當於日本的資訊科技部長)。唐鳳非常年輕時便在美國科技業界展露頭角,後來返台以所學積極參與台灣的公共事務。唐鳳運用科技,規劃不受層級化行政組織結構束縛的「開放政府」體系,能夠有效地整合政府資源與提升行政效能,並使民眾更便捷地取得政府服務,包含稍後要介紹的口罩程式。台灣最了不起的一點就是,不在乎他(她)只有國中肄業的學歷,與跨性別認同身分(transgender),毫無偏見地接受這樣的她擔任政府要職。 台灣政府從今年一月以來不間斷地防疫作為,歸納起來就兩大主軸,防堵疫情傳染擴散與消弭國民的不安全感。 消弭國民不安情緒所採取的做法就是,徹底的資訊透明化。設在衛服部疾管署的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每天最少舉行一次記者說明會,向民眾說明最新疫情發展的進度與應變措施。事務繁忙的衛生福利部陳時中部長,每次都親自主持記者說明會,詳細述明疫情進展,並客氣地回答記者的所有問題。他誠懇的態度國民給予其相當高的評價。更進一步產生效果的是,使用「疾管家」的LINE官方帳號,因應疫情每天至少更新兩次,提供國內每天的確診案例、所有國家的疫情最新發展等訊息。由於政府的開放態度,讓台灣民眾到目前為止都很安心且持續地關注政府的最新應對措施。緊接著,舉幾個實際防疫作為來說明。 果斷實施入境管控措施 防堵疫情最重要的一步就是阻絕病毒於境外。為此,實施入境管控措施,一旦發現感染確診者,除施予收治醫療,為避免與其接觸者遭受傳染,徹底調查確診患者的接觸史,對所有與之接觸者進行檢疫與防疫工作。目前為止幾乎掌握所有確診患者的感染源與接觸者。 針對新型冠狀病毒,世界衛生組織(WHO)在 1月31日才定調為「國際關注公共衞生緊急事件」(PHEIC),然而台灣早在 1月26日便限制中國湖北省居民入境、 2月6日更升級限制所有中國籍者不得入境台灣。其後也隨著其他國家的疫情發展,逐步調高警戒層級,截至 3月20日為止,除南美洲與南非外,對所有國家入境旅客限制其入境。就防堵疫情觀點而言,為了保護自己國民安全,對其他國家採取小心謹慎態度是正確的。 口罩配給 作為最具象徵性的防疫作為,以下將多所介紹說明關於台灣的口罩政策。直到今年一月底前,台灣與日本相同,口罩幾乎仰賴進口。一旦無法自中國輸入口罩,民眾便難以在零售市場上購得口罩。就此,台灣政府洞燭機先,率先做好各種準備,目前已經可以穩定供應一定數量以備民眾購買。 *民眾在舊曆年工廠停工期間,搶購口罩,店家銷售一空。為避免民眾恐慌不安情緒擴散,政府公告釋出庫存口罩供民眾購買,並著手實施口罩每人每回3片的購買制度。 *禁止口罩寄往國外,並限制出境者每人最多以攜帶五盒(每盒50片)為限。 *1月31日,全面徵收國內所生產口罩,由政府統一管理。 *政府出資兩億元新台幣,興建六十條口罩生產線。全台二十幾家相關機械製造商共同合作,由軍方支援不足的勞動人力。三月中旬,達到每日1,000萬片的口罩產能。至此,台灣從口罩輸入國,轉身一變成為全世界口罩第二大生產國。疫情期間所生產的口罩數量由政府全面收購,等到疫情結束過後,口罩生產設備全部無償讓與業者。 *健保卡實名購買制。全民依身分證字號最末碼,區分單雙數、再各依每週單雙日購買,星期日則不分單雙號皆可購買。原先設定依健保卡每週每人可購得2片口罩,截至 […]
2020-04-21 全球疫情下的台灣正名契機2020年4月16日 【台灣獨立建國聯盟聲明稿】 武漢肺炎肆虐全球已三月餘。現今,台灣是世界上少數仍能維持正常社會運轉的國家。台灣政府優異的防疫成效,引來世界各國羨艷的目光與好奇探詢。國際媒體關於台灣為何能夠抵禦武漢肺炎的諸多報導中,普遍強調:於去年底武漢肺炎疫情初萌之際,台灣政府即果決判斷中國與親中的世界衛生組織所提供的疫情訊息不可信,故而快速採取嚴格的邊境檢疫措施、防疫物資管制出口及徵收分配;同時火速推動成立口罩國家隊,全力拉高防疫必備的醫用口罩生產數量等措施。其結果,當各國因中國隱瞞疫情而僅採取低度防疫措施,導致武漢肺炎如入無人之境,形成全球大傳染,及因中國趁各國尚未察覺疫情嚴重性,大量蒐購各國醫療物資,導致各國於疫情爆發時,陷入缺乏醫療物資可供對抗的窘境,在台灣都未曾發生。 對國際媒體來說,「台灣不相信中國」,是全球獨一無二的洞見;但是對台灣來說,卻是多年力抗中國併吞野心累積的慘痛心得。也因這次疫情,全球對台灣與中國的態度,開始改觀。除了防疫工作得到各國讚賞外,在樽節使用、逐步補充防疫能量的同時,台灣也將好不容易生產的防疫物資,以「Taiwan Can Help」的精神與友邦共享,贏得了友邦的感謝與尊重。與此同時,各國也開始注意到台灣是如何因中國的打壓,而被孤立在國際醫療體系之外,台灣卻能在有效防疫之餘,進而積極支援各受害國家。台灣在國際上的聲望與知名度,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峰;過往每年WHA時,僅有寥寥友邦發言提出台灣加入WHA的問題,而今年已有多個主要國家,公開聲明支持台灣加入WHO。 反觀中國,因其隱瞞疫情導致全球大流行,非但無隻字片言的歉意,反試圖將疫情起源誣賴給他國,更發動外館要求各國政治人物,照中國擬定的通稿,稱頌中國帶領人類抵抗武漢肺炎的偉大成就;中國搜刮他國防疫物資或接受外國援助物資後,又趁各國疫情嚴峻,將物資高價銷回外國;中國製造銷往他國的醫用產品,更多次被發掘品質低劣;本應擔任全球衛生健康領導者的WHO,儼然成了中共大外宣的馬前卒;凡此種種,再再引發各國的怒火。追究中國與WHO秘書長責任的聲浪,不絕於耳。然而WHO秘書長譚德塞卸責的方式,竟是誆稱台灣政府對其發動歧視與攻擊,其手法和中國過去轉移焦點的慣伎,如出一轍。「中國不可信」成了新的全球共識;在美中貿易戰時已開啟的「去中國化」潮流,如今更形堅強。 在台灣國內,也有不少人終於認清台灣與中國的差距。許多人慶幸在2020年的1月11日,做了正確的抉擇,選出了務實治理的政府團隊而非只想靠中國發大財的投機者,否則台灣必將淪為疫情重災區。自2014年的太陽花運動開始,歷經二次全國性的大選,和現今的武漢肺炎,台灣人的自我認同與台灣意識,正快速地提升、強化。台灣民意基金會今年2月份的全國民調顯示,台灣人民族認同飆升到83.2%,是1991年以來的歷史新高點,同時中國認同和雙重認同比例較去年9月時雙雙砍半,來到30年新低。 當此國內外情勢此長彼消之際,台灣應該趁勢高聲駁斥中國對台灣的主權主張,以主權獨立國家姿態,強調台灣的實力與存在,爭取參與國際社會的權利。然而荒謬的是,台灣的援外物資抵達各國,運送專機上卻印著大大的「China」字樣。不但自損國格,更是無待中國吃豆腐,就自行將善行送給中國作功德,實在諷刺。另外在疫情擴張初期,各國開始管制中國人入境時,亦傳出有台灣人因持用印有「China」字樣的護照,在外國海關受到刁難。 這荒謬早非一日。從制憲正名、締造獨立國家的最終目標來看,台灣獨立建國聯盟認為,逐步除去蔣氏王朝殘留與中國內戰遺緒,對於重塑台灣真正的國際法理地位,是無可迴避的工程。而從政治現實上來說,如若台灣不能在名稱上堅持與中國作出區隔,等於不介意被與中國混淆,或被誤認為中國的一部分。 在台灣史上首次政黨輪替後,陳水扁總統雖陸續推行過官方名稱的去中國化,可惜在八年朝小野大的重大阻力下,最終除了部分外館和護照加註台灣、中國造船公司改名為台灣國際造船公司、中國石油改名為半吊子的台灣中油外,未有更多成果。相信在第二次本土政權完全執政的蔡英文政府,更可以在台灣正名工程上,主動凝聚共識,取得更大的進展。如今,乘著高漲的台灣意識,以國家航空、護照為始,正名的呼聲,再次登上輿論的焦點,排進了立法院的議程。這波正名浪潮,除了執政黨之外,已有台灣基進黨、時代力量、台灣民眾黨等小黨表態支持。這是台灣人在要求明確的自我定位,務實地尋求表裡如一有尊嚴的名,要向世界宣告:我們是台灣人! 我們不會不切實際地要求蔡英文總統要立即完成獨立建國的工作,更不會自以為是地認為若未能一次完成全部正名工作,蔡總統就是在騙票。蔡總統在2016年第一次當選後,已然確立了「維持台灣邁向獨立的現狀」;在2020年連任時,用模糊的「中華民國台灣」,不是讓中華民國死灰復燃,而是更進一步走向台灣,堅定台灣中國一邊一國的立場。值此民氣可用之際,我們希望蔡英文總統能繼續前進,善用817萬選票的支持,盡力實現選民的託付。 不論這波正名的浪潮,最終有多少成效;比起實質的結果,我們更期望台灣人在心理上堅定追求獨立的意志,成為實現建國理念的依靠。任何一點往獨立建國方向的進步,或任何一項有助於找回台灣自我的正名,無論多麼微小,都會是台灣未來重要的資產。當統派將這些台灣人尋求自我的行動,污名為無聊、拚選舉、搞政治、又不能改變甚麼、要花多少錢時,我們必要清楚的認知,那只是反動的話術與遮掩親中主張的遁詞。歷史的舞台已經搭好,台灣獨立建國聯盟與所有我台灣我驕傲的台灣人一起不懈努力,期待著台灣人自己當家做主,卓然獨立的那一天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