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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的故事》‥‥‥ 　　原隸屬於全美台獨聯盟洛杉磯分部，成立於1969年，當時有九位幹部正式宣誓加入，是巴西最早的台灣人組織。 　　隔年才有旅巴台灣人同鄉會的籌備會，起初國民黨代表在會中堅持將名稱改為「旅巴中華民國同鄉會」，引起同鄉極大的不滿。經過一、二年的努力，巴西台灣同鄉會終於保持純度，並成長、壯大。1974年世台會在維也納成立時，巴西亦為五個創始會員國之一。 　　 1976年在巴西成立台獨聯盟南美本部，由成功大學出身的土木工程師周叔夜擔任首任主席。 南美移民三教九流，不同於美、日以留學生為主流 　　 南美洲台灣人移民約有五、六萬台灣人，他們大多是舉家移民，可說是三教九流，分佈於各行各業，不同於美、日移民以留學生為主。 　　 自從地廣人稀的巴西開放移民之後，許多台灣人辭掉工作，賣了房子準備到巴西一圓移民夢，郤在1970年代中，突如其來傳出巴西政府與中華民國斷交的消息，約有上萬台灣人只好改道巴拉圭，取得簽証後再非法進入一河之隔的巴西。這些堪稱「政治下的犧牲品」的台灣非法移民，由於沒有居留權，不但被巴西警察欺負，也不被國民政府同情，更又遭自己同胞的壓榨與趁火打劫，他們被騙只要每人拿出二萬美金，即可取得身份証、居留權，最後仍淪為黑戶人口。 　　 只有巴西台灣同鄉會站出來，與巴西人權會，巴西當地教會成立後援會，從事人權拯救工作。連旅居英國的普世教協黃彰輝牧師、旅德趙有源牧師及旅美的台獨聯盟主席張燦鍙，也先後在巴西電視台發表演說，希望巴西政府基於人道立場，儘速解決台灣非法移民問題。台獨聯盟南美本部的周叔夜等人，也曾拜訪巴西外交部長，經過二年後，才獲得圓滿解決。 　　 1982年台灣漁船誤闖入巴西二百海浬經濟海域捕魚，被控侵犯巴西領海主權，漁船和船員被扣留，魚貨、財物遭洗劫一空，巴西海事單位遍尋不著台灣的政府機構， 最後還是巴西同鄉會出面解決。 　　 1988年，世界盃軟網賽在巴西舉行，台灣去的代表簽証始終無法獲准。眼看比賽在即，但台灣駐巴西地下外事單位——遠東貿易公司，幾度與巴西政府交涉卻毫無結果。最後由台獨聯盟南美本部主席周叔夜、蕭健次等人以個人私交向巴西外交部交涉，經由他簽具切結書，協議在比賽中不得用中華民國國旗及國號後，次日即取得簽証，代表隊正式名稱為：「台北台灣隊」。結果在這次的世界盃軟網賽中，台灣選手以精湛球技，奪得冠軍，也可說是台獨聯盟南美本部在外交戰上的一項可以告慰台灣島內同胞的成果。 　　 1988年，阿根廷河間州州長就職典禮，曾指名要求台獨聯盟南美本部主席周叔夜參加，邀請函中寫到：「我們未邀請中共代表及國民黨代表，只邀請台獨聯盟周叔夜。請務必賞光。」在那二天中，精通多國語言而充當各國大使現場翻譯的周叔夜，與墨西哥、日、韓大使們，建立了極佳友誼。後來他更在1992年智利召開的國際基督教民主黨大會中，向各國政要遊說，發動救援因遷台返鄉被捕入獄的台獨聯盟總本部主席張燦鍙的活動，其中包括巴拉圭上議院副院長賴依諾，這位曾流亡阿根廷，曾與張燦鍙、周叔夜結識於國際中心。1987年賴依諾在美國國會議員陪同下，闖關回巴拉圭。次年，他出馬競選總統時，周叔夜曾任他正式的助選員，差一點就成為獨盟支持的第一位巴拉圭總統。 「聯合、中央」兩報爆炸案與橋頭槍聲 　　 台獨聯盟也曾被扯上美麗島事件後的《聯合報》、《中央日報》兩報社的爆炸案，這件案子的主角黃世宗、李朝旺都是南美台灣移民社會中，具有台灣意識的江湖中人。黃世宗是在巴西跳船的船員，為人講義氣。當年曾因台獨案被國民黨關三次，坐黑牢二十七年的台獨政治受難者鍾謙順到巴西移民依親後，曾發表《煉獄二十七年》，控訴國民黨的惡行，不少在巴西的台籍青年閱讀後，受到相當大的衝擊與影響，遂有「以暴易暴」之行動，黃世宗的兩報爆炸案即為一例。

 ‥‥‥摘自《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的故事》‥‥‥ 美、日台獨團體的交流 　　1968年8月份起，日本《台灣青年》月刊改為台灣青年獨立聯盟、加拿大台灣人權委員會、全美台灣獨立聯盟、歐洲台灣獨立聯盟等四團體的共同機關誌，為日後整合性的世界性台獨聯盟鋪路。在這一期間，原居主導地位，且在台灣理論和組織經驗均強的日本台灣青年獨立聯盟，與全美台獨聯盟亦展開了多方接觸，同時也在美、日同步開展示威抗議。 　　事實上，美、日台獨團體的成員，早在台灣或赴美留學前，即與日本「台灣青年」保持良好關係。尤其是羅福全、蔡同榮、張燦鍙、侯榮邦、陳榮成等數十位好友，當年出國留學前曾透過台大與嘉中、南一中等同窗關係，參加「關仔嶺會議」的秘密結社。後來，因蔡同榮的同窗劉家順被人檢舉，使得劉家順於出國時在機場被捕，參與關仔嶺會議的人幾乎都上了黑名單。後來出國在日本加入「台灣青年會」，以後擔任台灣青年獨立聯盟組織部長的侯榮邦，即不斷與到美國的蔡同榮、羅福全、張燦鍙、陳唐山等人連繫，並且寄送《台灣青年》雜誌，讓他們在美國向台灣留學生宣揚、啟蒙台獨思想。 　　 當時日本台灣青年獨立聯盟委員長辜寬敏也極力主張，世界性的台獨聯盟組成時，總本部應該設在美國紐約，而不是日本東京，因為：（一）日本方面雖然在理論、組織經驗較強，但留日學生及台灣同鄉日漸減少，而留美學生和台灣人卻愈來愈多。（二）台獨運動的任務是向全世界宣傳台灣問題，由於聯合國在紐約，因此應將總本部設在美國紐約。 　　 當時在日本發行的《台灣青年》月刊定期寄到美國、歐洲、加拿大等地，早已建立良好的聯絡網，加上《台灣青年》改為美、日、歐、加四地台獨團體的共同機關誌已有一年多的交流經驗，已為整合工作做好熱身，1969年9月20日，全球性台灣獨立聯盟籌備會議在紐約召開。加拿大人權委員會負責人林哲夫、歐洲台獨聯盟負責人張宗鼎（化名簡世坤）、全美台獨聯盟幹部包括：蔡同榮、張燦鍙、陳隆志、賴文雄、鄭自才、羅福全等人在紐約開會。在日本的台灣青年獨立聯盟幹部，因多數無護照，不能出國，祇派出吳枝鐘醫師與會。 　　 在兩日的討論中，大家同意成立「台灣獨立聯盟」(World 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ce，簡稱ＷＵＦＩ)，各本部維持自主性，並且於1970年1月1日正式宣佈成立台灣獨立聯盟，由各本部自行推選聯盟中央委員，再由中央委員選舉總本部負責人。其中，台灣本部因不便公開，因此也沒有投票權。 　　 第一任的總本部負責人，由蔡同榮和張燦鍙分別擔任正、副主席。 　　 在日本發行的漢文的《台灣青年》月刊和英文的Independent Formosa雙月刊（與在美國發行的FORMOSAGRAM合併）也改為聯盟的機關誌。此一海外台灣人的空前結合，掀起了台獨運動的高潮。Independent Formosa後來改為漢文《台獨》季刊，自1981年以後改為報紙型式，每週發行兩次的《台灣公論報》至今。 　　聯盟總本部主席如下： 蔡同榮（1970～1971） 彭明敏（1972　　　） 張燦鍙（1973～1987） 許世楷（1987～1991） 張燦鍙（1991～1995） 黃昭堂（1995～2001）

 ‥‥‥摘自《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的故事》‥‥‥ 　　 歐洲台獨聯盟成立於1967年春天，當時包括來自德國、瑞士和法國的台灣留學生，在瑞士的蘇黎世城聚會討論台灣問題，同時秘密成立歐洲第一個台灣人的政治團體──歐盟。 　　最早的歐盟元老盟員祇有九人，不久又有奧地利、比利時、義大利等地的同志加入。 　　 1968年歐盟本部遷到巴黎，當時歐盟的盟員即展開傳教士般的台獨啟蒙工作，積極向歐洲各地的台灣留學生傳播台獨自決的理念，並且積極參與歐洲各地同鄉會的設立與各種活動。 　　 1970年歐盟加入世界性台獨聯盟，正式成為台獨聯盟歐洲本部，歐盟首任主席即是經濟學者張宗鼎，而張維嘉、邱啟彬等人均是熱心活躍的歐盟幹部。目前於魯汶大學任職的前主席何康美以及現任主席盧榮杰，則是稍晚才到比利時留學。 　　 由於歐洲台灣留學生畢業後不易在歐洲生存立足，因此多數台灣留學生大多傾向不公開現身，以便日後學成返台服務，因此歐盟的活動也大多隱身在歐洲的台灣同鄉會或台灣同學會裡。 　　 1969年比利時的台灣留學生首先舉辦「台灣經濟研討會」。不久，活躍的比利時台灣留學生蔡政文、盧修一、何康美等人又積極籌組比利時台灣同鄉會，並向大使館申請登記，但是卻遭到阻止和警告。 比利時成立第一個台灣同鄉會 　　 1970在4月24日，比利時正式成立全歐第一個台灣同鄉會，並且發行第一份刊物《鄉訊》（正確發音是hiong-sin），免費寄給全歐各地同鄉閱讀。由於內容充實，很快地成為全歐各地留學生的精神食糧和啟蒙刊物，同時也和日、美留學生，交換他們的刊物《台灣青年》、《望春風》等。 　　 《鄉訊》雜誌，後來也從比利時移轉到法國巴黎，由畫家陳錦芳、張維嘉等人接手出任主編，並且在全歐同鄉會成立後，成為「全歐同鄉會」的機關刊物，每期發行數量約五、六百份。 　　 緊接著在法國巴黎的台灣留學生，也試圖將原有由國民黨控制的「中國同學會」滲透、顛覆成為台灣同鄉會。當時由張維嘉與邱啟彬等人密商設計如何佔領並癱瘓「中國同學會」，再另行成立台灣同鄉會。在1970年的中國同學會改選時，結果台灣同鄉會在連記選舉中大勝，當選了九名理事，並推選許姓同學當會長。 　　 比利時鄉會和巴黎台灣同鄉會成立之後，鼓舞了歐洲各地的台灣同鄉會的成立，在一、二年間，奧地利、德國、瑞士、義大利、西班牙等地留學生相繼成立台灣同鄉會。 　　 1971年10月全歐台灣同鄉會聯合會成立，由留德的吳修團出任第一任的全歐同鄉會長，但是他不幸於次年因癌症而英年早逝。第二任會長則由鄭欣繼任。1974年9月在奧地利維也納所成立的第一屆世台會，即是由鄭欣、陳錦芳、張維嘉等歐洲同鄉會理事所積極奔走、策劃成立，敦請熱心出錢出力的旅日醫學博士郭榮桔，出來擔任世台會的創會會長。 首屆世台會上，當場抓到「打小報告」的留學生 　　 第一屆世台會成立時，不但邀請了美、日的台獨聯盟代表洪哲勝、金美齡二人，與中共的二位代表同台辯論台灣問題，同時也有旅德的應聘護士吳清桂、陳仙琴等四、五十位護士，專程包車前往與會。世台會成立大會中，也當場捉到國民黨派出抄取與會名單的留學生。 　　 1973年3月29日，在法國巴黎發生的盟員留學生黃照夫刺傷滕永康事件，則是台灣同鄉反擊國民黨駐外人員，濫打「小報告」的轟動事件。黃照夫被判刑五年，刑滿出獄後又被法國政府限制出境，直到海外黑名單完全解禁後，才獲准回台定居。

  ‥‥‥摘自《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的故事》‥‥‥ 全美台灣獨立聯盟 (1966-69) 　　 全美台灣獨立聯盟(The United Formosans in America for Independence，簡稱ＵＦＡＩ)成立於1966年6月18日的費城結盟，當時是受到1964年彭明敏師生發表「台灣人自救宣言」與1965年日本「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大統領廖文毅回台投誠的刺激，使得北美洲的台獨團體亟思整合。 1965年10月29、30日威斯康辛大學的「台灣問題研究會」負責人周烒明醫師與ＵＦＩ主席陳以德，共同具名邀請全美各地的台獨團體代表或有志之士，在威斯康辛大學召開「麥迪遜會議」。會議後，兩個全美最具影響力的台獨團體領導者，更共同具名，發表聯合公報，呼籲北美洲的台灣人團結。 當時，除了費城陳以德外，各地校園亦陸續有熱心台獨理念的留學生，在校園內分發《台灣青年》、《台灣通訊》等刊物，進行思想啟蒙工作。他們分別是：堪薩斯州立大學曼哈頓校區的范良信、楊宗昌、陳希寬、莊秋雄；奧克拉荷馬大學諾曼校區的陳榮成、陳唐山、王人紀；休士頓的張燦鍙、廖明徵；南加州大學利騰俊；洛杉磯的蔡同榮、賴文雄、王秋森；波士頓哈佛大學的蕭欣義；巴地摩爾的鄭自才；雙子城的賴金德；此外加拿大多倫多的黃義明、林哲夫則組成「台灣自決聯盟」，後來為了營救彭明敏，而改名為「台灣人權委員會」。 全美台灣獨立聯盟費城會議結盟 (1966) 1966年2月，ＵＦＩ正式宣佈重組的構想，希望以聯盟的型式，結合散聚各地的台灣人社團，由各社團自治，自選領袖及社團名稱；但是中央設委員會，由各社團派代表組成。 同年6月費城會議召開，來自全美九個地區的代表決議，成立「全美台灣獨立聯盟」（ＵＦＡＩ），設立執行委員會及中央委員會。由陳以德出任第一屆執委會主席，由賴文雄、張燦鍙負責組織部工作；周烒明則出任中央委員會委員長。 費城會議中也同時訂出短期的工作方案：(一)繼續發行《台灣通訊》，(二)在紐約時報刊登彭明敏等人的「台灣自救宣言」，(三)鼓勵盟員畢業後，搬遷集中到紐約附近就業、居住，(四)由組織部策劃「萬里自由長征」，訪問六十個以上的大學校區，宣揚理念，並吸收盟員，爭取當地台灣的參與與支持。 1966年11月20第廿一屆聯合國大會討論中國問題期間，以半頁的篇幅，刊登在《紐約時報》，向國際宣傳台灣人的心聲。 同時，「全美台灣獨立聯盟」組織部的成員也在11月16日展開開車走訪全美國有台灣人的城市與校區。張燦鍙、陳榮成的西路，從洛杉磯往舊金山挺進。以羅福全為主的東路，也從費城出發，縱走東岸各大城市。後來，簡金生和賴文雄又加入。 由於他們出發後四天，紐約時報即刊出「台灣自救宣言」廣告，各地校園的台灣學生均有熱烈的迴響。在東部紐約和中西部的堪薩斯州立大學曼哈頓校區，均出現熱烈的討論。這一趟「自由長征」，使得《台灣通訊》的郵寄名單，從原本的四百份增加到四千份，聯盟的盟員也增加不少，同時也為日後的組織網之建立和募款，打下良好的基礎。 1966年全美台獨聯盟第一任主席陳以德搬到俄亥俄後，也逐漸交出台獨運動的棒子。第二任主席由原掌財務的王人紀出任，組織活動的重心分別是在美東的紐約和美西的洛杉磯。1968年全台獨聯盟的信箱由費城遷到紐約總部。 1968年全美台灣獨立聯盟通過決議，將聯盟總部由費城搬到紐約總部，鼓勵盟員同志，到聯合國所在地的紐約及美國首都華府附近就業、定居，以利聯盟向國際社會進軍。此後，聯盟當時的主力幹部張燦鍙、羅福全、蔡同榮、賴文雄、鄭自才、王秋森、許富淵、陳伸夫、洪哲勝、張文棋、王康陸等人在完成學業後，陸續趕到紐約總部報到。

  台獨聯盟日本本部緣起 ‥‥‥摘自《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的故事》‥‥‥　　 1960年2月28日，在日本東京，由留學生以王育德為中心，成立主要負起編輯雜誌《台灣青年》的「台灣青年社」，隨著活動擴張到組織留學生，於1963年5月，改名為「台灣青年會」，設置中央委員會。至1965年8月，再更名為「台灣青年獨立聯盟」，更於1966年7月以來，每期在《台灣青年》刊登〈台灣青年獨立聯盟綱領要旨〉，宣示聯盟為「達成台灣獨立，建設近代化新台灣為目的的全民性革命建國團體」。 　　經過長期聯繫，「歐洲台灣獨立聯盟」、「全美台灣獨立聯盟」、在日本的「台灣青年獨立聯盟」三地域的獨立團體，7月，「在加台灣人權委員會」也參加，變成四團體，於1968年3月，合辦英文雙月刊（即二個月一期）Independent Formosa。在5月，「台灣青年獨立聯盟」提供《台灣青年》雜誌，做為三團體（後來四團體）的共同機關誌，同時在雜誌上每期刊載下面的〈台灣人的主張〉，這是將前述〈台灣青年獨立聯盟綱領要旨〉加以整理而條文化的： 「台灣獨立運動的目的，在於恢復四百年來外來統治者所剝奪的台灣人的主權與自由。 台灣人是指以台灣為祖國，熱愛台灣，獻力追求台灣人的自由與幸福，期望台灣發展與繁榮的眾人。 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台灣不是中國領土的一部份。 蔣家亡命政權是一個外來政權，其本質為強行殖民地差別統治。 台灣人的願望是台灣的獨立，要達成台灣人的獨立願望，非消滅蔣家亡命政權不可。 1947年的二二八革命，是台灣人四百年來反抗外來統治者的運動，轉化為台灣獨立運動的新起點。 要打倒蔣家獨裁政權，必須組織所有的台灣人，結合一切力量，發動武力鬥爭。 因逃台中國人老兵的衰退，蔣家軍中台灣人官兵所佔的比率正與年俱增，警察人員也多數是台灣人，蔣家亡命政權已陷入孤立狀態，而台灣人的潛在力量已經具有絕大優勢。 因此台灣人，應隨時隨地盡一切可行的辦法，展開反抗蔣家獨裁統治的行動。 中共企圖侵吞台灣的野心，台灣人應該銘記在心頭，並一定要排除中共對台灣的任何威脅。 一向支持蔣家的美、日等國，應即停止援助蔣家，並促使台灣人軍官兵退出金門、馬祖。 台灣獨立後，在台中國難民希望返回中國大陸者，台灣共和國政府將給與援助。 台灣共和國要掃清一切封建遺制與殖民主義遺毒，削減無必要的軍警，廢除祕密警察制度，以實現充滿希望的和平的生活。 台灣共和國主權在民，實行議會民主政治，貫徹消滅特權階級的政策。 台灣共和國將尊重聯合國憲章，和世界各國維持友好關係。 我們永遠要為台灣的獨立自主，幸福和平，建設現代化新台灣，而努力奮鬥到底！」 　　在那一個時候，聯盟已經認識台灣人的歷史課題是消滅外來政權，以恢復台灣人的主權與自由。而定義凡是認同台灣為祖國者，都是台灣人。除了打倒外來蔣政權，也必須防衛中國的侵台。呼籲美、日等應即停止支援蔣政權，促進撤退金馬。參加聯合國，建設和平、民主、平等的新國家。這些都成為日後台灣獨立建國運動的理論基礎。

蕭美琴與談內容 Outline for presentation I. Global trends and systemic changes in the security environment 1. Global changes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the role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rising new powers 2. The rise of China and implications for Asia Pacific nations: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ecurity challenges II. New non-conventional transnational challenges […]

前駐美代表 布希（George W. Bush）總統在任期間，葉望輝（Stephen Yates)先生曾經在美國白宮擔任副總統的重要國安幕僚，對於美國在亞太地區所面對的安全環境與美中台關係的變化，以及美國政策的變化，感受直接而獨到。他的分析與見地，是遠在台灣的我們，必須仔細聆聽與體會的。 亞太地區關鍵性變化 在冷戰結束之後，美國為世界唯一超強，但九一一事件卻讓東亞地區的權力體系發生了關鍵性的變化。在九一一事件之後，美國投入了對伊拉克與阿富汗兩場戰爭，而這兩場戰爭，不止耗費美國的人力物力，也讓美國對亞太地區無法有更多的重視。而就在美國對於亞太地區無法有更多重視的同時，中國卻不斷展現其對外擴張的野心。尤其是在軍事上，這是歷史上非戰時期最大的軍事投資與最快速的成長，這讓環繞中國的各國皆感威脅，也被美國視為重大的挑戰。 在歐巴馬政府上任之初，對中國採取較為和緩的政策，原認為可以換來中國在國際事務上與美國合作，創造一個有利於整體亞太地區的環境。歐巴馬總統在2009年11月訪問中國時，美國尤其希望能有正面而具體的進展，因此在行程上的安排上，甚至美國最重要的亞洲盟邦日本，都認為被輕忽了。然而事實的發展並非如美國政府所希望的，中國並沒有展現負責任的態度，反而在各項事務上面，中國政府的態度卻顯得更加傲慢與強勢。 在歐巴馬訪中的安排上，中國強勢主導，對於共同聲明的內容也強勢主導。歐巴馬總統訪中之後參加在哥本哈根舉行的全球氣候會議，中國也以不肖的態度對待美國。這些讓歐巴馬總統在美國國內飽受抨擊。之後從2010年開始，由於美國宣布軍售台灣，在白宮接待達賴喇嘛，北韓炮擊引發的危機，釣魚台的爭議等問題，使得美中關係陷入緊張，也迫使美國必須嚴肅面對中國在東亞地區對美國戰略利益的挑戰。 而中國在東亞地區的挑戰，除了對於美韓聯合軍演採取強硬立場外，也派出有史以來最大的艦隊編組，通過第一島鏈，到日本群島以東舉行大規模軍事演習，使得日本感受極大震撼。此外，中國也宣布南中國海為其「核心利益」，並與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等國形成嚴重領土糾紛。 而美國接下來進行的國會改選，也由於美國國會議員對於中國在國際上的傲慢宇強勢的行為，或在經貿上所採取的不公平作法，對美國可能造成的傷害，都使許\多美國國會議員採取強硬的對中立場，使得美國政府必須改變原本對中國所持的政策與態度。而國會期中選舉的結果，使得執政的民主黨成為國會少數，對行政部門的影響力更大，也使得原來在歐巴馬政府中主張對中國採取寬容與交往主張者，更無以為繼。 美國的反應與未來趨勢 雖然在九一一事件之後，美國受到戰爭與各項國際議題的拘束，而無法在東亞地區展現強勢的作為，但自小布希總統上任之後，對於中國逐漸崛起的疑慮和東亞新局勢並非視若無睹，也並非毫無作為。從2001年開始，美國已經在西太平洋地區靜靜的進行戰略重新部署，逐漸將海空軍的主力，從夏威夷西移至關島，在關島大興土木，建立大型基地，將之作為西太平洋的戰略重心。此外，布希政府強化與日本的軍事聯盟關係，目的就是讓東亞各國清楚瞭解，美國仍是一個超級強權，不會從西太平洋地區撤離，對區域情勢變化不會坐視不管，更不可能和中國「共管太平洋」。然而因為中東地區的兩場戰爭及其他國際糾紛，使得中國有機可乘，也讓美國分心，無法專注於東亞事務的發展。 美中之間在經歷2010年的各種震盪之後，歐巴馬政府也決定作出明確的回應，以避免美國的戰略利益進一步惡化。在南韓天安艦遭北韓魚雷擊沉之後，美國除了譴責北韓，也與南韓舉行大規模海上演習，參與演習的除了有廿餘艘各型軍艦，也包括F-22在內的200多架各型戰機。雖然這次演習雖不在原先預定的黃海舉行，但演習之前美方訪台高層人士說明，黃海是公海，美軍以前在黃海演習，未來也會再回到黃海，而且會不斷回來，不可能接受中國的恫嚇而從這地區退縮。而就在北韓砲擊延坪島之後，美韓就進入黃海地區舉行大規模海上軍演。 在日中之間在釣魚台海域引爆漁船爭議之後，美國也明確的與日本站在一起，並且指出釣魚台海域也是美日安保條約涵蓋\範圍，並且美韓兩度舉行聯合軍演之後，美國也都緊接著與日本舉行聯合軍演，規模與重要性甚至高於美韓的聯合軍演，以實際行動宣示強化與日本的同盟關係。 在中國與越南及菲律賓為了南海主權造成爭議，中國官員宣布南中國海為等同於主權地位的核心利益後，美國國務卿希拉蕊就藉著參加亞洲區域論壇（ASEAN Regional Forum）的機會，宣稱南中國海自由航行為美國的國家利益，之後並與越南舉行大規模海上軍演。越南也決定向俄羅斯購買基洛級（Kilo Class）的潛水艇，以強化其海軍的嚇阻能力。之後，美國也強化了與菲律賓的安全關係，菲律賓也宣布大幅提高國防預算，以因應所面對的新局勢。美國政府不斷回應東南亞國家，提高在地區事務的參與度，強化與東南亞國家的安全關係。 以美國目前對於東亞局勢的反應來看，在可預見的未來，美國在西太平洋強化部署的趨勢只會強化，在東北亞和東南亞甚至是南亞地區，美國和傳統盟邦，甚或與越南或印度等新的盟友強化軍事關係，建構一個新的戰略網絡。 地區戰略的反趨勢：馬政府的作為 台灣直接面對中國越來越強大的軍事威脅與外交封鎖，不論那一政府執政，都必須認真進行定期戰略評估，瞭解在未來的趨勢之下台灣的國家利益所在。對台灣人民來說，中國是威脅的來源，美、日等民主國家則是台灣在國際上最堅強的奧援，因此最合乎理性的選擇，就是強化與美、日等民主國家的關係，試圖化解中國的負面作為。然而國民黨政府的作法，卻是全面發展與中國的關係，甚至公開宣示兩岸關係高於對外關係，且目光只有中國這個焦點，這使得馬政府在東亞的戰略棋局上，很明顯地與中國站在一邊。 馬英九在2008年的總統競選過程之中，為了獲取美方的信任，也為了化解台灣選民的疑慮，因此作了不少的重要宣示與承諾。雖然在民進黨執政期間，國民黨阻止軍購預算一事聲名狼藉，但在選舉的最後階段承諾上任之後維持每年GDP 3%的水準，也告訴台灣人民，他燒成灰也是台灣人，台灣的前途只有台灣人民能夠決定，以及台灣獨立也是台灣的選項。針對中國政府鎮壓西藏一事，馬英九也認為台灣應思考抵制北京奧運。這些立場，讓部份台灣人民或國際社會認為，他在必要時會堅持台灣立場，維護台灣與民主盟友的利益。 但當馬英九當選之後，情況有了立即而明顯的改變，選前承諾不見了。在這三年多以來，馬政府的立場與作為，有許\多讓台灣人民感到憤怒、讓國際友人感到憂慮的之處，包括： 一、不主張台灣擁有主權 雖然多數民主國家並不正式承認台灣，但接受台灣實質獨立存在的現狀，且不希望這現狀被中國改變。然而馬英九當選之後，就接受「九二共識、一中原則」，將台灣置諸中國之下，而不認為他所代表的，是台灣的主權。雖然馬英九認為九二共識是一中各表，但他對中國表述台灣為中國一部份從未表達異議。而他本身的表述，只提到中華民國主權，台灣為中華民國的一部份。倘台灣政府與台灣總統自己不認為台灣擁有主權或台灣人民擁有台灣的主權，則其他國家，無論對台灣多友好，對於中國在國際上宣稱台灣中國一部份的說法，皆沒有立場反對。此外，馬政府對台灣主權的立場，不但違反了台灣關係法的基本精神，也掏空了美國或其他國家支持台灣的基礎。 二、外交休兵 馬英九上任之後，即宣示外交休兵，這立即引起國人詫異。外交部也訓令所有駐外單位，兩岸關係高於對外關係，任何對外關係若與兩岸關係發展相抵觸，以兩岸關係為優先。而中國在外交上的對台目標，仍然是要封鎖台灣的外交，當台灣政府以兩岸關係發展為優先，對外交部門來說，就是放下所有的努力。但雖然台灣在外交上片面休兵，並宣稱沒有斷交與擔任世界衛生組織（WHO）觀察員為重大外交勝利，但事實的狀況是中國並未放鬆在國際上打壓或矮化台灣的作為。以參與WHO為例，雖然台灣可以擔任觀察員，但中國要求WHO發函給會員國，宣稱「中華台北」只有在五天大會之中適用的名稱；對WHO來說，台灣是中國台灣省。這對台灣獨立自主與人民權利的傷害，遠大過五天大會參與所帶來的好處。許\多歐洲友人現在說，台灣有了中國，不需要他們了，連定期對話機制也中止了。 三、事事依賴中國 馬政府上上下下都認為，台灣經濟不佳，而中國是全球經濟發展的火車頭，也是解決台灣經濟瓶頸的萬靈丹，因此積極發展與中國的經濟關係，開放台灣企業對中國的投資，並與中國簽訂ECFA，讓台灣經濟完全融入中國，甘願成為中國經濟的邊陲。此外，台灣政府面對高等教育體系過度發展而又碰上少子化的趨勢，簡單的認為中國學生就是台灣問題的解決方案。台灣犯罪率升高，馬政府於是與中國簽訂共同打擊犯罪協議。台灣要參與國際活動，也與中國協商，經中國同意而獲得WHO參與的機會。在日本311大地震發生之後，核能安全引發台灣各界的關切，馬政府立即與中國進行核能安全的協商。台灣水果盛產季節滯銷，馬政府也認為唯有中國可以協助。台灣的高科技產業可以與西方標準一致，但馬政府卻與中國簽訂標準化的協議，彷彿台灣只有中國市場。與中國發展經濟關係是許\多國家的共同意向，台灣應發展何種和中國的經貿關係，或許\有相當大的討論空間，但若事事皆認為中國是台灣往前走的關鍵助力，則讓台灣喪失自我，喪失獨立存在的價值。 四、不再為台灣重大利益發言 中國對台政策以2008年12月31日的胡六點為主要依據，對於台灣與中國的關係、當前與未來經濟文化關係發展，以及未來政治爭議的解決，都必須基於「一個中國原則」。對台而言，這是很明顯將台灣置於中國之下的政治安排，然而馬政府並為對此提出任何異議。此後，對於中國政府在國際上宣稱代表台灣，更改台灣參與非政府組織的名稱或權利，甚至在亞運跆拳道比賽取盜取台灣選手的獎牌，甚至強迫菲律賓政府將台灣人民遣送中國，台灣政府皆不對中國有任何發言，有如中國這些作為是正常的、應該的且台灣人民可以接受的。在2009年歐巴馬總統訪問北京，與胡錦濤簽訂共同聲明，美國尊重中國對台灣的主權聲明，馬英九宣稱這是台美關係六十年以來最好的時刻。但當美國特使到台灣向台灣進行簡報，只有在反對黨民進黨的強力抗議之下，才對外宣示美國並不承認中國所宣稱的台灣屬於中國領土與主權完整的核心利益，美國並未改變對台政策立場。2011年初胡錦濤訪問美國，不斷要求美方信守對2009年聯合聲明的承諾，並且在多個公開場合要求美國不應介入屬於中國內政的台灣問題，要求美國不應出售武器給台灣，馬政府依然保持不可思議的緘默。實際上，在馬英九就職總統不久，外交部便悄悄移除中國外交打壓的網頁，徹底執行外交休兵。 五、民主不再是核心價值 台灣從威權體制發展成為一個民主國家，受到其他民主國家的讚譽。民主，不但成為台灣與國際進行連結的最重要價值基礎，也成為台灣面對中國時的戰略縱深。然而為了避免觸怒中國，或為了爭取更多的經貿利益，國民黨政府已經堵住本身的戰略縱深。除了陸委會停止中國人權的網頁之外，為推動國際尤其是中國人權而設立的民主基金會，也被迫進行大幅人事改組，認為支援中國或古巴的民主化與當前政策不符。馬英九當選之前，皆會在六四紀念日為文批評中國違反人權；在當選之後，他仍然為文，卻不再批評中國人權問題，反而盛讚中國的進步。或許\他在民主自由上的作為，早已昭告世人，台灣不再民主自由，也無立場如此要求中國了。 六、國家安全事務 台灣面對中國的軍事威脅，符合理性的做法，就是強化防衛能力，避免對手有趁虛而入的誘因。雖然馬英九當選之前與就任之後承諾GDP 3%的國防預算，但2010年起，國防預算編列已經嚴重跳票，只佔GDP的2.16%，連歐巴馬總統冒著引起中國嚴重抗議、已經通知國會的愛國者反飛彈系統等，馬政府都說沒有經費。但馬英九選擇便宜的做法，不斷對外公開發言要求美國出售F-16C/D型戰機，將強化防衛武力的焦點集中在此一項目，也將所有責任推給美國。在馬英九上任之初，國安會秘書長蘇起將一份美國專家建議台灣採取「刺蝟戰術」的報告交給國防部，要求所有將領研讀，彷彿要放棄台灣海空軍而要發展游擊戰，造成軍方震撼。此外，由於部份名嘴子虛烏有的指控，馬英九下令發動對所有將軍進行調查，是否有買官的情況。雖然所有調查結果並沒有任何事證，但對於軍事將領士氣的打擊卻極為嚴重。然而對於退役高階軍事將領前往中國，與中國進行軍事交流，馬英九卻不以為意。所有有關國家安全的事務，看起來馬英九總統都與正常的理性思考背道而馳。以「國防休兵」來說明馬英九總統對於國防的各種做法，應是最貼切的形容。 七、對於國際爭議的立場 中國不透明的軍事崛起，向來是亞太各相關國家關切的問題，在2010年的北韓擊沉天安艦、日中釣魚台衝突與南中國海的糾紛之後，中國明顯地在其週邊展現強勢的態度與作為，也看到中國艦對大編組通過日本海域，無視這些作為可能引起區域緊張。但馬政府之下外交部對於北韓爭議的發言內容，與中國相近，對釣魚台的發言，也引起日本媒體抨擊是與中國結合對抗日本，在南中國海的爭議之中，未支持美方「自由航行」的發言，這些都引起台灣傳統友人的不安。許\多美國重要人士已經開始指出，台灣的作法不符美國利益，也與美國與地區發展關係的趨勢不符，也主張美國應該重新評估對台政策。 結論 在九一一事件之後，一方面由於美國必須面對中東地區的戰爭與其他的國際問題，另一方面由於中國利用此一機會，在亞太地區以極為強勢與傲慢的態度處理其與其他國家之間的爭議，造成東亞地區趨向緊張的新局面，亞太地區各國幾乎都無法從此一趨勢抽離，而必須思考如何面對強勢中國所構成的挑戰。 雖然亞太地區各國無可避免的要與中國進行經貿往來，與中國經濟掛勾，以獲取經濟上的利益，但大部份國家在面對中國政治與安全挑戰的避險做法，則是強化與美國的關係，讓美國強化地區事務的參與，作為地區安全的保障。而美國為了避免東亞地區的戰略利益進一步受到中國的侵蝕，也積極與亞太地區國家進行更緊密的安全關係。然而台灣政府的作為，與此一趨勢剛好相反，國民黨政府不斷強化與中國的各層面關係，與其他相關國家之間的距離卻越來越遠。這情況，恐使得其他國家漸漸認為，台灣與其國家利益並不相符。在兩股對抗的勢力之中，國民黨政府選擇中國這邊的作法，倘被其他國家認為不符其利益，而這是否符合台灣的利益，相信台灣人民在接下來的大選中會有很深刻的表達。 美國或亞太地區各國對於台灣的國民黨政府的做法，或有不同程度的疑慮，多數也不認為符合其個別國家利益。亞太國家不瞭解目前國民黨政府與中國關係迅速發展，最終會達成什麼結果，或此一結果是否符合個別或共同的利益。但多數國家肯定的，是國民黨政府目前的政策與發展的趨勢，是中國所希望看到的，也符合中國的當前與未來利益。若亞太各相關國家對於其短期與長期的國家利益嚴肅看待，則不應對於國民黨政府的作為保持緘默，讓此一趨勢發展到永無回頭的境地。 *本文發表於 「亞太區域安全與台海和平」國際研討會，2011年9月7日，台灣安保協會主辦。

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講座教授 葉望輝先生（Stephen Yates）大作（後簡稱葉文）深入檢討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到今天66年間亞太地區安全與台海和平，是一篇引人深思的佳作。葉文分5個時段分析亞太情勢及美台與美中關係重大變革： 1.二戰結平後，美國致力于改造日本，及美一中與美一台關係； 2.冷戰初期，美國圍堵共產主義及美一台新關係； 3.尼克遜與季辛吉的冷戰，聯中制俄，貶低台灣和日本； 4.後冷戰時期，柯林頓的商務外交，911後小希結合中國的反恐戰爭； 5.不確定的現階段：對台海和平的建議； 葉望輝是非常優秀的美國亞洲問題專家。他曾在台灣學習中文和研究亞洲，後在華府智庫工作多年，並在政府部門任職，包括擔任副總統錢尼的國安事務顧問。本人與葉望輝是多年好友，很高興和他同台討論亞洲事務。本人在美國賓洲大學任教20多年，回台後擔任過12年立法委員和二年國安會工作，將從學術觀點和實務，尤其是台灣人觀點檢討美－台和美－中關係。 沒有永久的敵友 二次大戰期間，美國和中國是盟友，為抵抗日本的侵略而共同作戰；但國與國之間沒有永久的敵人或盟友，只有國家利益是永恒的，太平洋戰爭結束後，美國占領和改造日本，美日建構新的同盟關係；而中國共產黨在1947-49內戰打敗國民黨後，統治中國大陸，並與蘇聯締結反美日的聯盟。 美國在二次大戰後是亞大地區的超大國，但其推行的政策失敗多于成功，迭經大幅調整與轉向。 本來美國的戰略目標是要創造一友好和民主的中國，協同維繫亞太的穩定與和平。因此在二戰結束前夕在締造聯合國過程，美國亟力支持中華民國為安理會五常任理事國之一，戰後則協助中國重建，調停國共內戰，實際上提供經援和軍援，支持國民黨政府。 可是國民黨政府就像「扶不起的阿斗」，共軍在1947年發動全面內戰後，勢如破竹，國軍則節節敗退，倒戈而逃，失掉大半以上江山；中共並在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1949年8月，共軍席捲大陸前夕，杜魯門政府為了替其失敗的中國政策辯護，發表了「中美關係白皮書」，譴責國民政府貪腐和無能，並表示國府大勢已去，美國不再介入中國內戰。論者批評杜魯門政府此舉是「落井下石」，想討好中共，為未來與共產政權建立關係預留伏筆。更可笑和不可思議的，國務卿艾奇遜(Dean Acheson)和一些國務院的所謂中國通異想天開還打算培植毛澤東為亞洲的「狄托」（Josip Broz Tito），利用他與史達林抗衡。艾奇遜企圖「聯中制俄」，和70年代初尼克遜與季辛吉操作「中國牌」（Play China Card）的策略似異曲同工，但時空迴異，效果也截然不同。 蔣介石和國民黨政府撤退到台灣後，美國一些參議員和將領曾經主張使用武力，包括占領台灣，以防共軍渡海攻台，但受杜魯門政府拒絕。1950年初杜魯門再次堅決聲明美國不介入中國內戰的政策，並強調「美國政府不會對台灣的中國軍隊提供軍援或諮詢意見」。 杜魯門政府的「棄台」政策由于國外因素而未能貫徹。其中，少為人知的是，在華南集結、準備渡海攻台的眾多解放軍，染患「天疫」（血吸蟲病）上吐下瀉，高燒不退，全身無力，也無藥可治，共軍一再拖延攻台時間表。Frank Kierman，Jr.（退休美國官員）在其所著The Fluke that saved Formosa: A Footnote to History (1954) 曾詳細記載此一「歷史註腳」。 金日成救台有功 共軍未能及時行動，半途卻殺出了碍事的「程咬金」。1950年6月25日，北韓的金日成率兵南下，欲以武力統一朝鮮半島，發動了影響長遠的韓戰。兩天後杜魯門不但派兵馳援南韓，也同時下令美國第七艦隊巡戈台灣海峽，防止共軍渡海攻台。 杜魯門把台灣海峽「中立化」的措施推翻了他半年前仍信誓旦旦宣示的不介入中國內戰的政策。毛澤東未能按照既定政策解放台灣和統一全中國，乃在1950年11月派遣幾十萬「人民解放軍」秘密越過鴨綠江「抗美援朝」，和美軍兵戎相見，韓戰轉化為美一中戰爭。 畢竟，毛澤東不是也不能成為「亞洲的狄托」，因為他和眾多中共領導人都親蘇，崇拜史達林。1950年2月，毛澤東在莫斯科與史達林簽訂30年的「中蘇友好互助條約」，結成中蘇反帝國主義軸心，以對付日本和與日本為伍的國家（指美國）。 這個新趨勢顯示二次戰後美國的中國政策的重大失敗，因為華府決策者無知和錯誤。中國不但未成為一民主和友好的盟友，而且在共黨執政後變成一強大敵手，挑戰美國亞太策略。面對新國際情勢，華府乃改弦易轍，建構新聯盟體係，把日本和台灣納入圍堵共產集團的盟邦。 美日結盟是二次大戰後亞太國際關係一個新時代的開端，也是美國遠東政策的重大演變。第一次大戰後，日本是崛起中的強國，美國曾為了維持亞太地區的和平與均勢，一直努力制衡日本的霸權行徑和壓抑日本勢力的擴大，同時支持中國抗拒日本的侵華政策。二次戰後，美國在東亞的敵友易位，是一富有戲劇性的變化。今年8月22日美國副總統拜登在訪華後扺日訪問時向媒體表示：美日同盟是東亞和平與安全的基礎，強調今後將繼續加強美日同盟方針。 因為韓戰，在台灣的國民黨政權也轉危為安，開始另一個階段，並成為美國圍堵共產集團的一環。共軍在1954-55和1958雖曾在台海用兵，並占領了一些接近中國大陸的島嶼，如大陳和一江山，但因美軍協防和美－中（台）協防條約所提供的保護傘，有效嚇阻北京解放台灣的企圖。 1953年1月以後，艾森豪總統領導的共和黨政府對國民黨政府幾乎前嫌盡釋。政治上，華府支持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入會，也拒絕承認北京的中共政權。在經濟上，美國給台灣可觀經濟援助，包括援款、技術轉移、投資、人力資源教育和市埸，帶動台灣經濟起飛。 圍堵，不解放 艾森豪總統雖標榜解放共產世界的策略，但只是口號，政策上仍延續杜魯門的圍堵（containment）策略。蔣介石本來寄望美國會以實際行動協助他反攻和收復大陸，卻大失所望。1958年8月23日，共軍大舉炮轟金門，美軍提供新式武器，強力協防，第七艦隊並護航國軍補給外島船隊。更重要的，9月初國務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嚴肅警告北京，美國不惜使用核子武器以打擊共軍犯台野心，引起北京震憾，周恩來總理遂即要求舉行談判。令北京非常不滿的是，中共的盟友蘇聯對美國可能使用核武之威脅毫無反應，幾年後中蘇衝突公開化之後，北京對莫斯科「不夠朋友」和「怕原子彈」大加批判。 金門砲戰還有後續效應。美方不贊成蔣介石企圖反攻大陸，不同意他在金門和馬祖等外島駐軍10萬以上，一直要求減少，但蔣置之不理；共軍發動金門砲戰後，外島和台灣的防守問題在美國政壇也引起爭論。1958年10月23日，杜勒斯突訪台灣，迫蔣簽定「杜－蔣公報」。這個公報宣示「中華民國政府將以7分政治、3分軍事的力量」收復大陸，蔣被迫同意在採取軍事行動時與美方充分諮商。實質上美方有權否決國府對大陸的軍事行動，因為美國不願被國府拉下水，與中共發生戰爭。「杜－蔣公報」發表後，台灣民間私下開始談論「反攻無望」和台灣未來的諸多議題。 台灣人民失望 可想而知，蔣介石和蔣經國父子對美國「有限度支持」的政策是不滿意，甚至是反感的。另一方面台灣人民也為不同的理由對美國非常失望和不滿，這是大部份美國人，包括涉台官員都不甚理解的。台灣人民為何失望、不滿？ 1945年8月15日太平洋戰爭結束後，美國政府透過遠東盟軍最高統帥（SCAP）麥克阿瑟將軍發佈一道命令援權中國戰區領導人蔣介石接收台灣–在全然沒有考慮當時600萬台灣人民意志的情況下，決定了他們的命運。蔣介石的代表陳儀和他的部隊1945年10月25日接收台灣，不到一年半，台灣人民目睹和充分體驗國民黨官僚和軍人傳統貪腐、斂財和欺壓百姓的作為後，在1947年2月28日爆發官逼民反的大型抗議事件，要求改革。但蔣介石卻派兵到台灣血腥鎮壓，進行屠殺和清洗，殺害台灣各界精英20,000多人。 當時在台北的美國外交官George Kerr副領事根據他的觀察，寫了一本專書Formosa Betrayed （被出賣的台灣，陳榮成譯，由前衛出版社1991年出版），他批評美國政府對人權和台灣問題不重視，並感到遺憾。一些台灣歷史學者也認為美國政府對國民黨政府在台灣的大屠殺應該負部份責任，因為美國政府把台灣交給蔣介石，出賣了台灣人。 很多台灣人也不會忘記美國為了其國家利益，長年支持蔣家在台灣的一黨專政和白色恐怖統治。當然，台灣不是唯一例子。菲律賓的馬可士獨裁政權，韓國的軍人專政也都得到美國全力支持，因為符合美國利益。 國家利益掛帥 台灣人民通常認為「大象」（美國共和黨）比「驢子」（美國民主黨）對台灣友善，也許\這只是比較艾森豪政府和杜魯門政府對台的政策的聯想，而且艾森豪是唯一在任內訪問過台灣的美國總統，就一概而論。可是事實上並不盡如此。葉文曾從檔案和各種歷史記錄引述共和黨的尼克遜總統和國安顧問季辛吉在1972年訪問中國和簽定「上海公報」前後如何貶損日本，犧牲台灣的安全和損害台灣人民權益的詳細資料。既使他們所做所為是為了美國的國家利益，但他們對毛澤東和周恩來卑躬曲膝和奉承阿謏，讓人瞧不起他們的人格。 […]

 林霨 2011年8月6日 令人尊敬的同行和朋友們， 我相信大家都很安好。你們邀請我來參加九月初的研討會，對我而言是極大的榮幸。可惜的是時間正好碰上賓州大學開學的第一個禮拜，所以我無法參加，實在很失望。後來我打算寫一篇論文，但也因為正忙於寫一本新書，所以最後我決定寫一封比較非正式的公開信，這樣還是可以來表達一些我認為應當說的事情。 目前令人擔心的事情 專制中國與自由世界之間愈來愈多的糾結，是我最大的憂心。目前在許多不同的地方，由於順從中國的緣故，我們的自由已經淪落到遭受限制的地步了（例如在印尼的法輪功電台）。在西方世界，我們有「孔子學院」和「孔子教室」，在那裡傳授有偏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版本的中國文明和歷史，這些反而會危及真正的學者及他們的獨立性，在校園內的情況愈來愈清楚，行政單位渴望獲得金錢，傾向於認為任何人只要具有中國人的臉孔，無論他所知何幾，都會比任何西方人更懂得中國。在美國的主要中文報紙被中國有效控制，我們有由北京付錢的大量廣告刊登在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等英文報紙，台灣也不再強有力地為自由發聲了，像傅立民大使（Ambassador Chas Freeman）和穆倫上將（Admiral Mullen）這些人，目前正受到中國金錢酬報制度的束縛，中國政府對美國內部的決策過程愈來愈有影響力。 現在如果談到是否要繼續支持台灣的問題，中國就威脅要以不特定的「財務手段」（fiscal measures）來懲罰美國的對台軍售，儘管這些軍售問題已經大體上被華府的官員擋掉了，因為他們擔心唯恐美、中正常關係的外觀將會開始出現裂痕。三十年來，這是首度有外交政策的評論員開始討論和台灣的友誼到底是資產或是負債。 美、中建交這32年以來，已經迫使在對台關係上付出了代價。中國或許並非真正的富裕，但中國政府卻有足夠的金錢用來施加壓力。此外，即使台灣研究已經成為一門獨特的學術領域（好消息），但是年輕一代的亞洲專家不太可能到台灣訪問或研究。許多人只認識簡體字，傾向於認為台灣倒不如和香港一樣，將以同一種方式或另一種方式併入中國。 最後，我們從馬政府試圖與中國和解當中得到教訓，這種作法也是十分聽從華府許多人長期希望台灣採取的路線。而我所重視的是，台灣從這條路線當中所獲的具體成果非常少。中國不願意作出實質的讓步，卻越來越在更多方面試圖駕馭台灣，同時還繼續增強軍事，並企圖切斷台灣與國際社會及貿易上的往來，除非透過北京的管道。中國並沒有真正回報馬英九的付出，或許\更值得注意的是，美國也沒有回報馬英九所做的努力，我不認為他的努力將可獲得軍購成功。中國和美國都把他當作有用的過渡性人物，可以把台灣和中國這兩個國家拉得更緊密結合。台灣有自己的價值，這種感覺幾乎不再存在，作為一個民主國家和戰略上的盟友，台灣總統所能得到的支持，其利益應該至少不下於兩岸關係的改善而已。 華盛頓也不大了解日本和台灣的利益是如何相互連結。幾乎對台灣的任何攻擊，都會涉及侵犯到日本的領土（在台灣的北方和東方），而且如果失去台灣，將會失去台灣這個重要的領土緩衝區，並壓縮到日本的戰略空間。 現在華盛頓的焦點是莫名其妙地在挽救與中國的關係，而不是在改善美國與在亞洲真正的民主友邦之間的關係，這是最不明智的地方，但也並不奇怪，因為在美國的潛意識當中，「中國」有極深的影響力。 如果以目前的趨勢來簡單推論的話，則我們有太多令人擔心的理由。然而情況是不斷在變化，而我自己的信念是，如果台灣能夠專注於自己的利益，避免政治上分裂的傷害，並繼續舉行選舉，那麼台灣將可存活下來。我經常說，我預期在二十年內，一個民選的總統和立法機構仍將存在台灣，而中國將會成為什麼樣子，沒有人說得準。 改變中的中長期趨勢 今天有很多人都對中國的感受極為深刻：不止是因為他們重建的城市林立著摩天大樓、豪華商店和時髦餐\館，而且還有他們的發展模式。我覺得很驚訝的是，當這個國家正在凌虐諸如土耳其斯坦與西藏的異議人士和異議團體，比以前更嚴密地箝制新聞，而且還藉著操縱匯率來支持他們的出口優勢，我們怎麼可以和中國進行常規的關係。我心裡非常清楚，北京的領導人對於「自己的」成功一直感到意外（更多的生產失控，也讓一般百姓獲得成功）。這反映在他們面對世界時，使用更自信和督導的語氣；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興風作浪、改變一些規則、獲取更多領土的時刻來臨了 ─ 而且也可以懲戒諸如美國和日本這種國家。 這種令人感佩的成就，看起來並非那麼完美。即使在繁華的地區，越來越增加利用舉債的錢來支付「投資」，以便支撐成長與就業，這也算是一種國內生產毛額（GDP）的成長。目前中國經濟成長率的一半是來自這種方式，而且許多這種投資牽涉到資本的浪費。經濟決策並非基於理性，而是取決於政治需求所左右的指令，情況就像去年我在東京大學的演講所提出的論點一樣，中國的實際生產情形只是在浪費資源而且沒有效率，人為的低價幣值乃是用來支撐出口。 我們知道在這個體制裡存在大量的不滿，目前我們所了解的狀況是一些外界得知的知名異議份子和政權批判者，我們也知道有數億的中國人還生活在赤貧的狀態。我們知道對政府當局的示威和騷亂事件每年約有20萬件，我相信目前的體制無法無限期地繼續下去，必定會改變 ─ 若非透過有計畫的改革，就是經由崩潰和動亂。這兩種途徑是無可避免的選項，但都是當前統治階層極度不歡迎的選項，這就是為什麼我繼續斷言中國面臨的最大挑戰在於未來的理由。 中國當局並沒有處理上述問題的計畫，比如說，開放言論自由，並建立起負責任的政府。在可怕的溫州火車相撞事件之後，誠如一位中國作家很巧妙地指出，我們所有的中國人都是坐在高速火車上的乘客，火車開的很快，在未經驗證過的軌道上，開往一個從未指明的目的地。在中國，從來沒有一個官員說過「改革」的目的是要把國家帶往何方。 此外，中國精英的意見顯然很分歧。從天安門廣場的孔子雕像事件，我們看到這種現象。起初孔子雕像的出現，意謂著曾經遵循一個長期的規劃程序，舉凡雕像的設計、地點的決定（如果原先打算陳列在博物館，雕像就可以直接送去該處），計畫的過程必定涉及土地的最高官員，這也意謂著有一個支持孔子雕像的派系。但後來雕像被移除了，這表示另有一股反對雕像的派系，或是出現強大的勢力，足以推翻原本謹慎規劃的長期決策。 因此，你可以預料中國會有一段不確定的過渡期，可能是社會動盪、政治派系鬥爭等等情況，甚至包括暴力行為。我所擔心的是，日本、台灣、以及其他國家將與中國非常緊密綁在一起，一旦中國發生不穩定的狀況，這些國家也將隨之發生不穩定，沒有緩衝的空間。 這一段不確定的過渡期將會影響世界各地及整個亞洲，影響所及將極為重大，但目前難以估量。很少有政府 ─ 肯定不是美國 ─ 考慮到這個問題，目前搖搖晃晃的平衡如果無法維持時，將要如何反應。我們依然把中國視為龐然大物，並對目前中國領導人的說法過於信服，同時也忽視了明顯的發展趨勢。在近期內的某一天，華府將會收到來自北京不同派系的衝突信息，我認為沒有人知道我們該怎麼做。以我的觀點來看，台灣政府也傾向於期望中國大致上無限期地繼續維持目前的情況。當碰到像華盛頓同樣的情況，在面對中國衝突性的要求和提議時，台北將會如何做。所有的這些情況將會導致亞洲及全世界極大混亂。 在東京和台北的摩天大樓，有經得起重大地震的抗震設計。同樣的道理，台灣和日本的政策也需要類似的設計，經得起在未來歲月中來自中國任何不穩定的影響所波及。 目前的事態發展 去年我談到亞洲的「新局勢」，乃是中國在政策上的基本改變所造成的結果，這些改變包括對外行動、公安監控、強勢主張等等。今年，我認為這些既有的「新局勢」將開始被華府所接受 ─ 而我希望台灣政府也能接受 ─ 但台北一定不願意。要認清楚中國在性質上改變其策略，將會如何影響到台北和華盛頓，這是未來幾年唯一最重要的問題。 四十年來美國的政策是基於一個信念，當一切都說過而且也做過之後，中國和美國就會是朋友。而唯一會使他們分道揚鑣的問題，如同中國一再堅持的，就是台灣 ─ 而且美國對此也深信不疑，就是這種實況導致許\多決策者將台灣的利益邊緣化，因為他們所設想的都是與中國的關係。 自從馬政府上台以來，比起過去任何的台灣政府，台北與北京和華盛頓都有更親密的合作。馬英九假設這種作法可以迎合美國的想法：中國基本上是一個維持現狀的強權，命中注定是亞洲一個「負責任的利害相關者」（responsible stakeholder） 的角色，這意謂著兩岸關係可以大步開放，而軍事對峙將會降低，對台灣的安全與民主沒有任何實際的威脅。 才剛過了一年多，現在一切都改變了，而且所謂的「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也是一團糟。從我們的觀點來看，問題在於華盛頓和台北需要花費多少時間才可以認清這個事實，因為這項政策的根源很深，而且需要追溯長遠，有些用詞遣字只能發揮想像力。 如今，台灣不再是唯一的議題了，反而是整個64.8萬平方英里的南海，都被中國聲稱是主權上的「核心利益」（core interest），中國也再度開始干擾美國在國際水域和空域的作業，先前對日本的無情壓力已經增大，越南也飽受驚嚇。甚至是菲律賓，沒想到數十年前打破與美國的同盟，現在由於中國主張菲律賓的外島屬於中國，正緊急準備自衛。印度則擔心許\多事情，包括中國在他的周圍大剌剌地建立基地，以及中國在印度洋獲得海底探勘的同意權。無論美國、中國的鄰國、以及台灣是否喜歡，這些行動都代表著中國的政策有明顯的長期變動。 這種改變已經造成影響。約瑟夫‧奈伊（Joseph Nye）在今年初發表的一篇文章，雖然承認中國的新政策已經開始引起一個對付他的對抗聯盟，奈伊卻依然建議繼續維持開放、貿易、以及交往的作法 。作為我的一位知名朋友，這篇文章極力斷言美國和中國之間不可能存有敵意：不管中國是否喜歡，他們將是我們的朋友。其實這種立場站不住腳，如果想要製造麻煩，他們將會蠻幹，而我們無法阻止他們。 大約在同一時間，季辛吉（Henry Kissinger）發表《論中國》（On China）新書，誠如我在《旗幟週刊》（Weekly […]

 葉望輝 Stephen Yates 美國前副總統錢尼辦公室亞洲安全顧問 「如果兩岸不能統一和台灣不能回到祖國的懷抱，中國走出去就將會受到很大限制，不僅海洋資源得不到充分的開發利用，中國想進一步對外開放都會受到限制。……中國就成為一個內海國家了。」 ─ 溫宗仁上將，《大公報》2005年3月10日 「中國對南海諸島及附近海域擁有無可爭辯的主權，這有充分的歷史和法理的依據……」 ─ 耿雁生，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發言人， 2010年7月30日 當前亞太區域安全的局勢 今年春季，正當阿拉伯世界成為全球矚目的焦點，伊拉克與阿富汗兩地的戰爭以及利比亞的軍事行動吸引了全球目光之際，越來越具有侵略意圖且自以為是的中國，為了積極建立霸權，也同步升高了亞洲的緊張局勢，只不過，對照起中國數十年來的行徑，這些行動一點也不稀奇。中國這些年來的侵略行徑，包括有1979年入侵越南、1994年入侵美濟礁（Mischief Reef）、1995/1996年朝台灣海峽發射飛彈、2001年導致EP-3偵察機迫降等等。所以當前美國所面臨最迫切的問題，就是重新制訂它的亞太戰略，以便在財政窘困、大中東地區依舊動亂頻仍的年代下，妥善面對一個藉機壯膽、根本不把「和平崛起」當一回事的不民主中國所帶來的挑戰。 最近幾年，美國試圖透過坦率公開的外交對話，尋求中國在國際共同議題上的合作，並且開放美國的學術領域給中國留學生，藉以降低彼此因誤判情勢而導致兵戎相見的可能，可是中國卻把這種試圖建立互惠伙伴關係的作法，轉變成影響美國政策，並逐漸將美國排擠出亞太區域的工具。 南海主權爭議不過是中國想要邁向進一步的目標，企圖剷除美國在該地區的影響力與存在，並採取兩面外交手法的例子。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在2011年6月15日表示：「我們希望南海爭議的非當事國切實尊重當事國通過直接談判解決爭議的努力」，另一則出現在《解放日報》的短評也表示：「中國堅決反對與南海問題無關的國家插手南海爭議，反對將南海問題國際化」 ，不過當中國外交部部長楊潔箎在印尼峇里島所舉行的東協高峰論壇與美國國務卿希拉蕊會面後，卻又宣稱：「中國願意盡一切努力與美國合作，並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礎上，悉心維護並積極推進中美關係」 ；可別忘了在2010年東協區域論壇時，同一個楊潔箎卻在希拉蕊表示和平解決南海主權爭議符合美國國家利益，而且「美國支持在不受脅迫的情況下，讓所有對南海宣稱擁有主權的各國透過外交程序進行協調，解決各種領土爭議」 之後，旋即不留情面地退席抗議，等到楊潔箎再次回到會場後，他一股腦地放言恫嚇半小時之久，指控美國正在主導一項對抗中國的陰謀，並以 — 「無可爭辯的事實是，中國是個大國，而其他的都是些小國家 」 — 的論調斥責其他東協國家。2011年這次論壇，就在希拉蕊離開峇里島不到兩天的時間，中國政府所掌控的《中國日報網》也有一篇報導寫著：「任何將此議題國際化的意圖，都違反了中國與東協的意願。……希拉蕊鼓勵世界其他各國進場加碼以確保這些爭議不會失控。……（藉由）建議所有領土爭議都『根據聯合國海洋公法清楚的定義加以解決』，……希拉蕊的說詞除了更進一步複雜化該議題，也讓區域內各國再次陷入爭議的混亂外，毫無助益。如果世界其他各國真的把她的話當一回事，則南海的和平與穩定就會成為空中樓閣」 。 儘管在共同利益上採取善意言論，並表達將為區域和平一起努力的意願，但為了保險起見，我們還是不能忽視中國具有侵略性的立場 — 特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那句「歷史上毫無爭議的神聖領土」，這個主張總是不絕於耳。 這樣的現實當然跟近年來溫情攻勢的基調格格不入。中國對台灣的主張已經導致台灣海峽成為最危險的衝突點，極有可能因此破壞亞太地區的和平與安全，最糟糕的情況就是一場無止境、牽連區域各國並改變世界局勢的毀滅性戰爭，而美國基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長期與台灣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勢必無法對中國併吞台灣的野心視而不見。 這篇文章的主旨在於以亞太區域安全為背景，檢視美、中、台三者的關係，而現有美中、美台之間的關係也必須回歸到歷史架構中進行探索。隨著時間流逝，許\多不同的戰略與政策都會基於各種不同的理由被端上檯面，重要的應該是挑戰這些過往的想法，並嚴格地加以檢視，而非單純地因循苟且，特別是檢視有關美中與美台之間，因為輕忽、漠視以及檯面下交易所建立起的特殊關係。這篇文章將透過區域安全的視野，提出美台關係的全方位觀點，並且希望專家學者與政策制訂者透過知識的傳播與回饋，提出強化美台關係的建議，避免誤判，並達成亞太地區長遠的和平。 依照時間序列，美台關係大致上可區分成五個時期：一、二次世界大戰的戰後時期；二、冷戰初期；三、尼克森與季辛吉時期的冷戰；四、後冷戰時期；五、當前尚未定義的階段。以下章節將依照這五個時期分別進行探討，最終並提出能夠促成區域安全與和平的建議。 一、框限日本：二次世界大戰戰後時代的美、中、台關係 亞太地區二次世界大戰戰後時代的國際關係，奠基於1940年代末期。戰敗國的日本在1945到1950年間被美國佔領，其目的在於確保日本將永遠不會成為威脅，因此美國推動了日本的民主化及非軍事化。然而當全球局勢進入冷戰階段，圍堵共產勢力及蘇聯成為美國外交政策的第一優先之後，美國佔領日本的戰略想法也隨之改變，對日本的期待不再只是民主與非軍事化而已，甚至開始尋求建立盟邦的可能。在執行1947年所制訂《和平憲法》當中著名的第九條、要求日本放棄建立一支具有攻擊能力的軍隊外，美國也在1951年與日本簽訂和平條約，並簽署共同安保協定，將日本納入美國新成立的盟邦體系內。而日本則在吉田主義（Yoshida Doctrine）的領導下，將國家總體目標集中在經濟發展領域，每年支付的國防費用低到不及國民生產毛額的百分之一。 二次世界大戰戰後，美國與中國之間的關係就不如對日本那麼明確。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期待中國（當時稱作所謂的「中華民國」）扮演重要的角色，中國也就在這樣的基礎上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之一。日本戰敗後，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彼此為了奪取政權，導致中國內戰再次爆發。當時美國政府傾向支持中國國民黨，並且希望雙方能夠取得妥協的和解方案。杜魯門總統與國務卿艾奇遜（Dean Acheson）指派馬歇爾將軍居中斡旋卻一無所獲，杜魯門遂開始相信蔣介石所領導的中國國民黨是個無能、短視又貪腐的政府，艾奇遜也隨即做出華府不應再對蔣政權提供援助的結論，兩人便發表一篇公開聲明，表示美國將不再介入中國內戰的立場。 不過，杜魯門政府對於台灣戰略地位的重要性卻另有看法 。國家安全會議認為台灣的地理位置恰好扼住重要海運航線的要津，無可避免會遭受想要取得海運控制權的蘇聯之覬覦，但是美國卻在1950年北京打算發動跨海戰爭時，排除了出兵防衛台灣的可能，如果蔣介石及國民黨政權必將滅亡的話，美國索性等到內戰分出勝敗後再承認中國的新政府，並期望尋求與新政府合作，以便在亞洲安排一個可以直接跟戰敗國日本相互抗衡並取得平衡的局勢 。 二、圍堵共產勢力：冷戰初期的美台關係 美國在冷戰初期對中國與台灣採取「雙邊嚇阻」（Dual Deterrence）的政策 ── 目的是為了確保台灣跟中國都必須不斷猜測美國究竟會在什麼時間點出面干預，好讓雙方都不會對另一邊發動先制攻擊。圍堵政策也促使美國向盟邦 ── 包括台灣 ── 尋求合作，以遏止共產勢力的擴張主義 ── 包括從中國輸出的。 隨著韓戰在1950年6月25日爆發，美國與中國的軍事對抗也成為冷戰初期的重頭戲，起因於中國在1950年末派遣「志願軍」參與韓戰所導致的直接軍事衝突。韓戰的軍事對峙與意識型態衝擊，為接下來30年的美中關係帶來深遠且具破壞性的影響，擔心韓戰衝突波及整個區域的杜魯門，在1950年指派第七艦隊前往台灣海峽。第七艦隊駐防台灣海峽的結果有雙重含意：一、中國共產黨因此無法按照原先計畫解放台灣，二、蔣介石因此得以在台灣鞏固他所率領的中華民國政府。中華人民共和國遂成為美國在亞太地區圍堵戰略的重點之一，而蔣介石所領導的中華民國也成為所謂的「自由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1954年開始砲擊金門 ── 一個由台灣所掌控卻距離中國沿海只有幾公里遠的島嶼 ── […]

台灣安保協會副秘書長 美國第二任總統約翰‧亞當斯在1780年美國獨立戰爭方酣時寫給妻子艾碧蓋兒家信中說：「為了我的後代能自由的享受數學與哲學的樂趣，我要研究政治與軍事。」 長島議員的文章提出非常具體的看法與建議，範圍涉及整個西太平洋的戰略情勢與構想，筆者在此想針對台灣海峽問題，提出台灣軍事和平的思索方向。 亞洲太平洋地區擁有全球最大的洋面、最多的人口，亦是近二十年來經貿發展最具有傳奇性的區域。台灣的位置地處世界最大陸地和全球最大洋面交會處，是第一島鏈的中心，也就是位於西太平洋地區的中心位置。根據各種情勢顯示，中國、韓國與東南亞各國的迅速崛起，更是21世紀初最顯著的變化，使得亞洲太平洋地區將成爲廿一世紀世界發展的重心，其中位於亞洲太平洋地區中心的就是台灣。 同時，台灣還控制台灣海峽和巴士海峽，如果台灣成為中國的一部分，中國不僅將台灣海峽成為中國內海，也將勢力伸入東南亞海島各國，中國甚至會突破第一島鏈，進出太平洋與美國爭霸，美國至少將失去半個太平洋，而日本的生命線也將受制於中國。由於台灣的戰略地位如此重要，中國不可能放棄對台灣的領土野心，所以除以政治力讓台灣政黨的政策偏向中國之外，更時時刻刻不忘以武力統一台灣的企圖。 在台灣海峽五十年的戰略對峙中，軍事衝突的危險性始終存在，由於中國始終拒絕放棄以武力統一台灣的立場，同時堅持且廣泛地讓海峽兩岸及全世界相信一旦台灣獨立或拖延統一，中國便會對台灣採取軍事行動。因此，台灣海峽是否會發生戰爭，現有的和平形勢能否維持，就成為影響台灣政治走向及國家安全策略的最重大因素。長久以來，雖然軍事問題關係台灣作為國家的生存發展根本形勢，實際上卻很少被認真地思索及解析，因此本文旨在對台灣維繫軍事和平的諸多面向進行討論。 首先，過去和平的意義，一般認為是不發生戰爭。若考量台海現實情勢具體說來，就是中國不以武力對台發起戰爭行動。國際爭端應以和平手段解決為前提，是國際關係的基本共識。依據國際法原則，發動戰爭以解決國際爭端是非法的，因此任何具備先決條件的和平都是不正確的，除非此一條件是以對方不侵犯我方為原則。因此，由於不被武力攻擊是人類基本生存權，如果台海軍事和平的先決條件只建立在台灣不獨立上，這種「和平」充其量僅是中國軍力到達攻台成功臨界點，足以滅台前的暫時僵持狀態而已。 其次，台海軍事和平是任何政府執政的努力方向，但對於何種政策足以危及台海軍事和平，需要作清晰的認知。如果台灣不具備足夠的防禦能力，就是對軍事和平最直接而明顯的破壞。其他政策除非涉及主權立場的重大變更，其實對軍事和平的影響往往小於一般的預期，如過去陳水扁和抱持台獨黨綱的民進黨上台執政，並未如外界所預料的立刻招致中國武力攻擊。 台灣傳統上有一種錯誤的觀念，就是經常將其他政策對軍事和平的影響作出錯誤的估計。譬如說軍方主動建議中止或縮小演習以和緩兩岸關係，就是對軍事和平的過度上綱。由於台灣對中國的軍事能力、軍事目標缺乏真確的認識，常有這樣的判斷不足為奇，但對保障台灣安全是有害的。如果台灣過於將軍事和平上綱，在太多方面多所退讓以求討好北京，反而更難獲致軍事和平。就中國對台動用武力的條件來看，其實可以看出北京完全要保持行動的自主性及伸縮性，而由中國建政之後對外動用武力的經驗，可以看出通常是在政治手段皆無效之後，才動用武力。換言之，武力並非首先且無限上綱的對外政策基調。相反地，中國近幾年來擴張軍力的速度和台灣的防衛能力並不相稱。我們應有的認知是如果台海局勢出現中國軍力具備足以在美國可能干預之下仍足以迅速擊敗台灣的能力，則台灣海峽的和平必難確保。這也是長島議員一再強調美日同盟維持軍事強度的必要。 第三，軍事和平並非台灣單方面的責任。以台灣現有軍事實力及國際形勢觀察，台海軍事和平其實取決於諸多因素，和戰主動權完全掌握於中國之手。台灣如果認為光憑本身對中國表示善意就能形成軍事和平，是昧於國際形勢的看法。台灣國家安全及生存發展最大的危機，乃在中國對台灣本島以武力發動戰爭的行動。 因為武力的運用其實包含許多層次，戰爭的強度亦非一貫不變，而是隨戰略、政略、國際情勢等內外主客觀條件的不同而有所差異。特別是在目前中國軍事戰略的全番判斷中，所謂「超限戰」、「不對稱戰爭」的論調甚囂塵上，雖然據現有已經公開的資訊，除了積極發展網路駭客及反駭客戰法之外，還看不到中國軍方具體的「超限戰」或「不對稱戰爭」準則，但可以預期的是，中國對台可能運用的武力手段，可能不止軍事進攻，其他一切足以破壞我抵抗實力，削弱我抵抗意志的方式，可能都在其作戰計劃之中。舉例而言，1996年中國對台灣實施的飛彈試射及海空登陸演習，明顯就對台灣社會形成巨大衝擊，類此以武力意圖影響台灣政治取向的行為，其實已是不折不扣的武力犯台。 因此，台灣所要面臨的並非只要我們在統獨之間作抉擇，就能得到滿意的解答；同時對方的立場及策略也是充滿變化的，除了軍事手段外，包含著諸多選項，因為國防不可能單獨存在。我們必須瞭解軍事為政治的手段，而政治為軍事的目的。國家戰略包含政治、經濟、外交、軍事和社會心理等議題，舉凡跟國家利益有關的事項都是國家戰略的一部分。 台海的軍事衝突，對美國來說是一個進退兩難的困境。在一方面來說，美國希望藉由與中國的交往，將它整合到世界經濟裡，並且將它轉化成一個民主且負責任的國家。但另一方面，美國仍然對亞洲地區的和平與穩定具有強烈的使命與利益。這個地區的軍事衝突，不但會中斷西太平洋繁榮的經濟──美國也在此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同時也會讓美國捲入與中國的正面軍事衝突。 近年來，美國與中國的交往日益密切，但美國與中國的交往並不代表就一定要犧牲台灣的利益──交往同時也代表著維護美國及其友邦的國家利益。台灣是一個民主國家，而這個民主國家認同美國民主與自由的建國理念。因此，華盛頓應該以誠意與尊重對待台北，至少這是島國台灣所應得的。但不幸的是，類似這種種道德上的訴求，雖然可能會引起美國大眾的同情與支持，但在講究國家利益與權力分配的國際政治而言，卻很少能引起政客的共鳴。 基本上，東北亞正在進入「多極體制」。過去東北亞是由中國一國獨大二千多年，隨後日本在東北亞獨大五十多年，二次大戰後是美國在此地區單獨超強，東北亞都是由一國主導的形式。然而，現在美國在此地區單獨超強的地位弱化，它會繼續陷在中東糾葛無暇他顧；但美國不會離開亞洲，卻也不能壓制亞洲。中國雖然崛起，但也不可能完全壓制日韓。日本雖仍是區域強權，但絕無可能做為亞洲的唯一龍頭老大。未來十年，亞洲大國格局會很像十九世紀歐洲強權關係，大國間合縱連橫、相互制衡。 目前東亞區域內的大國都以務實的方式處理國際關係，不過爭議性高的政治問題並沒有獲得真正的解決，例如日韓之間的領土爭議、中日之間的釣魚台問題和東海油田問題，這些政治問題的發展仍然值得密切注意。如今中國快速崛起，為了制衡中國的中心地位，美國以美日聯盟為核心和基礎，強化與其他亞洲鄰邦如韓國、印度、越南的關係。中國要取信亞洲鄰邦，不被認為威脅鄰居自主和安全，其試金石就在於能否在東亞與各國發展和睦關係，以及其是否願意接受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等國際社會的共同價值。  *本文發表於 「亞太區域安全與台海和平」國際研討會，2011年9月7日，台灣安保協會主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