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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正鋒◎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暨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 For the supporters of parliamentarism, the bad news is that no existing presidential system has ever changed to a parliamentary system, while several have made the reverse move. Shugart & Carey（1992: 3） 壹、前言 不管是從現代民族國家（nation-state）的建立、還是民主化（democratization）的角度來看，台灣目前所面對的課題有三，也就是國家肇建（state-making）、民族塑造（nation-building）、以及國家打造（state-building）；國家肇建涉及如何確立國家主權（state sovereignty）的獨立，民族塑造關心如何凝聚住民的民族認同（national identity），而國家打造所進行的是政治制度的擘建。一般而言，最基本的政治制度包含憲政體制、政黨體系、以及選舉制度；除了說政黨體系大致會反映社會結構以外，憲政體制、以及選舉制度是比較可以直接透過社會工程的方式來建構 。憲政體制主要分為中央政府體制、以及中央與地方的定位 ，而中央政府體制又可以分為總統制（presidential system）、內閣制（parliamentary system）、以及所謂的雙首長制三大類別 ；我們在這裡所討論的憲政體制，就是政治人物所謂的中央政府體制。 『中華民國憲法』是中國國民黨政權於戰後移入台灣所帶來的，並非台灣人自己加以選擇的。在李登輝擔任總統期間，台灣先後進行六次憲改 ，重點在如何從事民主轉型（democratic transformation），特別是國會的全面改選（1991）、以及總統直接選舉（1992），真正牽涉到中央政府體制調整的部份，是將憲法文本中的內閣制特色逐一割除，包括取消閣揆（行政院長）對於總統人事令的副署權（1994）、以及廢除立法院對於閣揆的人事同意權（1997）（施正鋒，1999）。不過，由於目前的「九七修憲體制」仍有尚未割除的盲腸，也就是沒有民意基礎、由總統所任命的行政院長必須「對立法院負責」，造成民選的總統不能享有充分的權力、卻必須負所有的政治責任，有違民主政治所強調的「權責相當／課責」的精神。 不管是制定新憲（constitutional making）、還是憲政改造（constitutional change），暫且不提國號、領土、以及人權等議題，朝野政黨對於目前憲政體制／中央政府體制的定位，一直有相當程度的歧見；譬如國民黨堅持目前的憲政體制類似法國第五共何國的「換軌制」，也就是執政黨如果不能擁有國會的優勢，必須由掌控國會的在野黨出面組閣，然而，陳水扁總統並未茍同這樣的詮釋。面對如此的分歧，即使大家同意有必要加以釐清，不過，究竟對於未來的憲政體制應該如何調整，仍然有待尋求共識。 到目前為止，除了台灣團結聯盟（台聯黨）已外，執政的民進黨、以及民間的21世紀憲改聯盟，也分頭著手憲改方案的草擬，大致是採取總統制、以及內閣制兩案並陳的方式來呈現。此外，手護台灣大聯盟出版了《制憲運動手冊》（張葆源，2006）、總統府憲改小組有《憲政改造問答集》（n.d.）、以及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2006）編了一本《憲改方向盤》，同樣地，也沒有採取特定的憲政體制選擇偏好。 我們在此，先將介紹三種主要的憲政體制的特色；接著，我們整理有關民主化文獻對於憲政體制的評價，特別是總統制與內閣制的優缺點；再來，我們會回顧台灣人歷年制憲運動所提出的制度選擇；最後，提出簡單的結語。 貳、憲政體制的分類 總統制與內閣制的最大差別，在於行政權與立法權之間究竟是分（separation of powers）、還是合（fusion of […]

施正鋒 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暨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 透過台灣本土社團所發動的「手護民主、手護台灣」活動，總算讓隱忍許\久的五顏六色民眾宣洩胸中的鬱卒。由於民進黨高層政治人物刻意淡化，即使遭到自己人惡言相向也要委曲求全，以免落人「當家者鬧事」的口實、或是外力趁機介入，再加上警方進行隔離奏效，紅與非紅雙邊並未發生嚴重肢體扭打，暫時化解令人擔心可能一觸即發的大規模衝突。 其實，用不著民進黨中央登高一呼，各地公職服務處自從「倒扁」行動以來，一直面臨支持者請纓的壓力，「不能再沉默不語、以免被人瞧不起」的說法不斷蔓延，也就顧不得先前所作的自我約束。如果由男歌手在演講台上所唱的「天光」引起的共鳴來看，未嘗不能說是不少人對於當前的政治紛爭視為「暗夜的惡夢」，仰天長嘯，長夜綿綿，不知何時才能天亮？ 由參與的綠營群眾來看，大致上可以分為搭乘遊覽車北上、以及大台北都會區兩大主力。坦承而言，不管是從藍綠政黨認同、或是族群人口分布而言，難免可以看出彼此在城鄉、職業、以及社會經濟條件的差距，當然就有政治參與模式的差異，更不用說集體動員上的交通考量，因此，只要沒有接受傳統地方派系所發的「走路工」，都可以視為自動自發的行為。 自從民進黨上台以來，除了選舉造勢場以外，對於社會運動意態闌珊，尤其是與選舉無關的活動，會刻意保持距離，以免給予本無淵源的企業帶來負面印象，因此，民間社會稍有自主發展的空間。然而，在中南部縣市，即使民進黨得以執政，並且嘗試努力社區發展，卻一直對於國民黨透過地方派系的宰制一愁莫展，如何讓基層支持者形成水平式的另類結社，不再完全倚賴政治人物的動員，恐怕是更基本的課題。 令人擔憂的是，在以鐵絲網、以及拒馬所構成楚河漢界兩邊，連台鐵在台北車站的動線都要涇渭分明，以免彼此因為看不順眼而動口角、甚至於鬥毆，連原本彼此可以共享的公共空間都要做謹慎的切割，此時，如果企盼建構一個可以凝聚共識的公共論壇，豈不是緣木求魚？當一邊口口聲聲「人民」之際，另一邊則強調「老百姓」，不禁令人懷疑，大家都是同一個生命共同體的成員嗎？所謂的「親綠學者」，除了口誅筆伐以外，請告訴大家，公民社會從何而來？ 比較遺憾的是，有兩家電子媒體轉播台被憤怒的群眾佔領，在現場的主播甚至於踉蹌離場。對於任何的暴力行為，應該是民主社會所不容，或許\，在下回的類似場合，主辦單位還必須對於享有崇高地位的第四權提供特別的保護。然而，除了有意無意暗示反扁人士比較理性以外，媒體本身也要反躬自省，為何自己會特別招致嫌惡、甚至於唾棄呢？ 其實，不論是從秒數、所出動現場轉播車數、場景選擇、取景角度、報導方式、還是主播的表情，都可以看出媒體工作者本身、或是新聞台的立場，究竟是否公平，觀眾心中自有一把無言的尺。當媒體競相播報倒扁的溫馨面，卻刻意誇大非紅的粗鄙面，當媒體強調忠孝東路一路通暢，又對照鄰近中山南路阻塞不便，卻不明說這是警局隔離線所致，又如何讓身歷其境的第三者信服？當政治媒介儼然變身為行動者、甚至於挑撥者之際，本身已經構成另外一種文化性的暴力，這才是台灣民主鞏固最大的挑戰。 對於不少本土人士而言，缺乏語言表達、對談論述的能力，恐怕是一輩子最大的痛處；噤聲無言，除了因為長期殖民的內化，也有母語缺乏在公領域表達的無奈。然而，即使在高唱入雲的「包容」口號聲中，如果不願意承認對方長期在結構上的劣勢，只願意以刻板印象來強化自己的優越感，譬如說，「南部人比較沒有水準」，當然也就沒有辦法作真正的相互了解，更不可能作有意義的公民互動。 當群眾場的叫囂透過媒體，蔓延到日常生活肆無忌憚的不寬容，我們彷彿看到另一個北愛爾蘭蟄伏而出，究竟，誰來負責？ (中國時報，2006/9/17)

陳師孟◎台大兼任教授、前總統府秘書長 今年以來，倒扁的風潮一波波展開，先是在野的中國國民黨利用在立法院的多數，強推罷免總統案正式成案，所幸陳總統做出正確的處置，以對全民的公開電視談話代替對立法院提出答辯，使國民黨羅織的十大罪狀反成了執政黨的政策說明，只顯示在野「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鬥爭本性，與「林林總總、瞎掰湊數」官僚習氣。 操弄族群 不應綠營背黑鍋 不料正當我們以為歹戲下棚之際，一群自命為「泛綠」的學者與政治人物卻接起了倒扁的棒子，演起續集來；只是比起稍早提出罷免案的泛藍政客們，多了一副大義滅親的神聖臉色。我們這些素來也自以為是泛綠的人士，誠惶誠恐地捧讀他們公告周知的「起義檄文」，看懂了兩個要阿扁自動下台的理由：一是阿扁「以挑撥族群代替反省」，二是阿扁「以國家認同壓抑民主」。先看族群問題：不客氣地說，這是睜眼說瞎話；任何人了解兩蔣七任統治的用人邏輯、任何人檢視歷次選舉的選票結構、任何人環顧泛藍陣營的未來領導集團，如果還不能指認台灣族群問題的元凶，還要把操弄族群的罪惡由國民黨身上卸下，而要求民進黨或陳總統背黑鍋，這不只是盲目，而且是撒謊。我只想問：難道一定要福佬族群也把九十％的選票投給藍營，綠營才能洗脫「族群意識」的罵名？老實說，身為所謂「外省子弟」，雖然自己在成長中沒有享受「權貴」的滋味，但仍不免為了自己族群過去的集體罪過有連帶的愧疚。當一些外省子弟為其優秀的家世背景或學養表現而趾高氣揚之時，應該回想當年在二二八時被你們的長輩「人間蒸發」的台灣菁英，你們的優越感或許得來並不怎麼光彩。 依法進退 避免民主退為民粹 再看認同問題：不客氣地說，這是無知加三級。試想在一個民主國家，國家認同重要，還是民主程序重要？多數民意是否就可以違背對自己國家的認同？人民可以用選票推翻政府，是否也有權出賣國家？答案非常明顯。美國是公認的民主國家，但是人民對國家的效忠卻不容一絲含混，也不受民意表決。如果美國公民認同前蘇聯共黨政權而充當間諜，或認同阿富汗「塔利班」政權而充當傭兵，美國政府不會因為這是信念不同而予以寬貸。同理，今天部分中華民國國民若認同不時對台灣做武力威脅的中國，台灣政府可以裝聾作啞嗎？應該尊重這種叛國的主張嗎？把民主自由無限上綱到國家認同之上，聲援那些認同錯亂的泛藍民眾，對國家尊嚴與國人安全棄之不顧，反而嗆聲陳總統打壓民主，這些言論出自政治學者之口，真不可思議。 更令人咋舌的是，當媒體詢及阿扁若下台，足以抹殺六百四十多萬選票中任一票的效力，也不因此有權要求任一個泛綠選民讓步。 值得注意的是，同樣是來自綠營之內，但第三波倒扁訴求不再是前番對阿扁政治立場的質疑，施明德大聲抨擊的是阿扁的道德，包括第一家庭幾位成員的操守在內。套用施明德的話：「民進黨政府的統治基礎就是道德，不談道德，還剩什麼」，因此「現在一百萬人站出來反貪污、反腐敗，這跟族群對立、藍綠對立都沒有關係」。老實說，要不是這十五年來對施明德的近距離觀察與第一手了解，真的會以為這是出自一個德高望重的民主先知之口，也真的會讓人搞不懂民進黨當初在推舉總統候選人時，怎麼會不取黃鐘取瓦釜。 姑且不說阿扁被指控貪腐迄今沒有獲司法認定，即使要未審先判，施明德對阿扁的道德譴責也是一百步笑五十步，他的滿口仁義道德只益發凸顯其人格的雙重性。除了近日媒體上對他的各項「爆料」外，我們還見聞了不少更不堪的私下行為，有些當事者或目擊者至今仍然陷於隱惡揚善的心理矛盾，公開與否舉棋不定。其實要透明化施明德並不難，他洋洋自得的「不主動、不拒絕、不負責」三原則，固然是出自對女色的自白，但未嘗不代表他對金錢、權力、友誼等各種「所欲」的基本態度，任何送到眼前的「貢物」，他都可以大剌剌地享受，不必心存感念，也不必愛惜善用，因為本來就聲明過是「一個願打、一個願挨」嘛。我們可以斷言，有朝一日若把總統大位獻在他的腳前，他也會面不改色地登基，繼續他的「三不」人生。我們無意以他的一百步來襯托陳總統或我們自己或許在道德缺憾上的五十步，我們只想呈現施明德這樣一個人竟然自居為道德審判官的荒謬性。 禁揭瘡疤 民進黨不應鄉愿 沒有人想要玷污施明德早年反抗威權的英雄事蹟，沒有人企圖摘下他頭上的光環，如果今天他的事蹟蒙羞、光環褪色，要怪只能怪自己。施明德曾怒斥批評他的民進黨人士「放肆，憑什麼資格問他？」他罵這些「後生小輩」、「徒孫輩」忘記他當過黨主席，又說當年他在台北車站前三天四夜抗爭時，他們都還不知道在哪兒呢！很巧的，當時我剛擔任民進黨秘書長，我也在那兒，而且我是從頭至尾待在車站前，印象最深的一幕是林義雄前主席深夜凜立狂風疾雨中，周遭是一些來自全國各地的基層黨員，卻不多見施明德的身影。不過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形象何以在台灣民主傳承歷史中江河日下，從美麗島年代的戰神英雄，到兩黨競爭年代的玩世浪子，到今天的邊緣政客。人稱「印度聖雄」的甘地有謂：「我的一生就是我的信息」，相較之下，或許施明德只能俯首沉吟：「我的前半生就是我信息」。 也有些民進黨民意代表要同志不可挖瘡疤，畢竟施前主席以往確有汗馬之功，再說砲口向內也有傷黨譽。我很厭惡這種鄉愿態度，就是這種邏輯，到今天蔣介石的雕像還佔據了多少台灣的公共場域，毛澤東的畫像也依然高懸在北京天安門，彷彿一個政治人物生前只需要做對一、兩件事，就可以「吃一世人」。我們自小在學校被教導「前功不能抵後過」，因為功過之論並非算術加減而已，還有蓋棺時的晚節要計較；換言之，昨日的施明德再有多少豐功偉蹟，也不能覆蓋今日施明德的惡言劣行。再退一步說，之所以對施明德「算帳」，也不是有人閒極無聊；要不是施明德起乩般比起倒豎的拇指，要不是他冷嘲熱諷地責罵不願附從者「向權勢屈服、向利益低頭」，要不是他不甘寂寞要百萬人陪他玩抗爭，哪一個人會吃飽撐著去挖他的醜事呢。既然他一意要站在聚光燈下，就不能抱怨身下的黑影被看到，旁人也沒有要大家別過頭去、視而不見的道理。 我以為果真擔心民進黨的名譽受拖累的話，不是要大家噤聲，而是把該清掃的家醜勇敢清除，即使已經瞞了一輩子。史恩康納萊在一部電影中說：「要獲得勳章不難，要配戴它就不容易」，民進黨現在要思考的不是勉力保有過去所得到的勳章，而是如何再恢復挺胸配戴的資格。 記錄這一段台灣民主發展的黑暗時期，不能不提到金恆煒，如果在這齣連續劇中有一位英雄的話，非他莫屬。他長久以來仗義執言、毫不妥協，而今受到林正杰的暴力相向，施明德陣營裡的教授、醫師與人權律師居然連起碼的慰問與歉意都吝於表達，真是令人感慨萬分。我想不該再讓恆煒孤軍應戰，爰為記。

手護台灣大聯盟 歡送2006年台灣加入聯合國宣達團 自從2003年9月開始，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與台灣本土社團，每年一次組成「台灣加入聯合國宣達團」赴美宣達台灣應當加入聯合國。 今年「2006年台灣國加入聯合國宣達團」由成立兩年多的台灣聯合國協進會主辦，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教社委員會協辦。宣達團成員有60多位，包括牧師、律師、商界人士、家庭主婦….，也有阿美族及布農族的教會合唱團，已於9月7日啟程赴美，主要目的與行程如下： (一)要求陳總統以「台灣」名義申請加入聯合國 陳總統已宣認要嚴肅思考以「台灣」名義，直接申請加入聯合國。宣達團此行的目的，即為向全體台灣國人宣示支持陳總統的決定，要求政府今年以「台灣」名義申請加入聯合國。9月12日宣達團將與紐約當地僑團在聯合國大廈前哈瑪紹廣場，以詩歌、演講和遊行要求聯合國應為台灣打開大門，也要走到極權中國駐聯合國代表處前嗆聲，抗議北京政權對台灣的蠻橫打壓，企圖長期孤立台灣，以利其侵吞。 (二)為世界公義、和平歌唱與祈禱 宣達團將在華府雙橡園、紐約台灣會館以及波士頓台灣基督教會禮拜堂，與當地台僑及國際人士在紀念911恐怖攻擊5週年之時刻，舉行「為世界、台灣暨美國公義和平音樂祈禱大會」，藉著唱歌與祈禱，表達台灣國人願盡世界公民的責任，為維護台海、東亞以至於全世界的公義、和平與人類安全出力又出聲！ (三) 走出「台灣桃園國際機場」的國門 宣達團將首度走出「台灣桃園國際機場」的國門赴美宣達，台灣已經進入民主時代，應當早日棄除過去威權時代的產物—即紀念外來政權獨裁者蔣介石的圖騰，明示台灣國內外的時空已經完全不一樣了！ (四)訂定每年10月24日為「台灣聯合國日」 日前，手護台灣大聯盟決策會議通過，將10月24日聯合國日訂為「台灣聯合國日」，從民間社團開始發動到政府部門，喚起全體台灣國人共同響應推動台灣加入聯合國運動，要求政府儘速以「台灣」名義申請加入聯合國，把台灣與聯合國連結起來。 我們「2006年台灣國加入聯合國宣達團」全力支持政府「相信台灣、堅持改革」，從正名「台灣桃園國際機場」開始，此舉亦可提升我們的國家「台灣」在國際社會的能見度，有助於台灣走向國際社會。

PanRenPu 把鄭、清時代台灣人口數列一表如下（滿清據台後的人口數來自台灣府誌與清宮奏摺，參見沈建德網頁http://www.taiwannation.com.tw/inside016.htm 與中央研究院網頁 http://www.sinica.edu.tw/~pingpu/library/ fulltext/npmdatabase/）： 1661荷蘭據台．．閩粵人3萬（壯丁25000+婦孺5000，據荷蘭長官記載） 1661鄭氏來台．．閩粵人5萬5千（九成以上男性，鄭兵25000+壯丁25000+婦孺5000） 1683滿清據台．．閩粵人遠少於5萬（因大多數被趕回原鄉，又有許多單身，官方統計民數是16,820） 1683-1875實施渡台禁令，人民來台須申請並經核准，初期的近100年還禁止人民攜眷 1711．．．．．．民18,827（1683-1711的28年裡增為1.12倍，年增長率0.40%，其中有些是歸化為民的番） 1781．．．．．．共90萬（遠少於5萬的閩粵人在1683-1781的98年裡靠生育與偷渡能增加多少？） 1811．．．．．．190萬（1781-1811的30年裡100萬人是如何突然增加的？） 1893．．．．．．254萬（1811-1893的82年裡增加為1.34倍，年增長率0.36% < 0.40%） 1895 日本據台，閩粵人停止來台，故關鍵年是1683-1811，1811後的增加是靠生育，移民微不足道 1943．．．．．．587萬（1893-1943的50年裡增加為2.31倍，年增長率0.54%） 有讀過書的人用腦筋想想就知道，必須漂洋過海、主要靠偷渡、且成功\率只有三成（俗諺「十去六死三留一回頭」）的閩粵農民只用了1683-1811的 128年約四代人就全面取代了平埔族是不可能的事，漢人有兵力當後盾、合法走陸路並繁衍一千多年最多也只取代了福建人的1/4。美國白人能取代印第安人靠 的是長鎗與大砲，還有世界最先進的制度與科技，而閩粵農民有的只是鐮刀與鋤頭，識字的沒幾個。而且並沒有閩粵農民大量屠殺平埔族的記載或傳說，只聽說有唐 山公入贅（可見大多是和平相處），但語言不通入贅談何容易，靠入贅不可能在四代內就消滅一個民族，平埔男人不會糟到本族女人都不要。又據泉州、漳州府 誌，1829年二州總人口約620萬，故三代男性約310萬（這是清以前閩南人口的最高值）。從有記載有族人去台灣的當地族譜看，去台人數都是族中的極少 數，遠低於1/10，而我們合理推測有族人去台的家族不會超過全閩南家族的一半，故三代人裡偷渡去台灣的應遠低於310萬的1/20，即15萬人，或四代 人裡渡台的應遠低於20萬人。故台灣人的自認是閩南人，應該與福建人的自認是河南固始人一樣，都是亡族的具体表現！（註：唐初（約670年）陳元光、唐末 （約890年）王審知帶到福建的部隊只有3600人與5000人，但當時福建人口已有數十萬。據《通典》，唐玄宗天寶元年742年福建有人口54萬，而這 只是有列入官方統計的，實際人口更高。固始人王審知建立了閩國，統治福建51年。） 1683-1811的人口增長率可用它的中期1766-74來估計。1766年乾隆30年有666,380人，1774年有765,721人，八年增長為 1.149倍（同時期福建是1.025倍），年增長率1.75%（福建0.31%）。因為這是政府的統計，有些增長是因為被列入統計的番社愈來愈多（當時 尚有未被統治的〝番界〞與未被掌握的人口），故純粹生育增長率應該低於此。1683-1711、1811-1893的年增率都只有約0.4%，日據時代是 0.54%。以最可能的年增長率0.40%算，一代30年可增長為1.0040的30次方即1.13倍，128年增長為1.67倍，鄭成功\時代的閩粵人 的後代在1811年時應遠少於5萬*1.67倍=8.4萬。又雍正10年至乾隆26年間（1732-1761）曾有三次短暫開放攜眷移民，共來了約3萬人 （老中青），以75年估計這批人可增為1.35倍，故在1811年時這批乾隆移民的後裔約為4.1萬人。所以1811年的閩粵人總數應遠少於13萬，遠少 於當時人口190萬的6.8%。如果以年增長率1.75%作高估計算，則遠少於5萬*9.21倍+3萬*3.7倍=57萬，即遠少於人口190萬的3成。 至於其他偷渡來台的人數規模（1811嘉慶16年以前的）都只是臆測，標準說法是「閩人大量來台」，為了符合「台灣人都是閩粵人」的結論，需多大量就說有 多大量。他們認為台灣人長得 像福建人，預設的結論絕對錯不了。但真的錯不了嗎？ 2006年6月林媽利教授的新結果：74%台灣人的母系源自福建，26%源自高山族。但近400年來的福建移民都是「有唐山公，無唐山媽」，母系沒變，為 何唐山母系會高達74%？唯一的解釋是平埔族來自漢化前的福建！看來這結論已無可避免。四百年前的平埔族就已經長得像福建人，是百越族，不是南島族，他們 應是台灣人的真正祖先。（我有一個懷疑提供給學者參考：會不會是6300年前百越開始進入台灣後啟動了南島民族的偉大遷徙？百越可能是最先跨越大海的民 族。） 如果把滿清據台1683年的閩粵人取半為2.5萬，把乾隆移民取為官渡者的3倍9萬（即假設偷渡成功\且能結婚生子的達到6萬，實際偷渡人數可能需超過 20萬，而這樣的偷渡規模不可能不驚動朝廷），以最可能的年增長率0.40%算，則1811年時是2.5萬*1.67倍+9萬*1.35倍=16.3萬， 是190萬的8.6%。若以年增長率1.75%作高估計算，則是2.5萬*9.21倍+9萬*3.7倍=56萬，也是190萬的3成。但當時全島人口必不 止190萬，因為直到日本來台時（1895），今縱貫鐵路以東大都還是未被統治的番界。（註：年增長率1.75%代表一代30年可增為1.68倍，即平均 每一對夫婦須養活3.36個子女直至他們也結婚生子。即使來台開墾的閩粵人個個都成了有錢的員外，但要代代如此並不容易，尤其是在衛生條件差的清代。 1766-74福建的年增長率是0.31%。） 楊緒賢《台灣區姓氏堂號考》裡極力搜羅後所列出的開台祖估計不超過4000人（據該書，佔人口10.9%的陳姓有172人、8.2%的林姓有280人、 6.1%的黃姓有206人、52.6%的前十大姓有約1631人），絕大部份在康熙、雍正、乾隆時來台。假設他們全是貨真價實的閩粵移民，這些家族興旺的 知名祖先是佔〝有後代的移民〞10萬的1/25，或20萬的1/50？再假設每個知名祖先現在活著的男性後裔平均有500位（男女共千人的大族），他們的 基因都放大500倍，則現在這些知名祖先的基因有0.4萬人*500倍=200萬人，佔現代台灣人的10%（= 200萬/2000萬）。這些是多子多孫的閩粵人，至於其他沒那麼幸運的閩粵人則假設他們與平埔族一樣以0.40%的年增率增長，則如前面的估計，他們的 貢獻少於10%。故多子多孫閩粵人與一般閩粵人的後裔合計不超過10%+10%=20%。 答案揭曉：以純靠生育每年人口增為1.0175倍估計（實際值最可能是1.0040倍），1781年時，鄭成功\時期與乾隆時期閩粵人的後裔應遠少於5 萬*5.5倍+3萬*2.2倍=34萬，那90萬人口那裡來？又在1781-1811的30年間100萬人是如何突然增加的？答案都很明顯，大都來自先前 […]

黃麗妃 面對睽違三十二年的台灣，林文德以全新角度註釋台灣，他認為台灣的動盪和不安，讓每一天充滿了挑戰，也讓他樂觀看待每一天新的開始，因為「危機就是轉機」。 曾在黑名單榜上有名的林文德，在國立藝專畢業後曾任教於建國中學，卻因為總在教學生畫畫前先和學生討論起自由是什麼，而引起校方特別的關注，之後為了避開那充滿了不合理與不公平的危險年代，林文德選擇遠赴奧地利，進入維也納藝術學院深造。三十幾年旅居奧地利的林文德，雖然因為政治因素後來選擇定居奧地利，卻仍熱中於公共事務，關心台灣事。 告別黑名單 返台創作雕塑 隨著政治環境的改變，林文德思念台灣的心從來不變，回台的想法和計畫也一直在林文德心中盤旋擘畫，一直到二○○四年，林文德終於回到朝思暮想的故鄉，踏上故土的那一刻，林文德內心澎湃激動，他選擇定居在三芝並成立他個人的工作室「白沙灣工作室」，一個可以聽濤踏浪的海邊。林文德對於目前的居住環境滿意極了，言談間可以感染到他的喜悅之情。 在奧地利的時候，林文德深受當時時興素描技法影響，這是在台灣少見的畫法，在台灣一般所見的素描多受巴黎或日本的影響，著重寫實及光影明暗的關係，林文德在奧地利習得的，則以意象的手法勾勒，以人體的骨架為主架構，主從關係明確，表現的重點一目了然。林文德以自己的獨特素描手法和心得與當地學生透過授課教學相長，與學生之間的互動及不間斷的創作，林文德持續活躍在藝術的領域中，並以素描和雕塑見長，在國外期間，雕塑作品曾受到奧地利著名收藏家Otto Kepka青睞，收藏其作品「舞」(Tanz)。在國內的作品，除了現在可以在國立台灣美術館廣場看到的銅雕作品「擁」、中華電信行通大樓公共藝術「頂天立地」之外，最著名的大概是在金寶山鄭南榕墓園的「自由之翼」銅雕作品了。 銅雕自由之翼 象徵南榕精神 與鄭南榕同樣出生在二二八事件發生時的一九四七年，雖然兩人沒有直接的認識和交集，但處於相同的時代背景下，又深受鄭南榕言論的影響，當受委託製作鄭南榕墓園的銅雕時，林文德想以象徵自由約意涵傳遞鄭南榕為追求自由，不惜以生命換取的捨我精神，經過一整年的構思、不斷的修改，才完成了現在的作品，並以「筆直向天，形狀似鳥，代表自由。內部洞開，代表開放。光滑的表面，期望有順遂的未來。」來說明作品的設計意含。 「自由之翼」在林文德的設計下，呈現中空，高約兩公尺、寬約六十公分的中空僅容一人從底下穿越，這樣的設計是希望人們能進一步親近銅雕，也是讓人在親近銅雕的同時，感受前人為自由犧牲的情操及自由的真諦。林文德表示，他有機會以創新的作法為鄭南榕立碑，除了將沉痛及感佩的心化為創作紀念他之外，也覺得傳統台灣人以大理石或各種礦石作為墓碑，而今，可以多一項選擇，為已逝親友製作雕像立碑，為墓園增添藝術氛圍。 藝術美學對話 重新詮釋台灣 回合兩年後與另一位油畫家鄭愛華共同辦展，【林文德的雕塑．素描】和【鄭愛華的花香．女人情畫展】，兩人的作品交互呈現、相輔相成，將是一場藝術美學的對話。林文德展出其三十件作品，依創作的年代大致區分為三個時期，一九九○年至九七年，主要在奧地利完成的作品，著重內心情感的描述，有著較多的人性面的觀察和掙扎。一九九八年至二○○二年的作品，逐漸走出了感性，以較理性的思考看待人世。二00四年至今的作品，則是以回台灣後的作品為主，面對睽違三十二年的台灣，林文德以全新的角度重新詮釋他眼中的台灣，他認為台灣的動盪和不安，讓每一天充滿了挑戰，也讓他樂觀看待每一天新的開始，因為「危機就是轉機」。

邱斐顯 「台語無字，欲按怎寫？」因為這個疑惑，一個台灣子弟，不惜賣掉房子，接受海外台灣留學生的捐款、募款，甚至是朋友父親的身後遺款資助，遠赴美國夏威夷大學攻讀語言學博士，十年努力，終於為台灣找到自己的文字，開啟有文有字的母語推廣運動。他，就是詩人李勤岸，一位畢生為台灣研究「國字」的人。 李勤岸，一九五一年生，台南新化人。美國夏威夷大學語言學博士，曾任教哈佛大學，現任教國立台灣師範大學。一九七四年開始寫詩，從中文詩寫到台語詩。大學時代，從中文系唸到外文系；後出國進修，再攻讀語言學博士學位。十多年來，李勤岸投入母語運動，雖然辛苦，但從不放棄。 師生保守 對中文系大失所望 一九六九年，李勤岸自台南二中畢業，因沒有錢讀大學，因此先服兵役。退伍後，他做了三年的推銷員，賺了一點錢，才報考大學。一九七二年，李勤岸以「慕隱」為筆名，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發表第一篇散文。一九七四年，加入「後浪詩社」，並在《後浪詩刊》發表第一首詩。李勤岸對文學有著濃厚的興趣，考上了東海大學中文系後，本來以為自己能在文學天地裡，得到更多的學識涵養，沒想到事與願違。 李勤岸比他的大學同學們，年長七、八歲，而且出過社會，閱歷豐富。他對大學教師的做法與期待，也和同學們不同。中文系的老師上課時，言語中常常透露著一些強烈排外的見解，他們告訴學生：「台灣只剩下中文系能保留中國文化傳統……」 李勤岸的心裡，對這樣的論調很不以為然。結果，班上竟有同學，要他勿以自己的問題影響老師教學進度。「我沒想到，中文系的老師，思想封閉保守，連學生也如此。」這個刺激，讓他萌生去意。基於對文學的喜愛，李勤岸選擇轉系，改唸外文系。 改讀外文 請益文壇耆老楊逵 東海外文系的外籍老師，不僅教學作風靈活，而且教學觀念進步，光是課程設計，就夠令李勤岸印象深刻的了。那時，曾經有個老師，要班上每個學生，各自扮演一個聯合國的代表，並針對他所給的議題—「評論是否要讓巴勒斯坦加入聯合國」，提出自己的論點。李勤岸在外文系四年的薰陶之下，對英語教學頗有心得。 大學期間，李勤岸因地緣之便，有機會向台灣文壇耆老楊逵請益。一九七六年，他的詩作《示範公墓》獲第一屆「草根詩獎」；一九七七年，他的散文《牆》獲「愛書人散文獎」；一九七八年，他出版第一本詩集《黑臉》。 一九七九年，李勤岸大學畢業後，到台南家專擔任英語教師。一九八○年，他擔任詩人季刊社社長。詩人季刊社的前身，即是後浪詩社。 一九八三年，李勤岸加入「春風詩社」，積極參與政治詩運動。春風詩社於一九八二年創社。春風詩社的詩人與詩作，有著社會主義理想性格的左派思想。春風詩社前後總共只出版五期刊物，每一期出版，都遭國民黨查禁，刊物還在印刷廠內，就被當時的警備總部派人來搶、來抄。這段時間，李勤岸常常嚐到被人跟蹤的滋味。 一九八五年，李勤岸申請美國奧克拉荷馬大學「英語教學」研究所。一九八六年，他取得碩士資格後，回台於高雄中山大學外文系任教。李勤岸在中山大學任教一年，觸目所及皆是「國民黨利用職業學生監視一般學生」、「教官干預校務」等事實，當時，他要求「教官退出校園」，因此遭到國民黨另眼相待。 〈解嚴以後〉 台語意識開始萌芽 一九八七年六月，中山大學文學院長余光中與外文系主任黃碧端，李勤岸因與他們理念不合，而遭排斥。李勤岸因此提出「評鑑制度」，讓學生來評鑑大學老師。李勤岸表示：「在台灣，我是第一個提出評鑑制度的老師。這只不過是把我在美國求學的經驗，用來落實在台灣的大學教育而已。」 學生對李勤岸的風評很好，但校方依舊執意把李勤岸解聘。為此，李勤岸不惜與余光中、黃碧端在報紙章上打筆戰。最後，李勤岸憤而辭職，並於六月十三日，為這件政治迫害事件走上街頭抗議。這個事件發生後一個多月，蔣經國總統才於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五日，解除台灣社會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統治。八月，李勤岸發起成立台灣第一個教師組織「教師人權促進會」（簡稱教權會）。 解嚴後不久，有一次，教權會在高雄勞工公園，舉辦一大型演講會。李勤岸寫了一首詩〈解嚴以後〉，準備演講時朗讀。不料，李勤岸上台朗讀時才發現，這首用華語寫成的詩，他竟然無法當著廣大群眾的面，把詩讀好。他當時也不知如何用台語寫詩，然而，想用台語表達詩作的意識，卻因此而逐漸萌芽。 李勤岸遭解聘後，從一九八七年到一九八九年的兩年間，沒有別的學校敢聘用他。他雖有教師資格，也只能以兼課維生，因此，他更積極投入社會運動。李勤岸在母語文學創作上，有很深的挫折感。他的「語言意識」產生之後，看到不少前輩在台語文字化領域裡，各自埋頭苦幹，卻難以整合出一套全面適用的語言文字系統，他開始思考出國深造，希望對語言學有更深入研究。 台語無字 到底是欲按怎樣寫 一九九○年，一次聚會場合，台灣語言學的前輩學者鄭良偉教授，曾鼓勵李勤岸出國進修語言學。其實，早在一九八六年，李勤岸就已經認識鄭良偉教授了。那一年，李勤岸拿到英語教學碩士學位。返台前，他過境夏威夷，拜訪自己的老師—曾任東海外文系主任的李英哲教授。 有一次，李英哲教授家裡辦個聯誼餐會，鄭良偉教授也受邀其中。當時鄭良偉曾問李勤岸：「你寫作，敢有用台灣話來寫？」那時，李勤岸聽到這樣的問題，簡直不可思議，他無法想像：「台語無字，欲按怎寫……」幾年過去了，李勤岸慢慢體會出「需要用台語寫作」的必要性。於是他開始找學校，積極準備出國唸語言學的一切安排。 一九九一年，李勤岸不但參與發起「蕃薯詩社」，投入台語文運動，同時也加入台獨聯盟。李勤岸並申請賓州州立印第安那大學英文系，攻讀修辭語言學博士班。李勤岸選擇該校就讀，因為它是最便宜的公立學校。此時，李勤岸四十歲，完全沒顧慮到自己的經濟能力差、語言學理論基礎也差，就憑著一股信念勇往直前。 那時候，他太太剛生下小孩不久，他們的經濟壓力不小。幸好太太全力支持他。面對這些困難，李勤岸認為：「只要有心，就可以解決，再大的難題也可以面對！」 轉學重讀 健康差一點出問題 賓州讀了一年，有一天，李勤岸突然接到鄭良偉的電話。鄭良偉透過美國查號台，查到李勤岸的電話。鄭良偉非常希望他能轉學去夏威夷大學語言研究所。當時，鄭良偉任教於夏威夷大學東亞系。幾經考慮後，李勤岸接受這個建議。 要去夏威夷大學唸書，需要一筆為數不小的費用，幸虧自己的妹妹、好友鄭邦鎮、廖永來等人申出援手，給他經濟援助，他才能成行。 然而，李勤岸料想不到，夏大語言所不承認賓州印第安那大學的學分，要求他再從語言學碩士班修起。夏大語言所要求極為嚴格，教授功課盯得很緊，學生被逼得很辛苦。夏大語言所規定，學生必須通過「初考」，才能撰寫博士論文。 李勤岸前四年從不敢放假，也沒回來台灣過，孜孜矻矻拼命地唸，仍然考不過。沈浸在文學世界多年的李勤岸，怎麼也無法想像唸語言學，竟然要修數理、分析、統計等課程，他一度想放棄。 這段期間，吃緊的經濟壓力，也逼著李勤岸想放棄繼續唸書的念頭。因為他連房租都付不出來。「學業和經濟的壓力都很大，健康也差一點要出問題，我甚至必須到海邊去游泳，透過海療，來放鬆自己緊繃的弦。」 友人相助 咬緊牙關完成學業 一些海外留學生，得知李勤岸的經濟狀況後，約有二十個留學生，每人每個月出點小錢，積少成多地把錢資助李勤岸。主編《台文通訊》的鄭良光，即鄭良偉之弟，也給他經濟上的幫忙。鄭良光對他說：「你將來有錢再還我，不然，你就把這筆欠債，還給台灣。」 李勤岸咬緊牙關拼命讀，終於通過初考。初考通過後，李勤岸回到台灣，把房子賣掉，再把錢拿去夏威夷大學繼續拼博士學位。此時，同為台語文運動努力的陳明仁、陳豐惠等人，他們自己經濟也不好，還幫李勤岸為攻讀博士學位而募款；廖瑞銘也在其父過世後，將父親喪後的餘款，全數交給李勤岸，以做進修用途。「在這些友人的鼎力相助下，我才可能完成學業。這個語言博士學位，真的得之不易。」 一九九五年，李勤岸擔任台獨聯盟中委之一，負責宣傳部，兼編獨盟的刊物《公論報》。李勤岸開始在《公論報》用台語寫社論。當時，獨盟內部為此不同觀點，有著嚴重衝突，因為一些資深的老盟員不贊同他的作法。他們認為，刊物是要做宣傳用的，如果讓人看不懂，怎麼做宣傳？ 李勤岸一邊苦讀語言學，一邊在獨盟內部，堅持做實驗性的語文運動。一九九五年的夏天，第一屆北美洲台語夏令會在休士頓舉辦。李勤岸在會中發表〈語言政策與台灣獨立〉的論文。會中，作家賴永祥發表論文時，提起「白話字」小說，提到鄭溪泮、賴仁聲等作家用台語白話字寫小說，並將這些作品拿給李勤岸看。李勤岸這時才了解，原來早已有人以這種方式，做母語文學的創作。 論文重提 斷詞分析母語文學 李勤岸決定自己的博士論文要做此研究，於是論文題目重新提出，委員會、指導教授全部更換。他並與鄭良偉教授的一個美國學生合作，針對這些文學創作資料，設計一套軟體去斷詞、去分析。李勤岸用了三年半時間撰寫論文，從一九九七年寫到二○○○年，才完成論文，取得博士學位。 有一次，李勤岸的好友李筱峰來夏威夷拜訪他。向來鑽研台灣史的李筱峰，看見李勤岸書架上琳瑯滿目的研究書籍，就對他說：「那些語言學的專書，我看不懂，我看看這本《歷史語言學》好了。」李筱峰一看也十分不解地搖搖頭：「怎麼這本書裡頭，全是數學、邏輯概念？」 經過攻讀博士學位課程的淬練，李勤岸發現，自己竟然也能克服以前對數理知識的恐懼，透過種種學術上的訓練，便能夠發揮無限的潛力，突破過去的知識障礙。 二○○○年，李勤岸回到台灣，申請到國立東華大學英美系教書，不料該校校長表示，因為一些政治因素，學校遲遲不發聘書給他。政黨輪替之後，教育界仍有此戒嚴下的心態，這是李勤岸始料未及之處。 一通電話 哈佛大學走馬上任 二○○一年，李勤岸的太太，當時擔任鄭良偉教授的助教，得知「哈佛大學東亞語言文明系」正要開設「台語文課程」，並徵求台語教授，便通知他去申請。原先他並不積極，但後來連系主任彼得．鮑伯也打電話找他去。然而，彼得．鮑伯的「親中立場」，李勤岸很不以為然。他們兩個幾乎在電話中起爭執。不過，縱使政治立場不同，彼得．鮑伯仍堅持邀他去教授台語，就憑這點，李勤岸不得不信服，美國人可以在不同觀點下共事。 李勤岸在哈佛大學任教了兩年半，於二○○四年離開美國。由於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開設「台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因此，李勤岸回台任教。但是由於不合理的新制規定，舊制就擔任過講師的李勤岸，只能擔任助理教授之職。針對此事，他也只能徒呼無奈。 對於台灣目前的語言文化政策，李勤岸表示，前幾任教育部長都不曾真正用心推動母語教育，只有杜正勝部長有心有魄力在做，體制上有著不少困難，但他仍努力實行。李勤岸語重心長地指出：「母語運動，還有一段很遠的路要走，我們只能盡自己的能力做，期待我們的下一代，能有更好的母語環境。」

黃昭堂 陳隆志 陳總統鈞鑒： 阮是下列海外台灣人社團及友好組織, 謹此呼籲您用台灣的名字， 直接申請加入聯合國。 台灣是一個愛好和平的國家。 它具有能力並且願意實行聯合國憲章內規定的職務。參與聯合國是台灣二千三百萬人民之基本權利。 您時常對國際社會與國內百姓提醒, 「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二○○二年夏季, 您向世界台灣人大會及世界台灣同鄉會聯合會宣佈, 「台灣中國, 一邊一國」。 最近, 您也說「台灣是台灣， 中國是中國， 台灣絕對不是中國」。 阮完全同意您, 並且讚揚您明確的眼光與判斷。 您發表的話是反映台灣與中國對等的政治實況。 所以, 台灣應當驕傲的以自主國家的身份立足世界。 台灣自已不可冒充中國 – 不論是中華民國或者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此類賤行, 不但會矮化台灣, 近而觸怒聯合國會員。 台灣過去企圖重返聯合國十三次的失敗, 就是受到這個無救策略之害。 您在今年新春致詞中, 勉勵台灣人民嚴肅考慮「用台灣的名字，直接申請加入聯合國」。八月十九日, 您在演講中強調將推行此一運動。 阮恭賀您釐定這個既清楚又勇敢的目標。 此時阮敦請您帶領台灣國邁進聯合國。 用台灣的名字, 寫妥申請書, 依照新國家正常入會手續, 直接呈送聯合國安全理事會處理。 阮準備在世界各角落協助您展開這個運動。 順祝台灣萬歲 手護台灣大聯盟 執行召集人 黃昭堂 台灣聯合國協進會 理事長 陳隆志 2006年8月29日

海外台灣人 For Immediate Release 新聞稿 Date: August 29, 2006 日期: 二○○六年八月二十九日 Contacts: C.K. Kuo, Coordinator 聯絡人: World Taiwanese Congress 世界台灣人大會召集人郭重國 Strong C. Chuang, Chairman World 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ce-U.S.A. 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美國本部主席莊秋雄 Wen-yen Chen, Executive Director Formos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Affairs 台灣人公共事務會執行長陳文彥 Shang-jing Pan, President North America Taiwanese Women’s Association 北美洲台灣婦女會會長潘賢敬 Re: 56 Organizations Appeal for U.N. […]

手護台灣大聯盟 國民黨在執政半世紀後，竟可以擁有龐大土地、投資、壟斷事業的黨產？查其財務來源，除了所謂的「國民黨黨庫通國庫」，拿國庫直接補助之外，更多的是接收國家財產與特權、特許\經營事業的不當得利。監察院2001年4月6日調查報告即認定國民黨黨產不符合「實質法治國原則」。 然而當政府針對不當黨產予以追討，卻都遭逢國民黨的拖延及杯葛，「黨產條例」便遭國民黨立法院黨團封殺超過50次，為了杜絕國民黨長期以來「黨庫通國庫、國產變黨產」，霸佔全民財產這種全世界絕無僅有的現象，採取以公投方式追討國民黨黨產，乃現今唯一之計。 由民主進步黨發起的全民公投追討國民黨黨產行動，已經完成第一階段的公投提案連署，總計有超過15萬人參與提案連署，已正式向行政院遞出提案。第二階段計畫邀集1000個社團成立「全民追討黨產大聯盟」，將公投追討國民黨的不當黨產，推展成為全民的行動。這個行動的過程除了可以深化台灣民主政治之外，更可以藉由所取回的黨產，進一步健全社會福利，並投入弱勢群體之照顧與關懷，實現社會公義。達成「討回不當黨產，貫徹民意付託，完善社會福利，回饋弱勢族群」的目標。 面對長期以來國民黨黨產所造成台灣社會不公不義與政黨競爭不公平的問題，我們期待藉由「全民追討黨產大聯盟」的擴大成立凝聚全民的力量，一舉解決。「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主席黃昭堂為「全民追討黨產大聯盟」的15位發起人之一，懇盼藉由邀請 先進及貴社團的投入參與，協力來突破83萬人公投連署門檻的限制，讓國民黨面對直接民意的檢驗，進而終結橫行台灣半世紀的黨國資本主義怪獸。「手護台灣大聯盟」懇盼諸位 先進及各社團連署參與「全民追討黨產大聯盟」，與我們齊步邁向轉型正義的徹底實現。 手護台灣大聯盟 聯絡電話02-2321-7398

李心怡 黃昭堂指出，包括新系在內的各黨派立委，都在中國投資，是造成政策與民間心聲嚴重落差的原因，因此要求行政院公布在中國經商的立委名單，評斷這些人支持開放的言論是否有可信度。 籌備許久的經續會結束後，蘇內閣火速換掉經濟部長黃營杉，而交通部長郭瑤琪也因ETC決策與閣揆不同調而主動請辭，經續會相關議題也就宛如「船過水無痕」。不過，對於「兩岸」政策朝向開放的結論其實早已定調，經續會只是成為背書工具一事，台聯與獨派人士還是相當不滿，而前總統李登輝也十分憂心，台灣經濟會因此更空洞化。 大膽西進定調 阿輝伯很反彈 早在經續會籌備期間，李登輝等人便相當擔心，認為經續會的結論似乎已經定調，就是朝向「大膽西進」。為此，獨派大老們趁著經續會前與總統陳水扁會面時，曾當面表達憂慮，但陳水扁回應表示，經續會的召開是為了讓企業根留台灣，他並已交代行政院長蘇貞昌四點指示，包括增加投資台灣、創造就業機會、拉近城鄉距離、縮短貧富差距，將當作政府施政的重點。 但獨派的憂慮仍不減，台獨聯盟主席黃昭堂便認為，從行政院邀請的經續會參與成員多是主張開放派，軌足以推測行政院的目的，反對開放者除了台聯人士之外，大概就只有前一銀董事長黃天麟一人，他因此形容黃天麟是「一個人擋火車」。況且，蘇貞昌向來與獨派人士缺少互動，這次舉辦經續會，事前、事後也都沒有和獨派人士溝通。 事實上，兩岸直航與放寬企業投資中國四O%上限等提案，雖然被台聯強力主導刪除，但最後仍列入「其他意見」，蘇貞昌並表示，列為「其他意見」建議，將做為施政參考。儘管蘇貞昌一再否認有所謂「蘇修路線」，但他對「兩岸」經貿朝向開放的態度，不明而喻。 除了李登輝在經續會後隨即痛批經續曾向中國傾斜、是為特定財團和利益團體服務，並提醒行政院「對於『沒共識』」的意見，也要推動，實在很險」之外，他私下也多次向友人表達憂慮，認為台灣對中國的投資已將近兩千八百億美元，占全世界投資中國資金的一半，也超過台灣對外投資金額的七成，實在太多了，並已造成台消產業空洞化、失業率增加、所得分配惡化，對台灣社會本身造成嚴重危害。 資敵正當化 台灣沒好光景 而李登輝領導的手護台灣大聯盟也提出警告，表示「兩岸直航將使台灣每年流失三千四百億元，並增加每年五萬失業人口；大舉投資中國將使台灣面臨經濟地位邊陲化的風險；『積極開放』等於迎合中國『以經促統』的大戰略；積極開放將讓『西進資敵』行為正當化，將使台灣走向『終極統一』；而且開放政策使台灣過去的優勢逐漸消失，長期下來對台商其實不利」。 黃昭堂認為，儘管因為「資本無國界」，台灣地下經濟規模又相當龐大，政府要「積極管理」確實有困難，但現在政府有四○﹪的投資中國上限，大企業尚不敢明目張膽把資金大量輸往中國，失業率也還可以控制，若政府完全不管，台灣的經濟狀況一定會更糟。 黃昭堂分析道，台灣企業到中國投資，短期內雖有資本上的優勢，但技術轉移後，對中國而言就沒有利用價值了，短期或許風光，但「沒幾年好景」，最後只是中國「以商圍政」的工具，但台灣產業界卻會因為資金外移而空洞。他認為行政院將經續會末獲共識的開放政策列入「其他意見」，似乎有「另立巧門」的嫌疑，因此呼籲行政院「不可將『其他意見』作為政策依據」。 統獨立場曖昧 蘇修不脛而走 而對於如何根留台灣，黃昭堂也建議，台灣閒置土地應充分運用，以最優惠的價格提供給企業建廠；其次，外勞基本工資依照本國最低基本工資的規定也應該取消，讓企業更節省人事成本，因為外勞也沒有領到全額，徒增中間仲介剝削的空間；此外，遺產稅也應該取消，讓有錢人願意把錢留在台灣，反正有錢人很會避稅，政府也收不到什麼遺產稅。 對蘇貞昌傾向開放的兩岸政策，黃昭堂認為蘇貞昌和新潮流走得太近了，似乎完全接收新潮流的看法，他認為，目前包括新潮流在內的各黨派立委，許多人都有在中國投資，是造成政府政策與民間心聲嚴重落差的重要原因，因此手護台灣大聯盟將要求行政院提供在中國經商的立委名單，讓民眾瞭解哪些立委自己在中國經商，評斷這些人支持開放的言論是否有可信度。 黃昭堂也提醒陳總統，總統除了有外交、國防、兩岸的主導權之外，不要忘了他其實也有「掌控閣揆」的權力。此外，黃昭堂也注意到蘇貞昌從未對國家認同議題、統獨立場有過表態，大家都不知道蘇貞昌的立場，因此也不敢支持他。 但蘇貞昌徹底否認「蘇修」，他強調，兩岸是總統職權，兩岸政策是由總統定調，行政院只是執行。而台聯秘書長羅志明則認為，新任經濟部長陳瑞隆當初就是支持開放八吋晶圓登陸的主要官員，在兩岸政策上也是持開放立的，蘇貞昌在經續會後換陳瑞隆上場，難免給外界推動「蘇修路線」的聯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