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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友禮 一、 前言 今年(2006)為配合台灣的北高市長選舉，往年在三月初舉行的世大會(World Taiwanese Congress or WTC)，延至十二月初。在稅季裡，我無法分身，但都派Susan回台，共襄盛舉。五年下來，Susan認識了來自世界各地、熱愛故鄉、和熱情洋溢的台灣人。這幾年來，我們透過WTC的結緣，漂洋過海，到處走訪、也招待不少這些新交的遠方朋友。今年是第六屆世大會，也是我的第一次。由於反扁運動的全球化，就連最挺扁的台美人，也都受到影響，Susan的招兵買馬沒有往年的成果，但今年也有將近百人千里迢迢與會。 二、 宗旨 世大會有四大宗旨：(1)發揚台灣精神，團結世界台灣人力量；(2) 維護台灣主權及國家安全；(3) 推行民間外交，提昇台灣國際地位；和 (4)推動台灣加入聯合國及其他國際組織。 六年前，台灣變天，政黨輪替，阿扁政府有鑑於海外台灣人團體對台灣民主化的推動和堅持，仍由姚嘉文出面發動，走訪歐美，籌組世大會，讓這股海外的正義之聲和團結之力有個正式的管道，與台灣政府接軌。六年來，世大會配合台灣的政局，利用在台灣舉行的機會，至少表達了對「本土政權」的撐持、袒護、和捍衛。 三、 主題 今年的主題是『國家正常化-民主、法治、安定』。大會配合目前扁政府的內(DDP)亂外(KMT)患和欠缺方向的政局，藉由專家學者的分析和政府官員的說明，進一步探討國家正常化的必要和途徑。下面是我聽講時的筆錄：陳水扁總統感謝海外鄉親長期以來捍衛民主、愛家愛國的堅定情誼，進而支持政府推動國家正常化、遵循民主法治以維護社會安定。在憲法的保障下，台灣可以容納多元的主張和不同的意見，甚至於國家認同都可以分歧。但政府不可空轉，團結不可破壞，國家不可分裂。海內外鄉親應該群策群力和團結一致，積極爭取台灣在國際社會的權益和尊嚴，繼而促進美麗家園的永續發展。台灣國(阿扁仔的首次稱呼)萬歲！ 呂秀蓮副總統用「世界」和「歷史」的因素來看台灣。她從1895馬關條約講起，經過1943的開羅宣言，1951的舊金山和約，1952的日華(台)和平條約，1970被踢出聯合國，到1972的美中上海公報。她希望過去的歷史錯誤，不會再重演。從世界的角度來看，台灣的WEF(World Economic Forum)全球競爭力，雖然由第四名掉到十三名，但還有機會強起來。她推出藍海(Blue Ocean)策略：建立台灣價值觀；科技立國；和全球化台灣。 民進黨主席游錫?認為台灣有嚴重的國家認同問題。他講到今日民進黨面臨眾叛親離、困境重重、…時，聲音抖擻、喉哽欲淚。做黨主席的他不必挺扁反扁，但不得不保黨保台。為此，他必須把民進黨堅強團結起來。台灣要有一個歷史清算：法律要守，犯法要捉，有罪要關，欠錢要還，…。台灣天晟天養，但卻也多災多難。台灣人像水牛，腳踏實地、一步一腳印、…亦步亦勇。 總統府祕書長陳唐山引用政大選舉研究中心最近發表的民調開場：如果中國讓台灣有選擇時，62%的人會選獨立；如中國不准，還是有54%要獨立；自認是台灣人的有60%，中國人的33.4%，台(灣)中(國)人的只有4.8%。台灣還殘存著舊思維、舊政治、舊法統、和舊勢力。馬英九就是「舊」的代表，2008年把馬打倒，「舊」的才會終了。民進黨應該確保台灣民主體制的永續、推動全民外交、和打破「一個中國」的謬論。 姚嘉文與會做主題演講。台灣是不是國家？他和克里夫蘭的許世模辯論到早上三點鐘，雙方都不認輸。翌日，許太太問姚嘉文昨晚談到幾點？回以一點，讓麗華懷疑世模1~3點走去叨位？台灣的正名，民間比政府容易。把中國國際商業銀行和中國交通銀行合併為台灣兆豐銀行，棄二個中國，保一個台灣；把中正機場改成桃園機場；…簡單明瞭又乾淨俐落。希望在國際大都市間穿梭不停的中華航空，早日正名。至於憲法、國名、國歌、國旗、…的正名，那是國會的權力，不是總統可以用行政命令更改的。民進黨台北市長候選人謝長廷沒有趕上大會安排的時段，而於午餐時間趕到。大會把午餐延後，以便聽完他的演講。他說他不能請客以避賄選之嫌，將來當市長時一定設席招待大家。 世大會就「台美關係」、「台日關係」、和「國家正常化」三個專題，邀請專家和學者舉行座談會。「台美關係」座談會有外交部次長張小月、許世模醫師、和楊英育教授的說明和論述，由前FAPA主席吳明基主持。張次長娓娓道出台美的亙動良好、管道平順、關係正常、展望無礙、…。許世模和楊英育推崇台美人的國民外交、社團的活躍奮鬥、美國國會換湯不換藥無損於台美關係、…，也提出今後海內外台灣人應努力的重點和方向。 「台日關係」的主講有現任和前任駐日大使許世楷和羅福全、和日本名評論家金美齡，由「獨盟」主席黃昭堂主持。金美齡首先肯定兩位駐日大使的輝煌成績，繼而批評駐美大使的無能不為。同時她也讚揚兩位大使夫人(盧千惠與羅清芬)的社交手法與外交功能。她說台灣沒有外省人，他們都是中國人。她是日本自民黨御任的政治評論家，她很有信心地說：新首相安倍晉三來自日本政治世家(首相岸信介的外孫、首相佐藤榮作的外甥、也是外相安倍晉太郎的兒子)，可以信賴他會保持台日的良好關係。中國人的鴨霸反日會自作自受和自食其果。 羅福全指出65%的中國人反日，前首相小泉因而寸步不涉中土。戰後六十年裡，日本追求世界和平，但面臨鴨霸的中國和北韓。為維持台灣海峽的和平，安倍要想辦法建軍，與美國拉平平台。同時，他必須讓美國相信，日本軍國主義永不死灰復燃。至於日本投資中國的政策，羅福全認為日本已不重視中國的6%廉價勞工，而開始撤退。美國亦然。唯獨台灣一半的國外投資集中在中國，這是非常錯誤的政策。 許世楷說：基於幾個息息相關的因素，台日關係才會遠勝於台美關係。除了地理位置、歷史因緣、戰略危機、社會價值、政治民主、…等的相依相似外，台灣是日本二次大戰後，唯一不反日的國家。台灣也靠這些共同的基礎和信賴，透過日本拉攏美國。台美的關係也應該建立在這些基礎上。台灣要外交正常化是個大難關，台灣的建國條件不正統，必須用非傳統式的21世紀思考去進行國際外交。 「國家正常化」原定的講員為姚嘉文、金恆煒、和陳茂雄，由林又新主持。金恆煒因故出缺，由黃昭堂代替。黃昭堂重申其「中華民國」是個給自己看而拿不出去的招牌。台灣亮著這面招牌，就變成中國分裂出來或繼承下來的國家，中國的邦交國就不會承認了。為此，台灣應該用21世紀新興國家的考量，加入聯合國、住進地球村、…。政治評論家陳茂雄教授侃侃而談：基於下列四個矛盾，台灣不是一個正常的國家。(1) 國家定位矛盾：台灣的主權獨立？分裂出來的中國？中國的一部分？或是美國的屬地? ；(2) 政府體制矛盾：民主？獨裁？總統制？內閣制？司法無法伸張公權力而又受控於政客與媒體；(3) 國家認同矛盾：血濃於水？新移民落葉歸根與蕃薯仔落土生根不同；血統、地域、族群、…勝於主權意識和國家觀念；(4) 國會與媒體亂象：國會封殺軍購、阻擋民生法案、…；媒體控司法行判審，議員的言論免責變成爆料專利。 四、 賓館 這是我第二次進台北賓館。第一次是阿扁2000年就職國宴，這次是世大會邀宴。總統宴客，我們吃飯一個半小時，他出現講話十五分鐘。台北賓館已整修過，上次台灣小吃攤子散佈在庭院裡的數座帳篷下，有四人樂隊奏樂娛客 (我們興奮過度，異想天開地聞歌起舞)。這回排設在走廊和左右兩個內廳裡，沒有樂隊，但有殘障合唱團傑出的表演。他們唱了李炳輝那首鄉味濃厚的『流浪到淡水』，當我聽到那段熟悉的「有緣無緣大家來鬥陣，燒酒飲一杯；乎乾了，乎乾了！」時，忍不住跟著出聲唱出來。好幾位參加比利時歐台會的同鄉也在場：姚嘉文、黃昭堂、世台會主席盧榮杰、何康美、…。在聽眾的Encore聲下，又來一次「乎乾了，乎乾了！」。 五、 體育場 台北賓館宴會後，世大會安排到台北體育場(在圓山)去參加謝長廷的政見發表會。我們先送金美齡回旅社，再趕去體育場。到時，已人山人海，不知大夥兒在那裡站位或站台。就自己摸索進場。在入口處，碰到簡余晏在拜票。台灣海外網站看多了政治評論和Call-In節目，對泛綠的政治評論家特別好印象。我情不自禁地握住她伸出來的手，更進一步地hug她。她沒有hug back，只說「多謝、多謝！」。在台灣還是沒有抱來抱去的禮俗，警告自己要回鄉返俗，不可太放肆。這次簡余晏應「台聯」的徵召，參選市議員，選情看好而高票當選。 18年來，回台助選站台已有數次經驗。找不到後台而從前台入場時，就走到前端，問一下穿綠色競選制服的義工，他們就帶我穿過黑色塑膠圍牆，進入後台。立刻找到了郭重國（世大會）、盧榮杰（世台會）、程韻如（全美會）、和莊振澤（歐台會）四位代表。我們來遲了，沒先報名是代表台美會計師協會回來的。當晚的司儀是林國慶和葉宜津。她唸出四個名字和代表單位，我們六個人魚貫出場，右手搖旗吶喊，左手三指頂天（選三號的謝長廷），走過舞台。 走出後台時，我們的大隊伍姍姍而來。競選總部要我們全部魚貫出場，我們六個人就加入長龍隊伍，再上台瀟灑走一回。 六、 結尾 今天(美國的12/9/06)早上，Susan從台北來電告知選舉結果，北輸高贏。認同台灣的選民不負眾望，打了一場挽回民進黨頹勢的選戰。台北輸得漂亮，高雄贏得驚險，應驗了我在『歐台會見聞』中的期待和展望。於今之策，只要阿扁政府利用剩下的兩年，多做少說，好好地做點政績。2007的立委和2008的總統選舉，可以拭目以待和引頸而望。 雖然明知謝長廷難以攻下「中國城」，但這次回去助選，擴大接觸面，催票有起色，暗地裡似乎有一絲突破的勝算。選舉前的禮拜五，我們去大直訪友，到附近的上海菜館午餐，餐館前停了二部大遊覽車，說是載助選員的。一小時內，來去有三批食客。星期六，我一早出去運動，看到鄰居國中四週都停有遊覽車(平常只有二、三部)，我猜里長伯仔大邀柱仔腳(樁腳)出遊了。阿扁政府應該清掉國民黨的黨產，他們就不可能「有錢能使鬼推磨」。台灣人呀，台灣人！你們是人還是鬼呀？

莊秋雄 台獨聯盟美國本部主席 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美國本部（WUFI-USA）的祕書長梁敏雄同志突然於10月13日過世！令人萬分悲痛，難以相信。 我於十二年前因身體關係而自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的第一線退到第二線後，這期間除了養病以外也比較有時間繪畫，身體也大致恢復了。今年初突然又被推出來擔任聯盟主席的重擔，很感慨建國未成而聯盟人事老化，於是就請當時看起來很有活力的中委梁敏雄同志擔任祕書長。自年初以來他就不懈的，很為WUFI-USA盡責。 沒想到今年的九月十八日他突然打電話給我說兩星期多前診斷出有淋巴癌，希望辭退中委及祕書長之職。我以經歷過多次癌症而化療及電療的經驗安慰他不必操心，只須專心治療。五天後他經過複診後再次打電話來說癌症須經六週期的化療，將於九月二六日開始第一週期的化療。在治療開始的前一天(9/25)我再打電話給他，當時他去醫院，但有與他的母親談過話，當晚他從病院回來後回打電話給我，我曾問他當時的身體有什麼不適，他回答說沒有，講話聲音聽起來還很有精神，他甚且還在關心前一晚沒參加的中委電話會議，這是他擔任祕書長以來的第一次缺席。 我於十月五日開始出外旅行兩星期，二十日回家後才震驚的看到e-mail，敏雄兄竟於十月十三日已突然去世的噩耗。真難以相信他經歷第一週期的化療後就不治而去，去得如此突然，來不及關心，也來不及告別，甚至也來不及追悼，只留給我們你為台灣獨立建國運動鞠躬盡瘁的感嘆！或許我們能為你做的只剩下更加為你所關心的台灣獨立建國更加打拼而已吧！

簡忠松 追思梁敏雄 這是真久真久以前兮代誌 三十多年前，我來美國第二年 選在Cleveland做工程師 我去參加在Purdue大學舉行兮 台獨聯盟盟員集訓 在彼我認識梁敏雄──Tosi 集訓結束之後 我載伊去阮厝 幾工了後 我已經忘記 是啥人載伊去伊所欲兮所在 台獨這條路 一路坎坎坷坷 Tosi攏無脫離隊伍 台獨這條路 一路風風雨雨 有人指指刺刺 伊攏講 咱得忍耐 咱得堅持 有人諷刺 糟踏 批判 伊攏講 咱得反省 咱得檢討 今嗎 在島鄉 台獨兮戰神 變成刺毛蟲 綠營兮大將 變成紅衛兵 新潮流 變成臭水溝 美麗島 在發高燒 猩紅熱 島鄉的脫線 予咱更加珍惜 Tosi 一步一腳印 這個 台獨兮老兵 親像三十年前 我已經忘記 是啥人載伊去伊所欲去兮所在 十月十三日 拜五 有人帶伊去 伊要去的所在 再會了 台獨老兵 再會了

邱斐顯 十五年前，我走了一趟蘇格蘭。蘇格蘭男子身穿長裙，手握風笛，吹奏民謠，令我印象深刻。 當時，我寫下心中感觸。這篇文章，封存已久，未曾發表。 最近半年來，台灣的政局發展，起起伏伏，人心惶惶，讓我想起當年蘇格蘭之旅，雖然這是陳年往事，但卻是歷歷如繪。 一九九○年到一九九一年，我在英國進修社會學碩士學位，我對蘇格蘭高漲的獨立意識便時有耳聞。一九九二年夏天，我獨自一個人，再度踏上英國的國度，並以自助旅行的方式，深入造訪蘇格蘭時，我才深刻地體會到這種強烈的感覺。 我在蘇格蘭待了八、九天。這些日子裡，點點滴滴人、事、物的回憶，使我對蘇格蘭人追求獨立自主之決心，有著難以磨滅的印象。 我從倫敦，一路搭乘英國境內的快速火車（Intercity），抵達蘇格蘭的依凡尼斯（Inverness）。依凡尼斯是蘇格蘭北方一個非常有名的港口城市。從依凡尼斯可搭船在尼斯湖（Loch Ness）上航行，探訪傳說中的水怪，因此到依凡尼斯一遊的觀光客相當多。 第二天早上，在我下塌的小旅館（B & B, 即只提供客房住宿一夜與次日早餐的 Bed and Breakfast）用早餐時，我遇見了一群來自西班牙的、年輕的自助旅行旅客。 他們在餐桌上，問起了這家小旅館的老板娘——一個外型微胖但和藹可親的女主人，說道：「我們想去卡萊（Carlisle），請問，怎麼去？」餐廳裡，不少來自世界各國的旅客，也好奇地期待著她的答覆。 誰知道女主人一聽，表情驚訝不已，對這群旅客提高音調，大聲地說﹕「什麼？你們昨天才剛從歐陸來到蘇格蘭，今天就要離開蘇格蘭去英格蘭？蘇格蘭的風景比英格蘭美，而且更值得玩！卡萊位在英國中北部，不是蘇格蘭屬地，而是英格蘭屬地。我建議你們好好考慮考慮，改變一下你們的計劃吧！」雖然這位女主人終究無法改變他們的心意，但她那種以蘇格蘭為傲的態度，實在令人印象深刻。 蘇格蘭最聞名的節目，莫過於蘇格蘭秀（Scottish Show）。蘇格蘭秀的特色在於結合音樂、舞蹈，與當地的風俗文化於一身。尤其是，蘇格蘭男子身穿長裙，手握風笛，吹奏民謠，非常吸引外國遊客。 一天晚上，我到蘇格蘭的首府愛丁堡（Edinburgh）的一個當地飯店，去欣賞聞名遐邇的蘇格蘭秀。這個蘇格蘭秀的主持人，是一位六十多歲的老先生，他詼諧幽默的言談舉止，常常逗得看秀的觀眾開懷大笑。在他載歌載舞的開場白之後，他問在場的觀眾說﹕「我知道你們來自世界各國，現在，請各位觀眾合作一下，我點到名的請舉起手。」 主持人開始問了。法國？有人舉手！德國？有人！美國？有！瑞士？有！日本？有！韓國？有！西班牙？有！義大利？有！挪威？有！丹麥？有！ 為了怕他遺漏，我還自告奮勇地向他大喊道﹕「還有台灣！」。主持人馬上幫我補充道：「好，台灣！」 隨後主持人拋出一個敏感問題：「不知道有沒有來自我們南方的鄰國—-英格蘭的？」話一出口，頓時全場鴉雀 無聲。這位主持節目的老先生接著說﹕「唉呀！別害羞嘛！我知道一定有的。對不對？」終於，過了兩秒鐘，四位散坐在不同角落的英格蘭人，怯生生地舉起手來。觀眾馬上報以熱烈的掌聲，而我卻被這一幕幕的場景震撼了。我有點意外，因為這位老先生是這麼「直率」地去消遣「英格蘭人」。 愛丁堡是蘇格蘭的首府，整座城市坐落在蘇格蘭高地的一塊小山丘上。由於地形特殊，因此造就了不少奇特的風景名勝。為了能在有限的時間內，概略地飽覽一番愛丁堡的全貌，我選擇了最簡便的途徑——搭乘市區遊覽巴士。 愛丁堡火車站的對面，停了兩輛市區遊覽巴士。我走近巴士，打算向售票員詢問票價，卻發現，只有一位身材粗壯並蓄留鬍子的售票員，在巴士外兜售車票。他一個人同時收取這兩輛遊覽巴士的車費。除了巴士車廂的外觀及廣告外，我分辨不出它們的差異。我問這位售票員，他告訴我，一個票價四英鎊，另一個則五英鎊。我問他﹕「你可不可以給我一些建議﹖我搭哪一輛比好呢？」 這位售票員很大方地朝著巴士上的司機笑一笑，然後對我說﹕「四英鎊的這輛巴士，很棒！五英鎊的那輛，糟透了！」又是一個出人意料外的答案。在好奇心的驅使之下，我忍不住問他﹕「怎麼會這樣？」他告訴我﹕「很簡單！四英鎊的巴士是蘇格蘭政府經營的！」 「哦，我懂了！五英鎊的巴士是英格蘭政府經營的！」於是我把四英鎊給了這位售票員，搭上了這班蘇格蘭政府經營的市區遊覽巴士。 一趟蘇格蘭之旅下來，我不停地想，難怪蘇格蘭人民強烈的獨立意識舉世皆知。原來他們的獨立意識，早就內化到人民的心中，並且表現在日常生活上。任何一個市井小民在面對外國遊客時，都不會錯過任何機會去向他們表達「蘇格蘭是最好的」、「蘇格蘭要獨立」的觀念。 反觀台灣，事實上，台灣的主權早就獨立於中國之外，然而，有獨立意識的台灣人，在台灣總人口之中的比例並不高，而有獨立意識的台灣人，又絕大多數是「政治上」認同台灣的獨立意識者。蘇格蘭人如此心口合一，打從「文化上」、「生活上」認同自己的民族，並極力要求獨立的情形，台灣很難找得到！ 從「希望獨立」到「真正獨立」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奮鬥。但是，十年多前，心裡想獨立，嘴巴講獨立，蘇格蘭人能做得到的地步，我們台灣人，長夜漫漫，更待何時﹖

邱偉欣 一個月之後，天天跑步，感覺體能增加了一點點，終於要跟大家一起前進雪山了。 雪山是台灣第二高峰，雖然經過一個月的自我體能訓練（其實看在神力女超人怡君的眼中根本不算體能訓練。。。），那仰之彌高的3886主峰，仍然戒慎恐懼的不敢挑戰。原來的登山計畫中有兩條路線，大家先到七卡山莊過夜，第一條路線由健腳們當夜十二點出發，目標是攻頂；另一條路線由肉腳們組成，隔天六點出發，目標只到雪山東峰為止。 在巴士上，領隊開口問了，有誰只要攻雪山東峰的？我往前又往右邊一看，哇靠！沒人舉手，心想，慘了！（後來肉腳二號（歹勢，忘記問她名字）跟我說，她有舉手）這下子一定要跟著大家凌晨十二點起床，摸黑去攻主峰了！ 好吧！暫時忘記心中的嘀咕，巴士開過了北宜公路，上了山（山上看到種植很多高冷蔬菜，看在眼裡實在很心痛，在此呼籲大家不要再吃高冷蔬菜了！），穿過武陵農場，終於抵達登山口。下了車，整了裝，在登山口的小木屋看了一段簡介影片，第一段2 km的考驗；由登山口到七卡山莊；就在天色逐漸昏沈中開始了。雖然只有兩公里，但是垂直高度是三百公尺，大家背著重裝上陣，爬的速度又十分的快；這一段路程有人就開始哀嚎了（肉腳二號承認的說，她本來以為七卡山莊就是她的終點站了…）。 七卡山莊 這一天的晚餐吃的很隨便，因為大家趕著去睡覺；本組四人只喝了酸辣湯跟彩虹棒帶來的滷味。 八點多，大家開始努力睡覺，等著凌晨要起床準備攻頂。果不期然，交響樂此起彼落，後來聽說出發前睡著的沒幾個人；朦朧中還聽到有人說，身上有東西在動，另外一個人說，有老鼠！ 凌晨一到，大家吸哩呼嚕的起床，折好睡袋，簡單吃點東西，要上路了！我，沒別的選擇阿！肉腳也得跟著大家努力。 開始的時候，我的體力尚可，前進速度並不會落後別人太多；中途還可以稍微輕鬆一下，看看滿天的繁星；但是隨著體內能量的流失，速度越來越慢，慢慢的，我已經落到了倒數五人組之中。 到了哭坡前的觀景台，稍事休息一下，此時尚不覺得腿軟，等會就要朝哭坡前進了！哭坡是一段稍陡的碎石路，不似前面的路段有明顯的階梯可以拾級前進；這一段路之所以有哭坡這個名稱，就是因為這段路會走到讓人欲哭無淚！哭坡前面還立了一個牌子：哭坡，不哭！ 哭坡前的猶豫 時間應該在凌晨三點左右，終於踏上了哭坡；眼前的路只有頭燈照著那一小段看得清楚，不平的，晃動的碎石遍佈，舉步為艱。隨著我的不斷落後，到後來，我已經在倒數二人組之中；我，林桑，由領隊押著前進。半個多小時過去，過了哭坡，眼前的路依然由石塊堆組成，終於在某個地方，我腳步不穩跌了一下；這一下並不嚴重，可是因為跌倒的角度太奇怪了，一時之間我竟沒能爬起來；領隊看我這樣子，一度以為我的腳已經完全無力了，便要我跟林桑慢慢走，他跑去找人來支援。 這下可好，領隊一走，黑夜籠罩下的大地，暗沈的山路，烏漆嗎黑的樹木草叢；就在這滿天繁星籠罩下的孤寂山腹之中，只有我和林桑兩個人；當真是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但是不能哭阿！摸黑前進，我還真的要好好的感謝林桑，這一路上他對我的小心關照；一路上，時而左面是大石，右邊是懸崖，讓我們如履薄冰，時而昏沈之中，辨不清哪一條才是正確的道路。但是此刻已經不可能後退了阿！只有努力前進！ 清晨四點半，東方山邊的天空微微露出一抹紅雲。我們再度聽到領隊的呼喚，原來他已經追上了前面的隊伍；前面的隊伍已經抵達369山莊；找到了支援，又趕回來了。於是領隊帶著我們慢慢的往上爬去；眼看到369山莊還有好一段路，那麼，至少要征服雪山東峰吧！ 路邊的木柱標示著5 km，那麼，再過一百公尺就抵達雪山東峰了！可愛的路標終於出現了，往右去是前往369山莊的道路（369山莊的高度比東峰略低，攻主峰的人前一夜往往在此休息），筆直前往就是雪山東峰！我的能量此時再度增加，咬著牙，速度加快，踩過碎石路，一口氣就衝上了雪山東峰！胖子我終於達成了任務，雪山東峰是我征服的第一顆台灣百岳阿！（汗顏…） 我們在東峰上坐下來休息，領隊煮了咖啡和麥片粥給大家吃；東峰上的風冷冷的吹著，四周的風景令人心曠神怡；原來登山的樂趣就在這裡阿！雲海壯闊，日出東方；陽光撒下，四周漸漸變得溫暖。 領隊因為不放心其他的人，於是把我跟林桑留在東峰上，火速趕往369山莊看看其他隊友的情形；據聞，有些人已經繼續攻頂，有些人在衡量體力之下，僅到369山莊為止。不多久，領隊帶著一批人從369山莊回到了東峰，我們在東峰的牌子前照了一張「東峰團」大合照。之後我們開始下山，領隊卻繼續去追趕要攻頂的隊友！在此要特別感謝我們的領隊Tsung-Hsi，不停的奔波照顧所有隊友。 下山的路走的很快，下午五點「東峰團」就回到登山口了。攻主峰的隊友，由於大家體力不一，所以有一些狀況；直到晚上九點所有下山的隊友才全員到齊，踏上歸途。 肉腳我的第一次，給了雪山東峰；看來還要繼續努力訓練體力，努力減肥。台灣百岳之美，弱雞可是無緣親見的！

賴靜嫻◎寶島新聲電台總經理 時間： 2006年11月22日 地點：信義誠品 書店 2F 日本前首相森喜朗，是一個寫童書的政治人物。他曾經是日本最大黨（自民黨）的領袖，也是日本幼稚園聯合會長。駐日代表夫人盧千惠女士，有一次和他一同出席一場宴會，早到了十分鐘，於是他就在車上等到時間到了，才下車赴宴。森喜朗是個守時的人，他也約束自己所有派系的人，參加任何場合的約會絕對不可遲到，一定要準時赴約。 《小鴨艾力克》的創作構想，來自真實事件的改編。有一年日本國會大樓旁的東急飯店的小池塘裡，有隻野鴨媽媽幫另一隻死掉的鴨媽媽孵蛋。新聞披露此事件之後，森喜朗有感而發，便將故事改寫成童書《小鴨艾力克》的內容，而故事內容的後續發展，則是作者自己的發想。 在寫書的過程中，森喜朗為了幫主角小鴨取名字，傷透了腦筋，他還召開家庭會議請大家幫忙發想。大人們想到的，都是「鴨鴨」、「瓜瓜」等一些聽起來很「鴨子」的名字，讓森喜朗很困擾，最後反倒是森喜朗的小孫女，很認真地為小鴨想了好多名字，而「艾力克」就是其中之一。森喜朗很開心地秀出小孫女的照片，說她想的這個名字真好，而且不需要付版稅給她。森喜朗還曾經很認真的想過，要把艾力克的朋友，池塘中的烏龜取名為「森喜朗」，但是後來因為出版社的建議才作罷。 為何一個政治人物會想寫童書呢？森喜朗說：「對大人說話，大人都不聽，所以我決定說給小孩聽。」在《小鴨艾力克》中，森喜朗想要對小朋友們傳達的訊息是，雖然所有的動物最後都要自立，但是人類畢竟是群居的動物，親人和朋友的支持真的都很重要。因此，他希望小朋友看了故事之後，心中會彼此掛念親人，充滿感恩。 森喜朗說，在夏天打高爾夫球時，會發現有些蚯蚓笨笨地爬到地表上。他看了之後總會把牠們抓起來責備一番：「笨蚯蚓，笨蚯蚓，這樣會變乾蚯蚓喔！」然後再把牠們放回水裡面，免得被太陽曬死。他常常對生命的尊重感動不已。可是到了晚上，自己卻還是會喝喝酒、吃吃魚、吃吃肉啊，又跟平常一樣。他笑著說：「人類真是任性啊。」 今年六十九歲的森喜朗，在六十五歲時得了癌症。但是醫生跟他保證一定可以活到八十歲。「才八十歲嗎？我還想要再活久一點，還想再幫小朋友們寫童書，繼續創作。」森喜朗說。目前他只是擔心，東急飯店要拆了，將來池塘也可能沒有了，不知道池塘裡的鴨子會飛到哪裡去？ 後記感言 《小鴨艾力克》的譯者，駐日大使夫人盧千惠女士說，故事中所呈現的「自立」精神，對小朋友來說真的很重要！而森喜朗這位政治家的童心，更是彌足珍貴！ 此外，主辦單位玉山社也將新書發表會的氣氛，營造得相當溫馨。一開始安排由福爾摩沙合唱團的演唱〈搖嬰仔歌〉、〈阮若打開心內的窗〉等歌曲，還帶領小朋友們一同朗讀《小鴨艾力克》的故事內容。這是我參加過最感人的新書發表會。

宗像隆幸◎台湾独立建国聯盟中央委員 　 周英明さん（東京理科大学名誉教授、工学博士）が、去る１１月９日に大腸癌で亡くなった。享年７３歳。４０数年来の台湾独立運動の盟友であり親友でもあったので、私は心の片隅にぽっかり穴が開いたような寂しさを感じている。 　１９６１年４月、文部省の国費留学生として東京大学大学院に留学した周英明さんは、留学生会館の図書室に置かれていた『台湾青年』を読んで、その晩は興奮して一睡もできなかった、と周英明・金美齢著『日本よ、台湾よ』（扶桑社、２００１年刊）に書いている。『台湾青年』は１９６０年に台湾人留学生たちが東京で台湾青年社（現在の台湾独立建国聯盟日本本部）を結成して創刊した日文機関誌である。台湾青年社への参加を勧誘された周さんは、悩みに悩んだ。日本の敗戦後、台湾を占領した蒋介石独裁政権の支配下では、台湾独立を主張するだけでも叛乱罪と規定されており、独立運動の組織に参加すれば、１５年から２０年の懲役が普通で、死刑に処された人も少なくなかった（独立運動が合法化されたのは、李登輝総統時代の１９９２年である）。国外で活動したからといって、安全とは限らない。蒋政権の大使館にパスポートを取り上げられるから、外国での滞在は不安定となり、台湾の親兄弟に圧力をかけられるケースもあった。それでも周さんは、台湾青年社に参加した。自由な国に住んでいる台湾の知識人としての責任感と正義感が、彼をそう決心させたのである。 　台湾青年社に参加した周英明さんは、さっそく『台湾青年』第１１号（１９６１年１０月発行）から、小説「烏水溝」の連載を開始した。台湾青年社に参加して『台湾青年』第９号から編集を手伝っていた私は、周さんの日文がうまいのに驚いた。台湾青年社の中心人物で最年長だった王育徳先生（故人、明治大学教授、文学博士）は、「皆これから修士を取り、博士を取るんだから、日文を勉強しなくちゃいけない。もし、成績が悪くて必要な単位を取れなかったら、日本滞在権を拒否されてしまう。台湾に送還されることにでもなったら、監獄に直行だ」と言って、彼らが書いた『台湾青年』の原稿を手直していた。私もそれを手伝っていたが、周さんの文章は完璧で手直しの必要はなかった。 　周さんは「烏水溝」の冒頭で、「昔、台風と激流の台湾海峡は烏水溝と呼ばれ、恐れられていた。それは既に今日の台湾人と中国人の心の溝を予\告していたかのようだ」と書いている。その溝の深さはいまだに変わらず、中国は武力を使っても台湾を統一すると威嚇し、台湾海峡は世界平和を脅かす最も危険な場所の一つとなっているのだ。 　２６回で「烏水溝」の連載を終えた周さんは、「『烏水溝』を終えて」と題する文章で、この小説を書いた理由を次のように説明している。恐怖政治の下で言いたいことを言えない台湾の台湾人に代わって、彼らの言いたいことを伝えること。登場人物はフィクションであっても、彼等の言動は全て実際に見聞したことであり、その記録を残すこと。若い世代を中心とした戦後の台湾社会の縮図を年代史的に書き、この特異な社会状態を歴史に記録しておくこと。 　周英明さんは「烏水溝」を書き終えると、すぐにその続編である「脱出」を１６回にわたって連載した。「脱出」では、国民党軍の最前線で、中国大陸から旧式の大砲の砲弾が届く距離にある金門島での台湾兵達の経験が語られている。 　この「脱出」の最終回では、兵役を終えて金門島から帰還する船上で、親しい友人同士の二人がこう語っている。 　「これから台湾に帰って、一体何が僕らを待っているのか、君は考えてみたことがあるかい？　奴隷の生活がまた待っているだけだぞ　……今まで僕らが孤島に流刑になっていたのだとしたら、今度は台湾という、大雑房の中に戻るだけなのさ」 　「僕はただ逃げ出したいんだ。自分の生まれた故郷に、これ以上住んでいくのに堪えられないのだ。……僕は真に人間らしい気持ちになりたいだけなんだ。一度だけでいい、自由な人間とはどういうものか、その気分を味わいたい」 　何も反政府的な活動をしなかったにもかかわらず、政治犯として１７年間投獄された柯旗化さん（故人）は、『台湾監獄島』（イーストプレス、１９９２年刊）に自分の経験を書き残した。李登輝総統の下で台湾の民主化がかなり進展してからであるが、私は柯旗化さんと親しくなったので、その寛容で紳士の典型のような人となりは良く知っている。柯旗化さんは、台湾で長年にわたり学生たちの間でベストセラーになった『英文法』の著者でもある。 　恐怖政治（台湾では蒋政権の恐怖政治を「白色テロ」と言う）は、反政府活動を行なった者だけを弾圧するのではない。台湾で政治犯として処罰された人達のうち、実際に反政府活動を行なった人は百人に一人もいないであろう。反政府活動を行なわぬよう、恐怖を与えて人民を支配するのが恐怖政治なのだ。正しく台湾は、監獄島であった。特に知識人が弾圧の対象にされたから、彼等はなんとかして国外に逃れようとした。しかし、この監獄島に開かれた窓は狭かった。蒋政権が兵役を終えて留学試験に合格した者（殆どが大学卒）に出国を認めたのは、蒋政権の支配階層の子弟の出国を認めざるを得なかったこともあるが、蒋政権に対して最も強い憤懣を持っている若い優秀な台湾の知識人をやっかい払いしたかったからであろう。 　台湾の大学生たちは、この監獄島に開かれた小さな窓に殺到した。大学卒で兵役を務めた者は殆どが将校になり、周英明さんも空軍少尉であった。しかし、彼らに蒋政権が支配する台湾監獄島を守るつもりは少しもなかった（中国が攻めてきたら台湾を守るために戦う、と台湾人の圧倒的多数が本音で答えるようになったのは、台湾が民主化されてからである）。 　周英明さんも、この小さな窓口から台湾を脱出した。当時、留学生のために台湾から送金することは認められていなかったから、周さんのように外国の奨学金を貰えた人はいいが、多くはアルバイトで生活費と学費を賄った。アメリカで博士号を取得した台湾人は１０万人を超えるが、彼らの多くは皿洗いなどをして生き延びたのである。 　台湾監獄島を脱出した台湾人留学生の中でごく一部の強い責任感と勇気を持つ人々が、アメリカ、日本、ヨーロッパ、カナダなどで台湾独立運動に参加した。親しくなった周英明さんからいろいろ話を聞いて、よくも彼のような超優等生が独立運動に飛び込んできたものだと感心したものだ。彼は子供の頃から超優等生であった。それは、学業だけではない。周さんのお父さんは鉄道省の技師で、周さんの兄弟姉妹１０人は皆日本で生まれている。周英明さんは８番目の子供として、１９３３年に北九州の八幡市で生まれた。日本の敗戦で一家は台湾に帰り、お父さんが台湾の国有鉄道に務めたから、官舎を与えられたが、自分の持ち家はなかった。国立台湾大学の学生と助手であった時代の周さんは、多い時は同時に１３人もの家庭教師をした。周さんは生まれながらの教育者だったから、それはあまり苦にならなかったようであるが、老いた両親に家を贈ってから留学したいと考えて、それほど猛烈にアルバイトに精を出したのである。私は、こんな孝行息子を他に知らない。 　日本に来てから３年目に、周英明さんは同じ台湾青年社の仲間の金美齢さんと結婚した。そして、すぐに娘さんと息子さんが生まれた。周さんの家族に対する献身ぶりも、類い稀なものであった。学生たちに対しても周さんは、その性格と教育の仕方から大きな影響を与えたようである。１９７０年の安保闘争では、学生たちが学内で狼藉を働き、教師を殴る者までいた。それらの学生達の中には、卒業論文を書くときになり、指導教官を引き受けてくれる教師が見つからず困っている者がかなりいたと言う。「そんな学生が頼んできたときは皆引き受けたよ」と周さん自身に聞いたことがある。娘さんと息子さんも立派に成長して良き家庭を築き、周さんは５人のお孫さんに恵まれた。三世帯住宅で一緒に住むお孫さんにとって周さんは、良い子に育つよう慈しみ導いてくれる素晴らしいお爺ちゃんであった。 　今回、病床に周さんを見舞った時、「僕はここでも優等生の患者なんだ」と言って、彼は微笑んだ。周英明さんは、生まれてから死ぬまで超優等生であった。２００６年１１月

何康美 《鄉訊》於1971年8月創刊於比利時，同年的十一月成為全歐台灣同鄉會的月刊。一直到1983年第136期後，每年僅發行一次，於1995年11月完全停刊。在這二十四年間《鄉訊》發揮了聯繫散居各地同鄉的心聲，連絡彼此的感情。除了在異鄉充實自己外，並各盡己力貢獻故鄉。停刊十一年後的今天，又由比利時的新生代留學生正準備復刊《鄉訊》，他們的熱情令人激動，更引發了無限的美好回憶。借此機會整理《鄉訊》及其相關資料做一記錄。 60年代開始由台灣來歐洲的留學生漸漸增加，尤其在法、比、德、奧等各國的名大學有20~30名台灣留學生。當時最重要的歷史事件，莫過於1968年在法國的「5月革命」，這個影響最大的學運，衝擊著世界各地(台灣除外)。當時要求政治、社會改革之聲處處皆是。當時身在比利時魯汶大學的我們，也匯集志同道合的同學們，討論故鄉的種種問題。不過即使在國外民主的環境中，校園裡還是遍佈著國民黨可怕的職業學生 。因此，我們的聚會幾乎都以較秘密的方式進行。為了避免防不甚防的「小報告」，而且也希望更多台灣同學的參與：關心故鄉、關心台灣的處境。因此於1970年10月創辦了「魯汶中國同學會經濟研討會」，學術氣氛盛況一時，筆者在此感謝童志諴公使對我們的支持，以政府官員的身份，力主台灣改革的必要性。在1971年3月出版了一本討論會文集結束此會之後，比利時的同學們，接著就公開組織同鄉會並籌辦《鄉訊》的創刊了。 一、鄉訊的創刊 首先，1971年4月24日成立了「比利時台灣同鄉互助會」，為全歐第一個台灣同鄉會，並於1971年8月創刊了《鄉訊》(Courrier des Formosans )月刊。我們開始熱情地收集世界各地同鄉的地址，免費寄送大家所撰寫的文稿，並得到的熱烈回應，更鼓舞了大家的工作士氣。當時影印價格高昂，又沒有中文打字機，更談不上電腦的使用，只好以成本最低的刻鋼版方式，買了一台印刷機。出刊的日子，大家分工合作刻鋼版、油印、貼郵票寄送，工作氣氛有如開同樂會。當時比較活耀的人包括盧修一、吳榮義、施光、陳秉璋、洪育銘以及本人。《鄉訊》初期的資金，完全靠大家打工的收入及善心人士的小額捐款。 70年代初在歐洲台灣的資訊來源缺乏，我們的資訊主要靠書信的往來、免費的中央日報以及外文報刊。《鄉訊》的內容主要以專欄新聞報導與分析、介紹歐洲各地的制度、台灣的鄉土文物，尤以「鄉友動態」部分，更是無形拉近了歐洲各地同鄉間的距離。 在「比利時同鄉會」成立及《鄉訊》創辦後，在1971年間陸續成立了法、奧、瑞、德各區的同鄉會。由於各國同鄉會的串連，於1971年10月3日在法蘭克福近郊的Kronberg，正式成立「全歐台灣同鄉聯合會」及「全德台灣同鄉會」，參加人數共176名。其中：比利時17名、瑞士7名、法國6名、奧地利5名、意大利1名，其餘則為德國同鄉。第一屆全歐理事會理事長兼秘書長：吳修團(德國)、內務：施光(比利時)、外交：陳嘉哲(法國)、財務：楊飛龍(瑞士)、學術：吳尊和(奧地利)。《鄉訊》由第四期1971年11月起，改由「歐洲台灣同鄉會聯合會」發行，但仍然由比利時編發。1972年第十六期由德國陳建福同鄉接手發行，法國編輯並改成影印小冊子。1973年4月每期發行700份，開始收費平寄11美金一年，航空20美金一年。編輯發行的工作由各地同鄉會輪流執行。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奧國的胡炳三同鄉全家於1976年3月開始擔負起郵寄的工作未曾中斷，一直到1983年9月精神可嘉。 1977年2月第67期開始使用打字出刊，但由於還不熟悉運作，仍然以手抄及打字並用。1973年起《鄉訊》及同鄉會的運作自此已穩定成熟，與世界各地的同鄉接軌了。 值得一提的是，1974年後文章增多而且更政治化，並由「歐台會」積極地摧生了「世台會」。來自全歐、日本、美國、加拿大等世界各地的同鄉於1974年六月匯聚一堂，熱烈討論故鄉的前途，更凝聚了為台灣的民主運動打拼的決心，大會充滿了熱情、溫馨、士氣十分高昂。唯一的遺憾、更是令人傷感的是：最努力籌備的吳修團同鄉，因癌疾於1973年9月於世台會籌備期間逝世。 《鄉訊》為同鄉會的靈魂，同鄉們可發言吐心聲，並獲得信息，增加對台灣的關懷。因為1975年代表台灣民主化聲音的《台灣政論》遭停刊 ，加上1976白雅燦被判無期徒刑的事件 ，同年的5月《鄉訊》第58期發動了對政府採取「三不運動」：1.不再相信蔣經國所說的話。2.不再參加任何由國民黨主辦或資助的活動。3.不再理睬國民黨的官員及其工作的人。 經過這些事件，1976年開始在台灣的民主運動也開始公開化了，除了白雅燦事件外，尚有郭雨新事件 、楊金海、顏明聖被捕 ，謝東閔被炸等政治事件，日日增加。,從此《鄉訊》登載台灣的消息大幅增加，也成了台灣紀事錄了。1983年9月第136期中止了刊行，1987年至1990年每年的全歐會出刊一號，之後又停刊一直到1994年10月由德國北區再出刊了1995年10月號及11月號，就完全停刊了。 二、同鄉會與鄉訊 同鄉會與《鄉訊》息息相關，60年代的留學生大部份都必須經過留學考試，取得獎學金者，是台灣的菁英，年紀以在三十歲以下居多數。當時的台灣整體經濟尚處於「未開發國家」，留學生除了領獎學金外，還必須打工賺外快，甚至寄錢回家補濟家庭或還清出國費用等等。 台灣的留學生從一個戒嚴，白色恐怖又封閉的台灣，來到一個完全自由的國家，受到無以倫比的衝擊。同鄉會的成立反應了大家心聲，共同的命運感，共同的需要，出錢出力在海外建立一個溫暖的大家庭。目標在於加強同鄉間團結自保，促進鄉誼，為同鄉解決困難、謀求福利。 自從台灣不再具有「中國代表權」，被驅逐出聯合國之後 ，國民黨政府在外交節節敗退 ，無暇為鄉親服務，國民黨政府與僑民之間的距離相去日遠，同鄉會的成立其實無形中分擔了政府護僑保民之責；在故鄉危急存亡之秋，消除鄉友們自掃門前雪的冷漠感、激發鄉友們對故鄉國事之參與討論，進而以行動表現對台灣前途的關切與愛護之決心。 國民黨政府對各地台灣同鄉會的正當態度應該是感激、鼓勵、贊助或支援，但事實上，卻是只有嚴重打壓，滲透同鄉會及利用學生，以各種打「小報告」的方式恐嚇同鄉。因此更激發了大家對國民黨政府的反感。同鄉們這時更加團結，自動自發，不靠任何團體的補助、不受大使館的利誘、反抗一些鬼鬼祟祟的威脅，並以光明磊落地活動。《鄉訊》是同鄉們的共同園地，以容納各種不同相對的真理思想，為最明確的立場，已因此部份的積極鄉親被「特別關注」或列入「黑名單」。 70年代及80年初同鄉們的精神：樸實、誠懇、無私、正義、愛心、熱情、積極、團結、責任感、使命感、榮譽感，以任何一句形容詞來說明，決非言過其實。會長及幹事雖全經過選舉產生，但以輪流的制度，沒有惡性競爭的局面；鄉務完全是義務的。每年一次的全歐大會，分別在各國輪流主辦，但以在德國的次數最多，因為德國是鄉親最眾多的地方。每年為期三天二夜的聚會都利用最廉價的青年會館，住宿在八人一間上下舖，可想像夜間的鼾聲大起，此起彼落的「交響樂」，但大家仍然在隔天精神奕奕的參與大會。《鄉訊》所擔任的任務，除了報導大會的實況，並公佈大會及各地分會詳細的收支帳目，可看出當時大家對公共事務執行的負責精神。 留學生的變遷甚多，學成歸國或遷移他國， 因為在歐洲就職機會少，長期居留者不多；即使留在歐洲的人，大都以自行開業為主。1975年成立了「意大利台灣人招待所」免費招待「願身為台灣人的真正台灣人」。(筆者曾與葉菊蘭及魏耀乾二家人接受陳主加一家人的熱情招待)；同時，在奧國一群成業的鄉親成立了「奧地利台灣人基金會」， 不論是獎勵學術活動，還是積極從事台灣民主運動等，它們慷慨地支助同鄉的需要，實在令人感佩。 80年代以後來歐洲的留學生增多，台灣已進入「錢多淹腳目」的時代，一般的學生生活較為富裕，氣氛有重大的改變，尤其對公共事務的冷漠。同鄉會的運作遭遇種種困境，尤以世代的代溝為最。魯汶的學生幾乎沒人參加同鄉會，加上其他因素，比利時同鄉會也因而停頓一時。其他地區也有同樣狀況。最令人興奮的是於1994年4月27日「留法台灣同學會」的成立，創會會員20多名(鄭麗君即為其中一人)，會刊《台灣賦格》並活躍一時。隨著大部份成員的回國等，此刊物也因而曇花一現地結束了。但是值得一書的是，1995年元月第一次成立「英國台灣僑民協會」，為歐台會添加了生力軍。 《鄉訊》1995年3月號登載德國林本添同鄉的文章〈論名正言順成立台灣協會之必要〉引起共鳴。1996年開始正式使用「全歐台灣協會聯合會」簡稱「歐台會」，名國只於台協會加上當地國國名。雖然遊說歐洲以外的國家改用同名，但沒成功。不過「歐台會」仍以此新名稱參加「世台會」，一直使用到現在。《鄉訊》雖然在1994年10月號已進入現代化的電腦作業運行，但很遺憾地，卻在1995年11月號完全停刊了！從此也失去了同鄉們的論壇天地，也因此失去與各地鄉友的動態消息。 《鄉訊》停刊的主要原因是，時代在改變、同鄉會的成員結構也變了，加上當時旅歐各地關於台灣資訊來源的獲得，已經可以由台灣的各種黨外雜誌、美國的《公論報》、《太平洋時報》及《美麗島》的復刊。大大地影響《鄉訊》內容的「新鮮」感以及時限等問題。 E世代的今天，大部分學生物質生活較富裕，具有手機電腦，加上訊息取得便利，有更好結合在一起的工具，在《鄉訊》復刊的前夕，深深期待這一群具有理想、熱誠的青年學子，發揮各自所長。我們以真誠、感激的心情，祝福全體有心人士抱著堅忍、不屈不饒的精神，實踐新時代的願景。

鄭欽仁◎台灣大學名譽教授 日．中問題一籮筐 北京政權與日本的糾紛不斷，有教科書問題，歷史認識問題，日本對中援助問題（ODA）、釣魚台領土問題以及靖國神社問題。中國強迫日本政要（特別是首相）不得參拜祠有A級戰犯的靖國神社，但神社之參拜與日本傳統的信仰以及與皇室有密切不可分割的關係。外交家常引用一個詞彙守faux pas（法文），意思是走錯一步，整個脫線，目前的中國即是如此；但其霸權心態，用自己的觀點支配別人，鬥爭別人的習性難改，但其鬥爭的行為確實達到某種效果，使日本國內「懼中派」、「中國派」想以妥協的手段求饒，使日本國內的輿情分裂為二，中國也自以為得逞。可是日本國民對中國反感者日增，中國擔心日本停止經濟援助（ODA）。 台灣與中國不同；對過去發生的不幸事件常常是事過境遷，也就不再計較，故對蔣家的暴政與其家族的胡作非為也不太計較，這一點與中國擴大渲染中日戰爭的情形大為不同。話說回來，台灣與東京的距離很短，雖然只有三小時的飛程，但對不同文化的特徵也應該有所瞭解，以增進彼此的關係。 日本對戰歿者的態度與奉祀中國兵 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戰敗，國際上開創未曾有的新例，審判戰敗者的戰犯，日本的東條英機等被列為「A級戰犯」處以絞首刑。有些國家的媒體誤以為死者埋在「靖國神社」；但神社是不埋葬死者的。 A級戰犯的七名骨灰並沒有交給遺族，聯軍（GHQ）在火葬場未儘拿走而僅存的一壼份骨灰，由一位律師祕密拿出來，現在葬在熱海伊豆山的「興亞觀音」園內的「七士之碑」之下，這慰靈碑是吉田茂寫的。 興亞觀音不只祭祀日本的將兵；由於松井石根大將的緣故，「七七事變」戰鬥死亡的中國人也奉祀在那裡。 另外，在大阪有重願寺，其中有供養塔，供奉因太平洋戰爭與日本爭戰而死亡的澳洲、英國將兵，每年有一次的法會。 以上的情形關係到日本人的宗教觀。上智大學名譽教授渡部昇一認為，日本對於為戰爭而死，不論是敵我，反正都是死了，所以不論敵我的將兵都加以祭祀。日本外務大臣麻生太郎認為對死者的感覺「皆佛樣」；從來也不會挖人墳墓、曝其屍。我們讀中國史，幾千年來常有曝其屍之類的事發生；就說二二八事件罷：無故被槍決的人，竟放幾天不容收屍，讓其暴露，風吹雨打。 古文明中有神話信仰，但後來因各種世界性的宗教興起而中斷，但日本的皇室與古代神話結合在一起，這是日本特有的神道，故神道的神社奉祀皇室關係者，也祭祀對國家有功者。神道有祖先崇拜，祖先即是神。當然，神道之外佛教對日本的影響甚深，也是值得探討的問題。 什麼是「A級戰犯」 第二次大戰日本投降，國際上成立「遠東國際軍事裁判」，一般稱作「東京裁判」，審判戰犯。為了裁判必須制定「規則書」（the rule book），該規則書即是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九日制定的『遠東國際軍事裁判所條例』，條例第五條規定戰爭犯罪種類，法律條約必須諸條列舉，以英文之慣例，依A、B、C等字母為表記順序：A是「對和平之罪」，B是「通常的戰爭犯罪」，C是「對人道之罪」。 但是世間多誤解，以為A級最惡，B、C等而次之，而且這種印象已普遍化，成為中國不時揭日本瘡疤，棒打日本的藉口。 如果論及那一級的罪狀最可惡，應該是C級。納粹德國的戰爭犯罪最被嚴厲彈劾的是對猶太人、吉普賽人的非人道行為，以及以人種的理由之迫害行為，故東京裁判被列為C級戰爭罪犯。 有佐藤優（Sato Masaru）者，曾經著有「日美開戰的真實－解讀大川周明著『美英東亞侵略史』」一書（小學館出版），他在一篇文章裡認為東京裁判是「勝者的制裁」，只不過是藉裁判形式行報仇之實而已。 他又認為這是對戰敗國的指導都要求其負政治責任；戰爭爆發當時，國際法並沒有明記「對和平之罪」要受制裁的規定。故A級戰犯被追究的，歸根就底只是政治責任。 毛．鄧．江．胡與靖國神社 中國政府批判日本內閣總理大臣參拜有「合祀」A級戰犯的靖國神社，但這些「A級戰犯」沒有一個人被列為C級，也就是沒有被列為「對人道之罪」的罪犯。 諷刺的是許多國家領導人是劊子手，卻崇祀於忠烈祠。蔣介石、蔣經國的二二八事件的屠殺案與白色恐怖，應被列為C級。 北京的紅色中國王朝，自毛澤東到胡錦濤的赤色恐怖，都應被列入戰犯。毛澤東參加韓戰是A級、金門砲戰是B級、屠殺中國人列為C級；鄧小平侵越是A級、對台武嚇是B級、天安門事件是C級；江澤民對台與天安門事件是B、C級；胡錦濤擴充武備、以飛戰瞄準台灣是屬於戰爭的B級。但在西藏的屠殺屬於C級。 台灣受中國的武力威脅，但看聯合國的『人權宣言』與A公約、B公約只是一張無用的廢紙，聯合國的秘書長安南祇不過是一位貪饞污吏，對八百枚飛戰對準台灣的侵略行為不曾置一詞。聯合國成為中國侵略者的舞台，台灣人應該有所警惕。 曰本人的不滿 最後附帶在此一提的是日本人對東京裁判的不滿與國際正義問題。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原子彈投下廣島，九日投下長崎。但蘇聯在八月八日對日宣戰，當時日蘇訂有中立條約，蘇聯竟然背信對日宣戰。但在東京裁判時，蘇聯是「原告」。 佐藤優不滿的說：英、美明知日、蘇之間訂有條約，竟然「教唆」蘇聯對日戰爭，所以英、美、蘇應是共犯。蘇聯應該屬於A級的「對和平之罪」而坐在被告席上，同時英、美也應該同列。 結語 從以上所論，無非告訴我們，歷史知道太少是可怕的，對於是非的辨明在無知之下容易被誤導；台灣人不應該隨著中國人為靖國神社問題起舞。 台灣人在喪失本土意識與主體意識的現階段，敵人以錙銖之利作為利誘，在台灣國內塑造買辦的剝削「新階級」，台灣人的「新三腳仔」開始出現，對內部顛覆，戰爭的悲劇似乎難於避免，台灣人除了自清與武備之外還有什麼可選擇的？

宗像隆幸 著 侯榮邦 翻譯 採訪註解：去年(二○○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台灣安保協會(理事長黃昭堂)與由我任幹事的亞洲安保論壇在台北市共同主辦以「美國的軍事改革與亞洲安保體制」為主題之國際演講會。在此集會李登輝前台灣總統也以一聽眾身份出席，並發表其意見。藉此機會我懇求李先生惠賜採訪機會時，輕鬆地接受說「好啊」，所以我將自己的想法與想要請教李先生的問題以書面交給他。 今年二月六日李登輝先生答應與我會面，所以我與家內一起全程訪台，黃昭堂先生也撥空同行，到淡水的綜合研究院訪問。我們被安排在客廳稍候片刻李先生就前來招呼並引導我們到隔壁的資料室。李先生從排著許\多厚厚的書類中抽出一冊。說「這是總統時代秘書所紀錄的我的日誌」，而翻開讓我看。那不僅是日誌，剪下來的有關新聞記事等也合在一起。拿此日誌給我看的理由，之後在傾聽李先生的話之間獲得理解。回到客廳，隨即開始採肪。 李登輝：今天採訪的目的是什麼。 宗像：這數年來我所寫有關台灣問題的文章想整理成一本書，若能夠加上先生的採訪記事是最好不過的。 李：(李先生拿著我之前交給他的文書)你寫的東西我已看過了，用這個做基礎來談好了。但是，我做了什麼你幾乎沒有寫。 宗像：那是我想由先生來說明比較好。 李：為什麼我說這些話，理由是民進黨雖然取得政權，卻不知道如何營造政治。不知道的理由是沒有學習過去施政過程與經驗。所以不知道何種做法始得實現台灣的種種政策。有時急於做此事卻僅列口號，當然不會有結果。 最近，說出廢止國家統一委員會與國家統一綱領(註．一九九一年二月通過。台灣與中國在對等的立場上，基於民主．自由．均富的原則而統一，可說只是非現實性的前提的綱領。對此中國批判這是中國的「和平演變」＝以和平的手段顛覆中國共產黨政權為目的)。要廢止可以。問題在之前沒有十分理解統一委員會成立的經緯。總統突然說出那樣的事，所以什麼都不知情的人們喊贊成或反對而鬧翻。這就是現在的狀態。 宗像：應該事前認清問題的本質。充分準備後提議才對。 李：對，為什麼那個時期必須設立國家統一委員會。為促成台灣民主化，無論如何須要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雖然我身為總統，萬年國代仍然支配著國會的情形下，不可能民主化(註．中華民國憲法於一九四七年十二月施行，但是國民黨政權以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內戰激烈為理由，翌年五月將此臨時條款公佈實施。由於該臨時條款的施行中華民國憲法實質上被凍結。內戰敗後，一九四九年國民黨政權逃亡到台灣後，在中國選出的國代未曾改選，被稱為萬年國代，他們只有服從蔣介石、蔣經國的命令制定法律，繼續施行專制獨裁政治)。 然而國民黨內部為確保既得權益，認為中國共產黨叛亂份子支配中國大陸期限內是內戰的延續，所以到中國統一為止，不能放棄國是的「反攻大陸」政策之意見為主流。因為如此，為了廢止臨時條款終結內戰，須要具備名分以明示並非放棄統一的目標。故一九九一年四月底廢止臨時條款，始得於同年四月底令萬年國代辭職，舉行國會全面改選。 台灣的民主化，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但是民主化，民主化僅止於口號現實的民主化並沒有進展。 「二月革命」 李：你有寫這樣的東西，(拿著我給他的書面)讓我念一下。「真失禮，我們稱李總統為傀儡總統。但是，因為台灣的人們熱烈支持李總統，所以一九九○年的總統改選，國民黨不得不再推舉李總統」。 那樣說似乎很簡單，但是，現實上不是那麼容易。其間國民黨內部有所謂「二月政變」的陰謀等，種種事態。一九八八年一月，蔣經國逝世，由副總統的我繼任，實在是傀儡總統。我不具任何權力。連自己坐的椅子也不能好好地坐。首先需要知道我處於這樣的狀態。像那樣的狀況中，若不知道我做了什麼就不能理解現實的情形。經過種種努力，自己需要亦趨亦步，穩定自己的地位。蔣經國去世以後，國民黨的元老們掌握政治實權。要如何與他們共事，如何對應軍隊或情報機關，警察。當然可能的範圍內也須要回應一般國民的期待。從繼承蔣經國到一九九○年三月被選為總統為止的二年二個月的時間，完全花費在這些工作上。 從蔣經國去世到舉行葬式為止，我每早八時赴安置他遺體的面前行禮拜。蔣經國去世後，由不具任何實力的我繼承，所以今後將如何演變非常不安。為使大家安心，我很想明白表示自己將確實繼承蔣經國路線，所以要大家安心。(註．一九七五年，蔣介石總統去世由嚴家淦副總統繼位，當時實權已由蔣經國完全掌握，所以不會發生混亂。蔣經國去世時，權力分散於國民黨的實力者，所以預料將發生混亂)。為避免發生混亂不得不與國民黨元老與實力者協調運營政治，如何去接近軍隊也是一大問題。 宗像：為掌握軍隊，一定很辛苦吧。 李：為掌握軍隊，需要想盡方法使掌握軍隊的人離開其職位。當時，郝伯村已任參謀總長八年，他對軍隊的權力達於頂峰。普通，參謀總長任期為二年，各一年延長二回則四年是最長的，因此想任命他為國防部長(國防省)。然而郝伯村去拜託宋美齡(蔣介石夫人)，想繼續留任參謀總長。我與家內被召喚。宋美齡為基督徒，最初說些有關教徒關係的話。然後說她有些像片、信件，電報等重要東西留在總統府，要還給她。最後，她說要郝伯村從參謀總長調任他職不大好，因此我只好給她說明。即，參謀總長幹了八年已違反制度，參謀總長以下，因為無法升級，故優秀的軍人不得不相繼退休。這使國家很大的損失，台灣海峽若發生戰爭，一個人無法對應，為使眾多優秀的人材能夠協力對應，需要調任郝伯村。結果宋美齡說「Please please listen to me」因此我說請把她所說的話寫成信件，她真的寫成信件給我。很可惜的是我要退休時，我的主任秘書將這信件燒掉了。不只這信件，我放在金庫的東西全部都燒掉了。金庫內有種種重要的東西。例如，與大陸的密使關係，雖然不是我命令去的密使，但是他們與大陸那邊的人對話的錄音與他們所寫的記錄也放在裡面，這些東西也全部被燒掉。 宗像：這是誰命令去做的。 李：主任秘書未得允許做的，實在亂來，這樣的情形在中國的政治上是常有的事。因此主任秘書以下全部換了新人，而且宋美齡的那封信件也消失了。 宗像：是否宋美齡命令去做的。 李：那我就不知道了。憑宋美齡的信件，我任命郝伯村為國防部長而換了參謀總長。國防部長沒有軍隊指揮權，但是能夠編列預算。所以僅止於國防部長還不能剝奪他在軍隊內的勢力。因此晉升他為行政院長(註．軍人首相遭受強烈反對，抗議示威等相繼而來)。給郝伯村做了兩年半的行政院長，待一九九二年十二月立法院全面改選後，令他下台。那個時候，郝伯村來到我處說，為什麼要他辭去行政院長。我向他說明，立法委員由新人擔任，所以行政院長也應該由年青優秀的人來擔任。可是他不斷表示不滿，所以我忍不住大聲怒罵。家內以我為倆在吵架。 宗像：郝伯村任國防部長期間，在自宅召集軍中幹部秘密地在策劃什麼曾經成了問題。 李：那叫做「二月政變」，李煥(註：在黨組織內具有實績的國民黨實力者)為行政院長，郝伯村為國防部長的時期。在臨時中央委員會(一九九○年二月十一日)，要決定總統候選人時，企圖變更總統候選人。 宗像：國民黨的中央常任委員會已決定推舉李總統為總統候選人，可是他們企圖以軍隊與黨組織的力量為後盾，在中央委員會中變更總統候選人嗎。 李：對。郝伯村以軍隊的力量為背景，或許\自己想要當總統。我會說這種話是當了總統以後，取得政權後就認為什麼都能夠做的話，那才犯了大錯呢。民進黨就是沒有學習這種東西。 我知道那陰謀是中央委員會的前日。若事前不知道的話，或許\會被搞掉。這是高雄市國民黨部的鄭先生告訴我的。因此才在那天晚上研定對策。會議預定翌日早上九時在陽明山的中山樓舉行，所以我命幾個人從七時起在大門入口待機。我大概知道誰是反對者，那些人到達時，由待機者告訴他們說「主席叫你去，有話要說」。那些人一來，我就直接了當地說「總統候選人你要投票給我，副總統候選人我會決定」。這樣一來這些反對者無不露出「啊！破局了」的表情。雖破局並非全部變更，不過事實上有許\多人依照我的指示而變更。故我順利被推舉為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這就是所謂「二月政變」。我提名李元簇為副總統候選人，他曾任政治大學校長與教育部長，不會強烈主張自己的意見，也沒有政治野心，但是敬業且盡忠職守。 國民黨的總統、副總統候選人雖然決定了，但是國民大會又發生一大波浪。(註．當時，總統、副總統是由國民大會選出，但是七五二人國民代表中大部分在中國選出的萬年代表)。過去的總統選舉，國民黨的候選人一旦決定就等於決定了，但是這個時候有推舉林洋港(註．台灣人有力政治家，一九九六年公民直選的總統選舉時曾經出馬，排列第三位)與蔣緯國(註．蔣介石之子，蔣經國之弟)為總統、副總統等的動作。新聞等媒體因過去常被國民黨的實力者所壓制，所以他們都有好的情報報導，對我只有負面的報導。 宗像：先生有否與國民代表會面。 李：有，我到每個人的家裡訪問，並贈送他們我對於經濟發展與農業政策等的三本著作。這種事情剛才給你看的日誌也有記載。要理解現實的政治，那一候選人如何，這樣只知道結果也沒有用處。所以這種事情也非記載不可。民進黨所以遭受挫折，其原因在於不知道如何營造政治。像現在的情形若繼續下去，國家的政治實在不堪設想。 被逮捕一個禮拜，接受調查 李：我曾對陳水扁大學時代的老師李鴻禧說，政治要做不連續的連續。從一個黨的政權移轉到另一個政黨時雖然不連續，但是，國家的政治具有連續性。要改變政治的重要事項時，除了在連續之中改變下去，以外別無他途。若無視這個做法隨心所欲，則將不利政治的發展。後來我發現他們似乎沒有這樣做。如果發生政權交替，也能夠連續地運營政治，我準備總統選舉前就要全部轉移給民進黨。 宗像：換一個話題好嗎，李先生當總統時，曾經聽過您親信的人說過這樣的話。「李先生若當總統就好像成為海賊船的船長。所以李總統就將海賊個個拋棄海中，以確立總統的權力。 李：怎麼能開這種玩笑呢。很多事情不能隨便說的呀！一九七三年我能夠當政務委員，並不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即蔣介石自有其想法。一九五六年留學美國回來在寫著作時，只見過蔣介石一次。我雖然不認識李煥與王昇，可是似乎這兩人給我推薦的呢。當時國民黨面臨沒有適當的人才的困境，所以無論如何想找出新人材。 然而事情發生於一九六九年，某日早晨有人到家裡將我帶走。到達地方就是台灣警備總司令部，關在那裡一個禮拜，對我過去做了什麼調查許\多事項。主要被審問兩件事，一為參加共產黨在讀書會期間做些什麼事。參加讀書會是事實，加入共產黨卻非事實。一為美國留學時代做些什麼事。而留美時代則無關緊要，這是從他們口中說出來的。 宗像：讀書會那件事，是戰後不久的事吧。 李：對、對。那是在二、二八事件後，我還是大學生時代。 宗像：當時還是國共合作時代，中國共產黨員為了感化台灣的青年人，頻繁地在大學與高等學校等舉辦讀書會的時代，所以他們以為李先生或許\與共產黨有連繫而調查的吧。 李：可以這麼說。這是中國慣用手法，應該是蔣經國下令做的。若蔣經國起用我的話，各種人也許\會批判李登輝是這種人，曾經做過這種事情。對此，大家會說有關李登輝的事，蔣經國一定詳細調查過，不用擔心。 宗像：那麼李先生被關於警備總司令部一個禮拜是出自善意的吧。 李：李先生邊笑邊說，其實可以這麼說，我被釋放時，姓周的安全局長暴言「像你這種傢伙，除蔣經國之外沒有人敢起用你」。 宗像：李先生曾與台灣獨立運動主要領導者之一的王先生會面一事若洩漏的話，實在令人擔心其後果不堪設想。 李：沒有，我未曾擔心過，接受調查時，也沒有提起那些事情。 我任政務委員時，最熱心推薦我給蔣經國的是王作榮。他的太太是大法官，而他只是大學的老師。他對我說「你要任政府要職，沒有加入國民黨不能參與重要會議」。他代我填寫入黨申請書，我只蓋\上印章就完成入黨手續。這也是中國人常做的一種好意。我加入國民黨，逐漸高昇對他有好處，所以我決定加入國民黨。我被配屬於中央黨部第一黨部。最後王作榮也高昇到監察院長。 當了六年的政務委員，這可以說是我學習政治的時期。我說自己是蔣經國學校的畢業生是指這六年間而言的。蔣經國比誰都重視我，這是感到不可思議的地方。任何事情大概都會跟我說。蔣經國要到金門，馬祖乃至鄉村時，都會帶我一起去，這在不知不覺中成了習慣。蔣經國對做為政治家必須注意的事很詳細地教練我。例如他說「要選擇人時，首先要看那個人的太太，調查其屬於什麼類型，過去做過什麼事的女性」。我認為這是中國文化的一環。這年春節看過漢武帝的DVD。景帝的太太是很溫順而淑惠的女性，從來不跟人理論。但是景帝死後，兒子武帝繼位，她突然開始發威，甚至為其所欲為。中國這種類型的女性不在少數。官廷的權力者非常腐敗，貪污盛行，且誰都不負責任，皇帝即位後，無不為此沖昏了頭。就是現在的中國政府也是很類似。國民黨政權也是這樣，所以身為總統者的確很傷腦筋。 宗像：現在的國民黨比李先生當主席的時期完全變樣，讓人感覺又倒退到昔日的國民黨。 李：不錯。尤其是連戰的時代，就有這樣的感覺。新主席馬英九大體稍有改變。尤其他認為國民黨非改革不可，但是，舊勢力不斷地扯後退，要改革國民黨非常困艱。 […]

黃麗妃 面對睽違三十二年的台灣，林文德以全新角度註釋台灣，他認為台灣的動盪和不安，讓每一天充滿了挑戰，也讓他樂觀看待每一天新的開始，因為「危機就是轉機」。 曾在黑名單榜上有名的林文德，在國立藝專畢業後曾任教於建國中學，卻因為總在教學生畫畫前先和學生討論起自由是什麼，而引起校方特別的關注，之後為了避開那充滿了不合理與不公平的危險年代，林文德選擇遠赴奧地利，進入維也納藝術學院深造。三十幾年旅居奧地利的林文德，雖然因為政治因素後來選擇定居奧地利，卻仍熱中於公共事務，關心台灣事。 告別黑名單 返台創作雕塑 隨著政治環境的改變，林文德思念台灣的心從來不變，回台的想法和計畫也一直在林文德心中盤旋擘畫，一直到二○○四年，林文德終於回到朝思暮想的故鄉，踏上故土的那一刻，林文德內心澎湃激動，他選擇定居在三芝並成立他個人的工作室「白沙灣工作室」，一個可以聽濤踏浪的海邊。林文德對於目前的居住環境滿意極了，言談間可以感染到他的喜悅之情。 在奧地利的時候，林文德深受當時時興素描技法影響，這是在台灣少見的畫法，在台灣一般所見的素描多受巴黎或日本的影響，著重寫實及光影明暗的關係，林文德在奧地利習得的，則以意象的手法勾勒，以人體的骨架為主架構，主從關係明確，表現的重點一目了然。林文德以自己的獨特素描手法和心得與當地學生透過授課教學相長，與學生之間的互動及不間斷的創作，林文德持續活躍在藝術的領域中，並以素描和雕塑見長，在國外期間，雕塑作品曾受到奧地利著名收藏家Otto Kepka青睞，收藏其作品「舞」(Tanz)。在國內的作品，除了現在可以在國立台灣美術館廣場看到的銅雕作品「擁」、中華電信行通大樓公共藝術「頂天立地」之外，最著名的大概是在金寶山鄭南榕墓園的「自由之翼」銅雕作品了。 銅雕自由之翼 象徵南榕精神 與鄭南榕同樣出生在二二八事件發生時的一九四七年，雖然兩人沒有直接的認識和交集，但處於相同的時代背景下，又深受鄭南榕言論的影響，當受委託製作鄭南榕墓園的銅雕時，林文德想以象徵自由約意涵傳遞鄭南榕為追求自由，不惜以生命換取的捨我精神，經過一整年的構思、不斷的修改，才完成了現在的作品，並以「筆直向天，形狀似鳥，代表自由。內部洞開，代表開放。光滑的表面，期望有順遂的未來。」來說明作品的設計意含。 「自由之翼」在林文德的設計下，呈現中空，高約兩公尺、寬約六十公分的中空僅容一人從底下穿越，這樣的設計是希望人們能進一步親近銅雕，也是讓人在親近銅雕的同時，感受前人為自由犧牲的情操及自由的真諦。林文德表示，他有機會以創新的作法為鄭南榕立碑，除了將沉痛及感佩的心化為創作紀念他之外，也覺得傳統台灣人以大理石或各種礦石作為墓碑，而今，可以多一項選擇，為已逝親友製作雕像立碑，為墓園增添藝術氛圍。 藝術美學對話 重新詮釋台灣 回合兩年後與另一位油畫家鄭愛華共同辦展，【林文德的雕塑．素描】和【鄭愛華的花香．女人情畫展】，兩人的作品交互呈現、相輔相成，將是一場藝術美學的對話。林文德展出其三十件作品，依創作的年代大致區分為三個時期，一九九○年至九七年，主要在奧地利完成的作品，著重內心情感的描述，有著較多的人性面的觀察和掙扎。一九九八年至二○○二年的作品，逐漸走出了感性，以較理性的思考看待人世。二00四年至今的作品，則是以回台灣後的作品為主，面對睽違三十二年的台灣，林文德以全新的角度重新詮釋他眼中的台灣，他認為台灣的動盪和不安，讓每一天充滿了挑戰，也讓他樂觀看待每一天新的開始，因為「危機就是轉機」。

邱斐顯 「台語無字，欲按怎寫？」因為這個疑惑，一個台灣子弟，不惜賣掉房子，接受海外台灣留學生的捐款、募款，甚至是朋友父親的身後遺款資助，遠赴美國夏威夷大學攻讀語言學博士，十年努力，終於為台灣找到自己的文字，開啟有文有字的母語推廣運動。他，就是詩人李勤岸，一位畢生為台灣研究「國字」的人。 李勤岸，一九五一年生，台南新化人。美國夏威夷大學語言學博士，曾任教哈佛大學，現任教國立台灣師範大學。一九七四年開始寫詩，從中文詩寫到台語詩。大學時代，從中文系唸到外文系；後出國進修，再攻讀語言學博士學位。十多年來，李勤岸投入母語運動，雖然辛苦，但從不放棄。 師生保守 對中文系大失所望 一九六九年，李勤岸自台南二中畢業，因沒有錢讀大學，因此先服兵役。退伍後，他做了三年的推銷員，賺了一點錢，才報考大學。一九七二年，李勤岸以「慕隱」為筆名，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發表第一篇散文。一九七四年，加入「後浪詩社」，並在《後浪詩刊》發表第一首詩。李勤岸對文學有著濃厚的興趣，考上了東海大學中文系後，本來以為自己能在文學天地裡，得到更多的學識涵養，沒想到事與願違。 李勤岸比他的大學同學們，年長七、八歲，而且出過社會，閱歷豐富。他對大學教師的做法與期待，也和同學們不同。中文系的老師上課時，言語中常常透露著一些強烈排外的見解，他們告訴學生：「台灣只剩下中文系能保留中國文化傳統……」 李勤岸的心裡，對這樣的論調很不以為然。結果，班上竟有同學，要他勿以自己的問題影響老師教學進度。「我沒想到，中文系的老師，思想封閉保守，連學生也如此。」這個刺激，讓他萌生去意。基於對文學的喜愛，李勤岸選擇轉系，改唸外文系。 改讀外文 請益文壇耆老楊逵 東海外文系的外籍老師，不僅教學作風靈活，而且教學觀念進步，光是課程設計，就夠令李勤岸印象深刻的了。那時，曾經有個老師，要班上每個學生，各自扮演一個聯合國的代表，並針對他所給的議題—「評論是否要讓巴勒斯坦加入聯合國」，提出自己的論點。李勤岸在外文系四年的薰陶之下，對英語教學頗有心得。 大學期間，李勤岸因地緣之便，有機會向台灣文壇耆老楊逵請益。一九七六年，他的詩作《示範公墓》獲第一屆「草根詩獎」；一九七七年，他的散文《牆》獲「愛書人散文獎」；一九七八年，他出版第一本詩集《黑臉》。 一九七九年，李勤岸大學畢業後，到台南家專擔任英語教師。一九八○年，他擔任詩人季刊社社長。詩人季刊社的前身，即是後浪詩社。 一九八三年，李勤岸加入「春風詩社」，積極參與政治詩運動。春風詩社於一九八二年創社。春風詩社的詩人與詩作，有著社會主義理想性格的左派思想。春風詩社前後總共只出版五期刊物，每一期出版，都遭國民黨查禁，刊物還在印刷廠內，就被當時的警備總部派人來搶、來抄。這段時間，李勤岸常常嚐到被人跟蹤的滋味。 一九八五年，李勤岸申請美國奧克拉荷馬大學「英語教學」研究所。一九八六年，他取得碩士資格後，回台於高雄中山大學外文系任教。李勤岸在中山大學任教一年，觸目所及皆是「國民黨利用職業學生監視一般學生」、「教官干預校務」等事實，當時，他要求「教官退出校園」，因此遭到國民黨另眼相待。 〈解嚴以後〉 台語意識開始萌芽 一九八七年六月，中山大學文學院長余光中與外文系主任黃碧端，李勤岸因與他們理念不合，而遭排斥。李勤岸因此提出「評鑑制度」，讓學生來評鑑大學老師。李勤岸表示：「在台灣，我是第一個提出評鑑制度的老師。這只不過是把我在美國求學的經驗，用來落實在台灣的大學教育而已。」 學生對李勤岸的風評很好，但校方依舊執意把李勤岸解聘。為此，李勤岸不惜與余光中、黃碧端在報紙章上打筆戰。最後，李勤岸憤而辭職，並於六月十三日，為這件政治迫害事件走上街頭抗議。這個事件發生後一個多月，蔣經國總統才於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五日，解除台灣社會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統治。八月，李勤岸發起成立台灣第一個教師組織「教師人權促進會」（簡稱教權會）。 解嚴後不久，有一次，教權會在高雄勞工公園，舉辦一大型演講會。李勤岸寫了一首詩〈解嚴以後〉，準備演講時朗讀。不料，李勤岸上台朗讀時才發現，這首用華語寫成的詩，他竟然無法當著廣大群眾的面，把詩讀好。他當時也不知如何用台語寫詩，然而，想用台語表達詩作的意識，卻因此而逐漸萌芽。 李勤岸遭解聘後，從一九八七年到一九八九年的兩年間，沒有別的學校敢聘用他。他雖有教師資格，也只能以兼課維生，因此，他更積極投入社會運動。李勤岸在母語文學創作上，有很深的挫折感。他的「語言意識」產生之後，看到不少前輩在台語文字化領域裡，各自埋頭苦幹，卻難以整合出一套全面適用的語言文字系統，他開始思考出國深造，希望對語言學有更深入研究。 台語無字 到底是欲按怎樣寫 一九九○年，一次聚會場合，台灣語言學的前輩學者鄭良偉教授，曾鼓勵李勤岸出國進修語言學。其實，早在一九八六年，李勤岸就已經認識鄭良偉教授了。那一年，李勤岸拿到英語教學碩士學位。返台前，他過境夏威夷，拜訪自己的老師—曾任東海外文系主任的李英哲教授。 有一次，李英哲教授家裡辦個聯誼餐會，鄭良偉教授也受邀其中。當時鄭良偉曾問李勤岸：「你寫作，敢有用台灣話來寫？」那時，李勤岸聽到這樣的問題，簡直不可思議，他無法想像：「台語無字，欲按怎寫……」幾年過去了，李勤岸慢慢體會出「需要用台語寫作」的必要性。於是他開始找學校，積極準備出國唸語言學的一切安排。 一九九一年，李勤岸不但參與發起「蕃薯詩社」，投入台語文運動，同時也加入台獨聯盟。李勤岸並申請賓州州立印第安那大學英文系，攻讀修辭語言學博士班。李勤岸選擇該校就讀，因為它是最便宜的公立學校。此時，李勤岸四十歲，完全沒顧慮到自己的經濟能力差、語言學理論基礎也差，就憑著一股信念勇往直前。 那時候，他太太剛生下小孩不久，他們的經濟壓力不小。幸好太太全力支持他。面對這些困難，李勤岸認為：「只要有心，就可以解決，再大的難題也可以面對！」 轉學重讀 健康差一點出問題 賓州讀了一年，有一天，李勤岸突然接到鄭良偉的電話。鄭良偉透過美國查號台，查到李勤岸的電話。鄭良偉非常希望他能轉學去夏威夷大學語言研究所。當時，鄭良偉任教於夏威夷大學東亞系。幾經考慮後，李勤岸接受這個建議。 要去夏威夷大學唸書，需要一筆為數不小的費用，幸虧自己的妹妹、好友鄭邦鎮、廖永來等人申出援手，給他經濟援助，他才能成行。 然而，李勤岸料想不到，夏大語言所不承認賓州印第安那大學的學分，要求他再從語言學碩士班修起。夏大語言所要求極為嚴格，教授功課盯得很緊，學生被逼得很辛苦。夏大語言所規定，學生必須通過「初考」，才能撰寫博士論文。 李勤岸前四年從不敢放假，也沒回來台灣過，孜孜矻矻拼命地唸，仍然考不過。沈浸在文學世界多年的李勤岸，怎麼也無法想像唸語言學，竟然要修數理、分析、統計等課程，他一度想放棄。 這段期間，吃緊的經濟壓力，也逼著李勤岸想放棄繼續唸書的念頭。因為他連房租都付不出來。「學業和經濟的壓力都很大，健康也差一點要出問題，我甚至必須到海邊去游泳，透過海療，來放鬆自己緊繃的弦。」 友人相助 咬緊牙關完成學業 一些海外留學生，得知李勤岸的經濟狀況後，約有二十個留學生，每人每個月出點小錢，積少成多地把錢資助李勤岸。主編《台文通訊》的鄭良光，即鄭良偉之弟，也給他經濟上的幫忙。鄭良光對他說：「你將來有錢再還我，不然，你就把這筆欠債，還給台灣。」 李勤岸咬緊牙關拼命讀，終於通過初考。初考通過後，李勤岸回到台灣，把房子賣掉，再把錢拿去夏威夷大學繼續拼博士學位。此時，同為台語文運動努力的陳明仁、陳豐惠等人，他們自己經濟也不好，還幫李勤岸為攻讀博士學位而募款；廖瑞銘也在其父過世後，將父親喪後的餘款，全數交給李勤岸，以做進修用途。「在這些友人的鼎力相助下，我才可能完成學業。這個語言博士學位，真的得之不易。」 一九九五年，李勤岸擔任台獨聯盟中委之一，負責宣傳部，兼編獨盟的刊物《公論報》。李勤岸開始在《公論報》用台語寫社論。當時，獨盟內部為此不同觀點，有著嚴重衝突，因為一些資深的老盟員不贊同他的作法。他們認為，刊物是要做宣傳用的，如果讓人看不懂，怎麼做宣傳？ 李勤岸一邊苦讀語言學，一邊在獨盟內部，堅持做實驗性的語文運動。一九九五年的夏天，第一屆北美洲台語夏令會在休士頓舉辦。李勤岸在會中發表〈語言政策與台灣獨立〉的論文。會中，作家賴永祥發表論文時，提起「白話字」小說，提到鄭溪泮、賴仁聲等作家用台語白話字寫小說，並將這些作品拿給李勤岸看。李勤岸這時才了解，原來早已有人以這種方式，做母語文學的創作。 論文重提 斷詞分析母語文學 李勤岸決定自己的博士論文要做此研究，於是論文題目重新提出，委員會、指導教授全部更換。他並與鄭良偉教授的一個美國學生合作，針對這些文學創作資料，設計一套軟體去斷詞、去分析。李勤岸用了三年半時間撰寫論文，從一九九七年寫到二○○○年，才完成論文，取得博士學位。 有一次，李勤岸的好友李筱峰來夏威夷拜訪他。向來鑽研台灣史的李筱峰，看見李勤岸書架上琳瑯滿目的研究書籍，就對他說：「那些語言學的專書，我看不懂，我看看這本《歷史語言學》好了。」李筱峰一看也十分不解地搖搖頭：「怎麼這本書裡頭，全是數學、邏輯概念？」 經過攻讀博士學位課程的淬練，李勤岸發現，自己竟然也能克服以前對數理知識的恐懼，透過種種學術上的訓練，便能夠發揮無限的潛力，突破過去的知識障礙。 二○○○年，李勤岸回到台灣，申請到國立東華大學英美系教書，不料該校校長表示，因為一些政治因素，學校遲遲不發聘書給他。政黨輪替之後，教育界仍有此戒嚴下的心態，這是李勤岸始料未及之處。 一通電話 哈佛大學走馬上任 二○○一年，李勤岸的太太，當時擔任鄭良偉教授的助教，得知「哈佛大學東亞語言文明系」正要開設「台語文課程」，並徵求台語教授，便通知他去申請。原先他並不積極，但後來連系主任彼得．鮑伯也打電話找他去。然而，彼得．鮑伯的「親中立場」，李勤岸很不以為然。他們兩個幾乎在電話中起爭執。不過，縱使政治立場不同，彼得．鮑伯仍堅持邀他去教授台語，就憑這點，李勤岸不得不信服，美國人可以在不同觀點下共事。 李勤岸在哈佛大學任教了兩年半，於二○○四年離開美國。由於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開設「台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因此，李勤岸回台任教。但是由於不合理的新制規定，舊制就擔任過講師的李勤岸，只能擔任助理教授之職。針對此事，他也只能徒呼無奈。 對於台灣目前的語言文化政策，李勤岸表示，前幾任教育部長都不曾真正用心推動母語教育，只有杜正勝部長有心有魄力在做，體制上有著不少困難，但他仍努力實行。李勤岸語重心長地指出：「母語運動，還有一段很遠的路要走，我們只能盡自己的能力做，期待我們的下一代，能有更好的母語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