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無所知的人,就一無所愛;
一事不做的人,就一事不懂;
一事不懂的人,就一無所值。
那能夠懂得的人,就能夠愛,能夠關懷,能夠了解。
對於一件事情越有所知,愛越大。
認為一切果實都像草莓一樣同時成熟的人,對於葡萄一無所知。
引這段十六世紀瑞士醫生及哲學家派拉西索斯(Paracelsus)的名言來當序文開端,用意在於重溫「知」、「愛」、「行」、「懂」、「值」之間的意義,並印證黃昭堂主席的確「值得」我們懷念與追思。
1932年9月21日,黃昭堂主席出生於台南州北門郡七股庄下山仔藔,也就是現今台南市七股區龍山村94號。父親黃賜川以經營土地為業,也曾在糖廠當包工,家族擁有漁塭約五十甲。他排行次子,上有大姊與大哥,惟早他一、兩歲的大哥有仁於七歲時過世,他遂成為家中獨子。
黃主席就讀台南一中初一時發生228事件,他父親因擔任當地二二八處理委員會的糧食委員,家裡遭到十幾位中國兵仔包圍和搜查,並逼問他父親的去處,他回答不知道,當場橫遭毆打。他父親在藏躲一陣子後出面自首,交出一部卡車並奉上四十萬元大紅包,向台南市憲兵隊隊長「疏通」後才逃過一劫。
自己親身經歷中國兵仔的暴虐,以及二二八事件的種種見聞,在學校被強迫說國語(北京話),加上在高中時期被強銷加入國民黨,雖然終未入黨,然而諸多不愉快的經驗已經種下他對國民黨政府的極大反感。在就讀台灣大學經濟系三年級時,正值省議會改選,同學郭嘉熙的父親郭秋煌以「無黨無派」參選,他說服叔父將佳里的房子借給郭秋煌當競選總部。當時國民黨政府嚴令禁止學生參選、助選,他卻翹課返鄉助選,結果郭秋煌竟然當選。在專制威權的年代敢挺身而出,需要很大的勇氣,而他義無反顧。
大學畢業服完兵役後,他在1958年6月14日結婚,新娘是畢業於台灣大學外文系的女友謝蓮治小姐。同年12月22日,兩夫妻攜手前往日本留學,抵達東京後,他很快就和曾在台南一中教史地的王育德老師碰面。1960年2月28日,黃主席與王育德及五位東京大學留學生一起成立「台灣青年社」,開始發行日文版的「台灣青年」雜誌,從事鼓吹台灣獨立的啟蒙運動,當時這份刊物影響了許多在海外的台灣留學生,對台灣獨立運動貢獻極大。從那個時候開始,他終身投入台獨運動,從未間斷,至死不渝。「台灣青年社」也歷經「台灣青年會」、「台灣青年獨立聯盟」等階段,到了1960年代末,他結合日本、美國、加拿大與歐洲各地同志,於1970年1月1日成立世界性的台灣獨立聯盟(WUFI),促成1970年代海內外台灣人大團結,開啟了台灣人對台獨運動的全面性參與。
由於出版「台灣青年」宣揚台灣獨立的理念,他在1962年被中華民國駐日本大使館沒收謢照,並列入不得返鄉的黑名單內。旅日初期,他在東京大學攻讀碩士三年、博士五年。在學期間,黃主席一方面要照顧妻小,另方面也承擔組織的核心要職,加上台灣的家人在國民黨政府的壓力下,很難寄錢接濟他,使他在這段期間承受莫大的精神壓力和窘困生活,但都不改其志。
為了從事台獨運動,他研讀台灣史,勤攻台灣的國際地位等議題,以台灣歷史上曇花一現的台灣民主國做為博士論文的研究主題,提出《台灣民主國之研究》論文,這篇著作改訂後於1970年榮獲東京大學出版會出版,是外國留學生得以在此出版論文的第一人。而且,1976年黃主席與彭明敏教授合著的《台灣在國際法上的地位》,同樣也在東京大學出版會出版,他在書中提出「台灣地位未定論」,為當時台獨運動提供重要的理論基礎。此外,為了紀念他早逝的大哥黃有仁,他以「黃有仁」的名字發表不計其數的台獨運動文章。
黃主席全身投入台獨運動,無役不與。對待同志有情有義,無論在組織內或整個台獨陣營中,他都是一個「桶箍」,以無私的實際行動展現團結精神,將同志牢牢凝聚在一起。他常說,「喊團結的人,都是要別人團結在自己的領導之下,這種人最沒有團結心。」十八世紀英國作家強森(Samuel Johnson)曾經說過:「愛國是惡棍最後的藉口」。試問,「團結」又何嘗不是這種人的花腔?
旅居日本期間,他為台獨運動留下許多事蹟。1961年9月,台灣發生蘇東啟密謀發動武裝革命的「陰謀叛亂」事件,逮捕三百餘人,隔年蘇東啟等三人被判死刑,黃主席聞訊後立即向人權團體發出救援信函,經各方奔走,蘇東啟等人終獲免於死刑。1968年3月發生同志柳文卿被遣送回台事件,他率領同志趕赴羽田機場救人,雖未成功,柳文卿仍被送回台灣,黃主席與多名同志也被捕入獄,但是他們為了同志奮不顧身的義舉震撼日本社會,從此日本政府不敢再進行這種遣送行動。1969年2月,他經由秘密管道得知遭受全天候監視的彭明敏教授恐有生命之虞,立即組成絕密的營救小組,由他負責籌募資金,與同志通力合作,終使彭明敏教授於1970年1月3日逃離台灣。
其實,在看得見的事蹟之外,平時夜以繼日的長期奉獻更難能可貴,這些孤寂的工作填滿了他的生命。一直到1992年11月25日,長達34年禁止返鄉的黑名單終獲解除,才得以偕同妻子回到台南七股袓厝祭拜父母親與最疼愛他的袓母,以及妻子的雙親。儘管物換星移,故鄉情懷依舊,獨立尚未成功,建國仍須努力。
1995年,黃昭堂出任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主席,他審視台灣的現實情勢,以「成功不必在我」的精神,無私奉獻於獨立運動。當時由於昭和大學教授任期尚未結束,夫妻兩人仍頻繁往返於台灣與日本之間,一方面在台灣從事台獨運動,另方面在日本教書,直到1998年退休後才定居台灣。
2000年陳水扁當選總統,黃主席受聘為總統府國策顧問,同年6月創立台灣安保協會,時常與美、日專家舉辦國際研討會,共同研商台灣與區域安全的議題。2004年總統大選期間,他擔任「二二八百萬人牽手護台灣」總指揮,這是他一生中極為得意的大事之一。總統大選之後,他擔任手護台灣大聯盟執行召集人。然而不幸的是,黃謝蓮治夫人於2004年9月6日病逝。三個月後,他於同年12月5日在義光教會由許承道牧師領受洗禮。
2005年「扁宋會」後發布十點共識,陳水扁總統除了重申「四不一沒有」之外,還說「中華民國是台灣最大公約數」,不但不推動正名,更指稱國家正名是「自欺欺人」。為此他怒辭國策顧問一職,求仁得仁,繼續推動正名、制憲,向獨立建國的目標邁進。
2008年民進黨在總統大選中慘敗,台灣前途堪慮。黃主席審時度勢,放眼各方人才,以無私的胸襟與睿智,於2011年2月25日率先推薦蔡英文主席為民進黨總統參選人,並在10月11日發表文章力挺蔡英文「台灣共識就是民主共識」的主張,提攜晚輩之情溢於言表,氣度令人折服。然而不幸的是,2011年11月17日上午,黃主席因主動脈剝離驟然辭世,令人悲痛不已。
黃主席說過:「我這一生除了台獨運動,別無所求,這是我對待生命浪漫的方式。」他終生奉獻台灣獨立建國運動,是個不折不扣的台灣民族主義者。為了避免人們將民族主義導向狹隘的族群意識,他特意將Nationalism翻譯為「那想那利斯文」,並希望他的墓碑刻上:「台灣那想那利斯文之徒 黃昭堂之墓」。
本冊追思文集彙集他同志及摯友的追思文章,除了感念黃主席對台獨運動的貢獻之外,也讓世人一窺他待人處事的逸聞趣談,從而體會他高風亮節的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