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媒體朋友、各位關心轉型正義的夥伴們，大家好。
今天「白色恐怖記憶影展」校園串連行動要談的，不只是播幾部歷史片，而是：在威權暴力之後，一個社會要怎麼靠自己，把被壓抑的記憶重新說出來、留下來。
我想先用一個國際例子開頭。
二戰後的法國，要面對的是「維琪政權」跟納粹合作、迫害猶太人和反抗者的歷史。這段歷史，一開始不是透過課本被看見，而是先從社會衝突、再到法律清算，最後才走到「集體記憶重建」。當年的法國，花了好幾十年才真正承認：迫害不只是「少數叛徒」的錯，而是整個國家體制的責任。
關鍵轉折，來自歷史學者和影像作品。
1970 年代，美國歷史學者帕克斯頓（Robert O. Paxton）用檔案證明：維琪政權不是被迫配合納粹，而是主動參與反猶政策。差不多同一時期，1971年紀錄片《悲憫與遺忘》（Le Chagrin et la Pitié）在法國上映，引起爭議，因為它把日常生活中的「妥協、沉默、裝作沒看到」拍給全國觀眾看。 這些作品逼大家承認：在專制跟占領之下，多數人不是英雄，而是充滿矛盾的普通人，也讓影像變成新一代認識維琪歷史的主要入口。
從歷史學的角度來看，這就是所謂的「影視史學」——電影不是在取代檔案，而是幫我們補上那些檔案裡沒有寫出來的，人的處境、情緒、場景和人的位置。
回到台灣，我們今天推動的「白色恐怖記憶影展」校園串連，其實精神也很接近。
台灣白恐走過的不只不分省籍的人們被威權統治輾壓，對整體台灣社會而言，是很長一段「不說話比較安全」的年代。
很多老師、家長心裡可能也隱約知道這些歷史，但在教室裡、在課本上，卻常常只剩下一兩行註解。 現在這一代年輕學生，既是與白恐「歷史距離最遠的一代」，但也是資訊最開放的一代；如果只靠制度從上而下推課綱、加課時，其實是遠遠不夠的。 這也是為什麼越來越多研究談到：電影、影集、紀錄片，已經成為年輕世代理解二二八和白恐的主要記憶來源之一。它們不能代替歷史研究，卻可以提供一個具體可感的想像框架，讓更多人願意再往下去搜尋、閱讀檔案、聽口述、參訪人權場域。
因此，我們從公民的角度主張「自己的影展自己辦」。
由大學、高中、甚至國中，到全台灣與公民教育息息相關的社區大學、獨立書店等，把白恐相關紀錄片、劇情片帶進自己的校園、社區，自己選片、自己辦映後座談，請老師、請受難者家屬、請影視創作者一起來說故事。
當年法國人之所以能逐步鬆動「全民抵抗的神話」，很大一部分就是因為這些不那麼好看、不那麼輕鬆、卻一場一場在校園、在社區播出的紀錄片；南韓光州事件的電影也是這樣，一開始是創傷小眾作品，慢慢變成全國一起看的民主記憶。 台灣如果要真正走出「沉默才安全」的白恐陰影，也需要有這樣一個從下而上的影像公共空間，讓影視作品成為歷史教育、人權教育的日常工具，而不是偶爾被指定看的「特別節目」。
最後，我想說，影展的串連，是要創造我們對那個禁制的歷史理解的起點，以及解開校園裡仍有避談政治的禁忌或恐懼。
透過電影，我們可以討論很困難的問題：當一個人在威權體制下只是為了生存而服從，他有沒有罪？國家用法律傷害人民之後，要怎麼道歉、怎麼補救？這些問題，沒有標準答案，但不能不問、不討論。今天的「白色恐怖記憶影展」校園串連，就是希望讓青年及不同世代用自己的方式來發問、來討論，讓白恐不只是教科書上的名詞，而是活生生的、跟今天民主生活有關的公共記憶。
謝謝大家，也誠摯邀請各校老師、同學和媒體朋友，一起加入「自己的影展自己辦」，讓更多校園成為說出歷史、承接記憶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