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說
台灣安保協會理事長、台灣大學名譽教授
一、 「李鵬、楊尚昆、喬石、姚依林同志在5月22日會議上的講話要點（根據記錄整理）」（原題）
二、 楊尚昆同志在軍委緊張擴大會議上的講話要點。1989年5月24日（根據記錄整理）」（原題）
一、關於天安門事件（一般說明）
中共政權「六四」的夢魘
每年面臨6月4日的到來，中國共產黨緊張，處於戒嚴的臨戰狀態。尤其是去年的2009年更是緊張的一年；是五四運動的九十年、達賴喇嘛亡命印度的五十年、中共「建國」的六十周年、天安門事件的二十周年。另外，民族衝突迭起，7月5日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發生事變，中國當局發動武裝警察與公安特警隊在烏魯木齊槍殺維吾爾人，此事已有世界維吾爾會議日本代表Ilham Mahmut以日文發表專書《7‧5????虐殺?真實》（寶島社，2010年1月23日發行）。雖然以武力鎮壓的態勢中國渡過2009年這一年，但天安門的夢魘仍舊持續的存在。
1976年第一次天安門事件
天安門事件有兩次，第一次天安門事件是指1976年1月周恩來死，6月4日追悼聚會，群眾與當局發生衝突。這一次事件與反「四人幫」有關，但被當權者貼上「反革命事件」的標籤。
1989年發生第二次天安門事件
第二次天安門事件發生在1989年，也經常被稱作「六四事件」；這一次事件對天安門廣場的學生、群眾發動軍隊慘殺，實際上是在6月3日晚上，這一事件震驚全世界，通常指的天安門事件是指此第二次天安門事件。本文所涉及的，即是這一次事件。
天安門事件前後的國際環境
天安門事件發生的背景，有國際潮流與中國內部的原因。國際背景影響中國的自由民主化運動。自1988年起全球的自由民主浪潮澎湃，自1985年戈巴契夫任蘇聯共產黨總書記以來，美蘇談判揭開冷戰結束的序幕，1988年戈巴契夫在共產黨大會上宣佈改革中央集權的專制體制，接著釋放政治犯，翌年為受害者平反等措施。
東歐的民主化更加激盪，匈牙利、波蘭、東德、羅馬尼亞的變化，更集中在1989年。以後的年代有波羅的海三國的獨立，以及喬治亞、克羅埃西亞（Croatia）、斯洛維尼亞等國家的獨立。整個潮流，影響亞洲，對中國也不例外。以上是全球民主化的背景的鳥瞰。
中國內部的變化
「中華人民共和國」自成立以來，一直籠罩在政治鬥爭的陰影之下，人民沒有好日子過。自由化與民主化是人類獲得尊嚴的起碼條件，在專制統治之下，常藉紀念事件、如追悼周恩來而發生群眾運動；但周恩來仍舊是一丘之貉，實際上並不能作為自由化、民主化的象徵。
中國在四人幫、華國鋒之後，是鄧小平的專制，1978年12月中國共產黨第11屆3中全會提出政治體制改革與全面近代化。這使國際上誤以為是民主化的政治開放。
78年末到79年初，為政治的自由化、民主化有「北京之春」的民主化運動，但鄧小平毅然逮捕魏京生，對這運動採強硬措施。這說明中國人民要從下而上的改革運動是不可能的。
1979年3月30日鄧小平的專政派提出「四項基本原則」，即一、堅持社會主義道理，二、堅持人民民主專政，三、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四、堅持馬克斯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要救經濟，不能不改革，但四項基本原則很清楚的告訴中國人，要民主化、自由化是不允許的。
1987年1月胡耀邦以總書記的身分被迫下台，1989年4月15日死去，4月16日北京大學出現大字報追悼胡耀邦，並要求恢復他的名譽。從此發生持久性的學生運動，一直到「六四」的大屠殺發生 。
關於天安門事件的文獻
天安門事件距今已21年，這期間有不少資料與專著問世。舉例來說，在2001年美國的紐約公共事務出版社出版英文的《天安門文件》（見2001年1月7日的《中國時報》）。又如信奉社會主義的歷史學者姬田光義教授，當時在天津南開大學從事研究（自1988年3月起，1989年7月因形勢緊張而離開），將天安門事件前後的見聞寫成《中國──民主化運動?歷史》（青木書店，1990年4月15日發行）。書中附有「北京‧天津的66日—1989年4月15日~7月7日」的時程記錄和見聞記錄 ，但這主要是對群眾運動方面的見聞，對當權者的決策過程並不瞭解。但當時事件發生，台灣國內尚不知究竟，筆者便判斷是「鄧小平之獨夫行為」 。
簡介兩篇文獻
此次刊載的兩篇資料，如上文標題所示：一是5月22李鵬等四人的會議記錄之原件，一是5月24日楊尚昆向軍頭疏通的會議記錄原件；意在調整「共識」，下達幹部，準備出兵屠殺。
當然，這兩件文件是內部不少會議中的兩件而已，由此可以看出北京的「行為模式」與「決策過程」，它的情形與朝代政治的宮廷鬥爭有相似之處。在台灣面對北京時，應該對北京當局的行為模式與決策過程做一番瞭解，筆者曾因此著文提倡研究「北京學」 。
這兩篇文件的由來是一位在新加坡大學的教授到北京大學講學，離開時由一位北京大學的教授送給他的。二十年前轉贈給我。
文件的紙張大小，介於B4與A3規格之間，與一般國家的規格不同。5月22日的文件有3張，另一文件是3張半。兩文件的紙質皆帶黃色，質劣。印刷方式以打字，用舊式謄寫版式的油印，印製不佳，字體是簡體字。以上是關於文件形式的簡介。
二、「李鵬、楊尚昆、喬石、姚依林同志在5月22日會議上的講話要點（根據記錄整理）」一文之「提要」
關於上舉文件，筆者列舉「提要」如下：
1. 關於文中所舉的4月26日《人民日報》之〈社論〉，題作「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對此，趙紫陽（總書記）要鄧小平承認錯誤；李鵬與楊尚昆等反對。
2. 5月3日紀念「五四運動七十周年紀念大會」，李鵬、姚依林、李錫銘、喬石、楊尚昆要求趙紫陽的談話加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趙不同意。
3. 文中指趙紫陽「亞行」是赴北韓；回國是在4月29日。
4. 李鵬（總理）對改革開放的主張，不歸功趙而歸功鄧小平，語氣諂媚。
5. 趙會見戈巴契夫是在5月16日；趙透露最高決策者是鄧小平，這一點成為趙最大罪狀和被鬥垮的要因，國際上的報導也多認為如此。
6. 此文件的談話在5月22日。原訂5月21日戒嚴，提早在5月20日發佈，楊尚昆強調唯有如此纔能保住北京的「安定」。
7. 楊尚昆主張「無可退」，「退」是「水壩最後的一個大堤，一退就垮了」。軍頭遵照鄧小平的旨意，主張出兵屠殺。
8. 從這一文件與5月24日楊尚昆對軍方的講話，知道軍隊的調動與佈署已經完成，要軍方不能有開明派，楊要各大單位主要負責之軍委將旨意下達。
9. 讀者若綜觀兩個文件，可以列出最高決策者是一批老人；當時有「八大老」的名詞。但該國的政權最高機構應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但文件明白顯示不給「人大常委會」討論，以免發生「枝節」。可見人大會是橡皮圖章，可以不理會，政權與治權皆掌控在中國共產黨手中。中國是中國共產黨的國家，決非中國人民的國家。
三、「楊尚昆同志在軍委緊急擴大會議上的講話要點1989年5月24日（根據記錄整理）」一文之「提要」
關於此一文件，筆者列舉「提要」如下：
1. 此文件是軍委召開擴大會議，由楊尚昆主導，告訴各大單位負責人，部隊雖已「佈署」好，進入狀況，但還未完全執行「戒嚴令」。
2. 文中指責趙紫陽的反覆，趙在國外時肯定4月26日社論，回國後否定。楊指該社論的重要性，即經政治局常委討論決定，最後獲鄧小平同意。（鄧是「最高決策人」）
3. 趙自朝鮮歸國後，5月3日紀念「五四」的談話、及對亞行理事會理事講話，(1) 肯定學生是愛國運動，(2) 要以民主法制之改革解決問題，鄧小平認為這是學運再燃的主因。（責任歸趙紫陽。）
4. 趙紫陽不能同意鄧小平及常委意見，表示要辭職。（此文件看出趙曾給鄧寫信，楊尚昆說得清楚；但內容有否扭曲，尚須其他文件對照。）
5. 文中看出所謂「德高望重的老同志」有陳雲、李先念、彭真、鄧小平、王震、鄧大姐等人主張鎮壓。所謂鄧大姐是指周恩來的夫人鄧穎超，李鵬是她的養子。
6. 文中，楊尚昆如5月22日的講話（見另一文件），強調不能退。「退，就是承認他們那些；不退，就是堅定不移地貫徹我們四月二十六日社論的方針。多少年來，幾位八十以上的老年人，坐在一起討論中央事情，這是第一次。小平、陳雲、彭真、鄧大姐、王老，都覺得無路可退，退就是我們垮台，中華人民共和國倒台，就是要復辟資本主義，…。」此即指出中共政權垮台之危機。
7. 對經濟失敗，精神污染，楊尚昆指責任在總書記趙紫陽，卻袒護總理李鵬；並指趙與胡耀邦「不反對自由化」，兩者是一樣的─這是路線問題。
8. 楊指出要換總書記，要軍方有心理準備。（也暗示路線方向，要跟進。）
9. 文中指責趙對戈巴契夫透露最高決策者是鄧小平，此事是趙「推卸責任」。楊為鄧的寡頭政治辯護，但楊的講話也露出馬腳，自相矛盾；楊說：「這幾年的成績，根本政策是由小平同志提出，經政治局集體決定的，他只是執行。」他，是指趙紫陽。
10. 楊向軍頭交代五項任務，在此不重述；但奇怪的是第五點，要軍方先安撫學生和市民，然後下毒手。所謂「不能退」，即血洗天安門廣場。
11. 文中附有「楊尚昆講話刪去部分」，內容重要，譬如鄧小平認為一生最大錯誤就是任用胡耀邦、趙紫陽。也看出楊信任軍，對許多共產黨員認為靠不住。又其中第五點，也印證了一般研究者所說的，「人大會」只是橡皮圖章；必要時利用，但不給權力。
12. 其他：如民運的轉折過程，也很值得注意，應參照其他實錄的記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