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談人｜薛化元
台灣教授協會 會長
台灣的民主憲政基本價值，不僅扎根不夠，而且生根困難。從小我們就被教育說民主是少數服從多數，多數尊重少數。但是近代的民主憲政，跟雅典的民主是不一樣的，很多民主的原則、很多憲政的東西是不能多數決的。
本場次第二位與談人－台灣史專家薛化元教授，目前在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任教，同時為現任台灣教授協會會長。
回顧本土政權執政的這十年，我們必須釐清一個歷史事實：台灣第一次真正的「行政與立法權完全輪替」是2016年才實現的事情。2016年完全執政後，本土政權透過立法推動內部政策的「法制化」，克服過去阿扁總統執政時期缺乏施政法律基礎的困局。然而，站在執政十年的這個歷史節點，薛化元教授認為我們更需要嚴肅檢視那些「縱使全面執政仍未改變的結構性問題」。
外部體制的延續與限制
薛化元教授引述日本學者若林正丈教授的分析，台灣民主改革長期是在國際「冷戰／後冷戰體制」的歷史枷鎖，以及廣義（時常被誤解的）「一中原則」外部限制下進行。儘管在後續的川習會等地緣政治變局中，世界各國逐步支持台灣實質參與國際社會，但台灣要以主權獨立國家的會員國身分參與聯合國核心組織，至今在國際現實上仍然存在高度困難。
然而，台灣也不應因此自我設限。自1996年總統直選、台灣正式進入「自由國家」行列以來，台灣的自由民主指標在亞洲始終名列前茅，甚至超越日本。這證明我們是有能力在困境中尋求體制突破的。例如，台灣1948年雖以「台澎金馬個別關稅領域」（The Separate Customs Territory of Taiwan, Penghu, Kingmen and Matsu）的非主權國家名義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但台灣派駐在WTO的首任代表，在實際調查報告中依然擁有「大使」的頭銜。這揭示了只要不自我設限，體制突破仍大有可為。
民主憲政基本價值的扎根與深根困局
台灣雖擁有高居世界前列的自由人權指數，但薛化元教授指出，「近代意義的民主憲政基本價值」在台灣社會依然扎根不夠、生根困難。
長久以來的民主教育，將民主簡化為「少數服從多數、多數尊重少數」或「願賭服輸」的投票主義。然而，近代民主憲政的真正價值及骨幹從來都「不是／也不能是多數決的」。自1789年法國大革命《人權宣言》確立核心法理以來，憲政的根本基石就是在於「以保障人權為目的」及「採取權力分立制衡原則」。
薛化元教授認為，台灣社會對民主ABC的認知過於膚淺，導致當前立法院擴權、甚至企圖閹割憲法法庭等制度惡鬥發生時，社會缺乏足夠的法治底蘊去辨識、抵抗這場持續惡化的憲政危機。這並非黨派問題，而是全體國民對權力分立價值認知的集體鬆動。
國家認同與歷史記憶的分裂
台灣的核心問題並非「族群矛盾」。1949年後移入的外省族群僅佔總人口的13%左右，真正嚴峻的是「國家認同的分裂」，且此分裂高度受到教育及經濟利益考量的牽制。
這種認同分裂直接投射在「扭曲的多元歷史記憶」中。例如部分歷史教科書在探討第二次世界大戰及台灣史時，仍混淆敵我時空，使用「抗戰」而非台灣作為殖民地遭遇「大空襲」的島嶼本土歷史脈絡，甚至將少數台灣精英前往中國支持國民政府的歷史，錯置在台灣主體歷史當中，而非歸入中國現代史。各自表示的歷史記憶若不放在正確的時空脈絡下對話，台灣的內部認同將永遠處在分裂狀態。
多元價值的內在矛盾及對內治理危機
本土政權在過去十年間推動了諸多進步價值，其中最為人熟知的，莫過於婚姻平權及年金改革，但我們也必須正視推動這些多元價值背後帶來的社會矛盾。
以同婚平權而言，固然此項法案彰顯了人權，卻以實質造成原本支持本土政權的選票產生價值撕裂；而年金改革雖然是正確，且極其重要的趨勢，但本土政權在推動過程中，未能完全說服反對單位的基層人員，甚至出現行政部門內部與核心倡議價值方向唱反調的怪象，動搖了改革的合理性與廣泛認同。
此外，薛化元教授以教育現場的「校事會議」為例，提出在制度改革下出現的行政濫用現象。「校事會議」的出現原本旨在處理不適任教師，但在實務上卻因為舉報的匿名性及行政權威主導，時常導致教師被迫陷入冤假錯案，甚至出現違背正當法律程序的狀況，嚴重傷害本土執政的基層社會信任。
朝小野大的執政困境及媒體轉型
薛化元教授進一步提出，當前「朝小野大」的政治格局比阿扁執政時期更為險峻。誠如陳水扁前總統在回憶錄中所言，過去朝野間尚有溝通與妥協的空間，而如今賴清德總統面臨的是在野黨毫無妥協的慘烈對抗。
此外，民進黨政府也試圖整頓社群時代下的媒體亂象，尤其是網路假訊息與言論自由之間的緊張關係，但人權團體基於「限制自由必須以保障自由為前提」的法理，必然會站在反對限制言論的第一線。面對這條內在緊張的防線，國家不能單純仰賴不夠健全的公民社會去過濾假訊息，必須重新在權力分立的架構下，將媒體視為「受制衡的第四權」來進行法制化思考。
經濟繁榮背後的所得分配惡化
本土執政下，台灣股票市場突破歷史新高，第一季經濟成長率更遠超中國突破兩位數。但亮麗的櫥窗背後，潛藏著「企業處境分歧」及「所得分配惡化」的致命危機。
當科技業百萬年薪成為常態，傳統出版業主編的薪水卻呈在十年間停滯，這反映了十分不正常的經濟結構。政府並非無能為力，必須積極運用租稅手段進行財富重分配。現行高科技產業及傳統產業的實質課稅稅率存在巨大落差，政府唯有透過租稅公平，鼓勵並扶持能吸納最多就業人口的傳統產業，才能實質平抑分配惡化、強化社會對本土政權的階層認同。
未來突圍的具體施政建議
面對下一個十年的憲政與內政僵局，本土政權必須主動出擊，將政策用在刀口上，向人民展現執政的韌性，薛化元教授提出三點建議：
- 善用稅收超徵引導政策：政府應積極規劃將超徵的證交稅及所得稅中的50%實質撥補並健全健保體制，徹底拆解醫、病、藥三輸的困局，而非流於民粹式的普發現金。
- 正面迎擊憲政危機與論述：對於在野黨推動的違憲法律，政府與執政黨必須主動、反覆地向人民進行法理宣講與政策說明，切莫採取和稀泥的拖延戰術。
- 效法陳定南精神：昔日陳定南在宜蘭執政，縱使面對縣議會的全面反對，依然有勇氣走向各鄉鎮進行最基層的施政說明，以實質的治理成果爭取人民最深刻的認同。這才是本土政權在下一個朝小野大十年中，最核心的突圍心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