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談人｜林昕璇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政治學系 副教授
數位主權（網路領域）的國家安全議題，也呈現出一種聯盟陣營集中化的傾向，比如說國家主權強調模型、地緣政治及其戰略破壞導向，那這個很顯然出現在第一島鏈上，也就是中國及北韓。另外當然還有俄羅斯及白俄羅斯等，這些傳統我們認為是屬於一個統一的地緣政治陣營國家。
本場次第二位與談人林昕璇教授是憲法、資訊法及網路治理專家，目前在國立成功大學政治學系任教。林教授回顧本土政權執政的這十年，提出當前國家安全內涵已產生結構性的典範轉移，不僅限在傳統的軍事、外交及兩岸政治，甚至進入到虛擬與網路空間中，因此他認為「資訊安全與數位主權，即是國家安全」。
從近期美國眾議院針對中國生產、居民兩用的「宇樹科技機器狗」祭出資安與軍事合作警示，即可窺見資通訊基建與數位主權已跟國家安全千絲萬鎖地綑綁在一起。
在史諾登事件後，全球地緣政治在虛擬空間已依據歐、美、中三大霸權，引然跨入三種立體的數位主權模型賽局，這直接牽動著台灣國家安全戰略的何去何從。
全球三大數位主權模型的地緣戰略布局與質變
林昕璇教授提出，在學理觀察中，全球對於網路、大數據與虛擬空間公權力介入的態度，已清晰分化為三大主權典範。儘管模型不同，但這三大典範在法政發展上皆共同注重四大核心關懷：「科技創新、資料控制權、網路犯罪打擊、確保資訊安全」。
- 權利保障導向模型（Rights-Based Model，以歐盟為主）：此模型強調使用者對自身數據的掌控，以數位監管來強化公民在虛擬空間的權利保障。近年歐盟連續通過《通用資料保護法（GDPR）》及《人工智慧法》等法案，成為全球科技立法的範本。為了在大型跨國平台與雲端供應商面前尋求「基建自主」，歐盟大舉推動 「GAIA-X 歐洲雲端架構計畫」，試圖打破美中對雲端主權的獨佔，以及對大型跨國科技企業依賴，同時強力監督「壟斷」與「仇恨」言論。
- 市場導向模型（Market-Oriented Model，以美國為主）：此模型表面上尊崇自由市場與去管制化，以維持先進半導體製程與高科技創新的領先。然而，面對美中地緣科技競爭，美國模式近年正經歷激烈的「技術保護主義」質變。聯邦法院與國會針對TikTok的全面禁令、在5G建設中實質排除華為，均顯示出「國家安全已凌駕於自由市場」，傳統市場模型已向「居民兩用資通訊設備的高度管制」傾斜，展現出技術創新與國安干預的內在緊張。
- 國家主導/國家主權強調模型（State-Based Model，以中國、俄國及北韓為主）：透過建置網路防火長城排除外國競爭，並由國家集中強力規管、進行大局部的國家資本挹注（如對華為、中芯國際之補貼），堆疊出威權體制的大數據與半導體供應鏈優勢。
中國科技標準之境外擴散
本土陣營在評估中國威脅時，必須高度警惕中國「生物政治與大規模數位監控」的戰略。在虛擬空間中，網路底層技術與架構層的話語權往往由技術社群決定。「誰掌握了底層科技的技術標準制定權，誰就實質掌控了虛擬世界的控制權。」
中國正將人臉辨識、自動化監控系統、配合其國內《情報法》與《網絡安全法》的數位審查和通訊攔截技術，作為一項戰略投資。中共利用非常低廉的成本與優渥補助，大舉向「全球南方（Global South）」國家輸出關鍵基礎設施部件與網絡基建，導致這些新興市場的技術標準全面被中國技術綁定。
這是一場有策略性、威權式數位治理價值的外溢與擴張，將實質威脅民主秩序的安全網。
邁向數位強韌治理的四項策略性處方
面對三大強權的技術擠壓與中國的技術滲透，林昕璇教授從科技法學與大戰略層次出發，為台灣的數位主權提出三項具體建言：
- 完善「監管沙盒」與安全港機制：針對AI與新興科技的法制化，台灣必須盡速建立周延的沙盒實驗與完善的免責安全港機制，讓科技創新在符合國安邊界的前提下，保有高度的產業靈活性。
- 確保基礎設施的彈性與擴展性：針對關鍵基礎設施與雲端供應鏈，必須防範來自威權陣營的常態性網攻或平戰轉換突襲。政府必須建構一套能在國家安全動盪時，迅速進行「去中心化動員」與「快速資訊復原」的應變體系。
- 推動風險監管：全力推進數位發展部正在研擬的《AI基本法》法制化。依循歐盟經驗，將半導體製程與AI監管依據「高、中、低風險」實施精細且周延的分級規管，以確保核心技術不會流向威權陣營。
台灣必須著手建立數位自治與資安自治，提高國內關鍵基礎設施的主機容餘與自主備援規模，才能在科技技術壁壘高築的深水區時代，真正守住台灣的數位疆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