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蔡英文政府執政周年檢討與展望】各與談人發言稿

2016年，民進黨蔡英文當選總統，同時也第一次拿下國會絕對多數席次，台灣第一次名符其實的政黨輪替。完全執政的民進黨，回應台灣社會高度求新求變的期待，前後啟動了包括縮短工時、年金改革、婚姻平權、司法改革等高度政治性的社會改革工程，也激起社會多元差異的對話與摩擦。面對中國強度越來越大的無理政治經濟壓迫，以及國內各項衝突性政策的紛擾，蔡政府執政一週年的步伐似乎顯得零亂，也常讓人有髮夾彎的印象和感覺。

　　從勞工政策及法案的角度檢視，蔡總統在競選時提出了六大勞工政策，包括「縮短勞工的年總工時」、「扭轉勞工低薪的趨勢」、「支持青年與中高齡就業」、「立法保護非典型勞動」、「保障過勞與職災勞工」，以及「公平的集體勞資關係」。無疑，「縮短工時」是過去一年來讓台灣社會最有感的政策爭論之一，而這也讓實施已33年的勞動基準法史無前例的受到勞資、朝野及媒體高度的關注，希望這次「縮短工時」的改革，能夠讓未來勞動法的落實更為徹底，保障勞工的基本權益。

礙於篇幅，本文無法逐一的討論所有政見，以下僅從「縮短工時」、「解決低薪」及「年金改革」三個面向，檢視蔡政府執政一週年在幾個勞工議題上的表現和若干問題，並從這些議題的爭論中，思考未來台灣社會更一步改變的可能，讓台灣逐步成為一個尊重、公平、平等的國家。

一、 「一例一休」縮短工時政策的舉旗不定

　　「縮短勞工年總工時」是蔡總統的政治承諾，而透過勞基法縮短工時修法，規定勞工每工作七天就要有一天例假、一天休息日，並提高所謂的休息日出勤工資，希望能夠以價制量的達到「週休二日」的結果。從勞基法的發展，2000年的雙週84小時；2015年的一週40小時到2016年的所謂「一例一休」，事實上，縮短工時已成為台灣不可逆的社會共識。因此，修法只是一個重要的起步，至少在法律上明定工時的規範，但執行法律的各項行政措施，才是檢視政府是否兌現政見的關鍵指標。

從勞基法工時新制上路以後，勞動部各項更為彈性的法律解釋，以及持續核定新增的「八週變形」和「責任制工時」行業等，顯示蔡政府團隊在縮短工時政策的態度上不夠堅定，用更彈性化安撫雇主團體的壓力，未來恐將折損這次修法的政策目標。雖然從主計處的統計，今年1-2月加班工時較去年同期微增2.6%，但加班費的增幅卻高達12.5%，勞基法工時新制的效應仍需更長的時間來加以觀察，因此，面對外界在實施後的紛擾，蔡政府團隊應有更堅絕的態度捍衛修法的方向。

二、 擺脫「低薪台灣」的態度不夠明確

蔡總統在去年520的就職演說中，以相當大的篇幅論述解決台灣低薪問題的政治企圖，尤其是年青世代的就業困境。在政策上，除了2016年提高基本工資從20,008至21,009元之外，雖然已是近十年來單次調整幅度最高的一次，但蔡政府團隊過去一年來並沒有對「解決低薪」的政策有太多的著墨，包括至今選前承諾的最低工資法，仍是只聞樓梯響卻不見人下來。台灣的低薪問題是一個不正常且不合理的政治結果，顯然蔡政府並沒有去挑戰，餵養這個低薪結果的政治經濟結構，當然也會錯失了扭轉的機會。

目前，台灣的外勞人數已高達64萬人，當「缺工」和「低薪」併存，足已證明這個政策是個謊言，但蔡政府卻沒有看見。諾貝爾經濟學得主Paul Krugman在紐時專欄中「沃爾瑪的啟示」一文中強調：「工資壓低是政治選擇，我們不但可以也應該有別的選擇」。因此，即將到來的第三季基本工資審議，以及「最低工資法」的具體內涵是否宣示台灣要擺脫低工資的魔咒，將是接下來各界檢視蔡政府的重要指標之一。

三、 年金改革的遺漏和不足

　　去年六月開始召開的年金改革委員會，在進行二十次會議各界委員代表充分發言討論後，台灣各職業類別年金的改革版本，已經陸續進入立法院的最後修法階段。其中軍公教退休體系，因過去財務設計的失衡，使得其高給付水準過度依賴政府額外預算撥補挹注，進而衍生整體國家資源分配不均的問題。至於勞保年金部份，則因當時立法時無理的政治加碼，再加上少子女化的人口結構變遷，進而導致實施不到十年，財務即出現嚴重的失衡壓力，因此，唯有改革，才能創造不同世代共同的未來。從政府所提出的勞保年金改革方案中，改革的幅度仍趨保守，無法換得更多的時間來調整制度內部更合理的改革機會。此外，對於包括強制納保機制、退職所得免稅額應與薪資所得扣除額齊一，以及最高投保薪資及其年金給付率的合理調整機制等核心問題，都未提及，實屬可惜。

最後，在其他政策方向，包括「職災保險法」，以及非典勞工保護等，都是蔡政府未來三年要面臨的挑戰，而在整體勞動政策的邏輯是否致性，也將是台灣社會檢視蔡政府施政策的重要參考指標。台灣的政治民主，歷經了三次政黨輪替，無論政治上如何的紛擾，都將日趨成熟，而公民社會的多元化意見，也是政治民主發展的一種正常現象，政府必須回應公民社會的質疑和挑戰，同時，公民社會的主張和訴求也會受到社會的檢驗，而政治和公民社會的持續對話，將有助於台灣的民主深化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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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轉型正義的焦點集中在「政治案件」，因此轉型正義的立法架構就包括「政治檔案法」的立法。其中立法院透過委員連署，先提出了草案，而行政部門目前也在研擬行政部門的版本中。

根據之前尚未定案的「政治檔案法草案」的立法說明，強調政治檔案的公開是當前政府重要迫切的目標，希望藉由建立完整的政治檔案管理及應用制度，及有效妥善保存政治檔案並促進政治檔案之研究與推廣落實轉型正義。就此而言，「政治案件」如果與「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規定受理的範圍一樣或是類似，其範圍就比《戒嚴法》規定解嚴後可以「上訴」的案件範圍小。此外，由於目前思考轉型正義的課題時，一般雖然注意到轉型正義是由非自由民主體制轉型到自由民主體制後，根據自由民主體制的價值重新評價過去強人威權體制統治臺灣期間所發生的相關政治案件，可是在當時政治案件是否全部以政治案件的形式呈現是首先最大的問題。

目前，有關政治檔案的定義主要是根據《促進轉型正義條例草案》與《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來制訂。因而界定所謂的政治檔案，是從1945年8月15日到1992年11月6日為止，有關二二八事件動員戡亂體制或因觸犯內亂罪外患罪、《懲治叛亂條例》或《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涉及的鎮壓、調查、偵查、追訴、通緝或執行之檔案。就時間斷限而言，涵蓋是基本上是沒問題的，不過，適用相關法規的政治案件，在定義上則有斟酌的空間。因此，後來政府負責部門在草案中，針對政治案件加上經專業委員會認定的相關事件，補強原本的不足，是相對周延。不過，這也正凸顯了操作型定義的困難。而且，縱使有此一修正，而過去不為人知的「政治事件」，甚至連當事人都未必清楚，要如何納入轉型正義的範圍來處理？

站在戒嚴體制角度來看，原本《戒嚴法》規定在戒嚴時期因為軍事審判平民在解除戒嚴後可以依法向司法機關「上訴」，其中遭到軍法審判的案件中有相當多的並非二二八事件或者是動員戡亂體制或者是觸犯內亂外患罪或是《懲治叛亂條例》與《檢肅匪諜條例》加以起訴或定罪，也就是說目前行政機關設定的政治檔案的定義，基本上所要進行轉型正義的範疇，比原本《戒嚴法》所規定解除戒嚴之後得以透過司法程序追尋的轉型正義範圍還要小，這是首先必須面對的第一個問題。

其次，台灣過去發生許多著名的政治案件，是否在「政治檔案」的範疇內，也必須透過專業委員會來認定。首先以1979年12月10日發生的高雄美麗島事件為例，除了遭到軍法審判的8位重要領導人之外，其餘數十位移送司法機關審判者，基本上都不是根據內亂罪外患罪、《懲治叛亂條例》或《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起訴審判的。換句話說，他們的案件要列入政治檔案或者轉型正義的範圍內，可能必須經過專業委員會的認定。而戒嚴時期最著名的校園案件之一的「臺大哲學系事件」，當事人不僅沒有根據內亂罪外患罪、《懲治叛亂條例》或《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被起訴，也不是透過司法體系侵害他們的人權。根據此一定義，「臺大哲學系事件」的當事人，當然也就不會是主動列入政治檔案中遭到鎮壓、調查、偵查、追訴通緝或執行的當事人。至於長期因為海外黑名單，返鄉權遭到侵害的當事人或政治人物，除非另外被依內亂罪外患罪、《懲治叛亂條例》或《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偵辦，如果只根據侵害當事人所根據的法令，同樣也不會主動列入轉型正義或是「政治檔案法」規範的範圍內，這些在目前的草案規範下必須透過專業委員會來認定。

如前所述，強人威權統治時代的國民黨當局，對可能反對、衝擊其統治體制或是政策的個人或是團體，也未必都是與叛亂或是政治案件的方式加以處理，如臺灣省議會副議長林頂立案、唐榮公司被政府接管事件及香蕉大王吳振瑞的「金盤案」，這也呈現白色恐怖時期人權案件的多樣性。

出身軍統的省議會副議長林頂立，傳言由於試圖結合派系運作，或是1955年率團赴東京迎玄奘靈骨時，與臺獨領袖廖文毅秘密會晤，衝撞國民黨體制遭到政治整肅，但是並非以叛亂罪嫌論處，或是指控他與叛亂組織有接觸為由加以處置，反而是1956年以價差十多萬元的圖利他人罪嫌，涉嫌違反總動員體制下的經濟法規《違反糧食管理治罪條例》，將他移送法辦。當時，林頂立除了擔任省議會副議長外，運用其政商關係，成為《聯合報》第一任發行人、農林公司民營化第一任董事長，五月三十一日，法院以「連續協助非經營糧食業購進糧食營利」為罪名，判處有期徒刑八年六個月，判刑入獄，使其退出政治場域。

另一方面，原本戰後初期，臺灣最大的民營重工業是唐榮鐵工廠，可能與唐傳宗（唐榮之子）贊助雷震主導的《自由中國》，又與陳誠關係太近有關，使企業捲入政治風波。而國民黨當局先透過主管官員對外宣佈唐榮有財務危機，造成唐榮與其往來的廠商的緊張關係，造成唐榮週轉不靈，進而官方介入，以唐榮負債過大為由，先在1960年委託具官方色彩的中華開發公司代管，進而在1962年進行公司改組，而將其實質改制為省屬公司，1968年退還民股股款，成為省營唐榮公司。

至於發生在1969年的「金盤案」，一般傳言主因是吳振瑞拒絕配合經濟主管官員要求改變輸往日本的臺灣香蕉包裝所引發。但是，進一步探究，恐怕與國民黨高層的政治運作有關。1960年代，臺灣香蕉外銷日本獲利豐厚，當年又值高雄青果合作社為慶祝創社20週年，經理事會開會討論決議，向銀樓購買金碗、金盤、金杯等金器作為紀念品，致贈理事主席吳振瑞，以及嚴家淦、蔣經國、蔣彥士、谷正綱、徐柏園、黃杰、譚玉佐等政府官員。[1]1969年3月7日，檢方以吳振瑞等人剝削蕉農、贈送金盤、金碗，涉嫌貪污、背信、圖利等罪，移送法辦。地方法院一審時，判決吳振瑞八年徒刑。高等法院二審時，以查無舞弊違法事由，改以違反政府依《國家總動員法》所發禁止黃金買賣之命令判刑。[2]1972年5月10日，最高法院判決確定，吳振瑞被判刑2年6個月。原本收到金盤（碗）的政府官員有眾多黨政高層，結果長期擔任臺灣財金體系要職的中央銀行總裁徐柏園（夫人派），在1969年4月29日以涉及青果社弊案遭到免職，退出財經決策圈，中央銀行總裁由官邸派的財政部長俞國華兼任。

整體而言，在「動員戡亂」加上戒嚴的非常時期，除了政治異議者之外，只要政治路線與政治強人相左，或是與他屬意的接班人選處於不同的政治立場，除了政府高層官員不免遭到整肅外，甚至碰巧與強人要整肅的政府官員有所往來的人民，都可能遭到橫禍，人權遭到侵害，處於恐怖的政治氣壓下。而這些具有政治意涵的人權事件，以「非政治案件」的形式處理，也不是特例。這也是未來處理轉型正義課題時，必須面對的。如果以政治案件作為轉型正義處理的標的，恐怕不足以涵蓋過去國民黨政權統治期間侵害人權問題的解決。

[1] 黃旭初編著，《金蕉傳奇：香蕉大王吳振瑞與金碗案的故事》(屏東：屏東縣政府，2015)，頁221-222。

[2]　金盤、金碗屬於黃金飾品，並不在管制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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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總統去年520就職演說提到「新政府會依據中華民國憲法、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及其他相關法律，處理兩岸事務」，當時，經濟民主連合已經表達反對與憂心。因為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的真正名稱是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而條例第二條第二款規定所謂「大陸地區」不是另一個國家，而是「台灣地區以外的中華民國領土」，蔡政府這個說法已隱含「台灣與大陸同屬一個中國」的詮釋空間。

一年來，蔡政府幾個作為，更令人擔心蔡政府是否繼續在台灣主權立場上退卻，落入「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陷阱：

(一) 田弘茂：蔡就職演說超越九二共識，只差沒有唸出條文：

2017年2月15日蔡英文指派的海基會會長田弘茂接受風傳媒訪問時指出：蔡總統只差沒有唸出憲法以及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的條文，其實她講的已經「不下於九二共識」。

(二)張小月：兩岸關係不是國際關係：

2017年3月23日陸委會主張張小月指出：回顧過去的歷史，在辜汪會談簽署過四個協議，當時也覺得說，兩岸協議應該要根據條約協定處理準則來處理，後來大法官會議在1993年的時候，曾經有過釋字329號解釋，也就是說，兩岸之間簽署協議，它不是國際協定，大法官會議已經對此做了解釋。同日，外交部長李大維更直言：兩岸關係不是外交關係。

(三)蔡英文：附和中國南海立場：

2016年12月9日蔡總統出席「經略南海･永保太平－收復南海諸島七十周年紀念特展時表示：「今（105）年12月，是我國政府收復南海諸島七十周年」，站在延續「1912年成立的中華民國」立場而非「台灣現實佔有」的立場主張「整個南海諸島」主權，附和中國南海立場。

(四)去年五月，因為人民日報的恐嚇，推遲公投法修正，並刪除政治談判強制公投條款。

(五)顧慮中國觀感，一再推遲對中協議監督條例的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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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資源的整理

文化圈的資源，常常是由公權力單位掌管的公共資源，此時，資源分配的公平與否，便是政府要主動思及的問題，例如，馬政府時，行政院國發基金投資文創產業，其中絕大多數的比例，用於影音娛樂產業，而大部分費用又挹住於少數公司，其投資的意義、成效的檢討，政府有責任檢討公布，不能讓「夢想家」以及「夢想家們」濫用國家資源於私人企業上。

分配資源的人當中，有一種很重要的角色，就是「評審」。審案之前與之後，評審名單的公布與否，應該分別對待：評審前不宜公開，以免評審受到干擾；評審後則應公布評審名單，供所有人檢驗。如此，便可避免諸如前桃園縣副縣長葉世文操控評審收賄的案件一再發生。

（回應小英總統文化政策主張：全面改革獎補助體系，行政法人完備化，落實專業治理）

二，文化施政的一些新作法

興利的文化施政，是以政策來刺激文化活動的發生，這種作法勝過撥列預算促成文化活動，與其經常性地補助文化團體、單位，不如補助全民。

例如，七、八年之前曾經討論得很熱烈的文化花費的抵稅，在網路發達的今天，應該有新的思維。如今，網路互動更加輕易，掌管文化發展的單位，藉著大數據，是可以讓特定的潛在文化消費者，固定地接收到最新的資訊，並鼓勵他們參與、購買文化商品或活動。文化消費券的觀念這幾年也被提及，然而，都被認為滯礙難行，因此，何不考慮文化消費上某個數額的「抵稅」？當然，這也要有審查機制，例如，如果消費的是中國平行輸入的文化產品，在保障台灣文化商品的概念下，此類的抵稅自然排除。

以上的概念，其實與小英總統文化政策裡「落實文化公民權」相互呼應審視當初「英仁文化政策」，相關的概念如下：

「推動『美學體驗時數』的文化教育，從小培養藝文欣賞能力，針對12年國教不同年齡學生，每學期固定的「美學體驗時數」將列入學習內容，列為課程之一，包括電影、表演藝術、視覺藝術欣賞與文化機構參訪等，並可鼓勵藝術家進駐校園，同時研擬「文化消費帳戶』等政策的可行性，鼓勵民間資源投入，協助縮減文化生活的社經落差」。

（回應小英總統文化政策主張：各項施政應具備文化思維）

三，我們不要忘了向來堅持的核心價值

文化主張，要有其前瞻性，政府應主動觸碰所謂「禁忌」。尤其在轉型正義這個面向，舊政府不願面對的議題，文化部門應該作為領頭羊，積極介入，參與發想與實踐人權議題一向是文化創作上一個非常重要的主題，其對一個國家在文明之路上的方向與推進，雖然有時顯得抽象，但是影響重大。

（回應小英總統文化政策主張：不同族群與社群的文化論述與詮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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