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昭堂（昭和大學榮譽教授）
一、前言
我是臺南縣七股鄉出生的，和黑面琵鷺同一個故鄉。在1958年我離開臺灣到日本，直到1992年才能夠再回到臺灣。因為從1960年開始，我在日本從事臺灣獨立運動，所以被禁止34年不能回到臺灣，有幸受台灣歷史博物館的邀請，今天能有這個機會和大家見面，在此概略介紹「台灣民主國」，與我研究「台灣民主國」的過程，對我而言，是一個難得的機會。
台灣正如雍正帝所云，自古不屬中國。台灣原來的居民是原住民族，除此之外就是中、日的海賊。十七世紀，荷蘭與西班牙佔領了台灣的一部分。第一次領有台灣的國家就是荷蘭，而不是所謂的「中國」。今日全世界盛行的近代國際法，是差不多在荷蘭佔台這個時期成立的。台灣被世界注目與近代國際法出現於世幾乎同時。
經過鄭氏政權，1683年台灣開始被清國統治。這個被孫中山定位為「韃擄」的清國，統治台灣達二百十三年之久。其間清朝前後五次禁止大陸人民移民或搬眷入台，大陸與台灣不像同屬於一個國家。雖然如此，台灣人口在1893年增加到二五五萬人。他們萬萬想不到，清國被日本打敗，竟然台灣成為犧牲品，割讓給日本。
那個時候的台灣，剛變成清國的一個行省，差不多有十年之久。首府是台北，由清朝派一位代理巡撫叫做唐景崧治理台灣。當時台灣有清代三大巨富之一的林維源，考上進士的邱逢甲等人，他們被稱為「士紳」。這些人頗有華夷思想，看不起日本人。
二、台灣朝向獨立的過程
歷屆外力入侵台灣時，都先攻佔澎湖。此次日本帝國也同樣，而在戰爭的中間就攻佔澎湖（1895年3月26日），給台灣本島極大的衝擊。台灣士紳聽到清廷將割台，紛紛向清廷抗議其岐視台灣。反對割台之住民發動罷工，有些地方發生暴動。邱逢甲在新竹聚眾唱儀獨立。
5月8日，馬關條約生效，9日，唐景崧署巡撫與英國駐台海關稅務司馬士（H. B. Morse）討論「民主國（republic）」的問題。5月15日，邱逢甲率領台灣士紳與唐巡撫密談，會談後發表《台民布告》，表明「台民獨立」的意圖，呼籲各國承認台灣獨立。台灣士紳又電稟總理衙門、北洋大臣、南洋大臣、閩浙總督、福建藩台及全台官憲謂：「台灣為朝廷棄地，百姓無依，惟有死守，據為島國，遙戴皇靈，為南洋屏蔽」，表明創立獨立國的意圖。
清廷對此情勢開御前會議，討論對策，卻毫無結論。及至20日，免除唐景崧台灣省署巡撫的職務，命其即刻赴北京，同時也命令在台大小文武各官回到大陸。很多官兵遵命回大陸去了。
21日，陳季同以及台灣士紳邱逢甲、林朝棟、陳儒林等人決定公推唐景崧為人民的主宰者。23日終於發表台灣獨立宣言，宣佈自5月25日起，台灣獨立，國號「台灣民主國」。
民主國是歐文republic的漢譯。16年後成立的中華民國，所謂的「民國」也是republic。因此台灣民主國（Taiwan Republic）也就是台灣民國、台灣共和國之意。距離現在百餘年前，台灣的先人不管其內容如何，就主張要建立台灣共和國了。
5月25日，照預定舉行獨立儀式。部分台灣士紳至巡撫衙門，將刻有「台灣民主國總統之印」的印璽獻給唐景崧。台北變成台灣民主國的首都。基隆砲台發出二十一響的祝賀砲聲。翌二十六日，台灣共和國的國旗──藍地黃虎的「虎旗」昇起來了。
三、我研究「台灣民主國」的動機
早期從事臺灣獨立運動人士，並不見得都對臺灣的歷史有研究，尤其是上一代的，也不一定知道。我也一樣。當時，我參加臺灣獨立運動時，向大家說，臺灣要獨立，人家問我為什麼？我說：「我們臺灣人希望獨立」，不過我們和日本及美國學者談來談去，我發現很多美國人、日本人對臺灣的歷史比我這個主張臺灣獨立的人還要瞭解，那時我覺得很羞恥，便開始讀臺灣歷史的書。結果，我發現有一個臺灣民主國（Taiwan Republic）。在19世紀末期的1895年，臺灣就有一個臺灣民主國，就有一個臺灣共和國出現，我非常興奮。當時主持我們台獨運動《台灣青年》雜誌的是一位日本明治大學的講師，以後昇任教授的王育德博士。他寫了一篇臺灣歷史的文章，他說臺灣民主國不重要，臺灣民主國還向清朝稱臣，所以並不是真正的獨立。這種說法使我們非常生氣，臺灣民主國比中華民國還要早16 年，這段光榮燦爛的歷史怎麼可以讓他亂蓋！這時王育德說：「你要反對我的見解也可以，不過先去研究以後再討論」。其實王育德先生是我在臺南一中的歷史教師，我就拼命地跑日本國會圖書館去查資料(在日本研究歷史最好的地方，就是國會圖書館)。我唯一的目的在於反駁他的「繆論」。我就一直調查，之後我便寫一篇有關臺灣民主國的文章，被刊登於日本的亞洲政經學會的《亞洲研究》雜誌。當然這編文章還是很粗淺，我想非進一步研究不可。我最關心的是：1. 什麼人想出「台灣獨立」的念頭，2. 什麼人想出「共和國」的念頭，3. 台灣民主國存在多久。
日本在1894～1895年打勝了日清戰爭，日本想要遼東半島這塊土地而不是臺灣，因為遼東半島離北京很近，可以控制大清帝國，也可以控制滿洲，但俄國也想要控制滿洲，因此，在俄國牽成下，造成三國干涉還遼，日本只好要臺灣。清朝認為割臺灣這塊化外之地，心肝比較不會那麼痛。
戰爭開打的時候臺灣住民認為對我們臺灣沒有關係，但快打完後才知道關係非常大，臺灣竟要割給日本。在台灣，有錢的人、做官的人都過得好好的，而他們的子孫也要考科舉準備做官，將來的希望很大，但突然改朝換代了，他們就很緊張，因此他們就找當時臺灣的三大首富之一的林維源討論，但他很早就跑掉了。
其實那時的台灣，沒有整個台灣的認同。各地方，各族群都分得一塊一塊的。那能有台灣獨立的思想。獨立思想應該是出自一少撮的知識分子。唐景崧等那些清朝派遣來台的官吏，受了朝廷的「內渡命令」那敢在台灣違背尚有餘威的朝廷的命令？這些事實，從種種漢文史料可以論斷。有關的史料我可以透過省文獻委員會的刊物調查。
日本的圖書館收藏的包含東洋文庫、東京大學圖書館，以及我在古書店買的，還是參差不齊。我遂透過台北市文獻委員會的郭水潭先生（他是我的家鄉前輩），以及友人介紹的省文獻委員會張炳楠先生，以及認識了好久的每日新聞社駐台特派員若菜正義先生等人的提供。在1960年代，跟台獨分子的我連絡，即使是學術研究的支援，也是非常危險的。我必須感謝他們。
至於台灣民主國為何採取共和制，眾說紛紛，我認為都沒有足以說服我的論說。
關於這一點，我必須感謝經過東京大學的學友介紹的James D. Seymour（司馬晉）先生了。他年紀與我差不多，對我很好。有一次我就問他：「你為什麼對我那麼好？」 他說：「其實我欠臺灣人很多。」我問：「欠臺灣人什麼？」他說：「我祖先很對不起臺灣人。」我問：「對不起臺灣人什麼？」他說：「我祖公是美國的國務卿John W. Foster（科士達），退休後就做李鴻章總理衙門的顧問，因為他對國際事務非常了解，所以被派遣跟李鴻章的兒子李經方坐同一條船到臺灣，要移交臺灣給日本。」這位顧問對國際法很熟悉，跟李經方到臺灣，要把臺灣割讓給日本，但駛近臺灣時遭淡水守軍砲擊，所以他們不能進入臺灣，不過Seymour祖公的任務就是要把臺灣割讓給日本。Seymour還有一位叔公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也當了國務卿，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支持蔣介石壓制台灣人。他說他的一族就有兩位害了台灣人，所以他很對不起臺灣人。Seymour回美國後在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任職。有一次我寫信給他說：「你祖公們對臺灣人不起，就是對我不起，現在我要請你幫我查資料，有關臺灣民主國的資料」，當然這不過是謔言。他陸陸續續寄給我的三種資料都非常寶貴，1. London Times的報導，2. H. B. Morse, Letter-books, 1886～1907, MS., 5 Vols.（deposited at Houghton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3. John W. Foster, Papers of John W. Foster, MS.（deposited at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由於這些資料，我斷定，那些清官們當時並不是有民主思想，而不過是為了不因為宣佈台灣獨立而受清廷處分。由於採用共和制，獨立就是根據民意，而非唐景崧等清朝官吏一意孤行的。採用共和制不是出於深奧的理想，而不過是企圖脫罪的護身符而已。H. B. Morse與唐景崧的那一次對話，有決定性的意義。Morse這樣地說：「你們要獨立對抗日本，但這樣子皇帝是會生氣的。獨立如果是出自人民的意願那沒關係，如果是依照唐景崧你的意思的話，那皇帝會生氣，如果依照的是人民的意願而不是你唐景崧的意願這樣就不會受皇帝責備。」。
四、台灣民主國存續多久？
我今天(2001年6月9日)在這裡(台灣歷史博物?)第一次看到真正的台灣民主國國旗，非常感動。比我想像的更大，更漂亮。根據史料，1895年5月26日第一次升旗的時候，下了大雨，被淋濕，圖樣變模糊了，但是今天看到的並不模糊，反而有一部分是燒掉的。可見，當時做了好幾幅。不過我也有一點點疑問：這麼大、這麼笨厚的旗怎麼昇？
1970年我從東京大學出版會出版的《台灣民主國的研究》，封面所用的黃虎旗是名畫家林玉山先生臨摹的虎旗，其相片是監察委員丘念台先生帶到東京給我的。
1965年左右，他奉蔣政權之命，到我家來要說服我，放棄台灣獨立運動。他要我學習拿波崙的宏觀，一個小島出身的拿波崙，心懷大志，統一法蘭西，還要征服整個歐洲。他說：「台灣這麼小，幹麼要獨立！你應該回到台灣，參加反攻大陸的事業，統治中國。」我說：「我現在正在研究你的父親。」他父親叫邱逢甲，是台灣民主國的副總統。我研究他父親，他非常的高興，以後就把一張黃虎旗相片及有關他父親的一些書送給我。
台灣民主國在台北設了一些衙門，其實沒有什麼作用。
官兵也沒有作用。其中很多都受命回到對岸去了。留下來的，很多是為了薪水。真正從事抗日的是台灣本地募集的義勇兵，尤其是客家軍。
總統唐景崧看到日本軍於5月29日登陸澳底，6月4日就逃亡了。因此有些學說認為台灣民主國的壽命只有十一天。
澳底就在今核能第四發電廠貢寮，貢寮發電廠附近就是日本軍登陸的地方，現在那邊有一個抗日紀念碑，該碑本來在日本時代建立的，而是日本軍登陸紀念碑，國民黨把他拆掉改成抗日紀念碑。
總統逃亡後，台北陷入大混亂的局面。戰敗，跑進台北的兵員展開搶?的能事。最後臺北的有錢人商議派人去請日本軍進來，一名羅漢腳辜顯榮去把日本軍引進來，因為當時臺北已成無政府狀態，而奮勇開城門的是一位姓陳的婦人，臺北遂淪陷。
總統跑了以後，駐在台南的黑旗軍劉永福繼續了民主國的香火。他在台南也設了一些政府機構，但是事實上也發生很少作用。
劉永福在台南發行台灣民主國股份票、台灣民主國郵票，其實郵票也不盡用做郵票，後來住民要內渡大陸時，繳納郵票當做「避難稅」。不過總算留給我們做台灣民主國的紀念品。
日本軍進逼台南，10月19日劉永福也逃到大陸去。我認為台灣民主國的歷史到此為止。一共是四個月又二十六天，日數是一百四十八天。《台灣省通志稿》主張是存續到1945年10月25日光復，共歷五十年，未免太過份了。
十九世紀末，日本帝國有七個師團，在打清日戰爭（所謂第一次中日戰爭）時出動了五個半師團，但在接收、佔領一個小小的台灣時，出動了兩個半師團，這證明日本佔領台灣非常棘手。
台灣民主國留給我們一個浪漫的想像空間，其實台灣本土的義勇，南北轉戰，開創了「台灣人」認同上的基礎，以後經過日本的種種設施，台灣人彼此間的交往增加，以及反抗外來的經驗，益加台灣人認同的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