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為中華民國合法領有台澎主權的理據，除了逐漸說不出口的「開羅會議公報」或台北和約，另一項說法是，戒嚴時期台灣人民乖乖納稅服兵役，不再反抗，不啻默認了現狀。這時候，好在有五○年代廖文毅的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以及六○年代接續的美日台獨運動組織，尤其一九七○年組成的世界台灣獨立聯盟（ＷＵＦＩ），更長期標誌著台灣人的反抗。如今ＷＵＦＩ已經成立四十年了，我們對於它在艱難的時代所起的標竿作用，為台灣人累積的「相罵本」，應該要有滿滿的感恩。
雖然獨盟的主力始於海外台灣留學生，所謂「秀才造反」，但由於島內高壓統治，逼使海外獨盟走向「以打倒蔣家政權，建立台灣共和國為目標的革命組織」，要採用「有計畫地群眾起義的模式來達到革命的初步目標」。這種意識形態自然會鼓勵一九七○年鄭自財、黃文雄的刺蔣事件，然而獨盟領導階層基於「美國社會的價值」、「組織存續的考慮」等因素做了矛盾的處置，當然造成內部衝突、分裂的危機。其後一九七六年王幸男的郵包炸彈案，以及一九八三年中央日報和聯合報大樓等爆炸案的發生，也有類似的矛盾。獨盟內部的危機，還包括標榜社會主義革命理念的洪哲勝，在一九八一、一九八四年兩次競選聯盟主席失敗，進而離開另組革命黨；郭倍宏、李應元等雖然沒有跟著洪哲勝離開，但不斷對「中央」有嚴苛批判，一九八七年「學生組」終於出來擔負責任，由郭、李分別當WUFI-USA的主席、副主席。以上的政治經驗不論榮辱成敗，都有值得後代台灣人記取教訓的地方。
從台灣政治發展的過程看，解除戒嚴、結束動員戡亂以後可以說海外獨盟已完成階段性任務，九○年代返台的獨盟只能為民進黨添加薪材，包括陳唐山、羅福全、許\世楷、蔡同榮、李應元等等都成為民進黨（政府）的要角；二千年以後獨盟繼續對民進黨「批判地支持」，相對於若干本土社團的暴進暴退，獨盟由於人才濟濟且經驗豐富，比較能把握中道，它發揮的是另一種意義的標竿作用。
（作者為台灣教授協會會長）
*本文原載自由時報，2010年3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