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熾 教授
去年，北京奧運前，圖博的抗議行動以及中國當局對圖博的彈壓，引發了國際社會幾乎全面性的反擊，國際媒体也充分報導中國人壓迫圖博人的訊息，為北京奧運舖蓋了一層陰影，北京奧運沒有獲得北京當局預期的成果，這可能也是原因之一。
但是，中國對維吾爾人的彈壓絕不下於對圖博的彈壓。圖博，中國稱為西藏，意指中國西邊的寶藏。而維吾爾人居住的地方，古稱西域，但自左宗棠征服維吾爾人之後，將其所居之地稱為新疆，意指新開闢的疆域，從此，這塊維吾爾人稱為東土耳其斯坦的地方，中華民國時代也稱為新疆，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時代，則稱改為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跟圖博一樣，是自治區，卻無自治區之實，中國當局不只以漢人移民稀釋維吾爾人的人口密度，還用各種方式彈壓維吾爾人的自治要求，也因此激化了維吾爾人的獨立意志。然而，中國當局的彈壓現狀，因中國的封鎖，外人知之甚少。去年（2008）五月，日本《選擇》雜誌記者訪問了流亡荷蘭、曾任維吾爾自治局公安的巴夫狄爾‧詹士丁。
詹士丁在維吾爾流亡者當中是唯一站在彈壓者這方面的，而非站在被彈壓者那方面的，所以對中國彈壓維吾爾人的內幕，知之甚詳。目前，他擔任維吾爾流亡者的國際組織「世界維吾爾會議」荷蘭支部長，他以真名對日本記者說：「我曾任中國公安警察，曾站在彈壓同胞反政府運動的立場。」他生於維吾爾自治區伊犂自治州的首府伊寧。父親在報社工作，母親是教員，屬於比較富裕的家庭。
1991年考大學失敗，乃進相當於二專的自治區人民警察學校。1993年畢業，入伊寧市公安局管區的解放路派出所。任務是「維持治安」，「管理」一般居民在派出所的出入與動向。派出所常以管區內治安上須注意的人為觀察對象，如果三年沒有犯罪，才能免於被監視。如果是曾因反政府活動而被逮捕，就終生不能免於監視。詹士丁在派出所的工作，就是製作這類政治上須注意人物的「特別檔案」（官方個人記錄），檔案上記載該人物的履歷、家系、交友關係及監視理由，並採取正面及左右兩側的臉部照片、指紋、頭髮和指甲，加以保管。
此外，還有所謂「四保一戶」和「十保一戶」。「四保一戶」是從管區內找四個忠於共產黨的人，定時向公安報告當地情況；「十保一戶」是以住在須注意人物附近的十戶人家為協力家庭，讓他們監視何人進出該人物住處，每月向公安報告一次。
詹士丁說：「擔任警官在現場所做的工作和警察學校所學平等而卓傑的中國公安法互相矛盾，讓我深感困惑、苦惱。」要是向長官說出這種困惑與苦惱，長官便斥責：「忘掉學校所學，依命令行事！」
詹士丁上班之餘，也在伊犂政治法律學校上政治教育課程，取得大學資格，1995年昇遷入伊寧市公安局政保處（其後的國內安全保衛科）。他期望身屬伊寧市最高的公安機關，可以減少一些荒謬的工作，但是他錯了，等著他的是比派出所更無情的任務。新疆的市、地區、自治州和兵團都有相當於「政保處」的機構。屬於此類機構的公安警察可以用金錢從一般市民中雇用適當的人收集「不馴的維吾爾人」的情資。如詹士丁服務的市政保處，每一個公安警察就可雇用一個市民由自己支配，另外還可以雇用三個兼差間諜，依工作量給錢。公安經由偵察，每月向上級報告治安狀況。公安雇用的間諜不能有横的連繫。
詹士丁在政保處服務的1995年初，伊寧市一些心懷焦躁的年輕人開始組織青年團，展開文化活動，他們將此稱為馬修拉普。這些年輕人處處發現文化思想上的矛盾。學校所教的社會主義思想強調「人民的平等」，但是現實社會上，漢人和維吾爾人在許多方面都有明顯的差別。馬克思主義思想強調「宗教是鴉片」，顯然跟伊斯蘭教相矛盾。馬修拉普主張「以足球比賽來發散蘊積的精力；為心靈的修養，給學習伊斯蘭教的機會。」馬修拉普運動立刻普及於伊犂州。
1995年四月，各地的馬修拉普領袖聚集於波斯坦飯店，議決成立統一團体「伊犂青年馬修拉普組織」。當局認為這是反政府運動團体，開始由公安展開殲滅馬修拉普工作。8月14日，出現讓馬修拉普得以繼續發展的示威運動。雖然沒有死人，當局卻逮捕了許多人。馬修拉普被強迫解散，並在各地嚴格取締。伊寧市的公安警察組成「馬修拉普事件」徹底調查組。詹士丁也參與其中。調查組討論八月示威運動的起訴理由時，有人說：「示威已引起交通堵塞，給市民生活帶來不良影響，且造成社會不安。」詹士丁則說：「年輕人集結在人行道上；警車大量開來，才造成交通堵塞。他們的罪只是未經許可逕行示威而已。示威隊伍並沒有毀壞物品，做出違法行為。」漢人長官聽了，露出相當不悅的表情。
1996年底，詹士丁降調東姆集落派出所，翌年二月五日，此地發生了維吾爾人的反政府示威「伊犂事件」，不僅出了人命，當局也大量逮捕示威者。當天，示威隊伍經過報社時，警方發現後，動員防保隊向空中、向地面射擊、威嚇，並逮捕六、七百位參加示威的人，分乘卡車送進監獄。未被逮捕的人包圍公安局，繼續示威。警方乃向隊伍噴水，發射催淚彈，又開始逮捕參與者。於是示威隊伍向警方投石，破壞警車。這種狀況持續惡化，入夜後終於頒布非常戒嚴令。同一天，詹士丁也被叫去，命令他「到監獄去調查」。那天，所有維吾爾警官都被叫到伊寧市監獄，交出貸與的手槍與武器。每一監獄都關了門，不許任何一人外出，食宿皆在裡邊。示威發生當日，鎮壓現場雖有維吾爾警官，但六日就只有漢人士兵。六日的示威是前一天被逮捕者的家人與朋友走上街頭，這天，鎮壓部隊向示威隊伍掃射，這是來自中央政府的指令。
二月五日到七日這三天，伊寧的所有監獄都人滿為患。詹士丁所在的監獄通常只能收容十人，這時卻收容了四十人，所以只能站著。伊寧地區公安局的監獄有一個受不了拷打的年輕人跳樓自殺。披著蓬布的軍用卡車抵達，詹士丁看到從車上拋下來的「貨品」，不禁嚇了一大跳。示威參與者都像塼瓦一樣，以抱膝的姿勢把手腳綁得緊緊，重疊累積，上面坐著漢人警官。被丟下來的人幾乎都受傷骨折。
因是伊斯蘭的斷食月，且是嚴冬時刻，伊斯蘭女性都披著披肩，漢人士兵卻想把它扯下來，女性不讓他們這樣做，拚命抵抗，他們就粗暴地拉她們的頭髮或耳朵，或加以毆打，有的甚至因此耳裂，皮膚下垂幌動，但沒有一個人哭泣。「見此情景，我反而痛苦，當場出聲哭泣。我知道如此會受到什麼遭遇。」詹士丁說。
維吾爾人經過翻譯進行調查，由自白知道，是漢人對他們毆踢。詹士丁和維吾爾檢查官一起尋問三天。「誰指使你們示威？」「是阿拉。」說完，反問我們：「你們不也是維吾爾人嗎？為什麼這樣問我們？」
在某一個房間，一個手腳被綁、屈膝跪坐的維吾爾人，漢人士兵從後面用木棍毆打頭部。把頭骨破裂的人拉到尋問室時，詹士丁請士兵讓他看醫生，士兵卻把他丟在那裡不管，兩天後不治而亡。還有人被迫裸身坐在雪地上。還有打入水牢凍死、讓犬啃嚙、拔指甲或把竹子削細穿刺指甲間，或強暴女性……等等。還有用電拷具拷死人。電拷具是用兩根電線，一根刺入手指甲，一根刺進腳指，然後打開開關。電流先弱，而後慢慢加強，人体先震動，而後大搖大幌；有的電線附在額頭上，加上電流，眼球因此跳了出來，真是一幅地獄圖。在警察學校時根本不知道有這樣的一種地獄圖。
維吾爾警官都懇求：「共產黨軍隊在國共內戰或對日戰爭時規定不能虐待俘虜，示威騷動不是戰爭，請不要使用暴力！」士兵回道：「毆打反革命分子的民族分裂主義者，沒有什麼不對的！」沒有放緩他們的制裁手段。
二月五日後的兩三天內，伊寧市在戒嚴狀況下，依警方內部統計，逮捕人數超過兩萬五千人。四月，在一級戒嚴狀況下進行事件後第一次公開審判。將判刑的人帶回監獄時，用卡車載著他們示眾，經過青年市集廣場，一般市民對著這些政治犯大喊：「趕緊回來啊！」這時，部署在附近五、六層大樓上的武裝士兵對著發聲處胡亂掃射，死了三個市民，三十多人受重傷，電視卻扭曲事實報導：「恐怖分子想奪回犯人，才被射殺。」
事件後，警察內部也發生變化。此前，伊寧的公安，漢人和維吾爾人各半，之後幾乎不再採用維吾爾警官。維吾爾警官負責的管區一旦有「問題」，漢人警官就對管區內的所有維吾爾警官施壓，召開要求維吾爾警官反省的糾彈大會。於是，警官間出現了維吾爾人不可信任的氛圍，這樣下去可能會發生更大的衝突。伊寧市公安局長何春潮在大會中曾舉李登輝為例說：「漢人中也有人唱導國家分裂！不能把所有維吾爾人都打成敵人。」說歸說，做歸做。
詹士丁從1999年開始認真思考逃亡國外。辭職很簡單，然而一旦受到懷疑，就會終生受到監視。為了逃亡，他首先必須捏造一個假身分：名字和出生年月日相同，住址和服務地方不同，又須住在服務的管區內。他用這個假身分申請護照，公安用印全都自己來，2000年二月取得「國內護照」（公務員公務護照），2001年四月獲得出入境卡。四月以父病請假，然後離開伊寧赴烏魯木齊，買到赴吉爾吉斯共和國的機票。2002年一月，經吉爾吉斯首都的聯合國難民高等事務官辦公室，逃到荷蘭，獲得政治庇護。
從此，他在伊寧的家人必須定期受到監視訪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