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編
發刊詞
國際社會對中國國家安全戰略的關心日漸高漲。日本國民也已認識到鄰國中國軍事力量的擴大，會對本國的安全保障產生莫大影響，因此對中國軍事、安全保障動向的關心日益增高。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位的經濟體，也是包括日本在內的區域各國不可缺少的經濟夥伴。而另一方面，中國又以強有力的經濟力量為後盾增加國防費用，致力於人民解放軍的現代化。然而，在不充分保障透明度的情況下，中國軍事力量的擴大，以及人民解放軍活動的擴大和活躍化，都使周邊國家和相關國家感到擔憂。2010年12月日本政府制定的新《防衛計畫大綱》，也以同樣觀點指出中國的軍事動向為「地區和國際社會的擔憂事項」。
防衛研究所發行的《中國安全戰略報告》，是防衛研究所的研究者以獨自的觀點分析中國安全保障動向並進行研究的成果。此次就人民解放軍於海洋和航空等領域正在擴大的活動，以及人民解放軍正在增強作用的軍事外交進行分析。本報告如能有助於國內外讀者理解中國的軍事和安全戰略，並成為進一步加深討論的契機，我們將感到無比欣喜。本報告的成果，如能成為加深日中兩國在安全保障領域交流的全契機，並能對建立穩定的日中關係做出貢獻，我們將感到十分榮幸。出於對日中兩國進一步展開防務交流的期待，《中國安全戰略報告》也嘗試著為兩國間的防務交流開出處方。
本報告以研究者的立場編撰，並非代表日本政府或防衛省的見解。本報告由飯田將史、齋藤良、杉浦康之、增田雅之負責撰稿，由金子讓（主編）、新垣拓、一政佑行、岩谷將、杉浦康之、助川康、山添博史負責編輯。
2011年3月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中國安全戰略報告》編輯部
前 言
推進現代化的人民解放軍
三十多年以來的改革開放政策下，中國實現了顯著的經濟發展，取得經濟規模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位的成就，正在逐步確立做為大國的地位。中國加強對全球經濟的參與並持續發展經濟，已成為日本等東亞各國、美國、歐洲各國不可缺少的夥伴。中國與其周邊諸國的相互依存關係尤為深厚，包括日本在內的許多國家，都把與中國建立穩定關係視為利益之所在。
但同時，做為對東亞地區的安全保障環境產生很大影響的重要因素，人民解放軍軍事力量的迅速現代化，引起了地區各國和國際社會的關心。中國政府所公佈的國防預算，自1989年至2009年連續21年，每年都比前一年增加10%以上，2010年度公佈的預算達到人民幣5,191億元。中國所公佈的國防預算在這10年中增加約3.7倍，若以美元換算，則超過了日本的國防相關費用，高居東亞各國的最大規模。
以充裕的國防經費為後盾，人民解放軍正在更新舊式裝備，陸續引進最新裝備，著實推進裝備的現代化。2009年10月1日紀念建國60周年，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的閱兵式上，中國公開了許多最新裝備。例如，在陸上裝備中展出傘兵戰鬥裝甲車、兩棲戰車、衛星通信車等；在航空裝備方面，展出預警機、空中加油機、無人偵察機、J–10（殲–10）殲擊機等；在飛彈方面，展出洲際彈道飛彈DF–31A（東風–31A）和長程巡弋飛彈DH–10（東海–10）等。而且，中國海軍的裝備現代化也獲得顯著進展。例如，加緊配備了新型彈道飛彈核潛艦JIN（晉）級和核子動力攻擊潛艦SHANG（商）級、具有神盾功能的驅逐艦LUZHOU（旅州）級和LUYANG（旅洋）級、具有隱形性能的巡防艦JIANGKAI（江凱）級等，在航空母艦的開發方面，也被認為有所進展。此外，在太空領域方面，除了推展部署獨自開發的衛星導航系統「北斗」以外，2010年1月也公佈飛彈防禦系統的試驗成功。隨著裝備的現代化，人民解放軍迅速提升其武力投射能力和C4ISR（指揮、管制、通訊、電腦、資訊、監視、偵察）能力。
中國崛起的多面性
冷戰結束後20多年，為何中國一直致力於軍事現代化？中國以其軍事力量，想要達成什麼目標？有人指出，提高了經濟實力後的中國想要達成的是，通過軍事力量的強化，使自己站在有利的地位，來解決台灣問題以及和周邊國家之間的主權問題等。對此，中國領導人和外交當局主張說，中國的崛起不會對地區和世界和平造成威脅，中國將走和平發展的道路。中國反覆強調，跟與現有的大國對立而引起戰爭的以往新興大國的崛起不同，中國將建設性地參與現行的國際秩序，並對世界和平做出貢獻。
此外，對於其軍事力量的現代化，中國也以同樣觀點進行說明。人民解放軍領導人和軍方媒體強調國防費用的增加與軍事力量現代化的正當性，認為中國必須提高應對國際恐怖活動和國際犯罪的軍事能力。事實上，對聯合國維和行動，中國積極派遣了包括軍人在內的人員。此外，在2008年12月之後，中國海軍還持續參加了亞丁灣、索馬利亞海域上的海盜對策。人民解放軍積極參加這些國際安全保障合作，並受到國際社會的高度評價。例如，英國國際戰略研究所的年度報告《戰略概觀2010》，對中國海軍在亞丁灣的護航活動評價說，「中國海軍在提供公共財產方面做出了積極貢獻」。
另一方面，中國最近在與周邊國家發生利害衝突的問題上，卻採取特別強硬態度。在與東南亞各國之間存在著主權和專屬經濟區（EEZ）問題的南海上，武裝的中國漁業監視船扣押其他國家的漁船，或威嚇其他國家的巡邏船。此外，中國也阻礙在海南島周邊公海上活動的美國海軍艦艇的行動。並且，中國也強烈反對美國航空母艦「喬治•華盛頓號」為參加與韓國海軍進行聯合演習而進入公海的黃海。且在聯合演習開始之前，中國也在黃海附近進行實彈演習，以牽制對方的行動。此外，中國海軍還在南海反覆進行軍事演習，在2010年7月，進行了中國海軍史上最大規模的飛彈實彈演習。
同年9月，在尖閣諸島（釣魚台列島）附近的日本領海上，發生了中國漁船與海上保安廳巡邏船的衝撞事件，對於海上保安廳逮捕該漁船船長的事態，中國採取的動作包括：暫時停止部長級的交流、東海天然氣田共同開發條約談判的延期、日本學生訪問上海世博會之青年交流活動的延期、向東海派遣許多漁業監視船、巡邏船等強硬措施。上述中國的行動，與中國政府的正式聲明說要重視和周邊國家的協調關係，很難說是一致的。有關對外政策和軍事力量整備的正式說明，與人民解放軍的實際動向並不一致，使東亞各國對正在崛起的中國在今後的方向性感到不安。
因此，中國的崛起，特別是軍事上的崛起，對國際及地區的安全保障，將分別帶來積極和消極的影響。
《中國安全戰略報告》對中國崛起的多面性，從安全保障的觀點來進行分析，試圖明瞭人民解放軍推動現代化的現狀，以及中國所持的背景意圖。撰寫本報告時，除了參考《防衛白皮書》（日本防衛省）、《中國的軍力與安全發展報告》（美國國防部）、《中國的國防》（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等各國公佈的官方文獻、《解放軍報》和《人民日報》等中國的官方媒體及公開發行的論文以外，還以《詹氏年鑒》和《軍事平衡》等日本國內外的公開資料為參考，進行了分析。此外，根據中國推動軍事現代化將對日本和東亞的安全保障如何產生影響的問題意識，將主要分析的對象鎖定在海軍、空軍和第二砲兵。
中國的對外姿態
新秩序設想的提出
中國對自己所處的國際形勢、安全保障環境到底有些什麼認識？在2007年10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17次全國代表大會（十七大）上，胡錦濤總書記指出，當今世界正處在大變革、大調整之中。他也指出，國際形勢總體穩定，但世界仍然很不安寧，世界和平與發展面臨著諸多難題和挑戰。並且，在面臨這樣的國際形勢之下，中國也表明要推進建設「長久和平，共同發展的和諧世界」的方針。
胡錦濤想要建設的這個「和諧世界」，是他自身向世界揭示的關於國際社會理想狀態的概念，也是目標。2005年9月，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紀念聯合國成立60周年的峰會上，發表了題為《努力建設長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的演說。在演說中，胡錦濤談到「要和平，促發展、謀合作是時代的主旋律」的同時，也對圍繞「和平」與「發展」的國際社會現狀表示嚴肅的看法。「世界和平與發展這兩大問題還沒有得到根本解決。因種種原因導致的局部戰爭和衝突時起時伏，地區熱點問題錯綜複雜，南北差距進一步拉大，許多國家人民的基本生存甚至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國際恐怖勢力、民族分裂勢力、極端宗教勢力在一些地區還相當活躍，環境污染、毒品走私、跨國犯罪、嚴重傳染性疾病等跨國性問題日益突出。人類實現普遍和平、共同發展的理想還任重道遠」。並且，為了克服這些課題，表明中國要與各國合作、努力建設「和諧世界」的對外方針。
胡錦濤的觀點，是為了建設「和諧世界」，中國以如下4點做為主要努力方向。
第1為「堅持多邊主義，實現共同安全」。和平是人類社會實現發展目標的根本前提，無論對於小國弱國還是大國強國，戰爭和衝突都是災難。因此，各國應共同應付全球的安全威脅。「要放棄冷戰思維，樹立互信、互利、平等、合作的新安全觀，建立公平、有效的集體安全機制。「聯合國」做為集體安全機制的核心，在保障全球安全的國際合作中」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安理會的「維護世界和平與安全的權威必須得到切實維護」。國際爭端或衝突，應該以和平方式，通過協商、談判解決，「反對強行干涉一國內政，反對任意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
第2為「堅持互利合作，實現共同繁榮」。發展，涉及到各國人民的切身利益，也涉及到消除全球安全威脅的根源。沒有普遍的發展和共同的繁榮，世界就不能享有太平。因此，「經濟全球化應該使各國，特別是廣大發展中國家普遍受益，而不應造成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的兩極化」。「發達國家應該為實現全球普遍、協調、均衡發展承擔更多責任」，應對發展中各國開放市場、轉讓技術、增加援助、減免債務等。
第3為「堅持包容精神，共建和諧世界」。文明的多樣性是人類進步的重要動力，各種文明應互相參考，不然人類文明將衰落。必須尊重「各國自主選擇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的權利」，以平等開放的精神，維護文明的多樣性，「必須促進國際關係民主化，協力構建各種文明相容並蓄的和諧世界」。
第4為「堅持積極穩妥方針，推進聯合國改革」。聯合國憲章確立的原則，「符合和平、發展、合作的歷史潮流，符合國際關係健康發展的本質要求，符合世界各國人民的根本利益」。通過改革，聯合國應維護權威，提高效率，更好地發揮作用，增強應對新威脅與新挑戰的能力。聯合國安理會的改革，「優先增加發展中國家特別是非洲國家的代表性，讓更多國家特別是中小國家有更多機會參與安理會的決策。」
胡錦濤提出的「和諧世界」，其主要特徵應為以下兩點。第一點是對形勢的認識，即由於全球化的迅速發展，在經濟、政治以及安全保障等各種問題上，一個國家已經難以應付，為了實現世界的和平與發展，國際合作是不可缺少的。因此，中國為了實現自己的和平與發展，也要重視與其他國家及國際社會的合作。第二點是，對於經濟發展的差距擴大和爭端產生等世界面臨的各種問題，中國擺出的姿態是，要向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所主導的現有國際秩序的缺陷中尋找原因。中國主張「實現共同發展」，這意味著支援發展中國家；還主張「國際關係的民主化」，這意味著加強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國家的國際發言權。中國認為應推進「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向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
協調與競爭的並存
做為建設「和諧世界」的外交方針，中國主張走「和平發展的道路」。根據2005年12月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中國和平發展的道路》的公文，中國為了實現經濟發展這一最大課題，需要和平的國際環境。為了建立和平的國際環境，必須推進與各國的合作。同時，重視和平的中國發展，是對世界和平與發展的貢獻，「中國過去不稱霸，現在不稱霸，將來強大了也不稱霸」。
這個要走「和平發展的道路」的外交方針，在「2006年8月召開的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上，定為「新世紀、新階段的外事工作」的重要部分。會議強調，「緊緊圍繞發展這個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高舉和平、發展、合作的旗幟，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堅定不移地走和平發展道路，全方位開展外事工作，維護和用好重要戰略機遇期，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努力為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營造良好國際環境和有利外部條件，為推動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作出貢獻」。
在外交方面，強調走「和平發展的道路」，同時在安全保障方面，胡錦濤就人民解放軍應發揮的作用，提出新的方針。在2004年12月召開的中央軍事委員會擴大會議上，胡錦濤主席提出了概括為「三個提供、一個發揮」的「新世紀、新階段我軍的歷史使命」。①為鞏固黨的執政地位提供重要的力量保證；②為維護國家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提供堅強的安全保障；③為維護國家利益提供有力的戰略支撐；④為維護世界和平與促進共同發展發揮重要作用。對於各項具體內容，《解放軍報》編輯部的評論（2006年1月9日）做了如下論述。
第1，中國共產黨的執政黨地位正在受到各種挑戰。西方發達國家在經濟、科學技術、軍事等方面的優勢對中國形成壓力，西方敵對勢力妄想「西化」中國、「分裂」中國的企圖未變，社會轉換期中的矛盾和問題也不可避免。西方敵對勢力主張「軍隊非黨化、非政治化」、「軍隊國家化」等的目的，是要離間中國共產黨和人民解放軍，以動搖黨的執政地位。在這種情況下，軍隊必須聽黨的指揮，跟黨走。
第2，21世紀頭20年是中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但同時，中國還面臨著台灣獨立勢力活動和恐怖主義的威脅、非傳統安全保障問題的明顯化、社會矛盾的增多等可能失去戰略機遇期的各種問題。建設安全的環境是形成戰略機遇期的前提，軍隊必須努力以其實力建設安全的國際環境。
第3，由於科學技術的發展和陸地資源的減少等，現代國家利益的內容和其外延發生了很大變化。隨著國家利益的發展，國家的安全利益不斷延伸。當今的國家安全利益已經超越了傳統的領土、領海、領空，擴大到海洋、太空、電磁空間。維護海洋、太空、電磁空間等方面的國家利益是各國軍隊的新使命，為此，需要有強大的軍事實力給予支持。
第4，在經濟全球化和資訊網路化發展的今天，國家之間的關係日益密切。在中國的發展與世界的發展密不可分的情況下，中國應堅持「走和平發展的道路」，對世界和平與發展做出貢獻。但是，西方發達國家主導的經濟全球化可能會與發展中國家發生摩擦和衝突。中國必須以強大的實力為背景，在維護世界和平的各種活動中，承擔更多的義務，發揮更大的作用。
向外發展的人民解放軍
在上述胡錦濤主席給予人民解放軍的四個歷史使命當中，結合本報告的目的，令人感興趣的是後面兩點，也就是「為維護國家利益提供強有力的戰略支持」，以及「為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發揮重要作用」。這兩點讓人感興趣，都是因為關係到展開現代化並正在增強實力的人民解放軍，對日本等周邊國家及東亞、世界的安全保障可能會產生的影響。
關於為維護國家利益提供強有力的戰略支援這一使命的注意點，是中國所定義的國家利益的內容。前面已經提到過，中國認為自己的國家安全利益已經超越了傳統的領土、領海、領空，擴大到海洋、太空、電磁空間。並且，將維護此擴大的國家利益，做為人民解放軍的新使命。海軍司令員吳勝利在整備海軍時說，海軍建設應堅持國家利益的領域拓展到哪裡，戰鬥力建設的能力範圍就延伸到哪裡；堅持國家利益的威脅來自哪裡，戰鬥力建設的核心能力就指向哪裡。有關中國海軍在亞丁灣、索馬利亞海域的護航行動，《解放軍報》的評論（2009年1月4日）指出，中國在海洋擁有巨大的戰略利益。評論主張，在全球化條件下，國家不能無視於本國疆土邊界之外的安全隱患，不能侷限於疆土邊界內採取安全措施和行動，國家安全空間必須超越領土空間。按照這種認識，人民解放軍的活動範圍和領域，自然會朝擴大的方向發展。
要為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來發揮重要作用，人民解放軍有必要與以周邊國家為首，與越來越多的國家的軍隊保持關係，以用於自己的目的。胡錦濤上台後，人民解放軍開始強調「軍事外交」的理由，可說就是在這裡。就像胡錦濤主席在聯合國演說中指出的那樣，在全球化發展的當今世界，對於恐怖主義等非傳統的安全保障問題，應當成為各國的共同課題。在這種情況下，推進與各國的合作，是中國「軍事外交」的支柱之一。這與中國在外交方面主張的「走和平發展的道路」同出一轍。但同時，將世界不穩定和南北差距的原因歸咎於西方發達國家主導的現有國際秩序，以變革此秩序為目標，這可說是「軍事外交」的背景動機。在評論推進現代化的人民解放軍對東亞安全保障產生的影響時，探討中國的「軍事外交」是不可缺少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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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三戰（輿論戰、心理戰、法律戰） 中國共產黨率領的軍隊自誕生以來，由於認識到在裝備、兵力上處於劣勢，摸索出一套「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方法。傳統上人民解放軍擅長心理戰，他們自己認為，人民解放軍在抗日戰爭、國共內戰、朝鮮戰爭等，都是以心理戰而取得成功的。 從海灣戰爭、科索沃糾紛、第二次車臣糾紛、以及伊拉克戰爭的教訓中，人民解放軍學到了因資訊通訊技術的發展，心理戰的狀況正在發生變化，而且戰爭也必須具有合法性。2003年12月，在經過修改的「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條例」中，規定了實施「進行輿論戰、心理戰、法律戰，展開瓦解敵軍的工作」，即所謂的「三戰」。 輿論戰對心理戰和法律戰提供有利的輿論環境，法律戰對輿論戰和心理戰提供法理上的根據。三戰相互密不可分。三戰以中國擅長的「宣傳」為手段，來削弱敵方的力量，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可看作是不對稱戰爭的一部分。 輿論戰 輿論戰是指，為了激勵我方戰鬥精神，削弱敵方戰鬥意志，而在國內外營造輿論氣氛的活動。綜合運用報紙、書籍、收音機、電視機、網際網路、電子郵件等媒體和資訊資源。 常用的戰術有，對敵方的領導階層和統治階層的決策產生影響的「重點打擊」、散佈有利資訊並限制不利資訊的「資訊管理」等。近年來，人民解放軍引進國防部發言人制度，開設國防部網站，全軍也進行媒體應對訓練等，積極推行輿論戰的相關對策。 心理戰 心理戰的目的是瓦解敵軍的抵抗意志，以對敵軍進行「宣傳」、「威懾」、「欺詐」、「離間」等認識操作，以及對我方的「心理防護」為主要形態。 「宣傳」通過收音機、電視機、網際網路、勸降、散發印刷物等手段，以改變敵方的思考、立場和態度為目的。「威懾」通過軍事演習等軍事壓力、有利的戰略姿態及炫耀先進的武器裝備，以影響敵軍的認識、意志為目的。「欺詐」通過「偽裝」、「真實」，使敵軍產生錯覺，使敵軍做出錯誤決定和行動。「離間」是使領導者與國民、指揮官與部下之間產生心理猜疑和離心，以使我方有機可乘。「心理防護」是通過士氣下降的預防、督促、諮詢、治療等，構築心理防線，抑制、排除敵方的心理戰活動。 人民解放軍在部隊訓練中，不僅採用心理戰，還開發心理戰的專用裝備。 法律戰 法律戰是確保我方使用武力和作戰行動的合法性，揭露敵方的違法性，阻止第三國干涉的活動。以此，以在軍事上將我方置於「主動」地位，將敵方置於「被動」地位為目的。法律戰不以在法律上的勝利為目標，而始終是軍事作戰的輔助手段。 近年來，不僅進行遵守國際法這種消極的法律戰，還獨自對國際法進行解釋和據此制定國內法等，自己先發制人，制定對中國有利的規則。這種積極法律戰的傾向變得越來越明顯。 |
活動範圍的擴大
擴大活動範圍的人民解放軍
中國在不斷延伸其安全保障方面利益的同時，人民解放軍的活動範圍也在擴大，已經超越了本國的領土、領海、領空，到達東海、南海等本國的周邊地區，更到達太平洋和非洲。此外，其活動內容也涉及到多方面，如包括在遠海及近海舉行軍事演習、在南海進行對殲擊機的空中加油訓練、為參加共同演習空軍殲擊機等的國外展開、參加亞丁灣、索馬利亞海域上的海盜對應等國際安全保障合作等。由此可見，人民解放軍已大幅度提高其活動能力，並打算進一步提高其能力。
目前，中國對國際社會的和平與穩定所做的努力，大多是受到歡迎的。但另一方面，人民解放軍活動的迅速活躍，引起包括日本和美國在內的周邊國家及相關國家的擔憂。如後面所述，從安全的觀點來看，在人民解放軍及其他政府機關的中國籍船隻和飛機的活動中，處處可見值得憂慮的事例。此外，中國在談到公海上的「航行自由」時，對於自己在其他國家周邊海域的行動予以正當化，但對其他國家在本國周邊海域的行動卻加以批判，這兩種情況之間並沒有取得整合性。但是，中國政府有時並不見得會充分注意其他國家的擔憂，反而批判其他國家的理解不夠。
有鑑於此，雖然中國在擴大人民解放軍活動範圍的過程中表現國際協調的姿態，但同時從其活動內容和相關發言來看，足以顯示中國對現有的國際規範可能並無共識。
遠海機動作戰能力的提高
人民解放軍在積極展開活動的過程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海軍的動向。關於中國海軍，在2007年黨的十七大期間，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胡錦濤指示：「提高近海綜合作戰能力的同時，逐步向遠海防衛型轉變，提高遠海機動作戰能力，提高維護國家領海和海洋權益，以保護國家日益發展的海洋產業、海上運輸和能源資源戰略通道的安全」。
並且，2009年4月15日，在中國海軍建軍60周年之際，海軍司令員吳勝利的談話指出：「（今後）遠海訓練成為常態，海軍五大兵種（艦艇、潛艦、飛機、海岸防衛、陸戰隊）將每年多次組織部隊到遠海大洋練兵」。這樣，在黨和軍隊的領導人當中，中國海軍活動的活躍化已是既定路線。
實際上，關注中國海軍近年的動向就可以發現，在上述領導人的發言之前，中國就已經致力於提高遠海航海能力。僅列舉中國海軍在日本周邊的活動，就有以下事例。2004年11月，中國的核潛艦在日本領海內進行潛行航行；2005年9月，5艘驅逐艦等在樫（中國稱天外天）天然氣田附近航行；2008年10月，4艘驅逐艦等通過津輕海峽並圍繞日本周邊航行；2008年11月，4艘驅逐艦等穿過沖繩主要島嶼和宮古島之間進入太平洋；2009年6月，5艘驅逐艦等通過南西諸島進入沖之鳥島東北260公里海域。有鑑於此，可說胡錦濤主席在2007年的指示和2009年海軍司令員吳勝利的發言，是對中國海軍活動的活躍化做事後定型。
此外，2000年以後，海軍的訓練形態也出現了變化。例如，2003年報導了「首次混合編隊訓練」。「混合編隊」是組合驅逐艦和巡防艦的編隊，這意味著中國海軍開始將系統艦隊的觀點導入訓練當中，為適應現代海上作戰邁出第一步。
此後的演習和訓練內容，取得驚人發展。在2004年後半期，反覆報導遠程的飛行訓練和各種飛機的反艦同時攻擊訓練。同時，還報導了水上艦艇與飛機協同訓練的情況。2003年以前，中國海軍僅以同一艦種組成艦隊，而到了現在，已能實施綜合運用艦艇、飛機等各種裝備的訓練，其步伐是迅速的。
在2010年，中國海軍遠海的航海訓練行動沿著這個路線展開。從3月到4月，中國北海艦隊的6艘艦艇穿過沖繩主要島嶼和宮古島之間，經過台灣和菲律賓之間的巴士海峽，展開至南海，進行了演習。在這次演習中，2006年11月服役的新驅逐艦「瀋陽號」，首次執行遠海的航海訓練任務。
2010年4月，由2艘驅逐艦、3艘巡防艦、2艘潛艦、1艘補給艦、1艘潛艦救護艦、1艘拖船共10艘組成的東海艦隊艦艇，經過沖繩主要島嶼和宮古島之間，向東進入太平洋，在太平洋海域進行訓練及海上補給。據《解放軍報》報導，這次演習強調主戰兵力在外洋進行實兵對抗訓練的意義，以指揮、協同、技術、保障為重點，進行演習和訓練，提高了海上機動作戰和綜合保障的能力。此外，據說還進行輿論戰、心理戰、法律戰所謂「三戰」的相關訓練、反恐、海盜應對訓練。
此外，中國海軍還致力於反潛作戰訓練。這支東海艦隊的訓練艦隊跟隨有兩艘基洛（KILO）級潛艦，有可能在太平洋的深海海域進行反潛作戰訓練。但是，在沖繩南方被觀測確認到時，兩艘基洛級潛艦正浮出水面航行，並有潛艦救護艦和遠海拖船跟隨。從這種艦隊的運用來看，可以感受到中國海軍對外展示威嚴的意圖。另一方面，潛艦的最大武器是隱密性，其行動要盡可能追求隱密，從這一常識來判斷，也可以將以上行動理解為中國海軍對潛艦的運用還沒有自信。
人民解放軍這一系列的行動，在日本也引起很大的反響。對此，中國外交部只簡單地說道：「中國海軍近期在公海海域進行了年度的正常訓練」。此外，中國國防部僅主張：「在公海海域組織軍事訓練符合國際法，也是世界各國的通行做法。不應刻意渲染。」
但是，上述東海艦隊的訓練艦隊卻採取威脅在公海上航行安全的行動。2010年4月8日，該訓練艦隊在東海進行演習時，對執行警戒監視行動的日本巡防艦「鈴波號」，中國的艦載直升機異常接近至水平約90公尺、高度約30公尺的距離。並且，4月21日，對在太平洋上警戒監視這些艦隊的巡防艦「朝雪號」，中國的艦載直升機再次異常接近至水平約90公尺、高度約50公尺的距離。對這些危險行為，日本政府通過外交管道向中國政府表示抗議。（編者按：依國際慣例，飛機應與船之間保持至少150公尺的高度，及450公尺的水平距離。）但是，中國駐日大使程永華卻主張說，「（假如）日本在軍事演習中被中國軍艦纏住不放，日本會怎麼想？」、「希望日本從相互理解的立場考慮並採取行動」，反過來指責日本方面的一系列警戒監視行動。
2010年7月3日，由1艘驅逐艦、1艘巡防艦組成的中國海軍艦隊自東海向太平洋行駛。當時，日本的統合幕僚監部（總參謀部）在隔日發表中國艦隊通過的事實。對此，中國國防部主張說：「中國海軍艦艇於近日穿越宮古海峽，是符合國際法的正常航行行動。中方認為日方沒有必要為此專門發佈消息」。
如此，中國海軍為了提高遠海的機動作戰能力，正在把遠海訓練常態化，在周邊海域的活動也呈增加和擴大的趨勢。周邊國家和相關國家，不得不關注正在擴大的中國海軍活動，對自己國家的航行安全以及安全保障所產生的影響。為了不致於讓周邊國家擔憂，中國海軍的活動必須遵守國際慣例和規範。但如上所述，由於中國海軍的艦載直升機異常接近日本的巡防艦等行為，中國海軍的活動目前正引起周邊國家和相關國家的憂慮。然而，對周邊國家和相關國家的擔憂，中國政府反而擺出指責對方國家的認識和行動的姿態。希望中國通過具體的活動方式，努力消除憂慮。
在南海、東海的訓練活動
另一方面，關於胡錦濤主席指示的提高近海綜合作戰能力方面，在2010年也出現值得注意的動向。
首先，在南海，中國海軍於2010年7月在南海艦隊的演習中，北海艦隊和東海艦隊的艦艇與南海艦隊的艦艇聯合進行多兵種協同實兵實彈演習。據《解放軍報》報導，此次演習進行了在複雜電磁環境下的多兵種協同對海上的遠程精確打擊、航空兵制空作戰、以及在複雜電磁環境下的水面艦艇編隊綜合防空反飛彈演習等。此外，中國海軍各艦隊最新的主力驅逐艦也參加演習，除海軍司令員吳勝利以外，總參謀長陳炳德也親赴當地檢閱，強調「要高度關注形勢任務發展變化，紮實做好軍事鬥爭準備」。人民解放軍致力於該演習，顯示中國對南海的重視。
中國海軍如此重視該海域，有可能以誇耀壓倒性的軍事力量，企圖以有利於本國的形式，來解決與東南亞各國之間為懸案的南沙群島主權問題。此外，也有可能其意圖在於，通過在海南島加緊建設的海軍基地部署新型彈道飛彈核潛艦及核子動力攻擊潛艦，加強對美國的核威懾能力，並確保在該海域的航線。
另外，空中加油訓練的活躍化，是中國軍機在該海域的行動特點。例如，2009年5月，殲擊機J–8（殲–8）赴南海進行空中加油訓練。此外，同年6月，廣州軍區空軍航空師的殲擊機首次組成編隊進行空中加油後，也進行了遠海訓練。並且在同年7月，對部署在南海正面的第三代（一般稱第四代）殲擊機J–10（殲–10），進行了空中加油訓練。
從這一系列空中加油訓練的實施中可以窺見，人民解放軍志在通過擴大中國軍機的行動範圍，在圍繞南海海洋權益與周邊國家摩擦增多的形勢下，確保在該海域的空中優勢。但是，考慮到還沒擁有能對Su–30（蘇–30）進行空中加油的裝備，中國軍機在該海域的行動目前仍有限制。因此，中國也許計劃開發大型運輸機，並將這種機體改造為國產的空中加油機。
人民解放軍在南海活動的活躍化，引起周邊國家和相關國家的擔憂。例如，2010年7月23日，在越南河內召開的東盟地區論壇部長會議上，美國國務卿希拉蕊・克林頓在闡述「南海的航行自由是美國的國家利益」，牽制中國海軍在該海域的活動的同時，也表示：「美國支持主權的主張應以合作性外交程序來解決問題」。對克林頓國務卿的發言，中國外交部長楊潔篪反駁說：「這是對中國的攻擊」、「在航行自由上沒有問題」。
另一方面，從2010年6月底到7月，中國東海艦隊在浙江省海域進行了實彈射擊演習。此外，7月中旬中國海軍在東海也進行反艦飛彈演習；8月在該海域還進行了實彈射擊演習。並發布從9月1日到4日，要在黃海海域再進行實彈演習。
進行上述演習前後，2010年7月，對於預定在黃海的公海上實施的美韓海軍聯合演習，其中有美國航空母艦「喬治•華盛頓號」參加，馬曉天副總參謀長表示，「（實施海域）距離中國領海很近，舉行這樣的演習，我們是非常反對的」。中國外交部發言人也主張：「我們的立場是一貫的、明確的。我們堅決反對外國軍用機艦到黃海及其他中國的近海，從事影響中國安全利益的活動」。
中國對美國海軍在黃海上的行動明確表示反對，而且中國海軍的一系列軍事演習，似乎是在對美韓海軍聯合軍演所採取的對應行動，顯示中國試圖限制美國海軍在本國周邊海域的行動，令人關注。2009年3月，在南海包括中國海軍艦艇在內的中國船隻，對美國海軍的聲納探測艦「無瑕號」進行圍堵行動時，中國認為自己有權制約美國海軍在本國專屬經濟區（EEZ）的行動。2010年7月，中國要求美國海軍停止行動的海域為「黃海及其他中國近海」，此範圍比EEZ的定義更不明確，可以進行恣意解釋。在裝備的現代化發展、海空軍的武力投射能力提高的情況下，中國開始對美國海軍在本國周邊海域的行動唱反調。這可符合以下的觀點，即「意圖確立在所謂第一島鏈內側東海和南海的制海權，阻止外國軍隊接近中國」。中國有關中國周邊海域的主張，與依據公海上「航行自由」使自己在日本周邊海域和太平洋上的行動合法化的邏輯之間，存在著矛盾。中國海軍在提高近海綜合作戰能力的過程中，中國海軍活動的活躍化，使周邊國家和相關國家不得不感到擔憂，擔憂中國是否在主權問題上有進行軍事威懾的意圖。而且，中國的說明並未能化解這些擔憂。
另一方面，對於周邊海域的各種問題，中國並沒有完全忽視周邊國家和相關國家的擔憂及國際輿論。在河內召開的東亞領導人系列會議之前，中國駐東盟大使主張通過兩國間談判來解決南海問題，並批判日、美的干預。但同時，參加該會議的溫家寶總理，堅決主張有效地履行2002年簽署的《南海各方行動宣言》，朝向制定具有拘束力的《行動規範》，今後也將繼續合作等，強調與東盟各國繼續對話，並提出進一步加強經濟合作，致力於化解對中國的擔憂和疑慮。此外，北朝鮮對延坪島的炮擊事件後，在美韓發表將從2010年11月28日起再次進行聯合演習時，中國外交部發表談話說，「我們反對任何一方未經允許在中國的EEZ內採取任何軍事行動」，繼續堅持限制其他國家在本國EEZ內的軍事行動，但是對以前反對在黃海上的演習，事實上給予默認。
| 專欄：中國籍軍艦和船隻對美海軍調查船「無瑕號」的妨礙行為
中國海軍軍艦及其他隸屬政府機關的船隻，在2009年3月對美國海軍調查船「無瑕號」進行的妨礙事件，是中國以對自己有利的思維方式，來解釋專屬經濟區（EEZ）、抵觸國際規範「航行自由」的典型事例。 對於在海南島南面約70海浬的公海上執行例行任務的「無瑕號」，5艘中國軍艦和船隻（海軍資訊收集艦、漁業局漁業監視船、國家海洋局海洋調查船、2艘拖網漁船）將其包圍。為了防止接近，儘管「無瑕號」進行噴水，但這些中國船艦還是接近至約8公尺的距離，更在航路前方投下木材等妨礙航行，還試圖用棍棒將拖船的聲納系統拉過來。 對中國方面的這些行動，美國駐中國大使館提出抗議，美國國防部也召見中國人民解放軍駐華盛頓武官，表示抗議。此外，美國國防部發言人也主張說，根據國際法的規定，即使未事前通知或獲得同意，美軍也可以在包括EEZ在內的其他國家領海外的海域進行活動。 而另一方面，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答覆說，「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涉外海洋科學研究管理規定》，「無瑕號」未經中方許可在南海中國的EEZ活動，中方已經就此向美方提出嚴正交涉。我們要求美方立即停止有關活動，並採取有效措施，避免再次發生類似事件。」對於中國的以上答覆，為出席中國海軍建軍60周年紀念活動而訪華的美國海軍作戰部長加里•拉夫黑德（Gary Roughead）表示，「美中之間在EEZ的法律解釋上仍然存在著差異」。 在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EEZ制度中，僅對「科學調查」做了規定，對軍事活動並沒有做出明文規定。中國將本國的EEZ看作領海，限制「航行自由」，這將引起包括日本和美國在內的周邊國家及相關國家的擔憂。2010年7月，美國國務卿克林頓在東盟區域論壇部長會議後的記者會上表示：「在南海的航行自由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這一發言可說正是象徵了各國對中國的憂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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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國際安全保障合作
眼下人民解放軍正在積極參加包括聯合國維和行動在內的國際安全保障合作，表現出國際協調的姿態。在中國海軍成立60周年之際，海軍司令員吳勝利接受採訪時說：「要把非戰爭軍事行動能力建設納入海軍現代化建設和軍事鬥爭準備全局，把提高遠海機動能力和戰略投送能力納入海軍軍事能力建設體系，把海上應急搜救等非戰爭軍事行動相關專業力量建設納入海軍軍事力量建設整體，科學籌劃、組織和實施。」在本節開始介紹的這些人民解放軍行動的背後，可以認為有吳司令員所述的意圖，這種意圖就是：以通過參加一系列國際安全保障合作，來提高自己的外洋機動能力和武力投射能力。換句話說，中國參加國際安全保障合作，不僅向國際社會表示了協調姿態，還意圖提高人民解放軍的能力，並有展示其行動能力的目的。
在中國國際安全保障合作中特別引人注目的是，從2008年12月起持續進行在亞丁灣、索馬利亞海域的護航行動。中國至2010年末為止，曾經7次向索馬利亞周邊海域派遣由水上戰鬥艦艇及補給艦組成的艦隊。派遣部隊大約3個半月輪換一次。此外，在派遣部隊中還包括特戰部隊和新型的大型登陸艦「崑崙山號」。派遣部隊不僅對中國籍船舶，還對包括日本籍船舶在內的各國船舶進行護航行動，並進行登陸艦的沉浮作業、登陸艦艇和特戰部隊的反海盜演習、特戰部隊從直升機降落的訓練等。此外，任務結束後，有的艦艇還對歐洲及亞洲各國進行友好訪問。並且以「和諧使命」的名義，向周邊海域派遣醫療船「岱山島號」，在亞丁灣、索馬利亞海域沿岸各國等進行診察。
中國海軍曾有「七天之癢」一說，即航海7天以上之後，船員在心理上就會難以忍受。但與中國艦艇一起在亞丁灣從事護航行動的一些日本海上自衛官，對於在亞丁灣、索馬利亞海域進行行動的中國海軍高度評價說：「現在提高了外洋展開的能力，執行任務不亞於日本」。
此外，通過一系列的護航行動，可以看到人民解放軍想與各國推進國際協調的動向。中國海軍在當地與各國派遣的艦艇共用資訊，指揮官之間進行會面，此外，還進行共同護航、聯合演習、軍官的相互派遣等。回應中國海軍的呼籲，2010年4月和5月兩次，日本海上自衛隊也與中國方面，就護航的方法和應對進行相關協商。此外，2010年1月在紐約聯合國總部召開的相關國家會議上，中國代表表明將參加多國軍隊的聯合作戰。且在同月，也表明要加入「資訊共用與防止衝突」（SHADE），並成為輪值主席的意向。會議在主席聲明中評價說：「對中國表現出的協調意願表示歡迎」。
如此，通過在亞丁灣、索馬利亞海域的國際安全保障合作，人民解放軍利用各種機會進行有助於進一步提高能力的各種演習和訓練，同時，也向各國展示其行動能力的提高。人民解放軍似乎期望通過此類活動，向各國具體展現國際協調的姿態，提高中國的外交影響力，並化解各國對中國軍事力量的擔憂。
增強作用的軍事外交
實務交流的強化
胡錦濤政權為了推進建設「和諧世界」，將人民解放軍做為外交資源之一，強化了軍事外交。在中國，軍事外交被理解為國防部門或軍隊進行的對外交流、交涉、鬥爭，從根本上來說，是在國家外交戰略中進行的活動。2006年8月底召開的中央外事工作會議，確認了「推動建設和諧世界」做為中國的外交目標，強調以「黨的領導」做為包括人民解放軍在內的整個中國外事工作的關鍵。也就是強調「全黨全國都要切實把思想認識統一到中央對國際形勢的判斷上來，統一到中央提出的對外大政方針和戰略部署上來，堅決貫徹中央對外工作的方針政策」，這裡所指出的對外工作，除了政黨、人民代表大會、政治協商會議、地方政府、民間團體以外，還包括人民解放軍的對外工作。
這次會議後，同年9月召開的全軍外事工作會議，再次確認「軍隊的外事工作是黨和國家外事工作的重要方面」（曹剛川國防部長），要求全軍的外事部門加強有關軍事外交的戰略研究。政權內和人民解放軍內關於軍事外交的具體討論內容尚不清楚，根據梁光烈國防部長所說，除了過去以高層往來為主增進信賴關係的象徵性交流以外，重視解決具體問題的實務交流和重視多邊交流，是中國新軍事外交的特徵。
在實務交流方面來說，2009年6月與加彭軍隊進行「和平天使─2009」的人道主義醫療救援聯合行動。在位於中非的加彭共和國奧果韋─伊溫多省進行的聯合行動中，有人民解放軍醫療隊員66人參加，分專業培訓、救援演習、醫療救助三個階段進行聯合行動。中方醫療隊員與加彭的醫務人員共同在馬科庫、奧旺、布埃、梅甘博等四個地區診治近2萬病人，實施手術300多例。
此外，同月與新加坡軍隊一起，在位於廣西壯族自治區桂林市的綜合訓練基地進行「合作─2009」的安保聯合訓練。「合作─2009」是針對核、生物、化學恐怖活動的聯合訓練，由偵察、核生化防護、洗消等三個混合編隊組成，在9天之內，分理論研討、共同訓練、綜合演習三個階段進行訓練。這是人民解放軍首次在這些領域上與外軍進行的聯合訓練，中國國防部外事辦公室高度評價說，這擴寬了與外軍的交流領域。
從2009年6月底到7月，人民解放軍與蒙古軍隊進行了「維和使命─2009」的聯合訓練。這是人民解放軍首次與外國軍隊進行關於國際維和行動的聯合訓練，除探討關於維和行動的相關理論之外，還進行運輸任務和營區的警戒防衛等演習。《解放軍報》指出，這次聯合訓練「兩軍實務交流與合作邁入一個嶄新的階段」，並將在國際維和領域的聯合訓練的實施，定位為表示兩軍關係發展階段的指標。此外，還認為「維和使命─2009」的目的是「提高中、蒙兩軍共同執行維和任務的能力」。另外，副總參謀長馬曉天也強調，這次聯合訓練「反映出兩國共同維護世界及地區的和平與穩定、攜手共創和諧發展環境的共同願望」。考慮到這些，中國方面可能顧及將來要向聯合國的維和任務聯合派遣人員。
這些高度實務性軍事外交的展開，說明中國軍事力量的現代化努力和對聯合國維和任務的人員派遣、參加國際搜救活動等人民解放軍的國際合作活動，取得了一定成果，也說明人民解放軍對此加強了自信。例如，中國國防大學的研究者表示如下見解，近年來中國軍隊在各方面的實力和能力得到明顯加強，軍事外交的自信程度也增強。
此外，在國際維和方面來說，2007年11月，中國國防部維和事務辦公室在北京主辦的「中國─東盟維和研討會」，應當備受關注。該研討會還討論了中國─東盟之間合作、交流的可能性。做為該研討會的一個環節，中方還邀請東盟代表團，考察被派遣到聯合國駐剛果（金）特派團（MONUC）的工程兵大隊所在的61975部隊（北京軍區），意在表達中國有意為東盟提供在派人參與聯合國維和任務的過程中所積累的經驗。事實上，在2007年和2009年人民解放軍主辦召開的維和工作會議上，不但確認了歷屆人員派遣的成果，而且還強調「走出去」和「請進來」的重要性。也就是說，除了向聯合國維和任務派遣人員之外，還表示人民解放軍以維和行動來主動擴大交流與合作的意向。
有效利用多邊平台
近年來中國軍事外交的另一個特徵是，有意識地強化了有效利用多邊平台。據中國國防部新聞發言人黃雪平大校說，尤其是以2009年海空軍成立60周年為契機，中國「展開了多邊軍事外交活動」，「取得了很多成果」。紀念海軍成立60周年之際，2009年4月中國海軍在山東省青島市，邀請到14個國家的21艘外國艦艇來舉行海上閱兵活動。對於海上閱兵活動，《解放軍報》等中國媒體強調，中國的艦艇都是國產的，向國際社會展示中國做為負責任的大國，有信心建設合適的海軍力量。此外，同年11月，在紀念空軍成立60周年之際，有32個國家的空軍代表團參加了在北京舉辦的「和平與發展國際論壇」。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胡錦濤對各國的空軍代表團說：「推動建設互利共嬴、安全和諧的空天環境。促進人類的和平與發展這一崇高事業」，強調中國空軍的對外協調態度。此外，空軍司令員許其亮也說：「以與傳統友好國家進行聯合軍事演習和聯合訓練為突破口，逐漸擴大與世界各國空軍的合作範圍和領域」，更具體地表示了中國空軍希望對外合作的意向。也就是說，人民解放軍想利用多邊平台，表示重視對外協調的姿態。
在各個領域，中國還有意識地利用多邊平台。例如，關於國際維和領域，中國於2009年6月設立了國防部維和中心，同年11月在這個維和中心舉辦2009北京「國際維和研討會」，來自聯合國、歐盟、非盟、東盟、非結盟運動及紅十字國際委員會，還有21個國家的政府與軍方人員共110人參加了研討會。在研討會上，就提高聯合國維和行動的效能和維和部隊的訓練水準等交換意見，在研討會結束後第二天，向研討會參加者公開了派遣至聯合國維和任務的專業部隊的訓練情況，工程兵分隊還表演排雷和鏟車操作。另外，在國防部維和中心，對國內外聯合國維和人員（部隊指揮人員、軍事監察人員、參謀人員）進行培訓和對外交流。在培訓方面，2010年9月下旬，以中國和聯合國共同主辦的形式，首次舉辦為期一周的高級指揮官培訓班，人民解放軍大校和少將等19名中高級軍官參加培訓。國防部維和辦公室副主任張力表示，在國防部維和中心設置高級指揮官培訓班，不僅「有利於進一步加強我國與聯合國在維和培訓領域的交流與合作」，「也有利於完善我軍維和初、中、高三級培訓體系，推動我軍進一步提升遂行維和行動的能力，」強調對外交流和培訓兩方面的意義。
此外，2009年11月在北京召開了亞丁灣護航的國際合作協調會議。這是根據2008年12月聯合國安理會1851號決議而設置的聯合國索馬利亞海盜問題聯絡小組第一工作組要求召開的會議，討論對亞丁灣海盜對策的合作和分區護航合作。在這次會議上，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馬朝旭談到：「中國對護航國際合作歷來持有積極、開放的態度，願意在聯合國安理會有關決議的框架下，與所有相關國家和組織展開多種形式的雙邊及多邊的護航合作，共同維護亞丁灣索馬利亞海域的和平與安寧」。
以海盜對策為主題的對外交流與合作，首先以交換資訊的形式具體進行。2009年，派遣至該海域進行海盜對策的中國海軍艦隊，在海上與美國、歐盟、俄羅斯、北約、韓國等巡防艦進行相互訪問，並交換資訊。此外，2010年4月底中國海軍第5批護航編隊指揮員張文旦，在旗艦飛彈驅逐艦「廣州號」艦上與日本第4批護航編隊司令南孝宜上校進行會面，彼此介紹相互的活動等，進行會面交流。
中國海軍當初參加海盜對策時，在中國國內雖然強調根據聯合國決議派遣艦隊的意義，但對派遣的經常化和參加歐美主導的合作框架，中國還是有許多人持審慎意見。但是2010年1月，中國表明中國海軍將參加包括美國和北約、歐盟在內的多國部隊的共同作戰，中國於同月首次參加在巴林召開的「資訊共用與防止衝突」（SHADE）框架。SHADE是以美國海軍為主的聯合海上部隊（CMF）和歐盟海軍共同領導的框架，中國參加這個框架，更積極顯示中國海軍對海盜對策的協調姿態。
中國在軍事外交中積極參與和利用多邊平台，其目的在於，在包括軍事力量在內的中國國力迅速增強的情況下，具體廣泛地向國際社會宣傳，其增強的力量乃是用於穩定國際秩序，以便消除中國威脅論。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馬曉天在2009年底召開的中國國際戰略學會2009年年會上強調指出，中國軍事外交的目的，是為維護區域與世界和平穩定做出積極貢獻。
但是也可以認為，多邊軍事外交還有在國際框架中取得主導權的目的。例如，2009年11月中國要求成為SHADE的主席國，2010年1月參加SHADE時，中國國防部強調有必要在SHADE中導入輪值主席制，中國有資格出任SHADE的輪值主席。
此外，關於中國軍事外交的目的應指出，其目的不僅是要展現協調的對外姿態，以及建設友好的國際輿論而已。在中國國防大學的研究者中，有人從「軍事力量的非暴力運用」的觀點，主張把軍事外交做為在國際交涉中要求對方接受妥協的手段。在他們的論述中，有進行如下的討論，也就是軍事外交要有遏制現實和潛在對手戰略企圖的威懾功能；而且還指出軍事外交的前提，是在須有相應的軍事能力的條件下，須有必要時使用這一實力的意志和決心。換言之，以軍事外交對外展現中國的軍事力量，不僅表示人民解放軍在協調性和開放性方面的努力，還通過對外顯示軍事力量的明顯提高，以及必要時使用軍事力量的可能性，來達到威懾效果。另外，這些討論顯示人民解放軍正在加深對軍事力量現代化的自信，以中國的軍事力量處於相對劣勢為前提是以往的威懾論，這種情況正在發生變化。
假如以這種討論為前提，中國在軍事力量平衡上處於相對優勢後，中國就會重視對他國的軍事外交，由此，可在某種程度上期望中國提高軍事透明度。例如，人民解放軍與22個國家的國防當局確立了防務安全磋商對話機制，2002年後該機制基本上是與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周邊國家建立的，中國對這些國家公開了部分軍事演習的情況。
中國的軍事外交與軍事力量的增強努力並不矛盾，而是表裡一致的。
以政治關係為優先的對日軍事外交
中國對日本的軍事外交，經常隨日、中之間政治信賴關係進行討論。即在日、中之間政治關係的延續上討論防務交流和安全保障領域合作的發展和可能性，在中國方面，兩國間政治關係的改善和發展，是防務部門之間交流與合作的前提。在這些討論當中指出，日中防務交流停留在較低水準的原因之一，在於國家層面上雙方缺乏戰略互信，以兩國軍事和安全保障政策動向的擔憂和歷史問題的存在，做為缺乏戰略互信的事例。如果日、中之間缺乏戰略互信，中國方面對與日本軍事外交的根本目的，就在於建設政治性的信賴關係。
但是，隨著中國軍事力量的現代化，特別是中國海軍行動範圍的擴大，以及中國第三代（一般稱第四代）殲擊機等的增加，不能否定在海域、空中，自衛隊與人民解放軍之間發生「不測事態」的可能性。2010年4月，對在東海執行警戒任務的海上自衛隊巡防艦「鈴波號」和在沖繩南方公海上的巡防艦「朝雪號」，中國海軍的艦載直升機各別接近至水平距離90公尺處。日本對該危險行為向中國方面提出抗議。考慮到這些情況，在日中之間的軍事外交和防務交流中，也需要具有危機管理的功能。2007年4月溫家寶總理訪日時，所發表的日中聯合新聞公報做為日中兩國未來的合作領域之一，以「防止發生海上不測事態」為目的，明載「加強兩國防務當局的聯絡機制」。並且，在同年8月底的日中防長會談中，為建立兩國防務部門的海上聯絡機制，達成設置聯合專家小組的協定。2008年4月，在北京召開第1次聯合專家小組磋商；2010年7月，在東京召開第2次磋商，就整個海上聯絡機制的框架和技術問題等交換意見。
但是從危機管理的觀點來看，在日中防務部門之間，要建立聯絡機制並不簡單。2007年2月，在會見來華訪問的前防衛廳長官額賀福志郎時，國防部長曹剛川表示：「人民解放軍與其他國家沒有熱線，有必要在國內進行調整」。曹剛川部長所指的「國內調整」，可認為有兩個意思。一個是，政府相關部門之間的調整。日中之間想要設置的聯絡機制，是以「防止在海上發生不測事態」為目的，但在中國，海洋相關部門不只有海軍，還有國家海洋局、國家海事局、海監總隊、農業部漁業局和海關等各種部門。以和日本設置聯絡機制為前提，中國必須在這些部門中進行調整。另一個調整，可能是人民解放軍內指揮命令系統的調整。根據報導，估計中國方面聯絡機制的對口之一為國防部外事辦公室。但是，外事辦公室是一個涉外窗口，與人民解放軍部隊之間並不存在直接指揮命令的關係。因此，在需要迅速採取措施以迴避危機的情況下，以國防部外事辦公室做為窗口，其聯絡機制的效能是有侷限性的。
從危機管理的觀點來看，需要和能夠更直接與部隊接觸的對口單位建立聯絡機制，並建立部隊之間共用的行動準則。但是，中國方面所強調要與日本設置聯絡機制的意義為「增進互信」，並沒有特別強調在危機管理方面的意義。此外，根據日本方面的新聞公告，在尖閣諸島（釣魚台列島）海域發生中國漁船衝撞事件後，北澤俊美防衛大臣與梁光烈國防部長於2010年10月在越南河內舉行的會談中，雙方「一致認為必須早日在防務當局之間建立海上聯絡機制」。但是，《解放軍報》和《人民日報》等中國主要報紙，沒有對海上聯絡機制進行報導，只報導梁國防部長所言「不斷加強互信」，推進日中之間防務交流的健康發展。由此可見，中國方面建立政治上的信賴關係，比和日本的防務交流更優先。此外，對於海上自衛隊的訓練艦隊訪問青島的計畫，在北澤防衛大臣與梁光烈部長之間會談的前一天，中國方面以釣魚台事件為由，通知日本方面計畫「延期」。
此外，近年來日中防務交流的另一個特徵是，試圖建立以非傳統安全保障為主的合作關係。在2007年8月的日中防長會談中，就逐漸探討在「抵禦自然災害等非傳統安全保障領域的交流」達成共識。2008年5月胡錦濤國家主席訪日時，在聯合新聞公報中寫明「雙方將探討在聯合國維和行動、救災救援等領域合作的可能性」。並且，2009年3月防衛大臣濱田靖一訪華時，「就國際維和、抵禦自然災害、反海盜對策等兩國間共同課題交換了意見。特別是在亞丁灣、索馬利亞海域進行的反海盜行動中，推動情報資訊交換等方面的合作」。
這些共識的表述，說明了兩國合作領域的擴大以及磋商所取得的進步。即在合作領域方面，當初僅揭示要應對抵禦自然災害，胡錦濤主席訪日時增加了聯合國維和行動，濱田防衛大臣訪華時又增加反海盜的內容。此外，在可望實現的交流以及合作的程度上，表述也從「逐步探討」改成「探討」直至「推進」，表明兩國的防務部門在實現非傳統安全保障領域的防務交流問題上，秉持著向前看的姿態。
有了這些進展後，在2009年11月的日中防長會談中，就「適時」在舉行海上聯合搜救訓練上達成協議。此外，對救災、國際維和等非傳統安全保障領域的合作上，決定展開經驗交流與合作的交換意見。由此可以認為，交換意見中包括展開有關人道救援及救災聯合訓練等兩國間的具體合作。
從建設信賴關係的觀點來看，日中之間的防衛交流正在逐漸發展。以非傳統安全保障這一新的合作主題，也開始進行部隊間交流和實務者交流的制度化，並實現了艦艇的相互訪問。此外，還就實施參謀對話和日本陸上自衛隊方面隊與中國人民解放軍大軍區之間的交流達成協定，2010年6月人民解放軍濟南軍區司令員范長龍訪問日本兵庫縣伊丹市的陸上自衛隊中部方面隊總監部。但是，對於繼續實施不受政治關係影響的防務交流，及設置以危機管理為目的的聯絡機制，中國幾乎尚未表示要具體進行商討。日中政治關係一旦惡化時，中國可能以停止防衛交流為手段來表達中方的政治意圖，中國對日本的軍事外交仍然停留在培養政治上信任的階段。
表1 在日中防長會談（2009年11月27日）中達成的交流與合作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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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繼續展開防務部門領導人的互訪 （2）繼續展開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副總參謀長、軍種司令和日本自衛隊各參謀長的互訪 （3）每年舉行日中防務安全磋商 （4）從2010年開始展開中國人民解放軍大軍區與日本陸上自衛隊方面隊之間的交流 （5）繼續展開艦艇互訪 （6）適時舉行海上聯合搜救訓練，並在災害救援、聯合國維和行動等非傳統安全領域上，展開經驗交流與合作交換意見（包括就兩國的人道救援、救災聯合訓練等具體合作事項交換意見） （7）為儘早建立日中防務部門的海上聯絡機制，儘早在東京舉行第二次聯合工作小組的磋商＊ （8）展開各專業領域的人員交流 （9）加強雙方在多邊安全框架中的合作。 |
＊第2次共同工作小組協商，2010年7月26日已在東京舉辦。
裝備的現代化
裝備的充實
人民解放軍正面臨很大的變化。以前的人民解放軍，是以廣闊的戰場和大量的兵員來彌補落後的裝備，屬於「前現代的軍隊」。但是在三十多年以來的改革開放政策下，中國實現了顯著的經濟發展，同時也急速推進人民解放軍的現代化。在此，以對包括日本在內等周邊國家的安全保障產生重大影響的海軍、空軍、第二砲兵等3個軍種為重點，來確認裝備現代化的動向和現狀。
潛艦
1950年代，根據與蘇聯之間的協定，中國引進傳統潛艦（SS）W級及R級，進行散件組裝生產（進口主要零部件後，在本國進行組裝的生產方式），1960年代中蘇關係惡化之後，蘇聯不再提供的零部件也開始在中國國內生產。1960年代末，以R級的國內生產技術為基礎，中國開始MING（明）級SS的開發。1990年代中期，以MING級為基礎而開發的SONG（宋）級SS下水。SONG級使用歐洲的發動機和聲納技術。
一般認為中國開發核子動力攻擊潛艦（SSN）花掉很長時間。但1970年代HAN（漢）級下了水，做為其後繼，1990年代中期得到俄羅斯的支援，中國又開發了SHANG（商）級。SHANG級的技術是2004年下水的JIN（晉）級彈道飛彈核子潛艦（SSBN）的基礎。JIN級計畫裝載開發中的潛射彈道飛彈（SLBM）JL–2（巨浪–2），射程超過8,000公里。
1993年和2002年，中國總共從俄羅斯購買12艘基洛（KILO）級SS。2002年購買的8艘（636型），具備優秀靜音性，裝有射程180公里的巡弋飛彈SS–N–27。2004年下水的YUAN（元）級SS，船體受到基洛級的影響，除具有在中國僅次於基洛級（636型）的靜音性之外，還被認為裝有不浮出水面或使用通氣管也可長時間潛航的AIP（不依賴空氣動力裝置）系統。此外，YUAN級、SONG級及SHANG級裝有射程40公里的巡弋飛彈YJ–82（鷹擊–82），估計未來將改換成正在開發中的巡弋飛彈CH–SS–NX–13。
驅逐艦
中國從蘇聯引進KOTLIN級，在2000年之前，以此為基礎而開發的LUDA（旅大）級反覆進行改進。此外，在1980年代後半期使用歐美的技術，首次開發了配備有射程13公里的地對空飛彈（SAM）HQ–7（紅旗–7）和反潛直升機的LUHU（旅滬）級，1990年代後半期，中國以該級為基礎，開發了LUHAI（旅海）級。
1997年和2002年，中國從俄羅斯分別購買2艘現代級。該級裝有射程160公里的超音速反艦巡弋飛彈SS–N–22及射程25公里的SAM（防空飛彈）SA–N–7。
2000年以後，中國以LUHAI級船體為基礎開發LUYANG–Ⅱ（旅洋–Ⅱ）級，2003年該級艦下水，該級艦裝有國產大型相控陣列雷達、射程100公里的SAM HHQ–9（海紅旗–9）及射程280公里的反艦飛彈YJ–62（鷹擊–62）。2004年底，LUZHOU（旅州）級下水，該級艦裝有射程150公里俄羅斯製造的SAM SA–N–20及射程160公里的反艦飛彈YJ–83（鷹擊–83）。
巡防艦
1950年代，中國對從蘇聯購買的里加級進行了散件組裝生產，1960年代也在國內開始進行零部件生產，改進該級艦後建造了CHENGDU（成都）級。並且，中國以里加級為基礎，開發了JIANGDONG（江東）級和JIANGHU（江滬）級。1980年代生產的JIANGHU–Ⅱ級，首次裝有歐美的設備，此後的型號也採用歐美的技術。以這些技術為基礎，在1990年代開發了裝有SAM和反潛直升機的JIANGWEI（江衛）級。2000年代，中國開發了大型且有隱身性能的JIANGKAI（江凱）級。其量產型JIANGKAI–Ⅱ級裝有中距離SAM HHQ–16（海紅旗–16）和資料鏈。
航空母艦
迄今為止，中國從海外購買了4艘航空母艦。據估計，其目的是研究航空母艦的結構和技術。1986年中國從澳大利亞購進「墨爾本號」，調查研究其船體後就將其拆卸。此後，中國購買了原蘇聯製造的「明斯克號」及「基輔號」，後來它們被轉用為主題公園。1998年從烏克蘭購買未完工的「瓦雅格號」。2002年「瓦雅格號」到達大連後，加上塗飾變更等，從2009年4月起持續進行整修。並且，據傳在2009年10月，一座與實物一樣大的航空母艦模型，做為武漢艦船設計研究中心的設施被建成。
外界認為，2008年9月在海軍大連艦艇學院開始艦載機飛行員的培訓。此外，關於艦載機，中國與俄羅斯進行購買Su–33（蘇–33）的協商，也有報導指稱，中國在進行以J–11（殲–11）為基礎的機體開發。
對於航空母艦的建造和保有，中國政府還沒有正式承認。但是2009年梁光烈國防部長曾表示，「大國中沒有航母的只有中國，中國不能永遠沒有航母」，以及「將根據經濟發展、建造水準、安全等綜合因素，建造航母時必須考慮到各種因素」，並沒有否定建造和保有航空母艦的可能性。
殲擊機
在1950年代，中國從蘇聯引進並改良米格–17（殲–5）、米格–19（殲–6），至1980年代，在國內生產許多架這些類型的殲擊機。此外，1961年中國得到蘇聯的許可，在國內開始生產米格–21，但隨著中、蘇對立，蘇聯撤回了技術人員，中國以蘇聯所提供的機體樣品和零部件開始生產J–7（殲–7），至2000年左右，進行反覆的改進。1960年代中期，中國以該機為基礎，開發出高性能的J–8（殲–8）。1980年代開發的J–8Ⅱ有雙引擎，並將進氣口從機首換到機體側面，對機體形狀做了很大變更。J–8Ⅱ有許多衍生型。例如，從1990年代後半期起開發的J–8F換裝了引擎，且因裝有新型雷達，可以發射具有BVR（超視距）能力的空對空飛彈（AAM）PL–12（霹靂–12），性能更高。此外，J–8D/F/H可以使用中國的空中加油機H–6U（轟油–6）進行加油。
殲擊機現代化的中心是第三代機型（一般稱第四代）的引進。1980年代中期，中國以以色列的LAVI為基礎，啟動第三代殲擊機J–10（殲–10）的開發計畫。該機的引擎及航電設備（裝載電子設備）是俄羅斯製造的，1998年進行首次飛行。J–10的戰鬥活動半徑較短，但近年來出現裝有受油管的機體。
1990年代以後，中國從俄羅斯購買第三代機Su–27（蘇–27），1996年起開始該機的散件組裝生產。本來生產合同數量為200架，但外界認為中國在收到約100架的零部件後，就取消剩餘部分的訂單，開始生產獨自改良的引擎、雷達及航電設備的J–11B。J–11B除了裝有具BVR能力的PL–12型AAM和紅外線導引的PL–8型AAM以外，還可裝載用於對地攻擊的被動雷達導引（捕捉目標發出的雷達波，導引至其方向的方式）反雷達飛彈YJ–91（鷹擊–91）和雷射導引炸彈。
而且，在1999年和2001年，中國也先後從俄羅斯購進Su–30MKK（蘇–30MKK），該機具有對地攻擊能力。2002年中國海軍進口了Su–30MK2。Su–30MKK裝載有被動雷達導引的反雷達飛彈（Kh–31P的射程110公里（Mod1）、200公里（Mod2）），也可進行空中加油。
中國第三代殲擊機占全部殲擊機的比例，在2000年只有3.7%。隨著舊式飛機的退役，2005年達到10%，現在上升到約28%。另外，2009年11月，空軍副司令員何為榮在接受中國中央電視台採訪時表示，中國正在開發第四代（一般稱第五代）殲擊機，該機配備到部隊將需要8～10年。2011年1月11日，第四代殲擊機J–20（殲–20）在四川省成都進行首次試飛。
預警機（AWACS）
中國與以色列在1997年達成協議，從以色列購買裝有以色列製費爾康雷達（Phalcon）的俄製A–50預警機。但是，對於這次中國首次購買預警機的計畫，美國在2000年表示強烈反對，要求以色列停止出售，因而以色列暫緩出售。此後中國在國內自行開發雷達，整修以A–50為基礎的大型運輸機IL–76（伊爾–76），製成KJ–2000（空警–2000）。
此外，中國以中型運輸機Y–8（運–8）為基礎，開發出KJ–200（空警–200）。KJ–200裝有類似瑞典「愛立眼」（Erieye）雷達系統的平衡木型雷達。
空中加油機
中國從1970年代起開始研究空中加油技術，1991年首次成功進行空中加油，其機型是將轟炸機H–6（轟–6）整修的H–6U，該機僅可對J–8D/F/H及J–10進行加油。而且，為了獲得向Su–30進行空中加油的能力，中國與俄羅斯在2005年達成協議，決定從俄羅斯購買IL–78（伊爾–78），但還沒有實現交貨。
彈道飛彈
中國以從蘇聯引進的R–2為基礎，從1950年代後半期開始開發DF–2（東風–2）。此後由於中蘇關係惡化，得不到支援，所以獨自進行彈道飛彈的開發。
在短程彈道飛彈（SRBM）方面，中國在1980年代開發了DF–11（東風–11，射程280～350公里）及DF–15（東風–15，射程600公里）。DF–15系列包括有提高命中精確度的A型、裝有機動彈頭（MaRV）的B型，以及用於地下攻擊的C型。據估計，截至2009年底，中國在台灣對岸配備1,000枚以上的DF–11和DF–15。
在中程彈道飛彈（IRBM）和次中程彈道飛彈（MRBM）方面，1960年代中國開發了DF–3（東風–3，射程2,500公里）、DF–4（東風–4，射程4,750公里），1970年代又開發出固體燃料機動式的DF–21（東風–21，射程2,150km）。DF–21是以潛射式彈道飛彈（SLBM）JL–1（巨浪–1）為基礎開發的飛彈。DF–21系列包括增程的A型（射程2,500公里）、裝有改良型終端導引系統的B型、裝有機動彈頭的C型（射程1,700公里）。此外，目前正在繼續開發反艦的D型（射程1,500公里以上）。
在洲際彈道飛彈（ICBM）方面，1960年代中國開發了DF–5（東風–5，射程12,000公里），而從1980年代後半期起，開發出固體燃料移動式的DF–31（東風–31，射程8,000公里）。據估計，增程的DF–31A型（射程14,000公里）也已經部署。
在SLBM方面，1艘XIA（夏）級SSBN可以裝載12枚舊式SLBM的JL–1。但是據估計，中國僅保有1艘XIA級，對於是否已經完成實戰部署，仍然值得懷疑。另外據估計，做為JL–1的後繼型，從1990年代起中國以DF–31為基礎，目前正在繼續研發可裝載3、4個「分導式多彈頭」（MIRV）的JL–2（射程8,000公里以上）。
遠程巡弋飛彈
據推測，中國在1970年代後半期，開始研發遠程巡弋飛彈。2009年在建國60周年閱兵式上首次公開了DH–10（東海–10）。DH–10為機動式且具有1,500公里以上射程的飛彈。據推測，在2009年底以前，最多部署了500枚左右的DH–10。此外，DH–10可能採用戰斧和Kh–55的技術，可裝載核彈頭和傳統彈頭，且目前正在繼續開發空中發射型。
在太空空間的能力
2007年1月，中國對位於軌道高度864公里的陳舊氣象衛星，用反衛星飛彈直接襲擊將其破壞。據估計，使用的飛彈是地面發射型的MRBM，裝有動能彈頭（直接襲擊目標，以運動能量進行破壞的彈頭）。同樣的試驗，在2005年7月和2006年2月也進行過，但似乎都失敗。此外，據估計，中國目前還開發使用雷達和微波的反衛星飛彈。
此外，2010年1月，中國進行了一次陸基飛彈中段（火箭引擎燃盡後，在大氣層外慣性飛行的階段）的反飛彈攔截技術試驗。中國沒有公佈試驗的詳情，但解釋說，該試驗「與中國一貫奉行防禦性的國防政策是一致的」，「中國在反飛彈問題上的立場沒有變化。」
通過現代化所提高的能力和裝備方面的課題
檢視1990年代以後裝備的現代化，各軍種提高了什麼樣的能力，在海軍方面，可以指出以下6點。
① 潛艦靜音性的提高及攻擊能力的加強
② 新型SLBM的開發
③ 驅逐艦的攻擊能力、反潛能力及艦隊防空能力的提高
④ 巡防艦的多用途化（除了沿岸防禦以外，還可運用於海上攻擊、反潛戰）
⑤ 航空母艦的保有準備
⑥ 航空部隊第三代殲擊機的引進
這些都是有助於加強遠程機動能力、精確打擊能力、以及戰略制止能力。中國海軍已經能在更廣闊的海域展開活動，有的裝備已經用於遙遠地區的國際合作活動任務中。但是，空降與登陸能力還在發展過程中，大型船塢登陸艦（LPD）YUZHAO（玉昭）級「崑崙山號」於2008年服役，該級艦的第2艘「井崗山號」也在最近下水，今後的整備動向引人注目。
海軍從1980年代起採取「近海防禦」戰略，2009年海軍司令員吳勝利明確表示：「中國海軍要把提高遠海機動能力和戰略投送能力納入海軍軍事能力的建設體系」。從與「遠海防衛」的關聯性來說，假如中國擁有航空母艦，就能將活動範圍擴大到可以得到空中支援的海域上。
關於空軍方面，可以舉出以下3點。
① 殲擊機戰鬥行動半徑的擴大和精確打擊能力的加強
② AWACS的引進
③ 企圖獲得對第三代殲擊機進行空中加油的能力
這些也和海軍一樣，都是用於加強遠程機動與精確打擊的能力。中國擁有AWACS的時間還不長，運用AWACS後，除了能擴大作戰飛機在海上的活動範圍之外，還能與陸海軍部隊共用資訊。實現共享資訊後，就可能對構築中國的綜合作戰基礎做出很大貢獻。
人民解放軍的遠程航空運輸能力是有限的。例如，大型運輸機的數量還不多。現在，中國擁有的大型運輸機僅限於18架IL–76，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郭伯雄指出：「加快我軍戰略投送能力的建設，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現實而緊迫的重大課題。」2009年11月，中國航空工業集團公司總經理胡曉峰表明，中國正在開發IL–76級大型軍用運輸機。在這之前，中國並沒有開發大型運輸機的能力。當然，大型運輸機的重量很重，在機體結構上和引擎等方面的課題還很多，但中國將這項開發當作緊要課題，據傳可能與烏克蘭設立合資企業進行合作開發。如果大型運輸機開發成功的話，將來可將其機體改造成空中加油機。
在第二砲兵方面，可以舉出以下2點。
① 彈頭的MIRV化、機動化及導引裝置改良的推進
② 遠程巡弋飛彈的擁有
這些都是用來加強飛彈的精確打擊能力。此外，中國所有的彈道飛彈及遠程巡弋飛彈都可裝載核彈頭。但是，中國堅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以及以自衛目的使用核武器的立場。
結 語
中國未必滿足於現行的國際秩序。在2007年10月黨十七大上，胡錦濤總書記談到：「推動國際秩序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意指現行的國際秩序不一定滿足中國的要求。此外，中國一方面將21世紀的頭20年定為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期望在從經濟的全球化和相對穩定的國際環境中，最大限度地獲取利益，另方面又將糾紛的多發和南北差距加大等原因，歸咎於西方發達國家主導的現有國際秩序。為取代現行秩序的新秩序構想，中國提出了「和諧世界」的理念，並將實現此理念做為中長期的課題。中國的外交基本方針提倡「走和平發展的道路」，主張在與各國合作的基礎上，建立和平的國際環境，謀求中國的發展。同時，中國把「走和平發展的道路」與建立「和諧世界」，定為密不可分和相互促進的關係。
中國將「走和平發展的道路」做為外交方針，並全面提出協調，另一方面，將擁護正在擴大的國家利益，及對世界和平與共同發展發揮作用，做為人民解放軍的任務。近年來，中國認識到，為了保障本國的安全，必須超越確保領土和主權這些以往國家利益的定義，維護在地理上和內容上正在擴大的新的國家利益。人民解放軍應承擔的作用，已不再停留在阻止台灣分裂獨立的問題上。確保對經濟的持續發展不可缺少的資源與能源的進口通道和貿易通道、確保海洋權益等，成為人民解放軍的新任務。由於海洋、航空領域以及需要維護的國家利益擴大，所以需要提高人民解放軍在遠方展開軍事力量的能力。
人民解放軍正在推進裝備的現代化，特別是海軍、空軍、第二砲兵的武力投射能力和精確打擊能力有很大的提高。通過裝備的現代化，人民解放軍除了提高阻止台灣獨立的能力，以及阻止第三國在台灣有事時介入的能力以外，還提高了確保海上通道的穩定和海洋權益的能力，並提升在國際安全保障合作和救災等方面的新能力。正在提高遠方運用能力的人民解放軍，也在擴大活動範圍，增強活動內容。特別在東海和南海等中國的周邊海域，海軍長期進行大規模的遠海訓練，並展開對殲擊機進行遠方空中加油的訓練等，人民解放軍的活動日益活躍。人民解放軍的這類動向，對於和中國相鄰的周邊國家來說，是以前沒有遇到過的新情況，因此從安全保障的觀點引起了區域各國的擔憂。
在人民解放軍活動日益活躍的東亞海域中，中國與許多周邊國家之間存在著主權和管轄權方面的問題。從中國在西沙群島和南沙群島用武力擴大其支配的歷史經驗來看，對已提高遠方運用能力的人民解放軍在這個海域加強軍事存在，相關各國當然會感到更加不安。在圍繞東海專屬經濟區（EEZ）的邊界與中國存在著問題的日本來說，情況也是相同的。此外，人民解放軍的活動有時違背國際社會共有的規範和習慣，例如「航行自由」相關的國際規範，也使該地區各國對人民解放軍擴大活動表示擔憂。特別是在EEZ內，中國試圖限制外國軍隊行動的行為，不僅對東亞各國，對美國來說也是值得擔憂的動向。
在與已經增強綜合國力並成為大國的中國之間，建立互惠穩定的關係，對包括日本在內的東亞國家來說，是不可缺少的課題，而且對中國的和平與發展來講，也是必要條件。從擴大東亞地區整體利益的觀點來看，要認識到東亞各國正在擔憂中國在安全保障方面的動向，為了化解這種擔憂，需要中國採取具體的行動。希望中國更積極地對周邊國家展開軍事外交，通過加強對話，明確傳達和平解決主權問題的想法；對人民解放軍在周邊地區的活動，希望能採取不使相關各國產生不安的自制的對應措施。
此外，從積極參與亞丁灣、索馬利亞海域的海盜對策等國際安全保障合作的事例來看，可以期望中國在東亞也能共有國際規範，並對維持和加強國際規範作出貢獻。從這一觀點來看，可說是地區各國正在期待中國認真積極參與以確保東亞穩定為共同目標的對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