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編撰
陳國雄 整理
節錄《中國安全戰略報告2012》之說明
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於2011年4月首度發表分析中國軍事動向的《中國安全戰略報告》，本協會曾編入2011年5月出刊的《台灣安保通訊》第19期。2012年2月，防衛研究所第二度發表《中國安全戰略報告2011》，本協會也編入2012年6月出刊的《台灣安保通訊》第23期。
2012年12月19日，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第三度公佈《中國安全戰略報告2012》，內容基於2012年11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18屆全國代表大會之前的情況，針對人民解放軍在外交與安全決策過程中和政策協調上的作用進行分析，並重點關注人民解放軍的多樣化軍事任務、軍隊與政府部門的政策協調、以及在外交與安全政策中軍隊與政府部門的合作等議題。
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出版的《中國安全戰略報告》，資料詳實且論述中肯。本協會重新校訂後繼續提供給關心國家安全議題者參考，冀望有助於對中國政策之討論。然而本期《台灣安保通訊》的內容豐富，囿於篇幅所限，無法全文刊載《中國安全戰略報告2012》，除了簡單介紹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角色之外，僅節錄其中三篇專欄及結束語。
淺談「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角色
話說2011年1月，前美國國防部長蓋茲（Robert Gates）訪問中國時，人民解放軍突然首度試飛新一代隱形戰機殲-20，示威意味濃厚。根據蓋茲的說法，在會談當中，包括胡錦濤在內的「文官領導人似乎都對戰機的試飛表示驚訝」，因而蓋茲對中國的「文官治軍」表示擔憂。隨後蓋茲到訪日本，不僅提到殲-20的試飛，也談及2007年1月人民解放軍利用反衛星武器（ASAT）摧毀氣象衛星的試驗，還有2009年3月發生的中國軍艦及公務船對美國海軍調查船「無暇號」（Impeccable）的妨礙事件，他表示，這些跡象暴露出中國的文官領導層與軍隊之間缺乏溝通。很多觀察家也議論紛紛，懷疑軍力急速竄升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是否不接受「文官治軍」了？
此外，近年來中國軍方及軍方相關人員發表意見時，不少內容都展現強硬的姿態，而且與中國外交部的發言也出現不協調的狀況，似乎人民解放軍在外交決策過程中發揮的影響力有所增強。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SIPRI）於2010年發表的《中國外交政策中的新角色》報告也指出，中國在外交決策過程中以及對外行動上「正在發生質變」，原因之一就是人民解放軍已經成為外交政策「新的參與者」。
其實，上述種種現象並非中國的「文官治軍」有所動搖，中國人民解放軍屬於中國共產黨的「黨軍」角色依然牢不可破，只是中國政府的國務院與解放軍之間的關係需要加強協調。也就是說，問題在於國務院與解放軍之間要如何進行協調並加強協作。由於人民解放軍是黨的軍事組織，並不隸屬於國務院（中央政府），儘管國務院下設國防部，國防部也接受國務院的領導，但國防部主要肩負的只是軍隊的涉外職能而已，幾乎不參與國防決策與軍事活動，因此兩者之間談不上有密切的合作與協調。
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前身是紅軍，創建於1927年，解放軍根本就是中國共產黨的「黨軍」。至於「黨」和「軍」之間的關係，鐵律就是毛澤東所提的「黨指揮槍」，決不允許「槍指揮黨」，也就是「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因此《中國共產黨章程》（2007年10月修改）在總綱中明確規定，「中國共產黨堅持對人民解放軍和其他人民武裝力量的領導」。此外，《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法》第19條也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武裝力量受中國共產黨領導」。可見「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的聖諭完全無可違逆。
由此可知，篤信「槍桿子出政權」的中國共產黨擁有軍隊，這支軍隊叫做「中國人民解放軍」，軍隊的開銷全部來自人民的稅金，卻由中國共產黨在指揮、領導。此外，《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也規定：「中國各族人民將繼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阻斷了中國共產黨之外任何其他黨派的執政可能性，這就是中國特色的「一黨專政」。自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向來都是「以黨領政」，也「以黨領軍」。為了防止人民對「軍隊國家化」的常態要求，《解放軍報》和軍隊領導人都一再強調，所謂「軍隊非黨化、非政治化」以及「軍隊國家化」的主張，都是錯誤的政治觀點，對此堅決反對。因此我們可以預見，一旦台灣與中國統一之後，包括國民黨和民進黨在內的台灣所有政黨，都將成為共產黨政權之下永遠的在野黨，而「中華民國」的「國軍」，也將成為被共產黨所屬的「人民解放軍」了。
在「以黨領政」、「以黨領軍」的體制下，有關中國的國家戰略和外交戰略等重大政策，當然都是由黨中央下決策。而且從中央委員會的成員來看，人民解放軍始終保有2名中央軍委副主席擔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在中央委員會所占比例一直保持在20％左右，雖然在黨中央的政策決策過程中還是可以發揮重要作用，但在黨內高層當中，人民解放軍發表意見的機會卻有一定的局限。反觀中國在有關所有外交及安全政策的部門協調方面，乃是以國務院為中心的政府部門擁有巨大的影響力，而人民解放軍的影響力實際上有其局限性。因此筆者認為，有關中國軍方及軍方相關人員的發言內容，包括對外關係的態度及立場，都有黨中央的默許，代表的都是國務院的政策指標或意向，軍方不敢擅自逾越尺度。以下為節錄的三篇專欄與結束語。
專欄一 退役軍人發表意見
國防大學和軍事科學院等單位都是人民解放軍的研究機構，這些研究機構的高級軍官和退役將校等，目前在中國國內媒體上踴躍地發表言論。由於人民解放軍正式發表的政策說明並不充分，因此不少媒體把這些軍事專家的發言視為軍方的政策方針。
其中一位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中國軍事科學學會副秘書長羅援少將。羅援少將於1968年參加人民解放軍，自1978年起在軍事科學院從事戰略問題研究，曾經擔任世界軍事研究部副部長。最近他就美國與一些亞洲國家舉行聯合軍事演習、黃岩島事件以及尖閣諸島形勢等問題發表言論時，談及中國的應對方法應該包括採取軍事行動。
2012年9月11日，日本政府決定尖閣諸島國有化之後，中國國內多次召開座談會談論相關問題。在羅援少將、楊毅海軍少將、徐光裕少將、王海運少將、彭光謙少將等人參加的座談會上，「軍少將」們關於「為了捍衛主權不惜採取軍事行動」的發言，引起了國內外媒體的關注。
但是這些「軍少將」大多並非現役軍官，而是退役少將。中國的軍銜原本屬於「名譽稱號」。儘管在現行《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官服役條例》（第48條）中規定，退役後在原軍銜稱號之上加「退役」字樣，但他們往往在退役之後仍然使用「少將」軍銜，因此退役少將的發言常常被媒體等作為「軍少將」的發言加以報導，而退役少將的發言未必代表人民解放軍的正式立場。
一些軍事專家在每年3月召開的全國政治協商會議（全國政協）上的發言，尤其受到矚目。全國政協會議被視為國政諮詢會議，退役海軍少將尹卓、國防大學戰略教研部副主任金一南少將、羅援少將等軍事評論家都是政協委員，他們的發言並無現役和退役之分，常常被作為「軍少將」的發言。但是，全國政協原本就沒有「軍方代表」，他們在全國政協中屬於各個專家委員會，其中尹卓是代表科技界的政協委員，金一南和羅援則是代表社會科學界的政協委員。政協委員與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解放軍代表」不同，他們在全國政協的發言通常被視為站在專家的立場。
我們認為，無論上述軍事專家是退役少將還是現役軍官，他們的言論活動都或多或少地反映了人民解放軍或黨中央的意向。自2011年1月起擔任人民解放軍總後勤部政治委員（前軍事科學院政治委員）的劉源上將，曾經在《求是》等刊物上發表意見，他在談及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的論點的同時，還指出以「文攻武備為核心，在進行威嚇的同時做好實戰準備，開展政治、經濟、文化和外交相結合的軍事鬥爭」，已成為共產黨領導軍隊的理論之一，敦促積極地開展言論活動。
另外，羅援少將在接受《環球人物》雜誌（2012年第21期）的採訪時，把自己稱為「理性的鷹派」，他指出：劉源上將認為現在應該「文攻武備」，而不應該是「文守武廢」，他還強調了自行開展言論活動的必要性。這篇採訪報導的摘要也被刊載在《人民日報》（海外版）上。
總之，無論是現役還是退役軍事專家的言論活動，都是在所屬機關黨組織的領導下進行的，他們有義務對調查活動的結果進行彙報。要是如此，他們的言論應該都是在黨的政策方針範圍內進行的。另外「軍少將」中，有人在黨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中講課，也有的在退役後擔任政府或軍隊相關研究交流機構的顧問等，與政策當局的關係比較密切。
在2012年3月的全國政協會議期間，羅援少將還談及南海領土權的問題。他提出，為了展示中國的主權，應該以「軍事手段作為堅強後盾」，用「五個存在」突顯主權歸屬中國。第一個是地方政府和地方人大等的「行政存在」；第二個是「法律存在」；第三個是「軍事存在」，要駐軍或進行巡邏；第四個是「經濟存在」，鼓勵漁業活動和資源開發；第五個是「輿論存在」，讓國際社會承認中國的主權。此後在同年6月，中國政府決定設置三沙市，並於7月決定設置三沙警備區。此外，同年9月，中國政府公佈了「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的領海基點基線」，這正符合羅援提議的「法律存在」。
目前，外界並不清楚人民解放軍對「軍少將」發言的參與情況究竟如何，但「軍少將」在退役之後依然與軍隊和政策當局保持著密切關係，因此他們的發言有可能涉及到中國今後的政策抉擇，因此應該對「軍少將」的言論活動予以關注。
專欄二 中國共產黨對「軍隊國家化」提高警惕
中國共產黨一貫對「軍隊的非黨化、非政治化」以及「軍隊國家化」加以批判，近幾年來，批判的勢頭有增無減。尤其是2012年春天，幾乎每天在《解放軍報》上都能看到批判「軍隊國家化」的評論。我們認為，雖然中國共產黨與人民解放軍的黨軍關係的基本結構穩定，但由於軍隊的現代化建設進一步發展，以及在其他非民主主義體制國家的民主化運動中，軍隊採取了中立性態度，因此中國共產黨對可能導致「軍隊國家化」的動向反應出過度敏感，提高了警惕性。
在進行相關討論之前，首先要認清人民解放軍是共產黨的軍隊，而不是國家軍隊，這一前提不容置疑。人民解放軍的任務之一就是要捍衛共產黨政權。但如果軍隊不是黨的軍隊而是國家的軍隊，那麼，其主要任務就是要保衛國家，而無須承擔捍衛中國共產黨政權的義務。對於中國共產黨而言，這是絕對不能容忍的事情。中國共產黨指出：「境內外敵對勢力」主張「軍隊國家化」，企圖「動搖我們黨執政的重要基石」，並對此提高了警惕。
在其他非民主主義體制國家的民主化進程中，由於民主化運動而導致政權崩潰的先例不少，因此中國共產黨從中汲取了教訓，進一步提高了對「軍隊國家化」的警惕。例如，有些分析指出：前蘇聯共產黨取消了對軍隊的領導之後，導致當共產黨出現危機時，軍隊沒有伸出援手，從而使共產黨喪失威信，進而國家崩潰。此外，也有意見認為，在2011年發生的中東和北非國家的政變中，「軍隊保持中立」是導致政權崩潰的重要原因。
隨著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專業化發展，解放軍所處的社會環境也隨著經濟發展而迅速變化，軍隊內部有可能出現容易接受「軍隊國家化」觀點的可能性。如果軍隊持續被捲入政治，又可能與軍隊的專業化（即：更新先進武器、使軍隊具有更強的作戰能力）產生矛盾。關於這一點，《解放軍報》刊載的評論指出：在軍人價值觀呈現多樣化、軍隊組織實現現代化發展的狀況下，軍隊政治性「意識形態鬥爭日趨尖銳複雜激烈」，擔心軍人的政治意識變得淡薄。《解放軍報》還在另一篇報導中指出，在這樣的情況下，由於部分軍官和士兵缺乏政治警戒心，導致「軍隊國家化」觀點「有一定的市場」。雖然很難想像在軍隊內部公開討論「軍隊國家化」問題，但黨和軍方領導人已經發現有可能導致「軍隊國家化」的苗頭，因而提高了警惕。
我們認為，2012年之所以轟轟烈烈地批判「軍隊國家化」觀點，其背景在於上述長期性傾向，再加上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全國代表大會（十八大）之前黨內權力鬥爭的影響。2012年3月，前重慶市黨委書記薄熙來事件發生後，黨內的權力鬥爭進一步激化，其影響波及到秋季召開的十八大。
我們認為，在發生黨內鬥爭的情況下，為了維護政治穩定和黨內團結，就需要軍隊保證服從黨中央、尤其是胡錦濤主席的命令，因而借助於批判「軍隊國家化」的觀點。人民解放軍也自2012年2月起，在軍隊內部開展宣傳「講政治，顧大局，守紀律」學習教育活動。該活動被視為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並批判「軍隊國家化」觀點破壞團結。這樣，就需要與黨中央、中央軍委、以及胡錦濤主席的政治立場保持一致，需要禁止一切反對言行。
此外，2012年中國共產黨對「軍隊國家化」觀點展開批判，意味著黨中央的政治不穩定已經成為黨軍關係的最大危險要素之一。黨中央領導幹部團結一致是黨領導軍隊的前提條件，而黨內發生權力鬥爭，黨中央難以形成統一意見的時候，軍隊亦難以決定自己的立場。
因此，如果黨中央的領導層出現分裂，中國的黨軍關係將會最不穩定。中國的政軍關係是以黨中央的領導為前提進行協調的，如果協調的前提（即：黨中央的職能）不健全，必然會導致軍隊與政府機關難以進行協調。目前，中國共產黨領導層正處於交接時期，因此可以說，黨中央是否能夠實現平穩過渡，是決定中國黨軍關係的重要關鍵。
專欄三 新黨中央軍事委員會
2012年11月中國共產黨召開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十八大），胡錦濤總書記辭去中共中央總書記一職。此後，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十八屆一中全會）上，習近平當選總書記，並公佈了黨中央的新領導班子成員名單。與此同時，新的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也正式成立（參閱表8），習近平兼任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
胡錦濤與江澤民不同，並沒有繼續留任黨軍委主席。如果政權交接順利的話，習近平將在2013年3月召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當選國家主席。而胡錦濤在2002年11月就任總書記時，只兼任中央軍委副主席，直到2004年9月才升任軍委主席。因此，兩者相比較，習近平的體制建設相對比較順利。為此，我們可以認為，本次新老交接並沒有給現有的黨軍關係帶來重大影響，今後以習近平為中心的黨中央將繼續領導和指揮軍隊。
另外，十八大之前召開的十七屆七中全會決定增補范長龍和許其亮為黨中央軍委副主席，兩位在十八屆一中全會上也入選中央政治局委員。范長龍自2004年起連續八年擔任濟南軍區司令員，沒有擔任中央軍委委員或四總部領導人就直接升任黨中央軍委副主席，因此媒體報導稱這是一次較為特殊的人事安排。而許其亮則是第一位來自空軍的軍委副主席。由於許其亮擔任黨軍委副主席，因此空軍不僅獲得了中央政治局委員的席位，而且在黨中央軍委獲得了兩個席位（其他一位是空軍司令員）。由此可以認為，空軍在黨中央及軍內的發言權有所增大。
另一方面，近年來中國海軍的動向引起國際社會的關注，而海軍司令員吳勝利也繼續留任。海軍在中央軍委依然占一個席位。被視為有望升任軍委副主席的常萬全繼續留任中央軍委委員，但有望在2013年3月召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接替梁光烈擔任國防部長。
解放軍四總部分別由房峰輝任總參謀長、張陽任總政治部主任、趙克石任總後勤部部長、張又俠任總裝備部部長。房峰輝原為北京軍區司令員，2009年10月舉行建國60周年國慶大閱兵時曾擔任總指揮。張陽原任廣州軍區政治委員，從大軍區政治委員直接晉升總政治部主任，這是自1987年北京軍區政治委員楊白冰升任總政治部委員以來的人事調動。趙克石原任南京軍區司令員，張又俠原任瀋陽軍區司令員，本次擔任四總部領導人的四位全部來自各大軍區。包括當選為黨中央軍委副主席的范長龍在內，五位高級將領全部都是從各大軍區領導晉升為軍隊高層領導層，這一點也受到各界關注。
此外，原副總參謀長馬曉天和魏鳳和分別出任空軍司令員和第二炮兵部隊司令員。因此我們可以認為，今後人民解放軍將以總參謀部為核心，進一步加強聯合作戰能力。但由於中央軍委委員大多來自陸軍部隊，而且總參謀長也出自陸軍部隊，因此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聯合作戰今後依舊將以陸軍為中心。
本次當選的中央軍委委員截至2012年11月，大多數為65歲以下的將軍。這也順應了近年來人民解放軍注重的新老交接的潮流。即使中央軍委把退職年齡設定在68歲，本次當選的大多數中央軍委委員也可能在今後10年繼續留任。
結束語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治制度下，人民解放軍幾乎不可能背離黨中央的意志而執行獨自的政策。迄今為止，軍方接納共產黨一貫主張的「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這一基本原則，黨指揮軍這一基本結構也沒有發生變化。為了維護這些原則和結構，目前仍在繼續開展政治工作，黨委制、政治委員制、政治工作制等組織制度依舊沒有改變。人民解放軍依然維持著「黨軍」的基本特性。此外，在黨中央決策過程中，軍隊所發揮的作用是有限的，對於外交決策也不例外。總之，黨中央能夠領導人民解放軍參與外交與安全政策的決策過程和實施過程。
儘管如此，由於中國的黨軍關係是在一黨執政制度下的極其特殊系統所致，而且軍方與政府部門間的政策協調也是目前所面臨的一大課題。人民解放軍是黨的武裝組織，與以國務院為中心的政府部門之間沒有明確的上下級關係之劃分。為此，黨軍關係的穩定，並不意味著軍方與政府部門的關係的穩定。
迄今為止，人民解放軍與政府部門之間幾乎不存在制度化直接關係。而且，軍方專業化提高了軍隊在軍事上的自主性。另一方面，由於黨中央認識到安全領域的範圍正在不斷擴大，因此要求軍隊執行多樣化任務。其結果導致軍方與政府部門之間出現了政策協調這一新課題。其中尤其包括在日常的政策執行過程中，軍方與政府部門之間有可能發生意見不統一的問題。
在這種情況下，只有黨中央能夠領導人民解放軍和政府部門的政策協調。只有黨中央認識到事態的嚴峻性和緊迫性，將其視為具有戰略性的「重大政策問題」，並正確地領導軍方和政府部門的時候，兩者間的政策協調才會發揮作用。中國也認識到這一問題。因此，中國目前正在構建部門間的協調機制，推行制度化，而且在一些領域已經初步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軍方與政府部門之間的協調取得一定進展的領域包括：非傳統安全問題的應對，尤其是自然災害和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應對，以及海洋安全領域。關於國內的非傳統安全問題的應對，通過立法，調整人民解放軍與以國務院為首的各政府部門的許可權和作用，推動政策協調的制度化進程。在海洋安全領域，實施海軍與海上執法力量的聯合演練，加強實際合作。
換言之，上述問題都是黨中央認為應該解決的「重大政策問題」。海洋問題涉及到眾多政府部門，因此部門間合作與協調的制度化絕非輕而易舉之事。但在「十二五」期間（2011～2015年），中國將制定海洋戰略，而且《海洋基本法》的立法活動已經開始起步。
與此相對照，在規定人民解放軍在維護國內治安上的任務尤其難制定，相關工作進展緩慢。另外，軍方與外交部門的政策協調也面臨著課題。尤其是在軍事領域，人民解放軍將其視為軍隊負責的事項，有的時候不考慮對外影響，認識不到應該與外交部門進行事前協調的必要性，自行判斷並採取行動。因此，不少情況下軍隊活動與中國的外交方針出現不統一的情況不少，這也是招致國際社會憂懼的原因之一。
觀察人民解放軍與政府部門的政策協調的程度及方向性，我們可以歸納出以下幾點中國對外行動的情況。包括日本在內的周邊國家和國際社會在制定和實施對華政策時，應該考慮中國方面進行政策協調的趨勢。
第一，我們認為，在海洋安全領域，中國各個部門今後將進一步加強合作。由此，海洋安全的領導機制將進一步加強，中國將以海洋安全活動作為最優先的政策課題加以實施。換言之，人民解放軍與海洋相關部門在黨中央的領導下，根據發生的情況合理分工、加強合作，整體性執行維護海洋權益的相關政策。此外，預計在存在糾紛的地區，中國將進一步加強海上維權活動。中國的海洋政策方針將給國際社會和地區的安全造成較大影響，中國的政策動向將被國際社會所擔心。為了打消國際社會的憂懼，中國應該遵照國際規則，並負責對本國海洋戰略進行說明。
第二，人民解放軍的專業化發展，意味著軍隊務實活動的重要性將進一步提高。對於周邊國家及國際社會而言，也意味著與人民解放軍進行務實性合作的可能性有所提高。根據中國的政策動向，我們可以分析，今後災害救援等非傳統安全領域和「非戰爭軍事行動」，將成為務實性合作的中心課題。在這些領域，在具體推進與人民解放軍務實性合作的同時，國際社會也應該加大力度來敦促人民解放軍和中國國防當局，共同促進務實性合作的未來深化和發展。此外，推動與人民解放的務實性合作，有可能促進未來在運用部隊的安全標準的共享，因此從危機管理的角度也應當加以重視。
第三，為了使上述趨勢在中國的對外行動中切實得以實現，需要加強周邊國家及國際社會與中國共產黨黨中央領導層之間的溝通。黨中央擁有全國性決策的最高決策權，因此無論是海洋安全還是軍方的對外行動，惟有黨中央領導層賦予優先順序，政策才擁有國際合作的前提條件。此外，從危機管理的觀點來看，也需要和黨中央領導層保持聯絡途徑。目前，在有些領域和問題上，軍方與政府部門之間尚未建立協調機制，在一些部門的政策和對外行動中，可能會出現不一致的現象。為了防止由於這些不一致所導致的不測事態擴大成危機，也需要和黨中央領導層加強溝通。目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層正處於新老交接時期，因此和黨中央領導層進行溝通的必要性就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