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筱峰◎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
二二八事件的本質，因政治環境的變遷和政治立場的互異，而有不同解釋。
戒嚴時代（包括事件發生時）中國國民黨的官方說法有二：
其一說，因為台灣人受日本奴化教育影響，所以反抗祖國政府。要反駁這種謬論很簡單，只要問：終戰時台灣人熱烈迎接「祖國」，是否也受日本奴化教育影響？
其二說，因為台灣人受共產黨的蠱惑。這種說法無異替共黨吹噓，僅憑數十名共產黨員，就能叫動全台起來反抗國民政府？戰後潛藏在台的中共黨員金堯如，事後回憶說，當時在台的共黨勢單人少，毫無作用。
中共也樂得國民黨這樣替他們宣傳，因此隔岸瞎扯，二二八事件是台灣同胞響應延安毛主席號召的革命行動。台灣有一位親北京的「學者」也呼應說：「二二八事件是全國範圍之內的中國人民反抗國民黨政府腐敗統治的一部份。」這種政治語言不值識者一哂。可歎的是，此人目前正被馬英九重用，名列教育部九八課綱歷史科修訂小組委員，台灣的歷史教育交在這種人手中，這是七百多萬挺馬選票的發酵！
以上幾種有關二二八事件的瞎說，因為新史料出土而已不攻自破。近年來馬英九終於承認二二八的起因在於「官逼民反」。願意承認「官逼」已是一大突破，但僅止於「官逼民反」的解釋，無異把責任全推給當時主政的陳儀，如此解釋並不周延，也欠公允。
另外，「族群衝突論」是最常聽到的解釋。在事件前後，族群衝突確實嚴重。但若全以族群衝突來解釋二二八，則只見其表象。
長期生活於同一社會內的兩個族群的對立，才是族群問題；但若是來自不同社會的兩個族群（新移入者與原居民）之間的對立，則非純粹族群問題，而是兩個不同社會的文化差異有以致之。戰後台灣即面臨如此狀況，在族群衝突的表象背後，還有更深層的本質，即台灣社會與中國社會的文化落差。
為何牽親引戚的政治，讓台人痛心疾首？為何「吃銅吃鐵」、「五子登科」的官場，開了台人五十年未開之眼界？為何陳儀宣稱「公務員不揩油」會引起台人詫異？為何外省軍人上車不買票、不排隊，台人憤憤不平？為何抗議的台灣民眾到專賣局焚毀器物時，不會搶奪錢財？反倒是號稱「清鄉」的官兵卻會劫奪民財？…這些為何，可用半山人士連震東提醒國民政府的這段話來解答：「台人經過日本多年的訓練，過的是新生活，台灣人有洗澡的習慣，很清潔，勤儉…」。
日治時代台人透過現代教育，接受近代化文明，改變了舊農業社會的體質。台灣社會逐漸從俗民社會（folk society）邁向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也難怪戰後來自中國的記者作家們，對於台灣文化水準都一致好評。（參拙著《唐山看台灣》）
然而高文化的台灣人卻被中國官員辱罵「奴化」。《民報》社論（1947.2.19）索性為文反諷：「自祖國來臨的大先生們，時常說我們奴化，當初我們很憤慨，不知指什麼為奴化，現在我們已經了解，奉公守法，即是奴化，置禮義廉恥於度外，才能夠在這個『祖國化』的社會生存。」寥寥數語，道盡雙方文化落差。八天後二二八事件爆發。這場衝突，豈止官逼民反？豈止族群衝突？族群沒有原罪，文化差異才該面對！撫今追昔，馬政府將引狼入室，能無戒乎？
（http://www.jimlee.org.tw，原載自由時報2010/0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