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島昭久
日本眾議院議員、前防衛副大臣
本世紀最大的戰略課題是，如何管控「中國崛起」。換言之，應該如何將憑藉經濟實力與軍事力量不斷向外擴張的中國言行納入既有的國際秩序體系。在此意義下，中國的崛起是攸關本世紀國際秩序根本的最重要國際政治課題，同時也是亞太區域安全保障所面臨最嚴峻的挑戰。伴隨著作為原有國際秩序霸權國家的美國，影響力持續下降，在美國對亞太區域安全保障的承諾也蒙上一層氤氳的今日，面對中國的崛起更讓人想起「修昔底德陷阱」般的嚴峻戰略挑戰。
季辛吉博士（Henry Alfred Kissinge）將此一現狀評為:「現今國際秩序是二次大戰後最不穩定的狀態」。在其新著作《世界秩序》（World Order）中指出，「世界面臨最大的危機是國際秩序從一個體系轉向另一個體系」，並警告「倘若放任為所妄為不知自我節制」，「直到新秩序確立為止，混亂將一直持續下去」。
特別是在亞洲太平洋地區，以中國為首的「陸權國家」與以美國為首的「海權國家」之間，典型的地緣政治戰略上的兩強相互傾軋持續擴大。正如伯羅奔尼撒戰爭（Peloponnesian War）以來反覆持續兩千多年般，即使到了今日仍然在大國競爭間，努力摸索尋求周旋在大國的國際權力均衡上的新平衡點。其中，目前緊張局勢最有可能一觸即發的最前線是朝鮮半島，以及今天的主要課題台灣海峽。
冷戰結束後歷經近四分之一世紀的時間，朝鮮半島與台灣海峽至今仍然是戰爭的引爆點，其最主要的理由除半島與海峽作為地緣政治上陸權與海權國家間權力均勢的複雜緩衝地帶，別無其他。朝鮮半島與陸權國家中國相互比鄰（因此容易受到其直接影響），同時半島南端的南韓與海權國家的美國互結同盟關係部署軍事力量；另一方面，在台灣海峽，雖然台灣堅持與海權國家美國在共同價值為基礎下互為準同盟關係，然而中國堅持領土主權的完整性，主張武力統一的強硬姿態也絲毫未曾有所退縮。
就如同許多地緣政治戰略專家所擔心，倘若美國與中國之間發生「權力移轉」，台灣的未來走向將是決定性的指標。因此，無論是中國或美國，包含日本在內的此區域內國家都無從選擇，只能隨時提醒自己注意到這件事。
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1972年《日中聯合聲明》與《美中上海公報》），自毛澤東主席以來歷任中國國家領導人，都將「台灣統一」作為最終必須實現的願望，逐步推展所有實現願望的準備工作。台灣位處中國人民解放軍海空軍進入太平洋的重要地緣戰略要衝。自北京遠眺太平洋，那麼從日本九州途經日本西南諸島到台灣所形成的這條線（第一島鏈北端），正好以關閉太平洋進出口的形式覆蓋著。日本西南諸島與台灣相鄰，特別是分隔沖繩本島與宮古島的宮古海峽，以及分隔台灣與菲律賓的巴士海峽，分別作為遏抑中國潛艇進出太平洋的咽喉。因此，對想要挑戰美國霸權的中國而言，控制台灣是必要不可或缺的一步。此外，由於台灣位於東海與南海之間的交會點上，中國極盡所有可能想要控制台灣，如此一來，在東海，中國可以一舉突破日本對尖閣群島的有效控制，在南海，對於那些連領海或專屬經濟海域都無法主張的礁岩或暗礁周邊，中國也建造起龐大的人造島並在上面建立軍事基地將之串聯起來。
另一方面，從美國角度而言，台灣位處日本列島、西南諸島一路串聯菲律賓、印度尼西亞、新加坡等第一島鏈中心位置，牽制中國進出海洋，台灣「事實上的獨立」（維持現狀不受中國控制），可說是亞洲太平洋戰略上的關鍵點。因此，美國即使在與中華民國（台灣）斷絕邦交後，仍然制定《台灣關係法》，用以牽制中國，根據該法第二條二項第四款，「任何企圖以非和平方式來決定台灣的前途之舉，包括使用經濟抵制及禁運手段在內，將被視為對西太平洋地區和平及安定的威脅，而為美國所嚴重關切」、第五款「提供防禦性武器給台灣人民」、以及第六款「維持美國的能力，以抵抗任何訴諸武力、或使用其他方式高壓手段，而危及台灣人民安全及社會經濟制度的行動。」
美國和中國圍繞著台灣海峽，局勢緊繃衝突到達一觸即發的臨戰狀態，過去至今至少有過三次。第一次台海危機爆發於1954年9月（九三炮戰），朝鮮戰爭終於達成停火協議後，中國人民解放軍對金門島的駐軍展開轟炸。隔年1月，中國人民解放軍占據一江山島，因台灣方面棄守附近大陳島，使得緊張態勢趨緩獲得解決；第二次台海危機發生於1958年8月（八二三炮戰），同樣是對駐守金門島的台灣駐軍展開炮擊，總計四十四天的猛烈炮擊期間，落彈五十五萬發，台灣方面包含金門防衛司令部副司令在內死傷眾多。對此，美國總統艾森豪（Dwight David Eisenhower）以「中國企圖侵略台灣」為由，提供台灣武器援助用以表達支持。10月，中國以「人道考量」為由，解除對金門、馬祖的封鎖，片面宣告停戰一周，正面迴避與美國爆發全面性戰爭危機。
第三次台海危機是發生在1995-96年。1995年7月到隔年3月為止，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炮兵部隊，朝台灣海峽在台灣周邊海域實施飛彈演習。1995年8月解放軍海軍實施海上軍事演練、11月擴大規模舉行兩棲登陸作戰操演。隔年1996年3月，舉行極具挑釁的第三波飛彈試射演習，飛彈落在基隆與高雄外海。因此，美國總統柯林頓（William Jefferson “Bill” Clinton）在3月8日，宣布將已經部署在西太平洋的獨立號航空母艦戰鬥群派遣至台灣周邊海域待命。隨著中國方面宣布繼續試射飛彈，緊急將尼米茲號航空母艦戰鬥群從波斯灣調派部屬在台灣海峽。雖然台灣海峽周邊緊張局勢持續升高維持數週，然而中國軍隊在無法有效掌握美國航空母艦戰鬥群所在位置，彼此作戰能力明顯落差下，自不得不撤銷飛彈演習。
第三次台海危機，中國遭致孫子兵法所言，「不戰而勝」的相反，「不戰而敗」的屈辱結果，其後以此為重大轉折契機，中國朝軍事現代化跟擴軍邁進。在此意義下，此次台海危機後中國軍備擴充，與美蘇冷戰時期1962年古巴飛彈危機後，蘇聯海軍軍力增強可堪對比。亦即，蘇聯在1964年布里茲涅夫政權時，自1966年開始依據五年計畫，擴大核子戰略戰力能量的同時，開發、強化搭載SS-N8（有效射程8000km）、SS-N18（有效射程6500km）的德爾塔級彈道飛彈潛艦（667B型核潛艇），其顯著之進步讓美國嚴重感到威脅。此外，蘇聯也強化海軍綜合戰力，可在印度洋等國際海域展開部署以強化存在感等，古巴飛彈危機後約略七年的時間，蘇聯的綜和軍事力量幾乎已經追趕上美國。其結果是在1969年展開第一輪的美蘇戰略武器限制談判（Strategic Arms Limitation Talks, SALT I）。迫使美國不得不採取拳擊術語中的纏抱戰術。
另一方面，藉由1996年第三次台海危機深刻體認與美國海軍實力差距的中國，為彌補差距隔年開始大幅擴大軍備。從1996年到2015年，中國國防開支在二十年間大幅增長620%。
無論如何，一般咸信當時中國海軍體悟到兩件事。分別是，中國本身近海防禦能力的脆弱性，以及為了克服美軍壓倒性的制海能力，有必要建構可以阻絕美軍制海能力的「非對稱作戰能力」（asymmetric force）。此舉促使飛彈有效射程與精準度提升，並朝向增強非對稱作戰的潛艇戰力發展，用來威脅以航空母艦為首的美國水面上艦艇。如此一來，中國人民解放軍全面性的對美國前進部署戰力構成威脅。1996年台海危機時，在美國航空母艦戰鬥群前，不得不偃旗息鼓的中國海軍新型驅逐艦及巡防艦總數為4至5艘，截至2016年一舉膨脹十倍以上達到52艘；並且以卓越靜音能力俄羅斯基洛級潛水艇為首，中國國產宋級、元級潛水艇，均裝備號稱世上最快速的反艦巡弋飛彈（ASCM）。商級核動力攻擊潛艇以及其改良型用以替代漢級核動力潛艇，甚至是配備潛射彈道飛彈（SLBM）的新世代晉級核動力戰略潛艇，用以確保核報復能力的穩定性。這些潛水艇戰力，也由1996年當時的3至4艘，2016年擴展到十倍以上的46艘。特別是中國潛水艇與後面將提及的空軍戰力，相較於最新型陸基東風-21D反艦飛彈對美國航空母艦戰鬥群的危害，具備更大的威脅能力。
空軍戰力也存在著相同的情形，與日本、美國第四代戰機（F-15、F-16、F-18）能力相當的殲-10（J-10）、殲-11（Su-27/ J -11）、蘇愷30（Su-30）、殲-15（J-15，2016年開始部署），總數由1996年的40架，逐步擴展至今日的810架，甚至凌駕日本航空自衛隊（F-15、F-2的293架）與駐防日本美國第七艦隊旗下第四、五代戰機（F-15、F-16、F-18、F-22、F-35等共約300架）之上。這些海空軍戰力與中國解放軍第二炮兵部隊所擁有的彈道飛彈級巡弋飛彈，一同建構起強大的區域阻絕/反介入（A2/AD）能力。尤其是，空射反艦飛彈在質量上顯著的提升，96年，強5（Q-5）攻擊機搭配鷹擊81反艦飛彈（YJ-81）合計射程僅有670km，然而現今殲-16戰鬥轟炸機配備鷹擊62反艦飛彈（YJ-62）合計射程擴大到1780km，對美國海軍水面艦艇構成極大威脅。
另外根據，今年六月美國國防部所公布的《年度國防報告書》指出，中國在南海礁岩所建造的七個人工島礁中的永暑礁、渚碧礁及美濟礁，分別建造了可容納24架戰機的機庫。這3座人工島礁都建有約3000公尺長的跑道、大型港口，並持續建設軍營及管理大樓、通訊設施等。將來一旦所有設施建造完成，可以在南海部署三個最大的戰鬥機部隊。連同已經完成的西沙群島設施，意味著中國可以在南海全部海域部署1-2艘航空母艦戰鬥群的作戰能力。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研究員伊斯坎德·雷曼分析指出，中國不顧國際社會抨擊聲浪，採取強硬姿態，其目的是想將南海作為中國核動力戰略潛艇可以自由活動的「聖域」。亦即，以海南島三亞作為基地的中國核動力戰略潛艇其部署水域可以從南海突破第一島鏈防線進入西太平洋，確保美國本土能夠涵蓋在中國長程彈道飛彈射程內的第二擊（報復）能力。如同冷戰時期，蘇聯戰略潛艇將巴倫支海或鄂霍茲克海視為聖域，虎視眈眈瞄準美國般。
如上所述中國急速擴軍的結果，倘若現在發生與1996年台海危機時相同的情況，美國政府能否像當時一樣毫無顧忌地將航空母艦戰鬥群部署在台灣海峽，相當令人存疑。這樣的情況不單是台灣所要面對的嚴峻現實，就日本安全保障而言同樣也是如此。
美國蘭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的兩份最新報告，《美中軍力對比》（The U.S.-China Military Scorecard, 2015）及《與中國開戰，想不敢想之事》（War with China: Thinking Through the Unthinkable, 2016），詳細研究分析「台灣衝突情景」，不僅可作為如何看待當前情勢，更是認真思考未來嚴峻情勢的重要參考資料。蘭德公司報告預想美中軍事衝突的四種情景分別是，①美中爆發全面性戰爭，②東海衝突（主要是日中衝突所引起），③台灣衝突，④南海衝突（南沙群島）。特別是圍繞在台灣衝突的情景，例如「中國的反艦作戰」、「美軍對中國陸上目標的航空作戰」等各種作戰演練項目，以計分形式分別評析美中軍事優劣之處。從1996年第三次台海危機爆發開始，分別就2003年、2010年、2017年，每七年分析一次。
礙於時間有限，沒有辦法詳細說明蘭德公司的研究分析過程，但其分析結果，應仍然可以給我們許多反思。
- 美國的作戰遂行能力（阻止中國侵略台灣），由於中國解放軍的軍事力急遽提升相對降低。尤其是，中國加速更新至第四代戰機，增加美軍確保空中優勢的困難度。
- 對美軍而言，特別感到威脅的是，顯著強化的中國潛艇作戰能力。根據美國國防部今年六月所公布的年度中國軍力報告書，中國擁有常規柴油動力攻擊潛艇製54艘，加上商級核能攻擊潛艇以及裝載彈道飛彈（有效射程7400km）的晉級戰略核潛艇等，2020年前潛艇總數將達到69至78艘。
- 中國的彈道飛彈和巡弋飛彈使得美國前進部署基地（尤其是嘉手納空軍基地或其它駐日美軍基地），安全性受到威脅，使用該基地作戰困難度增加。
- 中國新型中程彈道飛彈（例如被冠以「關島殺手」的東風-26(DF-26)），關島的安徒生空軍基地也將成為攻擊目標，基地安全同感受到威脅。
- 中國解放軍相繼導入最新型防空飛彈（SAM）、強化空中預警機（CAP）等，使得美軍對中國本土的攻擊能力也逐漸下降。
除此之外，考量到中國規劃的「超限戰」，吾人將被迫因應中國情治人員針對非武裝目標的破壞性活動，或事先滲透進來的情治人員，協助中國特種部隊從海、空入侵、標定飛彈或空中攻擊目標的可能性。再者，我們也應該有所覺悟並事先預做準備，在衝突前後，中國軍隊將在陸、海、空、宇宙、網路等空間，同時發動網路駭客攻擊，或對美國等人工衛星機能的妨礙。
如果「為最壞的情況做好準備」是安全保障的關鍵，我們就不能忽視基於像這樣的軍事衝可能性模擬情境所做的仔細研究，而怠於建構遏制與嚇阻的體制。如此一來，具體而言我們應該做什麼樣的努力呢？
在此之前，我想先概述中國的大戰略（grand strategy）。這是預計今年秋天朝第二任任期邁進，企圖強化鞏固權力基礎的習近平主席自上任以來所提出的國家目標，「中國夢」也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構想。這意味著對外而言，他將試圖恢復清朝乾隆皇帝時期誇耀的中華版圖。並且，除了取回因鴉片戰爭以來被西方列強及日本所蹂躪的失地以及恢復民族的驕傲外，別無其他。在此意義下，在東海和南海強行推進的「海洋國土」擴張，從中國的角度而言是恢復失地的「正當」行為。因此，去年七月，遭海牙國際仲裁法院宣告，中國所主張的「九段線」毫無國際法上依據的裁定，中國毫無忌憚地將之視為「廢紙」。
儘管如此，中國並非為達成戰略目標瞻前不顧後的一昧往前衝。根據《孫子兵法》所述，「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為不得已」。因此，中國人民解放軍極力避開正面使用武力，而是以海警為中心的海上警察力主導，以切香腸式戰術的漸進方式，逐步形成既定事實，型塑確立戰略優勢環境。針對確立此一戰略優勢，將有助於取得對亞洲地區有效支配的觀點，可以參考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教授的以下言論，「在亞洲的國際關係「階層構造」下，中國未必需要透過武力行使領土擴張，即可取得東亞區域大國地位，而是透過誘勸，甚至有時使用強制性手段，迫使區域內各國接受其主張」。在壓倒性的軍事力量和經濟實力前，逐步降低亞洲國家的抵抗意志之戰略。
如此一來，對中國確立亞洲區域大國地位，無論是經濟上或軍事力量上，有所阻礙的國家，最終就只有美國或日本等。因此，首先自江澤民時代開始，中國一直專注在採取「孤立日本」的方式。特別是標榜主張擺脫「戰後體制」的安倍政權上台以來，中國試圖藉由歷史問題，在國際社會中將日本定位為異質性地存在，執拗地進行影響國際與論的工作。同時為併吞台灣，頻繁發動海上警察行動企圖中斷或弱化日本對尖閣諸島的有效性支配。其次，中國極力主張應該將，二次大戰結束以後，作為「太平洋國家」（美國歐巴馬總統）堅持維護亞太區域和平與穩定承諾的美國，排除在區域權力均勢之外，並積極擴大軍備與經濟影響實力。如前所述地理位置的重要性觀之，將阻礙中國進出太平洋，讓駐守在日本西南群島中心位置沖繩上的駐日美軍撤離，在軍事上極具意義。
中國一邊確保這般戰略優勢的同時，並再三向美國提出兩項要求。「新型大國關係」以及其具體化的「太平洋共治」（G2）。在新型大國關係的基礎下，為避免落入「修昔底德陷阱」兩強相爭的情形，相互尊重彼此核心利益。這意味著，中國可以平和地讓出西太平洋區域大國的地位，該象徵意義，就是中國反覆主張的「統一台灣」。
總之，對於希求台灣和平與安全與台灣海峽穩定的吾人而言，必須建構防止中國確立「戰略上優勢」的抗衡戰略。關鍵就是靈活運用以下幾點：
- 適時地「牽制」中國作為
- 建構「嚇阻與抑制」體系
- 建立「吸納」中國的區域安全體制【※】
【※】不同於前兩項觀點，有必要將中國吸納在區域秩序中的方式。為此，最後一項的區域安全體制，極其重要。有關於該意義與具體作法，已經在2014年台灣安保協會所主辦的「美國重返亞太與亞太區域安全」國際研討會中，詳細闡明。敬請參閱拙著演講稿「海洋國家：日本的亜洲太平洋戰略」一文（頁190-220）。
首先，一旦錯失在適當時機牽制中國，要想再阻止中國確立戰略優勢是不可能的。毛澤東過去曾經在日中戰爭中以「論游擊戰」對日本採取以下策略。亦即，「戰爭可分三階段。第一階段是日方戰略進攻、中方戰略防禦時期。此時日方擁有優勢軍事力量，中方應極力避戰為要；第二階段是戰略對峙時期，此時日方因兵力不足，軍勢定將停滯。在持久戰中消耗日方軍力，中方可以扭轉劣勢；第三階段為戰略反攻時期，由於中國軍力擴增復以日本內部紛亂，對日戰爭定將獲勝。」將毛澤東戰略中的日本置換為美國，理當能夠清楚目前的態勢。換言之，現在的中國雖仍處在避免與美國正面交戰的第一階段，但已經漸漸不再如同96年第三次台海危機時，非得避戰不可。
為了遏制中國的擴張主義意圖與作為，勢必與經濟和軍事實力仍擁有絕對優勢的美國，緊密地維繫其對亞太地區的安全承諾。亦即，在美國的協助下，適時牽制中國是最緊要的。具體的牽制手段有，①持續性的監視體制；②「自由航行行動」（Freedom of Navigation Operation, FONOP）；③協助南海沿岸國家強化海上安全保障能力；④由美國智庫新美國安全中心（CNAS, Center for New American Security）資深顧問克羅寧（Patrick Cronin）所提出的「代價提高型戰略—消耗戰」（cost-imposing）；⑤針對中國在南海地區違反國際法與環境破壞行為，動員國際與論予以譴責等。
上述①周邊各個國家均可採行，②目前只有美國實施，③日本尤其著力於協助沿岸國家強化海上巡邏能力。關於④和⑤，需要該區域內各國之間的密切合作。根據克羅寧的說法，④「代價提高型戰略」具有軍事和非軍事手段。在軍事上強化美軍的軍事存在感，與同盟國或友好國家彼此間進行聯合軍事演習或聯合行動、武器補給等，非軍事上手段如在情報、外交、經濟面上對中國形成有效包圍網。這樣的軍事和非軍事代價提高型戰略，讓中國自行認知其行動將付出昂貴代價，從成本效益的觀點迫使其採取有效自制作為。
然而，最重要的是美國的意志在逐年下降。例如，歐巴馬八年政權其間究竟發生了甚麼？第一任任期（2009-13年）國務卿希拉蕊雖然絲毫不放鬆對中強硬姿態，甚至在國際場合裡的積極言論（2010年7月在河內舉行的「東協區域論壇」中，嚴厲抨擊中國行徑），然而在歐巴馬第二任任期（2013-17年）掌握對中外交主導權的國家安全顧問蘇珊・萊斯（Susan Rice）時，美國對中態度明顯轉換成和諧路線。2013年11月萊斯在喬治城大學的一場演講中，不經意透漏有意與中國建構「新型大國關係」，此番言論一出震驚美國政壇。再者，2016年7月萊斯不顧稍早國際仲裁法院對中國在南海的主張做出沒有依據之裁定，在與中國領導人進行會談時，甚至有關仲裁法庭對中國無視國際法的蠻橫舉動所下的裁定隻字未提。此舉如同默許中國在南海的作為，賦予想要與美國分治太平洋的中國野心給予放行。的確，2012年中開始，美國政府不顧美軍太平洋司令哈利哈里斯不斷督促，暫停執行「自由航行行動」（FONOP）的三年期間，中國在南海完成13平方公里的人造島礁建設，並任其完成軍事化建設。此外，美國對同一時間內經常發生的中國船艦或飛機的危險行為，反應過於遲緩。美國海軍飛彈巡洋艦「考本斯號」（USS Cowpens）航道遭正面阻擋或中國殲十（J-10）戰機在海南島上空危險攔截美軍P-8A巡邏機等。
第二，必須建構遏制與嚇阻中國擴張的體制。關於這點，能夠最簡要的說明川普亞太政策的，莫過於最具代表性的美國戰略專家魯瓦克（Edward Nicolae Luttwak）底下的一番話，「川普的意圖非常明顯是想要遏阻中國。所謂的遏阻並非像歐巴馬政府般，對於中國在海上建造人工島、並在島上建設起軍事基地的作為，如觀光客遠眺火山噴發般的袖手旁觀，而是必須採取遏阻行動。」關於具體應該做些甚麼，詳細記述在擔任政權移交團隊外交顧問的納瓦羅（Peter Navarro, 現任白宮國家貿易委員會主任）與格雷（Alexander Gray）聯名撰寫的論文中，其中「為維護亞洲自由秩序，抑制中國軍事霸權的軍事力量不可或缺。美國海軍艦艇應該從現有的274艘增加至350艘、海軍陸戰隊從18萬增加到20萬」。（有別於歐巴馬政府時期的曖昧模糊）明確地指出必須增強軍備。惟有重新建構美軍前進部署軍力，如此一來才能恢復二十年來因中國軍力迅速擴張所逐漸失去的亞太軍事均衡狀態，同時為建構遏制與嚇阻中國採取進一步挑釁的擴張行動體制提供不可或缺的基礎。最後一點便是，美國正在進行中的「第三次抵銷戰略」（Third Offset Strategy）。
在美國所設想的「第三次抵銷戰略」下，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區域阻絕/反介入」（A2/AD）能力將不斷進化，美國四個軍種應長期在五個領域上保持技術優勢，分別是，①無人機作戰；②遠距離空中作戰；③空中隱形作戰；④水下作戰；⑤系統工程整合。綜合以上技術領域，具體的武器例如，在極端惡劣環境下，深入對方領域具備高度戰略縱深、可長時間滯留在高空域的無人機，或長程轟炸機、電磁軌道炮（Railgun）、高功率雷射等。透過全球監視（Global Surveillance Strike）網絡串聯，針對中國內陸的作戰打擊目標，或面對中國飛彈飽和攻擊的應對反應能力，可強化美國原先即具備的全球戰略部署軍事投射能力。針對上述抵銷戰略所需預算，2017年度國防預算中已編列180億美元，即便往後每年仍逐步增加預算編列，也要到2040年才能完成所有戰鬥部署。因此，今後還有二十多年左右的時間，仍然必須維持現有武器系統。
值得我們關注的是，前美國智庫「戰略暨預算評估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Budgetary Assessment, CSBA）主任克里派恩维奇（Andrew F. Krepinevich）以「如何遏制中國：以列島防衛為例」（How to Deter China: The Case for Archipelagic Defense）為題在《外交事務》2015年3・4月號（Foreign Affairs. 2015,No.3-4）發表。其中克里派恩维奇與副主任湯瑪士（James Thomas）提出「列島防衛」的構想，主張日本、台灣、菲律賓與印尼等第一島鏈國家共同合作「拒止」中國擴張野心。
「列島防衛」的構想，是基於2010年該中心所提出「海空聯合作戰」（Air-Sea Battle, ASB）概念（其後改為全球公共空間介入與機動聯合作戰概念，Joint Concept for Access and Maneuver in the Global Commons, JAMGC）。此一構想的提出與日本防衛省加緊建設西南諸島軍事基地的做法幾乎不謀而合。主要是作為防範外部侵犯日本領域（民主黨執政本人擔任防衛大臣政務官時，在2010年所著手《防衛計畫大綱》中，將之稱為『動態防衛力（dynamic defense/deterrence force）』），形成用來防制中國解放軍試圖突破第一島鏈的「區域阻絕/反介入」（A2/AD）作用則是其外溢效果。日本目前分別在第一島鏈上的鹿兒島縣奄美大島派駐550人、沖繩縣與那國島150人、宮古島700-800人、石垣島500-600人的陸上自衛隊部隊、不僅是擔負戒備或沿岸監視任務，並且負有防空與反艦飛彈攻擊能力。此外，強化沖繩本島部署的戰鬥機部隊（增加到2個飛行部隊並優先部署F35戰機），同時潛水艇大幅擴編制22艘、引進最先進P-1海上反潛巡邏機大幅提升反潛作戰能力。部署在沖繩本島與宮古島的反艦飛彈，雖然是為因應舊蘇聯入侵所開發，然而即使是350公里寬的宮古海峽也能充分覆蓋在內。有關日本對列島防務的作為，研究中國海軍首屈一指的美國海軍戰爭學院吉原恒淑（YOSHIHARA Toshi）教授，給予以下的高度評語，『從東海到西太平洋間的海域，自衛隊所擔負的責任非常重要。一旦發生緊急情況，如果能夠牽制中國解放軍的行動，非但能使美國軍事活動的自由度增加，還能為美軍增援部隊增取時間…日本身負扭轉情勢的關鍵角色』。
克里派恩维奇與湯瑪士所提出的「列島防衛」構想，就是將日本採取的作法沿著第一島鏈擴大延伸到印尼。藉由連結美國同盟國與夥伴國家間的防衛體系，透過潛水艇、魚雷、水下無人機確保水中優勢，地面部隊則是以反艦飛彈與防空飛彈，建立區域阻絕體系，遏制與嚇阻中國在東海或南海的行動。這裡所提到的「遏制與嚇阻」意謂，以轟炸與海上封鎖中國入侵所進行的懲罰性遏制作為，同時具備藉由各國防衛合作，達到嚇阻中國企圖侵略之作用。至於各國軍事能力互有落差，其不足之處由美軍填補，這就是美國列島防衛理論的基本思考模式。
就地緣政治戰略觀點而言，無庸置疑，列島防衛理論的本質還是在日本與台灣的自我防衛。在此，有三項「整合（integration）」不可或缺。首先是，保衛自己國家的國民意志；其次是，陸、海、空、宇宙與網路空間的跨境（cross-domain）聯合作戰遂行能力；最後是，建構與美軍的聯合遏制體系。實際戰事中，海空優勢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在宇宙與網路空間等作戰領域中掌握主導地位，也是至關重要。根據上述蘭德公司所提出的兩份報告書指出，尤其是必須全力死守水下優勢不可。雖然水下作戰主力是潛水艇，然而美日兩國潛水艇作戰實力完全壓制中國。這是由於中國解放軍的反潛作戰能力（ASW）尚未發達所致，所以日美才有可能完全確保水下優勢。這也是何以台灣急需強化反飛彈防禦與潛水艇戰力及反潛作戰能力不可的原因。
日本與台灣自身必須全力實現「亞洲列島防衛概念」不可的最大原因是，不能讓中國人民解放軍從背後壓制。換言之，當中國海空軍戰力突破第一島鏈，從太平洋這一側進行攻擊的情況下，日台兩軍將被迫陷入腹背受敵兩面作戰。儘可能地將有限資源集中於第一島鏈西側的海空領域，無論如何將中國解放軍的行動阻絕在第一島鏈西側。在此意義下，2008年開始中國人民解放軍開始在西太平洋進行海軍艦隊演練，以及轟炸機與偵察機活動範圍逐年向外延伸擴大的情形非常嚴重。事實上，今年七月中國空軍轟炸機三度編隊飛出西太平洋在台灣邊周進行演訓。此外，日本航空自衛隊針對中國空軍的緊急升空監控次數也逐年增加，今年五月初並首次確認中國無人機侵犯尖閣群島領空等，這可想定為中國軍方意圖加重原本部隊任務負擔的故意策略。
無論如何，由於日本與台灣自1972年以來沒有正式的外交關係，軍事合作難度更形困難。然而，正如本稿中一再地提及，日本與台灣在地緣政治戰略利益上顯然是相符一致。日台兩國理所當然要提高自我防衛能力，而且都需要美國補齊本國安全防衛空缺。因此，日美兩國在日美安全條約的基礎上強化日美同盟關係，美台之間以《台灣關係法》加強軍事合作的同時，透過美國進行日台戰略對話，特別是在情報共享或戰場情況設想的基礎下，確認反應方針，對雙方而言將非常有所助益。這一切所為都是為了台灣海峽與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穩定。
アジア太平洋地域の安全保障と日本の新しい役割
長島昭久
日本国衆議院議員
私たちにとって、今世紀最大の戦略課題は、「中国の台頭」をどのようにマネージするか。言い換えれば、拡大する経済力と軍事力を背景にした中国の主張や行動を、いかにして既存のルールに基づく国際秩序（rule-based,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に組み入れて行くべきか。その意味で、中国の台頭は、21世紀の世界秩序の根幹にかかわる国際政治上の最重要課題であり、アジア太平洋地域における安全保障にとり最も深刻な挑戦である。しかも、既存秩序の「覇権国」である米国の力が相対的に低下するにつれて、米国のアジア太平洋地域における安全保障のコミットメントにも陰りが見えてきた今日において、中国の台頭は、私たちに「ツキュディデスの罠」（ハーヴァード大学のグラハム・アリソン教授）を想起させるような厳しい戦略環境を突きつけている。
ヘンリー・キッシンジャー博士は、このような現状について、「国際秩序は、第二次大戦後最も不安定な状態にある」と評した。彼はまた、新著『国際秩序』（World Order）の中で、「世界が最大の危機に直面するのは国際秩序が一つのシステムから別のシステムに移り変わる時だ」と指摘し、「自制は消滅し、宥めようもないアクターたちの誇大妄想的な主張も受け入れられるようになる」と警告を発したうえで、「新しい秩序のシステムが確立されるまで大混乱（カオス）が続く」と結論づけている。
とりわけアジア太平洋地域においては、中国を中心とする「ランド・パワー」（land power）と米国を中心とする「シー・パワー」（sea power）との間で、典型的ともいえる地政戦略的な鬩ぎ合いが繰り広げられている。まさしくペロポネソス戦争以来、2000年以上も繰り返されてきたように、今日においても大国同士の角逐の中で、国際秩序におけるバランス・オヴ・パワーの新たな均衡点を模索する努力が続けられている。その最前線が、いま一触即発の緊張が続く朝鮮半島であり、本日の主要テーマである台湾海峡なのだ。
朝鮮半島と台湾海峡が、冷戦が終わって四半世紀が過ぎた今なお紛争の発火点（flash points）として燻り続けている最大の理由は、それらの半島と海峡が地政学的にランド・パワーとシー・パワーの複雑な結節点となっているからに他ならない。すなわち、朝鮮半島は、ランド・パワーの中国と地続き（したがって直接の影響を受けやすい）でありながら、南半分に韓国と同盟関係を結ぶシー・パワーの米国が軍事力を展開し、一方の台湾海峡では、台湾が米国とシー・パワー同士共有する価値観に基づき準同盟的な関係を堅持しているものの、ランド・パワーの中国は領土主権の不可分性を主張し武力統一も辞さぬ姿勢を崩さない。
多くの地政戦略家たちが懸念しているように、かりに米中の間に「覇権交代」が起こるとすれば、台湾の帰趨こそ決定的なメルクマール（merkmal）となるであろう。したがって、中国も米国も、そして日本をはじめとする地域諸国も、否が応でもそのことを強く意識せざるを得ない。
中国にとって台湾は「不可分の領土の一部」（1972年の日中共同声明および米中上海コミュニケ）であり、中国首脳は毛沢東主席以来、「台湾統一」を悲願とし、その実現のためのあらゆる準備を着々と進めてきた。台湾はまた、太平洋に進出する中国人民解放軍海空軍にとり極めて重要な地政戦略的要衝だ。北京から太平洋を望むと、日本の九州から南西諸島を経て台湾に至るライン（第一列島線の北端）がちょうど太平洋への出口を塞ぐ「蓋」のような形で覆い被さっているように見える。また、日本の南西諸島と台湾は地理的には一衣帯水であり、とくに沖縄本島と宮古島を分かつ宮古海峡と台湾とフィリピンを分かつバシー海峡は、ともに太平洋を望む中国艦艇の出入りを扼する二大チョーク・ポイントである。したがって、米国の覇権に挑戦する中国にとり、台湾を制することが必要不可欠なステップとなる。また、台湾が東シナ海と南シナ海の結節点に位置することから、台湾制圧に向け、中国はあらゆる機会を捉えて、東シナ海では尖閣諸島に対する日本の実効支配を突き崩そうとし、南シナ海ではそもそも領海も排他的経済水域（EEZ）も構成しない岩礁や暗礁の周辺に広大な人工島を造成し軍事要塞化に血道を上げているのだ。
一方、米国の側から見ると、台湾は、日本列島から南西諸島を経てフィリピン、インドネシア、シンガポールに至る第一列島線のほぼ中心に位置し、中国の海洋進出を牽制する米国にとり、台湾の事実上の独立（中国の政治的支配を受けない現状を維持すること）はアジア太平洋戦略の「要石」（keystone）といえる。したがって、米国は、台湾（中華民国）との国交断絶後も≪台湾関係法≫を制定し、中国を念頭に、同法に基づき「平和手段以外によって台湾の将来を決定しようとする試みは、ボイコット、封鎖を含むいかなるものであれ、西太平洋地域の平和と安全に対する脅威」（第2条Ｂ項（４））とみなし、「防御的な性格の兵器を台湾に供給」（Ｂ項（５））し、「台湾人民の安全または社会、経済の制度に危害を及ぼすいかなる武力行使または他の強制的な方式にも対抗しうる合衆国の能力を維持する」（Ｂ項（６））と宣言している。
ところで、米中が台湾海峡を挟んで衝突寸前まで至ったケースは、過去に少なくとも３回あった。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機は、朝鮮戦争がようやく停戦合意に達した直後の1954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軍が金門島の守備隊に対し砲撃を加えたことにより勃発。翌55年1月には解放軍により一江山島が占拠され、台湾軍が付近の大陳島も放棄することによって事態は収拾された。第二次海峡危機は、3年後の58年8月、同じく金門島守備隊への砲撃に始まり、44日間に55万発の激しい攻撃により台湾側は副司令官を含む多数の将兵が戦死。これに対し、ドワイト・アイゼンハワー米大統領は「中国は紛れもなく台湾侵略を企図している」として台湾支持を表明し、台湾への武器供与を実施した。10月には、中国が「人道的配慮」から金門・馬祖島の封鎖を解除、一週間の一方的休戦を宣言し、米国との全面戦争の危機を回避した。
そして、1995-96年の第三次台湾海峡危機だ。すなわち、1995年7月から翌年3月まで台湾海峡を挟む台湾周辺海域で中国人民解放軍第二砲撃部隊が行った一連のミサイル発射（演習）である。95年8月には解放軍の海軍演習、11月には広範囲の陸海軍演習へと発展した。翌96年3月には、基隆市と高雄市沖の台湾領海内に着弾させるという極めて挑発的な第3波のミサイル発射が行われた。これに対し、クリントン米大統領は、3月8日、すでに西太平洋に展開していたインディペンデンス空母戦闘群を台湾近傍に派遣すると発表。さらに、ミサイル発射を継続するとの中国側の発表を受けて、ペルシャ湾からニミッツ空母戦闘群を台湾海峡へ向け急派した。数週間にわたり台湾海峡周辺に極度の緊張が高まったものの、結果的には、中国軍は米空母戦闘群の所在すら把握できず、彼我の戦力差を前にミサイル演習からの撤収を余儀なくされたのである。
孫子の兵法が教える「戦わずして勝つ」の“真逆”、すなわち、「戦わずして敗退」してしまった第三次台湾海峡危機の屈辱的な結末が、その後中国を大軍拡に邁進させる重大な契機となった。その意味で、この海峡危機とその後の中国の軍拡を、米ソ冷戦時代の1962年に勃発したキューバ危機とその後のソ連による海軍力の増強になぞらえることができる。すなわち、ソ連は、64年に発足したブレジネフ政権の下、66年からの5か年計画に基づき、戦略核戦力での量的拡大とともに戦略ミサイル潜水艦のデルタ型SS-N-8（射程8000km）SS-N-18（射程6500km）を開発、増強し、米国に深刻な脅威を与えるまでの著しい進歩を見せたのだ。さらに、総合的な海軍戦力の拡充にも力を入れインド洋など国際海域にプレゼンスを展開するようになるなど、キューバ危機から約7年をもって総合軍事力におけるソ連の対米キャッチアップはほぼ完成する。その結果、翌69年から米ソ戦略兵器制限交渉（第一次）が開始された。追い詰められた米国は、“クリンチ”（ボクシング用語）に持ち込まざるを得なかったのである。
他方、1996年の第三次台湾海峡危機を通じて改めて米海軍との実力差を認識した中国は、そのギャップを埋めるべく翌年から大軍拡に転じた。96年から2015年の20年間で中国の国防費はじつに620％も拡大したのである。
ところで、当時、中国海軍は二つのことを悟ったといわれている。第一に、自らの近海防御能力の脆弱さ。第二に、米軍の圧倒的な制海能力を打破するには、これを拒否しうる「非対称的な」戦力（asymmetric force）を構築する必要性。これが、ミサイル戦力の射程距離と精度の向上を促し、空母をはじめとする米国の洋上艦艇を脅かす（非対称的な）潜水艦戦力の増強へと駆り立てたのである。その結果、中国人民解放軍は、あらゆる面で米軍の前方展開兵力を脅かす存在となった。1996年に米空母戦闘群の前に沈黙を余儀なくされた中国海軍の新型駆逐艦およびフリゲートの総数は、海峡危機当時の4-5隻から2016年時点でじつに10倍超の52隻に膨れ上がったのである。さらに、静粛性に優れたロシア製のキロ級潜水艦をはじめ中国国産の宋級、元級潜水艦は、いずれも世界一速いといわれる対艦巡航ミサイル（ASCM）を装備している。商級攻撃型原潜およびその改良型は漢級原潜を代替し、さらに潜水艦発射弾道ミサイル（SLBM）を搭載する新世代の晋級原潜は報復核能力の安定性を確立した。これら潜水艦戦力も、96年当時の3-4隻から2016年までにこれまた10倍超の46隻にまで増強された。とくに、中国の潜水艦と後述する航空戦力は、地上発射型の最新鋭対艦弾道ミサイルDF-21D以上に米空母打撃部隊に対し、より確実に脅威を与える能力を備えている。
航空戦力も、まったく同じ様に、日米の第4世代戦闘機（F-15、F-16、F-18）に匹敵するJ-10、Su-27（J-11）、Su-30、J-15（2016年配備開始）の合計は、96年時の40機そこそこから今日810機となり、機数において日本の航空自衛隊（F-15、F-2で293機）と在日米軍および第7艦隊隷下の第4-５世代機（F-15、F-16、F-18、F-22、F-35など約300機）を凌駕するに至った。これら海空戦力は、中国軍第二砲兵部隊が保有する弾道ミサイルや巡航ミサイルと相俟って、強大なＡ２/ＡＤ（接近阻止、領域拒否）能力を構築することとなる。とくに、空中発射ASCMの質的改善は著しく、96年時点では、Q-5対地攻撃機と対艦巡航ミサイルYJ-81のセットで670㎞までしかカバーできなかったが、今日ではJ-16攻撃機と対艦巡航ミサイルYJ-62のセットで1780㎞までその射程を拡大し、米軍の水上艦艇にとり大きな脅威となった。
加えて、今年の6月の公表された米国防総省『年次報告書』によれば、中国は、南シナ海で岩礁を埋め立てた7つの人工島のうち、ファイヤリー・クロス礁、スビ礁、ミスチーフ礁の3か所で戦闘機24機が収容できる格納庫を建設した。3000ｍ級の滑走路や大型の港湾施設が造られ、2016年末までに兵舎、管理棟、通信施設なども建設されている。すべての施設が完成すれば、最大3つの戦闘機部隊が展開できると指摘した。これらは、すでに完成した西沙諸島の施設と相俟って、まさしく空母1-2隻分の能力を南シナ海全域に展開したことを意味しよう。しかも、国際社会の反発を浴びながらここまで強硬姿勢を取る中国の真意は、南シナ海を中国の戦略原潜が自在に活動できる「聖域」としたいからだと米カーネギー平和財団（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のイスカンダー・レーマン研究員は指摘する。すなわち、海南島の三亜を基地とする中国の戦略原潜の展開水域である南シナ海から第一列島線を超えて西太平洋へ進出し、米本土を長距離弾道ミサイルの射程内に収め第二撃能力の安定性を確保しようというのである。冷戦中に、ソ連の戦略原潜がバレンツ海やオホーツク海を聖域化して米国を狙っていたのと同様だ。
以上のような中国による急速な軍拡の結果、今日かりに1996年の台湾海峡危機と同じことが起こった場合、米政権は当時のように何の躊躇もなく空母打撃部隊を台湾海峡に入れることができるかどうか、甚だ覚束ない状況となったのである。このことは、台湾のみならず日本の安全保障にとっても極めて深刻な現実である。
現状のみならず将来的な情勢がいかに深刻かを考える上で参考になるのが、「台湾紛争シナリオ」を詳細に検証した米国ランド研究所（Rand Corporation）の二つの最新報告書である。すなわち、『米中軍事力採点表』（The U.S.-China Military Scorecard, 2015）と『中国との戦争』（War with China: Thinking Through the Unthinkable, 2016）である。ランド研究所が想定する米中軍事衝突のシナリオは４つ。①米中の大規模戦争、②（日中紛争がメインとなる）東シナ海紛争、③台湾紛争、④南シナ海（南沙諸島）紛争である。とくに、台湾紛争シナリオをめぐっては、たとえば「中国の対水上艦艇戦」、「米軍による中国地上目標に対する航空攻撃」など各作戦項目別に米中それぞれの軍事能力の優劣をスコアカードの形で示し、第三次台湾海峡危機勃発時の1996年に始まり、2003年、2010年、2017年と過去から未来にかけて7年ごとに分析しているのが特徴だ。
ここでランド研究所による分析過程を詳述する時間はないが、以下の分析結果（findings）は、私たちに多くの教訓をもたらすはずだ。
- 米軍の目標達成能力（中国軍による台湾侵攻阻止）は、中国軍の急激な能力向上により相対的に低下する。とくに、中国の戦闘機や攻撃機が第4世代機への更新を加速して行くことにより、米軍による航空優勢の確保が困難になる。
- 米軍にとってとくに脅威となるのが、増強著しい中国の潜水艦戦力だ。米国防総省が今年の6月の公表した中国の軍事力を分析した年次報告書によれば、54隻の攻撃型ディーゼル潜水艦に加え、商級攻撃型原潜や晋級の弾道ミサイル（射程7400㎞）搭載型原潜などの戦力を拡大し、2020年までに69-78隻にまで増強されるとした。
- 中国の弾道、巡航ミサイルによって、米国の前方展開基地（とくに嘉手納基地やその他の日本所在の航空基地）は脆弱になり、これらの基地を使った作戦は困難になる。
- さらに、中国が新たな中距離弾道ミサイル（たとえばグアムキラーとして有名なDF-26）を導入すれば、グアムのアンダーセン空軍基地も攻撃対象となり、同基地の脆弱性も増す。
- 中国軍の最新鋭地対空ミサイル（SAM）の導入、戦闘空中哨戒（CAP）機の質の向上などにより、米軍の中国本土攻撃能力も徐々に低下していく。
このほかにも、中国が企図する「超限戦」を念頭に置けば、中国の工作員によるソフトターゲットに対する破壊活動、国内に潜入した工作員が「人間センサー」となって中国の特殊作戦部隊による空海からの侵入、ミサイルや航空攻撃の目標設定を地上から支援する可能性についても対応を迫られるであろう。さらには、サイバー攻撃、米国などの人工衛星に対する機能妨害作戦なども同時に開始されるなど、紛争開始前後で陸、海、空、宇宙、サイバー空間といった5つのドメイン全てで中国軍による先制攻撃が実施されると覚悟すべきであろう。
「最悪に備える」のが安全保障の要諦だとすれば、このような軍事的な蓋然性に基づくシナリオを精緻に検討し、抑止・諌止のための体制整備を怠るわけにはいかない。では、私たちがなすべき努力とは、具体的にどのようなものであるべきであろうか。
その前に、中国の大戦略（grand strategy）を概観しておきたい。この秋2期目の任期に向け権力基盤の強化を図っている習近平主席が、就任以来掲げてきた国家目標は、「中国の夢」であり「中華民族の偉大なる復興」である。この意味するところは、対外的には、清の乾隆帝時代に誇った中華最大版図を回復することといわれている。これは同時に、アヘン戦争以来西欧列強および日本によって蹂躙された失地を回復し民族の誇りを取り戻すことに他ならない。その意味で、東シナ海や南シナ海で強引に進められている「海洋国土」の拡張は、中国から見れば失われた領土の回復という“正当な”行為ということになる。したがって、昨年7月に、中国が主張する「九段線」を国際法上の根拠なしと断じたハーグの国際仲裁裁判所裁定を「紙屑」と言って憚らないのである。
とはいえ、中国は拙速に戦略目標を達成するような愚かな真似はしない。「孫子の兵法」によれば、「百戦百勝は善の善なる者に非ざるなり。戦わずして人の兵を屈するは、善の善なる者なり。・・・故に上兵は謀を伐つ。其の次は交を伐つ。其の下は城を攻む。攻城の法は、已むを得ざるが為なり」とされる。したがって、中国は、人民解放軍によるあからさまな武力行使を避けつつ、海警を中心とする海洋警察力を駆使して注意深く既成事実を積み重ねる「サラミ・スライス戦術」をもって力の空白を埋めて行き、戦略的に優勢な環境を確立してきたのだ。この戦略的な優位性の確立がアジア支配を進める上で有効である点は、サミュエル・ハンティントン教授の次の言葉が参考になろう。すなわち、「アジア的な国際関係の「階層構造」下では、中国は東アジアにおいては権獲得には必ずしも武力行使による領土の拡大は必要なく、自国の様々な希望や要求に沿うようにアジア諸国を促すか、時に強制力を用いて自らの考えを受け入れさせるか、または説得しようとするだろう」と。圧倒的な軍事力と経済力の前に、アジア各国の抵抗力（意思）を徐々に削いでいく戦略だ。
その結果、中国のアジアにおける覇権を確立する上で、経済的にも軍事的にも決定的に障害となる国は、もはや米国と日本ぐらいとなった。そこで、第一に、江沢民時代から一貫して取り組んできたのが「日本孤立化」である。とくに戦後レジームからの脱却を標榜する安倍政権誕生後は、歴史問題を通じて日本を国際社会の中で異質な存在に仕立て上げようと企図し、執拗な国際世論工作を展開した。同時に、台湾併呑を念頭に尖閣諸島に対する日本の実効支配を無効・無力化するための海警の行動を活発化させている。第二に、第二次大戦以来「太平洋国家」（オバマ大統領、当時）としてアジア太平洋地域の平和と安定にコミットメントを堅持してきた米国を、地域のバランス・オヴ・パワーから排除するべく、猛烈な軍拡と経済的な影響力の拡大に血道を上げてきたのである。前述の地理的要件を念頭に置けば、中国の太平洋への出口を塞ぐ日本の南西諸島の中心に位置する沖縄から米軍を退かせることが、軍事的には極めて重要であることがわかる。
中国は、こうした戦略的優勢を確立しつつ、米国に対し再三にわたり二つのことを要求してきた。すなわち、「新型大国関係」とその具現化ともいうべき「太平洋共同統治」である。新型大国関係の基礎は、「ツキュディデスの罠」を回避するためお互いの核心的利益を尊重すること。その意味するところは、西太平洋地域の覇権を平和裏に中国に明け渡せ、ということであり、その象徴が、中国が繰り返し主張している「台湾統一」に他ならない。
つまり、台湾の平和と安全、台湾海峡の安定を希求する私たちとしては、中国がめざす「戦略的優勢」の確立を阻む対抗戦略を構築せねばならないのだ。その要諦は、次のような硬軟を織り交ぜたものとなろう。すなわち・・・
第一に、中国の行動を適時適切に「牽制」する努力。
第二に、「抑止・諌止」の体制構築。
第三に、中国を「包摂」するための地域安全保障レジームの創設だ。【※】
- なお、第一、第二のアプローチとは対照的に中国を地域秩序に包摂する道も残しておか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だろう。そのために、第三の地域安全保障レジームは重要であるが、その意義と創設に向けた具体的な道筋については、すでに2014年に開催された台湾安全保障協会主催の国際研討会「美國重返亜洲與亜太區域安全」において詳細に述べているで、その時の私の講演録「「海洋國家」日本的亜洲太平洋戰略」（190-202）を参照されたい。
第一に、適時適切な牽制なくして、戦略的優勢を確立しようとする中国の前進を止める方法はない。毛沢東は、かつて「遊撃戦論」の中で、大戦中の日本に対し次のような戦略で臨むべきだと唱えた。すなわち、「戦争は三段階に分けられる。第一段階は、日本の進攻と中国の防御の時期である。この時期の日本は強力な軍事力を有しており、中国は、強い日本との戦いはできるだけ避けて逃げることが肝心である。第二段階は、日本と中国の戦略的対峙の段階である。この段階になると、日本は兵力不足によって進行が止まる。持久戦の中で日本軍は消耗し、中国は弱者から強者に転じることができる。第三段階は、中国の反攻と日本の退却の時期であり、中国の力の拡大と日本の内部崩壊で対日戦争に勝利する段階である。」この毛沢東戦略の中の「日本」を「米国」に置き換えれば、現状が明瞭に理解できるはずだ。すなわち、現在の中国は、米国との「戦いを避ける」第一段階にあるが、いよいよ1996年の第三次台湾海峡危機当時のように「逃げる」必要はなくなりつつある。
このような中国の拡張主義的な意思や行動を挫くためには、いまなお経済的にも軍事的にも圧倒的なパワーを誇る米国のコミットメントをアジア太平洋地域にしっかりと繋ぎ止める努力が必要不可欠である。つまり、米国のパワーを背景に、中国の行動に対し適時適切な牽制を行うことが肝要だ。具体的な「牽制」の手段には、①常続的な警戒監視、②その一環としての「航行の自由」作戦（freedom of navigation operation, FONOP）、③南シナ海に接する東南アジア諸国の海上警察力を強化するキャパシティ・ビルディングのための支援、④米シンクタンクＣＮＡＳ（Center for New American Security）のパトリック・クローニン上級顧問が提唱する「コスト強要」（cost-imposing）戦略、⑤南シナ海をめぐる中国の国際法規違反や環境破壊行為に対する国際（非難）世論の動員、等が考えられるであろう。①は各国が適宜取り組んでいるが、今のところ②は米国のみが実施し、日本は、各国の警戒監視や海上での違法取締り能力を支援するために、とくに③に力を入れている。④と⑤については、域内諸国の緊密な連携が求められよう。クローニン氏によれば、④の「コスト強要」には軍事的、非軍事的な手段があり、軍事面では、米軍プレゼンスの強化、同盟国や友好国との共同軍事演習や共同行動、武器供与などが考えられ、非軍事的な対応には、情報、外交、経済面での中国包囲網の形成などが有効とされる。こうした軍事・非軍事的なコスト強要戦略により、中国が自らの行動に高い代償が伴うことを認識させ、コスト・ベネフィットの観点からそのような行動の自制を促すというものだ。
しかし、肝心な米国の意思（resolve）が年々希薄化しているといわざるを得ない。たとえば、オバマ政権の8年間に何が起こったか。第一次政権（2009-13年）ではヒラリー・クリントン国務長官が対中警戒を緩めず、国際場裏でも積極的に発言（たとえば、2010年7月のハノイでのASEAN地域フォーラムにおける講演で中国の振る舞いを厳しく批判）していたが、スーザン・ライス大統領補佐官（国家安全保障担当）が対中外交の主導権を握るようになったオバマ第二次政権（2013-17年）では、米国の対中姿勢は目に見えて融和路線に転じて行った。ライス補佐官は、2013年11月に行った米ジョージタウン大学での講演で、不用意にも、それまで米政府が拒絶してきた中国との「新型大国関係」を“機能させよう”（functionalize）と述べ、米政府関係者をも唖然とさせた。また、直前に国際仲裁裁判所の裁定で南シナ海における中国側の主張がことごとく退けられたにも拘わらず、16年7月に訪中したライス氏は中国首脳との一連の会談で、同仲裁裁定はおろか南シナ海における中国の国際法を無視した横暴な振る舞いについても全く言及しなかった。それらは、あたかも南シナ海における中国の行動を容認し、太平洋を米国と「分割統治」しようと目論む中国の野心にお墨付きを与えるような言動だった。じっさい、2012年半ばから、米政府は、米太平洋軍ハリー・ハリス総司令官からの督促にも拘らずFONOPを約3年間も中断（自制）していたし、その間に13平方キロメートルにおよぶ人工島を完成させてしまい、着々と軍事要塞化されるのを看過してしまったのだ。加えて、同時期に頻発した中国艦艇や航空機による危険行為に対し、米国の反応はすこぶる鈍いものだった。米海軍巡洋艦カウペンスに対する進路妨害や海南島上空での中国軍機J-10による米哨戒機P-8Aに対する異常接近などがその典型例だ。
第二に必要なことは、中国の攻勢を抑止・諌止する体制の構築だ。その点について、オバマ氏に代わり政権に就いたトランプ新大統領のアジア太平洋政策をもっとも端的に解説したものが、米戦略家の代表格ともいうべきエドワード・ルトワック氏の次の言葉だろう。すなわち「トランプ氏は明らかに中国を封じ込めたいと意図している。“封じ込め”とは、これまでのオバマ政権のように中国が海洋に新たな島をつくり、その島に軍事基地を立てるのを、まるで観光客が火山の噴火でも眺めるかのように拱手傍観するのではなく、抑止のための行動を起こすということだ」と。そのために、具体的に何をすべきかについては、政権移行チームの外交アドヴァイザーを務めたピーター・ナヴァロ（現在ホワイトハウスに新設の国家通商会議議長）とアレックス・グレイ（同副議長）による共同論文に詳しいが、その中で、「アジアの自由主義的秩序を維持するためには、中国の軍事覇権を抑える力が不可欠。米海軍艦艇を現在の274隻から350隻へ、海兵隊を18万から20万へ増強する」と（オバマ政権下では曖昧にされてきた）軍備増強に本腰を入れることが明言されている。こうした米軍の前方展開戦力の再構築こそ、20年にわたる中国の大軍拡によって急速に崩れつつあるアジア太平洋の軍事バランスを回復させ、同時に中国のさらなる冒険主義的な拡張行動を阻止するための抑止・諌止の体制を構築する上で不可欠な基盤を提供する。そして、その要となるが、米国の進める「第三次オフセット」戦略（Third Offset Strategy）だ。
米国が構想する「第三次オフセット」戦略では、中国軍のＡ２ＡＤ能力が今後さらに進化していく状況下において、米四軍が長期にわたって維持すべき5つの技術的優越分野として、①無人機作戦、②長距離航空作戦、③ステルス航空作戦、④水中作戦、⑤複合システム・エンジニアリングと統合、が想定されている。これら5つの優先分野をめぐる具体的な技術・兵器には、厳しい環境下でも相手の縦深の奥深くに侵入できる高高度長期滞在無人航空機や艦載無人航空機、あるいは超長距離爆撃機、電磁レールガンや高出力レーザー兵器などである。これらをグローバルな監視・打撃（Global Surveillance Strike）ネットワークで連結しこれらを駆使して、中国本土の奥深くに位置する目標への打撃力や、中国軍によるミサイル飽和攻撃への適時適切な対処能力をもって、米国が本来備えているグローバルな戦力投射能力を強化するものである。これらオフセット戦略予算は、たしかに2017年度国防予算案に180億ドルが盛り込まれているが、今後順調に予算化されて行ったとしても、実戦配備されるのは2040年代と言われている。したがって、あと20年以上は現状の兵器体系で持ち堪えなければならいことになる。
そこで、注目すべきは、戦略予算評価センター（Center for Strategic Budgetary Assessment, CSBA）のアンドリュー・クレパノヴィッチ前所長が『フォーリン・アフェアーズ』2015年3・4月号に寄稿した論文「いかにして中国を抑止するか：列島防衛のケース」（”How to Deter China: The Case for Archipelagic Defense”）である。その中で、クレパノヴィッチ氏とジェイムズ・トーマス副所長は、第一列島線を構成する日本、台湾、フィリピン、インドネシアなどが連携しつつ、中国の攻勢を跳ね返す「列島防衛」構想を提唱したのである。
この「列島防衛」構想は、2010年に同じく戦略予算評価センターが発表したエア・シー・バトル（Air-Sea Battle, ASB）構想（のちに、Joint Concept for Access and Maneuver in the Global Commons, JAM-GCに改称）をさらに発展させたものである。概念としては、日本の防衛省が構築を急ぐ南西諸島の軍事拠点化とほぼ同じものと言える。それは、第一義的には外部のあらゆる侵害から自国の領土、領海、領空を守るための努力（筆者が防衛大臣政務官を務めた民主党政権で策定した2010年の『防衛計画大綱』では、「動的防衛力（dynamic defense/deterrence force）の整備」と呼んだ）に他ならないが、その副次的効果として第一列島線を突破しようとする中国軍に対するＡ２ＡＤ能力を形成するものである。すなわち、日本はいま、第一列島線上の鹿児島県奄美大島に550人、沖縄県与那国島に150人、宮古島に700-800人、石垣島に500-600人の陸上自衛隊部隊を駐屯させ、これらに警備や警戒監視任務のみならず対空・対艦ミサイル攻撃能力を担わせようとしている。さらに、沖縄本島に配備されている戦闘機部隊を質量ともに増強（1個飛行隊から2個飛行隊へ、F-35の先行配備）するとともに、潜水艦部隊を22隻態勢へ大幅に拡大し、最新鋭のP-1哨戒機を導入するなど対潜水艦戦能力を大幅にアップグレードするものだ。とくに、沖縄本島と宮古島に配備される地対艦ミサイルは、旧ソ連の侵攻に備えて開発されたもので、両岸から350㎞の宮古海峡も十分カバーできるようになる。このような列島防衛に対する日本の努力について、中国海軍研究の第一人者である米海軍大学のトシ・ヨシハラ教授は「東シナ海から西太平洋にわたる海域で自衛隊の果たす役割は重要だ。有事の際に中国軍の作成行動を制限できれば、米軍の活動の自由度が増すだけでなく、米軍の増派部隊が来援する時間が稼げるだろう。・・・日本は情勢をひっくり返そうとしている」と高く評価する。
クレパノヴィッチ氏とトーマス氏による「列島防衛」構想は、この日本の取り組みを第一列島線上に沿ってインドネシアまで拡大しようというものだ。すなわち、米国の同盟国や友好国の防衛体制を連結することにより、潜水艦、機雷、水中無人機（UUV）による水中優勢の確保、地上部隊による地対艦、地対空ミサイルによる領域拒否体制の確立によって、東シナ海や南シナ海で行動する中国軍を抑止・諌止しようというのだ。ここでいう「抑止・諌止」とは、中国の侵略に対して空爆や海上封鎖などによる懲罰的抑止を意味すると同時に、各国の防衛努力によって中国の侵略目的達成を無力化する拒否的抑止の側面も併せ持ったものである。をもちろん、各国の軍事能力には差がある。そのギャップを米軍で補完しようというのが、米国による列島防衛構想の基本的な考え方だという。
地政戦略的観点からいって、この列島防衛構想における要諦が日本と台湾の主体的な防衛努力にあることは論を俟たない。ここでは、３つの「一体性」（integration）が不可欠だ。第一に自国を守り抜く国民意思の統一、第二に陸海空に宇宙とサイバー空間も加えた領域横断（cross-domain）的な統合作戦遂行能力、第三に米軍との共同抑止体制の構築だ。実際の作戦においては海上および航空での優勢が死活的に重要なのは当然であるが、宇宙とサイバー空間を含むすべての作戦領域で優勢となることが肝要だ。前出のランド研究所による二つの報告書によれば、とりわけ水中での優勢が死命を制するという。主力は潜水艦だが、日米の潜水艦戦力は中国海軍のそれを圧倒している。中国軍は対潜水艦戦（ASW）能力が未発達であるため、日米が共同で水中優勢を確保することは十分に可能だろう。台湾がミサイル防衛とともに潜水艦戦力の増強と対潜水艦能力の強化を急がねばならない所以でもある。
日本と台湾が自らの意思において「アジア列島防衛構想」の実現の全力を傾けねばならない最大の理由は、中国の人民解放軍によって「バックを取られない」（レスリング用語）ようにするためだ。すなわち、中国の海空戦力に第一列島線を突破され太平洋側から攻撃を受けるような状況をつくってしまった場合、日台の軍事アセットは否が応でも“二正面作戦”を強いられてしまうからである。限りある資源を第一列島線の西側海空域に集中させるためにも、何が何でも中国軍の動きを列島線の西側に封じ込めておく必要がある。その意味で、2008年から始まった人民解放軍海軍による西太平洋での艦隊行動、さらには爆撃機や偵察機による飛行エリアが年々拡大する現状は極めて深刻である。じっさい、今年7月には、中国空軍の爆撃機編隊が西太平洋に出て台湾を周回する訓練を3度も繰り返した。また、中国軍機に対するスクランブル発進が年々増加している日本の航空自衛隊に対しては、今年5月に初めて確認されたドローンによる尖閣領空侵犯行為などが加わるなど、平時におけるさらなる負荷をかけ部隊の疲弊を目論む中国軍の意図的な作戦ではないかと考えられる。
いずれにせよ、日本と台湾は1972年の断交以来公式の外交関係を有しないから、軍事的な連携を深めることは難しい。しかし、本稿で縷々述べてきたように、日本と台湾の地政戦略的な利害が合致していることは火を見るよりも明らかだ。日台両国とも、独力での対処能力を向上させていくべきことは勿論だが、自国の安全保障を全うするために米国の支援を必要としている点でも共通している。したがって、日米安保条約に基づく日米同盟協力の強化、米国の台湾関係法に基づく米台軍事協力の深化とともに、米国を介して日台間の戦略対話、とりわけ情報共有やシナリオ・ベースで対応方針を確認し合うことなどは極めて有益であろう。すべては、台湾海峡およびアジア太平洋地域の平和と安定のためであ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