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進強◎南華大學和平與戰略研究所主任
壹、前言
沒有國防，就沒有安全；國防安全是國家發展、生存的主要憑藉。這是中外古今，由來以久的普世價值。
誠然，國防安全的定義與範疇，已因全球化、自由化、多元化的國際局勢，而衍伸為廣義的「新安全觀」，但地球村的概念，固為人類共同的理想，其實現卻非一蹴可幾，在共產集團國家對區域安全仍虎視眈眈，第三世界國家內亂與內戰方興未艾的今天，敵對國家間的和、戰，仍以相對性國防戰力的威嚇與嚇阻為其互動的「權力」軸承，台海兩岸的局勢，何其不然？
自從蘇聯解體，原以美國、蘇聯、中共為主所形成的全球戰略關係，即產生結構性的變化，東西兩大集團的冷戰態勢已告消泯。以往，中蘇邊境劍拔弩張的情勢，亦不復存在；整體而言，亞太地區大國軍力對峙的情勢，已趨於和緩，然而，由於美軍陸續將亞洲駐軍撤離或減縮，中共隨即以擴張軍備的霸權姿態，填補此一權力的空隙，雖尚不足引發新的衝突，但卻使亞洲各國產生「中國威脅論」的疑慮。
相對的，台海兩岸的「平時戰爭」（war in peace time）形勢，並未因交流頻繁而有所改變，「不放棄武力犯台」以及「如果中共武力進犯台灣」，一直是兩岸間唱和不休的政治語言，也是各國戰略家所關注的問題。
中共當然有能力以武力奪取台灣，但是中共必須付出極高的軍事勝利（military victory）的代價與風險，不過，這並不能保證中共不會或不能在未來出兵台海：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對戰爭的辯證，並非單純的軍事行動。
貳、解讀共軍「世紀大演習」及國防白皮書的軍事、政治目的
在中共十五屆五中全會甫告閉幕，美國海軍作戰部長才剛剛結束訪問北京之際，中共軍方於十月十三日展開為期五天的「世紀大演習」，十六日則發布國防白皮書，重申對台動武的「三個如果」。
「世紀大演兵」號稱為自一九六四年以來，演練層次最高、涵蓋範圍最廣，跨軍區、諸軍兵種聯合，且在北京、武漢、南京分別開設三個電腦網上參謀競賽的「大比武」，的確有其深遠的政治、軍事意義，值得我國進一步探索。
就軍事專業層面而言，此一「大演兵」或「大比武」，可謂其共軍邁向現代化的總驗收，也是共軍從「人民戰爭」戰略兌變為「高科技條件下的局部戰爭」，乃至為面向海洋、面向國際、反霸權戰略思維的具體呈現。尤其，共軍近年來不斷強調信息戰，此一「大演兵」除了實兵演習外，長沙國防科技大學遠程教學中心，南京解放軍理工學院，更藉此通過全軍事信息網，進行共軍成軍以來首度的遠程同步教學，雖然可行性尚待檢驗，但共軍重視信息戰，並將之應用於國防遠距教學的用心，卻已顯現共軍的「軍事事務革命」（RMA）並非空口說白話且有具體的成效；換言之，此一與美軍、我國軍積極建立的C4ISR具有相對性功能的信息戰（資訊戰）架構，一旦落實於中共軍事體系，對共軍高科技戰力而言，無疑具有正面的提升助益。
共軍此次的「大比武」，動員七大軍區（北京、瀋陽、濟南、南京、廣州、成都、蘭州）的信息戰部門，演習區從北京郊外，內蒙至自渤海灣及東北吉林等地，演習課目以電子戰為主軸，包括登陸與反登陸、干擾與反干擾、空降與反空降、戰術導彈攻防、潛艦作戰，以及「三打」（打隱形飛機、打巡弋飛彈、打武裝直昇機）、「三防」（防精確打擊、防電子干擾、防偵察監視）等，雖有大半課目仍以傳統戰爭型態為想定，但亦可說極盡「科技練兵」之能事；而科技建軍、練兵、用兵，也正是共軍自一九九○年來「軍事現代化」的終極目標。可以預見的是，此次「大演兵」的成敗與結果，將可進一步確立共軍「科技化」的發展路向。
從中共內部權力脈動的角度言，「大演兵」正是江澤民從鄧小平接班後，軍權鞏固的重要指標，江澤民接掌軍委會主席後，共軍國防預算可謂「翻兩番」，連年成長，一方面積極建立軍中擁江勢力，使共軍將領年輕化，藉世代交替，改變共軍「人民戰爭」舊思維，一方面藉小型、局部的演習、練兵，逐步提昇共軍戰力，並改變共軍經商「向錢看」的風氣；而「大比武」的軍區性競賽所展現的優劣績效，更可使江澤民更進一步藉軍區權力平衡，合理化鞏固其軍委會主席的權力，並彰顯其在「軍事現代化」的歷史地位，而共軍「軍事強人」將不復出現，黨指揮槍、共軍「講政治」及支持改革開放的基調，更將深化為中共政權穩定內部的「希望工程」。
就國際戰略的觀點言，中共對「大演兵」的假想敵，並不稍掩飾的直指美、日兩國，雖然，在演習當中，朱鎔基以「微笑」訪問日本，表面上其化解自一九九八年十月江澤民訪日，因歷史問題而帶來的中日緊張關係用心至明，但實質上，也有化解日本政府對「大演習」所可能升高的「中國威脅論」疑慮的目的。
實質上，這也正是中共一方面提升軍力，一方面又強調和平、反霸權的「戰爭辯證」。「大演兵」的媒體宣傳，對內可鼓舞解放軍士氣，鞏固江朱體制，為未來權力交替奠定基礎，對外則可嚇阻日本加入TMD、減緩美國佈署TMD進程的間接效果；而「大演兵」地區遠離東南沿海，對台灣而言也具有表面善意的表示，實質都是「軟調子，硬路線」的一石多鳥之計，甚至使台灣朝野對是否加入TMD產生分化的阻力，進而催化促進三通及政治談判，及壓制台獨的效益。
「世紀大演兵」結束同時，中共第二本國防白皮書於焉公布，其內容可以老調重彈喻之，其對台武力恫嚇的論調並無任何改變，而其所謂的「反霸」、「反對外國對台軍售」等謬調，仍為「倒果為因」的強詞奪理，因為，其反霸目標為美、日，但其之所以反霸，實在於中共處心積慮的想顧盼自雄，稱霸亞太區域；其將台海局勢之責歸咎於美、日、台三方的互動，亦為「加害者」責備「受害者」的讕詞，具體而言，其反對我國加入TMD，實為「你不可以防禦，因為我要攻擊你」。另方面，我們也應認清中共將國防白皮書當作宣傳「一個中國原則」政治工具的意圖；換言之，中共國防白皮書的內容及公布動機，均與現代民主國家公布國防白皮書，藉以展現崇尚和平、國防透明化的目的不同。
參、從「兩國論」後政治、軍事動態，看亞太區域安全與台海地緣戰略
自一九九六年三月「台海導彈危機」，迄李前總統於一九九九年七月九日，將兩岸關係界定為「特殊的國與國關係」之前，台海兩岸並無明顯的相對性軍事動作，但在此期間，日、美安保條約「新指針」重新定義「週邊有事」，使台海的戰略地位再次受到舉世矚目。
事實上，九七年四月，美國總統柯林頓與日本前首相橋本即在東京針對安保條約宣言，展開會談，台海局勢即為重點，翌年一月，日本防衛廳將原本編制甚小的「情報組」擴編，置重點於台海週邊情報；七月，江澤民訪問華府，會談中美「建設性戰略伙伴關係」的架構雛型；九八年一月十四日，北京與華府簽訂「中美海上軍事諮商協定」，八月九日，柯林頓回訪北京，並在上海透過廣播節目宣示「新四不」；未久，江澤民訪日，但中日關係卻因江出言不遜而陷入低潮，日本朝野未承諾接受「新四不」；十月，辜振甫率團訪問上海，與汪道涵會談。兩岸關係似有峰迴路轉之勢；九九年七月九日，李前總統接受「德國之音」訪問，發表「特殊的國與國關係」，台海兩岸軍事情勢升高，八月下旬，共軍戰機三度越過台海中線，經國防部查證係因天候因素而誤入雲層，且係單機飛行；但有關共軍在東南沿海演習傳聞不斷，迄十二月底計一卅九次，但經證實者為六次，皆為千人以下及後備動員演習。十二月廿五日，共軍向俄羅斯購買「現代級」軍艦通過台海週邊國際海域；三黨總統候選人先後分別發表「國防政策」，連戰為「積極防衛，發展遠距離飛彈」，宋楚瑜為「前進防衛」，陳水扁為「決戰境外，縱深打擊，立即反應」。
二○○○年一月廿五日美國國防智庫蘭德公司發表「史文報告」，指陳我國官兵訓練維修能力不足，役期過短，兩岸軍力不平衡，二月廿一日中國公布「一個中國的原則與台灣問題」白皮書，以「三個如果」-台獨、外國勢力攻佔台灣、台灣長期拖延談判，做為對台動武要件，引起美國極度關切，廿三日美艦「小鷹號」以「試驗性巡航」經台灣海峽；三月，美軍航母尼米茲號、小鷹號「史坦尼」戰艦，多次巡航台海週邊海域；三月十八日，陳水扁先生當選我國第十任總統，中共宣稱對新政府「察其言，觀其行」，四月至五月間，美軍航母「小鷹號」由日本橫須賀母港，東京灣啟程至南中國海，展開「西太平洋防線」巡弋，太平洋美軍總司令部布萊爾、美駐北京大使普理赫對台海局勢表示樂觀，並謂「共軍不願開戰」，五月八日，共軍在海南島舉行小規模演習，五月十三日，美「科學家聯合會」與國防資訊中心CDI，公佈共軍在東南沿海機場、飛彈基地衛星照片，北京外交部發言人指控「美國有人利用衛星照片製造台海緊張」；五月廿日，陳總統就職演說，對兩岸關係發表談話，重申「五不」，表達善意互動對話意願，五月廿五日，共軍宣佈將在福建沿海舉行七天火炮射擊訓練，六月十六日，陳總統在陸官校宣示「決戰境外」戰略；八月，外電報導，共軍曾於總統大選期間，以木板釘裝導彈模型發布「假演習，真威嚇」訊息；軍科院研究人員指稱中共油料儲藏不及一週，「根本不可能發動對台戰爭」。八月，中共召開「北載河會議」，繼續「察其言，觀其行」之對台政策，並將兩岸關係「寄希望於台灣人民」；九月，我國國、親、新立委相繼訪問北京，錢其琛改口宣稱「一個中國原則」為「台灣與大陸都屬於中國」，九月八日美國同時宣布十三億美元對台四項軍售案（AIM-120空對空導彈、RCM-841反艦導彈、M109A5型155cm自走火炮及IMSG通信電子系統）。九月十九日，美國參院表決通過「PNTR」法案，給予中共永久的經貿易待遇；十月二日，美國防部長柯恩在華府宣稱「台海局勢已趨緩和」，美國將繼續遵守「台灣關係法」及三個公報，並謂中共高層承諾「不放棄動武，但目前無意動武」。
從上述的動態發展，可知台海問題已非僅兩岸政府或「一個中國原則」所能涵括，美、日兩國對台海問題的關注，係基於亞太安全對其國家利益、國際安全、經貿發展具有深遠影響而有以致之。
具體而言，美國在亞太地區每年經貿所得為其對外貿易的百分之七○，日本則必須仰仗台海週邊海域以為其對外貿易、能源運輸的「生命線」，而從地緣戰略言，台灣為東南亞與東北亞間的交界點，在西太平洋中，台灣同時瞰制兩條重要的戰略水道–台灣海峽與巴士海峽。這兩條戰略水道，除為美軍在太平洋安全體系中之戰略要域外，亦為日本經貿活動的必經海域。
二次世界大戰時，日軍曾以台灣做為南進基地，麥帥亦曾以「太平洋中永不沈沒的航空母艦」來形容、強調台灣在此地區中的戰略地位。而自美軍撤離台灣後，美國的全球戰略雖曾在書面文件中刻意忽略台灣，但並無損於台海既有的地緣戰略地位。另外，台灣雖長年與新加坡有密切程度的軍事交流，但實質上，我國並無軍事盟邦可言，至於美國的「台灣關係法」，亦難稱「協防」，不過，卻具有「情境層次」（Situational Level）的安全瓣作用。
總的來說，台海的安全，除長久以來，中共內部因素的制約與「躊躇」（pause）外，所仰賴的當是國軍的嚇阻力量，以及我國與國際間密切的經濟合作及其衍伸的政治效益。故而台灣的定位，必須將政治、經濟與安全議題連接起來，做全方位的思考，使之能相互支撐，相輔相成，拓展更大的利益空間，藉國際性的依存網絡，分散、減少風險以提高安全的效益。故而，我們在探討國防環境及國軍未來發展的同時，除了從兩岸的歷史及現實狀況加以考量外，萬不可忽視台灣本身的內在因素與亞太世界外在因素之間的互補性與關聯性。
肆、兩岸軍力對比，威脅與嚇阻
一、兩岸軍力與台海威脅
長期以來，台海兩岸一直處於「平時的戰爭」（War in peace times）狀態。一九七九年代以後，美軍雖已撤離台海，但「台海中立化」的政策仍在兩岸的默契下繼續維持，雙方均以不超越台海中線的「邊緣藝術」（brink monslip）相互克制，使台海的軍事衝突不致發生，儘管如此，兩岸卻都不能保證台海的和平能夠穩定而持續。
相對於中共「不放棄以武力解決台灣問題」的威脅，我國也務實的採取以台澎防衛為作戰指導的軍事戰略，所謂「備戰而不避戰，能戰而不求戰」的「最低嚇阻戰略」（The strategy of the minimun deterrent）。
不可否認的，台海兩岸的兵力對比相當懸殊，台灣在面對六倍以上兵力，世界排名第二的軍事強國中共的威脅下，有相當充分的理由，保有一支能敷應海島國防需要的現代化武裝部隊。不過，威脅與嚇阻之間，並非僅以戰力的均勢相應才可保持平衡。
就戰力比而言，中共有壓倒性的優勢；但威脅台海安全最大的軍事因素，並非為數二百多萬的兵員，而是占中共國防預算比例僅15.5％的空軍，以及占8.6％的海軍。距台灣二百五十浬的大陸沿海十三座機場，部署有十五分鐘以內即可到達台灣上空，包括蘇剴廿七等機型的二百多架各式戰機，而其戰機總數達三千餘架；不過，大部（主力）戰機如米格十九等，仍須仰賴地面導航、戰管，且在天候良好的白晝，方可遂行作戰任務，其全天候及夜間作戰能力顯然不足。東海艦隊也可在四至六天之間進抵台灣，而其傳統動力的潛艇，雖已老舊，但仍可有效封鎖台海。不過，這並不表示，台海已有立即的威脅；因為，總兵力並非戰力的等值，而戰力也不是威脅的全部，以台海的海、空域條件言，中共不會也不能以全部兵力投入台海軍事衝突。
再就中共的意圖而言，以「廢墟台灣」來懲罰台灣人民，對其「統一大業」並無利益可言，而一味以武力威嚇甚至採取「有限戰爭」，反有加速催化台灣邁向獨立的效應；另方面，台海的軍事衝突將使中共汲汲營營的「四化」，受到嚴重的滯礙；國際上對其戰爭行為，雖未必會出兵奧援台灣，但對中共的經貿制裁將可預見，因此，台海軍事衝突，對台灣而言可能產生宣布獨立或毀滅的後果，但對中共言，其風險成本，也非數人頭、機艦量化對比所可計度的。
總體而言，在威脅與嚇阻之間，雖非均勢的平衡，但台海兩岸的相對戰力，也因彼此均對軍事現代化的努力，而日益提升。不過，軍事現代化不能等同於軍備競賽，軍事現代化的意涵，非僅及於增購或更新武器系統，最重要的是人員素質的提升，與制度、組織的健全，故其另一意涵為專業化、科學化，此亦意味著軍人對戰爭認知的理性化，而更能謹慎從事。
綜合所述，兵力總數高居世界第二位的中共，與我國兵力的對比，極為懸殊。不過，吾人認為：
1.總兵力並非戰力的等值。
2.中共七大軍區，各司其責，各有其戰略任務，雖可相互支援，但其不會，也不能以全部軍力投注於犯台部署，目前，雖因前蘇聯解體，而減輕北方壓力，但潛在的威脅並未減除。
3.直接威脅台海者為中共南京軍區，其總兵力約三十一萬人，而國軍總兵力近四十萬人，如以近代戰爭中海島攻防所需兵力的對比六比一而言，國軍兵力與中共可用兵力相較並不盡然居劣勢。
4.依中共對戰爭的辯證，縱使七個犯台時機均不存在，或其宣示「不以武力犯台」，中共對台海的威脅將永遠存在，除非兩岸已實質統一或中共和平演變。
5.中共不能自外於國際社會或放棄經濟改革，而將國力投注於毀滅性的戰爭，去獲取無實質利益的「軍事勝利」。何況，台灣的地形也不容許傳統的登陸作戰。
6.宣布封鎖或象徵性封鎖、攻略外島、威嚇性導彈攻擊等有限戰爭方式，將為中共攻台時最大可能行動，其效益在可能迅速瓦解我方士氣、心理，而獲取政治上的利益。
7.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快速反應部隊的作戰能力，根據中共宣稱，這支為數約三萬名參加過天安門流血事件的兵力，有能力至「國內」各地區應變。
8.令人擔心且國軍必須採取有效手段防備的是，近年來大陸沿海民眾有計畫的偷渡來台，將是未來台灣海防安全的最大威脅，雖然兩岸即將實施小三通，但此對台灣海防安全的利弊，有待進一步研究規範，一旦未有效堵遏，將成為中共非正規登陸作戰的手段之一。
進言之，中共「軍事武力犯台」的威脅本質，其實不僅在乎數量與軍事行動，其藉由軍事威脅所延伸的政治、心理效益才是主要的目的。此外，中共在國際社會中，一直扮演假面的和平使者（如穿梭波灣調停，及歷次對台和平喊話），一面又露出強權的霸道嘴臉，封殺我國國際生存空間的作為，早為國人熟悉。國人所最關心者，無非一旦中共真的出兵台海，國際友邦的反應，以及國軍的對策。
二、中共對台動武的戰略與風險
根據「赤龍崛起」一書作者丁伯雷（Edward Tomperlake）和崔普烈（William Triplett）投書華盛頓郵報（2000.4.13）指出，共軍擴張軍備、武力攻台的戰略「四大支柱」，計有一、設法排除美國干預的可能因素，二、對台導彈攻擊「精準空襲」，防止台灣空優對共軍的先制空襲，三、對台發動資訊戰，即「信息戰」，四、研究特種作戰技巧。而哈佛大學歐林戰略研究所（Olin Institute of Strategic Studies）所長羅森（Stephen Rosen）則謂，共軍的RMA旨在增進攻擊武器的準確性，一旦對台動武，將在美軍馳援前，達到軍事目的，其二為資訊戰與網路攻擊，藉以延續美軍的反應速度。因此，美國應提供台灣飛彈防禦系統，而中共反對台灣加入TMD，及以台灣加入TMD將造成兩岸軍備競賽的說法，是「你要讓我攻擊你，因為你企圖防衛自己」的「責備受害者」傾斜謬論。
相較於上述的論點，香港信報則施今年四月十三日指出，一旦中共對台動武，將引發五大「併發症」，即外資撤退、大量失業、疆獨與藏獨伺機而動，社會矛盾爆發衝突。中共民運人士、旅美學者曹長青也指出，台灣許多媒體拚命轉載中共武力攻台的聳動言論，導致輿論失衡、事實失真，儼然成為中共官方威嚇文宣的一部份，台灣根本看不清楚共軍「打不了」的事實。曹長青指出，自大陸經濟一九七九年迄今，一九九九年是唯一出現負成長的，主因在台灣抽資，不僅台商在大陸投資達400億美元，中國對美順差高達150億美元，中共外匯存底為1507億美元，對美貿易高達700多億美元，因此，中共不會輕易動武，而犧牲這些經濟利益。
上述的評估，大都為軍事與經濟的觀點。但從中共內部權力角度看，一旦中共對台動武，共軍「新軍事強人」將有「群雄並起」，產生新權力鬥爭之虞，江朱體制所建構的以經改為主軸領導班子，將因而受到崩壞性的挑戰，而一旦經改停滯，中國政經社會亦將進入「多事之秋」，何況國際社會、亞太區域安全，也將面臨骨牌效應，而陷入不安的困局，甚而牽動全球戰略局勢。
對我國而言，中共對台用武，自為一全面性毀滅之始，當非國人所樂見。
伍、我國國防戰略與全民國防
不論是既定「防衛固守，有效嚇阻」國防戰略，或是不久前才更改為「有效嚇阻，防衛固守」的戰略，在內涵上都有「隱攻於守」的精神，亦即不主動攻擊，一旦遭受攻擊，則保證報復的「積極防禦」精神。實質上，面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武力威脅，無日無之的「犯台」威嚇，台、澎、金、馬的二千三百多萬人民在「戰爭恐怖主義」的陰影下，對安全、國防的冀求，已較其它民生需要更為迫切，譬如，台電停電、九二一地震等其它重大天災、人禍，一般社會大眾、媒體，乃至於朝野政治人物，立即的反應、聯想，均以「會不會中共在搞鬼」、「如果中共在這時候打過來」等臆測居多；股市利空，無量下跌的消息而來源，亦多以共軍動態為消息面禍首，李前總統要求軍方設置股市查證專線的用心，也是本此而生。而連、扁二位總統候選人相繼發表的國防政策，基本訴求並無太大差異，可見國防議題已為朝野最大共識的交集。
總的說來，要打破中國對台「戰爭恐怖主義」的策略迷思，我國的國防戰略當然不能是被動的「只挨不打」，或消極的「防衛固守」，除非投降，否則，全世界沒有那一個國家的國防戰略是一味強調防守，而輕忽反擊戰力的。以我國目前的國力言，若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軍備競賽，以求威脅與嚇阻戰力能量的均勢，自非明智之舉，但是若因以小事大，便坐待外力奧援，或一廂情願的冀求中共宣布放棄武力犯台，也是對國防戰略「虛無主義」的無知。因此務實的面對中國軍事威脅，務實的量力而為，以維護台、澎、金、馬既有之領土主權為國防目標，擺脫意識形態的包袱，擬定可行的、契合海島國家防衛需求的國防戰略，才是根本之圖。至於，區域戰略佈局下的美日等國的奧援，雖非空中樓閣不可期待，但卻是能自助，才能得人助的可能發展，而非必然、應然的結果。
表面上，「防衛固守，有效嚇阻」與「有效嚇阻，防衛固守」二者的差異，僅為字面上的順序調換，實質上，前者所呈現的較為保守、消極，亦不符守勢戰略的理則，須知，戰史上沒有任何重大的戰爭、戰役，是不以嚇阻為先，以「不戰而屈」為首要之圖的；戰爭通常是在外交折衝失敗、嚇阻無效後才會發動，侵略者以大欺小，也是先展現「軍事肌肉」又唬又騙，俟小國不屈不從後才揮出戰爭「鐵拳」的。
就台海局勢言，中國的「戰爭恐怖主義」下的軍事演習、導彈武射等動作，乃至於美國的「預防戰爭」策略，其實都是「嚇阻」的作為。
「有效嚇阻，防衛固守」的更迭，即具有嚇阻為先的戰略思維，也因其強調「有效」，目的即不在與中國做全面性的軍備競賽；從「以敵為師」的觀點看，中國人民解放軍近年來的「科技建軍」、「不對稱戰爭」的建軍思想，已落實於解放軍「二炮」的導彈部隊，技術、射殺不斷提升以及電子戰、軍事衛星的發展，並得到明確的驗證；換言之，中國的「重點建軍」走的就是「有效嚇阻」的路線，因為，中國的整體軍力無法與美軍相媲，所能嚇阻美國的不是幾百萬的解放軍，而是「導彈」威脅。
我國的軍力、軍備在戰上約為共軍的六至八分之一，要能有效嚇阻，使共軍不能、不敢輕舉動武的能量，並非四十萬或百萬的軍隊，也不是單一的國際因素，而是我國軍「保證報復」的反擊力量，所衍生出來的巨大的、無量的戰爭風險與成本，了解北京軍情的戰略研究者都知道，北京對發動台海戰爭的策略，早已有系統性的完整研究，其所以未付諸實戰，在於疑慮我國對東南沿海以迄長江口岸附近重要都會，均具有反制報復的能力，一旦如此則其全國三分之二產值的經濟生命線，將籠罩在戰爭陰影下，而「中國市場」的誘因也將使外資卻步，這些風險與成本，將遠大自台灣能攫取者，此一結果自非北京所樂見。
由上述可知，我國之發展射程及於大陸本土的中程飛彈、巡弋飛彈，乃為建構、強化「有效嚇阻」戰力之必需。這也是我國在面對中共戰爭威脅下的必然結果，否則便是「只挨不打」。
最後，吾人以為，在前述「不主動攻擊，遭受攻擊，保證報復」的前提下，國防戰略構想以「有效嚇阻」為主軸，應較為允當，總之，若不能「有效嚇阻」則兩岸就沒有建立軍事互信機制的空間與必要，而我國的國防也將淪為「只挨不打」的虛無處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