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筱峰
一、來台之前的蔣介石
還記得這句口號嗎─「勵行國父遺教！」？
差不多四十歲以上的台灣人，應該都還記得這句口號。這是當年蔣介石經常掛在嘴邊，也要台灣人齊聲吶喊的一句口號。在那個政治口號震天作響的時代裡，大概沒有人知道那位宣稱要「勵行國父遺教！」的蔣介石，曾經在孫文去世的五個月前數度違抗孫文的命令，遭孫文通電斥罵。
孫中山斥罵蔣介石
我們就先從這段歷史說起吧！時間在1924年，地點在中國的廣東省。當時孫文領導的國民黨採「聯俄容共」的路線，以廣州為根據地，圖謀北伐。大約在該年9月間，擔任大元帥的孫文將大本營移到韶關(在廣東省北境 )，決計督師北伐。命胡漢民代理大元帥職，兼廣東省長，留守廣州，譚延闓為北伐軍總司令。此時擔任黄埔軍校校長的蔣介石，雖然不是位居要津，但因為掌管黨軍軍校，握有些許\武器資源，因此就出現不聽指揮的情形。大概在10月間，孫文命令在黄埔的蔣介石，將一批先前向俄國訂購而已於十月初在黄埔起卸的武器運送到韶關去。沒想到，蔣介石敬違命不從，經孫文再三催促，蔣介石仍再三推諉，不依命將武器運到韶關。於是孫文通電責問蔣介石，為何對他的話不理不睬，究竟留那些武器在身邊有什麼用途。甚至進一步指責他以一個士官學校、保定軍校出身的軍人，全然不知世界大勢…。為了徵信，以下摘錄孫文責問蔣介石的信函原文，10月16日的信函，這樣寫著：「槍械運韶，既未辦到，盡交汝為，而條件今又以環境變遷，無施行之必要。然則此械兄究以何用為最適宜？請詳細考慮，以告我為望。」這封信最後還用這樣的話結尾─「萬勿河漢吾言」；另外10月下旬的一封信中，用詞更不客氣：「本其日本士官、保定軍官之一知半解，而全不知世界大勢，不知未來之戰陣為何物，而以其師承為一成不易也」(詳見《國父全書》頁844)。
電文中所說的「河漢吾言」，講成白話就是「藐視我的話」，講重一點，就是抗命的意思。
蔣介石違背孫文的情事，不只一端。以下再舉一個例子：
蔣介石主張販賣鴉片徵稅充餉
我們知道，中國近代受鴉片之毒害甚深，所以孫文在1912年(民國元年)3月2日通令其全國禁絕鴉片，內容說：「鴉片流毒中國，垂及百年，秏財損身，浸淫不止，種姓淪亡，其禍蓋\非敵國外患所可同語。方今民國成立，炫耀宇內，發憤為雄，斯正其時。若於舊染錮疾，不克拔滌淨盡，雖有良法美制，豈能恃以圖存 ?當由內務部轉行各省都督，通飭所屬官署，重申種、吸各禁，勿任廢弛。務使利害大明，屏絕惡習，共作新民」…。即使到了1924年(民國13年)孫文侷限在廣東ㄧ隅，受經費困拙之苦， 也不允許\革命政府用「寓禁於徵」的籍口，販賣鴉片來籌措經費。是年12月14日，孫文北上，途經天津時，接受拒毒會教士的訪問，就北方政客所倡議的，「鴉片公賣，寓禁於徵」乙事，徵詢孫文的意見，孫文堅決反對，他說：「邇來有以謂今日我鴉片復興，遍地皆毒，不如法律正式允許\煙土之營業，以『充裕餉源』。此等主張，絕對不當。『即使為一時權宜之計，均為民意之公敵』。
孫文講完這段話的三個月後病逝，號稱要「勵行總理遺教 」的蔣介石，立刻建議公賣鴉片以增稅收。蔣介石在他的「國父」去世的4個月後(1925年7月11日)秘密上書粵軍總司令許\崇智，其中說：「查廣東各項稅收，照現在狀況，年祇一千八百萬元。然潮、梅南路，必於三個月內肅清之，全省統一以後，至少可徵收一千萬元，鴉片實行公賣，寓禁於徵，辦理得宜，至少可收入一千萬元。」
蔣介石在1928年號稱北伐成功\、完成統一之後，鴉片的種植自然就隨著他的「革命」事業而更加推廣了。所謂「寓禁於徵」的政策，鴉片其實「禁」不住，「徵稅」倒是最實際。每擔抽稅1200元， 以1931年國產、進口共30萬擔鴉片來計算, 則一年國民政府可由鴉片抽的稅達36億元。1935年７月１日起，又實行「寓禁於徵」累進稅，以六個月為一期, 每擔加稅50元。曾經代理廣東省禁煙特派員(1937年)的蕭覺天曾指出，蔣介石對鴉片, 是要統制運銷的。凡鴉片商把鴉片運到蔣介石設立的漢口「禁煙督察處」, 就要由公棧收買。貨款由(陳立夫主持的)農民銀行, 以四十五天期款付給。公棧買進鴉片後, 即斟酌各埠銷路, 分運到設有分公棧的地方, 按定價售與當地土膏行, 以現金提購承銷。
1932年間，蔣介石的特務要角、「軍統」頭子戴笠，與蔣介石的「換貼」弟兄、上海青幫頭子杜月笙，共同籌組大運公司，經銷航空公路建設獎券，和販賣煙土(鴉片)，謀取暴利，來補貼龐大的特務活動經費。杜月笙販賣鴉片的銷售對象還包括美國，美國毒品局就曾記載：中國人董海翁是杜月笙與美國犯罪集團海洛英買賣的主要聯絡人。一方面又兼任中國外交部長宋子文的保鑣兼司機；美國國務院的檔案也記錄：大量的中國海洛英,是利用外交途徑走私進入美國的；美國財政部的看法是：董海翁是蔣介石的代理人，負責安排將毒品送到美國之各項事宜」。(詳見《宋家王朝》頁354)
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統一中國後，鴉片種植的面積大增。1914年到1919年，中國種植鴉片之面積， 佔耕地的3%；但是1929年到1933年，鴉片種植面積佔耕地面積之比率已達20%。種稻的稅收入每畝才5元，種鴉片的稅收入每畝達30元，除山西、浙江省外，各省政府不但不再查禁種植鴉片，而且還有東三省(張學良所轄)、四川省等許\多省分，鼓勵或強迫人民種植鴉片；四川有些地方政府，且對不種鴉片的農民，課以「懶稅」。(詳見張玉法《中國現代史》頁207)
這位宣稱要「勵行國父遺教」的蔣介石`，如此背叛其「國父」禁絕鴉片的「遺教」，真是諷刺至極！
「反反共」與「反共」，他都對！
其實，我們只要觀察蔣介石的一生，我們可以發現，當他的「國父遺教」有助於他的權位發展時，他一定會「勵行國父遺教」；一旦對其權位的追逐有所不利時，他就背叛他的「國父遺教」，或者修改「國父遺教」了。以下這個例子，就是一個典型的個案：
話說1922年秋﹐在中國廣州的中國國民黨政權﹐於孫文的主導下﹐採取「聯俄容共」的政策﹐開始第一次的「國共合作」。1925年春﹐孫文病逝﹐國民黨陣營中有關「容共與否」的路線之爭搬上檯面。反對容共的「西山會議」派﹐後來被迫離開廣州國民黨陣營﹐另立黨中央。路線之爭初啟﹐當時擔任黃埔軍校校長的蔣介石﹐因在黨內資歷尚淺﹐地位未尊﹐乃倒向主席汪兆銘 (精衛)一邊﹐公開擁護汪主席的「要革命的﹐向左轉」的號召，於是表態批判「反共」的人士。1925年9月13日﹐蔣介石甚至在黃埔軍校特別黨部第三屆執行委員選舉大會上﹐發表這樣一段「反對反共」的談話─
「總理容納共產黨的同志加入國民黨﹐是有他的眼光和一定的方針的﹐絕不是隨隨便便是了的。總理認為現在的中國﹐除了共產黨主張徹底革命﹐還可以同國民黨合作之外﹐再沒有第二個黨派能夠和我們合作的了。而且共產黨真正革命的同志們﹐實在不比我們國民黨少。…並且總理曾說﹐如果國民黨的黨員﹐反對共產黨﹐我便要自己參加共產黨。這是什麼理由？是因為共產黨和國民黨的革命目的﹐都是一樣的﹐我們要曉得﹐『反共產』這句口號﹐是帝國主義者用來中傷我們的﹐如果我們也跟著唱『反共產』的口號﹐這不是中了帝國主義的毒計麼？總而言之﹐總理決定下來的主張﹐我們是不能違背的。如果不然﹐就無論你如何信仰三民主義也是假的了。」
蔣介石在說完以上這段話的半年後﹐態度丕變﹐忽然開始「反共」﹐爆發「中山艦事件」(1926年3月20)﹐與主席汪兆銘形同對立﹐進一步掌握更多軍事實力，進一步乘勢北伐。1927年春，掌握軍事大權的蔣介石已經不再理會武漢的黨中央(此時國民黨黨中央已遷到武漢)，而揮軍急取金融中心的上海。勢力發展到南京﹑上海後﹐公開違抗還在聯俄容共的黨中央﹐開始雷厲風行地「清黨」﹐捕殺成千上萬的共黨人士﹐並釀成「寧漢分裂」，開始他的「反共抗俄」的歷史事業。
蔣介石這次對共黨人士的雷厲風行的大整肅，比起一年多前不許\人家反共的態度，真有天壤之別。在短短的一年半載之間﹐蔣介石的態度﹐做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可知其改變的主要原因﹐不是認知態度或思想觀念的改變﹐而是基於政治權力的考慮。
政治人物基於對政治權力的追逐﹐在政策或言行上儘管前後矛盾﹐但前後都各有一套「理論基礎」。當蔣介石不反共的時候﹐反共的人所信仰的三民主義都是「假的」﹔當他要開始反共了﹐則不反共的人也違背「真正」的三民主義了。「真」「假」之間﹐完全存乎政治權力的轉變﹐而不是對知識思想的認知。因此﹐說穿了﹐這種自圓其說的「理論基礎」﹐實則只是一套如Henry Tudor所說的「政治謎思」( Political Myth)(或譯「政治神話」)而已。
蔣介石這場對左翼人士的大屠殺，連在台灣的一位僧侶證峰法師(林秋梧)都有感而發，寫下這首題為〈聞蔣介石彈壓勞農階級有感〉的七言絕句：
「階級猶存不勝悲，餓莩橫溢大江湄。
可憐十萬頭顱血，空換青天白日旗。」
青天白日旗果然被蔣介石染得滿地紅。這場腥風血雨的大屠殺，種下了往後中國共產黨與蔣介石主導的國民黨之間的深仇大恨，後來也使得我們台灣長期背負國共鬥爭的歷史包袱。
「曠世偉人」的另一面
這位被孫文指責「全不知世界大勢，不知未來之戰陣為何物」的一介武夫蔣介石，最後成為中國政治的主宰者。孫文一定萬萬沒有想到，他會被這一介武夫所主宰的政權尊稱為「國父」，而這一介武夫更以「國父」的繼承者自居，拿孫文的招牌來贏取一國之尊的地位。孫文也萬萬逆想不到，這「一介武夫」最後躍居成為「一國之尊」的過程，是在孫文死後處心積慮地，紛紛鬥倒孫文原先所屬意的幾位繼承人、紛紛鬥倒許\多黨內前輩，才獲致的。孫文如果地下有靈，知道連他所屬意的第一號代理人(代理大元帥)的胡漢民，竟然也落得遭蔣介石幽禁過(1931年3月1日，湯山事件)，不知會作何感想？
俗話說「官大，學問大」，其實也可以說「官大，權大，人格就完美」，取得一國之尊的地位的蔣介石，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在台灣受過蔣家洗腦教育的台灣子弟，心目中的蔣介石是「民族的救星、時代的舵手、世界的偉人」，簡直「堪稱一代完人」。可是「一代完人」的背後，隱藏著太多不堪入目的歷史！
我們可曾知道？這「一代完人」，年少時曾經是一個手氣闊綽的賭徒，無論玩雀牌或是撲克，輸了總不肯離開賭桌，直到贏回來為止；而且這「一代完人」，年輕時還有經常逛窯子的習慣，用台灣福佬話說，他年輕時很喜歡上酒家或妓女戶「開查某」。
談起他的風流韻事，更可以打壞電腦的鍵盤而難盡述。暗的不說，在日本讀士官學校時，和戴季陶「共用」一個日本女人造成蔣緯國的生父成謎，也不必說，光是「亮相」的「蔣夫人」就有四位，分別是：
一、元配毛福梅，也就是蔣經國的生母，蔣介石除了打她之外，雙方互動關係很小。
第二位叫姚冶誠，出身風塵，蔣介石在尋花問柳時認識，1912年被蔣納為妾。
第三位是陳潔如，1921年結識，陳氏懂俄文，蔣任黄埔軍校校長時，陳潔如常在一起，幫忙翻譯、應酬。可是1927年9月，蔣介石突然要杜月笙安排陳潔如赴美「考察」。臨行前給她十萬元大洋，還囑咐她「好好學習，回國後可以更好盡到總司令夫人的職責」。陳潔如天真的出國了，就在赴美的旅程中，在船上聽到廣播，蔣介石在報上登了啟事，內容說「民國十年，元配毛氏與中正正式離婚，其他兩氏，本無婚約，現已與中正脫離關係…」。原來這個時候的第四任「蔣夫人」即將登場了。
第四任就是宋美齡，蔣認識宋美齡是在1922年，經過蔣介石的熱烈追求，宋家提出條件，必須一妻一夫，而且要信基督教。因為一妻一夫的要求，所以蔣介石才有登啟事與前面三位「蔣夫人」撇清關係之舉。蔣介石也自此時改信基督教。為了追女人，就可以改變「信仰」，這還叫做信仰嗎？這種態度，跟前面所述政治觀念的丕變，如出一轍。
諷刺的是，擁有三妻四妾的蔣介石，在30年代還發起「新生活運動」，儼然成為道德的表率。
風流韻事也許\屬於私領域，我們無需過問太多，但是對妻子的態度，足以檢視其人格特質，很值得我們了解。1936年1月，當時還在蘇俄留學的蔣經國，在列寧格勒的《真理報》發表了一篇〈給母親的一封信〉，替她的母親叫屈，信中說：「母親，您記得否？誰打了您？誰抓了您的頭髮？把您從樓上拖到樓下？那不就是蔣介石嗎？」
迷信赤裸的權力
蔣介石的暴力性格不僅表現在對付妻室，更發揮到政治鬥爭，以及對付政治異己。
我們可曾知道，這位所謂的「一代完人」，他曾經是親手槍殺中國革命元勳陶成章的兇手；他掌權後，為了個人獨裁與一黨專政，製造各種恐怖暗殺，極力打擊在野民主人士，例如1931年捕殺鄧演達、1933年暗殺楊杏佛、1934年暗殺史量才、1946年連續暗殺李公樸、聞一多…、1949年屠殺楊虎城全家，連小孩都不留。而民主人士張君勱、羅隆基、沈鈞儒、鄒韜奮等都曾遭其逮捕。不計其數的知識份子，遭一介獨夫迫害。他手下的「軍統局」(戴笠、毛人鳳主持)、「中統局」(陳立夫、陳果夫主持)等特務組織，以及上海角頭杜月笙主導的青幫，都成為他暗殺政治異己、整肅異議人士的工具。
蔣介石這種暴虐性格，從他對付學生運動的心態，也可以看出來。1936年西安事變前，中國的愛國學生在西安市示威請願時，張學良替學生向蔣介石請命，蔣介石卻怒斥道：「對於那些青年，除了用槍打，是沒有辦法的。」(詳見司馬桑敦《張學良評傳》頁244)
迷信赤裸權力的蔣介石，自1927年以後，逐漸成為一個不折不和的法西斯統治者。他和袁世凱、毛澤東、希特勒、莫索里尼、佛朗哥、巴勒維、蘇慕薩…都屬同一類型的「狄克推托」（dictator）。
絕對的權力，絕對腐化
迷信赤裸權力的結果，終於應驗了艾克頓爵士的一句政治學原理─「權力使人腐化，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腐化」。他主導的政權，果然趨於腐敗。1927年以後，蔣介石主導下的國民黨，與「江浙財閥」建立更密切的關係，成就了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的興起。蔣並結交上海的青幫頭子杜月笙，不僅如前所述，利用其旗下流氓來暗殺政治異己，也利用他們來掌控金融機構。所以，國民黨的黑金歷史，怎麼會是像蔡正元者流所說的，是到了李登輝時代才開始，簡直無知又無恥！
蔣介石國民黨政權的腐敗，罄竹難書，茲舉2003年10月25日美國紐約時報回顧蔣宋美齡一生的大篇幅報導來看，足可見其一斑。這篇標題〈蔣女士‧105‧中國領導人的寡婦死亡〉的報導中，整篇文章從開始到結尾都不斷強調一件事，就是蔣宋美齡A了美國的錢，也清楚提及美國人對蔣宋美齡幻滅(disillusion)的過程。報導中提到「歷史學家們紀錄了蔣介石以殘殺手腕，贏取，保有，最終失去權力的過程。後來幾年，事情變得明朗化，蔣氏家庭A了好幾億用來支援中國抗日和打共產黨戰爭的美援。」「他們是賊，他們每一個人都是賊」「他們從我們送給蔣政府的上十億美金裡，偷取了將近七億五千萬美金。他們偷了這筆錢，而且將這筆錢投資在巴西的聖保羅，以及就在這裡，紐約的房地產。」
1949年美國國務院發表的對華白皮書，把蔣政權的貪污腐敗，淋漓呈現，美國決定改變對這個腐敗政權的支持。這一年，蔣政權終於兵敗如山倒。
只是腐敗的蔣政權在1949年敗逃到台灣來之後，台灣長期承受蔣家統治集團的壓力，直到1980年代末期，才逐漸解除政治的陰霾。可是，已經種下許\多積重難返的癥結與困境，使得台灣至今仍在過渡期的陣痛中掙扎、徘徊，不能完全建立起正常的國家。
二、蔣介石與台灣
以下，我們試以「蔣介石與台灣」為主題，說明蔣介石對台灣的影響。
殖民統治的延續
中日戰爭之前，蔣介石未曾料到台灣會被中國接管，甚至他還援引過去孫文的談話，將台灣和朝鮮相提並論，贊成朝鮮和台灣兩地的人民能恢復獨立自主。(1938年4月1日，在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演說) 因此當大戰接近尾聲，而接管台灣頓成定局之時，他們才成立一個「台灣調查委員會」(1944年4月17日成立，隸屬於國防最高委員會)，試圖多了解一點台灣，以為接管之準備。
當時投奔在中國的一些台籍人士(俗稱的「半山」)在重慶創辦了一份《台灣民聲報》，自1945年4月16日創刊至10月7日總共發行十期，在蔣介石政府接管台灣的前夕，曾向蔣介石當局提出許\多有關接管台灣應注意的意見。例如曾經在20年代馳騁於台灣的社會運動場的謝南光(春木)，呼籲要制定台灣省憲、實行台灣的地方自治。甚至還有人把六百萬台灣人民比擬成留日學生，要蔣介石當局善待他們，不宜再有歧視輕蔑的心理。那些建言，若能聽進蔣介石的耳中，或許\後來不致於有形同日本總督府復活的「行政長官公署」的出現，對台灣也許\也不致於造成往後那麼嚴重的差別歧視，或可因此避免之後的二二八事件的發生。
1945年8月中，日本投降後，台灣接管在即﹐蔣介石甚至連原先他所組成的「台灣調查委員會」的一些較周詳的接管計劃也棄之不顧﹐最後改以「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的制度出現，這是一套與中國大陸各省完全不同的制度。根據9月20日公佈的「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組織條例」，行政長官公署受中央的委託，得辦理中央行政。行政長官公署對於在台之中央各機關有指揮監督之權，並可在職權範圍內發佈署令及制定單行規章。所以，台省行政長官制係集行政、立法、司法、軍事於一身的特殊化統治方式，誠如學者鄭梓所評論的：「對照於戰前日據下的台灣總督，則不論其象徵性的地位抑或實質上的權力運作，又都極為類似。」「長官公署兩面性的隔離治台政策不過是在保障部分大陸的舊官僚、舊政客一方面跨海掠地以鞏固派係地盤，並嚴防其他各路勢力的入侵及搶奪，另一方面則便利迎合中央當局的強徵調取以投入內戰。」這種「行政長官公署」制度的設計，幾乎是日本殖民統治的延續。蔣介石特任惡名昭彰的陳儀為台灣行政長官，又兼任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這位集軍政大權於一身的陳儀將軍來到台灣之後，果然台灣民眾就以「新總督」來稱呼他。
對台灣民意無知
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的新殖民體制，終於帶來政治與經濟的全面壟斷。台灣人民在經過短暫的慶祝「光復」、迎接「祖國」的狂歡之後，逐漸收斂起他們天真的笑容，開始面對經濟的蕭條與凋蔽，目睹政治的腐敗與不公、飽嚐社會的動盪與不安、忍受軍人的欺辱與騷擾…。終戰隔年的台灣，民心之向背已有極大的轉變。然而，蔣介石顯然沒有能力去了解當時台灣民心的轉變。
1946年10月21日起至28日，蔣介石親臨台灣做了為期一週的視察，這應該是他接近台灣民眾、探查台灣民謨、了解民間疾苦的好機會。當時由林茂生主持、黃旺成擔任總主筆的《民報》，以<迎迓蔣主席蒞台>為題，發表一篇語重心長的社論，該社論借歡迎蔣介石之便，夾帶提出訴願。社論中說：
「我們台胞之歡迎蔣主席，是有特別的意義和感想。」「…今得主席親臨台疆，其喜不言可知。…光復以來，已經過一年餘，因由祖國移來不少的壞習氣，加之貪污案情續出，而且有以征服者之對待被征服者的優越的態度，使台胞們發生了極大的憤懣與不快，甚至有生起悲觀，放棄了對於將來的希望。此或免不了有性急之嫌，但可以推察台胞們是期待過大，故有這樣的失望。…倘使為政者能明察台胞們的隱衷，善用其愛國的熱情，致信起用，如目前視為難事的維持治安，救濟失業，增加生產，抑平物價，振興農村，運營工廠等事，又何難實現？主席甫臨本省，在表示滿腔熱誠的歡迎之中，夾談了許\多帶有訴願之意的情事，或許\要被斥為野人不知禮，唯因抑不下愛台灣愛中國一片的熱情，所以顧慮不了體裁，略陳台灣的概況及人心的好惡。想主席關心民謨，既於政務多忙之中，特地來臨，必有裨補於台灣時艱，以慰台胞們的渴望。」(1946年10月22日社論)
然而，蔣介石對這類民間輿論，顯然視而不察、置若罔聞。在他來台「視察」期間，只看到他不是祭拜忠烈祠，就是到日月潭、紅毛城、基隆炮台等名勝古蹟尋幽訪勝，要不然就是接受民眾歡迎歡呼、接受高山族歌舞致敬…。他並未能真正了解台灣人民的心聲。「光復」以來台灣民心之向背，他不僅絲毫不能體察，反而還在他的日記中，得意洋洋地自我滿足於他巡視台灣的「收穫」。在10月26日他在日記「本週反省錄」中，這樣寫到：「台灣尚未被共黨份子所滲透，可視為一片乾淨土。今後應積極加以建設，使之成為一模範省，則俄、共雖狡詐百出，必欲亡我國家而甘心者，其將無如我何乎！余此次巡視台灣，在政治上對台灣民眾之心理影響必大也。」10月31日的日記「本月反省錄」中，他又記載：「巡視台灣之收穫，較諸巡視東北之收穫尤大，得知全國民心之所向。」
這是哪一門子的「反省」？蔣介石實際上對台灣的民心一無所知，卻自以為來台灣走一趟，必能對台灣民眾心理產生影響，這正是獨裁統治者的心理通病。
二二八大屠殺的元兇
蔣介石視察台灣的四個月後，台灣爆發二二八事件。
真正釀成二二八事件的重大傷亡，並不在事件爆發初期(2月底3月初)的抗官民變，而是在3月8日晚上國府軍廿一師軍隊登陸台灣之後所展開的一連串鎮壓與屠殺，以及隨之而來的所謂「清鄉」。而配合「綏靖」與「清鄉」的同時，全島各地的許\多社會菁英很明顯地遭到有計劃的捕殺，造成台灣社會難以彌補的損失。導致二二八事件會有如此重大的傷亡，以及造成全島的社會菁英幾乎在同一時間被消除殆盡，最重要的關鍵人物是誰？當然是蔣介石。
枉顧台灣民意，貿然派兵來台
事件爆發後，蔣介石並非只接到在台特務單位的單方面情報，在另一方面，3日上午「二二八事件事件處理委員會」議決上電蔣主席報告事件真相，旋於下午四時以台灣省民眾代表大會之名義上電，指控長官公署放任軍警胡亂開槍，射殺民眾，惹起省民公憤，光復以來政治惡劣，不法橫行，屢經省民要求改善卻一無效果，籲請中央速派大員來台調處以平民憤，並速實行地方自治；同日(3日)，台灣旅滬同鄉會理事長李偉光代表也上書蔣介石，請求徹查慘案真相，嚴懲慘案造成的法律和道德責任，以及澄清吏治，以新台人耳目。在3月6日陳儀呈電請兵的當天，台灣省全體參政員復緊急上電蔣介石主席，重申光復以來公署嚴重失政，積成民怨，以致爆發事件。要求根本改革台政，以符合地方自治和保障人權的規定。並籲請速派大員來台協同處理，勿用武力彈壓，以免事態擴大。同日，省參議會議長黃朝琴電呈事件經過，表示除嘉義尚有軍民衝突外，其他各地秩序已漸恢復，但省民殷望徹底改革台政，擁護中央熱誠如故，請中央「速決治台方針，簡派大員來台處理，以免事件擴大，貽笑外人。」
此外，台灣人民團體「台灣政治建設協會」也透過外國領事館轉一電給蔣介石，籲請蔣主席切勿派兵來台，否則情勢必更惡化。
當蔣介石派兵赴台的消息傳出，台灣社會上風聲鶴唳、人人自危的時候，在台北的美國領事向其駐南京的美國大使館請求即刻派飛機到台灣接運其眷屬離台，因為他們認為軍隊一到，情勢必將惡化，在台美僑勢必遭池魚之殃。為了此事，美國駐華大使特於三月七日向蔣介石查詢有關消息。
由上可見，蔣介石接到這麼多來自台灣民間的意見與聲音，而且也接到國際人士的重要警訊，但是他只聽取在台情治單位的片面之詞，而對於民間的聲音與國際警訊，則完全「置之不理」。蔣介石不但「置之不理」，而且將他「置之不理」的態度，還特別電告在台灣的陳儀。以下是這通電文的全部內容 (原文無標點)：
「台灣陳長官：據美使館接其台灣領事來電稱，請美使即派飛機到台灣接其眷屬離台，以為今後台灣形勢恐更惡化云。美使以此息告余，一面緩派飛機，一面覆電問其領事究竟如何云。又接台灣政治建設促進會由外國領館轉余一電，其間有談勿派兵來台，否則情勢必更嚴重云。余置之不理，此必反動分子在外國領館製造恐怖所演成。近情如何？盼立覆。中正 」(見總統府，《戡亂時期重要文件分案輯編》，第卅八冊，頁71-73)
派兵本就不該兒戲，其後果結局將會如何，早該做預先評估。對於原本誇大不實的特務情報不能明察，已屬失誤，更何況外國使館及台灣民間團體提出重要的警訊，蔣介石不但不加謹慎檢討，反而「置之不理」；不但「置之不理」，而且還反過來責罵人「反動分子」、「製造恐怖」；不但罵人，更且把他罵人的話電告陳儀。陳儀在獲得援兵之後，已經有恃無恐，如今再接到這種鼓舞的電文，當然就更加明目張膽了。
蔣介石在決定調兵來台的當天(3月5日)，台灣各地的情況，除嘉義地區之外，其餘各地秩序都已在恢復之中，但在各地秩序逐漸恢復的情況下，蔣介石卻聽信陳儀及在台情治人員的一面之詞，冒然派兵來台，造成永遠無法彌補的傷害。
牽強的派兵藉口
蔣介石又於3月10日的「總理紀念週」上，對二二八事件發表談話，指責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說：「該省所謂『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突提出無理要求，有取消台灣警備司令部，繳卸武器由該會保管，並要求台灣陸海軍皆由台灣人充任，此種要求已踰越地方政治範圍，中央自不能承認，而且昨日又有襲擊機關等不法行動相繼發生，故中央已決定派軍隊赴台，維持當地治安。」這段話就是蔣介石派兵來台殺人的藉口。依蔣介石的說詞，他決定派兵赴台一事，乃是因為「二二八事件事件處理委員會」提出「無理要求」之故。其實蔣介石決定派兵，早在3月5日就已做成決定，當時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尚未提出四十二條要求。可見欲加之罪，何患無詞？再說，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的要求，是否真的「踰越地方政治範圍」，估且不論，但是設若其要求果真已踰越地方政治範圍，充其量也僅只是「要求」而已，中央儘可不必答應其要求，何以竟將「要求」視成「叛亂」？世上難道有地方人民向中央政府要求讓他們叛亂的邏輯嗎？若真要叛亂，何須向中央提出要求？
以「綏靖」為名的屠殺行動
對於一個正在恢復秩序的地區，卻派大兵來「綏靖」「鎮壓」，是一件荒謬的事。事實上，自3月8日大軍抵台以後，軍憲的角色，「屠殺」大於「鎮壓」。軍隊一登陸之後，不分青紅皂白，便對民眾胡亂開槍掃射。試看台灣史學者楊逸舟的這段敘述：
「登陸的士兵對著碼頭工人與苦力，未加任何警告就突然用機槍掃射，瞬時有數十名、數百名的工人應聲倒下，悲鳴與哀號四起。市民見狀，便亂奔亂竄，慢一步的人就成為槍口獵物。惡魔突然降臨，橫掃市街，死傷者倒在路面，到處皆是…。」(楊逸舟著，張良澤譯，《二二八民變》頁130)
美國國務院的《對華白皮書》中，也曾提到當時軍隊濫殺的情形，茲引一段如下：「三月九日起，發生廣泛而無差別的殺戮行為。在美國領事館員的宿舍前面，工人並未有任何挑釁行為，就被刺刀刺死。也看到軍人搶奪行路人的錢財。婦女從家中被拉走，老人跑出去抗議，即被兩個軍人砍倒。服務於教會的加拿大籍護士，勇敢地奔梭於槍彈中，搶救受傷的人們。當她帶領負傷者往醫院的途中，軍人從後面開槍把負傷者射死。年輕的台灣青年被綑縛起來，用鐵線貫穿手掌，拉過街道盡端。教會附近，一個小學女教師從後面被擊，被掠奪。有一美國婦人的家，受到附近陣地的機槍的射擊，一個英國企業家要去救她，子彈貫穿了他的衣服，幸未打中他的身體。另外一個人看到一個騎自行車的青年，被憲兵叫下來，用刺刀刺穿了手掌。有人要躲，有人要逃，可是人們被射擊。軍人看到任何喜愛的東西，即掠奪過來。三月十日，領事館附近萬華一帶，許\多商店主人被射擊。」
然而，如此進行殺戮與劫掠的軍隊，在蔣介石的觀念中卻是「秩序亦佳」。蔣在3月10日的「總理紀念週」的發言中說：「…據報所派部隊昨夜已在基隆安全登陸，秩序亦佳，深信不久當可恢復常態。同時並將派遣大員赴台協助陳長官處理此事件。本人並已嚴電留台軍政人員，靜候中央派員處理，不得採取報復行動，以期全台同胞親愛團結，互助合作。」
蔣介石心目中的「秩序亦佳」的軍隊，被令「不得採取報復行動」，實則軍隊在台的行動，正進行著一場比「報復」更為殘忍的無辜屠殺與劫掠。
對社會菁英的有計劃捕殺
更令人痛心的是，全島各地的許\多社會菁英名流,都在幾乎相同的時間裏(3月9日起)被捕遇害，例如，台灣第一位哲學博士，台大文學院代理院長林茂生、從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學經濟歸來的台灣金融家陳炘、省參議員王添燈、制憲國大代表林連宗、省教育處副處長宋斐如、高等法院推事吳鴻麒、曾任新竹地檢處檢察官的建中教員王育霖、台北律師公會會長李瑞漢及其律師胞弟李瑞峰、醫學博士施江南、台灣新生報總經理阮朝日、台灣新生報日文版編輯吳金鍊、專賣局煙草課長林旭屏、淡水中學校長陳能通、台北市參議員黃朝生、徐春卿、李仁貴、陳屋、基隆市參議會議長楊元丁、省立宜蘭醫院院長郭章垣、制憲國大代表，花連縣參議會議長張七郎及其兩名醫師兒子張宗仁、張果仁、著名畫家陳澄波、嘉義市參議員潘木枝、盧炳欽、三青團嘉義分團主任陳復志、台南縣商會理事長，縣參議員黃媽典、台南市的著名律師湯德章、岡山教會牧師蕭朝金、屏東市參議會副議長葉秋木…。
這些不勝枚舉的台灣各地的社會菁英，幾乎在3月9日以後的一個月中被捕遇害。他們絕大部分都未涉及暴動，但卻無故遇害，部隊既是前來「平亂」的，為何卻連沒有「亂」的人也要「平」？顯然這些人不是被誤殺的，因為不可能在幾乎相同的時間裏有那麼多社會菁英人士會如此「巧合」被誤殺，足見那是一場有計劃的謀殺。問題是，誰有那麼大的權力和膽量敢決定這種大規模的政治謀殺與整肅？是行政長官陳儀？警總參謀長柯遠芬？還是憲兵第四團團長張慕陶？抑或是軍統局台灣站站長林頂立？以他們的職權，誰能承擔這個有計劃的大規模政治謀殺與整肅行動的後果？1992年柯遠芬在美國接受學者賴澤涵的訪問時表示，當時一切措施係依照蔣介石的指示。他說：「當時的局勢雖然有點亂，但只要依照先總統蔣公的指示辦理，執行起來就沒有什麼困難。」柯遠芬是在推諉責任呢？抑或他真在吐露真情？
非常諷刺的是，蔣介石在派兵赴台時，曾給陳儀一通「嚴禁報復」的電文：「台灣陳長官○ 請兄負責嚴禁軍政人員施行報復否則以抗令論罪 中正」
然而3月9日以後對全島各地社會菁英的大捕殺，正是一場藉機報復的大整肅。蔣介石既然有令在先，「嚴禁軍政人員施行報復否則以抗令論罪」，則事後應該有追究責任、糾舉過失的處置。然而，實際上，事後並沒有聽說有那位主事者因此而以抗命罪被論處，沒有人因濫捕、濫殺、施行報復而遭追訴。陳儀雖於事後被調離台灣，改任國民政府顧問，但隔年6月，又被蔣介石拔升擔任浙江省主席。 (他後來雖被處決，但罪名係以通匪名義，與二二八事件無關)；在「清鄉」期間捉拿不少「人犯」的警總參謀長柯遠芬也沒有受到任何嚴重處分，反而後來還被蔣介石任命為金門防衛部司令；半山出身的軍統局台灣站站長林頂立，於事件後受層峰讚賞，旋出任全民日報社社長，並於1951年、1954年擔任台灣省議會副議長。(雖然他後來被鬥倒，是另一波的派係政爭，與二二八事件無關)；而在高雄大屠殺的要塞司令彭孟緝，於事件後，不但沒有任何政治責任，反而被記大功\二次，傳令嘉獎，並於事件二個月後被擢升為台灣警備司令，且於次年元旦敘勳，奉頒四等雲麾勳章。這些濫殺無辜、實施報復的執行者，沒有一個被嚴懲，反而被蔣介石升官重用，則所謂「嚴禁報復，違者以抗令論罪」之說，不啻成了障眼的煙幕了。
總之，二二八事件發生後，蔣介石一味縱容在台軍政情治人員，聽信其一面之詞，而置民間意見於不顧。在台灣的秩序漸趨恢復的情況下，竟貿然派兵來台；於派兵來台之前，不能明察實情；於派兵之中，得到國際及台民重要警訊，猶不知謹慎檢討、防患未然，反而一意孤行，諉過於人；縱容地方上的軍憲特務，濫捕濫殺；而於血腥整肅之後，不但沒有懲凶糾謬，反而獎惡賞瀆…。這些錯誤，不僅造成台灣社會永遠無法彌補的損失，也使往後的台灣社會烙下痛苦的傷痕。
敗逃來台
二二八事件的兩年後，1949年，在中國大陸上的國民黨政權面對共產革命，節節敗退。這一年1月21日﹐蔣介石被逼引退下台由李宗仁代理總統﹐但是蔣介石仍是國民黨總裁﹐因此坐鎮奉化溪口﹐仍以總裁之尊﹐裁決國政﹐暗中佈署﹐指揮政局﹐代總統李宗仁還受制於蔣總裁。同年6月下旬﹐蔣介石已逃到台北草山(後來被蔣介石改名陽明山)籌設「總裁辦公室」﹐準備退入台灣的後路。是年年底﹐國民黨軍隊大勢已去。共軍渡過長江後﹐佔領南京﹐國民黨政府由南京遷往廣州(2月1日)﹐再由廣州遷往重慶(9月7日)。毛澤東於10月1日在北京主持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大典。兩個月後﹐國民黨政權在大陸上全面潰敗﹐於12月7日退入台灣。代總統李宗仁以就醫理由赴美﹐沒有來台灣。
說也奇怪，已經辭職成為一介平民的蔣介石，卻在翌年的3月1日宣布復職﹐繼續出任總統。這是根據哪門子的憲法理論？恐怕除了國民黨御用學者之外，沒有一個憲法學者可以講清楚。不過躲到美國不敢來台的李宗仁的以下這段話，或許\正可以說明清楚，李宗仁說：「台灣是蔣先生青一色的天下﹐他掌握了生殺予奪的絕對權力。」「在這種局面下﹐我如貿然回台﹐則無異自投羅網﹐任其擺\佈﹐蔣的第一著必然是迫我『勸進』﹐等他「復正大位」之後﹐我將來的命運如何﹐就很難逆料了。」這寥寥數語，足以道破蔣介石在台灣的所謂「復行視事」，當然靠的是「槍桿子出政權」。這個槍桿子政權，有「黨、軍、特」三位一體做為權力基礎，有「反共抗俄」的政治神話做為理論基礎。而對台灣人來說，這是一群外來的統治集團的政權，這種由外來統治集團所建立的國家，用學者的話說，叫做「遷佔者國家」(Settler State)。
「遷佔者國家」
所謂「遷佔者國家」(Settler State)型態﹐根據學者Ronald Weitzer在其所著《遷佔者國家的轉型》(原書名：Transforming Settler State, Communal Conflict and Security in Northen Ireland and Zimbabwe)一書中指出:「遷佔者國家」是「由支配原始居民的新移民所建立的國家」，「遷佔者所建立起的政治系統，對於原來遷出的母國，或是實際上，或是法理上,均已經獨立；這個系統的目的是為了保有遷佔者的政治優勢地位。」 遷佔者國家和傳統殖民國家的不同之一，在於遷佔者已經自母國分離，不得不作長久停留的打算。自1949年底以後，蔣家國民黨政權撤出其原鄉母土，播遷入台，建立其統治地位﹐完全符合「遷佔者政權」的意義(學者黃昭堂則喻為「沒有母國的殖民王朝」)。有趣的是，蔣介石在復出時的一篇演說，正好說明了這個政權確實是一個已經失去了母土的「遷佔者政權」，這篇演講是1950年3月13日，在陽明山莊對著國民黨的文武百官的演講，題目是<復職的使命與目的>，蔣介石說：
「我們的中華民國到去年(1949)終就隨大陸淪陷而已滅亡了﹐我們今天都已成了亡國之民﹐而還不覺﹐豈不可痛…」
蔣介石所率領的這個已經滅亡的中華民國流亡政權，在台灣設計的國家架構﹐是以全中國為標準。儘管蔣政權早已退出中國母土，但在國家認同上，卻仍以其母土作為認同的指標。他們宣稱有朝一日會「中興復國」﹐因此他們編寫中國古代封建時期的故事「田單復國」「少康中興」﹐來「教育」台灣人﹐要他們「毋忘在莒」。整套教育內容﹐及價值體系﹐是以大中國為座標來思考﹐完全沒有台灣的主體性﹐灌輸人民對其故國山河的感情﹐以及對領袖的效忠﹐而不是對台灣歷史的了解﹐當然也沒有現代國家意識的培養。雖然帶入一部規定有自由﹑民權內容的憲法﹐可是卻以「動員戡亂」的名目﹐凍結憲法有關自由﹑民權的內容。在其「戡亂體制」下﹐蔣介石權力甚大﹐國會則不需改選﹐由中國來台的第一屆民意代表繼續充當立委﹑監委及國大﹐一切等「反攻大陸」之後再說。在外交上﹐則採取「漢賊不兩立」的傳統刻板教條。總之﹐蔣介石流亡入台後﹐是一個「一黨專政」與「個人獨裁」的政治體制﹐在蔣介石主政的26年間﹐台灣人為了成就蔣介石的「反攻復國」的政治迷思﹐在內政﹑外交﹑社會…多方面﹐犧牲不少人力﹐消耗不少物力﹐蹉跎不少時光。今天許\多問題的癥結﹐也種因於此。以下讓我們來分項檢討蔣介石對台灣的傷害。
反共抗俄的政治神話
蔣政權敗逃到台灣之後，編造了一套「反共抗俄」的政治迷思，作為他鞏固政權的理論基礎。
從朝鮮半島燃起戰火的五○年代初期起﹐到中南半島上越戰方興未艾的六○年代止﹐國際政治的兩極對立﹐凸顯台灣的戰略地位(對美國而言)的重要。在美國的大力撐腰下﹐蔣介石政權的「反共抗俄」政策順理成章地進行。
「中華民族主義」是蔣介石政權的「反共抗俄」政治神話中的一大支柱。這個政治神話的故事內容非常簡單：首先認定蘇俄是侵略者﹐而中共在建黨及建國的過程中﹐得力於蘇聯俄共甚多﹐如此﹐中共便順理成章成為「甘做蘇俄帝國主義之鷹犬」的「漢奸」。因此為了國家民族的生存﹐大家要消滅漢奸﹑打倒俄寇。五○﹑六○年代台灣人民的食﹑衣﹑住﹑行﹑育﹑樂…種種生活﹐充斥著在這一套民族主義的政治宣傳(Propaganda)﹐不斷接受其洗腦(Indoctrinization)。
在50、60年代裡，蔣政權編作了很多宣傳反共抗俄的所謂「愛國歌曲」要台灣人民傳唱。茲舉一首當時家家戶戶，老老少少都耳熟能詳的歌曲，來為那個荒唐的時代留一點見證。這首歌叫做〈反共抗俄歌〉，歌詞如下：
「打倒俄寇反共產，反共產。消滅朱毛殺漢奸，殺漢奸。
收復大陸，解救同胞；服從領袖，完成革命。
三民主義實行，中華民族復興。
中華復興，民國萬歲！中華民國萬萬歲！」
1954年底月，蔣介石的代表與美國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締約前﹐雙方先發表聲明﹐稱該約屬「防禦性質」，不含反攻大陸之作用。而且該約規定「締約國所有『領土』等詞就中華民國而言﹐應指台灣與澎湖」；1958年八二三炮戰時，蔣介石又與美國總統艾森豪發表聯合公報，蔣答應放棄武力反攻大陸。蔣介石的國民黨政權為了得到美國援助，早已答應不反攻大陸，可是對內卻還在欺騙台灣人民，天天嚷著「反攻大陸，消滅共匪」。
1969年﹐被蔣政權指為「甘做俄寇鷹犬的漢奸」的中共﹐為了中俄邊界問題﹐爆發了「珍寶島」事件﹐與蘇俄發生軍事衝突。此事無異扯破了蔣介石給中共戴的「漢奸」大帽子。更足以說明當年蔣政權的「反共抗俄」的種種宣傳﹐委實是不折不扣的政治謎思。此後直到今日﹐過去被蔣介石指為「漢奸」的中共﹐表現出的「中華民族主義」的氣燄﹐並不下於當年蔣介石所標舉者，甚至進而以此作為對付台灣的利器。九○年代後﹐台灣的部份「統」派份子跑去北京參加「人民祖國」的國慶﹐或許\正說明當年那套「反共抗俄」神話的反效果。當年蔣介石這套「中華民族主義」宣傳﹐為往後的台灣帶來了苦果。
台灣人民在蔣政權的政治謎思中﹐渡過悠悠數十載的歲月﹐蹉跎不少時光﹐犧牲不少生命﹐浪費不少國力…。雖然台灣進入九○年代後﹐政治已逐漸轉型﹐甚且已被國際間肯定為「已進入完全自由的國家」。「反共抗俄」的政治神話已經進入歷史﹐但是﹐當年效忠在蔣政權之下發誓要「消滅共匪」的人﹐如今卻與中共北京當局隔海唱和著「中華民族主義」的政治神話﹐來繼續蹉跎台灣人民的建國時光﹐腐蝕台灣人民的建國意志﹐甚至內外聯手夾擊台灣人民的建國力量。真不知道今天的他們﹐如何與他們當年的歷史對話？台灣處於今天的內憂外患中﹐當年的歷史﹐就更具教育的意義。
神格化的個人崇拜
蔣介石的「反共抗俄」政治迷思的另一面，是配合著個人的英雄崇拜進行著。這套政治謎思有其合理化的情節：蔣氏以民族命脈之所繫自況﹐然其政權被中共(蔣氏稱之為「匪」)推翻﹐中共又是勾結蘇俄，因此﹐為了國家民族﹐為了解救同胞﹐就必須「效忠領袖﹐消滅共匪﹐打倒俄寇」。總之﹐蔣政權退守台灣的前十幾年間﹐這套加諸台灣人民的「反共抗俄」的政治神話﹐是以蔣介石的個人英雄主義﹐與國家主義﹑民族主義互為表裡。因此，50、60年代，又是一個瘋狂造神的時代。
誠如自由主義作家徐訏所言：「個人崇拜乃是英雄主義的產物。當一個領袖﹐可以肅清壓抑一切異己的勢力之時﹐他就必須造成一種偶像性的個人崇拜﹐這時候﹐他必須被神化為萬能﹐變成一個祭師﹐代表了神﹐成為聖經教義的最正確的詮釋者﹐使無人可以變動其領導地位。」(見徐訏《個人的覺醒與民主自由》)不論希特勒﹑墨索里尼﹑佛朗哥﹑毛澤東﹑袁世凱﹑….﹐歷史上所有個人獨裁的政治﹐都有一套統治的巫術﹐那就是「個人英雄崇拜」。蔣政權當然也不例外。
蔣介石為了成就其個人獨裁，教育系統和大眾傳播經常要塑造其英雄形象，渲染其領袖魅力。學校裏的「教育」，充斥著許\多為他個人歌功\頌德的教材，說他是「民族的救星，時代的舵手，世界的偉人」。五○年代和六○年代的各校園內，都有他的大幅畫像，以及「效忠領袖」「蔣總統萬歲」之類的封建標語，至於他英姿煥發的銅像，至今仍在各校園及公共場所豎立著。根據作家林雙不的估計，台灣島上大約有45000座的蔣介石銅像。
而軍隊方面，號稱「國軍」的軍隊，幾乎已成為他的子弟兵。軍人被教導要「效忠領袖」，而且「主義、領袖、國家、責任、榮譽」的軍中標語，竟然將「領袖」列在「國家」之前。軍人每天晨間點名時，一定要唱一首歌，歌詞說：「大哉中華，代出賢能；歷經變亂，終能復興。蔣公中正，今日救星，我們跟他前進，前進！復興！復興！」
今天四、五十歲的人，當年都唱過許\多歌頌「偉大領袖」的歌曲。以下這首〈領袖頌〉可以做為抽樣代表，歌詞如下：
「領袖 領袖 偉大的領袖
您是大革命的導師，您是大時代的舵手
讓我們服從您的領導，讓我們團結在您的四周
為了生存為了自由，大家一起來戰鬥
中華民族發出了反共的怒吼鐵幕裡的同胞再也不能忍受
為了生存為了自由，人人須要戰鬥 人人須要領袖
我們要在您勝利的旗幟底下，
打倒朱毛 驅逐俄寇，把國家民族拯救
領袖萬歲 領袖萬歲 我們永遠跟您走，我永遠跟您走。」
歷史真會作弄人，當年要我們永遠跟蔣介石走的集團，現在卻有許\多人跟著北京的共產黨在走。
殺人不眨眼的白色恐怖
蔣介石個人的政治權威，以及「反共抗俄」的所謂「基本國策」，是不容許\懷疑和挑戰的。如果有誰質疑這個神聖的「反共抗俄」的基本國策和領袖權威﹐他便是「叛國」、「匪諜」或是「為匪宣傳」。為了國家民族﹐全民必須「檢舉匪諜」、「肅清匪諜、「懲治叛亂」。
歷史上任何一個惶惑不安的政權﹐必然採取高壓手段來整肅其心目中的異議份子﹐以收殺雞警猴﹑震懾人心之效。蔣介石獨裁政權用來鎮制人民的兩個法寶，一是戒嚴令，一為「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
1949年5月19日﹐國民黨政權還在大陸上處於兵荒馬亂之際﹐陳誠在台灣頒布戒嚴令(一個多月後，蔣介石逃到台灣)。戒嚴令頒布的半年後﹐國民黨政府敗退來台﹐戒嚴繼續實施﹐實施戒嚴﹐即是軍事統治﹐憲法所規定的人民的基本自由人權﹐如集會﹑結社﹑言論﹑出版﹑講學的各項自由受到嚴格限制﹐因此有黨禁﹑報禁﹑出國旅行禁…。戒嚴法也就是軍事的法，所以在戒嚴時期，一般人民犯了所謂「叛亂罪」，照樣依軍法審判。戒嚴延續了38年之久(直到1987年蔣經國才解嚴)﹐成為世界實施最久的戒嚴令。
• 「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公佈於1948年5月9日﹐當時蔣政權還在南京﹐距離行憲不到5個月﹐就透過這個「動員戡亂時期憲法臨時條款」﹐凍結了憲法的部份條文﹐當初最主要的作用﹐是在擴充總統的權力。蔣介石敗退來台後﹐在「動員戡亂」的「臨時」體制下﹐不僅過去在大陸上的許\多法律制度成規﹐一成不變搬到台灣來硬套﹐更重要的是，冠上「動員戡亂時期」的嚴峻惡法﹐也紛紛出籠﹐成為整肅異己的工具﹐例如，「動員戡亂時期郵電檢查條例」准許\情治人員可以明目張膽檢查人民的書信、竊聽私人電話；「動員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1950年6.13公佈)﹐「匪諜」「通匪」「知匪不報」的大帽子都在裡面。還有「懲治叛亂條例」(1950.4.26公佈)﹐根據這個條例﹐連罷工﹑罷課都有可能成為「叛亂」。其中第二條第一款(簡稱「二條一」)為唯一死刑，一遭這條起訴，一判有罪，準死無疑。
戒嚴軍事統治﹐與動員戡亂體制﹐必須透過嚴密的情治特務系統來完成來推行。1949年所成立的「政治行動委員會」，成為肅清在台共黨(外加政治異己)的機構。1950年起，蔣介石開始為長男蔣經國，從情報、治安系統起，橫跨黨、政、軍各方面，佈置適當的基礎。50年代中期，成立了國家安全局，統攝各情報機關 (如警備總部、調查局、情報局 ) 。這些如蜘蛛網般的特務系統，發揮了「白色恐怖」的作用，成為典型的「特務政治」。在「肅清匪諜」的理由下，進行整肅異己、翦除異議份子的行動。許\多人因為政治見解不同，或者只因為說了一句當局不中聽的話，或寫一篇批評時政的文章，便被羅織入罪，惹來殺身之禍。甚至因為擁有家產而成為特務人員敲詐勒索的對象，以致家破人亡。根據親北京政權的一份台灣刊物《遠望》雜誌(25期，1989.12，台北)的透露﹐從1949年的四六事件，到1960年9月4日的雷震案，10年之間，台灣一共發生了上百件的政治案件，約有2,000人遭處決，8,000人被判重刑。其中除了不到900人是真正共產黨員(地下黨員)之外，其餘9,000多人是冤案、錯案、假案的犧牲者。在50年代裡，台北火車站前的佈告牌上經常公佈著一堆名單，上面用紅筆打鉤做記號，這是告訴大家，這些名單是最近因「叛亂」而遭槍決的人。
在軍法審判的過程中，蔣介石還可以指揮審判。例如1960年的「雷震案」(《自由中國》雜誌主辦人雷震，結合台灣地方社會精英準備籌組新的政黨，即遭蔣介石下令逮捕)，蔣介石在總統府召集軍事檢察官和軍法官開會，不但指示必須要判有罪，而且刑期不得低於10年；在例如，1954年，台南開元寺的住持證光法師(高執德)被控叛亂，原先判無期徒刑，蔣介石認為判得太輕，下令改判死刑。
回顧那個時代，想起那麼多有良心、有理想、有血性的知識份子，死在一介武夫的槍下！多少生命英靈，多少青春歲月，多少家庭幸福，被這個獨夫所斷送！看到這樣的生離死別，妻離子散，家破人亡，有人性的人，能忍不住裂心的低泣？
撕裂族群
蔣介石在台灣的統治，有著非常明顯的族群歧視。主要原因，不僅是因為這個政權的本質是「少數統治」，而且是「遷佔者政權」，因此他對於本地的族群，採取壓抑的政策與措施。
首先，對於本地各族群語言的壓制最為明顯。大約今天所謂「三年級、四年級、五年級」的本地人，小時後在學校裡面都有因為講自己的母語而遭取締、處罰的經驗。這一套壓制本地語言的手段，比起日本殖民統治時代，有過之而無不及。蔣政權認為台灣受日本「奴化」甚深﹐對「祖國」文化不了解﹐所以要積極清除台灣社會的日本色彩。透過「國語」的學習﹐以便了解中國文化。這項政策﹐不僅霸道﹐而且無知。因為台灣的福佬話(又稱閩南話)﹑客家話﹐與被列為「國語」的北京語﹐同屬漢語係。日本人禁止這些漢語係語言﹐目的是要清除台灣人的漢族意識﹐沒想到蔣介石政權﹐竟然也以禁止這些漢語係語言來清除日本思想﹐簡直愚蠢到了極點。當然﹐國民政府禁止的語言﹐還包括原住民語。
他們定於一尊的「國語政策」還有另一個重要目的﹐那就是要防止台灣人的本土意識的發展﹐以便與大中國融為一體。
這種壓制本土語文的政策，在蔣介石死後，仍在蔣經國時代繼續執行，例如1975年1月，原住民的泰雅語聖經遭國民黨治安人員沒收﹔接著﹐台語聖經也一樣遭沒收。
族群歧視政策也可以從政府單位的人事安排看出來。蔣介石統治下，政府各重要位置仍大部分由「外省人」所壟斷，蔣介石時代的內閣之中，只有兩名台籍人士(連震東和蔡培火)；他所任命的台灣省主席，清一色是「外省人」；甚至連警察派出所主管，也以大陸來台人士為主，直到七○年代中期，全台北市64個警察派出所，只有3名台籍主管；各中學的校長當然也以外省人為主。
更離譜的是，連高普考也論省籍，直到七○年代，高普考還採「分區定額錄取」的方式，以致本省人與外省人的錄取比例曾經產生186：1的強烈差異。
這種強烈的族群歧視，使得在二二八事件之後的台灣社會，不僅無法彌補族群之間的裂痕，反而更加撕裂族群。
不過，由於學生長期接受這種歧視的語言教育﹐產生巴夫洛夫式的制約反應﹐許\多台灣學生對自己的母語也會習慣性的自我歧視﹐自認為講自己的母語是一件不光彩的事。久而久之﹐也會認為講所謂「國語」的人似乎高人一等，因此認為政治上由「高人一等」的人所把持，並無不對。反過來，卻認為那些爭取語言平等、政治地位平等的人，是在「撕裂族群」。這種奴才心態，直到現在從國親泛藍陣營裡面的幾位「發言人」的言論，仍依稀可以窺見。
話說回來，一般「外省人」平民而言，也不盡然是蔣政權的受益者，例如長期的眷村隔離政策，把許\多「外省人」隔離在台灣社會之外，竹籬笆使他們無法完全融入台灣本土社會，這對「我那眷村的弟兄們」並沒有好處，這不能不說也是對「外省族群」的一種傷害；此外，蔣政權統治集團的貪污腐化，一般「外省人」並沒有特別分到什麼好處，卻往往要背負蔣政權的黑鍋。再者，許\多當年替蔣介石政權賣命打江山，付出青春歲月，離鄉背井到台灣，抱著一紙空洞的戰士授田證終老台灣的老兵們，浩嘆「毛澤東殺我父母，蔣介石斷我子孫」，他們是蔣政權的犧牲品，是社會金字塔結構的最底層，他們本身也往往成為蔣政權的受害者。
破壞憲政常軌
敗逃來台灣的蔣政權雖然號稱實行憲政，可是，在這部號稱「國家的根本大法」之上，還有一個足以凍結根本大法的「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法學常識告訴我們，憲法在「法的位階」上是最高的，沒想到還有一個比「最高」還更高的，這是什麼邏輯？
在「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之下，民主憲政常軌遭破壞，國會不用改選，使得台灣的立法院、國民大會、監察院，逐漸成為世界上老人密度最高的國會。
儘管如此，原先「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也沒有規定總統可以一任接一任做到死，所以等到1960年，蔣介石即將任滿憲法所規定的兩任任期時，就開始處心積慮想辦法如何能夠繼續連任下去。因此，他身旁的群臣群奴們就開始醞釀修憲﹐或修改臨時條款的討論，以便讓這位「民族救星」能夠繼續連任總統。當時唯獨雷震主辦的《自由中國》雜誌敢大唱反調，《自由中國》雜誌反對蔣介石破壞憲政常軌而連任﹐他們從歷史毀譽﹑憲政精神﹑團結反共的前途﹐多方闡述反對意見﹐完全不理會「群臣勸進」的中國官場文化。在國民大會集會的前夕﹐仍忠言逆耳提出<敬向蔣總統作一最後的忠告>的社論。但《自由中國》維護憲政精神的努力﹐終究沒有如願。1960年3月21日﹐蔣氏終於在為他新增訂的臨時條款(第3條)的護送下﹐突破憲法限制連任的規定﹐順利當上第3任總統。這一當，就當個沒完，一直做到第5任任內死亡為止。
僵化的意識形態封殺台灣的國際空間
蔣介石儘管以「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僭越憲法，但是這部憲法卻又是他拿來宣示代表中國的神話腳本。在中國大陸為整個大環境的需要而制定的憲法，不能在中國大陸實行，卻被蔣政權搬到台灣來，這樣的憲法，勢必窒礙難行，但也正好說明這是一個流亡政權的標記。然而，延續大陸時代的這部舊憲法，卻成為蔣政權宣示「法統」不斷、代表全中國的法寶。
「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漢賊不兩立」的舊觀念，在蔣介石的腦中，顯然盤旋不去，因此，儘管他的政權已經敗退到台灣，儘管中國共產黨已經在大陸上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但是蔣介石堅信他的政權才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這種所謂「漢賊不兩立」的僵化的外交政策，種下了今日台灣的國際困境的主因。
敗逃來台的蔣政權，拜50年代美國對共產世界的圍堵政策之賜，維持了在國際上的地位。由於有美國的支持，而得以在聯合國裡面維持中國代表的席位。
在越戰如火如荼的60年代裡﹐美國的甘迺迪政府﹐和其後的詹森政府﹐對於台灣仍採既定的支持政策。不過﹐若干政策依據的假設理論已經有了變化﹐北京中共政權不再被認為短期內即將崩潰﹐而且中國與蘇俄之間開始也有了摩擦 (例如1969年爆發「珍寶島」事件)中﹑蘇﹑美的三角關係﹐有了轉化的徵兆﹐必然也會牽動台﹑美﹑中的三角關係的改變。雖然到了60年代的末期﹐美國仍然固守著60年代甘迺迪和詹森政府對台灣當局所作的承諾﹐但是美國的中國政策終於開始起變化。隨著1970年下半葉國際情勢的轉變﹐使美國對中國政策開始有了調整。尼克森政府準備與中國北京方面改善關係﹐因此﹐國際上接納北京政權的考慮﹐也開始多起來。此時，美國亦不再支持蔣政府作為中國唯一代表，因而一再試探蔣介石意願，能否不再堅持排除「中華人民共和國」，而接受「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皆為聯合國會員國的安排。
儘管美國開始設法改善與北京當局的關係﹐但仍無意要國府退出聯合國﹐1971年美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官員Mr.Charles Bray宣讀國務院正式文件，表示：台灣法律地位未定，然基於「中華民國政府」接受日本正式投降之事實，故中華民國政府對台灣仍得行使「合法統治權」（legitimate authority over Taiwan）；同年8月2日國務卿羅吉斯(William Rogers)的記者會上﹐針對該年秋天聯合國中國代表權的問題﹐雖然支持中共進入聯合國的新方針，但仍表明反對驅逐國府的代表。其實﹐自韓戰以來，美國抱持「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想法﹐早就有跡可循。
而美國的盟邦也多能支持這種兩國並存的方案。例如，一九六六年第二十一屆常會時，加拿大外長馬丁更明白建議：北京政府宜取代台北政府，於安理會中代表中國，而兩個政府在大會中均應有代表。
面對這樣的國際現實環境，許\多蔣政權內部的外交官(包括當時在第一線執行任務的駐美大使沈劍虹)也紛紛建議蔣介石改弦更張，接受國際的建議。然而，這位「民族的救星」畢竟太偉大了，一言而為天下法，仍堅持「漢賊不兩立」，仍堅持他是「中國唯一合法統治者」。等到最後關頭，蔣介石即使想要回頭，也來不及了。1971年10月25日聯合國大會通過2758決議案，蔣政權的代表終於被決定逐出聯合國。決議文中，這樣不客氣地寫著：
「決定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利﹐承認它的政府的代表為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並立即把蔣介石的代表從它在聯合國的組織及其所屬一切機構中所非法佔據的席位上驅逐出去。」
今天我們台灣在國際外交上面如此困難，成為全世界唯一進不了聯合國的國家，當年大獨裁者蔣介石的師心自用，難道不是最重要的關鍵因素嗎？誠如台灣大學法律學院教授姜皇池所言：「『獨夫之心，日益驕固』，的確是因蔣介石總統之私心與錯誤，使台灣喪失進入聯合國最佳時機，導致今日完全遭排除於聯合國體系外之困境。」(姜皇池〈獨夫之心，日益驕固〉2002.7.29.自由時報 自由廣場)
沒有蔣介石就沒有台灣的經濟發展嗎？
這篇文章從頭到此盡說蔣介石的不是，一定讓受過國民黨黨化教育的人感覺很不是滋味。然而我們月旦人物、贓痞歷史，有憑有據，無徵不信。於是，當他們無能反駁時，就會說「蔣公雖有一些疏失，但是因為有他來台灣，才讓台灣有傲人的經濟建設」。這種奉屁的話，我曾經聽過一位土生土長的國民黨蔡姓發言人講過，當然，這種話應該列入「小奴才九百句型」。
這種「小奴才九百句型」顯然也是受國民黨的黨化教育、黨化媒體的洗腦而來。台灣初有電視時，電視節目天天播放著歌頌有關「蔣總統恩德」的歌曲。其中有一首歌的歌詞這樣唱：「自從總統到台灣，三民主義福音四海揚…」。意思是說，有了蔣介石來到台灣，台灣才能享受到幸福富裕的生活。現在這種肉麻的歌曲已經聽不到了，不過當年這種「一人有慶，兆民賴之」的政治神話，其實還在許\多舊勢力政客的腦海中盤旋不去。
2003年10月31日，泛藍軍的一些政客，包括連戰、宋楚瑜等人，眼看著阿扁政府對蔣介石的生日沒有大動作，於是又講話了，他們呼籲大家不要忘恩負義，不要忘了「蔣公」對台灣的經濟建設云云。到底，是不是因為有了「蔣公」來到台灣，才使得台灣經濟發展起來？這個愚蠢的問題本不值得回答，但是頂著政治學博士的黨主席竟然也有這種觀念，我只好請他讀讀歷史:
三百五十多年前，台灣在近代海洋文明的體系下，已經開始了轉口貿易，成為遠東貨物的集散地。鄭氏東寧王國時代貿易更是暢旺，「通洋之利﹐惟鄭氏操之﹐財團益饒。」（郁永河語）「洋販之利歸於台灣」（黃叔璥語）。十九世紀六○年代台灣開港後，國際貿易蓬勃發展，在原本苦於貿易逆差的清國境內，台灣卻是貿易順差的地區。清末台灣推動近代化洋務運動，成果可觀，超前中國大陸，台灣出現當時全清國境內第一條架設的電報線、第一條鐵路、第一條鐵路隧道、第一個自辦的電力公司。總之，清末的臺灣經濟，透過外商和外貿的衝擊，社會經濟快速成長。
經過日本半世紀統治，雖是殖民統治，卻也同時奠下了更許\多現代基礎建設，台灣各方面的進步超前中國大陸約三十年，無怪乎大戰結束後，來台的大陸記者江慕雲會有這樣的感慨：「從祖國來的接收大員、視察大員、旅行觀光的人，還有一班心術極壞的淘金者，幾乎沒有一個不稱道台灣好、台灣富庶、建設好、氣候好、一片和平空氣。…有人說，假如這五十年，不是日本人在經營的五十年，而是我們自己經營的五十年，恐怕基隆還沒有成為現代化的港市吧？」( )。
以上的史實，都跟蔣介石無關。蔣介石還未來台，台灣早有其優於大陸的經濟發展。蔣介石如果那麼會建設，為何不在中國大陸上好好建設，卻在敗逃來台才會建設？與其說，蔣介石有恩於台灣，無寧說台灣有恩於蔣介石，因為，如果不是有台灣，當年被中共追趕的蔣介石統治集團，不知往哪裡逃？可是，逃入台灣的蔣政權，卻在台灣實施了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厲行白色恐怖統治，使得許\多人妻離子散，家破人亡。尤其他固執「漢賊不兩立」的僵化政策，使得台灣錯失參加聯合國的機會，造成今天台灣外交處境的困難，國家定位的窘境，這樣的「恩公」，只有泛藍軍的政客們才會感念。
三、結語
蔣介石雖然已經作古，但是台灣還矗立著為獨裁者蓋\的「中正紀念堂」，還有以獨裁者為名的「中正機場」，以及遍佈全國各市鎮的中正路、「永懷領袖」的蔣介石銅像。為獨裁者蓋\紀念館是一個國家的恥辱，真正的民主國家的人民絕對不會念念不忘獨裁者，尤其是像蔣介石這樣一生中殺人無數的獨裁者。可見，蔣介石雖然已經不在，但他的陰影卻仍未散。
尤其，蔣政權的殘餘勢力至今猶存。他們如今化成三個黨，還在台灣的各個領域裡面盤根錯節，無所不在。他們不曾對過去蔣政權所犯的錯誤表示悔悟與歉疚，卻還試圖復辟他們的舊勢力，重整他們的舊旗鼓。我們應該團結所有族群，徹底瓦解這股蔣家政權的殘餘勢力，才能讓台灣真正脫胎換骨，成為正常的民主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