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炎憲
前國史館館長
台灣人有個夢、有個理想，就是要建立自己的國家，不願再受到外來政權的統治，不願再受到歧視與屠殺，而能當家作主、安身立命，不再惶恐與不安。這個理想吸引無數台灣人投入建國的行列，終生無悔，一代傳過一代，傳頌著浪漫動人的事蹟，鼓舞著台灣人的意志，要改變歷史、要建立自己的國家。
一、獨立建國產生的歷史因素
台灣人想要獨立建國，不是空想，而是有其歷史發展的必然。
（一）台灣人意識的形成
台灣要成為一個國家，住在台灣島上的人必須要有台灣人意識，建立台灣人的主體性，才能產生自我認同，與他人有別。
台灣人意識的萌芽與發展，來自於日本殖民統治時代。日本人將台灣人與日本人區別，稱台灣人為本島人，又將之分成福佬、客家與原住民等。這種身分認同的差異性，無形中逼使台灣住民逐漸形成台灣人意識，而與統治者的日本人有別。台灣人意識的形成雖然是長期的歷史發展所促成，但在地感情的滋長以及人際網絡、生命共同體休戚與共的感情，也是不可或缺的因素。
（二）近代國家觀念的產生
滿清帝國是個封建的王朝體制，無法產生近代國家觀念。日本則是個新興的近代國家，統治台灣之後，實施新式教育，教導近代觀念，建構日本為主體的皇國思想，使台灣人逐漸融入日本社會。台灣人卻因此吸收到近代觀念，並以此反抗日本，爭取台灣人的權益。
一九二○年代台灣人展開政治社會運動，提出台灣文化改造、議會民主、政黨政治、地方自治、社會平等和共產革命的主張，見解雖然不同，但追求台灣人福祉、建立台灣人主體的社會和文化是共同的目標。以近代觀念所組成的團體，以台灣為思考與行動的基礎所產生的運動，已具有建構近代國家的企圖。
（三）社會經濟的轉變
歷經日本統治50年，台灣社會已逐漸擺脫傳統封建的社會，而步入資本主義發展的社會。經濟上雖然仰賴日本的經濟體制，但台灣經貿透過日本而連繫上世界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脈絡。
在日本大企業投資與日本國家政策的引導下，台灣從早期的米糖經濟，發展到1930年代的初期工業化，逐漸脫離農業進入工業化的階段，奠定了日後工業發展的基礎。這些轉變使得台灣與中國的差異性逐漸擴大，型塑出台灣經濟發展的特殊性，有助於獨力發展。
二、二二八是激起台灣獨立建國的直接原因
1945年，日本戰敗，在聯合國太平洋戰區統帥麥克阿瑟的第一道命令下，蔣介石派陳儀來台灣受降，卻直接佔領台灣，將台灣納入其統治。陳儀在政治上乖離正道，引用私人，造成權貴政治，台灣人被排斥在外，無法實現台灣人治台的願望，反而淪入二等國民的境遇。經濟上，接收人員更是特權橫行，佔用日產，搬空物資，使得物價飛揚、台幣貶值，失業率提高，就業困難，生活落入慘境。社會治安上又日漸敗壞，軍人到處擾民，造成民怨。來自中國的接收人員歧視台灣人，貶抑台灣文化，使得台灣人失去自尊與榮耀。國民黨政府與陳儀的種種倒行逆施、錯誤政策，導致台灣社會紊亂、民不聊生，台灣人見此亂象，批評時政，提出改革主張，但接收人員一概不管，仍我行我素，終因緝煙事件，引爆憤怒之火，而爆發二二八事件。
國民黨政府不思改弦更張，反而視此為暴動、叛亂，參加者為暴民、亂民。蔣介石決意派兵鎮壓，軍隊抵台之後，任意逮捕槍殺，並以清鄉手段，逐戶逐家追捕，造成台灣菁英與民眾死傷慘重，此稱之為二二八大屠殺。
事後，國民黨政府不僅不究責，反而將鎮壓者論功行賞，被害者不只無法得到賠償，更被打壓監視，從此二二八成為台灣最大的禁忌。
在二二八的創痛中，台灣人開始覺醒，認為台灣在二次世界大戰後，並沒有脫離殖民統治，反而進入另一個外來政權的統治。台灣人應該追求獨立自主，才能脫離被統治、被屠殺的噩運。在遭受屠殺驚惶之後，台灣人反而更堅定，走向獨立建國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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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獨立建國運動的發展
（一）獨立主張的出現─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
二二八大屠殺之後，廖文奎、廖文毅、黃紀男等人提出台灣獨立的主張，1948年，向聯合國提出在聯合國託管下，公民投票決定台灣前途的備忘錄。1949年底廖文毅由香港赴日本，翌年（1950）2月28日在京都召開「二二八事件三週年紀念日」，發表台獨主張。1956年2月28日，二二八事件九週年時，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成立，廖文毅被選為大統領，並發表獨立宣言。
這是台灣首次獨立組織的出現，也是台灣被中華民國政府佔領之後，台灣人首次成立的海外政府。選在二二八台灣人抗爭與被屠殺的歷史日子成立，象徵二二八是台灣人追求獨立的開始，也表示二二八的傷痛促成台灣人的覺醒，不願再受外來政權的統治。
從此，二二八成為台灣人重大聚會的日子，也是台灣人遊行抗爭、追求公義與獨立自主的日子。
（二）知識分子的覺醒
參加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的人士，多是戰前住在日本的台灣人，或是二二八大屠殺後逃亡到日本的台灣人。這些人都受過日本教育，親眼見到或聽到國民黨的惡形惡狀，以及台灣人被屠殺的慘狀，同時有機會比較日本與中華民國統治的優劣，而產生台灣獨立的想法。
但1950年代之後，有新一批的留學生到日本，如王育德進入東京大學就讀，黃昭堂、許世楷、侯榮邦、廖春榮、戴天昭、張國興、周英明、金美齡等前後到日本留學，加入1960年成立的「台灣青年社」，投入台灣獨立建國行列。
由於日本統治過台灣50年，台灣人熟悉日本的語言和歷史文化，日本人對台灣人的處境也比較瞭解，因此早期台灣人多到日本留學。台灣獨立運動也在日本先初試啼聲，建立組織。
同樣在1950年代，留美台灣學生一方面接受到廖文毅臨時政府的獨立訊息，一方面受到美國自由民主、人權運動的影響，開始反省而覺醒。陳以德、盧主義、林榮勳、林錫湖、楊東傑等人在1956年成立3F（The Committee for Formosan’s Free Formosa），後因受到美國政府的注意而宣布解散，但於1958年又成立UFI（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ce）。3F與UFI多是留學生自動自發成立的組織，先覺醒的人先做啟蒙的工作，憑著熱情和理想，感動他人，共同從事建國大業。在先覺者不畏強權、不顧自己安危，勇敢向前推動下，台獨陣容逐漸壯大，成為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
（三）從覺醒到結盟
在日本，台灣青年會的成員多聚居在東京，聯絡方便、動員快速，對國民黨的批判火力集中而有力，又是優秀留學生，信念堅強、理論紮實，擅長書寫文章，引發議題討論，其影響力擴及歐美各地，成為早期傳播台獨理念，批鬥國民黨的重要據點。
但因國民黨政府偏重美國，學校教育又以英文為主，同時在美國容易獲得居留權或美國國籍，因此台灣人到美國留學的人數日增，超過日本，成為台灣人留學最重要的地方。
留學生在美國散居各地，聚集不易，但因氣味相投，獨立建國的目標一致，透過同學同鄉的關係，各地留學生逐漸建立聯絡網。1966年，堪薩斯州立大學曼哈頓校區的范良信、楊宗昌、陳希寬、莊秋雄；奧克拉荷馬大學諾曼校區的陳榮成、陳唐山、王人紀；波士頓哈佛大學的蕭欣義；洛杉磯的蔡同榮、賴文雄、王秋森；巴地摩爾的鄭自才；雙子城的賴金德；威斯康辛的周烒明；費城的陳以德、羅福全等，在費城結盟，成立全美台灣獨立聯盟（United Formosans in America For Independence，簡稱 UFAI）。這是美國台獨運動邁向組織化的開始。
（四）從各自發展到世界性的組織
1960年代是日本台獨運動的高峰期。而美國台獨運動自1966年費城結盟，成立UFAI之後，大學紛紛成立同學會，舉辦演講會，進行校園筆戰，與國民黨升高對立反而吸引更多人加入聯盟。
各地聯盟人數增加之後，為了統一步調、互相支援，1968年各地聯盟開始會商，決定成立世界性台獨聯盟，而於1970年1月1日正式成立WUFI（World 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ce），分成日本本部、美國本部、歐洲本部、加拿大本部、台灣本部，1976年再加入南美本部。各本部之間仍保持獨自運作。
WUFI成立的時候，彭明敏成功脫離台灣造成轟動。同年4月24日又發生黃文雄「刺蔣事件」。聯盟氣勢看漲，鬥志高昂。後因處理方式遭到批判，而使得聯盟陷入紛爭，但1971年9月在紐約的群眾大會，同年10月18日在聯合國開會當天的鎖鍊示威，都延續1970年以來高昂的士氣，表達台灣人要獨立建國的意志。
（五）從海外到國內
台灣人追求獨立的運動發自海外，也在海外茁壯發展，但國民黨政府遠在台灣，攻擊力無法達到。但自1970年代之後，台灣國內民主運動再起，1979年美麗島事件發生，雖然民主運動人士被捕入獄，反而促使新生代的投入。當國內政治運動風起雲湧之際，海外台獨運動除了支助、聲援之外，也積極籌劃遷盟返台，投入台灣的建國大業。
1987年聯盟決定返台之後，經過闖關返台的試煉，終於在1992年遷台成功，正式在台灣運作。盟員返台，使得建國理想能夠真正在台灣實踐。這是聯盟面對新挑戰的開始，也是台灣人邁向獨立建國的重大發展。
四、獨立建國運動的特色
（一）被統治者追求獨立的願望
台灣自17世紀步入歷史舞台之後，一直遭受外來政權的統治，無法由當地人民決定前途，自己管理自己。這種悲運是台灣人心中的傷痛，使得台灣人產生無奈與馴服的個性。但被統治的事實也激發台灣人反思自己身世的悲哀，而激起反抗，欲推翻統治者，建立自己的國家。
在日本時代，台灣菁英受到近代國家意識的薰陶，開始以西方民主理念思考台灣的未來，而提出各種不同的主張，希望台灣人能擺脫日本統治，達到台灣人治理台灣的目標。
這種風潮在1930年代之後，被日本強制壓制，而無法公開活動，轉而隱藏於社會底層。至中華民國政府接收台灣之後，又重新燃起台人治台的願望。
有差別就會有反抗；有外來政權的統治，被統治者就會追求獨立自主。台灣至今仍處在被統治與被統一的危機中，台灣人獨立建國的追求仍會持續下去。
（二）從二二八大屠殺中覺醒
二二八事件前，台灣知識分子對中國尚存期待，希望新的時代、新的政府能帶給台灣進步與幸福。但接收人員的貪污腐敗，社會治安的混亂、經濟的崩潰、文化的歧視，使得台灣人從喜悅中跌入絕望的深淵。事件發生之後，蔣介石又派兵來台鎮壓，屠殺台灣菁英與民眾，使得台灣人感到寒心，而產生反抗意識。
台灣人經此事件，瞭解到中國政權的殘酷、落伍與鴨霸，而有脫離中國、台灣獨立主張的出現。二二八事件是歷史的重要轉捩點，是台灣人心中最大的傷痛，卻因此事件的啟示，台灣人點燃起獨立的火炬，走上建國之路。
（三）知識分子的覺醒與參與
1920年代台灣人的政治社會運動是因知識分子的覺醒、參與，而壯大、傳承與發展。戰後台灣人的獨立運動也同樣由知識分子扛起重責。台灣人到日本、美國、歐洲留學之後，感受到自由民主的可貴，體驗到美國黑人人權運動、以及南美革命運動的風起雲湧，才瞭解國民黨與蔣家獨裁的本質，而投入獨立運動。
知識分子重視理念，一經覺醒，不易動搖。因此從事獨立運動可以堅持極久，表現在刊物上也是如此，如《台灣青年》雜誌發行500期（1960-2002）、《台獨》月刊自1972年發行至1981年、繼之《台灣公論報》（1981-）發行至今。可惜人在海外，無法直接對國民黨政權發動致命性的攻擊，以致運動長期停留在啟蒙轉化的教育文化功能。
（四）獨立建國理論的建構
台灣長期受到外來政權的統治，教育權掌握在統治者手中。國民黨政府以中原史觀和國民黨史觀作為教科書書寫與教導台灣民眾的依據。台灣人接受這樣的教育之後，很難建立台灣的主體觀點。
海外台灣留學生身在異國，深刻感受到台灣沒有國家的悲哀，因此有人著書立說，有人廣為宣傳。盧主義、陳隆志、張燦鍙、洪哲勝、黃昭堂、許世楷、戴天昭、王育德、史明等人，多從事台灣國際法地位與台灣革命建國理論的書寫，探討國民黨與蔣家的獨裁統治，以及台灣人如何突破困境，建立理想的國家。
這些論述在台灣不可能出現，只有在自由的海外才可能產生。這些作品啟發改變留學生的想法，也偷偷流入台灣，影響台灣人的思維，至今日仍是探討台灣前途的重要理論依據。
（五）向國際社會宣揚台灣要獨立
在國民黨政府的控制下，中華民國的外交部都站在國民黨的利益上著想，沒有立足在台灣的立場。對台灣人要獨立建國的想法，國民黨只會打壓，不會幫忙。因此，台灣人要靠自己，才能向世界發聲，爭取獨立的空間。
在日本的台獨運動者廣結日本友人和日本政界，宣傳台獨理念，同時透過日本人的幫助，獲得國內訊息，爭取台灣人的權益。在美國的台灣人也聯絡美國友人和政要，為台灣講話，批判國民黨的獨裁，聲援台灣的民主運動。《台灣關係法》和兩萬移民名額就是其重要的成就。
與外國友人和政界的連繫，使得國際社會聽到台灣人的主張，瞭解台灣人的追求，而開展台灣人的生存空間。1990年代台灣逐漸邁向民主之後，這些友人都成為台灣開拓外交時重要的助力。
（六）聲援政治受難者
在戒嚴的年代，國內民主運動處處受到干擾、阻礙，動輒被捕坐牢，但國民黨政府仍宣稱台灣只有叛亂犯，沒有政治犯。1970年代，日本的梅心怡（Lynn Miles）、三宅清子、毛清芬、黃昭堂，以及美國的許千惠、張丁蘭等人權工作者，陸續組織台灣人權協會，展開人權救援，公布政治犯名單，並連絡國際特赦組織（AI）和人權工作者，揭發國民黨迫害人權的事蹟，更向國民黨政府施壓，要求改善政治犯的待遇，和釋放政治犯。
獨裁政權最忌諱被人批評獨裁。尤其國民黨政府以「自由中國」自稱，為了博取自由之名，更怕人說是獨裁。海外人權工作者的救援工作不只得到世界各地人權工作者的支持，更使得台灣政治犯的待遇獲得改善，對台灣民主人權的提升貢獻極大。
（七）台灣人多元社群的興起
國民黨政府不只控制國內台灣人，也派遣職業學生、特務等到海外監控台灣人的言行。台灣人在海外也要處處小心提防特務人員打小報告，一被注意，輕則警戒恐嚇，重則吊銷護照，列入黑名單，無法返台。在台家人則會被騷擾管控。因此台灣人敢公開露臉表達台灣主張、反抗國民黨者極少，大多採取明哲保身的態度。
早期參加台獨組織需要勇氣與熱情，才敢參加。其他人大多採取暗助或觀望。但在1970年代海外台灣人勢力逐漸壯大，財力較前深厚之後，台灣同鄉會成為台灣人聚會的場所，而有1974年世界台灣同鄉會的成立。1979年美麗島事件爆發，民主人士受到逮捕審判，引起海外台灣人憤怒不平，於是在1980年代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NATPA，1980）、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1982）、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NATMA，1984）、北美洲台灣婦女會（NATWA，1988）等團體紛紛成立，使得台灣人社群呈現多樣化，這象徵台灣人力量的壯大，表示台灣人不再畏懼國民黨的監控，當越多人敢發聲站出來，台灣就越有希望。
（八）支援國內民主運動
美麗島事件發生之前，國內民主運動人士到海外，多不敢公開與台獨人士見面。美麗島事件之後，國內人士逐漸不懼國民黨的恫嚇，而與台獨人士交流。台獨人士雖因黑名單而無法返台，但滿懷思鄉之情，見到國內人士不懼國民黨打壓，仍然勇往直前，感佩之餘，在海外得以相見時，舉辦餐會歡迎，募款相助，期盼他們返台時能夠繼續打拼。在1980年代這是相當普遍的現象，很多海外台獨運動者的家成為國內人士訪問當地國時的客棧。
這樣的交流，有助於國內外的瞭解，互補所缺，壯大聲勢，使得國民黨政府感到腹背受敵，不敢再那麼囂張打壓。
（九）遷盟返台 深植台獨理念
1987年，台灣獨立建國聯盟（WUFI）決定遷盟返台。之後，張丁蘭、葉明霞、莊秋雄、毛清芬、郭倍宏、李應元等陸續返台，造成一股旋風，促成1992年刑法100條的修訂，黑名單終於解除。
海外台獨運動者返台之後，有的參加選舉，進入體制施展抱負；有的從事組織宣傳的工作，普及台獨理念，讓民眾瞭解台灣獨立建國的內涵。隨著民主化和台灣化的進展，台獨思想也逐漸落實而被接受。陳水扁擔任總統期間，台灣獨立的觀點逐步被吸納成為政策，如強調國家主權、一台一中和加入聯合國，都成為國家政策。所以台獨運動者返台之後，對台灣的影響力是無形的，它促進台灣主體性的建立，加速台灣國家的誕生。
五、結 語
台灣人要當家作主，活得有尊嚴、有價值，不願再受到外來統治者的打壓、屠殺與統治，是長久以來的願望。因此台灣獨立建國運動是自然產生的，是台灣人有信心與尊嚴的表現。
台灣人在二二八大屠殺之後，明確表達要獨立建國的意志，在悲痛的屠殺事件上重新出發，具有悲壯性，但也充分流露出痛定思痛後的決心。長期以來，知識分子扮演極重要的角色，知識分子重觀念、重宣傳，組織嚴密，凝聚力強，都表現在台獨運動上。這種特色不只在台灣歷史上發光，在世界革命史上也是罕見的特例。
廖文毅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是台灣人追求獨立的破曉啼聲。之後日本有「台灣青年社」，美國有3F、UFI、UFAI，加拿大有「台灣住民自決聯盟」，歐洲有歐洲台獨聯盟，都各自發展，終於在1970年結盟，成立世界性的台灣獨立聯盟（WUFI）；同年1月彭明敏成功逃離台灣，此舉大大振奮人心；4月24日發生黃文雄、鄭自才的「刺蔣事件」，展現出台灣人對獨裁者當面一擊的勇氣，震動海內外，此時正是台獨聯盟的高峰期。
之後，雖因處理刺蔣事件的看法有異，造成紛爭與出走，但獨立運動仍然繼續不斷。後因國內環境的改變，民主運動蓬勃發展，海外台灣人組織也呈現多樣化，試圖以不同的方式達到共同的目標。台灣人參與越多，力量越大，國民黨政權也日漸崩解。
做為一個台獨運動者，不能返台打拼，是種遺憾，踏上自己的鄉土才能落實理想，早日完成願望。1992年黑名單的解除，他們終能如願回到母親的懷抱。台獨運動者擁有許多學有專精的人士，有工程師、科學家、資訊家、企業家、醫師、律師、國際法學者、農學者、人文學者等，返台之後，得以貢獻所學，推動台灣的進步。所以台灣不只成為民主自由的國家，在社會文化上也逐漸建立台灣主體性，做為國家的基礎與規模也日漸渾厚，這是海外人士返台之後與國內人士共同努力的成果。這將是台灣的新動力，帶給台灣無窮的生命力與發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