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那娃之梟
希特勒與希姆萊是誰？相信大家都很清楚。希特勒是那個造成歐洲廣泛的戰亂，並且屠殺了六百萬猶太人及許\多被他認為是「劣等民族」的那個混世魔王。而希姆萊正是一手創建蓋\世太保與黨衛軍，幫助希特勒執行其恐怖統治與種族滅絕政策的頭號劊子手。
在已經進入二十一世紀的今天，納粹的罪行，恐怖統治與種族滅絕、大屠殺的罪惡早已成為全人類所共棄，乃至於成為道德禁忌的今日，如果說，現在的德意志聯邦共和國中，有一條路叫做「希特勒路」，或是有一所小學，名為「希姆萊小學」，不知大家會不會錯愕？
豈止是錯愕！在德國，在歐洲，乃至於全世界，若是發現德國有這樣的一條「希特勒路」或是「希姆萊小學」，鐵定會掀起滔天巨浪，遭到難以想像的大規模抗議與輿論的譴責。尤有甚者，替這條路或小學命名的人，或是明知這條路的錯誤荒謬而未主動積極更正、冷漠甚至僅止於怠忽的市政官員與政治人物，鐵定會被輿論逐出公眾生活，而行為者甚至有可能因為違反禁止納粹行為的相關法律，而遭到重懲！所以，若會有這樣白目的人物，在今日，幾乎是不可想像的事！
然而，就在我們的周遭，我們一直生活所在的台灣，這個號稱已進入民主自由體制的台灣，這樣的荒謬劇其實一直在上演，宛若魔幻夢境一樣的荒謬可笑。而且情況更甚於前面所說的情形。
台灣真有那麼荒謬的事情嗎？如果說我們不但有一條「希特勒路」，甚至是有數十條乃至數百條「希特勒路」，大家不知道會覺得如何？
蔣介石在中國近代的歷史上，不論其評價如何，有一件鐵一般的事實是無法否認的。那就是他以殘酷的手段誅殺異己，利用特務，進行恐怖統治，箝制言論自由，遂行偶像崇拜與個人獨裁。而在其生命的後期，逃亡來台後，仍縱容並且指導其附從者大量屠殺台灣的知識菁英與人民遂行白色恐怖，製造數之不盡的政治冤獄與政治受難者。
他在這方面的行徑其實與希特勒如出一轍，甚至在精神上乃至於意志與意願上，與希特勒根本是精神的契合者與盟友。而做為其有效恐怖統治的主要附從者與恐怖機構重要的創建者之一，戴笠（字雨農）無疑是他最得力，也幫蔣介石栽培出許\許\多多此一專制政權附從劊子手的頭目。
在台灣專制戒嚴時代起，蔣介石為了鞏固個人權威以維持其獨裁統治，將大大小小城市、鄉鎮的主要道路，以其個人名字命名為「中正路」。而其為了紀念其信任但因突然死亡而未能繼續為其效力的特務頭子，特別將台北市的一所小學，命名為「雨農國小」。
這就是台灣版的「希特勒路」與「希姆萊小學」。
在世界各國，威權統治者或獨裁者，為鞏固其統治，往往大搞個人崇拜，將道路、地標以其自己、親友或附從者的姓名命名亦所在多有。但在推翻或告別威權之後，這些屬於過去獨裁威權的烙印，必然地會遭到民主化後的政府與人民予以去除，以「去威權化」。更重要的，是對這種非民主的，乃至為民主之敵的種種行為必需予以清算與批判。所以，類似「希特勒路」或「希姆萊小學」這種荒謬的場景，不但在政治上係屬不正確，甚至是道德上的禁忌。任何甘冒此大不韙的人，都將遭到公共社會的非難與唾棄。
然而，台灣卻恰恰是荒謬與諷刺的極致。台灣歷史上最恐怖與最暴力的獨裁者，以其名字命名的道路竟然遍佈全國。每個城市、每個鄉鎮都有「中正路」，甚至都是在其最主要的街道或精華區予以命名。而首都中也有那名之為「雨農國小」的小學。這台灣版的「希特勒路」與「希姆萊小學」並未隨民主化的到來而去除。相反的，這些名字竟已成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
我們常可以聽到如下的對話：
「先生去哪？」計程車司機問。
乘客答道：「中正路與XX路交叉路口，謝謝！」
收音機路況報導：「中正路路段，由於發生車禍，道路塞車，請行車人員改道…..。」
「老陳！我們在中正路某某餐廳…….」
就是這樣的言談間，我們與「獨裁者」之名共生共存。甚至成為不可拔除的記憶的一部份。而且，甚至他與他的附從之名，成為我們生命記錄的部分，成為一個猶如所有關係的獸類烙印。從我們的財產權（土地權狀）、記錄（個人記錄或戶籍資料）乃至於成為你我的經歷的一部份（例如畢業於「中正」國小、國中、高中到大學；或者「雨農國小」）。
這樣的屈辱，在台灣，由於國民性格溫厚與反省的不足，墮落與毫無道德責任的媒體擁有者與工作者的無能與有意的淡化，加上前獨裁政權雖退潮但未曾消失，甚至仍有強大的影響力下，我們竟將「希特勒路」與「希姆萊小學」的荒謬予以無視，甚至失卻道德感而不覺得這有任何意義或重要性，更遑論道德禁忌的認識。
總是宣稱「國際化」重要的主張者，為什麼在「去獨裁化」這一國際潮流問題上、甚至共同道德上不主張「國際化」？這些宣稱「新聞自由」、「中道力量」、「理性溫和」的主張者可否告訴我們國際間的溫和理性中道自由的廣大「國際社會」，可以容許這種屈辱掛在「民主自由」之上？要談經濟、競爭力，可有任何國際知名企業或跨國公司願意設籍於「希特勒路」上，並且毫不擔心企業形象？可有任何的國際知名人士、國際重量學者、科學家、文學家、運動家願意到「希姆萊小學」參加社交活動？但是這些荒謬，他們不但甘之如飴，甚至威脅利誘別人不得挑戰其扭曲的道德觀，更遑論糾正其錯誤。若有人提出質疑，必然祭出「撕裂族群」、「泛政治化」的神符，來加以燒化作法，起乩鬧亂！
台灣是否該正名？無論常識、邏輯與道德上，這都是當然之理。但是，為何至今台灣的正名仍被認做是高度政治爭議。其實，我以為，這正是為我們連基本的告別威權的起碼公共義務都做不到。
民主選舉的總統，被稱做「威權」、「獨裁」，而以「民族救星」或「勤政愛民」為名的獨裁者父子，都用了他們的名字命名大街小巷、學校，甚至是研發或購入的新武器之上。他們反倒被稱為「為民主做出貢獻」？！這不能不說是這批宣揚者的價值錯亂到了已經根本無法想像的地步。
正名，當然有其必要，其必要性根本不在其「政治性」，而在於價值的確認與公共道德的重塑。什麼時候我們能在公共的道德上唾棄、大聲譴責「希特勒路」與「希姆萊小學」的荒謬與背德，我們才能有資格被稱為具有公共道德的國民，也才是真正國際社會中「理性」「民主」「自由」的一份子。
長久以來，台灣民主化最弱也最欠缺的一環就是對於民主政治的公共道德與價值確認。這是一個民主公民社會的基石。也是民主社會的心靈防火牆。
任何國家，尤其是從威權暴政走向民主的國家，你不會看到謳歌獨裁者的隻字片語。若有，則成為道德的禁忌，遭到全體國民的譴責與懲罰。
不幸的，台灣不但做不到譴責，甚至還於獨裁者的餘黨相終始，共同生活。
猶有甚者，連我們自己也跟他們一樣，在我們的生活、我的資料中一起刻上沾滿鮮血的獸類印記–那個以獨裁者及其附從為名的印記。
這些印記，在獨裁者壓迫下，我們無由消除，這是一種無奈；在獨裁者已死，該是解開桎梏的今日，我們又因何仍帶著這樣的印記？
是怯懦？是與人為善？是鄉愿？我認為其實可以總結為二字，那就是「無知」。而這樣的無知，是可鄙與荒唐的。這樣的無知是奴隸與奴隸比較誰的鎖鍊比較晶亮、比較粗大的那種悲哀的無知。而這樣的無知也是我們生活周遭中現實所存的無知。
詩人席勒說：無知是連諸神都要努力才能拒斥的。那麼，朋友們，你們準備好要與無知對抗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