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中國政策與亞太區域和平

吳榮義
新台灣國策智庫董事長

一、前言

中國對台灣的基本政策是1979年底發表「告台灣同胞書」時提出的「一國兩制、和平統一」。此後歷任中國領導人雖然決策風格、政策的重點及口號各有不同，但基本目標是沒有改變。雖然標榜「和平統一」，但是並沒有放棄必要時以武力統一台灣。因此，不僅部署飛彈瞄準台灣，而且數量每年增加，在國際社會封殺台灣的參與。2005年通過「反分裂國家法」，預備對台使用武力的法律依據。

二次大戰後以來，統治台灣的中國國民黨政黨基於「漢賊不兩立」政策，嚴格禁止兩岸人民及經貿來往。一直到1987年7月15日在台實施38年的戒嚴令取消，同年11月開放民眾赴中國探親，兩岸關係才開始解凍。同年政府開放多項中國農工原料可以間接進口（經過香港）；接著1990年准許台商赴中國間接貿易及投資，但兩岸經貿仍然受到嚴格管制，因此不管是人民或經貿來往數量均十分有限。

可是由於鄧小平1987年提出改革開放政策，歡迎外資前往中國投資。1988年中國公佈法令鼓勵台商前往投資，但台灣政府一直到1990年才正式開放台商可以間接與中國貿易與投資，台商投資中國開始明顯增加，由於投資帶動的出口也隨著快速成長。到2011年，中國市場占台灣出口的比例高達40%以上，成為台灣最大的出口市場。一方面中國對台灣仍未放棄武力統一目標，但另方面台商卻對中國大量投資，並成為台灣最大出口市場，導致台灣經濟高度依賴中國，不但威脅台灣的國家安全，而且由於台灣在亞太區域安全的重要地位。近年來，中國不斷軍事擴張性的威脅，連帶衝擊亞太區域的安全與穏定發展。本文首先分析台灣在亞太區域戰略的重要地位，接著回顧台灣的中國政策及其衍生的兩岸經貿關係及其對台灣經及社會造成的衝擊。然後探討台灣如何面對中國的威脅？應採取何種因應對策？最後提出結論。本文特別指出，除了台灣本身的努力及應採對策之外，亞太區域鄰國以及全球/經濟及軍事最強大的美國，必須協助台灣因應中國的威脅，才能使台灣不受到中國的併吞或控制而威脅到亞太區域的安全。

 二、台灣在亞太區域戰略與和平的重要性

2005年5月，美國商業週刊（Business Week）出版一期報導台灣高科技產業專刊，封面主題為「為什麼台灣這麼重要？」 （Why Taiwan Matters?）。文中指出台灣高科技公司如華碩為蘋果電腦裝配ipad及Mini Mac、世界最大手提電腦製造商廣達電腦、全球最大晶圓代工的台積電（TSMC）、電腦零件供應商的鴻海等等，當年這些25家台灣最大科技公司產值達1220億美元，可是由於台灣與中國的敵對狀態，萬一台海產生戰事，不僅會有大量人員傷亡，同時對全球IT產業產生的衝擊將造成全球經濟及對「數位時代」（Digital Age）的致命傷害，後果幾乎與一次核彈爆炸一樣的嚴重。顯示台灣高科技產業在全球供應鏈中的重要地位。這種看法相信到今天仍是正確的。例如台灣1999年9月21日發生大地震，造成美國股市震盪，當天紐約道瓊指數及那斯達克指數分別下跌2.08%及2.25%，一周內下跌5.03%及5.05%即可明證。

其次，台灣地理位置東亞地區的重要性也是十分明顯，台灣位於東北亞與東南亞的連接點，也就是顯示東亞戰略地位的「第一島鏈」，起自南韓，經琉球群島、台灣、菲律賓，延到馬來西亞，台灣正是佔據第一島鏈的樞紐地位。近年來中國崛起，大力擴展軍力，已經威脅到亞太區域鄰近國家，連美國最近已一再表示對中國軍事擴充的擔心。

最近美國國防部出版的「2011年中國軍力報告書」[1]，或日本防衛研究所的「中國安全戰略報告2011」[2]，都明白的表示對中國軍事擴張對亞太地區安全所造成的威脅表示憂心。由於台灣的戰略位置的重要性，如果被中國控制或併吞，那麼中國就可打破第一島鏈直接進入太平洋，對東亞及亞太區域安全的破壞及威脅是不言可喻的。

同樣地，有不少美國學者擔心台灣被中國併吞，如美國Davidson學院教授任麗雪（Shelley Rigger）去(2011)年出版一本叫「為什麼台灣重要？」（Why Taiwan Matters） [3]；邁阿密大學教授June Teufel Dreyer去(2011)年6月在美國眾院外交委員會作證，說明「台灣為什麼那麼重要」[4]，也表示同樣的憂心及看法。他先呼籲美國加強對台灣軍事協助，擔心中國軍事擴張，威脅到台灣及亞太區域的和平與安全。

近兩年來，中國與日本在釣魚台的領土爭議以及中國對南海廣大海域與菲律賓及越南的領土糾紛，甚至在最近宣佈正式設立「三沙市」(管轄南海三個小島)，表示中國與鄰近國家領土爭議有擴大情勢，不但引起鄰近國家的緊張，同時因美國與這些國家訂有軍事同盟關係，故亦無法置身度外，不僅宣佈新的亞太戰略佈署，並明言要在2020年前在亞太海軍軍力佈置達全球的60%。最近美國政府也頻頻發表報告，表示計畫增加亞太的軍力，如在亞洲建立更大的飛彈防護盾[5] 。

無論是釣魚台或南海海域台灣都有領土的要求，這些爭議到底要如何因應，台灣都無法閃避。這些爭議會影響到亞太地區的和平穏定，也會波及台海的緊張，因此其重要性是十分的明顯的。最近中國的領土要求是造成這些緊張的導火線。台灣由於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對於未來東亞區域的和平與發展是十分關鍵的因素。

三、台灣的中國經貿政策

在中國對台的文攻武嚇之下，台灣的中國政策依不同的總統而有不同的主張。

3.1蔣經國時期 (1988年以前)

台灣對中國政策最大的轉變可以從蔣經國1987年7月宣佈解除「台灣省戒嚴令，以及解除黨禁、報禁」為劃分的標準。在解嚴之前，蔣經國仍然以「三不政策」即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為對應中共對「和平統一」的基本政策，嚴禁雙方人民來往接觸，經貿關係當然也嚴格禁止。解除戒嚴令後，接著黨禁、報禁也隨著開放，台灣政治民主化開始推動。由於1988年核准民眾赴中國探親，開啓台商赴中國投資的機會。所以1987年台灣戒嚴令的解除之後，「三不政策」也隨著失效，是解除台灣與中國長期以來關係凍結的關鍵因素。接著台灣政府1987年首度開放27項中國進口原料的進口限制。1988年蔣經國逝世後，李登輝繼任總統，並於1990年正式當選中華民國總統，之後陸續取消雙方貿易及人民來往的限制。

3.2李登輝時期 (1988 – 2000)

為處理這些新的兩岸經貿的發展及人民的來往，政府發展出一套處理兩岸事務的機制，包括1991年1月30日成立的大陸事務委員會，為行政院處理中國事務的法定機關。同年3月成立半官方的海基會(海峽交流基金會)開始運作，年底中國北京也成立海協會(海峽兩岸關係協會)，為台灣海基會的對口單位。1991年3月行政院通過「國家統一綱領」，成為中國政策最高指導原則。為規範兩岸人民在經濟、貿易、文化等往來，1992年7月31日公佈「兩岸人民關係條例」。有這些處理兩岸關係的架構，1993年台灣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及中國海協會會長汪道涵在新加坡舉行辜汪會談，簽署四項協議，開啓兩岸半官方性的交流與協商。

1995-96年間，中國不滿李登輝前往母校美國康乃爾大學發表公開演講，並在1996年3月總統選舉期間對台灣的基隆及高雄外海試射飛彈的軍事演習，威脅台灣並企圖影響第一次台灣的公民直接選舉結果。幸好美國總統克林頓派二艘航空母艦前來協防。選舉結果由李登輝當選台灣首任民選總統，台灣民主化跨出一大步，兩岸關係也因此惡化。李登輝因此在1996年7月對中國經貿採「戒急用忍政策」，對台商投資中國加以嚴格管制。1999年7月9日李總統在接受德國之音訪問時，提出台灣與中國的關係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的主張，也就是兩國論，造成台灣與中國的緊張關係。

3.3陳水扁時期 (2000 – 2008)

2000年民進黨陳水扁當選民選總統，為台灣史上第一次政黨輪替，選舉期間中國不再像以前使用武力威脅，而由朱鎔基總理在選前三天記者會上公開表示「不管是誰，只要搞台獨就沒有好下場」的語言恐嚇。結果陳水扁以39.3%最高票當選，(其次是宋楚瑜的36.84%，第三是連戰的23.7%)。陳水扁以少數總統(minority present)執政，為穏定政局及讓中、美二國政府安心，在就職典禮上針對統獨問題宣佈「四不一沒有」成為兩岸關係的基本政策。陳水扁在就職演說中表示：「只要中共無意對台動武，本人保證在任期內，不會宣佈獨立、不會更改國號、不會推動兩國論入憲、不會推動改變現狀的統獨公投，也沒有廢除國統綱領與國統會的問題」。但是中共根本不理會陳水扁的善意宣示，仍然不放棄以武力威脅，繼續打壓台灣的國際參與，因此，2002年8月2日在日本東京舉行的世界台灣同鄉會第29屆會上，陳水扁透過視訊會議提出「一邊一國論」，認定台灣與中國不屬於同一個國家[6]。陳水扁提出的「一邊一國論」比李登輝的「特殊國與國的關係」進一步明白表示台灣不屬於中國的一部份的立場。

在陳水扁總統第二任內，有關中國政策比較重大的政策是2006年2月27日決定國家統一委員會「終止運作」(cease to function)，不再編列預算，國家統一綱領也「終止適用 」(cease to apply)。但是由於受到當時在野黨的中國國民黨以及美國政府在各方面的壓力，他把「廢除」改為「終止」使語意沒有那麼強烈[7]。但陳水扁繼續推動台灣與中國一邊一國的政策並沒有改變。

3.4馬英九 (2008 –  )

2008年第二次政黨再度論替，國民黨候選人馬英九當選總統，他不但接受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識」，而且多次提及「終極統一」。他在2008年5月就職演說中的兩岸政策提出「三不」，就是「不統、不獨、不武」。馬就任後，立刻恢復中斷近10年“海基會”與“海協會”協商。並大幅開放台灣與中國之間的經貿來往。比較重要的成果是2010年6月29日簽署“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並於2010年9月12日生效。附帶的18項協議陸續簽署。所以馬英九的中國政策與過去李登輝及陳水扁二位比較起來，可以說是完全不同思惟，李及陳二位總統的政策要把台灣與中國分開，但馬英九的政策則是承認「九二共識」及「一中原則」，所以前者的中國政策仍然考慮到台灣的主體性及台灣的國家安全，但馬英九為換取兩岸暫時和平，却犠牲台灣國家的主權、安全及自主性。

台灣的中國經貿政策，隨著不同時期主政者所採取的不同中國政策而調整。大致上可依對中國經貿管制的鬆緊而分成四個時期。蔣經國1987年7月15日宣佈取消實施38年的「台灣省戒嚴令」是最關鍵因素，隨著戒嚴令的取消，影響經濟活動最重要的「管理外匯條列」也修正部份條文，取消外匯的嚴格管制，民眾及企業可以自由擁有及運用外匯。對以後的台灣經濟的自由化及國際化也有重要的影響。

(一) 摸索時期 (1991 –1996)

1987年8月政府首度開放27項中國農工原料進口，同年年底開放外省民眾可以返中國探親，雖然主要是人道的考量，但也開啓台商投資中國的機會。接著在1988年公佈中國產品間接輸入原則。自此，台灣與中國之間的貿易及人民往來開始解凍。由於兩岸關係長期以來受到嚴格管制，所以數量仍然十分有限。

李登輝1990年5月20日就任總統之後在兩岸經貿政策開始有較大的改變。1990年10月公佈「間接投資或技術合作管理辦法」，同意台商以間接(經過第三地)方式到中國投資。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政府公佈台商投資中國的統計，自1991年開始，隨著台商投資中國，兩岸的貿易也隨著增加。

(二) 戒急用忍時期 (1997 – 2000)

1996年3月中共以飛彈演習威脅台灣的安全及企圖影響第一次民選總統，所以李登輝就任後，在當年9月就採取對中國「戒急用忍」的經貿政策，以管制兩岸的經貿擴張。在1996年實施「戒急用忍」政策之前，台商赴中國投資不僅有逐年遞增之趨勢，而且平均個案投資金額也從1991年的73萬美元逐漸增加至1996年的321萬美元，投資中國佔台灣全部對外投資的比例自1991年的不到10%到1995年增加到約40%，占台灣對外投資第一位，表示台商投資過份集中在中國[8]。在中國對台灣敵意未解除前，對外投資過份集中在中國有國家安全的顧慮。所以1996年10月21日李登輝主持國家統一委員會第十一次委員會時致詞：「我們的大陸政策，必須以根留台灣、加強建設、充實國力為出發點，戒急用忍、行穏致遠….」提出他的「戒急用忍」主張。

(三) 「積極開放時期」(2001 – 2007)

2000年5月台灣第一次政黨輪替，民進黨候選人陳水扁當選總統， 5月20日就職後適逢網路泡沫，股市開始大幅下滑，民進黨初次掌權，沒有執政經驗，被中國國民黨批評體無完膚。特別是國民黨批評民進黨的中國政策是”鎖國”，所以陳水扁決定召開「經濟發展諮詢委員會」，邀請朝野政黨、學界智庫、企業領袖及勞工朋友共同參與，以共識決的方式尋得一個社會能够接受的方案。在2001年8月24-26日舉行全體委員會議，提出兩岸經貿發展部份的共識是把「戒急用忍」改為「積極開放、有效管理」，及建立兩岸資金流動的靈活機制。經提2001年11月7日行政院會通過後，要求相關部會依據經發會的決議執行並修改相關法令規章。這項新的兩岸經貿政策與過去「戒急用忍」比較可說是做了很大的改變。除了大幅降低對台商投資中國項目限制外，最重要的改變是台商投資中國從原來必須經過第三地(間接)改為投資人自己選擇間接或直接方式，以及開放兩岸貿易商可以直接貿易。另外，對兩岸資金流通限制也大幅放寬或取消。由於兩岸經貿相關法令大幅鬆綁，台商投資中國金額及貿易更明顯的增加。

民進黨政府的兩岸經貿政策自2001年改為「積極開放、有效管理」之後，台商投資中國及貿易金額快速成長，引起社會的批評聲浪。政府決定再召開會議加以檢討，所以2006年7月召開「台灣經濟永續發展會議」結論認為政府只有積極開放而忽視有效管理，建議政府應把對中國經貿政策改為「積極管理、有效開放」以加強管理的功能。可是民進黨到2006年以後，由於國內政治的紛爭不斷，己經很難去推動中國經貿政策的改革。

(四) 大幅開放時期 (2008 –  )

馬英九2008年5月總統就職以後，除了加速推動原來民進黨政府規劃中的開放措施，更進一步強力推動兩岸合作架構，簽署”海峽兩岸經濟合作協議”(ECFA)，其他包括觀光、空運、海運、食品安全、金融合作、中資來台等18項協議也陸續簽署。此後政府相關法規配合鬆綁，2008年7月兩岸周末包機開始直航，加以馬政府大力推動中國旅客來台觀光，2011年來台中國觀光客高達450萬人，其他社會及文化交流人數亦超過200萬人。可見馬政府的大力推動兩岸交流及中國的充分配合之下，兩岸經貿及人民來往的熱絡程度可以說已達空前的水準。

首先我們回顧1980年代台灣經濟蓬勃發展，平均經濟成長率接近8%，出口成長年平均超過10%，平均失業率維持2%的低水準，由於大量出超，造成外匯存底快速累積，因此有新台幣對美元升值的壓力。在國際情勢方面，由於1980年代中旬美國國際收支的巨額赤字，國際經濟也面臨一波調整的壓力，於是1985年9月西方先進國家 – 美國、法國、西德、日本及英國的央行總裁及財政部長在紐約簽署廣場協議(plaza accord)，決定日圓及馬克對美金大幅升值。新台幣也受到波及，對美元滙率大幅升值，從1986年新台幣40元兌換一美元，在二、三年內升值幅度達50%以上，台灣出口競爭力受到很大的衝擊。

當時台灣出口產品以勞力密集加工產品為主，1980年代中期，美國市場占台灣出口的48%，所以當新台灣滙率對美元大幅升值後，台灣出口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大受影響。如何改善產業結構，提高競爭力是當時出口產業最重要的工作，但是台灣出口以勞力密集的中小企業為主，許多出口廠商缺少資金、技術，部份廠商紛紛轉移到海外工資便宜的地方生產。在1980年代未期，政府還未開放台商可以到中國投資，因此多數台商都到東南亞國家去投資。實際上，政府到1987年取消戒嚴令，並放寬外滙管制之前，對於台商赴海外投資管制也十分嚴格，所以台商赴海外投資數目不多，一直到1987年7月外滙管制放寬之後海外投資才逐漸增加。

在中國方面，1980年代鄧小平採改革開放政策後，歡迎外商前往投資，但台灣政府仍然禁止台商投資中國，雖然有一些台商也違法冒險前往，但數量有限，一直到1990年政府同意台商可以間接投資中國，利用中國廉價的土地及勞工加出口，但更重要的是1986年新台幣對美元滙率大幅升值同時，中國人民幣自1983年起對美元大幅貶值，從1983年一美元兌1.975人民幣貶到1993年的8.68元才停下來。換言之，台商因為新台幣升值後把生產基地轉移到中國，除了語言相通及可利用土地及勞動便宜的好處之外，又可享受到人民幣快速貶值的雙重好處，經濟誘因很強，所以吸引大量台商前往投資。

這說明為什麼政府一開放台商可以間接赴中國投資之後，就有那麼多的廠商前往的理由。從表一資料可看到，在摸索期(1991-96)平均年核准的投資案就已達1,940件，以中小企業為主，因為平均核准金額每件只有60萬美元。就是到李登輝1996年採取「戒急用忍」政策以後，對中國的投資熱並沒有減退。1997-2000年間平均每年核准投資案件反而更增加到2,834件，核准金額更提高到90萬美元。由於台灣與中國之間長期隔離，加上兩岸互不承認仍在敵對狀態，中國又是一個共產專制國家，台商前往投資是否安全仍然沒有充分把握，所以許多台商投資是沒有經過正式向政府申請核准的，後來才有幾次補報備作法，如1997年補報備案件為7,997件，較當年正式申請核准的件數728多出十倍以上；但金額較正式申請核准者少得多；1998年也再補報備一次，共643件，與正式申請核准的641件相當。

從大量補報備投資案件顯示，由於台商赴中國投資有利可圖，政府的限制效果恐怕有限，所以，政府就是採取嚴格的限制投資中國措施，甚至當時政府為分散投資風險，還特別提出「南向政策」鼓勵到東南亞投資，但是效果仍有十分有限。所以，陳水扁2002年改採「積極開放」政策後取消過去對投資中國的一些限制，台商投資中國不但每件大幅提高到3.52百萬美元，而且平均每年投資金額，也大幅提高到68億美元，較「戒急用忍」期的每年25億美元增加一倍以上。可見政策鬆綁雖有幫助，但經濟的誘因可能更重要。到了2008年馬英九採取進一步開放政策，快速鬆綁過去對中國投資及人民來往的限制，台商投資金額更進一步快速提高，2008-2011年間到達每年117億美元，為民進黨時期的二倍，自不在話下。

總之，由於強烈的經濟誘因，加上中國大力鼓勵台商前往投資措施，因為對中國而言，不僅台商可以提供資金、技術、管理、人才甚至市場而且又可符合中國對台統戰，最終併吞台灣的政治目的，所以，既使李登輝的「戒急用忍」政策，限制台商投資效果有限，陳水扁的「積極開放」更強化投資中國的誘因。馬英九的進一步大幅開放政策，使兩岸經貿更為緊密，如此不但對台灣的經濟安全(經濟過度依賴一個不穏定，非市場經濟的高風險國家)，加上中國以飛彈威脅及在國際社會封鎖台灣參與，造成台灣國家安全的高度危險。

四、大量投資中國對台灣經濟社會及國家安全的衝擊

台灣與中國的經貿關係最重要的演變是雙方國家發展階段的差異。就中國而言，1980年代開始採取改革開放以後，整體而言歡迎外國資本到中國投資，以協助中國的經濟發展，但就針對台灣的政策而言，是採取「和平統一」台灣的政治目標，歡迎台商赴中國投資，並進行統戰。如前節的分析，1980年代中期台灣產生巨額出超，新台幣面臨快速升值，造成許多以出口為導向的台商紛紛到海外投資，由於當時禁止台商赴中國投資政策，所以海外投資地點以東南亞為主。除了尋求廉價土地及勞工以外，中國人民幣滙率對美金大幅貶值更提供一項獲利的誘因。1987年7月以後台灣的外滙管制鬆綁，企業及人民可以自由擁有及運用外滙，企業海外投資更為便利，雖然政策禁止，但許多中小型企業己經偷偷前往海外(特別是中國)投資。1990年政府同意赴中國間接投資及貿易之後，投資家數及金額逐漸增加。在李登輝時期，由於企業對中國投資環境了解不多，中國經濟發展仍相對落後，加上1996年又採「戒急用忍」的管制措施，所以台商投資中國以中小型企業為止。一直到2001年陳水扁接受「經發會」的決議，對兩岸經貿政策改為「積極開放、有效管理」，原來的限制逐漸取消，投資金額也不斷擴大；特別是上市、上櫃公司由於法令的鬆綁也紛紛前往中國投資。例如，2001年時，917家上市上櫃公司之中有454家已赴中國投資，占49.5%。到2008年赴中國投資的比例超過70%，再經過馬英九的大幅開放政策，估計不到中國投資的上市上櫃公司可算是例外。在馬政府期間(2008-2011)經濟部核准赴中國投資，平均每年117億美元，最近的二年(2010及2011)，每年都超過140億美元的最高峯。估計實際的投資金額可能大大超過向政府申報數字。依政府統計，1991年到2011年台商投資中國合計達1,117億美元。實際上，由於中國對台灣的軍事威脅及國際社會打擊台灣的參與，台灣與中國之間仍然是在敵對狀態有隨時發生軍事衝突的可能，加以中國在政治上仍然是一個極權共產國家、市場機制不健全、法規不完整、競爭也不公平、政府決策不够透明化。台灣政府對於台商投資中國的安全性也難以保障，由於兩岸政府仍缺乏協商的機制，事實上也發現不少台商在中國投資遭遇到困難及不平的待遇，政府無法給予協助。所以在台灣甚至有受害台商組成一個「台商投資中國受害者協會」，呼籲政府及社會重視及伸出援手。但效果有限是可想而知。所以台商在中國投資必須冒很高風險，因此，許多台商對其公司財務也不願公開透明。據美國國會2005年一份研究報告[9]的估計，台商投資中國占中國外國投資的一半，按此推估台商投資金額約達2,800億

美元。另英國倫敦經濟學人的估計，台商投資中國金額甚至高達4,000億美元[10]。由此可見，台商投資中國金額之龐大，對中國經濟發展及出口當然有很大的幫助，但是對於台灣國內之經濟投資及就業却造成很大的傷害。

從表二資料可知，對中國投資金額，在1990-1999期間，平均每年16億美元，但到了2000 – 2001年平均每年金額大幅提高到75億3千萬美元，相差數倍。在1990年代，台灣赴中國投資金額相對整體經濟而言，仍然可以承擔所以影響國內投資之成長率不大。所以1980年代及1990年代之固定資本形成成長率都接近7.5 ~ 8%，算是很高，但到2000年代，劇速降到只有0.7%而已。比較同期民間消費成長率，也可發現同樣情形，前期(1980 – 2000)仍可達平均每年7%以上，但到2000年代只有2.49%而已，主要原因是台商大量投資中國結果，估計大約100到150萬台商幹部及其家眷因工作關係長期或短期住在中國，這群有較高消費能力的消費者，不在台灣消費，因此，使得整體民間消費能力受到拖累。

由於民間消費占GDP的約60%，而固定資本形成占大約20%，這二項貢獻國內經濟成長最重要的部門，受到台商大舉投資中國的影響，因此，台灣的經濟成長率也受到打擊，在1980-89年及1990-99年之平均經濟成長率分別達到7.7% 及6.35%，但是到2000-2010年之平均成長率則降到4,10%，顯然台商過度投資中國，造成國內投資的停滯，也就是產業的空洞化，而影響到整體經濟的成長活力。也因此，造成許多就業機會的流失，失業率因而提高。

從表二資料可以看到失業率從1980年代及1990年代的2%提高到2000年代的4%，失業率的提高當然也會造成實質薪資成長率下滑甚至倒退。這也是民間消費能力下降的重要原因。特別是由於中國勞工成本較台灣便宜，且地理上鄰近台灣，台商有選擇的機會，比較容易把工作機會轉移到中國，台灣的勞工被逼接受較低的工資水準，而造成台灣實質工資的下降，這就是「要素價格均等化理論」發生作用的很好例子。雖然近年來，中國政府為促進國內消費的成長及改善勞工的生活，採取強硬措施,,促進工資的上漲，特別是台商投資金額比較多的沿海區域，部份台商為避開沿海地區工資快速上漲的影響向中國內陸或向東南亞國家移轉，但是比較起來，在中國生產的勞工成本還是較台灣便宜。

五、台灣經濟的邊陲化

前面的分析指出，過去20年來，台商大量投資中國結果，帶來台灣國內投資停滯，民間消費能力下降，經濟成長率減緩。在1970 – 80年代，台灣經濟發展的優異表現，成為亞洲四小龍之首，為世界各國所稱羨，也讓國人感到驕傲，但是近年來，大舉投資中國結果，台灣經濟的表現相對失色，失業率最高，已成為四小龍之末，令國人感到沮喪。馬政府執政四年來，不但未能提出有效的對策，最大的問題是對國家未來發展方向朝大幅開放對中國經貿的政策前進而鎖在中國。

此外，我們認為對中國投資帶來台灣總體經濟的嚴重傷害以外，也必須指出過去的政策使台灣經濟對中國的依賴日益加深，造成台灣日漸邊陲化。依Paul Krugman　中心邊陲理論所顯示的台灣經濟日益成為以中國為中心的邊陲。由於中國經濟規模大於台灣經濟，二地的貿易障礙逐漸取消之後，台灣企業前往中國投資，可享受經濟規模較大的中國以及東協加中國自由貿易區市場，外資在選擇投資台灣或中國的時候也基於同樣的考量，這些投資產品也可以回銷台灣。近年來，台商投資中國持續增加，但投資國內則成為負成長，同理，外資投資台灣自2007年到達高峰（150億美元）之後，快速下滑， 2010年只有39億美元而已。

由於台商投資中國最主要的動機是利用中國廉價的土地及勞工加工後再出口，所以台商投資中國後，就會從台灣進口機器、原料、零組件等，隨著台商投資，中國從台灣進口貿易隨著快速成長。但是台灣出口中國產品的一大特色是早期95%以上都是機械及中間產品，很少消費品，因為中國市場對台灣生產的消費品缺乏購買力。同樣，台灣自中國進口的產品有限，所以，台灣對中國有大量貿易出超。大約到2000年以後，出口中國（包括香港）已經超過美國，成為台灣最大的出口市場，到2011年，中國市場所占比例超過40%。如此高的集中度，不但對經濟的穩定性有不利影響，而且由於中國對台灣的敵意，中國隨時可以政治目的採取對台灣敵意的行動，台灣的國家安全也受到嚴重的威脅。

2012年1-7月台灣進出口貿易的表現是東亞四小龍及中國之中最差的，進出口成長率都下降5%以上，而鄰近國家，除南韓同期出口為-0.8%以外，其餘國家，包括日本都是正成長，但是同期台灣自中國進口為-7.5%，表示自中國進口的衰退更嚴重，出口情形也是如此。2012年1-7月台灣出口成長率為-5.8%，較鄰近國家表現差，可是對中國出口的成長率衰退更嚴重（-8.9%）：原因是中國經濟今年以來遇到困難，為因應全球景氣不佳，中國自顧不暇，推動進口替代，減少自台灣的進口，所以台灣出口中國因而減少。表示台灣出口貿易過份依賴中國的結果，容易受到中國經濟景氣波動的影響。顯然的，台灣2012年1-7月進出口貿易的表現較東亞主要國家為差，原因是受到對中國貿易緩慢的影響。(參閱表三、表四)

 

六、台灣過度依賴中國的衝擊

台灣經濟是一個高度依賴對外貿易的國家，2010年進出口商品及勞務占國內生產毛額（GDP）的比例高達136%，其中出口商品及勞務占71.5%，表示出口帶動台灣的經濟成長。事實上，台灣也是一個全球貿易自由化的獲益者，貿易的自由化是台灣為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的承諾，我國在1990年提出申請後就已逐步推動貿易自由化，2002年1月正式成為正成會員後，必須履行加入WTO的自由化承諾。雖然中國與台灣幾乎同時提出申請，並在2001及2002年分別入會，但台灣與中國在入會前並沒有機會協商，入會後，中國又不願意以平等會員對待台灣，所以台灣在入會後，仍然對中國採取許多貿易及投資限制。但是對其他WTO會員則依入會承諾逐步開放。基本上，台灣是一個相當自由開放的市場經濟。   自1987年外匯管制取消之後，廠商及人民已經可以相當自由的擁有及運用外匯，所以資金的匯出匯入是相當自由的。雖然前面提到不同時期政府採取不同程度的對外投資限制，但是觀察過去20年來台商投資中國的統計，政府管制投資的效果，特別是中小企業，十分有限。民進黨時期對少數高科技產品如半導體產業，禁止赴中國投資，因其所需資金龐大，動見觀瞻，管制比較容易，其他的項目管制成效有限。所以，台商投資中國金額的增加，主要是隨著台灣與中國經濟情勢的變化，投資者從經濟誘因的考慮而做成的決定。政府各種投資限制的逐步取消，甚至方便廠商金融資金的流動，雖有助於投資風險及成本的降低，但就台商投資中國的大勢之影響似乎有限。

如果台灣與中國是正常的友善國家關係，那麼既然都是WTO會員國，就可以根據WTO的規範來協商二國的經貿問題，如有貿易爭議，也可以利用WTO爭端解決機制，來化解爭議。但不幸的，中國不願以同等WTO會員對待台灣，不願運用WTO機制，但馬政府不從WTO規則著手，却同意與中國簽ECFA；中國不放棄武力威脅台灣，在國際社會封鎖台灣的參與，表示中國對台灣的敵意。所以，台灣與中國的經貿關係，並不是正常的經貿來往。二國之間的國際貿易關係，如果由於經濟規模大小不同，造成小國經濟高度依賴大國經濟，如加拿大與美國的關係，由於小國易受大國經濟景氣的影響，小國的經濟政策仍然必須謹慎規劃，以降低受傷的程度。但是台灣與中國之間的高度依賴關係不僅要注意到經濟規模大小不同而可能產生的傷害，最嚴重的是台灣的國家安全，將被中國所控制；為了政治的目的，中國除了可以運用軍事攻擊與國際參與的方法來威脅台灣的安全以外，同樣可利用台灣經濟高度依賴中國的情況，如禁運，停止採購，限制重要產品出口台灣等，如同最近中國限制稀土的出口，以達到其特定的政治目的。事實上，中國對台灣雖利用軟手段，運用以經促統的統戰策略，但中共也公開表示，不排除使用武力的條件，來威脅台灣的國家發展方向。也就是台灣如果被中國併吞或受到中國勢力的控制，可以想見，亞太和平與繁榮將無法繼續維持，所以亞太區域各國，特別是美國及日本，如何合作協防台灣，是非常重要的。

 七、台灣的因應對策

中國自1980年代採取「改革開放」政策，成功地達到經濟的快速發展，平均成長率達到二位數以上。中國平均所得雖然很低，但由於廣大土地及人口，中國經濟規模已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依國際貨幣基金的統計，2011年，美國GDP為15兆美元，中國為7.3兆美元，日本為5.9兆美元，德國為3.6兆美元）。在世界經濟地位已經到達舉足輕重的地位。

1980年代台灣經濟由於出口的快速擴張面臨巨額出超，新台幣匯率因而大幅升值，產業結構面臨快速調整的壓力，部份廠商因而到國外廉價土地與勞工的東南亞投資，以維持產品的國際競爭力。1990年後，政府開放台商赴中國投資，由於地理接近，語言相通，人民幣又大幅貶值等有利因素，所以台商投資中國快速增加。

雖然不同的時期有寬嚴不同的中國政策，但由於台灣經濟發展依賴對外貿易，基本上是採自由市場，尤其是1987年外匯管制鬆綁後，資金移動更為自由，所以台商自1991年來投資中國金額不斷增加，由於投資性質是以利用中國廉價土地及勞工加工出口為主，因此，兩岸之間貿易也隨著增加，到2011年，台灣對外投資70%及出口貿易的40%依賴中國，這也表示台灣經濟對中國的依賴已經過高，不但台灣經濟受到中國經濟景氣變動的影響，由於中國對台灣「和平統一」的政策，又以文攻武嚇威脅台灣的國家安全。所以，台灣與中國的關係顯然是一個「敵對」關係，而不是一般的正常國家的關係。台灣為了國家的安全與生存，就必須思考如何因應一個高度密切的經貿關係，但對台灣國家安全具嚴重威脅的中國。

中國除了經濟快速發展，同時在軍事上也不斷的擴張，其軍費支出的增加速度，軍事專家認為已經超出其國家防衛必要的規模，而引起鄰近國家包括美國的憂心。特別是中國與日本在東海釣魚台，與越南、菲律賓在南海小島的領土爭議，已經引起東亞地區軍事的緊張，連美國國防部最近也表示美國海軍軍力未來（2020年前）佈置在亞太的比例要提高到60%，美國也加強與其在亞太盟邦的軍事演習。顯然的，東亞軍事情勢有不斷升高的趨勢。

台灣在東亞區域新情勢下，應扮演何種角色？太平洋軍事戰略上具有重要戰略地位的第一島鏈，指起自日本群島、琉球群島，中接台灣島，南至菲律賓群島、大巽他群島的鏈型島嶼帶。台灣正是位於第一島鏈關鍵的重要地位。如果中國成功地併吞或控制台灣，那麼整個東亞區域的戰略情勢就要完全改變，中國可以利用台灣島自由進出太平洋海域，也可以輕易控制南海航道，特別是日本船隻原來能夠自由經過台灣海峽及南海航道就受到直接影響。所以，台灣島在東亞軍事情勢的重要性可想而知。

所以，如何維持台灣的獨立自主與自由繁榮，顯然是維持東亞地區和平繁榮共同的利益。可是面對中國對台灣的文攻武嚇，又被排除在國際社會之外，對台灣的國家發展不但有不利的影響，而且對東亞區域的和平發展，也會帶來傷害。

過去20年來兩岸的經貿發展，導致台灣經濟高度依賴中國，可是中國的政治目的是要統一台灣，中國以強大的軍事威脅之外，在經濟、社會以及文化各方面不斷加強對台灣的統戰，讓許多人擔心台灣能否承受中國不斷的滲透，加以馬英九政府大力開放中資來台，加強各種交流，才會有人擔心，「中國買台灣比用武力攻打台灣更為划算」的道理。甚至認為「過去60年來，包括兩蔣時代，日本從來沒有懷疑過台灣會成為中國的一部份，但是在馬時代，日本却對台灣政府的傾中出現了問號」[11]

台灣已經是一個民主國家，透過各種選舉，輪替政權，尤其是2000年反對黨候選人陳水扁當選，民進黨首次執政；2008年雖然國民黨馬英九贏回政權，但馬英九的傾中政策使許多人擔心台灣的

將來。民選政府必須能夠維護台灣的主權及國家安全及在國際社會的尊嚴，才能得到民意的支持，從馬英九的民意支持度不到20%，可以顯示人民不支持他的政策。

依據政治大學2011年最新民調資料，台灣民眾對於與中國統一的態度是，儘快統一者只佔1.5%，偏向統一者8.8%，二者合計10.3%，其餘90%屬於(a)贊成或偏向獨立佔20.2%，(b)維持現狀佔61.2%。中國是一個不自由的一黨專政的獨裁國家，與台灣的民主自由社會相比，而且就經濟發展及生活條件比較，中國仍然與台灣相差很遠，很難想像為什麼民眾會選擇要與中國統一。

面對中國鋪天蓋地的攻勢及兩岸密切的經貿來往，台灣政府必須要有一套清楚的中國政策、核心價值，才能確保台灣的國家安全，經濟的發展及人民生活的安心。

7.1 台灣的中國政策的核心價值

(a)佈局全球，強化與先進國家的經貿關係

就兩國經濟關係來看，過度依賴單一市場容易受到該市場景氣變動的影響，也就是風險過度集中；何況，中國是一個共黨專政的極權國家，並非依據市場機制運行，法規也不夠透明，因此交易不確定性高。加以，中國對台灣仍然飛彈威脅，在國際社會封殺台灣的參與，任何時候可能以政治動機對付台灣，因此，台灣必須分散市場，特別是與歐美先進國家加強經貿關係。台灣過去一直以全球市場為我們貿易的對象，得到經濟的快速成長。但20年來與中國密切的經貿關係反而帶來經濟、就業的災難，所以，佈局全球，分散中國市場到其他先進國家是經貿政策的核心價值。

(b)維持台灣經濟的安全與自主

特別是中國對台灣有敵意的情況下，我們要特別防範中國的政治操作，中國企業仍然以國營企業為主，規模大但受到政府的控制。台灣為國家安全考慮，與中國企業來往就必須要事先防備。台灣在自由經濟體制下，要採取適當措施防範中國的政治動機是很困難的，從過去20年來，政府對投資中國台商的管制效果有限可以顯示出來。但是為了國家安全理由，政府對於特別技術、產業及數量等都必須加以慎重考量，也就是政策要特別重視經濟的安全。

至於自主性也是如此，台灣經濟在全球化之下，本來就需要因應世界經濟的變化，所以台灣經濟是逃不過全球景氣變化的衝擊，只是需要加以因應解決，但這些經濟問題可以用經濟方法來處理。但是對於特定而有敵意國家，不管是技術來源、原料、關鍵零組件、設備、資金、市場，或生產的製造基地，都要在全球分工架構下分散風險，特別要考慮如何提昇產品研發能力，以保持技術的自主性，來達到經濟的自主性。

(c)WTO原則

 

台灣與中國分別在2002及2001年加入WTO成為正式會員，WTO是一個經濟的聯合國，會員透過不斷的協商來降低或取消各種貿易障礙，如有貿易爭執，也可以在WTO爭端解決機制下解決。台灣與中國有關貿易問題也應該在WTO架構下處理，但是因為中國不願意承認台灣是一個對等的會員，馬政府才與中國簽了「海峽兩岸經濟合作協議」（ECFA），一個等同於中國與香港簽的CEPA。ECFA並沒有向WTO報備，顯示ECFA並沒有符合WTO的要求。這對台灣而言是非常不利的，以台灣的立場，與中國協商有關貿易事務，應依據WTO，才是對台灣有保障。ECFA是一個是在一中原則下的政治性協議，也沒有經過法定程序，所以還有很多爭議沒解決。尤其是依據WTO規則，任何WTO會員國之間均可以經過雙方同意洽簽自由貿易協定（FTA）。但是由於中國的反對，台灣至今未與任何台灣的主要貿易夥伴洽簽FTA，影響到台灣與貿易伙伴推動區域合作。

7.2 以「兄弟之邦」推動兩岸關係的正常化

兩岸關係目前僵持在雙方各堅持立場，各說各話，無法獲得解決。中國提出的方案是「一國兩制」，這在台灣社會是無法接受的。從台灣的立場來看，不論是李登輝的「特殊的國與國關係」，或陳水扁的「一邊一國」，中國都無法接受。至於馬英九在總統就職演說中提出「一國兩區」的一國是指「中華民國」，恐怕也是馬英九自己的一廂情願，不但台灣主流民意無法接受，中國也不可能接受。因此，如何提出一個兩岸可以接受，或至少可以討論的方案，希望能夠使「兩岸關係正常化」是當前十分重要的課題。所謂「兩岸關係正常化」是指終止目前在軍事上的威脅與外交上的零合對抗，並結束目前雙方政府無法正式往來，只能透過二會處理民間事務的局面，而達成雙方政府可以正常進行各種官方或民間的往來，互設代表處、互派代表，以正式的代表機構與代表進行對話與協商，並在國際或國內事務相互協助的關係。[12]

由於目前雙方所提出的解決方案，無法達成共識，為了兩岸問題能夠獲得合理的解決，經濟能夠合作而互惠互利，最終能夠提升雙方人民的福祉，台灣與中國之間顯然應該思考一個具有足夠彈性空間，並足以讓雙方都可以找到部分滿足的方案，作為討論兩岸爭議的基礎，並且讓兩岸人民可以理性對待，為兩岸人民共創和平、進步與繁榮的夥伴關係。

新台灣國策智庫創辦人辜寬敏先生提出的「兄弟之邦」概念，正可以提供這個基礎與足夠的空間。「兄弟之邦」概念指台灣與中國之間的特殊關係，雙方應秉持善意，以對待和平協商的方式，進一步討論相互皆可接受的特殊安排。只要中國不對台灣進行軍事威脅與外交封鎖，台灣人民反而會更有意願與中國進行協商。

民主化之後的台灣主流民意，是台灣與中國維持互不隸屬的現狀，不接受中國政府統治，能與中國和平相處，在國際上擁有參與權利。但中國長久以來的自我宣傳，就是台灣為中國的一部分，而且中國要以「一國兩制」達成「國家完全統一」，只要台灣人民反對此點，就不排除使用武力。同樣地，台灣希望尋求獨立自主，以國家身分加入聯合國或其他國際組織，可以和中國互設辦事處、互派代表，但在和中國的爭議未解決前，此點也難以獲得滿意的結果。台灣已經發展成為一個民主國家，任何有關兩岸關係正常化或其他安排的提議，都必須能夠被台灣主流民意所接受，否則任何民選政府不可能接受可能會發生政治風暴的政治協商。

7.3 加強區域合作

台灣與中國的爭議未能解決之前，台灣需要加強區域合作，特別是與先進國家的經貿合作關係，以降低過度依賴中國市場的風險。目前台灣已經加入最重要的區域合作組織是APEC，雖然中國的阻擾，使台灣未能完全參與APEC的各種會議，如台灣的總統不能參加APEC領袖會議，只能派領袖代表出席，台灣的外交部長及次長也不能參加APEC部長會議，只有外交部以外的部長能夠與會，甚至APEC其他會員部長也不能隨時到台灣訪問等等。但是APEC畢竟是台灣所參加的區域經濟合作組織裡面最重要的一個。台灣必須更努力說服會員協助，多參與各項活動，以加強台灣與APEC及其會員的關係。

至於自由貿易協定（FTA）的簽訂，是WTO會員國之間，為促進彼此之間進一步的合作的特別安排。除了民進黨時期，台灣與中美洲邦交國簽了四個FTA以外，由於中國的阻擾，台灣至今未與任何主要貿易國簽訂FTA，這對於台灣想加強與先進國家的經貿關係，以降低對中國市場的依賴及降低中國經濟及社會變動衝擊的風險有不利的影響。由於WTO杜哈回合(Doha round)協商，進行不順利，所以，近年來部份WTO會員紛紛簽訂FTA，以加強彼此的合作。

據WTO統計至今已經簽訂的FTA達423件。雖經政府的努力，但由於中國的阻力，台灣至今未能與主要貿易伙伴簽任何FTA。只有世界的重要經濟強國如美國、歐盟及日本能協助克服中國的阻力，依據WTO規定，與台灣洽簽FTA，這對台灣與這些國家的貿易合作當然會有正面的作用，而有助於彼此的經濟成長。 至於以美國為首，熱心推動的汎太平洋經濟合作協定(Trans-Pacific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PP)，由於該協定要求經濟開放程度高，有些人擔心台灣經濟能否承受。如以台灣國家安全的觀點來考慮，加入TPP等於把台灣溶入更大的自由貿易區，會對TPP會員更大的開放而降低對中國經濟的依賴，對於台灣經濟及國家安全較有保障。其實，過去，許多FTA的簽訂都不是純粹基於經濟利益的考量，如美國與新加坡、智利、約旦、以色列；日本與新加坡等等簽FTA，都是考慮到簽訂國彼此之間除了加強一般經濟合作，也顧及國家安全及軍事策略的因素。就台灣的利益來看，為避免過份依賴中國及受到中國的威脅，那麼與貿易先進國家簽FTA也是對台灣的國家安全的重要考量。但是中國到時可能也會出面阻擾。所以台灣必須加強與這些友好貿易伙伴溝通、合作，以獲取他們的支持。這些國家之中，美國還是最關鍵的國家，其次是歐盟與日本。台灣必須清楚自己的國家利益及核心價值，而不能讓貿易利益主導國家的大策略及方向。

今年上半年東協市場占台灣出口的18%，成為僅次於中國的第二大出口市場；台商對東協投資也居東協外人投資的重要地位，因為台灣地理接近，所以如何能够加入東協自由貿易區(AFTA)也是未來可以努力的重點。

除了區域經濟合作如FTA之外，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教訓也讓我們了解到全球化不僅是商品及勞務的流動，而且衝擊更大的是資金的大量且快速移動而產生的金融危機。1997-98年亞洲金融危機對東亞各國的衝擊令人觸目驚心。台灣因為巨額外滙存底及央行因應得宜，得以免受到傷害。但是為因應未來金融短期流動困難的危機的發生而成立的“清邁協議(Chiang Mai lnitiative ) ”以提供遇到金融危機時必要的協助，卻把台灣單獨排除在外。我們要提醒，萬一台灣遭遇金融危機將會發生 “傳染效果”(Contagion effect)，連累鄰近國家的金融穩定。[13]同理，如果中國經濟或金融發生危機，台灣受創將最嚴重，但由於中國經濟規模大，以及中國在全球經貿地位的重要，其他與中國經貿關係密切國家也不能幸免於遭受衝擊。所以加入區域經貿合作組織，特別是金融短期融通困難的互救機制，如清邁協議，不僅對台灣的金融安全有幫助，對於區域的合作也是十分重要。

 八、結語

中國近年來經濟快速發展和軍事不斷擴張是否如同自己宣稱的「和平崛起」，會與鄰近國家和平相處，而不會產生衝突？會不會是走向區域或全球性霸權式的崛起？最近在亞太地區所發生的中國與其鄰近國家領土的爭議，如東海與日本為釣魚台而產生衝突，在南海則與菲律賓、越南產生糾紛，甚至進一步宣佈南海是中國的「核心利益」（core interest），成立「三沙市」行政區，而且這些衝突緊張的局勢有日益升高之勢，由於美國與這些國家均有軍事同盟，因此，美國也表示南海是美國的「國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希望維持南海自由通行。美國希望南海爭議能夠透過多邊機制協商，但中國則要雙邊協商，甚至以武力為後盾，派軍艦護航。顯示中國的崛起已經有明顯的區域霸權態勢，而與鄰近國家的關係，不僅不能和平理性對待，而且以其強大的軍事力量與美國互別苗頭，表現出十分強勢的作風，使鄰近國家感受到中國的威脅，需要美國的協助。

雖然中國在軍事支出上不斷增加，並大力擴張其軍備，可是另一方面，由於全球金融危機所帶來世界經濟低迷，中國過去20年來快速出口而帶動經濟成長的機會不再。由於美國及歐盟進口需求的減緩，中國目前正面臨出口不振，經濟成長減緩，產業調整困難，失業嚴重等等問題。一般認為未來中國經濟成長很難維持如同過去的快速成長，甚至可能會導致失業惡化、社會衝突及政治不安定。在中國經濟高成長時期，中國市場的需求成為世界，特別是亞太國家出口成長的引擎，可是當中國經濟成長減緩造成需求下降，甚至惡化而發生危機時，中國鄰近國家也不得不預防。所以，中國軍事的擴張，對亞太區域和平明顯構成威脅，但是萬一中國經濟產生危機時，也同樣會對鄰近國家產生衝擊。

台灣由於過去20年來與中國經貿的快速聯接，導致過分依賴中國經濟，受到中國經濟變動的影響最為直接。但是中國處心積慮要控制或併吞台灣，萬一中國的圖謀一旦實現，亞太和平與繁榮將無法繼續，所以，亞太區域各國，特別是美國與日本為維持區域的和平與發展，如何合作協助台灣面對中國的威脅是十分重要的。

台灣面對中國的威脅，除了友邦的協助之外最重要的是要自立自強，採取適當的對策加以因應。本文認為台灣一定要有清楚的中國政策及核心價值，才能釐訂台灣的發展方向。所以，布局全球以達經濟的安全及自主，以降低對中國經濟的依賴，才能免於受到中國政治目的的控制及受到中國景氣波動的影響。同理，台灣應加強與先進國家的經貿關係，一方面擴大市場，二方面也可提升台灣的科技水準。台灣在2002年加入WTO，所以台灣參與國際經貿業務，應依據WTO原則，才是對台灣最有利。依WTO規則，台灣應多加入區域合作組織，特別是簽FTA，但是中國的阻礙因素要加以解決。

最後本文試圖提出一個化解台灣與中國之間的爭議，能夠為雙方所接受的方案。本文認為新台灣國策智庫創辦人辜寬敏先生所提出的「兄弟之邦」概念具有足夠的彈性讓台灣與中國之間的特殊關係，以和平協商的方式，成為進一步討論相互皆可接受的基礎，讓兩岸人民可以理性對待，為兩岸共創和平，進步與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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