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一九六八年日本台獨聯盟的盟員柳文卿被遣送回台後，日本的聯盟幹部即積極調查、開闢從台灣偷渡逃亡的秘密管道。一九七０年彭明敏在廿四小時被監視下，成功地脫離台灣；一九七六年七月陳明財、陳榮慶父子坐船逃亡，輾轉抵達日本、美國；以及一九七七年四月，受到政治官司迫害的前礁溪鄉長張金策和嘉義縣議員吳銘輝二人偷渡到日本，再轉赴美國出席美國會「台灣人權聽證會」，先後都是得力於日本台獨聯盟的秘密管道與精心安排之救援。
水路逃亡路線──琉球「嶼那國島」
為了要營救同志柳文卿，日本聯盟「島內工作」幹部許世楷、宋重陽經過長期的調查，他們發現琉球群島最南端的「嶼那國島」，是距離台灣北部海邊最近的日本國境，乘船大約十二小時即可抵達。該島居民不但聽得懂台語，連台灣的電視節目都收看得到，同時，島內的電話也可以直接和東京連絡上。因此許世楷、宋重陽立即在嶼那國島佈線，建立良好關係，以為日後島內逃亡的接應站。
一九七四、七五年間，郭雨新到日本和黃昭堂、許世楷見面時，曾透露他在台被國民黨派人嚴密的監視，擔心隨時會遭到逮捕，希望多找幾個藏身處所，或者找機會逃出台灣。當時，黃昭堂告訴他：「你可以坐船到屬日本國土的嶼那國島，再打公用電話到日本東京找我們，聯盟會派人去接他。」因此，有一段時期，郭雨新先生的身上，隨身都攜帶不少日本銅幣，以備萬一逃亡到嶼那國島時，打長途電話所用。
這條秘密管道，原是為了營救柳文卿而開拓的，接著也一度考慮用來營救彭明敏脫離台灣，但是，後來評估認為水路已遭嚴密封鎖，於是改走其他管道。
但是郭雨新本人並沒有利用這一秘密管道逃亡，但是他卻透露並協助張金策、陳明財等人的逃亡。陳明財曾赴日本被吸收為秘密盟員，他因為和另一秘密盟員楊金海，在高雄市為顏明聖助選而被約談，在楊金海被捕後，他決心逃亡。當時他已打聽到開船到嶼那國島，即可打電話向聯盟求援，於是攜其次子陳榮慶乘坐自製的小木船偷渡出海，卻飄流到無人的釣魚台，經日本漁船的搭救，並打電話給台獨聯盟求救，當時黃昭堂即專程趕到那霸，為被控非法入境的陳明財等人聘請律師辯護，再安排他們父子從琉球到橫濱。
次年，張金策、吳銘輝二人，也在郭雨新的秘書陳菊等人的協助下，搭乘橡皮艇出海，換乘漁船到嶼那國島外海，再跳海游泳上岸。當時台獨聯盟找了美國籍的人權工作者林麥爾接他們到大阪住，等連絡好美國國會人權聽證會的邀請函後，才安排他們到東京，並在取得日本出入國管理局的諒解，轉赴美國，完成一次成功的偷渡逃亡。
水路偷渡經由嶼那國島的秘密管道，台獨聯盟幹部和相關的掩護者，過去始終守口如瓶，從未公開此一秘密。不過，據黃昭堂先生表示，由於近年來，嶼那國島己成為中國大陸與台灣之間的走私據點，很受國民黨有關單位的注意，台獨聯盟早已不再走這條路線，出入台灣。
宋重陽安排彭明敏脫離台灣
1971年宋重陽（左）自日本飛到美國密西根大學首度與彭明敏（右）會面
一九六四年九月台大政治系主任彭明敏與他的學生謝聰敏、魏廷朝發表「台灣自救宣言」，傳單在印刷廠全部被查扣，三人被捕。 就在彭明敏被捕的一、二週後，日本台獨聯盟幹部許世楷即跑去日本外交部查間此事，當場不但證實彭明敏等人的被捕，也意外地看到了彭明敏等人發表的自救宣言等珍貴資料，許世楷立即要了一份影印本回去。不久，《台灣青年》月刊率先在海內外公開這份「台灣自救宣言」，後來，在美、加等地台灣留學生也將這份宣言翻譯成中、英文版本，並在紐約時報以半版廣告篇幅刊出宣言要點。
據許世楷透露，日本外交部人員告訴他，彭明敏被捕後，有人以塑膠袋包著起訴書全文和手抄的自救宣言，丟擲到日本駐台大使館內。
一九七０年元月彭明敏在廿四小時被監視的情況下，神秘地脫離台灣，抵達瑞典，日本台獨聯盟的島內工作幹部宋重陽應居首功。
一九六九年初，彭明敏的美國友人找上日本的黃昭堂，希望能協助彭明敏偷渡離台。黃昭堂立即和當時負責台獨聯盟島內工作的許世楷和宋重陽二人密商。由於救援行動必須保密且絕不能失敗，因此，由日本籍盟員宋重陽秘密進行，不須報告，連當時聯盟委員長辜寬敏也被矇在鼓裡。
黃昭堂祇負責募集資金，他向旅日名醫吳枝鐘勸募取經費時，吳醫師問他究竟做何用途，黃昭堂向他表示，這件事仍在進行中，還不能說出，吳枝鐘醫師不但不再追問，並且立即捐出一百多萬日幣，充當偷渡計劃的經費。
早在一九六八年八月，一位日本籍教授應邀到台灣，行前宋重陽託他轉交一封信給彭明敏，從此，兩人即建立秘密通訊管道。
宋重陽將信先寄到香港給一位外籍人士，再由他安排轉到彭明敏手上，而彭明敏亦經此管道寫信給宋重陽。
據宋重陽透露，從一九六八年八月至一九七九年四月，他和彭明敏共通了二百八十封信，至今他仍保存完好。
救援彭明敏脫離的行動計劃中，宋重陽負責彭明敏從台灣脫出到香港的部分，但是都也是最困難和冒險的，他為了找到專家偽造護照上的大鋼印，前後忙了近一年，嗜酒如命的宋重陽，也為了此一「人命關天」的救援行動而禁酒達半年多。
彭明敏離台管道
一九七０年一月一日宋重陽安排的日本友人抵達台灣，他的機票行程是：日本─台北─香港─日本，他將護照及機票交彭明敏使用。二天後當他確認彭明敏已安全離台後，才謊報護照遺失，另行補辦證件回日本，當彭明敏拿到護照時，護照上日本人的照片已被撕下，換貼宋重陽事先為他蓋好鋼印的彭明敏照片。不過據說這位日本人後來在被查出謊報後，至今一直被禁止出國。
一九七０年一月三日晚，彭明敏以長髮、蓄鬍的嬉皮打扮，從松山機場搭機飛抵香港。根據彭明敏事後寫給宋重陽的信中得知，彭明敏在香港飛往泰國曼谷時，仍可看到許多國民黨特務，因此在離開泰國前， 一直不能放下心，澈夜未睡。 一月四日彭明敏從曼谷飛往蘇聯Tashkent 機場， 當晚抵丹麥哥本哈根，二小時後抵達瑞典斯德哥爾摩，已有友人接應到瑞典某皇家諾貝爾獎委員的別墅住。宋重陽曾收到彭明敏在蘇聯 Tashkent 機場寫給他的明信片，以及在哥本哈根所拍出的電報，上頭祗寫著：「成功」（ Success ）。 彭明敏離台二十天後，才正式對外公開，當時國民黨的情治單位竟然完全不知情，並且還捏造彭明敏行蹤報告和謊報跟蹤費用。
當宋重陽接到電報後，向負責島工的許世楷報告彭明敏已脫險，當時許世楷雖然興奮但是還半信半疑。
宋重陽直到一九七一年彭明敏到美國密西根大學後，他才飛到美國與彭明敏第一次見面。
有關彭明敏逃出台灣的內幕，由於牽扯到後來彭明敏與台獨聯盟的恩怨，在一九八四年「自救宣言發表廿週年」紀念會上，許世楷曾透露當年台獨聯的救援，卻遭到彭明敏的否認。但是宋重陽當年的義舉與俠情，仍值得台灣人的了解與肯定。
出身日本九州望族的宋重陽，本名宗像隆幸，由於他在九月九日重陽節出生，後來在他加入「台灣青年」後，王育德先生替他取漢名：「宋重陽」。
一九五九年，宋重陽就讀明治大學時，他在東京大學赤門前的小巷內租屋，和到東京大學留學的許世楷同一宿舍，兩人經常相遇聊天。一日，許世楷告訴宋重陽：「日本人被美軍管還算好，但是台灣人被國民黨管，卻發生二二八的大屠殺……」當時對台灣歷史還不了解的宋重陽立即脫口說道：「這樣的政府應該推翻它……」不久，曾在《日本文化》雜誌社工作的宋重陽即在許世楷的介紹下，閱讀《台灣青年》，並從第九期開始，參加《台灣青年》的編輯工作，也參與台獨聯盟的一切抗爭活動，至今三十多年來，宋重陽一直負責《台灣青年》的編務，他的住家即在東京曙橋的《台灣青年》事務所三樓。
另一則有關宋重陽真性情一面的故事，則是由鄭南榕遺孀葉菊蘭所轉述。一次她在日本參加同鄉聚會中，應邀唱了一首台語歌曲「針線情」，當時在場的宋重陽因聽不懂台語，祇能透過在日同鄉的翻譯，但是當葉菊蘭唱到：「你我本是同被單，為何來拆散……」時，宋重陽雖不能完全聽懂歌詞的意境，但是曾與鄭南榕有一面之緣的宋重陽，想起鄭南榕的壯烈自焚，他竟也和在場台灣同鄉一樣，當場熱淚奪眶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