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休兵對台灣國家主權的影響

一、前言

馬英九的「外交休兵」，從結論上說，是放棄中華民國或是台灣做為主權獨立國家，不必兵臨城下，使台灣漸漸淪為中國的一部分；在中國、實際上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體制下，二千三百萬人從此喪失自由與民主，而淪亡在中國共產專制帝國的統治。

原因是國家主權的表現在「外交行為」；所謂外交休兵是放棄做為一個主權國家。

 

二、國家的條件

國際法上典型的國家（主權國），根據1933年簽訂的「Convention on Rights and Duties of States」（陳隆志教授策劃的《當代國際法文獻選集》譯作「美洲國家關於國家權利與義務公約」）第一條列舉國家要做為國際法人應具備的資格，即：一、永久的居名（a permanent population）二、明確的領域（a defined territory）三、政府（government）四、與其他國家締結關係的能力（capacity to enter into relations with other states）

對台灣來說，以上所列舉的第一到第三點比較沒有問題，但有關第四點的外交關係的能力，簡單的說它的屬性是主權。所說的主權，不受其他國家的權力干涉，對內是最高，對外是獨立。對外主權表現在外交能力，如派遣使節權、條約締結權與戰爭權。^[1]

如以國際法的觀點，從1971年蔣政權被「逐出」聯合國以來的中華民國，外交上的逐漸萎縮、以及執政的中國國民黨的「流寓政權」（流亡政權）的心態，中華民國還像一個國家嗎？「外交休兵」的馬英九是中華民國的「終結者」，見下文而自明。

 

三、「主權獨立國家」是通常國家的概念

通常所說的國家是指「單一國家」，另有「複合國家」（即「國家結合」，指邦聯或聯邦），與台灣沒有關係，在此不必討論。正常的國家，是「主權獨立國家」，但是，有許多人聽到主權或獨立，如同遇到毒蛇猛獸，而有一些媒體還助紂為虐，大肆撻伐。郝柏村在行政院長任內（1990～1993年）不主張「主權國家」，當時的泛藍陣營與某些媒體也害怕聽到「獨立」兩個字。

話說回來「單一國家」的分類，尚有兩種；一是有十分的主權與否為基準，分為主權國與半主權國。半主權國在對內能行使最高權力，對外是主權受到制限的國家，普通指的是被保護國與從屬國。

二是對外，在國際法上能力（外交能力）受到制限與否為基準，分為「獨立國」與「非獨立國」。外交能力有者為獨立國，無者為非獨立國。非獨立國中，有被保護國與從屬國。^[2] 國人受到缺乏常識的政客與媒體的操弄，竟然不敢追求國家的主權與獨立。一般所說的「國家」就是指「主權獨立國家」。如此說來，台灣有否公民社會，令人懷疑。

 

四、2000年以前執政黨的國家主權問題

在談馬英九的外交休兵政策下的國家主權之前，先看1990年代中國國民黨的國家主權問題。九○年代的十年，可以說是中國國民黨的「進步派」主張「兩個中國」時期，但被保守派、頹廢派的阻擾，而使問題混沌。

1991年5月1日廢除「戡亂時期臨時條款」，與中共不再是一個中國之下的內戰體制。錢復（在外交部長任內，1990～1996年）自此之後不談「一個中國」。

1992年是許惠祐與中國交涉，（即是後來馬英九堅持的「九二共識」問題，）為93年辜汪會談鋪路。在92年，國民黨政府也喊出「一個中國的陷阱」，以免成為中國的一部分。

93年9月21日《自立晚報》刊出錢復專訪，「我們不能再談『一個中國』」一文。但同月23日錢復以「被押解」姿態前往國民黨中央政策會溝通，魏鏞堅持錢復必須聲明堅持一個中國政策不變，必須重申一個中國立場。結果發佈的新聞稿：「政府堅持一個中國政策從未改變」，中國目前處於分裂、分治狀態，台海兩岸都主張「一個中國」。此新聞稿由魏鏞宣談，可見國民黨的保守勢力壓過外交部。台、中問題，又落到中國內戰體制；分裂國家、國共鬥爭（內戰）的情形。

再看陸委會的情形。93年辜汪會談後，中國發表對台「白皮書」。針對這個問題，陸委會發表「對中共『台灣問題與中國的統一』白皮書的看法──只有『中國問題』，沒有『台灣問題』」一文，指出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大陸地區另行「建國」，因此產生「中國問題」。總之，這是「分裂國家」的「兩個中國」主張。

錢復除了以上的主張之外，還使用「兩德模式」而不用「兩個中國」來敘述，用意在維護主權的對等地位。1999年7月9日李登輝總統提出「兩國論」，受到中國國民黨黨內的撻伐；最近，李又重申1991年修憲以來已是「特殊國與國關係」。錢復與李登輝可以說是「進步派」，在維護中華民國的「國家主權」，但從國民黨內部、中國動向與世界局勢合而觀之，是失敗的；失敗主因還是中國國民黨「投降派」、「頹廢派（偏安派）」的杯葛而喪失時機。郝柏村在行政院長任內（1990～1993年），在立法院答詢時仍不主張中華民國是「主權國家」、「主權獨立國家」。^[3]

五、馬英九的主張

以上提到的是李登輝時代（1988～2000年總統任內）對國家主權的處理，李登輝在卸任前不到一年的1999年7月提出「兩國論」，用意在維護主權；這一點可以與馬英九執政不到一年使主權喪失做比較。

接續李登輝之後的陳水扁，受到國民黨、中國甚至美國的壓迫，被要求「維持現狀」。但在2002年8月提出「一邊一國」，意在脫中國化，但受到形勢以及其就職時所提出的「四不一沒有」綁死。但在2007年7月向聯合國提出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雖然失敗，本不是一蹴可及的。接著是馬英九的執政。

馬英九對「國家主權」的看法究竟如何，實際上並不是從他當總統後，「外交休兵」纔拋棄「國家主權」的。但因馬為競逐總統而政策傾向民進黨的主張，使綾線模糊，以此「障眼法」欺騙大眾。因此可以分兩個階段加以探討。

 

（一）馬擔任總統之前的作為

馬英九在台北市長任內（1998～2006年）的2001年，亞洲盃女子足球賽時取締中華民國國旗；代之以十二面的中國五星紅旗，但警方不過問，未加以取締。國旗是國家的象徵，是法制的一部分，取締國旗，未受彈劾，也未受中國國民黨黨紀處分。

馬毋視中國的權力鬥爭、軍方抬頭、農民困苦以及對維吾爾、西藏等民族的壓迫和屠殺，盲目的要「盡一切努力」達成其「統一」的目標。^[4] 馬假設台灣已經沒有「活路」，所以向中國尋求生存空間^[5]。馬的「新思維」竟然是「九二共識」，昧於對「九二有否共識」之外，實際上也是放棄中華民國，不再談「一中各表」，蓋一中各表實是「兩中」。^[6]

（二）馬的外交休兵與國家主權

馬英九的「兩岸外交休兵」和「活路外交」是2008年8月4日、由行政院長劉兆玄陪同赴外交部演講，要一百多名的科長級以上外交人員聽他的訓示，這表示以總統的身分掌控外交，而背後的國安會的蘇起等人為幕僚^[7]。

所謂「兩岸外交休兵」是在「兩岸架構下談外交」，自處一個中國、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附屬下而喪失國家主權，怎能如馬英九所說的，以「尊嚴、自主、務實、靈活」作為處理對外關係與爭取國際空間的指導原則？

馬英九舉蕭胡會、連胡會、吳胡會與兩岸兩會復談為例，說是雙方願意在「九二共識」即是放棄「一中各表」、也就是放棄中華民國前提下的協商；而昔日蘇起、馬英九之流還為此爭到臉紅脖子粗，無疑是魚目混珠的騙術。

但美國對此有充分的瞭解和掌握。美國聯邦議會超黨派的「美中經濟安保調查委員會」在去年（2008年）11月發表的年度報告很清楚的說：

台灣政府的高官們為加盟國際機構，以不追求主權國家的地位作為前提，說是這是追求實利的方法。^[8]

這一份報告，簡要的指出放棄主權國家地位，而所說的「實利」即是馬英九的「務實主義」。但是若有一日中國得寸進尺的要求而馬英九無法回應，就如這一份報告所說的會造成軍事衝突。

總之，馬英九放棄台灣主權國家的地位，就如上文第二、三節所說的，外交行為是國家主權的象徵，馬英九以「軟性」的方式終結中華民國，實際上是「政變」成功。

 

六、餘論

在去年3月22日總統大選前的一禮拜，中國國民黨在『中國時報』刊載半版廣告，以一寸半的大字刊載「堅持主張台灣的前途必須由台灣人民自己決定！」，又刊登：「堅持捍衛中華民國的主權，台灣的尊嚴與主體性！」

台灣人相信馬英九的謊言，使馬英九以765萬票當選。由選後數天的3月26日、27日民調，可以知道投票給馬英九的，是相信他的「台灣化路線」和主張台灣與中國是兩個主權互不隸屬的獨立國家，詳細內容看筆者的「給馬先生的一封公開信」^[9]。

京都大學教授中西輝政在去年4月發表一文，謂馬英九在選舉期間為使台灣人安心，提出「三不」的公約，即「不統、不獨、不武」；但有關「不武」，若是北京政府來說還有意思，若由自己不會行使武力來說，亳無意義。

其餘所說的「不統」「不獨」的公約是否能遵守，非到最後是不得而知。如果將來能執政「八年」而嘴巴說不「統一」而步步往「統合」推進（請注意「註4」引馬英九接受美聯社訪談的內容），剩下來的只要在正式的統一文書簽署，表面上也是遵守公約。

中西教授還指出選舉期間馬英九標榜「台灣化路線」，列舉「愛台灣十二項目建設」，連呼頻頻，說不定這是政治上所見的中華傳統的最大特質之一，「欺騙」。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拉爾夫．蘇夷耶在最近著作《欺騙之道》（The Tao of Deception,2007）指出：數千年中華政治的大傳統，在二十世紀的國民黨與共產黨之下完成歷史的實證。^[10] 果不其然，選後不再聽到馬英九的愛台灣十二項建設，代之的是推動ECFA，急於推動中國共產黨所設計的由經濟先「統合」的策略，並拯救當前中國的經濟危機，意不在台灣。任由國、共雙方的政商、買辦從事勾當，吸盡民脂民膏。

最後，總結馬英九的對中國政策^[11]，但主軸還是在放棄國家主權，未來有可能遵循「香港模式」，採用「一國兩制」；但也可能避開人民的反抗，以逐步推進的策略使台灣無形中成為中國的「附屬國」。

任何國家的政權輪替，其國家的方向（國策）都有「延續性」，祇有馬政權成立以來，看不到從李登輝時代、陳水扁時代延續下來的維護「國格」的努力。馬利用民主政治的投票機制達成「希特勒式的政變」，猶如希特勒終結維瑪共和國與憲法，絕不是馬在就職演說所宣示的「憲政主義原則」。馬犧牲台灣，祇為「胡、溫政權」墊背而已。^[12]

 

 

﹝後記﹞

本文發表於2009年5月2日財團法人新世紀文教基金會主辦的「馬政府外交休兵傷害台灣國家主權」座談會上。

文中提到Convention on Rights and Duties of States又稱作「蒙特維多條約」。蒙特維多即是Montevido,是烏拉圭共和國首都。

文中第四節提到李登輝改革未能完全成功是因中國國民黨保守派的摯肘。當時李的因應辦法是組「國家統一委員會」，並在1991年2月23日由該會通過「國家統一綱領」，雖一時圖得「方便」，終於自綁手腳，使國家定位失敗。

陳水扁於2000年5月20日就任總統的演說中提到「只要中共無意對台動武」的前提下，保證「四不一沒有」。「四不」即「不會宣布獨立，不會更改國號，不會推動兩國論入憲」；所謂「一沒有」是指「也沒有廢除國統綱領與國統會的問題」。陳水扁重踏李登輝的覆轍，自綁手腳。

但2006年的農曆春節，陳表示台灣應該勇敢的走自己的路，認真思考廢除國統會及國統綱領的適當時機，但受到中國及親中勢力的攻訐。筆者認為話縮回去，無補於事，應乘機廢之，因此在2006年2月8日的《台灣時報》發表「檢視國統綱領──對北京與華盛頓的回應」一文，此文收入《台灣 破繭而出的國家》稻鄉出版社，2008年2月出版。

總之，台灣的為政者，每遇到內外形勢的壓迫，欠缺抗壓能力，且喜歡用「模糊政策」對應，留下後遺症。不但顯得沒有魄力與擔當，另一方面使敵人常用恐嚇手段而得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