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國家安全探討台海戰略關係

汪啟疆◎前海軍中將

壹、前言

國家安全,是所有國家施政的重要課題,也是「允許繼續一個國家功能存在與運作的保證」。國家安全最大利益在「生存」,而隨同國際權益的多極化、地區性關係互動與彼此影響之日趨密切,凡政治權力、直接或間接的軍事力量,已不能成為威脅某個國家安全的絕對力量。因此凡是可能影響一個國家主權行使、國際權益獲得,其地理環境、社會結構、經濟民主、政治制度,人民素質與生活方式;以及國家賴以生存的一切有形、無形力量,皆應視為「國家安全」所考量。

基於「台灣」島嶼型態的特殊性,其對外的安全事務上,更易受週邊海洋環境的政治勢力、軍事勢力、經濟勢力與地略位置有所影響。而其對內的安全事務,諸如民主化、社會多元化、族群意識,階層利益等之協調融合,亦所含括於「國家安全」範疇。更何況國際社會每受區域利益者與國際現實–大國影響,趨勢使然;故國際(或地區)強權間對臺海或此一區域的海洋戰略所持的態度,也會影響台灣安全。本文雖從戰略著眼,就台海實務狀況作其探討,牽涉所及更不免於政略、經略、人文關係;並以地略位置與形勢作基礎,擴及地區性主要國家之可能觀點與利益互動,進而列述兩岸關係、戰略經營、海洋發展等觀點,申論對「國家安全」的認識與瞭解。

貳、決戰境外的戰略思維

-不將戰爭帶到自己人民生存的土地

從兩岸關係的歷史性,現階段的接觸與對立,或是展望未來更迫切性的正面負面互動發展的可能,其合作空間和衝突因素都是同時存在。兩岸經由分裂分治的事實,或在現實面上的現況維持與因應待變,都需不容迴避的面對。但二十一世紀所產生新的政治、經濟、資訊環境、意識型態、價值觀、戰略現實及其拘限,都在變化,必須以建立新的思維和接觸模式,調整既有框架,創造符合時代和環境變遷下的兩岸關係。

就一個新思維模式的思考方向上,陳水扁總統六月十六日提出的「決戰境外」戰略觀念,引起廣泛討論。總統在陸軍官

校校慶致詞,就未來建軍備戰方向「精準縱深打擊、提升早期預警、爭取資訊優勢」及「決戰境外」觀念,論者輒以軍事觀點就戰略戰術各闡其義;個人則認為「決戰境外」應擴大視為是陳總統對國家整體戰略營建與運作的一個根本策略和指導。其著眼乃在「確保國家生存,維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加強國防武力建設」,如何面對中共整體形勢就國家大戰略與軍事戰略提出基本的因應方策。

一、「決戰境外」的大戰略(策略)思維:

是情感認知與新挑戰的出發:

率直的展現對台灣的感性思維。自政府遷台迄解除戒嚴,中華民國的大戰略與國家戰略方向始終偏向以反攻大陸及反共大業為國家戰略主目標,政經心軍與民生皆成為這主目標附屬的基本建設,台灣地略與戰略眼光落實在「復興基地」存在與向大陸投射的過客心態。直到蔣經國先生後期的十大建設、民主化、本土化,才將台灣與政府關係緊密紮結。當今不論執政黨、在野黨成員本身即生於斯、長於斯,對土地的感情深厚紮根,我們是這土地的孩子,台灣是我們的母親。「決戰境外」不能及於本土的戰略思維只是對這土地感情的萌發而已。

「決戰境外」的大戰略範疇,在國土之外,是以政(政治對話與外交)、經(區域經濟與大陸經貿)、心(認知、認同、共識)、軍(地區軍略論壇、區域安全防衛、軍事交流互動)的國家戰略、策略運作,決戰國際,爭取輿國。

1.是保全本土完整的大愛

台灣即是根和家園,我們不容戰火洗掠;戰爭的破壞比九二一地震更具整體的毀滅性,世界任何國家沒有一個願意將戰爭的毀壞帶到自己家裡。日本二次大戰軍國主義著眼全民玉碎,但終仍放棄本土決戰就是這個道理。所以本土完整是任何謀國者的基本理念,決戰境外只是這理念的具體化。若因政治理念與政黨堅持,將雞窩、雞蛋、小雞都砸了,愛、希望、理念的意義何在?陳總統及執政黨之「決戰境外」涵義,似應具有:將調整國家與政黨多數與少數間的共同理念與政策,落實台灣本土生存實質與發展之共識,凡前所堅持的一些意識形態易導致誤判,挑起戰爭口實的堅持,而作相當約制和迂迴。

2.全面作戰概念重新定義

就國家體制、尊嚴、存在與治國理念的貫徹,藉由歷史的回顧(日本、英國在二次大戰後國家戰略過程)與現實前瞻,「決戰境外」的大戰略形勢營建是一個具體的策略方向。在軍事上建立作戰縱深;在政治上展開階段接觸;在經濟上融入地區經貿體系;在安全上就整體地略戰略與多國利益中,尋求和平解決問題的均衡力;在民主上尋求對岸的影響共識,藉由人民與人文接觸產生習俗、民族、血脈的感性包容;這是一個大戰略整體性的全面作為。此一柔性表達,即是藉由這些多渠道接觸、對談及戰力架構的互動制衡,應可跨越戰爭這最後、最殘忍、付出眾多生命與代價的手段方式。就若干問題的歧異,給予空間,求同存異,即使根本矛盾的無法解決,也不至各走極端;即以在中間路線上保留相當彈性,建立對戰爭約制的感性和理性。

3.是多元戰略營建的具體方策

決戰境外調整的戰略構思是,我們的國家防禦一向針對中共威脅與反封鎖、反登陸等作戰狀況,但現時環境與中共的戰略思維模式的因應,則須著眼於亞太海洋戰略與海峽雙方戰力經營(中共以第一島鏈與一千浬海洋掌握,建軍與用兵範圍自然就包括了對台灣這海洋戰略位置的戰略壓縮與兵力投射)。我國的海洋戰略戰力營建與運用亦須相對因應外,對與我海洋毗連的亞太各國(含大陸)間,當賡由地略位置、政治、文化、宗教、經貿、利益的互動關係,做「多元性與變易性」的解析和瞭解。國家高層得就海洋戰略經營,強化大陸地略與經濟區海洋戰略佈局,建立部會共識。再舉日本為例,日本的海洋佈局原以強大的海洋經貿,營建地區經濟效益,形成經政互用;再由形勢需要,藉由整體性經貿,就地生產的實力,強化了地區影響。另以美、日兩個海洋國家的互動互利為例,戰略上因應日本安全及美國亞太海洋戰略需要,強化了日本區域海權影響力與海軍軍力投射範疇,成為美國亞太地區(海洋)勢力制衡與圍堵策略彈性佈局的防衛夥伴。

今天台灣經濟情勢不能脫離包括對大陸市場的整體考量,亞太國家都以經濟建設與發展為國家目標,形成地區間的相互依賴。中華民國的國家海洋策略,應以日本海洋戰略的「經貿性、整體性、共步性、境外性」佈局做一參考。兩岸經貿關係由貿易來往,我已具二○○億美元利潤,已是一個事實指數。經濟是國家的核心利益,與安定性密不可分。法國格里維認為「商業戰(經濟)對於最劣勢的艦隊(戰力)亦是一種最經濟(直接有效)的手段,而且也最能重建和平,因為它直接打擊在敵方繁榮的根源需求上」。經濟需要一個穩定的兩岸關係和國際地區關係來加以發展,是當前國家利益的重要著眼,決策單位似可在穩定因素下全盤考慮與大陸經貿的合作方策,商機如戰機,商場如戰場,這是經濟的「決戰境外,深入敵後(內)」,以商促政,以商促和,對我們如此,對中共也是如此。

4.逐步戰略統合的力量投射

-減低自耗

理念整合:李遠哲博士近曾就兩岸政治理念上的矛盾對立,提出兩點重要建議:「等到大陸經濟建設順利的發展……,民主自由的發展也能伴隨著大陸經濟而提升,到那個時候,兩岸的統一也才會有實質的意義。」「我們(台灣)應該回到一九九二年各自以口頭聲明的方式表述一中國原則的共識」,國民黨連戰先生也提出兩岸曾在九二年達成共識,「不過,現在問題卡在我們這邊。」「今天執政黨還沒有這個基礎來接受這些事情,因為執政黨本身沒有共識,怎麼跟人家(對岸)談?」新政府成立後,對任何一個國家戰略理念、方向、政策都負有顧及國家利益、安全與全民福祉的政治責任,整合形成國策的確定性。

預防性策略:美國前國防部長培里表示,美國所追求的最佳安全政策是要能夠「預防衝突的發生」「降低戰爭發生機率」,包括「採取任何必要行動以維持我國利益」,而提出「預防性國防戰略」。本文各章節已概括性列述兩岸形勢、中共戰略營建、危機衝突與和戰策略,即意圖探索對方可能戰略底線與反應,逐步統合正負因素與我之所能做為,作預防性的策略因應,以「任何必要行動」降低衝突,維護國家安全。

全民國防:我國守勢作戰國防政策已形成「政經為前導、武力為後盾之總體戰」,面對中共強大威脅必須凝聚全民「生命共同體」的共識,落實全民國防,將民間力量轉化為國防力量,以在整體戰略上結合政府全面策略,發揮每一點滴的影響、每一徵候的預察、每一形式的反映、每一狀況需求的參予。使我們的政策方向、步驟作法,限制和條件如何,要付出代價如何,民眾如何配當,都能清楚明確,相互統合。

二、「決戰境外」的作戰與戰術思維:

1.「境外」的「作戰」釋義

境外是決戰時空上,作戰地境線之外的「戰場」範疇。另在經貿上的釋義,則是在領土之內,如李登輝政府就三通規劃的「境外轉運中心」之建構範疇。而在數字化資訊多維戰場時代,已經不存在境內、境外之說。

2.源頭攻擊(attack at source)

「源頭攻擊」是在軍事衝突發生前,詳予研判敵方作戰關鍵與神經所在,基於戰力之有限性,以任務部隊(空軍反制兵力、特攻兵力、潛伏佈建)配備高科技武器與電子戰資訊干擾能力,將打擊力投諸其上。如對方的C4ISR指管通情資訊監偵系統、作戰偵搜與武器系統、區域空管中心及重點支援結構單位,若使之喪失或相當時間內喪失指通監偵與目標研析能力,癱瘓情報資訊傳遞,以利我軍奪得戰機與先制,止戰於境外。

3.前進戰場經營

將未來作戰環境,敵之戰略目標,就其威脅導向之軍力數量,任務導向之不同性質任務及兵力間的戰鬥序列,針對「敵主、支作戰行動」,規劃各個可能「戰場」,就我軍利弊與作戰條件,先期經營掌控。作戰時,聯戰兵力之決戰時空以在地境線外形成戰場;將戰術與屏阻行動外延,爭取局部優勢,達成「戰力極大,反制及時,位置機動」的指管運作,將主戰場決戰遂行前置於國土之外。

4.有效威懾嚇阻

美國後冷戰國防政策以「預防性國防」為第一線,「嚇阻」為第二線,「軍事衝突」(戰爭)為第三線且是最後的方法,而嚇阻與衝突即為戰爭的威懾與對決。一支攻勢防禦的兵力,具有把戰線帶往敵人的縱深位置去,以針對最具戰略代價的有效目標實施打擊,確然能落實「嚇阻」的有效涵義,而迫敵思考作戰代價。換言之最直接有效的兵力就是敵後佈建,及強火力、高機動、大空間、較高存活率的空中戰線或戰略、戰術飛彈戰線。國軍上述條件戰爭工具與載台僅包括了電戰、資訊能量、飛機和特種部隊。

由於戰爭本質的殘酷,作戰若是在不對稱軍力下,以現代化兵力作具高威懾代價的作戰用兵考量,乃是將一支或多支空中攻擊(或特攻)兵力,遂行決戰境外。因為「反制、阻絕、密支」作戰任務的戰術空軍,在中共攻台先奪制空權的多批無預警持續攻擊襲擾下,它遂行防空阻絕作戰的消耗性、持久性、存活率與作戰效益都值得再作估算。而飛機本身是攻擊與反制戰力,飛機與飛機即使以一對N架的有生戰力交換,所構成的嚇阻仍是有限的。而於某些階段時間內(含作戰初期)針對即定戰略目標將火力壓迫向彼處,將可產生牽制並迫使對方的攻擊飛機轉用於防空阻絕,並迫使對方考慮(扺要一架或若干架達成任務)代價與影響,達成決戰境外的「有效嚇阻」。

5.戰略佈局

「決戰境外」另一種涵義應是戰略佈局與用兵手段。國軍固安作戰計畫本「有效嚇阻,防禦固守」戰略構想,採「戰略持久,戰術速決」的作戰部署,以「阻敵於彼岸,擊敵於半渡,毀敵於陣地內」為用兵手段,對強勢臨境的犯敵由參謀本部統合聯戰作為,行境外兵火力重層攔截,並以「反登陸」灘岸陣地為作戰依托。「決戰境外」將是就形勢運作,機動調整用兵先後與攻守轉換,指令行突穿攻擊的積極作為;而在佈局上著重拳頭效應與創造作戰選鋒。另在不具縱深的地略形勢下,採戰略展開,營建「作戰面」,以海軍部分戰鬥群之海上機動能量,將戰略面拉開、拉離本島(形成境外牽制),在計畫位置隱匿待機,形成決戰翼側;相對也拉大了敵人的作戰面,牽制其行動範疇,增加序列規劃與指揮的複雜性,產生利我於「境外阻遏敵軍攻勢」的戰機和空隙。

海軍曾深入分析過一九九六年三月台海飛彈演習時美國兩個航母戰鬥群以南北後退部署位置的戰略佈局與涵義,以及所形成三個「戰略支撐點」的海洋據點架構。若台海危機再發生,就其徵候性及美軍情報預知能力,其層級反應應不會低於一九九六年;這「三個戰略支撐點」的投射、涵蓋、彈性互補的海洋戰略部署,可作為我戰略佈局的參考。國軍不奢求與美、日共同作戰,但在相關位置的部署與運動,即使是欺敵與佯動,也將影響敵人研判,對「境外」決戰的實質意義,產生加乘效果。

6.駭客任務

就是資訊戰部隊整合運用。國內資訊技術、能力及民間資訊多維運用與研究,已臻世界一流水準。中共兵力營建走的是打贏一場高科技的有限戰爭,以我之資訊優勢,運用駭客任務干擾敵人導航、指管、情報、監偵、通信的資訊鏈路(C4ISR),而在全民國防中,將民間能量與人才以特種部隊編組運用,完成部署,是切應作戰,結合戰術行動的必要。

7.建軍與戰備要求

境外決戰是架構,有效嚇阻是建軍願景,手段是將作戰線自海洋往前推(作戰機動的快速反應與兵力投射),將作戰面自本島向外展(戰略面的存在艦隊),將陸軍戰力作後盾依托(全民防衛體制、整體後勤、反登陸),藉由三軍聯合作戰,完善的全民國防運作,整合國家整體資源。因此,在建軍與戰備要求下,概須就「能戰而不求戰」,「防禦性嚇阻戰力」考量下列重點:

整體規劃國家戰略政策,結合國內相對研究中心與軍種智庫,進行國防戰略總檢,據以接軌我全般軍事戰略構想與多個子計畫,統合聯戰理念。

決戰境外(阻敵彼岸)權責屬三軍統帥指戰體系之計劃與實務運作。

作戰層級扁平化,年內完成聯戰機制(體制),承接國家戰略體系作業,擴大國防總體運作,明確釐分各軍種、民防、海巡之戰備、戰訓組織重點。

通用軍民資源體系,訂定標準化納管規範,構成整體鏈傳體系,完成雙軌運作,針對不對稱作戰與超限戰,營建動員徵用轉換及頻譜分配。

陸軍與「全民國防」結合性機制運作的強化。

海空戰術研發與投射,就「制空、制海、反登陸、制電磁」各項任務之戰場威脅,分析各個可能「戰場」目標、用兵範疇與戰術空間,遂行整體兵力之詳確作為。

「整體後勤」三軍通用、專用整備與全民資源,修護能量之具體分工與隸屬體系評鑑。

營建選鋒戰力之基點部署與境外部署(針對指定目標或重點目標用兵位置)。

準軍事「聯盟」或非軍事資源之整備與協調連繫。

貳、台灣的條件

一、經濟體系的基礎面

中華民國五十餘年來居處於一個資源有限的島嶼,基於其經濟政策的紮實與前瞻性、土地政策的穩定、工商轉型的成功,促成她的海洋經貿發展體系的基礎面與健康面。今天台灣經濟情勢更不能脫離整體考慮,亦即亞太地區-包括大陸,使整個市場具有確定性,使知識經濟或新經濟政策理念,持續掌握市場化與經貿腹地的宏觀取向,落實產業政策、金融政策、基礎建設,來營建投資管理與競爭能力。

二、四個支柱的穩定面

台灣的鏈島戰略位勢與三軍戰力,形成她在亞太海洋戰略的制衡地位,在後冷戰時期的國際勢力中,保持了均衡的存在。且由於國防安全與三軍的穩定性,提供了社會的安定、民主改革與政黨政治、經貿與經濟成長及國家生存發展的「國際空間」之獲得。「台灣安全區域化、兩岸關係穩定化、政府民主效能化、經貿結構市場化」將可能是中華民國持續其和平、尊嚴、成長、互惠的四個穩定支柱。

三、台灣無法超出美國的支援範圍?

台灣擁有經貿優勢與資訊科技實力及國防戰力,但基本上仍屬於西太平洋島鏈的海洋勢力影響區域,深受美、日戰略,尤其美國戰略利益所帶動。三次台海小規模武裝衝突及準軍事衝突,美方均採取相當程度之介入,形成「台灣的作為無法超出美國所支援的範圍」的認知,如何在「美國所支援範圍」的可能模式內走出及明確表達國家方向,在美國及中共利益槓桿上取得傾斜式的均衡,應是執政者政治智慧與國際互動下,就「近、中、長程」狀況判斷、掌握國家利益與全民福祉適採的步驟調整。

四、祖國統一於新世紀?

中共十五屆五中全會公報(十月十一日閉幕)以「祖國統一、現代化建設、和平與促進共同發展」為新世紀三大任務,中共當務目標以「台灣問題,提高經濟建設與市場效益,強化國際戰略營建與實務關係」為中心,重點則落實在對經濟結構進行戰略性調整。理論與實務上,北京均不會分散其追求經濟成長的注意力與政策面。台灣處此期間亦何不然。當可憑此作為政治權衡與戰略條件,就需要以緩和的現實態度,「促進兩岸和平、理性、互惠、合作的多面進展」,而將一個中國置於我國、美國、中共不對等三角妥協的和平緩衝架構內,謀取利點。因為,一個中國必竟「是一個經由兩岸人民共同協商,談判所組成的未來中國」。

五、台灣有其他選項條件?

當執政黨仍具訴諸意識的台獨黨綱,當陳總統說出「統一不是唯一的選項」(九月一日紐約時報專訪),陸委會蔡主委表示「新政府對兩岸關係發展的政策就是動態的維持現狀,未來則是希望追求一個有建設性及構造性的兩岸關係;而一中不是唯一的復談途徑,雙方應坐下來談一個恢復有效對話的方法,這需要時間」。蔡主委並在立法院說明:「國家統一綱領仍是存在的,是一項重要的指導文件,但不是兩岸政策」,當前最重大責任,就是兩岸關係處於震盪盤整期,必須維持兩岸關係的穩定發展,並維持各種可能,都具有相當的模糊與不確定性。政府的基本堅持是什麼?我們要等待或營建怎麼樣的時間與盤整?政府部門,民間社會,甚至工商經濟面,要在怎樣的一個穩定的架構面與方向來一致前進和相互依托?台灣人民有權力明白要走那向那裡,以及會得到和損失什麼。

基本上台灣的條件選項,就戰略而言,無論民進黨的「台灣獨立」戰略及李登輝的「特殊國與國關係」戰略所導致的形勢試探,已見諸於中共的直接動作,及美、日態度與國際反應的負面效果,也壓縮了我們內外的戰略空間;現在回歸維持「中華民國」現行戰略防線,建立時間上和實務上的戰略互動機勢,釐定各階段性的變數因應和戰略共識與策略,而適作戰略操作來維持內外平衡。我們應以此基線,再在「國內民意凝聚、兩岸互動、國際因素」條件營建下,來面對兩岸新格局的可能戰略選項。

肆、國家安全戰略芻議

-海洋經營策略

台灣地略位置與環境資源構成了典型的海洋態勢,平時外貿與航運一直是國家賴以生存的命脈、海域掌控與經濟成長則是國家安全與生存保障。台灣運用海洋地理天塹與國際間西太平洋海洋戰略均衡,以及五十餘年海洋國防與國軍守勢戰力的持續成長,才屏阻了中共赤化,營建了經濟台灣與民主政治的發展榮景。今後,國防戰力的累進與延伸,和國家海洋戰略的區域配合,仍是國家安全基礎和擴展國際事務的可行策略。

我國國防地略處於類似航母的島嶼空間,戰略屏衛部署基本上類似一個航母戰鬥群;若敵之攻擊被帶到台灣,無法掌握海上縱深的制空制海時,則一如作戰已直接臨及航母本身,台灣的陸地部隊後勤支援與機動就有被截斷的威脅,且在狹長且川河割裂的塊狀地形內難有戰略迂迴的空間。基本上,僅就「軍事」著眼,一艘不沉但卻距近大陸不能移動的航母,守勢作戰理念者在「不將戰爭帶入本土」,則整體安全策略方向即應朝向航母影響的「海洋戰略經營」觀念。將制海(海洋)戰力,結合台(基地)能量,積極擴展海域戰略縱深,來落實「有效嚇阻、防衛固守」的作戰指導。事實上「海略經營」在海洋國家的國防安全上佔有決定性地位,就爭取海洋利益和兩岸對峙的現實而言,亦應是確保國家安全、維護國家利益工作的重點。

最能說明「海略經營」成效實例的國家是日本。日本國家防衛政策係本「建構更穩定的安全保障環境」、「建構無隙可乘之防衛態勢」為戰略營建的重點方向。其國防基本方針則明確策定「先以推行國際協調等致力於和平,及由安定民生等確立安全保障的基礎,接著整備有效的防衛,並以美日安保體制為基礎」,落實「外交內政」作為與「國防專守防衛武力」整建。並就海洋戰略觀點考量其防衛武力整備:

日本係四面環海的島國,敵方入侵必須經由海空途徑,地略上缺乏縱深;日本位於扼守歐亞大陸東北部通往太平洋之海上交通出口的戰略要衝,因此不能不擁有實力,以免成為此一地區之不安定因素,因此維持地區的安定不僅是日本和平與安全所必須,亦有助於週邊地區之和平與安全。

日本是海洋國家,並藉由海洋與美國及許多友好國家相結合,維護海上交通安全為國家生存與確保續戰能力及美軍來援之基礎。

但日本軍備與自衛權受到憲法第九條各項規定所限制,自衛隊兵力是以「保持最小限度所需」的自衛武力。日本「海略經營」即就防衛政策之地略與經略考量其海洋戰略,必須將國防力推及安全所須之海域。所以在憲法第九條內給予了相當的戰略空間,即「行使自衛權之要件」與「可行使自衛權之地理範圍」–不限於日本的領土與領空,其具體範圍到達何處係依個別狀況而異,不能一概而論。其「海外派兵」亦經波灣掃雷與柬埔寨和平工作(PKO)法案之突破,可結合日本「海洋監防一千海浬範圍」與新「美日安保條約」「週邊事態合作」的戰略釋義,具體化了「日本對美軍行動之支援」「在運用方面之美日合作等行動事項」,衍生日本有事時之新聯盟作戰與相互合作計畫,形成法制化,營建對亞太安全穩定的戰略影響力。

我們明白一個海島形勢的國家防衛(國家安全)政策導向,乃是一個整體海洋戰略架構(政經心軍),含括生存環境,地理特性,國家(戰力)整備方向,國際形勢運作;就現實面、時間性、需要性的大趨向,達成整體海洋戰略經營與制海佈局,發揮與地區互動的介入與影響。

日本、美國、中共都非常用心就國家利益在作海洋戰略的前瞻佈局、「海略經營」包括了廿一世紀經濟、軍事、國家發展、能源權益保護、基地、航運線的整體海洋戰略和國家安全戰略的海洋思維。師法上述國家的海略經營、制海運作、能力需求,推論到國軍發展應形成的方策、架構、重點及建軍備戰的具體發展;當就政府所調整的國家戰略,策訂軍事政策指導、務實而前瞻就軍事戰略方針的總評估,做未來整體規劃。

現階段和未來的國家利益、至少應含括:「國家領土主權的自主與完整(海洋領土)」,「保持海島國家海洋經濟的持續成長」,「掌握國家生存發展的海洋空間的運用」(含台灣海峽或未來可能之三通航運線),進而「促成國家在地區性海洋經貿的互動」,以及「運用國防海洋力量(含海軍),形成亞太整體地區間可能衝突的一股制衡與牽制力量」。中華民國在台灣即是深受地理、軍事、經濟、海洋因素影響的海洋國家,必須就地緣、政治、經濟、人文與海峽態勢,營建我國的海洋大戰略視野。

因此,國軍發展應該循著前述海洋戰略,按國軍戰略指導、具有制海(局部制海)及兵力投射能量(決戰境外),以支持國家利益與海權的維護和拓展。這份力量並得以抗拒任何可能危害領土主權的軍事威脅,及對外海上交通線維持,「建構無隙可乘的防衛態勢」。進而配合國家整體外交策略,結合與地區週邊經濟海域的重疊性,遂行維護海上秩序、救難、海洋環境保護,強化與各國軍事學術互動;並以非軍事衝突處理,嚇阻和防止一切可能挑釁及違反海上秩序的行動;在大戰略涵義、海洋戰略格局營造,結合友好國家以均衡地區態勢與和平,提高經貿海運的利益互動,為國家安全「建構更穩定的安全保障環境」。

國家安全戰略明確接納「境外」的戰略涵義,是一個新認知,但仍應衡諸敵情威脅、國家利益、國防(或軍事)戰略、海(空)軍能力與使命,建立海洋國家於「海權區域」運用。這區域的範圍,當然結合現時國防「有效嚇阻、防衛固守」制空、制海、反登陸與台海作戰區戰場C4ISR的戰備提昇,而落實其效果。

我國是個出口導向的海島國家經濟體系。海島國家生存除抗衡威脅的國防戰力外,經濟乃是一切的生存核心,經濟問題會牽動政治、軍事、心理(社會)的不穩定和不確定變數。二十一世紀在亞太島鏈東南的台海區域,美、日、中共、台灣這種海洋戰略利益與權力的互動衝突形態不斷浮現。我國國家與政策的穩定性、國家發展方向、國家安全戰略的整體規劃運籌,須在國家生存、經貿發展、海洋利益、國防運作上來整合政、經、心、軍策略的共識,謀取制度面及行政的落實。以經貿發展與海洋策略,與美、日、中共、地區國家如何利益接軌,如何智慧互倚,都是國家「海略經營」大戰略的構思焦點。

伍、結論

目前中華民國的國家安全,由於新政府運作,一些政策策略尚未盡明確,大方向與階段步驟亦在整合;在制度面上即要調度整個有形、無形的資源,配合國家發展;在基礎面上更要就未來策略形成共識,以將國家安全與台海戰略,整出自己的定位與方向。

本文在兩岸特質與思維上提出若干看法,將這些看法歸納在戰略走向與決心內,並就亞太海洋戰略來看中共、美、日、台灣間的利益和衝突,強調島嶼國家海洋戰略的整體面與國際間利益的互動面,作台海戰略討論。台海軍事平衡現在和將來都將是傾斜的,而在海洋地緣戰略上抓住能與我具有共同海洋利益友好國家,保持即有的地區制衡,而又維持兩岸和緩,則須以政治胸襟、智慧、經濟互補與戰略利益所牽動。

兩岸各有其戰略利益的正負數,我們更面臨武力的實質威脅。但有正數,就有機勢;著眼國際情勢與政略經略,應可找到一些戰略利益上的槓桿支點。兩岸都有其政經略的考量評析,更多意識形態的矛盾與民族心理的融離,壓力相對形成了排擠與反彈,會將雙方推向兩極。而在這種傾斜的平衡下,鬆緊的拿捏及雙方內部不確定因素,都會使互動空間縮小或消失,時間的急迫性就更擴大負面效應。政府釐定整個決策規劃,就戰略格局和各個確切策略,掌握機勢和利弊,瞭解情勢與條件,而對國家安全與台海戰略關係作最適當的整體導向,才是關鍵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