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榮邦，1935年5月26日生於嘉義縣六腳鄉蒜頭村。1954年嘉義高中畢業，1958年台灣大學法律系取得法學士。他與蔡同榮、陳榮成、林啟旭，皆是嘉中、台大法律系的同窗。1960年6月19日，蔡同榮發起，羅福全、侯榮邦聯絡，加上張燦鍙、黃崑虎等人，這群年輕人擴大集結了43人，舉辦一場關子嶺秘密集會，共同商議台灣的未來。
在國民黨戒嚴與高壓控制的年代，參與這場聚會的青年，有意成立一個組織，也談到當時雷震組黨的議題，這可說是他們熱血且關心台灣前途與具備政治意識的展現。雖然國民黨政權無意間得知後，連番追查審問，甚至非法拘禁、逼供與羅織入罪。當時家中做碾米生意裝設電話並保有與會者聯絡方式的侯榮邦，也不得不立刻將名單燒掉，然而，參與者所建立的深厚情誼與信任，也成為日後各自投入的美、日台獨運動組織之間信賴與合作的橋梁。
也因為曾參加關子嶺集會，侯榮邦赴日求學之路曾遭受阻撓，雖機敏地將身份改為自耕農，趁情治監控系統銜接的漏洞，把握時機成功申請、出國，不過，家人仍不免受到牽連。赴日後，在羅福全家中讀到《台灣青年》，自述「頓時受到衝擊，同時也由衷共鳴」，自此投入台灣獨立運動。
在國民黨極權統治的時代，雖然許多人反抗國民黨，卻不敢真正從事被國民黨視為叛亂的台獨運動，參加者當然也會成為國民黨追捕的對象，為了追求一個自由國度的台灣獨立運動，理想性雖高，犧牲卻很大。侯榮邦對此卻說「是基於自己理性的思考所選擇的，何況又是自己由衷喜歡做的事」，他也從不認為是為台灣犧牲奉獻。
1963年進入明治大學國際法研究所進修，1966年取得法學碩士，他的指導教授宮崎繁樹是國際知名法學家。自六十年代即因他的學生侯榮邦與林啟旭從事台灣獨立運動而積極關心台灣政治，日後，他也盡心投入為台灣籍日本老兵爭取補償的工作。
提到侯榮邦毅然投入獨立運動的決心，就不能不提他曾有件從來不洗的長褲的故事。當年，被國民黨認定為海外台獨運動者或政治異議人士，將馬上遇到護照吊銷無法居留，以及隨時被要求強制遣返這兩種風險。1967年8月，在日本的林啟旭和張榮魁辦理延期居留簽證時，突然被「收容」並決定強制遣返台灣。經兩人絕食抗議而引發輿論並提出行政訴訟，才暫停執行強制遣返令。而1968年3月26日，柳文卿依例前往入國管理局辦理報到手續時，突然遭到扣留，雖經各種努力、甚至多位同志搶在登機前攔截搶救，仍被強制遣返。
自此，接任組織部長，保管盟員名單的侯榮邦更要擔心自己被強制遣送，可能危及整個組織。因而，他暗自計畫，備妥小刀與氰酸鉀粉，一旦被扣留時，可用小刀割傷腹部，造成大量流血，屆時，警方必須將他送醫的情況，爭取同志們的救援時間。若不成功，就服下氰酸鉀粉，立即結束自己的生命。侯榮邦不容許自己被遣送回台害了同志。他將氰酸鉀粉用油紙包著，縫在長褲內襯的夾層裏，每個月去入國管理局報到時才穿這件長褲，從來不洗。當核准下個月居留簽證的印章蓋下的那一刻，他就會對著自己說，至少還可以活一個月。一直到一年多後居留簽證逐漸安定，以及之後日本與國民黨政權斷絕正式外交關係後，侯榮邦才結束這一場惡夢。
一生從事獨立運動，侯榮邦歷任台灣獨立聯盟日本本部中央委員兼組織部長、台灣獨立聯盟日本本部中央委員兼總務部長、台灣獨立聯盟總部中央委員、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總部中央委員、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主席特別助理、台灣獨立建國聯盟財務長。在日本加入台灣青年社以及日後成立的台獨聯盟相關組織後，可說是無役不與。也由於關子嶺集會成員們（留日的侯榮邦，留美的羅福全、張燦鍙、蔡同榮等人）的信賴關係，以及大學時參與學生組織所串聯起的人脈，再上當年台灣留學生多會先前往日本再轉往美國等地的地利之便，人緣好的侯榮邦常利用機會進行私下接觸進而串聯，為日後跨國的台獨運動組織，創造彼此信任的基礎，終於在1970年成立世界性的台獨聯盟，這個從區域到世界的結合過程，侯榮邦在其中默默扮演相當關鍵的角色。
侯榮邦於1978年與台灣留學生謝月娥結為連理，育有一男一女。1993年響應獨盟遷台運動首度回台灣，2000年起決定隻身長住台灣，積極投入盟務、翻譯政論及撰文投書，時常可以在聯盟辦公室與相關活動中看到他紳士、和善、寡言但堅毅的身影。黃昭堂主席於2011年遽逝後，他的身體與精神狀況也惡化，一直到住進專業的療養院後才穩定轉好。2021年12月14日，這位和善認真的紳士，低調前行的組織者、台獨運動前輩平靜地過世。
※特別感謝：陳國雄先生提供照片、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