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11月我初次離台去日本，當天來接機的戴天昭先生，他是我高中同學，是厝邊又是親戚，阿昭早我半年到日本，自從伊到日本後，叫我趕緊離開台灣去日本，否則會趕不上尾班車，經不起他再三催促，我加緊辦手續，匆忙拚過日本。日期是11月16日。
在電車內伊講最近很忙，無時間替我找厝，叫我暫時跟伊住做伙，不過現在伊住的所在是台灣青年會的辦公室，一段時間最好不可乎人知影，下車後兩人要保持10公尺以上的距離，以免被察覺。我們在下北次下車，伊行頭前，我隨後壁，十數分鐘抵達目的地，當晚阮二人講甲三更半暝。
不久天就光，我張開眼睛，決定轉換我的人生跑道，加入建國行列，心內暗爽，生對時間，有此建國行業來乎咱選，親像美國已經建國，現在要做也沒機會，我有相當覺悟與理解，可能有一段很長的時間不能回去故鄉台灣，不能跟父母兄弟姐妹見面，但這統統是小事，我決心「寮落去」。
不久，有留日同學會的選舉，青年會和大使館對立，都有推出候選人，選舉當日，我也在會場跟阿昭走來走出，我認為在此處很可能被職業學生點油做記號。
1963年夏天發生陳純真事件，所謂陳事件是當年五月青年會改選中央委員，名單揭曉後，將中選人的姓名、票數、依名次一一寫在辦公室的黑版（陳純真也是27位中委之一）數日後，所有留學生接到一張註明愛國黨的傳單，傳單所列出27位中委的姓名排列順序跟辦公室黑板所寫的完全相同，內容大概是寫這27個留學生是大歹人，今後不可與之為伍等。
青年會知奸細出自內部，數日後，查出陳是提供情報的間諜，時間距留學生暑假返國迫近，最怕返台秘密會員被加害，因之非立刻問個水落石出不可。
一天晚上，請陳來辦公室，由黃昭堂主問，許世楷、廖春榮為副，戴天昭、王天德、宋重陽和我共7人。
起先，昭堂開口向陳說明今晚請伊來的原因……認為陳可能有不得已的苦楚，無為大使館做間諜不可的無奈……昭堂講未完，陳就向桌上一拍，大聲說：「我是台灣人，我絕對無做這款代誌，否認做奸細一事。」（他就讀早稻田大學，專攻演戲，演技非常迫真），突然坐在對面的戴天昭起腳踢中陳胸部，順勢手握小刃向陳刺去，瞬間陳的頭部流出鮮血，陳大驚失色，始知這是玩真的，非玩笑。淚流滿面，就地向大家道歉，講出被大使館利用做奸細的經過。
陳血流不止，恐驚發生命案，由我送往醫院急診室止血，完後再返辦公室繼續做再一步的交代。
結論，大家默契今夜之事沒有發生，陳仍舊做大使館的間諜，青年會三不五時提供情報讓陳有所交代。
經過一個多月，有一天透早，刑警7人把我捉到警視廳（可能同一時間捉阮參予陳事件的7人），同日在警視廳我也曾看過幾位同志，有一天無意中在檢察官桌上玻璃下，看到阮7人的姓名及被監禁的警察局。
我們被關27日，最後數日，刑警向我透露，檢察官是否起訴我正在傷腦筋，我對刑警講，同對的一件代誌，假使只是我一個人不起訴，我感覺很見笑，待偵察時我悄微修改口氣，一定會取得起訴資格，刑警說：罪名會隨你一世人，你的一生何必要增添污點，我也笑而不答，他怎會知影我的心聲。
檢察官問：當時你看陳流血，你一點點的同情心都沒有嗎？
我答：這是正義的一刀，那無這一刀的教訓，不知陳還要害多少人，我看陳流血，完全無感覺。可能是為這句話，全員起訴，罪名是監禁、殺人未遂。
裁判之日，最後裁判長問有什麼話要說？戴天昭說：我們在貴國接收貴國的判決，我們無話講，今後假使我們能力，我們一定重新再判決一次。
本來我是秘密會員，自陳事件以後，一切破功，欲蓋也蓋不住，從此變成公開的普通會員。
1968年3月26日下午四點，我去入國管理局報到，凡護照過期，每個月都愛去管理局辦報到手續，手續很簡單，只蓋一個章即可，這次我感覺跟往常異樣，通常都是在櫃台外蓋章就好勢，這次卻請我入去裡面坐，並說接到命令暫時要將我收容，今晚送我到橫濱收容所，我知情形不妙，要求打電話，被拒絕，說他們會自動聯絡我的保證人（辜寬敏先生）。
五點外，用五人坐的公務車帶我過去橫濱收容所，到收容所我一直要求打電話，都被拒絕，然後帶我到一間有一張床的房間，說：「你剛來對這裡的環境不熟悉，你先在此過一夜，明天就會將你送到橫土跟你的國人住在一起。」並要我把褲帶交出（一個月前有呂姓台灣人在此吊死）。
我躺在床上，一面養神，一面想對策，對方雖然對我無講實話，但我知很快就會被送返台灣，明早我除要求往第三個，我想車行到高速公路某一所在（視情況而定），衝出阻礙方向盤，看能否將車衝出護牆，或跟後車相碰，最好大家同日做忌，同歸於盡的策略不知不覺我竟入睡。
透早天未光，被叫醒帶進一間辦公室，已經有七、八人在裡面，坐在大位的官員對我說：剛才接到命令，今日要將我送回台灣，我要往第三國，他說免驚回去，絕對安全，我講生命只有一條，閣下保證靠不住，我要求打電話，他說何必浪費錢，我說我什麼都沒有，口袋裡只有錢，他禁不起我的要求，答應我離開日本以前一定會讓我打一次電話。
天漸光，我認為要求無望，也無必要太歹看相，不久，說要出發，將我帶出外面已停一輛載犯人巴士，我立知計劃落空，因巴士的駕駛座有鐵絲網與外界隔開，根本無法下手。
因而我不得不再做第二計劃，當時我想只有二個機會，第一是打電話時，第二是巴士到飛機場時，我認為第二巧有成功希望，因此我選第二。
不久，巴士抵達羽田機場，停在鐵牆外面，我跟護送人員問，是否能讓我打電話，剛才你們老大曾經答應過，大家在車內一段時間，他們看我穿拖鞋，就問我為何穿拖鞋？我答腳痛之故，其實我是想讓他們減少警戒心，我一再提起打電話，他們終於答應，不過有條件，除講日本話以外，假使滲雜其他語言，隨時都會將電話掛斷。
本我想打給太太，因我住三鷹市，是屬市外電話比較不方便，因此我就打到許世楷家，接電話是許太太（千惠）她用很快的速度講，現在分三隊人馬去救你，一隊去收容所，一隊去機場，一隊去法院，問我是否好勢好勢，叫我加油，聽後我信心大增，我很好勢，我一定加油。
不久，圍牆鐵門打開，巴士駛入，停在距中華班機四、五十公尺處，我提足精神，看看四周地勢，當我的腳一落土應向那一角度衝比較有成功的可能，時間一秒一分迫近，我的腦中只想向人多的所在衝，眼睛一直注視車門動靜。
當車門一開，我的腳剛著地即將衝出的剎那，好友阿昭不知從何處衝出大喊一聲「柳」衝上抱住我，護送人員想不到有這一招，立即捉住我的人（一人一手），瞬間衝出十來個同志，欲硬把我拉開，抓住我雙手的警察絕對無放手，被幾個人壓在地面，他們也從沒放過手，場面親像橄欖球比賽，突然聽昭堂大叫「咬舌，咬舌」，因我自細漢齒質就很差，咬了幾次都咬不破，到尾仔可能是我被壓在地面，上面有人強壓住我的頭部，順勢跛舌尖，嘴裡流出鮮血，他們視而不見，無動於衷，後來他們陸續增加人員，四人抬一人，兩人抓手，兩人抬腳，後來搶救的同志，一人又一人抬離現場，最後剩下我，也用同樣方法抬上飛機。
機上左右、前排三人、後排三人都是他們的人，勤快拿紙巾替我擦傷口，送茶送點心，非常客氣，並說令尊堂在機場接我，安慰我安心等等，降落時雙親果然在機場，本來預定開記者會，想大大宣傳誤入歧途柳文卿棄邪歸正，返台和家族團圓的白賊話，由於我的堅持不合作，終於作罷。 我提出要求，希望今夜能夠跟雙親同宿，沒有被接受，他們說你很快就可回家，何必急於一時。
在台北警總約二星期，全身疼痛，每日問東問西、寫報告，記得頭一晚，一位自稱是副處長的人見面就說：憑你三字柳文卿怕你的很多，想跟你親近的人也不少，你要好好交代你的代誌，是在國外發生，比較不嚴重，如果是在國內或是共產黨，你就無好吃睏，這裡十八般刑具件件皆有，可能把你刑甲死來昏去。
他們最不滿意的是我寫的報告，毫無價值，常說你是中央委員兼情報部長為何了解的代誌這麼少，我說，我接情報部長尚未交接好勢，就被日本警察捉去，現在被你們捉來，親像這樣，捉來捉去，當然我無法度了解太多。
以上所談的是我個人跟外界隔離情形下所知的範圍，有關外面發生的種種，經過十多年後才得知，在此我想利用這個機會感謝當時為我搶救出力的每一個人，雖然有巧慢，但我一向心存感激的心，無因為時間的減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