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順孝
輔仁大學新聞傳播學系講師
上週五，帶輔大校園媒體記者進新聞局，專訪剛當局長不久的校友姚文智。當時是中午，姚文智剛開完會，招待我們在局長室吃便當，邊吃邊聊。學生記者問他大學生活、政治生涯和改革計畫，他有問必答，坦率幽默，不時逗得學生發笑。當學生問他：「對學弟妹有何期許」，他更是俏皮地答道：「我期許你們要獨立思考，不要期待別人的期許」。
我在旁作陪，聽他們對話，思緒常跟著飄回大學時代，重新看到那個愛打籃球、愛交朋友、愛上街頭、愛談文化的老同學姚文智。
姚文智，原本唸東吳企管系，當過籃球校隊，在我大二時轉學進輔大大傳系新聞組（現在的新聞傳播系），成為我的同學。他個性爽朗、瀟灑浪漫，很快就和同學打成一片。我會和他變熟，則是因為政治。
當時是一九八五年，黨外組黨浪潮風起雲湧、遊行示威此起彼落，他和我因為較早接觸黨外雜誌，不能忍受媒體的新聞封鎖和學校的黨化教育，因此常交流禁書，相約去聽黨外演講、參加遊行示威。但他比我積極、勇敢，幾乎無役不與，有一年五一九遊行，還被鎮暴警察圍困在國父紀念館整整一天，嚐過被噴水柱的滋味。
當時，我們不再相信從小讀到大的歷史教科書，急切著想要重建一套歷史知識和政治觀點。我們讀禁書、聽演講，也找老師討論。大三時，台灣第一位留德傳播博士翁秀琪老師擔任我們導師，她治學嚴謹、思想開放，姚文智和我最愛纏著她問東問西，有時，翁老師急著回家接小孩，就叫我們上她的車，一路從輔大聊到天母。
大四，學運蜂起，姚文智不是核心份子，但參與地下刊物的創辦。輔大早在我大一時就發生校刊《輔大新聞》遭查封事件，輔新成員隨即轉入地下，出版《改造》抗爭，成為台灣八○年代最早的學生地下刊物；大四，台大《自由之愛》、政大《野火》相繼出現，輔大學運青年再度集結，籌辦《野聲》。這份《野聲》的打字印刷工作，就由姚文智洽請親戚幫忙。我還記得，某個下午，參與籌辦《野聲》的學弟找我們到文友樓中庭樓梯上，一邊低聲討論此事，一邊留意有沒有人偷聽。
大學畢業後，我進《自由時報》當編輯，他先在《太平洋日報》當社會新聞記者，一年後考進政大政治研究所，並轉到《自由時報》當體育記者，成了我的同事。後來，他為了兼顧學業，轉任地方中心核稿，過著半工半讀的日子。一九九一年，聯合報記者徐瑞希因為報導新聞得罪老闆的朋友，慘遭開除，民生報記者江澤予參與跨報社連署聲援徐瑞希行動，也遭開除，姚文智不僅聲援他們，還出錢出力幫他們打官司、討公道。
一九九五年前後，姚文智拿到碩士學位，隨即離開報社，轉任謝長廷助理，開始政治生涯。當時，他拿的薪水只有報社一半，工作量卻倍增，從草擬質詢稿到寫輓聯、提皮箱都得一手包辦，但他甘之如飴。
他當助理時，謝長廷剛退出台北市長選舉不久，之後，謝長廷與彭明敏搭檔競選正副總統失利、辭去立法委員，又遭遇宋七力事件重擊，政治生命盪到谷底。很多朋友勸姚文智另投明主，或重回新聞界，但他堅持留在謝長廷身邊，不棄不離。還隨著謝長廷遠赴高雄，打一場沒有幾個人看好的市長選戰。直到一九九七年，謝長廷空手勸降陳進興成功，政治行情止跌回升，隔年又驚險當選高雄市長，姚文智才算熬出了頭。
姚文智先當新聞處長、後任副秘書長，主辦高雄燈會、籌備文化局，還兼愛河整治和景觀改造小組召集人，成為打造高雄經驗的靈魂人物。這段時期，每回同學聚會，他總愛談燈會如何喚起高雄人的光榮感、光雕如何營造高雄的城市美學。去年，他辭去公職，原本打算出國唸博士，後來留在台灣，出任台視董事、台視文化公司總經理、原住民電視台創台台長，忙得不亦樂乎，直到今年，謝長廷組閣，他重返謝團隊，接下新聞局長重任。
姚文智出任新聞局長，年僅三十九歲，媒體驚訝他的年輕、卻常忽略他的歷練。回顧歷任新聞局長，沒有人像姚文智這樣，從基層的記者、核稿當到媒體的董事、總經理、台長，從地方的新聞處長升任中央的新聞局長。完整的新聞實務和行政資歷，讓他足以勝任這項要職。但更可貴的是，在現實政治打滾這麼久，他還沒忘記學生時代的理想，還是不改浪漫、還是充滿使命感。
我最感動的，是他籌辦文化雜誌的精神。去年八月，他無職在身，有一天來找我，說想出版一本文化性雜誌，我直覺以為是要恢復謝長廷早年辦的《台灣新文化》，沒想到他說這雜誌與政治無關，而是希望呈現都會人的知性品味和感性娛樂，提供最完整的文化活動情報、最精彩的藝文影視評介、最貼身的都會生活報導。我直說這種雜誌賺不了錢，連生存都有問題，但他堅信台灣——至少台北——需要這樣的雜誌、也養得起這樣的雜誌。我們爭論著，我忽然覺得有點錯亂，怎麼一個浸淫官場的人在談理想、在大學教書的人反倒在談現實。
幾個月過去，我以為他已經放棄。沒想到去年十二月，他告訴我，這個雜誌確定要辦，而且財力無虞，因為他接任台視文化總經理，短短一兩個月讓公司業績成長三倍，他打算用賺的錢來支持文化雜誌，即使一年賠個幾百萬也挺得住。他說做就做，馬上招募人才、規劃內容、租辦公室，三月七日我去找他，雜誌試刊號已經就緒。三月八日，謝長廷宣布任命他擔任新聞局長，當晚我們和幾個老同學餐敘，他還強調要設法讓這個雜誌辦下去。
他看事情，喜歡從文化的角度切入。他上任前，我奉媒體改造學社之命，與他討論廣電媒體公共化問題，他明言支持建立公共廣電媒體集團，但覺得媒改社訴求「台視華視公共化」層次太低了，應該說明公共化的目的為何；在他看來，建立公共廣電集團的目的在於確保文化主體性，希望做出能夠反映在地特色和文化傳統，而且叫好叫座的新聞和節目，扭轉好萊塢和日劇韓劇氾濫的現象。他反覆強調：「我是個具有高度文化使命感的人」，正是這份使命感，讓他支持公共化，也讓他宣示一年要拍百部國片，既要捍衛文化主體性，又要帶動文化創意產業。
對於新聞亂象，姚文智也不願坐視。當媒體報導倪敏然自殺新聞，跑馬燈二十四小時在跑，連觀落陰都當成獨家時，他宴請媒體主管，拜託大家參照WHO自殺新聞報導原則，不報導自殺細節、勿將自殺英雄化、避免簡化自殺因素；黑道仲裁者蚊哥昨天出殯，姚文智擔心媒體將黑道英雄化、對青少年及社會風氣產生負面影響，早在上週五就發函呼籲媒體自律。但這些勸說、呼籲，宛如對牛彈琴，媒體依然故我。姚文智不死心，成立一個專案，想要扭轉收視率掛帥的亂象，他說能否成功還不知道，但一定要努力去做。
他也知道改革媒體不能靠官方，更要靠社會力量。專訪那天，他忍不住質問學生記者，既然不滿媒體，「為什麼不跳出來抗議」，「就算到新聞局來抗議都沒有關係」，他覺得需要有更多人發出怒吼，改革媒體的力量才能壯大。 作為新聞局長，姚文智難免捲入政治風暴，我覺得他到目前為止處理得相當得體，奈何經常遭到扭曲。以最近的成龍事件為例，成龍在國際場合批評台灣民主，宣稱四年內不來台灣，姚文智作為國家發言人，自然必須有所回應，他指責成龍傷害台灣人民感情，但強調台灣是個自由的國家，成龍來不來是他個人自由，我們不會在意。這個回應，既表明我們的立場，也尊重成龍的自由。沒想到中國時報竟發表社論「振興台灣電影比罵成龍重要多了！」，一面放大成龍，說他舉足輕重，我們應該拉攏他，一面縮小成龍，說他的話傷不了台灣，我們不該反駁；聯合報還刊出讀者投書，指摘姚文智把成龍「打入黑名單」、「這與威權時代有何差別」，真是莫名其妙。
我比較失望的，是他沒有斷然取消置入性新聞陋規。當五二○前後，我看到中國時報登出「政策觀察站系列」、自由時報連載「綠色執政、台灣心情系列報導」、台灣日報推出「活力台灣、邁步向前系列報導」，心想這種置入性新聞實在不是記者出身的姚文智所該做的。我猜上任未久的他，是在執行原有計畫，也未必有權取消計畫，但無論如何，他是局長，就有義務改革這種陋習。所幸，他在二十五日宣示將調整置入性行銷作法，讓我覺得還值得期待。
姚文智是個真實的人，他不會擺架子，也不會塑造虛假的形象。他累了就打哈欠、有不滿就說出來，從不掩飾，甚至自曝內幕，說自己在開會時打瞌睡。
姚文智更是個溫暖的人。他對朋友總是推心置腹，總是願意分享所有，總是把朋友看得比自己重要。有回我到政大考試，他把宿舍讓給我住。今年三月七日，我到台視文化找他聊了一下午，臨別，他說隔天沒事，就拿起電話，約了幾個老同學晚餐；沒想到隔天早上，謝長廷在答覆立委質詢時宣布任命他當新聞局長，當晚，同學們都以為姚文智沒空來了，沒想到他不但出席，還跟我們聊到十二點，散會時，他才透露隔天早上九點有個記者會，他要和新聞界進行第一次對話，得回家熬夜準備。
上週五的訪問也是，我看局長桌上公文層層疊疊超過一公尺，問他有多少時間受訪，他說一小時吧，結果一聊將近兩小時，聊完，看他回去和那堆公文奮戰，我有點抱歉、有點不捨，還有更多的感動。
這就是我的同學姚文智，一個浪漫、率真、有情有義、有理想又有行動力的人。
*本文轉載自阿孝札記http://ashaw.typepad.com/editor/2005/05/post_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