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me men see things as they are and say why；
I dream things that never were and say,why not？
——— Robert F. Kennedy
有人看到已發生的事情，而問為什麼；
我卻常夢想未發生的事情，而問為什麼沒發生？
——羅勃‧甘迺迪
壹、社會變遷
1992年我在大家的協助下，終於突破黑名單的禁制，回到闊別多年的台灣社會。返台近二十年來，當我貼近去感受台灣社會的脈動，心情卻是十分複雜，可說是憂喜參半。喜的是，台灣人的自覺，已經逐漸被喚醒；憂的卻是，自覺的幼苗，在尚未成蔭之前，又被嚴重污染。
長期以來，無論是島內或是海外的「台灣人運動」，大部分都聚焦在台灣人所受的種種政治壓迫。經過30多年的打拚，的確創造了一個政治架構全然不同的台灣社會，使台灣人在政治上享受前所未有的自由和民主，彷彿潛藏在社會的種種鬱抑，一時之間完全被解放。這些束縛的解放，使得社會充滿生機，但是卻也帶來脫序的亂象，甚至價值觀的混淆。文化議題，被八卦緋聞所淹沒；民主體制，被政黨惡鬥所取代。於是，權力競逐成為政治行為的最高指導原則，功利掛帥成為文化養成的惟一考量，在權力競逐與功利掛帥的盲從下，逐漸喪失民主精神與文化價值的台灣社會，到底要走向什麼樣的未來？
面對這樣的亂象，我才恍然大悟，當前的台灣社會，需要進行一場深度和廣度兼具的台灣文化重建與創新運動；而台灣人運動的終極目標，應該是確立台灣立國價值觀的文化運動。
貳、文化興邦
文化是一種非常抽象的概念，涉及了不同層面的知識領域。一般而言，所謂的「文化」，是指在一個特定的社會裡，形成人們思想、行為的規範，也就是一群人共同的價值觀。具體而言，就是一種生活方式，一種價值觀，一種蘊含教養、品味、智慧、心靈和創意的結合體。好比要了解一個城市的文化，既要觀看它的建築、市容和景觀，也要了解市民日常生活所展現的特定活動內容，包括民俗節慶，生活禮儀、藝文活動、生活涵養等。換句話說，一個城市的文化已經和城市的特質與市民生活品質，畫上相當程度的等號。因此，什麼樣的文化，造成什麼樣的社會；有什麼樣的人民群眾，就會產生什麼樣的政府。有什麼樣的過程，就導致什麼樣的結果。
從人類歷史的演進來看，現代人之所以了解古代人的生活，評價古代文明的高低，幾乎都是靠他們遺留下來的價值觀、道德、思想與藝術的遺產。至於經濟活動，譬如國民所得的高低、外匯存底的多寡、生產效率、統計數字、經濟效益、投資報酬率，這些統計數據可能有如過眼雲煙。當這個世代結束了，下個世代的人就忘記了。但是道德、文化、藝術的遺產，則會一代接續一代的流傳下去，影響深遠。
事實上，任何人類的經濟活動，如果沒有道德約束，恐怕會變成爾虞我詐，強取豪奪，互相算計，處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下，人類的生活就沒有任意義和品質可言了。而在經濟活動裡面，如果不能對文化、藝術有所提升，則經濟活動越頻繁的同時，就會造就越多急功近利的人。甚至，當經濟活動脫離了道德、文化與藝術之後，社會奢靡成風，經濟反成為墮落與敗亡的催化劑。歷史上的迦太基與羅馬帝國的興亡歷史，就是最好的例證。
近十年來，台灣社會的功利主義，更加嚴重。過度重視財富的追求，導致社會奢侈成風，到處充斥著浮華與墮落。我非常擔心，經濟掛帥、財富至上的價值觀，是否也會讓台灣社會步上迦太基、羅馬帝國的後塵？
然而，文化建設這條路，自古迄今，從來就不是平順的坦途─它不能立竿見影，它像一株小樹，需要不斷地澆灌、培育和呵護。譬如教育，十年樹木，才能造就百年樹人。在經營的過程中，既難以得到立即的掌聲，成效更只能等待歷史的見證。尤其在功利社會裡，文化或藝術，往往被誤解成裝飾性、欣賞性、宣傳性的事物或是奢侈品，可有可無，甚至認為對經濟的發展一無是處，是只會花錢而不能賺錢的。
歷史的教訓，使我們了解文化建設的重要性，遠在經濟發展之上。歐洲在西元十四至十六世紀的文藝復興運動（Renaissance），使原本封建的歐洲社會，轉化成現代文明的公民社會。十九世紀的日本京都文藝復興，終結了長達三百年的德川幕府，推動明治維新，使日本成為現代化強盛的國家。二十世紀的法國，1985年法國總統密特朗（Mitterand）推出劃時代的「十大計劃」，讓巴黎成為現代歐洲與世界文化、藝術及思想的中心殿堂。這些例證都足以說明，厚實的文化建設，才是奠定國家可長可久的重要礎石。
參、建立台灣文化的主體性
印度聖雄甘地，生在大英帝國的顛峰時期，當時流行的印度兒歌是：「好大個子的英國人，統治小小的印度人，因為他們吃肉多，一長長到七呎高。」因此甘地常常偷吃肉，想變成魁梧的英國人，對印度的東西看不上眼，一心想模仿英國人。後來到英國留學，又到南非當掛牌律師，以為自己攀上了白人上層社會階層。直到有一天，他買了頭等艙的火車票，卻被禁止進入頭等艙，因為那是有色人種的禁區。受辱之後，他才決心要確立印度人的主體性，領導印度人反英國殖民運動。他說當他放棄虛偽的自我，肯定真我的時候，是他人生的分水嶺。這不只是甘地人生的分水嶺，更從此奠定印度人民的信心。
對照殖民時期的印度，台灣的過去，何嘗不是如此？
台灣過去的教育，讓台灣人喪失了台灣的主體性。學生從課堂上熟知中國的歷史人物與地理環境：文天祥、岳飛、以及劉關張桃園三結義；知道歷史古蹟萬里長城、紫禁城、中山陵、也知有長江、黃河、黑龍江、喜馬拉雅山、甚至還背得出聖母峰的高度。端午節吃粽子是為紀念屈原、中秋節吃月餅是為了驅逐韃虜；當然對旗袍、刺繡、國畫、京戲、北平烤鴨也都不陌生。可是提到郭懷一（1652）是第一個發動叛亂荷蘭人的台灣人；朱貫一（1721）、蔣渭水、林獻堂等人又是什麼樣的人物，恐怕就少有人知了。即使不少人遊過安平古堡、赤崁樓、億載金城、大天后宮，但對它的歷史背景，也只是一知半解。台灣的山川濁水溪、大甲溪、曾文溪的確切位置？玉山又有多高？一定考倒不少人。又如大甲媽祖南下進香共八天七夜，來回長達三百七十二公里，善男信女長途跋涉，抵達嘉義新港奉天宮舉行祝壽大典，是世界三大宗教盛事之一，很是熱鬧，但在課本上竟沒有半字提及。再說，台灣各地土產鳳梨酥、太陽餅、擔仔麵、炒鱔魚；台灣戲劇歌仔戲，布袋戲，廟會的宋江陣、車鼓陣、台灣的民謠望春風、雨夜花的時代意義，更是鮮有人知。
過去的教育，使台灣人民普遍熟悉中國的歷史地理文物，卻反而對台灣的史地文化懵懵懂懂，所知有限。1998年以後，教育部開始稍作調整，在歷史課程中，中國歷史佔40％，台灣歷史佔20％，外國歷史佔40％；在地理課程中，中國地理佔百分之53％，台灣地理佔20％，外國地理佔27％。看來是略有進步，不過更重要的是要建立一個正確的認識，就是台灣史地不應只是鄉土教育的輔助教材，而應是正統教育課程的一環，台灣人子弟在課堂上理所當然的要先了解台灣的歷史、台灣的地理、台灣的人事地物。
新加坡李光耀資政說過：「新加坡人有中國人的血統，但重要的是，他們以新加坡的立場思考，關心新加坡的權益，而不是以中國人的立場，為中國人的權益著想。」台灣社會正如同新加坡一般，不論從文化、從歷史、從血統等各方面的角度來看，台灣人與中國人密不可分；然而現代的台灣人應該以台灣的立場來思考，關心台灣的權益，這才是以台灣為主體的本土文化的精神所在。
1993年開始，台灣社會陸續出現的社區總體營造運動、鄉土教學運動等本土化的文化運動，確實是讓被掩蓋的台灣本土精神，露出一線曙光。我們更期待，教育當局能針對歷史、地理、社教、音樂、文化、語言、文學、編出一套實用的基礎教材，不只是作為輔助性的鄉土教材，更應該優先納入正軌教育的位階。教育的學習原則，本來就是由近而遠，由具體而抽象，才是符合邏輯的。也只有如此，才能讓學生真正能體會到教育的目的。如此一來在台灣成長的孩子，才能認識台灣、關心地方、疼惜鄉土、台灣人的命運共同體意識才會形成。
肆、推動台灣民俗活動的優質化
文化就是生活。台灣社會有許多隨不同節令而舉辦的廟會民俗慶典活動，如元旦行春、元宵花燈、三月迎媽祖、五月扒龍船、做十六歲、中元普渡、年底廟寺建醮等等。這些活動反映出一個地區居民歷代相傳成俗的生活脈絡，不但豐富了市民的生活記憶，凝聚著生活情感與城市認同，也展現出一個城市精彩文化的深度。
可惜因生活型態的改變，許多傳統民俗活動已逐漸式微，庸俗化，參加的人愈來愈少，層次也日趨低俗。目前台灣的民俗活動，往往只追求熱鬧而流於庸俗、粗糙，沒有文化內涵可言。雖然活動頻繁，但多數是各自為政，只管熱鬧，不求品質，以致艷舞、打情罵俏的表演當道，不然就是鞭炮大作、紙屑飛舞，噪音、垃圾充斥，實在不忍卒睹。像電子花車、鋼管女郎之類，出現於酬神廟會，怎不令人感慨。
反觀外國的一些民俗活動，卻能經過精心的設計而提升為優質文化。例如：日本的相撲，以前是年輕人在街頭上的角力，有人戲稱為胖子打架，只是力的較量；經過去蕪存菁，竟能提升為「力」與「美」的競賽。更難能可貴的，在出手之前的撒鹽動作，一方面表示驅邪，另方面也宣示選手的光明正大，不會搞小動作，這種沒有暴戾之氣，揖讓而升的君子之爭，變成大和民族心靈上共同的美感而揚名國際。又如義大利的歌劇（Opera），不也是從街頭獻唱開始，最終演變成世界級的歌劇。其他如美國南方的爵士樂、西部的鄉村歌曲都能登大雅之堂，我們不禁要羨慕的說：有為者亦若是！
更具體的例子，如京都的祇園祭。它是日本的三大祭典之一，從京都這個千年古城發展出來的街町民俗活動，每條街的居民都打扮得很威武，由居民擔任轎伕，拉著代表自己街道的神轎祭器遊街，向瘟疫之神告祈，避免瘟疫的來臨。令人感動的是，當地居民在活動期間，生意不做，公司關門，全心投入，這樣的全民動員，代表了城市居民認同這個城市，認為該祭儀是城市的歷史傳統，而願意投入。當然又有藝術家的積極參與，使得活動優質化，精緻化，具有相當高的文化內涵。有傳統才有根基，有創新才能永續。以傳統文化為根，以現代藝術為葉，這樣的文化藝術之樹，正足以散發城市的魅力，進而帶動觀光產業的發展，成為聞名國際的年度觀光盛事，突顯日本風貌，確實令人激賞。
身為開台首府，府城的歷史文化，令人著迷。我常常說：「在台灣，只有這個城市因文化而永恆。」因此，在我主持台南市政期間，也曾試圖將傳統民俗文化化。台南市政府在2000年恢復停辦了二十多年的媽祖文化節，以傳統的「迓媽祖，百百旗」、「南北路媽，府城會香」，來喚起大家對府城珍貴傳統民俗活動的歷史記憶，促進市民對城市的情感認同。更重要的是，透過這個節慶來推動民俗活動的精緻化與優質化。在整個活動過程中，要求參與者儀容整潔，不得嚼檳榔、刁煙、穿拖鞋。當時，台南市政府還特別招募了九十餘位大學生充當媽祖轎班，重現傳統秀才扛神轎的情景。如此一來，不但將宗教活動提升為文化、歷史、教育層次，促進舊街道新美街的再造與古蹟的活化，進而提升城市文化的內涵與深度，讓這項活動成為府城的文化產業和觀光產業的重要資源。
伍、營造具有文化的優質社會
文化建設是一項永續發展的大工程，當然需要一步一腳印的經營，不能好高騖遠，也不能抄短線，而是務實的先從短期目標做起，例如在生活上要求乾淨、整潔、誠實、守秩序等等。就以新加坡為例，我們都會稱讚新加坡是一個花園城市，市容乾淨、整潔、一切都條理井然。不過，它卻也給人一種「呆板、單調」的印象，並且被譏為文化沙漠。
不過近幾年來新加坡變了，從一個強調效能與實用的國家，進一步追求生活的美感與品味。工程讓城市變大，文化使城市變偉大。在西元2000年，新加坡政府更提出「文藝復興城報告」（ Renaissance City Report），宣示政府將積極由上而下、由硬體而軟體，雙管齊下，改造人民心靈、提昇社會整體美感與文化活力，讓新加坡人成為具有創新精神、多元學習以及人文素養的文藝復興人。除了耗資新台幣120億元打造的海濱藝術中心等有形建設之外，無形的觀念與作法，更值得我們參考：
一、追求城市品味：把城市當藝術品設計，政府興建國宅，不只是考量土地成本，讓住宅成為火祡盒般的組屋建築，天際線、外表的色調、視野與空間感，更是政府規劃的重點。不過更重要的是，政府的責任，應該規範城市的設計，強調城市的整體視覺景觀，絕不能讓個別的建築，各自為政。
二、從生活環境改造提昇民眾美感：以二○○一年開幕的兀蘭區域圖書館為例，設計新穎美觀、人性化，結合咖啡香與書香。在裡面，有人點了咖啡，討論起功課；也有人戴上五顏六色的耳機，聆聽流行音樂；有人則在暈黃的燈光下，慵懶地坐在沙發上看雜誌。此外也打破傳統，在購物中心裡面設置社區圖書館，完全融入民眾生活。這種重視設計、增加親切感，吸引民眾與學生的結果，讓新加坡圖書館的借書量，五年內由一千五百萬本增加至二千五百萬本。
三、政府栽培藝術家，藝術走進社區民眾的生活：新加坡政府不僅談理想，更進一步解決藝術家普遍的生活問題，新加坡政府提出藝術之家計畫（Art Housing Scheme），將廢棄的倉庫、閣樓或商店，改裝成藝術家或藝術團體的落腳處，並補助房屋租金。同時，政府增加預算補助藝術團體，進駐社區中心，創造一個平民化的藝術環境，讓人民有更多的機會接觸藝術活動，培養人民對藝術的了解與鑑賞能力。
四、推動「藝術教育計畫」（AEP：Art Education Program）：讓藝術向下紮根，從中小學校內落實，政府挹注AEP每一次活動的百分之六十經費，讓學校邀請藝術團體到校演出，鼓勵學生參與校內外各項藝文活動，甚至有藝術家進駐校園，成為校內專職。同時更開放校內的表演空間，讓儲藏室變成藝術管理中心，空地搭起露天舞台，禮堂成為芭蕾舞劇場，走廊變成畫廊等等，使新加坡邁向藝術生活化、生活藝術化的國家。
陸、國家因文化而永恆
新加坡能，台灣不能？除了上述新加坡經驗的移植複製外，我覺得在國人的心態上，更應該適度調整：
所謂建立台灣新文化，並不是要全部剷除舊的文化，而是「融新匯舊」，去蕪存菁，同時也要創新，既有本土，也有國際。換句話說，就是讓世界的進步價值和進步文明，本土化、台灣化。
文化建設的開宗明義，就是先要有虛心學習、虛心求教的態度，摒棄自負托大，孤芳自賞，自我陶醉的心態。日本人常說世界都是我的教室，我們也應見賢思齊，學習日本人那種謙卑為懷，接受優質文化的雅量，才能使台灣新文化既有深度，也有廣度。
既然要推動文化建設，就必須具有發展台灣成為「文化國家」的文化視野。除了「經濟指標」之外，更應該重視「社會指標」和「文化指標」的品質，政府應該為文化提供最大的發展空間，讓政治為文化服務，讓文化為經濟加值。
此外，加速以台灣為主體的教育改革，讓住在台灣的人，認識台灣，關懷台灣，熱愛台灣，形成真正的生命共同體。法國大文豪暨思想家盧梭說：「教育的目的就是要把『人』教育成為『人』」。所以我們更要推動「人文思想」教育，使人能過著真正是『人』的生活。如此台灣人才能轉化成有良知理性，有公德文明的新台灣人。
我也期盼有德望的宗教家，本著宗教家的使命感，發揮宗教家慈悲、寬容、博愛的情操，由下而上，積極全面推動心靈改革及社會改造，提昇人的品質。更進一步以「甘地」的「尊重」「理解」「接受」「欣賞」的精神，來了解、包容各族群的歷史經驗，文化背景，促進族群融合，建構獨特的多元文化，重建祥和的社會。
至於政治人物，雖然社會大眾已經不敢奢望他們能起帶頭作用，做好的典範，不過我仍然要引用紐約洛克斐勒中心紀念碑上一段發人深省的名言：「我相信每一種權利，暗示著一種責任；每一個機會，暗示著一項義務；每一種所有權，暗示著一份應盡的本分。」我期許台灣的政治人物，能深切體會權力與責任、權利與義務的相對性。
新世紀的台灣，正面臨了一個大轉型（Great Transformation）的時代，不是國民所得的量增，也不是民主政治的型式發展，而是在於生活，文化及社會層面的質變。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教誨後人：「我到處走動，沒有做別的，只是要求你們不分老少，不要只顧你們的肉體，而是要顧全保護你們的靈魂。」我之所以引用哲人的這句話，無非就是要說明當前台灣最嚴重的社會生態問題，便是整個社會的精神心靈污染。只有將經濟發展和政治民主化的經營，轉化為提高生活品質及豐富的生活內涵，進而促進文化、藝術、思想的提升，「台灣文明」或「台灣文化」才有可能建立，而「台灣人的尊嚴」也才能隨之而來。唯有如此，台灣的社會才會是一個高貴、樸實，富而有禮，有文明，有文化，有「尊嚴」的社會，台灣人才是真正的文明人，台灣才是真正的現代文明國家。
我想，這才是台灣人運動的最終目標。
*本文為《國家政策展望》一書之序文，施正鋒教授主編，李登輝民主協會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