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亞洲局勢下，對台灣安全的政治觀察

林霨（Arthur Waldron）

 「五年後的一個假設場景，一枚有穿透彈頭的東風21D型飛彈擊沉了美國華盛頓號航空母艦，那將導致一個『北京崛起以取代美國的國際秩序新紀元』」[1]

 新亞洲局勢

所謂「新亞洲局勢」，指的是中國積極追求霸權地位，甚至包含動用武力的手段。誠如我們所知，中國早就跟許多亞洲鄰國兵戎相向過：1974年出兵攻佔西沙群島、1979年攻打越南、1988年又和越南爆發「南沙群島海戰」、1994年侵佔菲律賓宣稱擁有主權的美濟礁、1995、1996年對台灣發射飛彈，以及其他的一些事件，其中干擾美軍作業的最重大案例有：2001年EP-3偵察機的迫降、2005年拒絕小鷹號航空母艦停靠香港，以及2009年利用所謂的「漁船」騷擾美軍海測船「無懈號」。

儘管如此，直到2010上半年發生諸多事件之前（詳見下文分解），大多數分析家往往將這些軍事衝突當成個別的單一事件。既然他們無法見微知著，自然就會沿用慣性的思考模式，繼續認為亞洲局勢和2010年之前不會有太大差異，繼續認為在中國堅定而強烈的主張之下，這個區域唯一有可能爆發衝突的地點就是台灣海峽，而台海爭議又是複雜歷史因素下的產物，與其他亞洲國家無關，所以也就沒有必要調整既有看法，沒有必要質疑中國一向掛在嘴邊的「和平崛起」。然而自從2010年3月南韓的天安艦沈沒開始，一路發展到中國在2010年7月的東協區域論壇中，堅稱面積達140萬平方英里的南海都是中國領海，其中許多島嶼、礁岩、暗礁也都是中國領土後，整個局勢的演變達到最高潮。美國國務卿希拉蕊（Hillary Clinton, 1947～）遂對此做出回應，宣稱以和平方式解決南海的主權爭議是美國的「國家利益」，她在河內舉行的東協區域論壇中的區域安全會議上表示：「美國支持各方在不受威脅的情況下，採取合作的外交途徑解決各種領土爭議」，「我們反對任何一方採用武力或威嚇的方式」[2]，顯然這是公開反對中國在三月間首次由副外長崔天凱（1952～）向兩位美國資深官員所提出的說法；當時他指稱，在中國的眼中，南海的地位就如同西藏和台灣一樣[3]。

根據在場的美國及其他亞洲國家官員的說法，當時的場面有些失控；就在希拉蕊國務卿做出如上表示後，中國外交部長楊潔篪（1950～）隨即離席一小時做為回應，回到會場之後，他東拉西扯了30分鐘，其中指控這一切都是美國對抗中國的陰謀，楊潔篪不但不把越南這個同為社會主義國家的尊嚴當一回事，甚至還公然威脅新加坡。與會人士事後表示，當楊潔篪說道：「中國是個大國，而其他國家都是一些小國，這是無法改變的事實」時，還不忘直接瞪著新加坡外交部長楊榮文（George Yeo, 1954～）[4]；在亞洲國家的共同認知中，這種表情及演說方式，簡直是極盡侮辱之能事。

這些事件很快就傳遍了亞洲地區，儘管中國事後用盡辦法想要回復原貌，但是這場會議終究已經戲劇化地改變了亞洲的氣氛和各國的盤算。

或許我們可以用輪迴加以形容。從1950年代直到中國跟蘇聯緊密的聯盟關係終止之前，包括台灣在內的許多亞洲國家都感受到中國的威脅，主要因素不外乎：中國在韓戰中所扮演的角色、1954～1955年間和1958年兩次砲轟台灣駐軍的島嶼造成軍事緊張、以及資助共產勢力在越南和其他地方暴動。以上種種，使得美國與其他亞洲國家締約組成綿密網絡，包括：東南亞公約組織（1954～1977）、美日（1951、1960）、美韓（1953）、美菲（1951）、美國與中華民國（台灣，1955～1979）雙邊條約，並且也調整了美泰之間的安全架構。

下一個階段大約介於1971～1983年之間，也就是糊里糊塗輸掉越戰導致國力式微的美國，選擇與中國聯手對抗蘇聯威脅的時期。此時美國與台灣的聯防架構（以及所有其他的官方互動）不復存在，美國也開始認真考慮是否要把在亞洲的利益重心，從東京轉移到北京。一直到雷根政府在1983年逼退國務卿海格（Alexander Haig, 1924～2010），並由高階官員發表一篇重視日本關係的演說之後，這樣的親中政策才釋出調降的訊號；不同於尼克森（Nixon, 1913～1994）和季辛吉（Henry Kissinger, 1923～）認為中國具有全球影響力，重要性足以和美、蘇平起平坐的想法，雷根（Reagan, 1911～2004）在政策上只把中國定位為區域強權。自那時候開始一直到2010年，這兩種同時存在的看法顯得很不搭調，中國則在這段期間內發展到取代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大幅擴充軍備，沿著國界從北韓、東南亞一路到印度的阿魯納恰爾邦，四處宣稱主權，甚至提出更過份的主張。

回顧中國在2010年針對南海提出毫不保留的強悍主張，不禁讓人感到這是一個重回1950年代的轉折點；所不同的是，已經找不到任何因素可以讓中國把諸多邊界區域不可侵犯的主權堅持，歸咎於區域性的國際緊張，尤其是不能歸因於美、中在台灣問題上仍有爭議的緊張，這個問題與其他國家無關，這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也注定要漸漸讓歷史來解決。

現在中國又開始有意無意地挑戰東亞及東南亞的國家，有時還會波及印度，就連俄羅斯這個在本質上和中國保有特殊關係的國家也不例外。在作為新興霸權的中國即將誕生之際，中國周邊國家該如何面對這種迫在眉睫的挑戰？就連政治系的學生也都會做出兩種判斷：要不就是臣服於新興霸權，要不就組成反霸權聯盟。我們將在下文分析，前者其實是中國的主觀期待，但現實的發展卻朝向後者。

新局勢造成的問題

這種情勢讓我們必須面對兩個重要的問題：首先是日本的反應，特別是日本將如何處理宣稱擁有主權且又能實際掌控的領土，譬如尖閣列島（或稱為釣魚台）。中國長期以來不斷蓄意入侵日本的領海及領空，日本早就對此嚴加注意並了然於心，可是東京除了依靠美國提供防衛之外，卻也束手無策，這是不夠擔當也不切實際，我們將在下文分析。日本對和平的堅持是否不受亞洲新局勢的影響？或者以神經質出名的日本政府官員及外交菁英，會設法讓日本取得更充足的自衛力量？（雖然我們還是可以假設日本繼續維持和美國之間的同盟關係）

第二個問題則是台灣的反應。無論台、中兩國之間有多麼深厚的經濟連結，直到馬英九（1950～）在2008年被選為總統之前，台灣卻一直都把中華人民共和國視為潛在的敵國。在美國的堅持及國民黨的大力支持下，台灣繼續採用自我定義的「中華民國」在運作──這是延續國共內戰（1945～1949）敗逃者的國號。馬政府則對中國採取更溫暖和信任的態度，尤其是由中國國民黨的堅實擁護者連戰（1936～）帶頭衝，其實這種態度是民進黨籍的總統陳水扁（1950～）在2000年勝選時所提出的建議。儘管在台灣內部引發不少爭議，馬政府對中國的「陽光政策」大體上還是減緩了台灣海峽的緊張，並且還承諾可以透過「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取得重大的經濟利益。

不過根據最新的發展，如果中國敢對越南這樣的一個主權國家增大施壓，則我們可以合理懷疑，對於視為自己一省的台灣，中國敢施加的壓力必定更大。

台灣會附和中國的霸權需求嗎？（有趣的是，流亡的中華民國外交部事實上就是這麼做，中華民國所宣稱的疆域，甚至大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所提出的任何一次主張。）中華民國一向自認為是對抗共產主義的中國救星，附和北京的結果其實並無助於中華民國的主權主張；對於只想立足台灣的政權而言，身為中國政府的敵手總是會被北京敵視，所以附和北京也不會帶來更多好處。順著這個邏輯，如果認為台灣的國家利益是加入泛東亞地區以民主國家為主體的抗衡霸權聯盟（這當然也是中華民國政府在2000年以前所認定的國家利益），就不應該認同北京對南海宣稱擁有主權的行為。

可以預見的是，台灣是否加入這個新興聯盟的決定將會非常重要，但是還不至於影響到整個聯盟的成敗。也就是說，即使沒有台灣的支持，美國、日本、越南和其他國家還是能夠密切配合，有效達成目標。台灣如何決定，影響最大的恐怕還是台灣自己。如果選擇和中國站在一起，則台灣被併吞的結果將指日可待；如果選擇中立立場且能在軍事上自保的話，則現有的自治狀態將可望繼續維持下去；如果選擇正式或非正式地加入這個聯盟，則不論是「中華民國」或直接稱為「台灣」，國際社會都將更加重視台灣作為主權國家的身份。這篇文章將詳細檢視以上各種選項的後續發展，特別是關於日本方面的情形，似乎日本再也不能推遲做出重大的決定了。

尼克森打算放棄日本嗎？

回顧歷史才能前瞻未來，在說明亞洲新局勢如何形成之前，不妨先了解我們是如何走到現在蠻棘手的處境。美國在1970年代就打算徹底調整亞洲安全的戰略地圖，但卻從未清楚說明到底該如何調整，而且不論這個地圖被設定成什麼樣子，也從未被徹底實現過。大體上來說，這份地圖的第一步是美、中聯手共同對抗蘇聯，代價是讓台灣被中國併吞，不過季辛吉念茲在茲「犧牲」台灣的企圖，在現實上並未達成。然而這一切乎只是為了重新調整並創造新的亞洲秩序而已，但是我個人推測，尼克森和季辛吉原本期望中國可以變成美國非常親密的合作對象，同時也要廢止迄今依舊存在的美、日同盟。雖然這些推測都無法被證實，卻不失為值得討論的問題，因為儘管台灣有效避免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被犧牲的命運後，亞洲地區被引進兩個不同的方向：其一是以和平為前提的親中策略，其二是支持異常沈默的日本，也就是以敵對的危險為前提。

然而在這方面，讓我們試著來想，當尼克森和季辛吉處於1970年代初期的外交環境時，他們的腦袋到底會重視哪些問題？畢竟尼克森在1972年2月12日首次出訪中國時，曾經當面向中國總理周恩來（1898～1976）表示，「問題並不在於我們要怎麼做，而在於我們該提出什麼樣的說詞；……一旦決定我們的政策方針之後，我個人一向保有少說多做的習慣。」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尼克森所謂的「多做」，究竟是什麼意思？根據檔案文件顯示，尼克森和季辛吉當時已經徹底承諾要終結台灣作為獨立國家的存在，美國將透過一連串的操作，逼使台北當局別無選擇地成為中國的一部份。

這些一連串的操作──廢棄國家承認以及其他動作──尼克森和季辛吉很有信心讓台灣在十年內、也就是在1982年之前跟中國完成統一。然後呢？新的美、中關係是用來補強美國在亞洲以日本為軸心、以南韓為主要盟友、還有一些其他國家在內的聯盟體系？或者是，他們認為在解決台灣議題之後，整個東亞外交版圖的重心會朝北京位移，而美國和北京的關係也是如此？相關事證並不夠明確，不過指向後者的可能性比較大。

尼克森向周恩來詳細解釋美國輿論對他的批評。左派份子希望這趟中國行失敗，並非為了台灣，而是為了蘇聯；右派份子基於根深蒂固的意識型態，不接受任何在台灣議題上的讓步。另外還有一群支持印度的狂熱份子，並不樂見美中關係的和緩。

季辛吉此時插話道：「閣下忘了還有親日派，譬如說是賴世和（Edwin O. Reischauer, 1910～1990），知名的哈佛大學教授及駐日大使（1961～1966）。」尼克森對此的回應是：「那些像賴世和一樣的親日派確實是股龐大勢力，但是他們是為了日本而不是為了台灣。雖然賴世和本身也是季辛吉的學生（周恩來笑了），不過他們也希望美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正常化失敗。[5]」

這次意見交換的過程相當有趣，尤其點出在哈佛大學裡邊，就有某些真知灼見的存在。年長13歲的賴世和當然不會是季辛吉的學生，但是為什麼季辛吉並未提出更正呢？賴世和其實是國立東京大學第一位非日本籍博士葉理綏（Serge Elisséeff, 1889～1975）的學生，在哈佛大學的教席資歷，也遠比季辛吉資深。

季辛吉在回憶錄中幾乎從未提到日本的戰略重要性，也沒什麼提到美、日之間的同盟關係。這可能是一種刻意的忽略，如同他在台灣議題上幾乎對周恩來有求必應，這一點也很巧妙地遺漏在那本旨在提供完整記錄的大部頭作品之外。季辛吉幾乎只著重美、日之間的經濟關係，並特別強調紡織品貿易和歸還沖繩的問題。他也刻意用好幾頁篇幅褒揚日本讓人印象深刻的美景，以及日本人獨特的性格（pp. 321-325），隨後提到「毫無疑問，美國亞太政策的重點就是跟這個非凡的國家建立友好、伙伴和相互扶持的關係（請注意，他並未使用『同盟』這個字眼）。兩國人民在務實、就事論事、遵守法律這些方面幾乎沒有差別，但是相較於美國人的直來直往，日本人比較含蓄，偏好使用典故來間接表達心中真正的想法，不時流露詩情畫意的美感」[6]；不過，他先前卻寫到「和日本這個國家的長期同盟關係——無時無刻都充滿著荒謬與挫折………。[7]」

1969年，反對歸還沖繩的季辛吉（與季辛吉唱反調的賴世和則熱心地為之說項）曾向日本保證，如果真的把沖繩歸還日本的話，美、日之間的同盟關係可保十年不變。季辛吉之後在會見日本大使下田武三（Takeso Shimoda, 1908～1995）時表示：「我會全力以赴………向您保證，總統會在往後的談判中採取正面的態度。」國家安全委員會後來同意，如果美國使用該地軍事基地的需求可以滿足「用來防衛韓國、台灣及越南的話，」尼克森才會歸還沖繩………[8]。相較於季辛吉在台灣議題上極其在意中國的立場，他在沖繩議題上的表現卻疏於尊重日本的感受。

至於尼克森，一份近期內即將解密的文件中，記載他和日本首相佐藤榮作（Eisaku Sato, 1901～1975）在1972年1月7日和8日兩天的對談內容，當中揭露美國總統在主要談論沖繩歸還的議題時，卻在裁減軍力上裝糊塗，也好幾次詢問日本首相有關沖繩脫離美國控管後有何打算。令人驚訝的是，在這兩天與美國在亞洲最重要盟國領導人的高峰會談當中，美國總統居然完全避談自己想要改善對中國關係的計畫，再次顯示日本在這個計畫當中並沒有任何重要的角色。

根據國家安全檔案編輯人員的註記指出：「日本消失在尼克森各種不同的談話當中，很可能傳達出他的想法，認為東亞在失去美國的保護傘後，日本除了倒向中國或蘇聯之外，只有發展獨立的核武能力之途。1972年尼克森和日本首相佐藤榮作的會談記錄在最近解密，也證實了他的這個想法。」到底日本會更靠向蘇聯？或是更靠向中國？還是走自己的路[9]？除非尼克森所謂的「多做」當中，包含要讓北京取代東京成為美國在亞洲的主要對話窗口，否則上述種種怎麼會成為問題呢？

在尼克森總統向周恩來保證美國反對日本對台灣未來有任何角色的記錄中，我們也可以找到進一步的佐證，顯示美國要把重心從日本轉移到北京的想法。在談到沖繩時，台灣對日本的重要性又再度被強調：

「我們將竭盡所能勸阻日本，不要在美國退出沖繩後與台灣過從甚密。【同時也勸阻日本支持台灣獨立運動的想法。現在我只能說，日本將來的做法還不明朗，但是只要美國對日本還保有影響力──而且我們和總理的政府[周恩來]在這方面有共同的利益──我們不想看到日本搶走台灣，也會設法阻止日本這樣做。[10]】（這份文件被解密時，這段話上面就保留著括號和斜體字）沒人知道，也沒有人試圖去了解，在美國拋棄台灣之後，日本可以得到什麼好處，所以我們現在只能看到美國當時提出的觀點，和名義上最親密盟友的看法並不一致。

而且，我們該如何進一步解讀「只要美國對日本還保有影響力」這句話？尼克森講這句話時，日本還是美國在亞洲最親密的伙伴，美國當然對日本保有影響力──只要這樣的狀態繼續維持下去就行了。暗示美國不再對日本保有影響力的說法，就如同在暗示美、日同盟關係即將終止一樣。更何況明明知道台灣對日本的安全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尼克森還是容許北京在這個議題上取得主導權──如此將會對日本造成嚴重威脅──而不是把東京的想法放在第一順位。這一小段文字的意含比當初被實現的敏感性更大，無論用什麼方式來解讀這一段，都顯示日本利益已經在美國眼中被降級了。

結論很清楚，尼克森和季辛吉在1970年代透過一些保證，起碼打算規劃出一個日本、印度、台灣都無法比美、中關係更優先的亞洲新秩序。

失敗的美、中關係正常化

有許多因素導致這種熱望未能達到高峰，最主要的原因是：根本沒人知道中國想跟華府維持什麼樣的關係。中國只在意美軍撤離台灣，並和美軍聯合對抗蘇聯。在美國方面，整個計畫失去了動力，而且反對聲浪也開始成形，尤其是尼克森在1974年辭職下台了。此外，美國方面也出現許多問題：1972年的上海公報再一次偷襲台灣的主權，美國在公報中認知中國的立場是台灣屬於中國。但是這對美國毫無約束力，美國迄今仍然抱持台灣主權未定的說法。

福特上台之後，尼克森執政團隊的主要成員在1976年10月29日舉行一場值得懷念的會議，討論各種可能的選項。

 季辛吉（Dr. Henry Kissinger, 國務卿）：「如果我們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則台灣將成為中國無法抗拒的誘惑。我們希望和平解決的說詞並沒有強制力，既然台灣是中國的領土，我們在台灣議題上如何使得上力？」

來天惠（William Henry Gleysteen, Jr., 1926～2002, 東亞暨太平洋事務副助理國務卿）：「法理上還有一些解釋空間，我們只承認台灣屬於『中國』，並未承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省』。」

季辛吉：「如果我們跟一個有外交關係的國家，為了一塊我們也承認是屬於它的一部份來開戰，這將是十分荒唐。」

恆安石（Arthur Hummel, 1920～2001, 時任遠東事務助理國務卿）：「如此說來，讓台灣獨立可能是唯一的解決方案。」

季辛吉：「如果台灣自己決定和中國統一，將是最理想的狀態。如果他們能自己解決問題的話，這將是我們眼中絕對理想的解決方式。」

安士德（Oscar Vance Armstrong, 主管東亞及太平洋事務暨中國與蒙古事務）：這可能性很小。

來天惠：「沒錯，是不太可能。[11]」                                 

 這場會議顯示，在季辛吉首次訪問中國後的五年，以及尼克森辭去總統職位後兩年多，美國對未來應當或可能的走向，根本沒有一套清楚的看法。

 國務卿海格（Alexander Haig）

之後是由卡特總統（1924～）在1979年1月1日切斷和台北的外交關係，事前未被告知此一決定的國會，在1979年4月10日通過台灣關係法作為回應，立法宗旨是為了直接越過尼克森和季辛吉的原先設想，使其無法實現。但是一直到雷根政府的第一任國務卿，也都還是先前政策的擁戴者。

國務卿海格（Alexander Haig , 1924～2010）提議「鼓吹中國在全球戰略上的重要性，並取消華府的武器禁售」給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很快就列出鷹式飛彈、Mark 48型反潛魚雷、以及裝甲人員運兵車等清單。海格不禁見獵心喜，因為他原本就打算以出售武器給北京為餌，交換北京同意華府實現雷根總統（1911～2004）出售F-X型戰機給台灣的承諾，可是海格誤判了，中國不但憤怒地反對台灣取得F-X型戰機，還要求海格明確訂出一個終止對台軍售的期限。這下子，海格有了兩個麻煩：一方面雷根認為他的國務卿讓北京太過予取予求，另方面中國則充分利用海格的想法得寸進尺。而海格卻堅持自己的構想，當東亞助理國務卿何志立（John Holdridge, 1924～2001）向海格回報，五角大廈不太可能同意出售飛彈和裝甲人員運兵車給中國時，海格對他咆哮道：「絞盡你的腦汁想辦法，我們要在9月（1981年）賣武器給中國，然後才能在明年一月賣武器給台灣。[12]」

雖然海格後來莫名其妙的辭職，不過他終究還是八一七公報的主談人，這份在1982年8月17日簽署的公報，限制美國對台灣的武器銷售。這項限制以一廂情願的假設為前提，希望中國釋出相當於放棄使用武力統一台灣的政策改變，因為如果中國真的放棄武力統一的話，美國就不太需要防衛台灣，也不必提供武器給台灣。

根據八一七公報的記載：「中國在一九七九年元月一日所發表的致台灣同胞書，揭櫫了力求祖國和平統一的基本政策。中國在一九八一年九月卅日所提出的九點建議，代表著在此基本政策下謀求台灣問題和平解決的進一步之主要努力。………此一有關台灣問題之新情勢，亦對解決美「中」就對台灣武器銷售問題之歧見提供有利之條件。[13]」

海格的繼任者舒茲（George Shultz, 1920～）在回憶錄裡寫下這段記錄：「中國在軍售問題談判上的立場有了突破性發展，這對我來說是個非常有力的信號，經過一年徒勞無功的對話之後，中國總算準備好要認真地和華府打交道。[14]」

雷根總統改變路線

然而在八一七公報之後，隨著雷根政府宣布對台灣的「六大保證」[15]，八一七公報的影響力也跟著大不如前，源自尼克森和季辛吉的政策也開始逐步轉向。國務卿舒茲在1983年3月於舊金山發表的一篇談話中，日本的角色開始受到重視。

舒茲後來寫道：「當我望向亞洲，我很驚訝地發現由尼克森和季辛吉所開啟的中國大門又關閉了。一連串的小爭議已經演變成緊張關係的主要來源，現在我們即將面對的兩難問題是：如何在實現我們協助台灣自我防衛之義務的同時，又不破壞美、中關係正常化時和北京共同達成的協議。每當權衡美國在亞洲各種重要的經濟與政治利益時，我發現美國和日本的關係更棘手。貿易摩擦就已經是個無止境的難題，而我們又逼著日本稍微違反自己的最佳利益，去承擔更大的防衛責任。身為海軍陸戰隊的一員，我曾經在二次世界大戰時和日軍作戰過，所以我擔心鼓動日本重新武裝，成為軍事強權，我也清楚了解，其他亞太地區國家對於日本重新武裝的憂慮已在發酵。[16]」

但是，一個充滿活力的日本正是舒茲心中的期待，他寫道：「在亞洲，美國起碼還有機會和日本建立更正面的關係，而且相關的早期作業也在進行當中，日本新任首相中曾根康弘（Yasuhiro Nakasone, 1918～）似乎比前任的鈴木善幸（Zenko Suzuki, 1911～2004）更有活力。在八一七公報中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達成有關對台軍售的協議，這個惱人的議題也已經逐步平息下來。我在紐約和莫斯科與中國外交部長（黃華；1913～）曾經彼此嗆聲，但是可以釐清雙方立場。我在明年年初也會前往中國，美、中之間微妙的戰略關係正在逐步成形，我們與中國關係惡化的情形已經過去了。[17]」

舒茲也繼續寫道：「現在一個新的時代已經來臨。亞洲會不會成為一個穩定、繁榮的典範呢？這種局勢正在發展當中，但是除非中國能夠徹底從過去幾個世代以來的社會中改頭換面，否則後續的發展無法穩步向前。這些是1983年5月5日在舊金山的美中關係論壇的演講」，開始提到這些觀點。[18]

雷根總統在1983年11月11日對日本國會那篇發人深省的演說，讓美國對日本的新倡議達到頂峰，美國總統對日本提出一項挑戰，邀請日本成為美國平等的夥伴，一起追求共同的價值與目標。他說：

 「這次來到日本，是因為我們有一個歷史性的機會，更確切來說，是一項歷史性的責任。美、日兩國可以成為共同追求美好的有力夥伴，這不僅是為了我們彼此的國家，不僅是為了太平洋地區，更是為了全人類。各位在場受人尊崇的女士先生們，我想問的問題是：我們是否有決心克服挑戰，建立美、日之間的夥伴關係？對此我會毫不猶豫地回答道：是的！我們願意，而且我們也會這樣做。[19]」

 雷根總統隔年訪問中國時，也發表另外兩篇演說，其中一篇在上海復旦大學的演講被禁止散佈[20]。

這一切都看在中國評論員張家林（Zhang Jia-lin, 音譯）的眼裡。張家林時任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的資深研究員，也是1983～1984年間加州大學東亞研究所的副研究員。他指出，舒茲的演說被普遍認為，這是美國從承認中國之前的主流想法開始轉變的風向球，過去的主流想法稱之為建構「戰略三角」（strategic triangle），這是聯合美國和中國來制衡蘇聯的戰略。張家林也指出，「1983年4月21日的《遠東經濟評論》提到，舒茲的演說暗藏反革命，反對主流的『三足鼎立的傳統』，這個傳統自從尼克森打開中國大門以來，就一直佔據主導地位」。另外根據1983年7月31日《芝加哥論壇報》的說法，「這是一個全面性改變美國太平洋政策的新想法，既降低北京的重要性，也把戰略重心轉移到日本和其他非共產的同盟國」。

張家林補充說：「……雷根政府逐漸規劃出新的亞洲政策，這個過程的大趨勢，可以從國務卿舒茲於1983年3月5日在舊金山，以及東亞暨太平洋事務助理國務卿沃夫維茲（Paul Wolfowitz, 1943～）於1983年4月15日在新加坡，他們個別發表的演講中觀察得知。這兩篇演講都包含以下幾個重點：提高日本在美國亞洲政策中的地位，強調美、日關係是最優先的重要性；將亞洲的外交關係聚焦在經濟議題上，並強化與東協國家的關係；調降中國的戰略重要性，並將之視為一個區域性的勢力。」

張家林的觀察一語中的，只可惜他把文章中的其他篇幅浪費在論證蘇聯仍然是美國的主要威脅，因此華府為了自身的利益，應該繼續和北京維持緊密的關係[21]。

當然，現在蘇聯已經不復存在，討論這些也沒有什麼意義，而鑒於中國發展的軍事力量，使得雷根和舒茲被張家林指稱「調降中國的戰略重要性，並將之視為一個區域性的勢力」的想法，同樣也是沒有意義。

舊局勢剛剛落幕

在中國最近突如其來的單邊主義的壓力之下，從1982年到2010年持續28年的亞洲現狀正在瓦解。其實尼克森和季辛吉的看法也有些道理，就算中國有向東、向南擴張的野心，甚至可能因此威脅到美國的盟邦，但是為了對抗北方蘇聯更強大的威脅，光是這一點就足以讓中國在面對美國的盟友時保持冷靜，以免喪失美國這個對抗蘇聯的可靠籌碼。不過這種盤算在1991年蘇聯解體後就必須調整，雖然未來的發展還很難講，起碼中國目前無須擔心來自北方的主要威脅。因此，要如何維繫區域和平，端視中國是否能夠自制，避免再對鄰國武力要脅。

隨著蘇聯解體、威脅不再，當初為了共同對抗莫斯科而拉攏中國的理性基礎，也隨之蕩然無存。自從蘇聯解體後直到2010年的19年來，我們一般都相信，光是跨國的共同經濟利益，就可以巧妙地將以往各別國家的戰略佈局與經濟利益連結在一起。中國多年來大規模的經濟成長，也可以佐證這種看法似乎言之成理，雖然中國的軍力隨著經濟成長而有巨大的增長，這種情形現在看起來雖然很礙眼，但是只要中國能夠安分守己，這一點也就不會那麼醒目。然而今年發生的幾起事件之後，使得情勢為之改觀。現在的中國已經快要成為全球強權，而且還找不到能夠與之抗衡的對手，這個結果只會讓華府更加強化雷根和舒茲的作法，同時也讓尼克森和季辛吉論點的忠實擁護者更找不到立足點。

新局勢下的台灣與中國

在這個變動的安全環境之下，台灣的展望到底是什麼？界定台灣議題的背景框架已經產生了位移，整體來說，再也沒有人能夠認為圍繞台灣的相關議題，只是在寧靜海面上一個異常的小小漣漪。現在，如果我們接受中國擁有南海主權的立場，北京就幾乎是該區域所有國家最接近的鄰國。只要回想中國在冷戰初期所扮演的角色，台灣將會因而重拾影響整個亞洲地區的重要戰略地位，再也不能置身事外。台灣的地理位置扼住了南來北往的主要航路，也直接面對中國沿岸最富庶的區域，這種條件本身就具有區域的重要性，這還不包括台灣東岸的深水區域──如果中國的潛艦可以自由進出台灣東岸的話，將代表著什麼意義？

同時，台灣本身長期以來爭論的政治取向也必須繼續討論。馬英九政府承諾要和中國維持更緊密、更友善的關係，特別是在經濟事務方面。這種作法在世界各國都和中國友好的時候，當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如果這個區域的軍事壓力日漸升高，而無論願意與否，台灣又再度處於衝突前線的話，將會有什麼影響？

我們並不清楚中國為什麼在2010年會有這些大動作的演出，有些人直指這是經過算計的結果。眼看著美國不論在心理上或物質上都是一個迅速衰退的勢力，中國遂認定自己注定會在短期之內取而代之，除此之外，中國也認為重新打造的軍事力量，已經強大到不僅可以脅迫亞洲鄰國，甚至也足以威脅美國。如果這真的是中國的思維邏輯，那麼他們顯然是誤判情勢。其實美國依然強大，甚至連歐巴馬（Barack Obama, 1961～）政府也堅決回應，致使北京驚惶失措。

另一種講法指出，由於持續升高的群眾抗議、政府醜聞、水患礦災……等等事件，抹煞了中國透過北京奧運和上海世博想要達成中國崛起的形象，為了分散民眾的注意力，餵養民族主義是方法之一。如果能夠創造出中國被圍困的感覺，尤其是以美國為首的其他國家聯手對付中國，或是否定某些原本屬於中國的東西，如此一來，或許可以讓中國政府恢復一些掌權的正當性。

如同我們之前提過的，奉行「現實主義」的政治學者們認為，當新興霸權誕生之際，則與之抗衡的聯盟就會開始成形（不然這些國家就會向新霸主臣服：只不過政治學者無法準確預測何者為是）。當國務卿希拉蕊於2010年7月在東協區域論壇發表那篇演說之後，對抗霸權的聯盟也跟著在亞洲誕生了。

在舒茲那篇演說將近30年之後，中國的官方評論員毫不遲疑地挑戰同一個議題，《人民日報》網路編輯李宏美（Li Hongmei, 音譯）質問道：「美國正在建構亞洲版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嗎？」

 「………透過心理戰術，美國連哄帶騙地誘拐中國的鄰國加入它所主導的體系。我們可以理解部分的東南亞國家，不可能眼睜睜看著巨大的中國崛起還自廢武功，這些國家選擇加入強大同盟的保護傘也相當合理，畢竟美國在這個區域的強盛，不僅表現在四處可及的軍事基地，同時也展現在它與這些國家之間緊密的經濟連結。」

 有趣的是，這篇評論並未好好說明，為什麼這些國家不應該形成同盟，來對抗中國的潛在威脅，而只是一股腦地指出美國有時候並不是很可靠──大概是意味著：你不能依靠美國協助你，你是一個無法自保的弱小國家（此話不實），所以如果你想要和平的話，最佳的選擇就是接受中國的霸權。該文也說：

 「然而，美國絕非無所不能，只想一心依附超級強權的亞洲國家，其國家利益終將無可避免地遭受災難性的損害。在另一方面，中國和其亞洲鄰國雖然有時候也會互相對抗，但是彼此之間還是有或多或少的利益重疊。就地緣政治的角度而言，中國的鄰國恐怕也承受不起中國翻臉的代價。[22]」

事實上，如果國際局勢真的惡化並帶來負面影響的話，中國反而是這個區域最脆弱的國家。中國經濟極度仰賴出口貿易，而且外國企業（包括許多的台商）占有相當大的外銷比例。此外，資本的累積在某種程度上仍需依賴外資。

中國的經濟成就，大部分因素是基於人民幣的低估。換言之，中國事實上避開了與幣值較高的貨幣進行真槍實彈的競爭──其實這種真槍實彈的競爭，才是讓日本與德國的經濟正向發展的關鍵。任何嚴重的戰爭行為將會淘空中國經濟奇蹟的根基，我們確信其他國家也會受到嚴重傷害；戰爭的確會給這個地區帶來災難，但是受傷最重的國家將會是中國。

除此之外，我們也必須了解實際的軍事衝突究竟是什麼狀況。長期以來，大多數的分析家都認為，中國的作戰能力其實很有限，大可不必在這裡討論軍事衝突的可能性。就算中國漫天要價地宣告領海範圍，在可預見的未來，中國依然缺乏捍衛這些疆域的能力。但是現在越來越清楚，中國正在開發可靠的衛星導航系統，以便精確瞄準距離海岸數千英里以外的軍艦和其他目標，同時也準備部署東風21D型反艦彈道飛彈，可以摧毀那些軍艦和目標。迄今為止，並沒有任何防禦武器可以對抗中國的這種能力。

不用多說，雖然台灣關係法中規定，一旦台灣遭受攻擊，美國必須提供有效防衛的軍事能力，但是這種即將來臨的飛彈威脅，將使美國維持有效防衛台灣的軍事能力成為不可能的負擔。當然不僅如此而已，還有更沉重的負擔就是中國新的遠程打擊能力。根據條約，美國有保衛韓國和日本的承諾，所以精確地說，日、韓兩國也會遭受同樣的軍事威脅，更不用提其他有可能對抗中國霸權行為的亞洲國家[23]，當然也有同樣的威脅。這個議題是區域性的課題。

直到天安艦事件以及中國對南海的主權聲明之前，無論中國如何擴張軍備，美國的分析家都假定中國將會和平崛起，並成為該地區負責任的利害關係人，而且可能的衝突將侷限在台灣而已，排除中國和區域內所有其他國家的軍事衝突。這種強大的傾向對中國的能力以及令人討厭的可能性視而不見，這種偏見在最新出版的2010年「四年期國防檢討報告」都還存在。

這種樂觀的看法再也站不住腳。至今為止，有關台灣的主要弱點──機場被多波齊射的飛彈飽和攻擊而癱瘓，因此戰機無法升空；戰艦被精確導引的長程飛彈擊沈；通信及指揮管制系統被破壞；領導階層可能被斬首………等等──現在這些危險也必須視為對所有中國的鄰國的威脅，因為中國可以對台灣造成這些傷害，同樣的軍事科技與戰術當然也可以用來對付其他目標。

這些目標包括日本和美國在這個地區的駐軍。美軍在沖繩的嘉手納空軍基地完全沒有強化工事，在横須賀港的海軍基地也一樣，更別提韓國與日本其他同樣不設防的軍事基地。台灣當然很容易被攻擊，但是如果比起美軍在沖繩的設施，台灣的防禦工事還強很多。

因此，不論中國真正的政策意圖究竟是什麼，既然中國已經有能力對周遭的所有國家──北起蒙古，逆時針繞經印度、印尼後再回到俄羅斯──發動毀滅性的第一擊，這樣的軍事實力起碼應該成為這些國家做出回應的考量因素。

我們可以回想巴騰堡路易斯親王（Prince Louis of Battenberg, 1854-1921）在1902～1903年擔任英國軍情局局長時所說的話，他的工作重點並不在於德皇威廉二世的講法，而是在於德國逐漸壯大的海軍。根據保羅‧甘迺迪（Paul Kennedy）的講法，要不是路易斯親王上任後半年就開始購置土地籌建北海基地，英國海軍也不會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際就做好萬全準備。同樣的道理，中國的軍事力量全面性地快速成長，顯然不是為了擺著好看，甚至也不再只是為了嚇唬台灣而已，那樣的軍力早已超越這個目標。區域內的國家如果夠慎重的話，就不會按照中國的政策性宣示──特別是中國已經公然宣稱擁有南海主權的情況──而是根據中國的實際能力和可能用途來進行評估。如此一來，除了自我強化國防之外，這些面對相同威脅的國家將會結合在一起，開始討論因應之道。

所以，我們的確也看到反對中國主張的對抗聯盟正在成形，區域內的軍事平衡開始產生變化，我們可以預期這種情勢的發展，因為已經有證據顯示，亞洲新一輪的軍備競賽已經啟動。

孫子兵法提到「上兵伐謀、其次伐交」，但諷刺的是，中國現在的軍事與外交政策卻在創造一個對抗自己的聯盟，甚至是逼迫所有的鄰國不得不來共組聯盟。如果中國想要以武力達成霸權，則擁有裝備精良的亞洲國家聯盟勢必會對中國帶來麻煩，因為南海上的島礁土地很小而且分散，戰術上易攻難守。

 新局勢下的其他亞洲國家

如果我們稍微擴大焦點，把視野越過這片珊瑚與礁岩之外，我們將會發現中國所處的地理特徵，對於中國想要邁向藍水海洋的抱負，將會構成一些難題。中國把主要的潛艦基地設在只比台灣略小幾百平方英里的海南島，但是部分的海南島卻被越南東北方綿延的海岸線所包圍，而越南可以控制南來北往的海軍航線，在前往新加坡大約900英里距離的陸地上，也可以部署戰機、砲兵、火箭等等。往北看，韓國的海岸線不但同樣控制所有進出渤海灣的航線，同時也涵蓋大連、青島、天津這幾個重要據點。台灣位處上海南邊，在菲律賓北方的巴士海峽和日本的先島諸島（Sakishima islands）之間，構成一個關鍵性的環節。先島諸島從距離台灣東岸約60英里的與那國島開始，北上經由相關島鏈，一路通往沖繩甚至更遠的地方。就算到了日本北方，還是有很多島嶼一路連到俄羅斯的領海內。所有這些海上形勢，意味著中國很難掌控海洋、進行隔離甚至海上阻絕，因為無數的島嶼散佈在中國東邊，北起韓國邊界、南至海南島以南，通通都由他國勢力所掌控，其中如果不是不沈的航空母艦，就是可以在陸地上部署飛彈和砲兵的陣地。

越南是現階段最明確採取軍事重建和外交手段來對抗中國的國家。在和南越政府、美國、以及中國的戰爭之後，由於無法持續取得現代化的軍事裝備，所以越南目前的軍力相當薄弱，而越南政府也寧可把錢投入經濟發展。因此在裝備汰舊換新之前，目前越南正處於軍事弱點的空窗期，但是向俄羅斯採購現代化潛艦、噴射戰機、以及其他武器的訂單，已經開始執行。

然而在外交政策上總是猶豫不決的日本，則是最關鍵的力量。美國有依約保衛日本的責任，包括中國和台灣都覬覦的尖閣列島（釣魚台）在內，不過這是當初在幾乎不可能發生戰爭，而且美國也擁有絕對優勢的情況下所許下的承諾。根據我個人的看法，如果日本真的遭受攻擊，我不認為美國會履行這項承諾——尤其是不會以目前的方式來履行。目前這種由美國保證進行攻勢作戰並承擔後續傷亡的方式，根本無法取得美國人民的認同。而且，替日本打一場核子戰爭的說法也越來越不可信，如果就連美國本土都可能遭受核彈攻擊的話，我不認為美國人會打算用洛杉磯來換取東京的安全。換句話說，不論進攻或是防守，日本必須全面掌控自己的軍事實力，甚至包含嚇阻力量。很多觀察家爭論，日本在真正面對中國可能來犯的情況下，到底會不會發展自己的軍力及軍事外交。我很難想像日本會無所事事地讓中國支配自己，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日本想要避免中國的支配，時間也有點晚。我衷心期盼，到最後日本能夠承擔雷根當時所提的挑戰。

目前，中國經常侵犯日本的領海和領空，潛艦闖入的路線圖就和義大利麵糰一樣複雜。中國潛艦並未遵守國際法對於無害通過的規範，既未浮出水面，也沒有升上國旗，反而潛入水中，挑釁地徘徊在水下監聽器的陣列附近，並從事好像是用來羞辱日本的其他行為。對這些侵擾行為劃出紅線，顯然是符合日本的利益，如果一直處於不利的情況，而且沒有對中國的挑釁行為做出反應，則可能會導致危機。可是日本的政壇卻充滿混亂、衝突和民主運作，總是把焦點擺在65年前曾被原子彈轟炸過的廣島，而忽略了未來可能會被更大規模的毀滅性武器再度攻擊的可能性。

儘管美、日之間的同盟關係未臻完美，但是雙方都把同盟關係視為基本原則，如同前文所提到的，昔日美、中關係取代美、日同盟的一般想法早已棄置，而且日本和美國在很多高科技的領域也有合作計畫，包括海基型的反彈道飛彈系統，因此我們大可相信，當中國的威脅越來越明顯，而美國和其他國家對中國採取反應時，日本也會加入制衡的聯盟。

如此一來，將是中國戰略上的災難，日本不但可以輕易在武器裝備上與中國並駕齊驅，而且在訓練上更是遠勝於中國。儘管在二次大戰時留下許多殘暴的記憶，除此之外，相信日本仍是一個比中國更具吸引力的盟邦。我們可以在南韓看到這種情況，雖然南韓對日本的憎恨極深，但也理解共同的戰略利益，所以起碼也能保持軍事合作的路線。

尤其是，一個強大的日本可以切斷最有可能進犯台灣的路徑。一旦戰事爆發，大多數觀察家相信台灣海峽將是無人之地，任何在台灣海峽水面上移動的船艦，都會被交戰的任何一方迅速摧毀，所以中國最明顯的替代方案，就是繞過台灣北端，再回過頭來攻擊台灣東部，這裡有陸軍和海軍最重要的設施。非常不幸，先島諸島恰恰橫亙在這條攻擊路線上，只要部署適當的軍事設施，就能夠阻斷中國對台灣東部的攻擊。如此一來，中國就必須取道南端海峽最寬的地方來攻擊，這是可想而知的事情，但中國也必須靠近菲律賓那邊航行。總而言之，一個包括南韓、日本、越南、印尼、以及區域內其他國家的聯盟，幾乎都是親美的民主國家，將可以有效打消中國追求區域霸權的企圖。

各種劇本

上述劇本當然是以台灣屬於這個聯盟為前提。但是如果台灣選擇跟中國同一陣線，圍堵的弧形基石將會被搬開，使中國的海軍勢力能夠遠抵關島的水域，甚至可達夏威夷。台灣現在是個民主國家，對外的政治議題最主要的爭議（幾乎都是國內政治議題）就是該和中國靠多近。在經濟上，台灣已經向中國大幅靠攏，中國也在施壓台灣，要求做出政治讓步，既然中國現在完全體認到對抗自己的聯盟正在成形，中國一定會施壓台灣離開這個聯盟──同時也施壓其他國家遠離台灣。

有時候，這個議題會被歸納成台灣政府究竟是要追求獨立，或是要恪遵「一個中國」政策── 一種很難解釋清楚的籠統用詞，多半用來表示台灣在某種意義上是屬於中國的一部份。中國其實並不善於處理這個課題，假設承諾要和中國維持較佳關係的馬英九在2008年以壓倒性勝利當選總統時，中國旋即撤除瞄準台灣的一千多枚彈道飛彈，則馬英九的領導地位不但可以大幅強化，他對中國友善的情誼也可以獲得支持，可是當時中國並沒有這麼做，所以引發台灣民眾的疑慮。如今，撤除飛彈的說法再次浮上檯面，不過代價是──已經不受歡迎的馬英九必須連任才有可能。中國就這樣白白錯失一個可以在心理戰大獲全勝的機會。

其實這個議題與台灣是否自認為是中國的一部份有關。在整個蔣介石（1887～1975）與其子蔣經國（1910～1988）的統治期間，台灣正式屬於中國，因為台灣政府宣稱自己是全中國合法的統治者。可是當時台灣不論是軍事或外交上，都是採取對抗中國的立場，並與美國和其他亞洲國家保持友善。

問題的關鍵在於中國國民黨想要藉由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和解，來取得重新執政的選舉利益。這個政策構想在最近幾年非常熱門，但也很抽象、充滿爭議，因為沒有人會想到，台灣將會發現自己四周的海域都被中國宣稱擁有主權，而且其他國家也遭遇相同的情況。中國追求霸權的問題已經造成某種急迫性──台灣要維持自治國家地位的急迫性──這種爭論在台灣時常上演。在另一方面，儘管毫不保留地展現善意，馬先生卻強調國防與創新的自製計畫，同時也揭示一些台灣想要維持主權及自治的底線。

用不著中國表達不滿，陸委會主委賴幸媛近期所發表的看法，親政府的媒體聯合報就指出，這是頂著冒犯中國的風險：

 再論賴幸媛（她當然是馬英九的人馬）的發言。引起議論者有二：一是呼籲大陸「放棄對台用武的思維及法律」，一是談到「世界各國需要台灣此一關鍵樞紐……以便發揮對中國大陸的影響力。[24]」

 賴幸媛的說法招致有影響力的台灣報紙引用難以捉摸的「九二共識」加以嚴詞批評。「九二共識」是中國與台灣之間一種虛構的協議，彼此都同意只有一個中國，但各自解讀不同。這可能適合台灣當前的政治環境，但不論是否有共識，台灣都很可能在維持對中國無解的敵對狀態之同時，還認為自己是中國的一部份。

然而，只要經濟關係越來越緊密，中國資金大量流入台灣的企業、不動產和傳媒，而且只要中國暗示某種妥協的意願，在追求霸權地位這個議題上，中國就極有可能使台灣採取中立的立場。有些人也說，台灣或許可以接受人民解放軍的特遣艦隊來訪，甚至同意讓人民解放軍的潛艦駐紮在東部海岸，接近他們理想中的深水海域。然而，如果這種發展純粹只是台灣和中國之間的雙邊議題，而且不論雙方達成什麼協議，也都不會影響到亞洲其他國家的話，那麼這種發展將是最容易可以想像的狀況。可是中國撈過界的主權聲明，已經被視為很嚴重的目的性主張，而不是單單遣詞用字的問題而已，這種主張將無可避免地改變氣氛，導致台灣內部的許多人開始思考，擁有中國以外的一些朋友可能比較明智，以防萬一中國難以捉摸的情緒，以及翻臉不認帳的情況。

就算沒有台灣參與，對抗中國霸權的聯盟還是會成立並有效運作。日本已經將這種情況納入考量，所以宣稱要在與那國島興建空軍機場，並計劃將F-15戰機移防南方，從面向俄羅斯的基地移到面對中國的基地。不要把這種情況想得甜美，其實這只是一種保險措施，以防止台灣（目前與日本在作戰方面保有良好的關係）萬一倒向中國時，日本仍然可以控制台灣島，以及從日本在這個地區的基地一直到台灣島的周邊海域。

在論及台灣的政治抉擇之前，還有一個重點值得注意，那就是中國可能過度擴張的程度。中國是全世界鄰國最多的國家，長久以來就一直在重視「海防」或是重視「塞防」之間拉扯。「海防」就是防衛沿海地區，「塞防」指的是防衛內陸邊界，如今已經深入伊斯蘭的中亞地區。光是如何處理中國與印度的邊界糾紛，以及如何應付印度洋和非洲海岸的形勢，就已經爭議不休了──更何況後頭還有漫長且危險的補給線需要維持。

俄羅斯方面的態度還是個謎，但可以肯定的是，海參崴（Vladivostok）無論如何都是在俄羅斯的掌控之中。所以中國不但有機會也很可能面臨戰略專家夢魘中的多邊作戰，屆時將會造成自己的窘境，是否應該抽調大量的部隊到任何一個單一的戰場嗎？例如南海或是台灣。

台灣的抉擇

在結論中，對於目前台灣所面臨的情勢，我們能夠很實際地提出何種抉擇？以及這些抉擇的可能後果？作為一個在1971年首次來台灣、後來也訪問過無數次、以及對這個島嶼和人民懷有深刻且真實感情的外國人，或許我最好把最令人心碎的結局寫在前頭。毫無疑問，無論經由協議或是被武力征服，台灣當然有可能落入中國的掌控。假設有一位台灣領導人──雖然很難想像如果馬總統真的扮演這個角色，或是也很難精確解釋為何這種領導人還能夠當選──如果台灣的領導人志願和北京締結回歸的協議，如同英國在租約到期時別無選擇必需把香港歸還中國一樣的協議，我還清楚記得當晚電視螢幕上的雨夜，煙火在雨中施放，一隊接著一隊的人民解放軍裝甲車和運兵車穿過邊界，進駐英國人所留下的空基地。當似乎是無止境的部隊在行進之際，在中國出生的內人向我解釋道：「這就是他們真正想要傳達給香港人的訊息──他們有槍！」同樣的情況，我們不難想像在回歸協議生效之後，台灣的軍隊換上新旗幟，或許人民解放軍的戰艦和潛艦盤據在台灣海域，戰機也進駐台灣的空軍基地。這種協議很可能就是套用香港的「一國兩制」，看起來很迷人，似乎保障了各種的權利，但是如同香港的情況一樣，所謂的那些權利保障，只是在中國能夠容忍的範圍之內而已。

我經常舉一個極端的假設來詢問中國同事。台灣現在有一個效忠於北京的小型共產黨，遵照北京規定的例假日慶祝，完全接受北京的看法，認定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省。如果這個政黨終於取得政權，不論是透過選舉（實在無法想像），或是透過政變，如此會有什麼結果？尤其是，中國會同意讓台灣共產黨的領導人掌權嗎？他們通常會先思索一陣子，然後幾乎沒有例外地回答：「不可能，不可能容許台灣人掌權。北京會指派一個工作小組替台灣共產黨執行清黨任務，並且把已經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掌權的人安插在握有實權的位置，作為台灣最終的執政當局。」此一事實框住了國民黨可以和北京維持友好關係的極限。因為國民黨無法自外於台灣，如果國民黨不把台灣及台灣人民當成靠山，只想著依靠中國來維繫政權的話，等到短暫的轉型期結束之後，國民黨將會被一腳踢開。

更符合現實的推測是，維持台灣自治的現狀，同時不會有任何一位台灣領導人讓台灣的自治權陷入險境。問題在於如何處理和中國及其他鄰國的關係。在相互對立的亞洲當中，如何選邊站不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中國針對台灣部署壓倒性優勢的軍力，據信這是為了防止台灣實現法理上的獨立，尤其是要嚇跑包括美國在內的可能盟友。如果其他國家和中國之間的密切往來開始倒退，北京也很可能會要求台灣放棄和這些國家的交往，只依賴兩岸貿易來追求經濟福利，同時不可支持任何抗衡中國的聯盟，以免喪失貿易機會。在台灣的某些人一定會支持這種論調，上述聯合報的社論就很接近這種論點，但是在實踐上會有困難。在歷史上，台灣原本就是國際性島嶼的貿易國家，這也是台灣的競爭優勢。在壓力下被迫放棄和日本或歐洲等先進國家的關係，最終將會傷害到台灣這個國家。

中國當然會盡一切努力避免出現相互對立的亞洲，我們將會看到更友好的活動、更多的經濟勸服、更多關於和平與友好的修辭。但問題是，如果中國想要強化自己所宣稱的霸權地位，除了使用武力之外，別無他法──如同我在別的場合所指出的，中國在歷史上取得附庸國的唯一方式，全部都是以武力征服──而且一旦動武，先前所有的友好對話都會成為空談。

我們可以預期在未來一段時間裡，中國將會試圖掩飾在東協區域論壇的意外事件及其後果，並努力挽回過去得以受益的信譽。但問題是，中國已經掀開自己的底牌，而且每個人都知道這是什麼東西了。

以南韓為例，中國堅定不移地力挺北韓的態度，已經重挫南韓的信任，並引起是否要更靠攏中國或是倒退關係的爭論。不論爭辯的結論為何，所謂外交信譽中的微妙默契已經受到影響，而唯一不受影響的，就是南韓所學到的寶貴教訓：中國既不是南韓的朋友，還會坐視北韓進犯南韓。在另一方面，天安艦沉船事件也沒有讓美國的立場不再模糊：華盛頓除了做出口頭譴責和顧及中國而舉行猶豫不決的軍事演習之外，並沒有任何其他動作。如此被孤立的國家只剩下兩條路可走：其一、發展足以自保的武力。我預測南韓不久將會進行某種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研發，不一定是核子武器，像是潛艦或先進戰機的計畫。這種計畫會在不顧外在環境變化的情況下執意向前，直到預定的軍事能力達成為止。其二，這樣的國家會積極尋求盟邦，我猜想南韓將會拓展和日本（彼此已經有良好的合作關係）、俄羅斯、以及其他鄰國的關係。

日本就是南韓的放大版。我認為雖然政客們往往都缺乏責任感，但是打從現在開始，日本政府還不至於不提高國防預算占GDP的比重，同時也會發展符合自己條件與需求的嚇阻力量及武力投射能力。

相同的邏輯只要稍做調整，就可以套用在每一個與中國接壤或是緊鄰中國的國家。不難想像，原本就存在的軍備競賽，目前正在加速發展，而且可以確信，各國之間也會提高軍事合作的層級。中國將會盡全力來分化這種軍事活動，以免和各個競爭對手平起平坐，但是只要中國採取軍事挑釁的動作，就等於是在替對抗中國的聯盟招兵買馬，則中國進行分化的成效將會很有限。

至於台灣，我預料台灣在政策上的變動空間不大。雖然新情勢可能會讓其他國家更樂於和台灣交往，但是除了美國的保證之外，台灣還是極度需要依靠自己的防衛力量，這就是為何我要力勸台灣政府提高軍事預算，投入更多金錢來發展自製的武器系統以及不對稱戰爭的原因，甚至也要繼續搜尋世界上最新式的武器供應來源和朋友。非常不幸的是，台灣就連國防政策都會被泛政治化，如果不是掌控立法院的國民黨當初一連串不明智的決定，現在就會有新購的F-16戰機運抵台灣，還有在美國建造中的台灣潛艦。國民黨想要在重新執政後再分食軍購大餅，但是現在這塊大餅已經無從供應了。同樣的錯誤，民進黨也曾經認為中國的目標是要終結中國國民黨，並不是要奪取台灣，我也不厭其煩地指出這是錯誤的想法，不過並沒有效果，但是當民進黨取代國民黨執政之後，卻被中國共產黨視為挫敗而非勝利，此時大家才真正體會到這個教訓。此外，有些（自我認同的）台灣人認為台灣人並不是華人，所以中國對台灣應該沒有興趣。試問，西藏人與新疆人又何嘗是華人呢？他們遠比台灣人更不像華人，可是中國對他們卻有極度的興趣。

很明顯的道理，台、日關係非常重要，但是請容我指出另外兩個可能對台灣很感興趣的超級強權，他們也同樣面對專斷獨行的中國。一個就是印度，印度已經成為令人敬畏的軍事強權，且與台灣有共同的價值觀；另一個是俄羅斯，一個採取古怪自殺政策的國家，把武器賣給潛在對手的中國，希望從中獲利。在某個節骨眼，我相信俄羅斯會了解抗衡中國的必要性，到時候，它的主要交涉對象會是日本、印度、美國，但是台灣也一定會有好處，越南與南韓同樣能夠雨露均霑。新加坡就比較難料，或許是專注於自己的國內問題，但卻擁有優質的軍事與情報能力。印尼則是幾個強權中還觀察不出動靜的國家。

說來也很諷刺，我們所面臨的局勢，其實與尼克森和季辛吉當時的狀況並無不同：我們必須對抗一個可能威脅區域及世界和平的新興強權，也就是說，應該重組聯盟的時候已經來臨。

在完成以上各種分析之後，我對台灣的未來仍然樂觀。和中國事實統一不會是個選項：這兩個國家的分立，是基於根本上完全不同的制度、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書寫系統──總歸一句，就是兩個基礎完全不同的體制。隨著時間流轉，兩者的差異只會越來越大。而且，1979年是台灣處境最險惡的一年，那種險境已經隨風而去。雖然目前的情勢也很危險，但可以肯定的是，並沒有像當時那麼危急。而且，雖然中國看起來似乎總是可以依靠，但這只是在以往韜光養晦的階段，如果一旦魯莽犯下一些錯誤，就會前功盡棄。東協區域論壇的意外狀況，正是那種錯誤，其他亞洲國家或許再也不會提起這件事，但是他們將會永遠銘記心頭。

至於兵疲馬乏、過度擴張、且又負債累累的美國呢？美國的實力的確是在衰退當中，但是恐怕不像某些人想像中的那麼快，而且也有機會重拾光彩。然而，美國的亞洲政策同樣也不合時宜，直到現在才開始了解中國的真正用意。美國會如何處理1970年代的政策遺緒還很難講，不過在亞洲特殊的環境下，如果東亞真的因為中國的領土野心，而在軍事上畫出楚河漢界，導致一些民主國家和美國的盟邦站在同一陣線，中國則站在另外一邊，然而華府卻決定不接納台灣，硬把民主的台灣及其高度的戰略價值一併從聯盟這邊推向中國那邊，將實在是令人匪夷所思。不過比這個更不可思議的事，恐怕就是民主的台灣也做出同樣的抉擇，自外於民主陣營的聯盟之外。

 譯者：陳以禮（中華經濟研究院輔佐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