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載書名「日本大選後的亞洲情勢」，東北亞學會出版）
日本在2009年8月30日舉行眾議院大選，民主黨獲得空前的勝利，確立日本兩大政黨輪流執政的體制，成為今後日本政壇的新開端。值得注意的是，民主黨早在上台之前即曾提出建立新外交方向的說法。鳩山首相上就任後更宣稱「美國領導的全球化時代即將結束」，接受中國崛起的現實，主張日本加強與亞洲鄰國合作，調整為回歸亞洲的外交政策，呼籲建立「東亞共同體」及設立亞洲共同貨幣。2009年9月，鳩山首相在聯合國大會上正式提出建立「東亞共同體」構想。「東亞共同體」涉及東亞區域經濟整合，衝擊到東亞政經秩序的建構，也影響到臺灣在東亞地區的發展優勢與定位。正值全球化與區域化快速發展之際，我們不可忽視亞太政經的變遷，以及觀察亞太政經秩序的重組。日本鳩山政權的誕生正好立足於東亞時代的序幕。
在進入二十一世紀全球化逐步深化的今日，東亞區域經濟在國際競爭中持續高度成長。尤其1990年初冷戰結束後，市場經濟浸透世界經濟，透過貿易擴大與國際資本流動，但這個世界經濟全球化過程也帶動新的區域主義〈Regionalism〉。歐盟〈EU〉由歐洲經濟共同體〈EEC〉六個國家開始，發展成為席捲歐洲的大經濟同盟，其後北美亦於1992年組成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亞洲太平洋區域則於1989年由澳洲倡議組成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近年中，以東協為中心提出以東協加上中國、日本、韓國〈ASEAN+3〉，邁向將來形成東亞共同體〈East Asia Community〉的構想。世界經濟事實上是由歐盟、北美的NAFTA與東亞區域經濟三個經濟體領導高成長區域，相對地，其他區域經濟發展不但不理想，各區域經濟體發展的落差〈Disparity〉也愈來愈大。
在冷戰結束後的東亞區域，由於中國沿海地區發展為「世界工廠」，從而帶動東亞經濟的繁榮，但中國的崛起也是東亞秩序新的挑戰，東亞新區域主義中「東協加三」或「東協加 六」，並不止於對區域經濟體的摸索，而是蘊藏東亞區域新的「力的均衡」〈Balance of Power〉。二十年來，中國大幅提升軍事力量，每年以二位數百分比增加國防預算，儼然是東亞新軍事勢力的崛起，近年來更由一個傳統大陸國家，擴張為具有飛彈優勢與海軍逐步深入太平洋的海權國家〈Sea Power〉。在同一時期，日本於1990年代後半開始提升日美同盟的內涵，在2001年911事件發生後，更進一步直接參與阿富汗反恐戰爭與伊拉克戰爭的後援活動，當時的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曾宣稱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的主軸，此種立論事實上一直延續至今。
東亞區域經濟持續繁榮發展是一個潮流，但另一個潮流是東亞新秩序如何維持「力的均衡」，一旦失去均衡將可能進入新的「不確定的時代」〈Age of Uncertainty〉。在東亞變動的過程中，日本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且此一趨勢與日俱增。
日本經濟半世紀以來領導東亞經濟起飛，使東亞區域經濟在世界經濟體系最具競爭力。從東亞經濟發展的歷史軌跡觀之，正如雁行理論〈Flying Geese Development〉所示，日本經濟在1960年代開始起飛，帶動臺灣、南韓、新加坡與香港所謂東亞新興工業經濟〈NIEs〉的發展，接著更啟動東協諸國以及中國與越南的經濟起飛。這一段發展有兩個決定性的因素，其一是開放型的經濟必須階段性提昇國際競爭力才能帶動一國的經濟成長，其二是數十年的經濟發展模式使得東亞經濟在結構上加深國與國之間的國際分工，提升區域內相互依存的產業結構〈Structural Interdependency of Industries〉。因此，東亞經濟結構具有高度的互補性〈Complementarily〉，此點為其他區域經濟體所望塵莫及。
在此發展過程中，由於日本經濟的牽引，使上述東亞結構日趨緊密。值得注意的是，最近東亞經濟的國際分工已經從雁行理論所稱每一產品的階段性國際分工，演變為生產過程中中間財〈Intermediate Goods〉與最終財〈Final Goods〉的國際分工。岡本教授〈S. Okamoto〉稱其為「旋轉梯型產業發展」 〈Spinal Staircase Type Industrial Development〉，尤其是高科技密集產業的生產過程，由於東亞區域經濟國際分工的結果，使得中間財〈亦即加工品、零件〉與資本財的貿易額逐年提升，日本、NIEs、中國與東協各就其經濟結構的專長發揮國際競爭力，建構東亞經濟圈的互補性，並透過生產過程分工的貿易，促進日本及NIEs的技術在東亞區域逐漸分散，各自提升輸入國的競爭力。
現行的趨勢是日本與NIEs集中生產中間財，中國與東協輸入中間財加工成為最終財或成品，最後再向歐美市場輸出。這是東亞區域經濟成長的「三角貿易結構」。由於日本繼續發揮東亞經濟成長的牽引功能，從而加深東亞區域相互依存的產業結構，導致東亞經濟成長的最大貿易貢獻來自區內諸國。歐盟的區域內貿易佔有率高達62%，北美NAFTA為46%，而東亞雖尚未成立簽署的經濟共同體，但東亞區域內貿易佔有率在輸出部門是49%，而在輸入部門更高達59%。由此可知，中國經濟的高成長與日本和NIEs的技術、投資與貿易的貢獻息息相關。
因此，東亞經濟圈已經是實質上〈de facto〉的經濟共同體，目前「東協加三」或將來的「東亞共同體」，只是在制度上如何達成政治協議的問題，又因目前東亞經濟體在全球化下具有高度的競爭力，所以也未必需要採取過度的區域保護政策或者是主張區域的封閉性，這點與歐盟、NAFTA或其他具有封閉性的經濟共同體有所不同。
在建立制度的過程中，中國與日本開始爭取東亞新秩序的領導權。1999年，東協高峰會後發表「有關東亞合作的共同聲明」，強調除了經濟〈貿易、投資、貨幣、金融〉與社會議題〈社會開發、科技開發、文化資訊等合作〉之外，也包括超越國境的政治與安全保障等領域的合作。但實際上則是由中國首先付諸行動，2000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之後，表明中國準備在10年內與東協十國簽定自由貿易協定〈FTA〉，這就是「東協加一」的開始。危恐被中國取得在東協的領導權，緊接著日本、韓國也與東協達成同樣的協議，從而形成以FTA為中心的「東協加三」，同時也展開中國與日本在東協或東亞地域爭取領導權的開端。
接著，東亞國家又召開「東亞高峰會」，如何邁向「東亞共同體」成為東亞新秩序的一個課題。在冷戰時代，東協只是ASEAN5，亦即自由陣營中的印尼、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與菲津賓五國所組成，於1976年相互締結東南亞友好條約〈TAC, Treaty of Amity and Cooperation in Southeast Asia〉，以互相尊重主權與不干涉內政為基礎，和平處理任何相互紛爭為內容，此點成為東協與任何國家締盟的必要條件。目前東協十國亦相互簽定TAC。中國、日本、韓國、印度亦於2003年先後與ASEAN 10簽署TAC。2005年，澳洲、紐西蘭亦表明參與東亞高峰會並簽署TAC。由此觀之，東協加六（包括印度、澳洲、紐西蘭）將來可能成為「東亞共同體」的成員，而東亞秩序的核心就是東協十國。
中國在2000年倡議「東協加一」時，其企圖不止於經濟利益，意圖搶先日本而與東協強化全面性的合作關係，以建立中國在東協區域的領導權。接着，日本小泉首相於2002年與新加坡簽署兩國間經濟協定時，更呼籲澳洲與紐西蘭為將來擴大東亞共同體的伙伴，以增加民主主義國家的參與，民主化的印度亦積極參與東亞高峰會議。
最近，日本東亞共同體評議會（Council of East Asia Community）擬定的東亞共同體憲章，其中特別標榜：其一為自由、民主、人權維護為東亞共同體的共同價值觀，其二為東亞共同體應為開放性機構，也就是不排除美國加入，亦考量WTO會員的臺灣以適當身份加入。中國一直反對美國加入，也不會同意日本提出民主普世價值觀，反而支持東協TAC不干涉內政的立場。其實，日本提出民主的普世價值觀，與日本近年外交政策是一貫的立場，2006年11月安倍內閣的麻生太郎外相曾提出橫跨歐亞邊緣國家「自由與繁榮之弧〈Arc of Freedom and Prosperity〉」的外交戰略，主張以民主價值觀為基礎的日本外交〈Value Oriented Diplomacy〉。這是從2001年小泉首相上任到2006年安倍首相上任的六年中，日本積極參與和平安全的國際貢獻所提出明確的外交立場與主張。中國自稱為「和平崛起」，但日本在外交上積極主張民主普世價值的態度，其外交戰略可稱之謂「民主的崛起〈Democratic Rise〉」。日本在東亞區域標榜「民主價值外交」，其用意至為明顯。
1990年初冷戰結束，民主化潮流席捲歐洲，蘇聯瓦解、東歐國家民主化，但冷戰結束後的亞洲，卻留下四個尚未民主化的國家，也就是北韓、緬甸、中國與越南。北韓、緬甸一直維持封閉性的一黨專制體制，而中國與越南由於經濟開放政策的成功，在經濟上與高度成長的東亞經濟接軌，因而經濟起飛但政治上仍維持一黨專政。以上四國迄今仍被Freedom House列為不自由的國家，也是亞洲不穩定的根源。
有人以為經濟發展的結果必然帶來民主化，至少目前為止中國與越南尚無此傾向。著名學者卓爾（M. Doyle）更提出，民主國家之間在歷史上從未發生戰爭。2006年「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亦指稱俄羅斯民主化倒退，中俄接近形成歐亞大陸的同盟關係，此點給東亞秩序帶來新的壓力。2007年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包括中、俄與中亞諸國）舉行聯合軍事演習，並在其公約中明言不提供美軍基地。繼之，美、印、日、新、澳五國亦於9月4日起在孟加拉灣同樣的舉行聯合軍事演習，這五個國家也是前日本麻生外相所稱「自由與繁榮之孤」的國家，同具民主主義的共同價值觀。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所提倡的民主主義國家，除了ASEAN、澳洲和紐西蘭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印度。美國布希總統稱讚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因而美印關係、日印關係近年逐步提升。印度參與東亞經濟體也是東亞新秩序一個新的安定力量。由上觀之，民主與非民主國家之間逐漸形成一線之隔。
再從日美關係來看這個問題。後冷戰時期日美同盟之深化起於1996年。在冷戰結束以後，日美同盟一度陷入漂流狀態，美日經濟摩擦一時曾凌駕同盟關係，但當中國於1996年向臺灣海峽發射飛彈，美國派遣兩艘航空母艦到臺灣海域以牽制中國威脅，使得強化日美同盟成為兩國共識。同一時期起，日本將1960年制定的日美同盟內容逐年修訂其適用範圍，尤其在阿富汗、伊拉克戰爭發生後，日本最精銳的神盾艦在第二次大戰後首次通過麻六甲海峽，在印度洋參與後方支援工作。這是60年來第一次日本開始就其憲法可能的範圍，積極參與亞洲安保的國際貢獻，這是一個新的歷史序幕。最近日本將防衛廳升格為防衛省，又準備修改憲法使日本能成為與歐美同樣的「普通」或「正常」的國家，日本積極參與亞洲安保領域已經是一個無可後退的動向。
其後，美國因伊拉克戰爭處於膠著狀態，對於東亞的兩個不穩定的區域，也就是朝鮮半島與臺灣海峽，美國認為日本是最能信賴的盟友，包括美軍在亞洲軍事上的重新佈置，日美都有非常密切的默契與調整。因此，日美同盟可說是對亞洲安全和平提供公共財〈Public Goods〉，以穩定區域的安全，其實日美同盟最大的關切是針對中國的崛起形成足夠的抑制力量，也就是以「力的均衡」來穩定亞洲的和平。更具象徵性的是，2005年2月19日日本與美國「二加二（雙方外交、國防部長）會議」，就有關中國的戰略立場，提出三項戰略目標：
一、與中國發展建設性關係，歡迎該國在區域及全球扮演負責任與建設性角色。
二、敦促臺灣海峽相關問題應以對話方式和平解決。
三、敦促中國改善軍事之透明度。
一般認為這是日美共同對中國的「勸阻戰略」〈Dissuasion Strategy〉的開始，但這並非宣示敵對或是新的圍堵戰略，而是將中國列為勸阻的對象。在同一時期，中國正式通過「反對國家分裂法」，表示不排除以非和平方式解決臺灣問題，因此日美同盟堅持以對話方式和平解決，其用意甚為明顯。
然而，目前這種「力的均衡」面臨新的挑戰。美國在伊拉克戰爭陷入不能自拔的困境，而伊朗開發核武已開始造成中東更大的困境與危機。為優先解決這些困境，美國與中國逐步接近，譬如美國就北韓廢除核武希望早日解決，卻忽視日本就北韓問題堅持先解決「日本人質」，因而美日立場出現分歧。對於亞洲區域，美國以「維持現狀」為由，增進美中對話平台，尤其就臺灣如何維持現狀問題，對臺灣提出強硬態度，助長中國對臺灣的「要求」〈Claim〉，徒增區域的不穩定，又損及日美信賴關係，都是這兩年內新的發展。
2007年9月，日本因國內問題導致安倍內閣突然總辭，此點使得日本從小泉首相（2001年）以來，以民主價值觀為基礎的「和平與繁榮之弧」的外交戰略受到挫折。2009年8月，日本國內政黨輪替，使得日本今後是否能像過去一樣，積極參與東亞和平穩定的外交與貢獻不無疑問。日本在亞洲的領導地位亦將面臨嚴重考驗。
同時，上海合作組織的確立，加深俄羅斯與中國的同盟關係，也是東亞秩序的一個新的變數，中國軍事力量的提升，使日本面臨一個重要的選擇，在二次大戰後的六十多年來，日本可說是寄託在美國軍事優勢的「安全傘〈Safety Umbrella〉」之下，今後日本在軍事上是否選擇走向具備充分自衛能力，將面臨新的思考。此外，中國二十年來每年以二位數的百分比提升軍事預算，在2007年更高達3000億人民幣以上，而韓國亦大幅增加國防預算達330億美元，日本的國防支出也接近GDP的3%，這是二次大戰後以來最高的數字。東亞區域為維持「力的均衡」，可能迎接新的軍費擴張競爭的時代。
針對日本與中國在東亞區域的爭霸關係，最近美國的「Kelly報告書」指出，日本與中國在東亞的矛盾結構。報告書指稱：在2006年日中關係進入冷戰以來的最低潮，「這種緊張關係起因於，雙方以空前的速度發展為亞洲強權（Asian Power）。東京與北京都不願自己淪為亞洲的次級地位…，而中國以為日美同盟是針對中國」。同時，該報告書亦指出，日中關係的正面發展是，兩國經濟關係日益密切，彼此相依相承不可分割，成為雙方衝突關係的緩和力量。
從東亞經濟發展的歷史軌跡來看，東亞經濟並未因1997年的「金融危機」而停滯，十年來又恢復高度成長，這是因為東亞經濟不但具有世界性的競爭力，也是區域經濟結構具有不可分割的互補性。這種結構反而成為維持亞洲和平繁榮的基礎。因為東亞經濟可說是de facto的區域經濟體，今後在制度上可由兩國間的FTA或EPA逐步建構而成。目前的「東協加三」或「東協加六」如何走向「東亞共同體」，雖然仍是一個漫長之路。最近在APEC架構下，討論包括美國在內的「APFTA」，都是希望東亞經濟成為開放的經濟體，也是日本與中國爭取領導權的一項佈局。
基本上，東亞新秩序的不穩定因素，來自冷戰後尚未民主化的緬甸、北韓、越南與中國。尤其是在中國現代化的過程中，中國成為東亞迅速強大的經濟力量與軍事力量，使其在東亞的動向成為區域和平安定的最大變數。在日本的「民主崛起」過程中，印度與澳紐等國的積極參與，加上東協國家長期以來周旋強權的智慧，都是正面的安定因素。日美同盟能否持續扮演東亞區域和平安定的公共財，此點將逐漸陷入新的挑戰。戰後日本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也牽引東亞經濟的繁榮，過去七年日本在亞洲積極參與伊拉克與阿富汗的後援工作，深受東亞國家與世界各國的正面評價。在戰後六十多年後的今日，日本能否修改憲法成為正常國家，與具有民主主義普世價值的東亞國家，共同形成亞洲的安定力量，這是日本的新挑戰，也是東亞時代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