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中央委員
我從年輕時就與黃昭堂一起從事台灣獨立運動50幾年。王育德先生因其兄長於二二八事件遭殺害後感受自己身邊的危險亡命到日本。1960年於東京和台灣留學生黃昭堂先生等5個人成立「台灣青年社」（現在台灣獨立建國聯盟日本本部）創刊日文誌『台灣青年』。台灣留學生大都是為逃避國民黨政權的恐怖政治而脫出台灣，所以屬於一種政治亡命者。當時我正在一雜誌社勤務，接受王育德先生之託後1961年夏天開始負責『台灣青年』的編輯，在此時認識黃昭堂。
參加台灣青年社的留學生逐漸增加，他們主張擴大並強化台灣獨立運動，遂於1963年5月設立中央委員會，推選黃昭堂為委員長。翌年1月，黃昭堂在東京租一間木造兩層樓的房屋設立辦公室，我搬入辦公室從事編輯事務及辦公室的管理。隨著工作的增加必要的開支也增加好幾倍，黃昭堂因為忙於募款足跡遍及台僑之間。1976年起黃昭堂就任日本昭和大學政治學教授，將每週課程集於一日授課，幾乎不影響獨立運動的工作。
我們同志都相信數年後即可達成台灣獨立而熱衷於文宣與組織活動，那是有其根據的。即，只統治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在聯合國占有安理會與常任理事國之一席位的不合理情形不可能長久持續，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參與聯合國時，中華民國政府將以一會員國留在一般議席，則國際社會等同承認台灣與中國為不同的另一國家。如此一來，蔣介石政權就不能再主張「中國大陸為中華民國的領土」，高唱「反攻大陸」，則中華民國不得不實施台灣化政策。
但是，1971年7月，美國總統尼克森秘密派遣其特別助理官季辛吉赴中國與中國周恩來首相交涉，結果180度改變以往對「中國的政策」，並公諸於世。此突如其來訊息震驚世界，對後來召開的聯合國大會造成混亂。美國發表讓中華民國留在一般議席的方針，蔣介石政權的外交部長周書楷也力說「留在聯合國大會很重要，若留在大會，北京或許不會進來，縱使北京加入聯合國，我們也必要停留在大會」。以美國為中心的各國為阻止阿爾巴尼亞決議案，即中國代表權由中華人民共和國交替後聯合國驅逐中華民國（稱為阿爾巴尼亞決議案，實際上為周恩來執筆）的通過而提出指定重要事項決議案（必須3分之2多數的贊成始得通過），但結果贊成55票、反對59票的4票之差被否決，其次的阿爾巴尼亞決議案獲得通過。
之所以形成此結果乃因蔣政權誇言「中國大陸為中華民國的領土」，而中國主張「台灣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但是聯合國的代表多數不知道其不屬任一國的領土，其實為台灣的國際法上地位未定。若知道台灣的國際法上地位未定，也許多數的聯合國代表會認為支配台灣的蔣政權應該留在一般議席。但是季辛吉接受周恩來的要求，約束「美國政府不言及台灣的法律上地位未定一事」，此外日本等國也接受相同的約束，所以完全沒有聯合國代表言及台灣的法律上地位未定。當時若中華民國以一般議席留在聯合國，則台灣問題被視為國際問題而解決。隨著台灣的民主化，或許中華民國的國名早已變成台灣國了。由於中華民國被聯合國驅逐，蔣介石政權更加強化恐怖政治，繼續主張「中國大陸為中華民國的領土，使台灣的民主化大為遲緩。
為此台灣獨立建國運動成為長期戰。黃昭堂認為應該給更多人經驗聯盟日本本部的委員長，自己轉為助理角色，與委員長時代一樣努力於募款等重要工作。黃昭堂雖不擔任委員長，只要他存在，組織內部不會產生派別，也未曾引起強烈的對立。黃昭堂不會考慮私人的利益，常常考慮周圍同志的境遇而推進運動，所以任何人都樂於和他協力共事。面臨重大局面被同志請託時，黃昭堂未曾躊躇而負起責任。
台灣人的李登輝先生擔任總統後，台灣的民主化快速進展，1992年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總本部遷台並設立總本部辦公室於台北市，1995年黃昭堂被推選為總本部主席。後來他也與在日本從事運動一樣希望由年輕一代來接任主席，自己扮演助理的角色，但是一直到2011年11月17日逝世為止，黃昭堂都未能擺脫主席的重任。黃昭堂主席不但奔走於募款工作，連他23年間的大學教授退休金等私財也投入台灣獨立建國運動。
2004年2月28日「百萬人牽手護台灣」由黃昭堂擔任總指揮，成功完成任務是他一生極為得意的大事之一，也是促成陳水扁險勝連任的一大關鍵。
黃昭堂未能親身看到台灣獨立建國而去世誠為一大遺憾。黃昭堂‧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主席於去世約一個月前的2011年10月12日出席聯盟日本本部的會議時強調「台灣獨立建國是我們50年來不變的目的，必定要使它實現。」這終於成為黃昭堂主席對我們的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