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之勇氣──苦難與信仰

信義路上的愛

奐均的父親林義雄先生故居在宜蘭,一九六八年,他帶著母親林游阿妹搬到台北居住,一八七一年,與方素敏女士結婚。當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奐均出生,因正值聖誕前夕,小奐均的誕生就像一份珍貴的禮物般,帶給全家人莫大的喜悅,她也因此被媽媽暱稱為「聖誕寶寶」。

三年後,在一九七四年的二月二日,奐均的媽媽又生了一對雙胞胎女兒。「二」月「二」日,又是「二」胞胎,對這個家來說真是甜蜜的祝福。

五月,全家搬到信義路義光教會現址。

奐均和妹妹們都遺傳了媽媽的音樂細胞,從小就喜歡唱歌,唱歌的時候總是手舞足蹈,一副怡然自得的樣子,每天晚上都要聽音樂才睡得著;吵鬧的時候,只要放音樂給她聽,就能平靜下來;平常看起來雖然文靜乖巧,但是只要聽到音樂就會變得很活潑。關於小時候的事,奐均還隱約記得一些:

媽媽說我四歲的時候,有一次陪表姊去上鋼琴課。當時我竟像著了魔似地不想回家,媽媽只好來把我拉回去。她感受到我對音樂的熱愛,就問老師是否願意收我這個學生,老師很猶豫,因為她從來沒有收過這麼小的學生,當時我還是幼稚園中班的學生,連ㄅㄆㄇ和123都不認識,且手太小,根本無法彈琴。但她最後還是拗不過媽媽的請求,幫我上了一堂課,讓我把手放在她的手上,並且給我一本譜子回家練習,還說如果我能記得這次上課的內容,就收我這個學生。

過了一個星期,我再去上課時,已經背下整本譜的內容,這才讓老師一掃所有的疑慮,收我為學生,從此,我就非常認真地學習。我還記得自己當年如何將小小的手放在老師的手上學彈琴,雖然我在老師的學生中是非常年幼的,但我還是進步得很快,我記熟每一首曲子的譜,並且將家裡的書桌當鋼琴努力練習著,爸媽看到我專注的樣子,便在幾個月內,為我買了一架鋼琴。這架鋼琴從那時起到現在都還靜靜地守在原處,成為義光教會的一部分。小孩子總是比較喜歡賣弄吧!我還記得自己常常在家人面前開起「演奏會」來,我會即興編曲並且用誇張的肢體動作、戲劇性地將手臂微微抬起,讓手指在黑鍵與白鍵間上上下下舞動著,就好像專業的鋼琴演奏家一樣,家人們總是耐著性子欣賞我的即興演出。我也還依稀記得,妹妹們總是喜歡隨著我的音樂一起跳舞,我們三個人常這樣一起在全家人面前演出。

身為長女,奐均很有姊姊的威嚴,她常會教妹妹們唱歌、跳舞。個性中帶點「雞婆」的性格、喜歡替別人想的奐均,希望別人能表現得更好,因此常對妹妹們有所要求,但妹妹們對她這位大姊卻非常服氣!或陷N是這份天生對自我的要求吧,讓奐均成為爸媽眼中不需要太費心的孩子,她總是有自己的想法,獨立又會安排自己的生活。對於這一點,奐均也有同感:

爸媽常說我是勤勞認真的學生,我想我是帶點完美主義傾向的人,總是很認真地做學校的末牷A除非把末珧筆飽A不然是不會去吃飯或玩耍的。因此,我常想,我是那種極度自律,很容易給自己壓力的人,即使別人對我的要求並沒有這麼高,我還是會鞭策自己成為最好的、最優秀的。我從小就相當獨立,上了小學之後,我不讓媽媽陪我走路去上學。媽媽告訴我,她總是得偷偷地跟著我,有時為了怕被我發現,還得躲在路燈後面,只為了要確定我是不是真的安全到了學校。

在生命中,有一件事是我一直深深感恩的,那就是:我總是深刻地感受到自己是如何地被深愛著。是的,我一直確信自已被愛。我還記得,每天爸爸下班回來後,我們三個小蘿蔔頭總是歡欣鼓舞地迎上前去,圍在他身邊,讓他知道,我們有多麼愛他。

媽媽則是個很溫柔的人,她總是有著好脾氣與善良的心。阿嬤和我的關係則是非常特別的,我可能是她最疼愛的孫子,這可不是我在吹噓喔!打從我出生那一天起,她就完全地參與我的生命與成長,她不但在我生病時照顧我、餵我吃藥,還常和我一起玩,不管去哪哩,都喜歡帶著我,她是虔誠的佛教徒,常會帶我去寺廟燒香、拜佛。而妹妹們則是我最好的玩伴,除了唱歌、跳舞外,我們也常在一起做末牷B看卡通、喝我們最喜歡喝的巧克力牛奶。

阿嬤、爸爸、媽媽、兩個雙胞胎妹妹,奐均在信義路上的家一直是這樣充滿了愛與歡笑。然而,這樣的家在一九八○年二月二十八日以後,卻彷彿一瞬間變得遙不可及了。

悲劇的發生

我八歲那年,台灣正經歷政治上的大變動,整個國家處在戒嚴法之下,人民充滿恐懼。我父親是一位人權運動者,政府當局非常痛恨他,因為他參與地下刊物出版運作等爭取民主的行為,將他關在監獄裡。他被抓一天後,大人們告訴我,他當兵去了。然而,對一個幼小敏銳的心靈而言,我已經感覺到事情很不對勁了。

兩個多月後,一九八○年二月二十八日那天,事情發生了,而這件事,永遠改變了我們的生命。

那天我放學後走路回家,到了家門口,習慣性地按門鈴,奇怪的是竟然沒有人來應門,我按了又按,然後在門前台階上坐下來等人來應門。過了很久,門開了,一個陌生人走了出來,我很習慣家裡常有我不認識的客人來,所以並不以為意,我走了進去,一個勁兒地往自已房間走去,心裡只想著快點把沉重的書包放下來。

當我進到房間,還來不及放下書包,突然間我不自覺地側了一下身子,我相信這是來自上帝的警告,正當這個陌生人拿著刀子朝我刺過來時,我正好側了身子,使得背上的書包擋住刀子,如果當時我沒有側身,這第一刀一定使我當場斃命。之後,他又朝我砍了七、八刀,我聽到阿嬤走進大門來叫我的聲音,這個男人將我反鎖在房裡,然後,朝外走向阿嬤,我聽到阿嬤的尖叫聲:「奐均!奐均l」我想應聲,卻虛弱得發不出任何聲音,我不知道當時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但是後來知道阿嬤身上被插了十三刀當場死亡。直到那一天,我才深刻地了解到阿嬤有多麼地愛我,因為她死前仍不斷地呼喚著我的名字──奐均。

事情發生之時,媽媽正在監獄探望爸爸,她打電話回家一直沒有人接,因此非常擔心,就要爸爸當時的秘書來家裡看看。這位秘書來的時候,發現我躺在爸媽的床上,我告訴她有小偷,而且我很渴,她用手帕沾了些水給我,然後打電話叫救護車。我在醫院裡躺了很久,感謝神,我活下來了。

當我被送到醫院的時候,存活機率並不高。醫師們大概也很害怕照料我,因為他們知道我是誰,也知道二月二十八日這個日子代表了什麼樣的意義。但是,過了好幾年之後,我才知道當時有一群人跪在主面前為我禱告,我相信,上帝當時垂聽了他們的禱告。感謝上帝的恩典,我活下來了。

媽媽試著不讓我知道這個恐怖事件,那時電視上常會有插播出現,要大家一旦知道任何有關林宅血案的消息,就打某個專線電話報案。然而,為了怕我知道,只要電視上一出現這個插播,就會有人站起來轉台。

我永遠不再哭了

當小奐均被送到醫院之後,一些關心林家的朋友陸續趕來,其中還有釵h基督徒透過電話,拜託牧長及弟兄姊妹們為奐均禱告。就在急救手術進行之際,鄭兒玉牧師也趕來了,他看到不知所措的親友,就勇敢地站出來帶他們禱告,雖然大部分的人不是基督徒,但在鄭牧師的帶領下,大家都安靜下來,同心懇求慈悲的天父憐憫,伸出全能的聖手來醫治這位林家僅存的骨肉,並用他慈愛的聖手來安慰、扶持林先生夫婦。 當天不知道有多少人為這件事在上帝面前流痍═謄咩i!很奇妙地,手術順利完成。更奇妙的是,病危的奐均漸漸地好轉了,連主治醫師都說:「奐均的痊癒康復是一大奇蹟!」 當時奐均的父親因血案發生而交保治喪,從小奐均和爸爸最親近也最像,所以當小奐均看到從「美國」回來的爸爸時,終於笑了,眼睛也亮了起來。

「爸爸!我好了以後,要和妹妹去六福村玩。」
「爸爸,我不要回去鄉下,那裡沒有學校。」
「我要像爸爸一樣勇敢!」聽到這個劫後餘生的小生命所發出的單純心願,大人們的眼眾ㄖ啎ㄕ篲麭騿A然而,不論略籉p何奔流,這個苦難卻是硬生生地橫在面前,無可迴避了。

雖然黑夜終究會過去,但噩夢卻仍然盤據在心頭。然而,大家卻從這個勇敢的小女孩身上感受到無比的生命力。悲傷依然,苦難還沒有過去,看到那張洋溢著信任的小臉,每個人心裡都在想,這孩子的明日將會如何?

為了不讓奐均遭受更大的打擊,大人們都不敢將真相告訴她,交保治喪的林先生與幾近崩潰的林太太只有強忍著心中苦楚,到病房陪她唱歌、說故事。當時林太太心疼地想著,奐均想和妹妹們一起到六福村的願望如何能夠實現啊?她還不知道這輩子她已經沒有辦法和妹妹到任何地方去了。

手術清醒後的奐均,第一句話不是問壞人為什麼要殺她,而是擔心她沒去上課,老師會不會生氣?末珨陘ㄓW別人怎麼辦?病中的奐均,收到了來自國內外如雪片般的慰問函和禮物,每一信、每一字、每一物都包涵了社會大眾給予她真正的關心與愛心,奐均的生命就是這些愛心的累積……

奐均在眾人的關照下出院了,但是她的安全一直受到高度的保護。療傷期間,奐均的生活天地只限於宜蘭外公家的樓上,除了和表兄妹玩耍外,就是玩牌、下棋和看書,為了讓她高興,警察阿姨都故意玩牌輸她。奐均很愛看書,看得天塌下來也不管,有時候眼睛都看紅了,媽媽勸她少看也不聽。沒事時,就趴在窗口看來往的人群,尤其愛看上下學的小朋友,她知道自己的命運已經被判定和別的小朋友不一樣了,但她從來不吵、不問,只乖乖地聽從大家的吩咐。

偶爾奐均實在忍不住到樓下去蹓達,警察阿姨都隨身陪伴。那陣子她膽子也特別小,怕見生人,怕見刀子,半夜裡經常從噩夢中驚醒,哭泣不已,問她怕什麼,她又什麼都不說,只有等林先生去看她時,她才會非常高興地和林先生撒嬌。林先生總是和她一起做體操,要她多鍛鍊身體,深恐她原本瘦弱的身體會因足不出戶而更加瘦弱。當林家人努力為這個殘缺的家,編織另一個新的活下去的團圓夢時,卻又因為林先生再度被拘押而破滅了。每當奐均問起爸爸為什麼不來看她了,林太太只好再編謊話說是爸爸當兵去了。

後來拗不過她的請求,林太太就帶她到軍法處去探望林先生,軍法處特地讓她們父女相見,奐均看見爸爸理個光頭,旁邊又站滿了穿制服的阿兵哥,她就深信不疑,以為爸爸真的當兵去了,每當有旁人問她爸爸的消息,她會立刻回答,爸爸當兵去了,理個光頭好好玩,還有兩個禮拜才回來。而兩個禮拜過去了,兩個月也過去了,對於奐均「爸爸當兵到底什麼時候才能回來」的問話,林太太也只能無語問蒼天

奐均的身體慢慢康復了,除了問「爸爸當兵到底什麼時候回來」之外,也開始問起阿嬤和妹妹們到哪裡去了……

我知道一定有些事情不對勁,但是我也知道不應該問太多。不過有時候實在忍不住,就問:妹妹們和阿嬤到哪裡去了?親戚們常會含糊地說些她們去某處度假等的話搪塞過去。現在,每當我想到當時的情形,便能體會到媽媽聽到這些問話的時候,是多麼傷心欲絕了。

大約過了四個月,有一天,媽媽終於把我帶到房間,告訴我妹妹們和阿嬤都已經不在了。那個下午,我哭了又哭,只是不停她哭泣,我好後悔自己從來沒有真正地珍惜跟她們在一起的時間,我多麼盼望能再有一些時間,哪怕是五分鐘也好,就只是讓我擁抱著她們,告訴她們我有多愛她們。我哭了好幾個小時,在哭過之後,我這樣對自己發誓:我永遠都不會再哭了。為了爸媽,我一定要堅強起來。那時候,我大概只有八歲多快要九歲的年紀,但我真的下定這樣的決心。

果然,有好幾年的時間,我都沒有再哭泣,我封閉起自己的心,變得更獨立,但是我的心卻開始有了仇恨與苦痛。雖然很年幼,但我的心中卻出現了復仇的念頭。有時,我躺在床上難以入眠,試著要想起那個兇手的長相,我想要記住他的臉,等到有一天我長大了,我要親手殺了他,為我的家人報仇。

得知真相的奐均,把房門關起來,躲在棉被痛哭了好久、好久,誰喊她也不理睬。這天過後,她又像沒事似的,卻絕口不提阿嬤如何如何……,妹妹如何如何……。林太太心疼她,帶她去台大醫院尋求精神科醫師的協助,但醫生們也不敢觸及她的傷痛處。表面上她雖然慢慢地恢復平常孩子該有的生活,然而,昔日那天真、活潑、毫無恐懼的笑顏如何才能找得回來呢?事件發主時,正就讀幸安國小二年級。

從一個外表文靜、乖巧,實際上卻活潑、喜歡參加各種學校活動、一見到人就禮貌地微笑的孩子,到看見陌生人就會怕,不喜歡和陌生人接觸,對人有著明顯的恐懼。無情的利刃不僅曾讓這孩于在生死存亡的邊緣掙扎,更狠狠地刺透了這孩子的心,就算是媽媽努力想要使她回復平常小孩的生活,卻還是無法進入她的內心世界。

事件發生後,奐均轉學到復興小學念三年級,但因為是唯一的目擊證人,學校方面為了保護奐均,就建議林太太幫奐均改名字,因此,奐均在復興小學所使用的名字是「林曉君」。「林曉君」在復興小學成績優異,每科都得到滿分,依學校的習慣,會將成績優異學生的照片和名字貼在公佈欄,但為了奐均的安全,也只得作罷。此外,女警二十四小時跟隨在身邊,凡事要與奐均見面、說話的人,都必須登記,而且女警每天都送奐均到校門口,林太太為了讓奐均能與一般孩子一樣,便央請女警只要將奐均送上校車即可此,但即使是如此,旁人還是無法接近奐均,使她連想要結交同年齡的玩伴都幾乎是天方夜譚,奐均的童年在血案的陰霾下再度蒙上孤獨的魅影。 暫時獲得交保治喪的林先生在五月再度被捕。一九八一年,身心遭受重創的林先生在獄中決心不讓奐均和太太繼續生活在恐懼中,不讓女兒在這染了家人鮮血的土地上面對眾人異樣的眼光,無法像平常孩子一樣生活,所以堅持要林太太帶奐均到美國去,希望奐均能在沒有包袱的新環境中長大。

當時台灣還在戒嚴時期,林太太多次申請出國都被駁回,當局通過她們母女的申請時,卻又完全沒有給她們一點準備的時間,一九八一年八月,奐均和媽媽就匆匆赴美了。而在籌劃赴美時,林家因為經歷林先生繫獄、血案發生等事件,實在沒有經濟能力出國。為此,林太太決定賣掉住在信義路的房子。然而,因為是「凶宅」的緣故,房子一直賣不出去,在長老教會兄姊奔走籌募之下,才將信義路命案現場改建為義光教會,見證了在流血之地散播上帝的愛與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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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馬英九所謂「官逼民反說」的二二八事件「新」詮釋 許維德 二二八事件:六十年前的悲劇 一場發生在六十年前美麗島上的屠殺悲劇,一場長久以來被厲行威權體制的統治者列為言論禁區、思想禁地的血腥事件,一場引發多少台灣人在異域流亡、並因此開始思考獨立建國之可能性的歷史創傷……,二二八事件,這個被李喬稱之為「台灣史上,死傷最慘最多、影響最深廣的歷史事件」,已經在跌跌撞撞中過了六十個寒暑了。在那個獨裁者高高在上的威權統治年代,二二八事件可以說是多數政治異議份子在思想上萌發反對意識的第一個起點。盡管統治者用盡一切可能的方式,要將這個屠殺事件從人民的記憶中抹去,但是,這些分屬於不同世代的異議份子,當這他們在想到自己親身經歷過的血腥殺戮的時候,當他們在想到自己上一輩的悲慘遭遇的時候,或者當他們從口傳歷史以及被禁止閱讀的書籍中認識到二二八事件之真相的時候,他們的情感沸騰了,他們的熱血澎湃了,他們將這場事件定位為所有台灣人的歷史創傷,矢志要為在該悲劇中冤死的先人平復其委屈。 他們於是在1980年代中期展開了「二二八平反運動」,要求當時執政的國民黨政府正視這個屠殺事件,要求相關學者進行各種各樣的二二八研究,同時也要求台灣人民必須共同來紀念這個被美國學者Maurice Meisner稱之為「喚起所有已成年台灣人個人悲慘經驗之象徵」的歷史事件。 1987年,陳永興、鄭南榕等人串連數十個海內外台灣人團體成立「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同年七月,台灣解嚴。1989年,全台灣第一座「二二八紀念碑」在嘉義市建立。1995年,前總統李登輝首度代表政府向所有二二八事件的受難者家屬公開道歉。同年,立法院通過「二二八事件受難者補償條例」。1996年,當時擔任台北市長的陳水扁宣佈訂定二月二十八日當天為「二二八事件紀念日」,行政院也在同年通過訂定該日為國定假日。2000年,陳水扁在總統大選中勝選,執政超過五十年的國民黨淪為台灣的在野黨……。 馬英九的二二八事件「新」論述 隨著台灣政治的逐漸邁向民主化和本土化,這個六十年前所發生的悲劇,也終於慢慢走出過去的陰霾,甚至還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一個熱門的公共議題。一方面,民間開始迸發出種種不同的反省和聲音,受難者自己或其後代所撰寫的各種文章、回憶錄都在持續增加中。另一方面,台灣學界也開始比較嚴肅地面對二二八事件這個研究題目,不論是相關的口述歷史、檔案報告、乃至學術論文或書籍,也都一直在穩定地累積中。在這種情況下,各個屬於不同黨派、不同政治立場的政治人物,也很自然地會對二二八事件提出比較有利於己方的歷史詮釋。被認為是2008年總統大選熱門人選的馬英九,當然也不會例外。 2005年八月,馬英九從連戰手中接任中國國民黨的黨主席。同年十月,馬在《中國時報》上面發表了〈紀念台灣光復一甲子〉這篇文章,認為「無論『二、二八事件』或『白色恐怖』,性質都不是台獨運動,也不是『反抗外來政權』和『族群衝突』。……所謂『反抗外來政權』的說法更是對那一個時代抗爭者非常不公平的」。 在某種程度上,馬英九這種對於二二八事件的詮釋方式,似乎和2007年一月被馬找來擔任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主委的楊渡(《中國時報》前執行副總主筆)有相當程度的異曲同工之妙。2004年,楊渡在所謂「中華基金會」的資助下,曾經製作拍攝一部名稱為「還原二二八」的紀錄片,這部紀錄片和一些相關的文字敘述,也在2005年由某家出版社出版。2006年二月,以這部紀錄片的史觀為準,楊渡在國民黨中常會上作了一次專題演講,演講的題目則繼續沿用「還原二二八」這個名稱。同年十二月,楊渡再度發表他和二二八事件相關的第二部紀錄片。這部由台北市政府文化局所委託製作的紀錄片,片名是「尋找二二八的沉默母親:林江邁」。主要內容則是透過林江邁小女兒林明珠的口述,指稱1947年二月二十七日當晚,她的母親主要是因為與買煙士兵語言溝通不良而引發彼此間的誤會,進而發生衝突。也就是說,二二八事件的本質並不是外省人欺負台灣人的省籍問題。 2007年二月二十四日,在國民黨籌辦的「二二八六十週年」系列活動中,馬英九與二二八受難者及家屬共進晚餐,並重申他對二二八是「官逼民反」而非族群衝突的見解。隔天,國民黨在台北二二八和平公園紀念碑前舉辦「二二八六十週年追思祈安儀典」,馬英九在致詞的時候又再度表示,二二八事件起因自政府取締私菸不當,是「官逼民反」,絕非族群衝突,當時也有許多台灣人與外省人互相保護的例子。只是當時政府官員大部分是外省人,人民多數是本省人,所以才產生誤解,也因此後來受到些政治操弄,「我相信善良的台灣人民都了解,這不是族群衝突,紀念二二八,一定要了解歷史上的定義!」在最近剛發表的一篇會議論文當中,政大台灣史研究所的陳翠蓮教授認為,馬英九的這個二二八新論述有兩個重點:第一,二二八事件不是族群衝突,不是反抗外來政權,不是獨立運動;第二,二二八事件是官逼民反。 以下將以這個馬英九版本的所謂「官逼民反說」當作分析主軸,看看這樣的二二八詮釋,到底隱藏了什麼樣的問題和困境。 批判之一:歷史大論述的盲點 事實上,在現實世界裡面發生的所有事件都是複雜的,很難(甚至是不可能)被歸因於某個單一的、特定的因素。或者用比較後現代的語彙來說,在這個一切都被描述為「破碎、邊緣、游離、飄泊……」的年代,我們有可能用某一種特定的論述方式來貼近所謂的「真實」嗎?種種的論述方式,無論其所著墨的重點是什麼,其終究只是眾多可能論述方式當中的一個,未曾(或者在理論上也不可能)掌握過「真實」的全貌。 在這種意義下,馬英九的這個所謂二二八事件「官逼民反說」,在本質上正是一種所謂的「歷史大論述」,企圖用簡化的方式來涵蓋所有的歷史現實。事實上,已經有太多的歷史學家指出,這種所謂的「歷史大論述」,雖然提供了一個比較容易理解歷史敘事的分析架構,但是,這種歷史書寫方式所製造出來的問題,卻往往比用這種方式所企圖解決的問題還要多得多。 面對馬英九的這個二二八論述方式,我必須指出,「官逼民反」可能是解釋二二八事件之發生原因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是,二二八事件的發生原因絕對不可能「只是」官逼民反,二二八事件也絕對不可能「只有」官逼民反這個面向。馬英九所謂他將該事件「定位」為官逼民反的說法,對本質上就必然是紛雜多因的歷史事件,顯然不夠尊重。 批判之二:官逼民反 vs. 族群衝突 陳翠蓮對馬英九之二二八新論述的分析其實相當精準。馬英九這個可以被稱之為「官逼民反說」的二二八事件新詮釋,其實重點可能不在於二二八事件的本質「是」什麼,反而在於二二八事件的本質「不是」什麼。也就是說,如果從陰謀論一點的觀點來看,馬英九的這個說法,重要的並不是「官逼民反」這個論述本身,反而,馬打算「藉由這個論述來取代或打擊其他的論述方式」,這才是他之所以會提出這個論述的最重要動機。 那麼,在馬英九的心靈深處,這個應該被取代的論述方式又是什麼呢?陳翠蓮已經清楚地指出,馬英九這個二二八新論述的第一個重點,就是「二二八事件不是族群衝突,不是反抗外來政權,不是獨立運動」。顯然地,馬英九這個對二二八事件的詮釋方式,其主要鎖定的競爭對手,正是傳統獨派人士所抱持的二二八事件「族群衝突說」。 如果我們借用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吳乃德先生在2006年二月所發表之評論 — 〈我們共同的二二八〉 — 中的話來說,台灣社會對於二二八事件的「歷史記憶」,可以約略分成兩大類型:台灣認同者的「外來政權壓迫說」以及中國認同者的「腐敗政府抗議說」。一方面,對台灣認同的抱持者而言,他們經由二二八事件所轉化出來的歷史記憶是:「外來政權的災難、菁英同胞的抗暴和悲慘的犧牲」。然而,另一方面,對中國認同的擁抱者而言,他們卻認為該事件的本質並不是民族壓迫,甚至不是省籍矛盾、族群衝突,也不是台灣人和中國人的對抗,而是「人民對腐敗政府的抗議」。 也就是說,要討論馬英九所謂「官逼民反說」的二二八詮釋方式,我們無可避免地必須將這個論述方式和傳統的「族群衝突說」作一番比較,看看這兩種說法,到底那一種說法能夠貼近更多的「真實」。(當然,誠如我在上一節的論點中所表示的,任何所謂的「歷史大論述」都是一種迷思,我們不可能藉由「一」種論述來掌握所謂的「真實」,但是,我相信在這些不同的論述方式當中,它們貼近真實的程度,確實是有所不同。否則,歷史或社會科學研究不僅成為無意義,也可能成為一種不可能的任務。) 首先,二二八事件「當然」涉及族群衝突,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被理解為一場是「族群衝突」的事件。在最近一篇題目就叫做〈二二八事件與族群問題〉的研討會論文中,台灣史學者李筱峰就抽絲剝繭地從原始史料著手,明確地指出,在國府接收台灣的1945年和二二八事件爆發的1947年之間,由於伴隨國府來台之外省官員及士兵的種種惡行惡狀、以及台灣人在各方面都遭受到嚴重的歧視等,台灣社會就已經存在著嚴重的族群問題,這其實也是二二八事件發生的遠因和背景。即使是在二二八事件當中,台灣人怒毆外省人出氣、外省軍隊報復性地屠殺台灣人等事件,也是層出不窮,證明該事件中不同族群之間確實存在著緊張的關係。 李筱峰進一步指出,「二二八事件之前存在著明顯的省籍矛盾與族群問題。二二八事件發生之中,更有著明顯的族群衝突與對立。……在族群衝突的表象背後,應該還有更深層的本質,那就是,台灣社會與中國社會的文化差異。」也就是說,在某種意義上,台灣和中國這兩個社會(或者可以說是兩個族群)在文化上所顯示出來的差異,其實正是二二八事件之所以會發生的結構性原因,所以我們才可能解釋,為什麼二二八事件爆發以後,許多憤怒的民眾會見到外省人就毆打。 再者,所謂「官逼民反」的說法,在某種程度上和「族群衝突」的說法在本質上並沒有什麼矛盾的地方。因為,當時幾乎所有統理台灣的所謂「官」,從蔣介石、陳儀以降,都是外省人(宋斐如(1903-1947)幾乎是戰後初期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高層官員中唯一的一個台灣籍人士,但是他也在二二八事件中失蹤遇害)。而當時幾乎所有反抗腐敗統治者的所謂「民」,都是台灣人。也就是說,「官逼民反」的說法,不但不應該是「族群衝突」的替代性說法,在某種意義上,甚至也還是二二八事件可以被理解為「族群衝突」的一個註腳。 最後,馬英九在論證其所謂「官逼民反」之二二八事件詮釋的時候,常常會舉一些事件發生時台灣人和外省人互相照顧的例證,用以說明該事件在本質上並非「族群衝突」。我不但不否認這些例證的存在,而且我還認為,從現有的史料來看,這種例證確實為數不少。但是,我基本上會將這些案例定位為族群衝突過程中所發生的、本質上屬於「人道救援」性質的事件。也就是說,這些案例的發生,並不盡然可以用來否證當時「族群衝突」的存在。 批判之三:官逼民未反?抹煞二二八事件的某些歷史面向 最後,馬英九這個「官逼民反」的說法,其實也未能精準地說明二二八事件中所有(甚至是多數)事件參與者的參與情況和動機。在一篇題目為〈二二八.平反 VS和解〉的政治評論中,林濁水就指出,二二八受難者基本上可以分成幾個不同的類型:一、莫名其妙被捉去槍斃的;二、推動和平改革但知道不逃會死,卻從容就義的;三、認為如此暴政,造反有理,戰死街頭的。 依照林濁水這個簡單的分類,如果說第三種二二八參與者是屬於「官逼民反」類型的話,第二種則可以說是「官逼民未反」(至少未使用暴力方式反抗)類型,第一種則幾乎和「官逼民反」完全沒什麼關係,可以說是暴政時代荒謬政權的無辜犧牲者。 事實上,有太多太多當時的台灣人精英,他們的被捕被殺,可以說是和所謂的「反抗」沒什麼直接的關聯。高等法院推事吳鴻麒、專賣局專門委員林旭屏、醫師鄭聰在遭殺害後都被棄屍在台北南港橋的橋下,宜蘭醫院院長郭章垣則在宜蘭頭城的慶元宮前被槍殺,屏東縣參議會副議長葉秋木在屏東市郵局前的三角公園被槍斃示眾,新生報印刷廠廠長林界、醫師范滄榕在高雄壽山遭彭孟緝槍殺,畫家陳澄波、三青團嘉義分團主任陳復志則是在嘉義火車站前被槍決示眾……。這些人在事件中都沒從事什麼使用武力的反抗方式,但是,他們都被當時的「官」給殺害了。 「官」逼,這是我們可以確定的事情。「民」反,卻似乎還有斟酌的餘地。 結語:走向台灣人本位的二二八史觀 如果說馬英九的所謂「官逼民反說」不能真切地反映二二八事件之本質的話,那麼,身為台灣兩千兩百萬子民的一份子,我們又應當用什麼樣的角度來理解這場台灣戰後歷史上的最大悲劇呢? 我同意吳乃德在〈我們共同的二二八〉這篇文章中所說的,二二八不是某個特定陣營之政治人物的專利,泛綠陣營可以談二二八,泛藍陣營當然也可以談二二八。只是,在談這件歷史悲劇的時候,我們必須謹記,我們念茲在茲的,絕對不應該是某個特定陣營之政治人物的利益。相反地,我們冀求的,應該是所有台灣人觀點的二二八,以台灣人為思考本位的二二八,以及能滿足台灣人歷史感情的二二八。
第 53 期

我想要這樣紀念

林世煜 政論家兼作家 幾天來一直抗拒。不要,不要從這個念頭寫起… 那天經過信義路一段,分隔島上掛著常見的公共活動廣告旗,一式左右兩幅。中文版寫著,「台北國際電玩展」;英文版是「Taipei Game Show」。心想,哪天我們可以不再到處寫「國際」兩個字,給自己看。 路過之前剛看了電影試片「竊聽風暴」。英文片名是「The Lives of Others」,德文原名也是一樣。散場時想起盧貝松的「終極殺陣」,原文片名是「Taxi」。連續幾集下來,「殺陣」和「盧貝松」兩個詞都爆紅。於是影碟出租店的網站上又看到「盧貝松之雷霆殺陣」,「盧貝松之光芒萬丈」等等中文片名…心想,哪天我們的片商才不必把「Ghost」改成「第六感生死戀」… 請容我引王鼎鈞先生的回憶錄第三冊《關山奪路》裡,一小段南京印象: 「…我們臨時住在空置不用的庫房裡,那是日本人建造的庫房。一排一排,佔了相當大的面積。這麼大一座倉庫,想必存放了很多物資,我們來時,庫房乾乾淨淨,可以說寸草不留,屋頂下孤零零拉著一根電線,稀落落掛著幾個安置電燈的螺旋窩,沒有燈泡。那時距日本投降十個月,「接收」還是熱門新聞,接收人員常常侵吞?賣敵偽物資,這些人有後台,膽子大,可以把一座一座倉庫搬空,因此京滬報紙把「接收」寫成「劫搜」。面對空空的庫房,我對這個新詞有深刻的體會。 第一件事情是買燈泡。特務長從沒見過燈泡,好歹找到電料行,店員問他「幾度」,他怔住了。幸虧店員懂得怎樣做生意,問清楚用途和使用的場所,替他作了主張。我還記得,一個燈泡的價錢是法幣兩百,很貴。 各排領到燈泡,都不知道怎樣安裝,李戩排長料到我們有困難,前來察看,他在重慶讀憲兵學校,接觸過都市文明。他親手把燈泡裝上去,倉庫的屋頂高,他的身材又矮,我們出去到處找凳子,好不容易弄到一把椅子。 他吩附我們不要去碰那些燈泡,「觸了電,就像天打雷劈!」他的聲調很誇張。以後一連多天,電燈晝夜亮著,沒有人知道怎樣把它關上,連長和值星排長偶然來過,都沒有對電燈表示任何意見。」 三十年前初解世事,聽說了雨傘扁擔挑著鍋碗瓢盆,和強搶燈泡水龍頭到處亂插的故事。十多年前,威權瓦解,目睹了陳澄波、吳鴻麒和盧炳欽等人遇難後的遺照和血衣。我們談論悲情,談論忘記悲情或走出悲情。目睹或參與二二八事件的前前世代,已是暮年,那年出生的兄姊,也六十歲了。今年,大家都談轉型正義。我卻被兩幅廣告旗子和一部電影片名卡住。 「轉型正義」這個詞才流行幾年,捧在手上,就已覺得被耗損得輕些薄些了,何況二二八。十多年來遍歷政客和媒體的輕薄,那幾張經常曝光的屍體和血衣的照片,彷彿失去了呼喊雄辯震天撼地的力道。有幾分像當年反共抗俄的標語,佈滿大街小巷,成了趁著人來人往,靜悄悄的背景。 不要,我不要那樣,我不要變成口號、標語、政治人物的口惠─lip service。三十年前初識二二八,熱血的年輕心靈斬釘截鐵的將它定性為「野蠻與文明的撞擊」,三十年之後初老的千頭萬緒,談起「轉型正義」,談起自由化、本土化、民主化、與現代化的長路漫漫,不禁有些黯然。野蠻嗎,是的;文明嗎,似乎往沈淪的方向落去呢! 半個多世紀威權統治期間的屠殺流亡和鎮壓與綑綁,讓我們倒退了多少,扭曲到怎樣的地步?上網翻看受難前輩的名錄,那些位學者、醫者、律師、教師、作家、畫家、學生、青年…他們曾經是文明的標竿,是我國邁向現代社會初期的典範;如果他們有知,如果他們今天魂魄飄飄,回到故里,探進客廳,站在我們背後,看我們端著飯碗,嘴開開瞪著電視新聞裡活生生的醜劇… 我隱約明白自己為什麼纏著廣告旗的字眼和翻譯的電影片名不放了。六十年了,無論是電視新聞裡聲嘶力竭的活劇,或坐在電視前面長噓短歎捶胸頓足,我們並不能令我們受難的前輩引以為傲。我們喊著轉型正義的口號,政客指天誓日的說紀念活動要持續一整年…但願這樣說說,就等於重新邁出當年因為受難而停滯的腳步〔何意?〕,但願這樣說說,我們就會變得更好,只是不免令人懷疑。轉型很困難,黨產收不回,正名推不動,憲法很難改,連原兇都不能提。想起卡爾帕柏「細部社會工程─piecemeal social engineering」的概念,那麼,我們總可以想辦法「轉性」吧。很存在主義式的,一點一點改掉那些彷彿很瑣碎的積習,說不定我們就會漸漸尊重自己。 譬如我那個走在馬路上常不由自主浮現的念頭。我們不是推動役齡青年改服社會役嗎,那麼可不可以安排青年來改善交通倫理呢。他們站在街頭,把那些不禮讓行人的,在十字路口上下客的,蛇行的,亂按喇叭的車攔下來;也請他們搭乘公車和電車,勸那些聲若洪鐘旁若無人講手機的「巴士大叔」安靜下來。 青年也可以在大街小巷走動,請那些在鐵捲門上大書「嚴禁停車,違者送警」的人家,好歹改用客氣些的字眼,畢竟已經是民主時代了嘛。對於官方單位張掛的佈告也一樣,我們可愛的社會役青年,可以懇救長官,把所有的「嚴禁」和「禁止」,都改為「請勿」。如果不太勞動他們的話,我也好想請他們到各自「管區」的公共廁所走走,把小便池前面那些「請靠近我一點」之類的告示牌拆掉。標語是沒人理會的廢話,徒然污染視覺啊。 我真覺得紀念二二八事件六十周年,和推動轉型正義的社會工程,其實大有可為。我們可以全力推動國際化,譬如和善的對待國內人數最多的「外國人」,不,「國際人士」,也就是外籍配偶、外籍媽媽、家務助理、看護婦、和勞動工人。我們也可以拒絕塞紅包給一些行徑惡劣的外國領袖,平白讓他們中飽私囊,不但沒能援助受苦的人,反倒壞了自己的名聲。 我們可以多向偶遇的陌生人微笑,多說謝謝或對不起;我們可以不再在風景區或路邊的山坡丟垃圾,我們可以學習愛護公共資源,多關心公共事務。我們可以少看一點電視,並且不再把票投給黑金角頭。我們可以各自想出一百種有創意的方法,讓自己更美好更快樂,並且向一百個人宣揚文明的福音。我們可以少砍樹、少開路,少一點僚氣,少一點官樣文章,少炒一點短線,多讀一點書。我們可以多聽不一樣的聲音,不因為不能立即兌換成選票,就不理會更根本更長遠的社經文化工程。 六十年了,我們可能越來越奈何不了中國,越來越不能節制媒體和政客,財閥和角頭,但我們可以改變自己,可以鼓舞身邊的人。越來越多更優秀的人,總能動員足夠的力量,重新撐起這個國家,完成轉型大業吧。 我想著要這樣來紀念六十年間,為我受難的前輩。
第 53 期

台美人紀念二二八「為台灣而跑」

王震昭 《台灣公論報》總編輯報導 紀念二二八事件六十週年,台美人今年以非常特殊的方式舉行紀念活動,全美超過三十個台灣社團組織共同發起「為台灣而跑」(March for Taiwan)活動,顯得特別有意義。 這項紀念二二八事件六十週年籌備會總召集人為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美國本部中央委員楊明昊醫師,由卅幾個台美人社團支持合辦,包括台灣人公共事務會、北美台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北美洲台灣婦女會、全美台灣同鄉會及各地區分會、世界台灣同鄉聯合會、世界台灣人大會、世界台灣客家聯合會、台灣生物科技學會、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美國本部、陳文成基金會、王康陸基金會、聰美基金會等、北美洲台灣人權會等。 此外,台南市市議員王定宇與年近七十有「台灣阿甘」之稱,來自美濃的劉金城老先生,也遠從台灣來參加這個活動,已有33年長跑經驗的劉老先生並全程參與慢跑活動。曾獲亞運三項金牌,現居波士頓的李秋霞女士也前來參與。 活動從二月二十四日開始,中午十二時在賓州費城美國憲法中心的Kirby Auditorium,近四百位來自美東各地的台美人以演講及音樂會,為「228六十週年紀念會」揭開序幕。 節目由畢業於西點軍校的第二代台美人Dean Chang 主持。節目開始,由來自紐澤西的「拾音合唱團」演唱了美國國歌與「台灣翠青」,接著由紐澤西New Brunswick台美長老教會牧師董俊蘭帶領與會者為228死難者祈禱,並為台灣祈福。 大會邀請了兩位講者為與會者演講。3F(Formosans’ Free Formosa)創始人,費城三傑之一的名政治評論家盧主義回顧了二二八事件的經過,並提醒大家中國軍力不斷擴張,並以一千枚飛彈對準台灣,台灣人正面臨另一場被中國軍隊屠殺的威脅。他表示,台灣泛藍政治、媒體勢力的聯中促統以及民進黨對中國開放觀光與投資都對台灣的安全構成威脅。更重要的是,美國目前忙於處理中東問題,對於台海現狀不斷對中傾斜顯然無暇照顧。 盧主義表示,國民黨領導人喜歡說「忘掉過去向前看」,許多台灣人也相信「可以原諒,但不能忘記」,但中國國民黨迄今未對228及隨後的白色恐怖認錯及道歉,台灣人「不應忘記,也不應原諒」。他表示,中國國民黨一再把228當作「族群衝突」來操弄,並一再要台灣人必須忘掉228,族群才有可能融合的說法是不對的。他說,228的本質其實是民主價值與腐敗專制政權之間的衝突。盧主義表示,當今的台灣人應為當年的228英雄,如王添燈及湯德昌等人所展現的勇氣所鼓舞,團結並為台灣奮鬥。他並在結論中表示,最適當的紀念228的方式是保衛台灣的獨立與民主,以保證像228這樣的災難不再重演。第二位講者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教授Arthur Waldron曾在台灣居住過數年,因而與台灣結緣。他表示,他在天安門事件時在中國親眼看到中國人如何對待自己同胞,他認為,二二八事件中中國人對待台灣人與他們對待中國人並無二致。他提醒台灣人,不要像228時期的台灣人一樣的相信中國,也不應該天真的認為中國會有所改變。他建議,台美人應該“speak out”,應透過各種途徑教育美國人,讓美國人了解台灣的歷史及現狀,才能幫助台灣。 會後,與會台美人在召集人楊明昊領軍之下冒著寒風,由憲法中心遊行到費城美術館,一路高喊“Recognize TAIWAN”口號,長達數百呎的遊行隊伍,加上鮮明的綠色台灣旗幟,吸引不少過往路人及車輛的注目。在遊行隊伍解散之後,跑者繼續遶行市區,到晚上七時許才結束遊行。 廿五日上午8 點,長跑隊伍從德拉瓦州的Claymont沿13 號公路直跑到威明頓市,並於11點在Tubman-Garrett Riverfront Park 舉行「228-60週年紀念會」儀式後,再上征途,當日下午二時以後,威明頓市開始下雪,跑者無畏風雪,繼續往前邁進。 慢跑隊伍將於廿六日行經馬利蘭州巴爾地摩市,當地同鄉也將配合活動舉辦228紀念儀式。隊伍將於二月二十八日抵達終點站──華盛頓DC的白宮及國會山莊,並將於當天下午二時在國會山莊舉行大型228紀念會活動。 這場紀念228的「為台灣而跑」活動歷時五天,旅程近一百五十英哩,是近年來跨越最多美國城市、活動時間最長的一次。不僅表達了台美人紀念二二八、要求還給二二八真相的轉型正義,讓台灣步上正常國家之路的嚴肅心願,更向台灣國內同胞展現台美人熱愛母親台灣的胸懷。 *本文原載於《台灣公論報》,2149期,2007年3月2日。
第 53 期

丁亥年隨筆

邱偉欣 中研院植微所博士後研究員 親愛的朋友,請你告訴我;你的生命,尊嚴,財產,應該被誰決定? 上個世紀人類的歷史裡,有許多令人恐懼的記憶。 在一次大戰之後,頃頹的德國中崛起的希特勒,給德國和全球帶來的災難,至今仍為人們深所警惕;人們不希望納粹國家主義和希特勒般的獨裁者再捲土重來。大部分的德國人(極右派例外)視納粹時期的德國為一恥辱、傷痕,難以啟齒的歷史記憶。希特勒以其個人手段和意志催生了納粹德國;然後一整個的德國,集體的歇斯底里似的,要完成希特勒的個人意志,如同他在紐輪堡向德國青年演說:「德國青年要整裝肅容;如獵犬般敏捷,如皮革般強韌,如克魯伯鋼鐵般堅硬」;接著德國一整個的就瘋了的跟著希特勒前進。 如今,生活在自由世界中的大部分人的價值判準都清楚的判斷出,希特勒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獨裁者;獨裁者的個人意志凌駕一切,可以任意修改法律,制定法律,奪人性命,甚至,最嚴重的,侵害人權。 自由世界裡,人們所思所想的,都不希望再有一個獨裁者出現;因為獨裁者的出現,個人的生命,尊嚴,財產將會被獨裁者的意志所決定,自由將被奴役所取代。自由世界的人們,通過對歷史的檢視和反省,否定了獨裁者被刻意塑造的偉大形象;人權才是唯一的價值判準。然則,對一個升斗小民談人權太遙遠,那麼就說;一個人的生命,尊嚴,財產,不是他人所可以任意決定的;一個人應該能,也必須可以,無所畏懼的擁有他的生命,尊嚴和財產! 上個世紀台灣的歷史裡,ㄧ樣存在著令人恐懼的記憶。一甲子前的丁亥年,這塊土地上發生了令人傷痛的228事件。這個事件中,究竟它的原因為何,誰該負責,至今國內仍然爭執不休。推究其原因,乃因過去一甲子以來,從228事件至白色恐怖時代,台灣人民一直活在某個個人的意志之下;於是,一整個的台灣,集體歇斯底里似的,要去完成這個人的意志—所謂的將台灣做為三民主義的模範省,反攻大陸。他的個人意志,使得228事件乃至白色恐怖的歷史,真相被刻意隱藏;真相一但被隱藏,人們就無由從歷史中得到教訓和反省;真相一但被隱藏,謊言便可能被當成真理,史實更苦無昭雪的那一天。 因為缺乏對歷史的認識和反省,台灣整體的價值觀(或說意識形態)一直處於貧病的狀態;有多少人仍然以為只求溫飽,只要拼經濟就好呢? 十九世紀的英國哲學家約翰彌爾說: 「國家的價值,就長期而言,就是構成國家之個人價值。」;在獨裁者長期統御下的廣大台灣百姓除了埋首拼經濟以外,無能(也不敢)做其它的事情,這樣建立起來的個人價值怎能不是貧病的呢?這樣建立起來的國家,又能有什麼樣的價值呢? 回首一甲子前的丁亥年,那令人傷痛的228事件;它既非因查緝私煙事件所導致的,也不是一個種族衝突事件;已知的史料再再顯示,228事件乃是「國家機器服從個人意志進而侵害人民的生命,尊嚴和財產(侵害人權)的慘劇」。而這個使國家機器屈從於其意志之下的個人,在當時的時空下,自然是蔣介石了。 獨裁者蔣介石驅使他的國家機器,屠殺了許多台灣人民,但,這不是重點。焦點不該被放在誰屠殺了誰,誰又被屠殺。歷史並非教會人們記取仇恨;從228事件乃至白色恐怖,這些令人恐懼的記憶昭示著:侵害人權是錯誤的,而我們應避免這種事情的再發生;唯有避免獨裁政客的再出現,自由和人權才得以保障。 “人”是基本的價值,侵害”人”的基本價值的事件,不容許用任何藉口合理化它。 歷史應該做為一面鏡子,從中檢視、省思人的價值;誠然,反省之前要先釐清歷史真相;而不是一句”原諒吧”,”向前看”,”拼經濟”,就把一切都抹去,這樣的話,恐怕連人的價值也將會被抹去! 對於228乃至白色恐怖等歷史事件的認識,均與經濟議題無直接相關;而是更深刻的,台灣價值的重塑。走過一甲子,對228事件的省思,不應只是一廂情願的期盼一個和平的未來,更應該從中建立起以人為尊,鞏固人權的價值觀。 親愛的朋友,你已經準備好,決定自己的生命,掌握自己的尊嚴和財產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