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鴻鈞
各章大綱
以下分四章說明本文兩個重點：A、鍾肇政對於台灣文學的定位一直是抱持獨立自主的認定，他並不選擇台灣文學要成為中國文學的一支。B、說明鍾肇政對台灣文學的啟蒙過程與追求的堅定，敘述在「省籍」壓迫下的鍾肇政對「台灣文學」四個字的鄉愁。
第一：鎖定1965年代與外省籍文人的來往，考察鍾肇政的省籍意識，及其界定，其強度是一種疾惡如仇的意識型態。這是其一切行為的基礎與特色之一。
第二：來自於官方的中國文學論述與鍾肇政台灣文學論述的比較，進一步的瞭解鍾肇政的心靈世界在「台灣文學的定位上」選擇獨立自主的方向。
第三：說明日據時代作家及戰後第二代作家對「台灣文學」的認知狀態，凸顯鍾肇政對於「台灣文學」認定上的差異比較。這中間的分野，「省籍情結」佔有特別的意義。以此觀察出鍾肇政在國家與文學上並非「自然」的認同什麼。而「認同」對他而言，是一個值得判斷、思考的「主題」，但並非「問題」。他很清楚「台灣人」認同在政治性與文學性的區別。
第四：闡述其「台灣文學」意識發展的過程。鍾肇政在台灣文壇被外省人霸佔的情況，變成了退稿專家，「台灣文學」追求不得，荒涼，被壓抑，被歧視，鍾肇政要經過了三十年以上的努力與煎熬，才得以稍稍抒解「鄉愁」。
在展開敘述之前，仍必須聲明，「台灣人」「外省人」的分類二分法充斥本文，但是這是「前獨立國家時期」下的習慣用語，且論點多應用在舊時的戒嚴時空。在沒有新的命名與共識前，當然仍要避免傷害不同族群的「台灣人」彼此間的感情，不過「台灣文學」的解釋權仍舊是嚴肅的主題，不容任何台灣人、中國人以無意義的字眼「寬大廣大」予以「台灣文學」精神與傳統的傷害與扭曲。
一：1965年代鍾肇政的省籍意識
林海音被歸類於中國人
在1987年，鍾肇政仍舊認定林海音是台灣文學之寶。這是由於1950年代末期，唯有其主持的聯副，在自由中國文壇上，給予鍾肇政等台灣作家較多的發表機會，特別是鍾理和。不過假如其中有同情味才給予刊登的話，鍾肇政是不會領情的，他認為自己並不比聯副的許多外省作家差。事實上，相較於林海音自己的女作家圈子，給予這些「渺小」的省籍作家，多少同情與關愛？鍾肇政是頗覺得疑慮的，像鍾理和死後，《笠山農場》才得以受「垂憐」而刊載於聯副，使得今日的鍾肇政，還很覺得為鍾理和抱屈，該算絲絲的對林海音的不滿，又有點自覺情緒化的無奈心情。
在1964年底鍾肇政詢問林海音《台灣作家叢書》出版的可能。林海音回答說「我知道你一向是個台灣文學主義者」，林海音
也未說不肯幫忙，而是說明這樣的書很難出版的客觀情況。又說「既然如此的『台灣』，是否應當有本省籍出版商來熱心，才更有味兒呢？」語意上，不無趁機又對這個「如此台灣」的鍾肇政，再下一分「規勸」之意。
1957年，鍾肇政辦《文友通訊》，不知何故，林海音竟能看過這些東西。使得鍾肇政對於拿給林海音看的文友通訊成員，非常不以為然，覺得文友多事。《文友通訊》是伙伴的東西呢！是強調台籍作家自己「圈內」的活動！「台灣文學之寶」林海音，鍾肇政真正的意思還是指其為台灣文學的「圈外」人士啊！雖然，鍾肇政於1958年刊登於林海音主編的聯副，有兩篇〈文友書簡〉，其中鍾肇政多次提及了「台灣文學」，或許會令人認為林海音此時是不排斥「台灣文學」四個字的。而後來林海音也於《文星》等雜誌推介過省籍作家，也幫忙美國新聞處與台灣人牽線，推介台灣人作品予以翻譯成英文。（筆者推測，這正是林海音日後在聯副下台的原因，與美國人走太近了，美國新聞處當然負有情報任務的。1963年4月23日林海音採刊諷刺詩〈故事〉，得到的指控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林海音早被情治系統盯上了。）
1964年林海音稱鍾肇政是「台灣文學主義者」，這讓鍾肇政於1980年代在文章中，表達受到譏笑，至今難忘，可謂是傷害了鍾肇政對「台灣文學」的鄉愁依戀。復加鍾肇政又感到過往的志向如此純潔與執拗而自傲。或許從〈文友書簡〉中的一段話「台灣文學，恕我用這我所杜撰的，尚不為任何人所認可的名詞」可以略知鍾肇政當時孤臣孽子般的心情。1964年林海音批下「主義」兩字未免讓鍾肇政太沈重了。事實上，黃娟告訴筆者，在1962年左右多次私下聽及林海音談到鍾肇政過份標舉「台灣文學」，言下之意不無鍾肇政太區分省籍地域。鍾肇政當然也是知道林海音是不以為然的，或許鍾肇政尚對林海音還抱有一絲絲同鄉情誼，再加上自己客家硬殼的反骨「人家越不聽，你越是堅持自己的志向」，繼續向林海音鼓吹「台灣文學」四個字，終於惹來「台灣文學主義者」的譏笑。而當在繼續鼓吹時，鍾肇政心裡還是「在偷偷地笑，並告訴自己：台灣文學有什麼不好？台灣文學主義者有什麼不對？」或者林海音對其也有恐惹分離意識的警告呢？鍾肇政也是有如此善意的解答。但不免也是受冷水一盆的感受吧！
在1960年林海音偕同夫婿參加文心的婚宴，自覺未受到在座省籍作家歡迎，深感氣氛尷尬，尤其台籍作家大談日語的情況為然。其自認自己極能談的，而責怪是因為地域觀念作祟，或想到是因為她有個外省丈夫？那麼這是說，鍾肇政這批省籍作家是有地域性狹隘的排他觀念嗎？
這種省籍的鴻溝，格格不入的原因，以今日來分析，就是同民族之內所發生的殖民現像所造成，這段歷史，鍾肇政是身在其中的。在往後的日子裡，鍾肇政與林海音越相熟悉，也越視之為完全就是祖國來的人，同是客家鄉親的基本情誼，彼此早就淡如輕煙了。
林海音被排除於《台灣作家叢書》外
1965年，鍾肇政終於編輯了《本省籍作家作品選集》（原計畫名為《台灣作家叢書》，「台灣」不見了，連「叢書」也改為「選集」。為避免「台叢」被認為係「台獨」之敏感性。）表面上冠冕堂皇是為了展現本省人在光復二十週年受祖國慨然相助的成果，台灣人從精神上回到祖國懷抱，將來光復大陸，這支台灣筆隊必能發揮壯大的貢獻。究其實是鍾肇政對外省人的示威吧。而林海音之不被考慮其中，那是極端自然的。在《本省籍作家作品選集》第六輯編輯的話有謂：
收在本輯的都是女作家，但省籍女作家自然不祇這幾位，在本叢書裏的第五、七輯裏也都有。在我國文壇上，前些年有陰盛陽衰之說，不過在本省文壇，有個時期情形卻恰恰相反，在光復後第一代作家們正在獨撐本省文壇之際，女性作家竟一位也沒有，直到黃娟於民國五十年崛起，才有了萬綠叢中一點紅之概。不過這種情形早已過去，目前的女作家可以說人材蔚起，洋洋大觀了。
也許有人要對上面的說法表示異議，並舉出林海音為證。不錯，林海音也是本省籍，苗栗縣頭份人，她不但是本省文壇之寶，亦是我國文壇之寶，她之享有盛名，可說與自由中國文壇同其歷史，不待編者詞費。但是，她的文學造詣是在大陸上培養的，而且在大陸時即已成名。她表示參加本叢書與否都無所謂，而我們也覺得留下篇幅介紹更需要介紹的人，似乎更具意義，也就沒有請她提出作品來參加。多年來她除了努力地寫了不少傑作以外，提攜後進更不遺餘力。當本省文壇在萌芽時期，她辛勤地培植灌溉，光復後第一代作家差不多都受過她的扶持與獎掖，她的眼光與魄力，實在了不得，其功績更在台灣文學史上佔有崇高的一頁。本叢書的編輯工作得力於她的地方也著實不少，這兒一併表示編者個人的深摰謝忱。
鍾肇政的意思是非常明白的。林海音雖然說參加本叢書與否無所謂，鍾肇政當然知道這是文人謙虛之詞罷了。但也就自然的順應此調。
還有更明顯的省籍意識可觀察鍾肇政編輯另一套叢書，《台灣青年文學叢書》十冊中被「硬塞」了兩位嫁給外省人的作家。鍾肇政對她們就是覺得格格不入。我不知道他們往後實際的交往上發生什麼事情，不過我覺得會講出「多一隻腳，有什麼了不起」等話語，可以讓我們知道鍾肇政對於祖國來的人的反感，連帶對嫁給祖國來的人也無法接受。我們要認識其對於「台灣文學」的認定與界定，這樣的情況是不能忽略的。甚至，在1960年代對某人也有張科羅、支那人、四腳、狗去豬來、阿山仔的講法與認定，且這種講法一直延續到今日鍾肇政的內心。這是光復後在二二八事件期間，普遍報導於報章雜誌的反岐視與仇恨心理，並且還被注入這個時代的台灣人血液裡。
因此，我也明白了。1960年代，雖然也有幾位善意的外省人，參與《台灣文藝》也好，幫忙鍾肇政修改《流雲》的作品，甚至也有外省人編輯自己講出「今後中國文壇應由青年作家和省籍作家共同擔負，那些老牌作家們應個個自殺以謝天下」。鍾肇政也必須對他們存有戒心，若說是省籍意識造成，該進一步的說明這中間有個害怕被告密的，存在於省籍間的不信任感。也就是說台灣人要吐露心底的聲音，就像不斷強調「台灣」兩字，不加任何修飾，其危險不言可喻，輕者惹來譏笑、被視為狹隘，重則「分離意識」加身，也就是「台獨」也就是叛國，要判死刑。這般省籍鴻溝，對於瞭解鍾肇政深層心裡是很重要的。而相對的，鍾肇政面對的是台灣作家，那就是伙伴囉，主動報以熱切親密的態度，相去不可以道里計。
以上，其實皆並非私人的問題，但會產生私人情誼的鴻溝，台灣第二代作家與外省人的交遊或許很少有此情況吧！又或許第二代作家在當時也視鍾肇政為代表的第一代作家的狹隘固化嗎？尤其是面對台灣文學之寶——林海音的例子，恩怨情仇態度上的差異，在當時只有第一代作家自己才能理解，或者就指明說是像葉石濤這樣典型的台灣文學的鄉愁者作家，彼此才能理解吧。果然，1999年國民黨與長年打壓台灣文學的媒體主辦的「台灣文學經典」事件，就有原是民進黨文宣部主任的陳芳明竟也說出「台灣文學不應排他」以表示「寬容」主張，似不尊重「台灣文學」原有的精神傳統、模糊了這次事件本身荒謬，為何他不處理台灣人、台灣教授、台灣社會仍處於「後殖民時期」，仍須大大的「去殖民去異化」呢？不問問《濁流三部曲》《台灣人三部曲》《寒夜三部曲》《怒濤》《埋冤一九四七埋冤》的台灣古典文學地位，斤斤計較於張愛玲不知為何方人物，實有失學者風範，或一時失言也算是人之常情，否則2000年5月10日陳芳明在蕃薯藤論壇發表〈歷史解釋權的復歸〉，對於故宮與國史館「改朝換代」怎麼會一反文學經典事件，說「長期存在於學界的偏頗心態，可能到了需要調整的時候。」何況並非將張愛玲納入台灣文學就叫寬容吧，鄙文認為應將張愛玲納入世界文學的領域才見寬大，這或許就是目前流行的「後現代」理論吧？此事件令人遺憾，台灣文學雖已可發出獨立自主的聲明，但是此時此地，仍須對「搶奪」台灣文學解釋權，與對「台灣文學」的狹隘指控予以嚴正駁斥。
鍾肇政與存有善意的外省人交往尚得小心翼翼、不得交心，對於霸佔文壇、反共歌功頌德作家、軍中作家，就有「就是因為這些外省人編輯、阿山編輯，所以中國文學才這樣落後」的說法，語意上不無為台灣文學、台灣人出一口悶氣的意思。因此鍾肇政對中國人的看法，是需要我們進一步的想像。並不如一般所認為，他很「自然的」毫不疑慮的就說自己是中國人，或者「自然的」認定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支。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