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吳大使、Waldron教授、在座各位貴賓，大家好。首先感謝主辦單位的邀請，也讓我可以事先拜讀林霨教授的這篇文章。其實聆聽過林霨教授的報告和吳釗燮大使的補充之後，我能提出不同看法的意見並不多，由於時間和篇幅有限的關係，可能有很多議題在林霨教授的文章中沒有被特別提到，也沒有辦法進一步衍伸和討論，所以我就利用這個機會來做一些補充。
在不久以前，有一位AIT的官員私下問我一個問題，過去幾年來美、台關係的最大轉變是什麼？我回答說：不是政策，不是人事，甚至不是軍力，我說是一個“Paradigm shift”。換言之，美台關係、甚至是美國與台灣這個國家的關係，最大的轉變是“Paradigm shift”，也就是「典範的轉變」，無論是看事情的方式、處理的方法、思考的邏輯，都在改變。從台灣的角度來說，就是“mentality shift”（心態的改變），也就是腦袋裡面裝的東西已經不一樣了。可能他不清楚我的意思，所以我就進一步補充說，如果四、五年前你問所有的台灣人，在台灣的對外關係當中，哪一個是對台灣最重要的國家，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會說是「美國」，可是四、五年後的今天你再問同樣的問題，即便是獨派的或是綠營的人士，大家的答案是「中國」，中國是台灣必須去面對的國家。今天研討會的主題是「中國崛起與亞太區域安全」，如果題目改成「美國重返亞洲政策與亞太區域安全」，這個“mentality”會不一樣。換句話說，中國崛起或是中國客觀存在的現實，已經衝擊到所有相關國家看問題的方式和角度，那麼我們能怪台灣用這種角度去思考這個問題嗎？
第二個我要丟出來的問題是，在林霨教授的論文裡面，美國的對台政策提到很多觀點，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是，為什麼這一、兩年突然之間會發生轉變。2010年之後美國的對台政策突然發生轉變，尤其是美台關係有很不錯的進展，他認為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是台灣國內政治的關係，台灣變得更民主、更自由了，似乎是貝德（Jeffrey A. Bader）來到台灣之後才發現台灣變得更民主、更自由，坎貝爾（Kurt Campbell）來到台灣之後才發現台灣變得更民主、更自由。不是的，台灣從2000年政黨輪替之後，自由民主已經成為一個“way of life”（生活的一部份）。所以如果把美國對台政策的因素，完全歸納成是因為台灣民主政治的轉變或是台灣國內政治的轉變，我覺得稍嫌過於簡化。其實我覺得最重要的是，美國對台政策的轉變，是美國自己亞太政策轉變之下的產物。所以當美國總統歐巴馬說要“return to Asia”（重返亞洲），這時候台灣的重要性才會凸顯出來。簡單來講，當歐巴馬說要「重返亞洲」的時候，其實美國有一陣子是“return from Asia”（從亞洲離開）；他們現在是“back to Asia”（回來亞洲），證明以前是“gone away from Asia”（離開亞洲）。因此，雖然台灣的國內政治是影響到美國的對台政策沒錯，但是我覺得還有一塊，可能是因為篇幅的限制，所以林霨教授沒有特別提的，到底在美國的亞洲政策甚至是全球“grand strategy”（大戰略）之下，台灣被擺放的“perspective”（展望）是什麼？有時候台灣的國內政治不完全是可以影響美國的政策，反而是美國的政策影響到台灣的政策。這一點包括我們吳釗燮大使剛剛也提到，甚至陳博志博士也都提到，美國是逼台灣去跟中國“engage”（交往），包括三通和政治對話的問題。換句話說，“U. S. Asia policy is a function of Taiwan’s domestic politics. Yes, but on the other hand, Taiwan’s cross strait policy is a function of U. S. Taiwan policy and U. S. Asia policy. ”所以是互相影響的，換句話說，台灣不必為了美國的重返亞洲或來去亞洲背負所有的責任，可是台灣必須面對美國在亞太區域的新布局。
另外一個議題是，中國如何看待中國崛起的這一塊。其實從某個角度來看，中國的崛起是美國所促成的，甚至迄今為止，美國仍然一再在講，美國“welcome China’s peaceful rise”。這句話當然是公開的政策性語言沒錯，但重點是美國在過去還沒有“return to Asia”之前的實際作為，是不是真的在“encourage”甚至是在“help China’s rise”？剛剛王塗發教授也批評說，台灣在某個角度是在幫助中國的崛起，而這頭獅子養大之後可能會過頭來咬到台灣。可是更大的問題是，美國有沒有在“build up China’s military strength by engaging China in some way”（在與中國交往的某些過程中，增強了中國軍事力量）？尤其是在經貿或是科技等方面的合作。當然我們不可能去“contain”（圍堵）中國的崛起，可是在腳步上我們是不是幫中國在“speed up”（加快）他們崛起的速度。這也是一個值得令人省思的問題。
我很同意林霨教授剛才所提到的一點，就是「時間可能站在我們這一邊」。可是如果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什麼都不做，我會擔心時間可能不會站在台灣這一邊。舉個最明顯的例子，台灣媒體的環境比起四、五年前，真的出現一些很細膩的變化，這些細膩的變化影響到剛剛我所提到的“mentality shift”，就是我們對中國的態度與思考方式的轉變。台灣現在的很多媒體雖然敢批評馬政府，但是可能不太願意去批評中國政府，其中涉及很多原因。所以我們提到民主、自由是我們台灣很重要的“assets”（資產），所謂“democracy and freedom is very important assets to Taiwan”，但是on the other hand，“democracy is very frangible to an authority regime the next door”。也就是說，台灣做為一個民主國家，相較於隔壁一個很大的威權國家是很脆弱的。這也是很多人以及包括之前在媒體上不斷出現的說法，中國現在根本已經不需要打台灣，而是用“buy Taiwn”（買台灣）的方式。從購買台灣的媒體，來影響台灣的民意走向、影響台灣商人的國家認同，甚至影響到我們軍事戰備上的情況，這就是很重要的“implication”。不過幸好台灣的政治發展不完全是依照中國乃至於美國所期待的方向來走。在此我要提出一些最近的民意調查，我認為這是中國和美國都要面對的兩個很重要的事實，一個是“democracy”（民主），另一個是“national idendity”（國家認同），這兩個問題也是所有周邊國家所要面對的。如果我們認為台灣還是一個民主國家的話，那麼一個很重要的現實必須去面對，那就是「政黨輪替」一定是常態，只是早晚的問題。更坦白來講，民進黨終有一天會重新執政的，即便美國想要用各種方法來“disturb”（干擾）或“intervene”（介入）台灣的民主政治，但是民進黨是有可能會重新執政的。換句話說，民進黨這個因素是不可能丟在一邊置之不理的。
第二個是所謂“national idendity”（國家認同）的問題。最近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對於國家認同的發展趨勢令人感到非常有趣。在2008年之後，認同自己是台灣人的比例是增加的，從48%增加到53.7%；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比例微幅下降；而最大的改變是認同自己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的這一塊，從43%降到39.6%。這是很奇怪的現象，2008年是馬英九開始執政，也是兩岸經貿交流最快速的時候，台灣人認同的比例卻增加，認為自己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的比例反而減少，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比例只有很少的3%，為什麼？我認為有幾個因素使然。其中一個因素是中國崛起之後，對台灣的國際打壓只會增加、不會減少，最明顯的例子是最近奧運的事情，還有台灣加入國際組織的問題。第二個因素是台灣內部的政治問題，因為民主的常態化會強化民主的概念和自我認同的概念。現在台灣有一個共識，那就是台灣的未來要由2,300萬的台灣人來決定，這是超過八成以上台灣人的共識，所以國家認同的範圍就很清楚的呈現出來了。第三個是馬英九的因素，換句話說，馬英九過度頃中和加快靠向中國的速度，使台灣人民感到焦慮。本來人民是不需要面對選擇，但是現在馬英九卻逼台灣人選擇要做台灣人或是中國人，受到這種逼迫，台灣人認同就會增加。所以是很多因素造成台灣“national idendity”（國家認同）的比例增加。
可是回到問題的重點，美國的亞洲政策甚至是更“specific”（特定化）。美國的對台政策從1972年一直到現在，從來沒有把「民主」和「國家認同」這兩個因素考慮進去。美國從1970年代以來，一直奉行「三個公報、一個台灣關係法和六大保證」等等的相關政策，現在美國一天到晚掛在嘴上的「三公報、一法律」，制定的時機和內容通通沒有把這兩項因素“factor in”（納入）美國的對台政策裡面。當他們開始在講「三公報、一法律」的時候，那個時候台灣並不是民主國家。更重要的是，1972年講的「海峽兩岸的中國人都認為………」，當時台灣內部多數可能認為自己是「中國人」沒錯，但是二、三十年之後，「台灣人」的概念已經出現了，所以我必須坦率地講，不管喜歡與否，「民主」和「台灣認同」這兩個因素，已經嚴重地衝擊、挑戰或至少“erode”（磨損）了美、中「三公報、一法律」這些重要政治現實的基礎。
剛剛林霨教授也特別提到，民主是台灣很重要的資產，美國應當感受到這個事實，可是很坦率的講，無論是美國或是日本的戰略思考，可能還沒有把這兩個因素完全放進來。這種情況要怎麼辦？這不只是台灣要面對的問題，可能也是美國要面對的問題，就好像剛才林霨教授講的，美國可能無法接受台灣追求「法理獨立」（de jure independence），但美國或許會認為台灣的「事實獨立」（de facto independence）是符合她的利益所在。所以要如何從中找出美國和台灣之間的共同利益，是非常重要的課題。
不過最後一點我還是要強調，有一位日本朋友曾經問我一個問題，台灣如何看待美台、美日、中台、中日等這些國家之間的雙邊關係有何異同，我的回答在這兩天剛好可以證明是對的。日美關係的本質與日中關係的本質是很不一樣的，日美關係再怎麼壞，都有可能一夜之間變好；日中關係的本質不論表面上看起來有多好，都有可能一夜之間變壞。台灣也是一樣，台、中關係再怎麼好，都有可能一夜之間變壞，從奧運代表隊的問題到軍事部署，甚至1995年和1996年的台海危機，都可以看出雙方的關係就是這個樣子，一夜之間就變壞。但是台美關係再怎麼壞，美牛的問題等等，等到重要的關鍵時刻，是有可能一夜之間變好。話雖如此，但我們是在和時間賽跑，因為我擔心未來三年會有很重大的變化。我認為未來兩年雖然是“window of opportunity”，但也是“window of danger”。因為從馬英九最近的布局，我研判未來兩岸在“political dialogue”（政治對話）上會有一些新的發展。民進黨對這種政治對話的態度是什麼？可能我們的吳釗燮大使已經有腹案了。但是我們所關切的是，面對這種政治對話，民進黨的態度到底是什麼？美國的態度又是什麼？如果兩岸進行政治對話，那麼台灣社會、日本、美國要如何因應？
大家都知道，胡錦濤在APEC期間和連戰會談之後的記者會提到，「兩岸要共同面對中華民族復興過程當中所面對的共同問題」；最近王毅表示，「我們要一致對外」。馬英九提到所謂台、中、日三組的雙邊關係，其中當然包括兩岸要談釣魚台問題，甚至兩岸有沒有可能去處理南海問題。換句話說，馬英九可能有一個戰略，如果政治對話馬上會碰觸到兩岸問題而惹來麻煩的話，那麼乾脆就去處理對外的問題。這是我所想像可能是最壞的情況，但是對一個政策制定者來講，必須要做“hope for the best, prepare for the worst.”（最好的期待、最壞的準備）。而這個最壞的情況，可能不僅是對台灣很糟，對美國也一樣，那要怎麼辦？
（編輯部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