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欽仁◎台灣大學歷史學系榮譽教授
美國攻打伊拉克後，不得不回頭關注亞洲的騷動。朝鮮問題及中國坐大不僅對台灣造成威脅，甚至對「一極獨強」的美國維持整個西太平洋與亞洲的安定構成威脅，促成二月十九日在華府召開的「日美安全保障協議委員會」，由雙邊的外交、國防最高長官與會，稱作「二加二」會議。 美日在這次會議共同發表的文書，首次正式提到台灣問題，而不像過去用隱諱字眼來迴避，這對台灣安全更顯得意義重大。
美日的同盟已經由過去的保衛日本安全，提升為區域安全、甚至是日本小泉首相所說的「世界之中的日美同盟」。同盟關係之來源可以回溯到五十多年前的「日美安全保障條約」與建軍史，本文就此加以簡介。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麥克阿瑟由「太平洋美軍總司令官」被任命為「聯合國軍最高司令官」（8月30日到任，1951年4月解任），總司令部（ＧＨＱ）設在東京。九月二日日本簽下投降文書，十月麥帥兩次指令要日本制定新憲法，一改明治憲法的規定，翌年十一月三日日本新憲法公佈。麥帥急於短暫時日完成新憲，一方面保護日本天皇不受戰犯處置，並為美國的利益打算，另一方面則為堵住各國的異議。
美國對日本統治，基於兩大方針，一是民主化，一是非軍事化，因後者而軍隊解散，非軍事化目標可說僅僅一年就完成了。
但是一九五○年三月韓戰爆發，日本政府為維持治安，在七月成立「警察預備隊」，後改為「保安隊」，之後改稱「自衛隊」，由陸、海、空三軍所組成；但仍無「國軍」之名，這有待今後修憲之正名。
一九五一年九月八日簽訂「舊金山對日講和條約」，由於韓戰及共產勢力的抬頭，同一天美日就簽訂安全保障條約，這是美日同盟的濫觴；一九六一年一月又重新簽訂新安保條約。
對台灣的安全來說，韓戰爆發，美國第七艦隊開始在台灣海峽巡邏，一九五四到五五年發生第一次台海危機，美國與中華民國（在台灣）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第二次台海危機是一九五八年中共登陸金門之戰，以後演變為隔日砲戰，直到一九七八年美國宣布與北京建交才停止。 東亞的和平與安定有賴日美安保體制，一九七九年中（共）美建交，美國廢除與中華民國的共同防禦條約，而繼之以「台灣關係法」，但具體的軍事行動仍與美、日的協助有關。冷戰後，蘇聯的威脅解除，但國際形勢的變化，朝鮮半島與中國因素帶來亞洲的緊張，日美安保體制的重要性反而增加。日本防衛研究所出版的「東亞戰略概觀一九九七～一九九八」描述說：維護日本安全幾乎與維護東亞整個地域的完全，意義相同。
其背景是一九九五年到一九九六年末，中國對台「文攻武嚇」阻礙台灣第一次總統直選，四月，日美舉行首腦會議，表示基於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的同盟關係，是維持二十一世紀亞洲太平洋地域安定與繁榮的基礎，再確認兩國同盟關係的意義。
這時再檢討七八年的「防衛協力指針」，過去日本只在專守防術（第五條），現在將第六條的美軍能使用日本的設施與區域，引伸為：不只防衛日本，也為維持遠東的和平與安全；是有積極的意義。
同年六月開始檢討「指針」，翌年九月二十三日發表新指針，提出四十項合作項目，日後還繼續相關法案的制定。其中重要原則是「周邊有事」時美日的合作。對周邊有事的概念，新指針的說明是：「不是地理上的問題，而是著眼於事態的性質」。由此看來 ，防衛不限日本領域，故對台灣重要。因此，九月橋本龍太郎總理訪中，李鵬提出台灣問題是中國內政問題，不應受外國干涉；若美日安保範圍包括台灣，中國不能接受。
當然，新指針對日本的防衛重要，譬如，一九九八年八月三十一日北韓的飛彈掠過日本（在這之前的一九九三年飛彈曾射到日本的能登半島灣）。
然而有關此次「二加二」會議，不只是上述的演變而已，去年二月二日美國副國務卿阿米塔吉對日本記者協會表示：「根據日美安保條約，若日本施政下的領域受到攻擊，視同對美國的攻擊」。阿米塔吉不說是「日本」或「日本的領土」，而用「施政下的領域」（administrative territories），是指有爭議的領土而現在在日本管轄下，即釣魚台，也都在防衛範圍之內。這被稱作「阿米塔吉宗旨」（Armitage doctrine）的，從不聲張而著手，共同防衛，除了對應當年一月中國漁船入侵之外，實際已著手此次的「二加二」會議所宣示的「共通的戰略目標」、「地域的戰略目標」與「世界的戰略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