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藏台病院副院長
我所看到的「中國之洗腦、密告、公開處刑」
七歲的少年被教育說：「達賴喇嘛是叛逆者。」
原作者西藏ツワン（Nishikura Tsuwann）由西藏輾轉流亡，歸化日本，以西藏為姓。今任職日本‧武藏台病院副院長。原文刊載2008年6月號《文藝春秋》。譯者無名氏，不知其姓名與地址，只知留學日本，獲碩士學位，她以人道關懷翻譯此文。
─ 編者 ─
三月十四日全世界大幅報導在中國西藏自治區的拉薩發生抗議活動，之後中國政府鎮壓西藏人。死者高達一五○人，以歐美為中心反對北京奧運的抗議活動陸續發生，然而中國還是強調這是只不過是中國的內政問題。
至今對我們西藏人來說，這不是什麼駭人的事，因為中國鎮壓西藏已經有五○年之久，且繼續在鎮壓。抵抗中國解放軍的事一再發生，死於獄中、被處決、強制收押於收容所招受拷打、餓死者，已經超過一二○萬人。這次的暴行能曝光於全世界，我想是好事。
自古以來西藏是被列為獨立的國家。然而一九四九年一○月，共產黨掌管了中國政權，就開始轉變成侵略週邊國家的姿態。派遣解放軍進行宣布掌控西藏、維吾爾。縱使西藏政府抗議，一九五○年侵略東西藏，且逐漸向西擴展勢力。
然後一九五九年三月一○日，發生反對中國統治事件。在首都拉薩西藏民眾群起抗爭，中國政府殺害了八萬七千人，發表解散西藏政府。達賴喇嘛十四世不得不逃亡到印度。
在這一天我的命運有了個大轉變。
我，資望．優格爾（ツワン‧ユ-ゲル）生於一九五二年，在這時候已經七歲。生長於西藏第二大都市日喀則（Xigaze）；若以首都拉薩為政治文化中心來說，日喀則是商業都市。處於印度與尼泊爾的國界地帶，是商業繁榮的都市。
父親是政府官員，組織大商隊將在西藏採集的岩鹽運到鄰國的印度或尼泊爾；和鄰國交換米糧，統理所謂的「鹽道」。因此熟識很多人，也有相對的收入。
然而一九五九年發生動亂，和平的家園也因此而被破壞了。喇嘛法王逃亡印度的三月中，父親因工作的關係留滯在印度的卡林堋。
人民解放軍主張：「達賴喇嘛法王一干人是壓榨人民的統治者。」接二連三的逮捕西藏領導者；父親是政府官員當然也是被逮的對象。人民解放軍大舉進入我們所住的日喀則，因此想回西藏的父親也成了有家歸不得。
當時沒有電話，母親和我及妹妹在不知情的狀況下，被留滯在日喀則。
以往父親帶著商隊遠行時，一兩個月沒回家是常有的事，但一年以上沒有回家，則不尋常；畢竟是七歲的孩童以為父親丟棄我們不管了；經過了好長的一段時間才了解原來父親是逃亡印度。
我被迫在中國政府所設立的小學受教育有三年之久，現在想起來當時所受的教育可以說是中國共產黨的洗腦教育。
中國的洗腦教育
到現在中國政府還在思想宣傳說：「達賴喇嘛一干人是國家分裂主義的叛逆者。」與五十年前我在讀小學時被教導的思想完全一樣。
老師是漢人，在學校只用中國話；為了區分西藏語、西藏密宗和中國語的不同，就說西藏的語言與宗教是不好的語言。因此我們的後代很多人沒有學過西藏的傳統與文化。
現在想起來簡直是不可思議，確實當時我們還幼小，一直吸取中國的洗腦教育。起先批判達賴喇嘛是國家分裂主義者，之後甚至認為逃亡至印度的父親也是壞份子。
穿著長袍、裹捲腰帶的西藏民族服裝長大的我們對人民服感到很新鮮；紅色的領巾，別著臂章覺得很神氣。臂章是依層級的高低從一線到三線，大家都以取得三線為指標拼命競叫：「反對美國帝國主義」、「達賴喇嘛是國家分裂主義者」。我得到二線，能得到三線的多為漢人的子弟，為的是將來能到北京上學，成為共產黨員而鋪路。
現在看到北朝鮮的小孩圍著紅色的領巾整齊列隊之景象，讓我想起當年自己受到洗腦教育的情景。
電影也影響西藏小孩很大，當時對西藏來說電影是很特別的娛樂；每星期六放學後就有人會說「有電影喲！」當然沒有電影院，只有在戶外的牆壁漆上白漆當銀幕，大家都會在那裡聚集。
經常上映的是一九五○年代的西藏動亂新聞紀錄影片，描述的盡是以正義為化身的中國軍打敗西藏的和尚。
以中日戰爭、盧溝橋事變為題材的戰爭片也很多，將日本逐出大陸的所謂恩人就是中國共產黨；當時中共和蘇聯還是友好同盟的時代，所以也放映不少蘇聯軍打垮德國軍的戰爭電影。
也就是都放映一些宣傳電影。在沉迷於電影中，不知不覺中國的價值觀深深的植入腦裡；這真是高招。戰爭片是單純的善惡對決故事，就是不懂中國話，也可以馬上觀察知道哪邊是「壞蛋」。在完全投入電影情節，於高潮時大家還會檢起石頭對準銀幕的壞蛋丟擲。
在回憶中曾有此幕，即在電影結束後，地上到處有水漥，那是夜裡很冷，大家在地上挖洞就地方便的結果，可見多麼的沉迷於電影情節。
公開處決
成人的世界也執行洗腦教育，我母親和周邊的大人們每天晚上都必須參加地區集會；講師是中國共產黨員，所謂的集會是歌誦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的思想教育。然而母親從來不會跟我和妹妹說明任何有關政治的事。
對成人來講心裡可以抗拒思想教育，在表面上敷衍之；但是對小孩來說為了生存，得配合週遭的環境；只有認真的接受洗腦教育。這是教育的可怕之處，對小孩施予洗腦是絕對不能允許的。
街上的廣場常常舉行公開審判公開處決，解放軍對著西藏的貴族、高僧們質問：「在我們解放軍進入西藏之前，你們是不是壓榨人民，奪取土地？」且不准抗辯，審判官判決後馬上在木條上用漢字寫上罪名，就這樣被帶走，在後頭部「碰！」一槍斃命。
小孩也被強制參加公審會，我記得曾經數度看公開處決的情景，當時我相信達賴喇嘛法王是叛逆者，不認為中國殘暴殺人。
高僧們也成為公開處決的對象，看到鄰近的太太們對著曾經敬重的僧侶們吐痰時，甚是驚訝！也感到很悲哀；因為大家都很虔誠信仰西藏密宗，無法忍受僧侶們被如此侮辱，我想這和日本也曾發生過踐踏聖像的情形一樣，是被迫的。
被自己孩子密報的恐懼
在中國的統治下過了差不多三年即一九六二年，我十歲那年，母親突然說：「爸爸回來了。」父親的影像完全看不出來，倒是對他的打扮感到很驚訝；戴著貝蕾帽穿得破破爛濫的。西藏的服裝有分階級，顏色、穿的方式有所不同，父親故意變裝成最低下階層的樣子回來，讓鄰居看不出來。我記得那時母親再三的叮嚀：「絕對不可以在學校說爸爸回來了。」
畢竟是小孩，在全家團員的喜樂中早忘記父親是「國家分裂主義者」這檔事。父親說：「在過兩三天全家出遊。」剛剛好那時候我的左手骨折需要溫泉治療，西藏和日本一樣有溫泉治療法的習慣，帶了一個月的糧食準備長期外出，在印度和尼泊爾的邊境山區附近有很多溫泉。
說是去溫泉治療，我感到很興奮，但是父親是為了騙我的說辭，真正的目的是要逃往印度。
如果講真話，我會很自然的說出：「爸爸要帶我去印度。」這樣不但很危險，且馬上會被密告。共產黨教育是獎勵密報，我們是在無意中接受了這樣的教育。
我想父母大概商量過：要對孩子保守秘密，否則會被密報。所以騙我們說是要去溫泉鄉。不得不對自己的孩子說謊是一件不尋常的事，因為我已經染上洗腦教育的毒。
一家四人是在起霧的早上出門離家，牽著帶有糧食的四匹馬和
三頭驢子，當時的情景現在還清晰的映在腦海。西藏人的家裡都擺有莊嚴的佛堂，我們將重要的佛像和曼荼羅留著，且向鄰居說是要去溫泉，避免被懷疑，因為是很封閉的社會且有密報的獎勵，稍有可疑的動靜馬上會被密報。
首先必須面對的危險是離開日喀則市的時候，因為必須經過大集會場的邊緣，廣場上剛好解放軍在執行晨早訓練，因為我一直以為要去溫泉所以很輕鬆，但是我想父母一定很緊張。倘若他們過來問我們去哪？父親恐怕會被殺，或者被逮到收容所吧。
越過喜馬拉雅山
好不容易安全穿過日喀則市，開始進入大約要花一個月的時間穿越喜馬拉雅山的旅程。
父親最終的目的地是印度的大吉嶺市（Darjeeling）。首先第一目標是尼泊爾滑輪市。住在邊界附近的西藏人大都熟悉喜馬拉雅山的自然變化，尤其是從事鹽道事業的父親當然了解穿越喜馬拉雅山的數條通路，依季節的變化判斷該走哪條路是難不了他的。
當時中國政府在西藏的國界地帶屯駐警備隊，若被發現一定會被射殺，所以要越過國界時必須在黑夜裡進行，月光足以照路。我想父親是計算過月的圓缺時辰，回到西藏的。夜間登山是很危險的，但是要避開中國士兵的監視，，不得不冒此險。
進入陡險的路徑時，必須盡量減輕物資，所以就遞減馬匹和驢子，甚至丟掉行李，最後通過喜馬拉雅山脈時只剩下身邊的物品。
接近邊界時，父親說：「換穿西藏服，不要再穿人民服了。」我感到很意外；說實在的我倒蠻喜歡配給的人民服，特別是解放軍的綠色，覺得它很好看，故很不滿的問：「為什麼？」父親說：「不去溫泉了，要去印度巡禮。」正覺得奇怪時父親又說：「有香蕉可以吃喔。」
馬上感到一股愉悅的心情。
一九五六年尚未動亂時，在印度有釋迦牟尼二五○○聖誕祭典，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也參加了這巡禮祭典，那時我父母也帶我去印度。搭飛機往返柯爾卡達與尼泊爾之間，有生以來第一次嚐到香蕉，美味得無法忘懷。
對十歲的我和比我年紀小的妹妹，要攀越過三○○○公尺級的喜馬拉雅山脈是件很吃力的事。以西藏的主食「蘸粑」為糧，「蘸粑」是大麥炒過磨成粉的糧食，加少許的水攉一攉，再和水或者茶一起吞食，配料是少許的氂牛（yak）干，其他就是啃辣椒暖和身體。
睡的地方是山中的洞窟，走什麼路，那裡有什麼樣的洞窟，父親都很熟悉。白天為了躲避監視就在洞窟裡休息，到了晚上等月亮升起，「快，出發了。」就啟程。
有一天一家四口在黑夜中行走時，突然出現配戴著長刀的男子，糟了遇到強盜，父親從西藏帶出來的金條藏在妹妹的被服中，父親說：：「沒關係！」話是這麼說，但還是很緊張；拿著劍的男子：「喂，去那兒？」父親脫下帽回答說：「去華輪。」原來是認識的人，才鬆了口氣。
剛好是父親在工作上認識的人，才逃過一劫。有一些逃難的西藏難民成為山中的武裝集團，很悲哀的是他們卻向後來逃出的難民索取財物。
已經進入早春但是跨越喜馬拉雅山脈時還是冷颼颼，有些地方的殘雪積到膝蓋，褲管因此濕漉漉的。逃亡者因為凍傷而失去腳足的，沒什麼希奇，沒有凍傷倒是很幸運。進入尼泊爾逐漸下山，綠色越來越鮮豔，開滿花的土地也逐漸出現。
令我驚訝的是在未離開西藏領域時很緊張，緊張到都不說話的父母，一進入尼泊爾後父親突然開始哼起歌來。而我一路上邊走邊唱在學校所學的中國國歌、解放軍的歌，越過國境後，被父親指正：「不要再唱中國歌了。」這時才發覺「這不是到印度巡禮。」到最後父親還是沒有告訴我們逃亡一事。
自難民營啟程
在尼泊爾的華倫呆了近三個月左右，想像不到的事情發生了—父親從西藏帶了數條金條和麝香，麝香是乾燥後的鹿麝香囊，是香水的原料，很值錢，父親想在華倫將這些值錢的麝香和金條變賣作為買賣的資金，但是遇人不淑，被朋友騙了錢且逃跑了。
我們一家成了一文不存的窮光蛋，被收容於印度的大吉嶺市西藏難民中心。達賴喇嘛的兄嫂藉著達賴法王逃亡時機建立的難民中心，有百家族聚在一起生活。
父親在難民中心當廚師，賺取生活費；母親則紡織些外銷國外的毛毯或工藝品，生活就這樣重新開始。難民中心的房間很狹窄，一個房間兩家族共用，電燈是兩個房間一盞。在沒有預算下，從西藏來的難民源源不斷，沒有辦法；那時的生活實在很慘。
在大吉嶺市後過了二、三個月，我的生活有了大轉變。要從難民中心選出幾個男子到位在大吉嶺市的英國系統完全住宿的學校就學。
難民中心的預算大半投注在小孩的教育上，這是達賴喇嘛的主張，是西藏流亡政府的政策。
在印度的達蘭薩拉（Dharmsāla）建立流亡政府的達賴喇嘛法王向內魯首相建言：「讓孩子們接受近代的教育。」所以打出讓十歲代的西藏小孩接受歐美教育的政策。以從世界各國收受的援助金為本，很多西藏的子女被送到美國、瑞士。我是到印度內的英國式公學校唸書，這也是政策中的一環。
大吉嶺市的紅茶很有名，從英國統治時代就是避暑勝地，住宿生多是印度的富家子弟、不丹、泰國的王室後嗣等上流階級。所有的課程都是使用英語，接受的是近代式教育。熱心教育的父親對我被選上的事非常高興送我出門：「從現今起開始，盡量去見識外面的世界。」
離開家人單獨一人，生活一百八十度改變，難民中心的食物只有蒸麵包和少許的配菜；相對的英國式的寄宿生活不但有三點的下午茶時間，晚上吃的是全餐。
週末回到難民中心，對父母來說是種驕傲，而我的感受是很複雜的。大家都過著貧窮的生活，我是穿著西裝領帶；感到很不自在很想趕快回學校，能在學校學習很愉快，尤其是在接受中國洗腦教育之後這愉快的感覺更是有加。
夏天長期假期則回到難民中心和大家一起學習西藏語。
西藏被中國佔領之前父親曾為了我僱請家庭教師，用竹筆沾墨水學習西藏文字，寫筆記。再怎麼學習英語，接受近代的教育，如果不會西藏語則無法保住西藏的傳統文化。
在公學校學習了三年，接下來有更大的轉機來臨，那就是到日本留學。
西藏覺醒於日本
第一次踏上日本領土是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一日，我十三歲的時候。
到日本的有十幾歲男子五個人，一起在公學校唸書的Pema Gyalpo也是其中一員，接受位在崎玉縣入間郡毛呂山町的毛呂醫院（現在的崎玉醫科大學）的故丸木清美理事長的邀請，我們五人住在同一個家生活。
其實促成這邀請的不是政府，是戰爭中潛入西藏的特務木村肥左生先生。木村氏了解西藏流亡政府的狀況，到處尋找願意支持西藏小孩教育的資助者，結果崎玉醫科大學的丸木清美先生響應支援。
到日本時不會感到不安，那是因為剛好是東京奧運的第二年，有關東京的事常常在新聞上看見，且同樣是佛教國家，又日本人的外表和西藏人相似，完全沒有異樣感。
我們到日本的時候沒有護照，我們是流亡者，因為西藏已經被中國合併；我們所持的是印度發行的西藏流亡者用身分證，即所謂的黃皮書。一方面日本法務省不承認西藏難民，所以到一九八七年歸化之前，事實上我是無國籍人士。
在日本沒有預期到的是傳播媒體報導的影響，光是剪報就收集到四本的剪報冊。在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簽定之前，多少有一些反中的氣氛。
「穿越喜馬拉雅山脈過來的吧！」
「中國在西藏做了哪些可怕的事呢？」
「中國政府殺了多少人？」
透過記者的訪問，終於了解中國和西藏的關係及政治的真相，之前完全沒有思考過這些問題。說實在的來到日本以後我才以西藏人的身分，終於覺悟出「無論如何必須要有所行動」。在深入了解自己命運的層面，我還很幼稚。
怎麼說呢，同樣是西藏難民也有各式各樣的人，比我小一歲的沛馬先生在一九五九年動亂發生時馬上逃出來，長住於難民中心；也許是這樣所以年紀輕輕就能清楚地思考國家的事。沛馬先生是想學習法律以成為法律專家為指標，曾任達賴喇嘛法王駐日代表部的初任代表。
我是在研習西藏歷史時才真正了解我所接收的共產黨教育是很強烈的統戰宣傳，將「反達賴喇嘛」深深的刻印在腦袋裡的統戰教育。
不是西藏人也許不了解達賴喇嘛法王存在的意義，以西藏密宗來說剌賴喇嘛是觀世音菩薩的化身，亦即「活菩薩」。西藏人的佛堂一定擺有法王的像片，每天早晨會對著禱告。
達賴喇嘛常常被認為是政治領袖，但是西藏人並沒有這樣的意識；本來西藏人和外交、軍事等政治層面是無緣的民族。比起政治來說比較是遵從佛教哲學層面的精神文明。法王是宗教的最高存在者，所以有關國家的種種問題會尊重法王的意見。因為這樣的想法所以支持法王，從外國人來看，這就被影射成政治的領導人。
因在日本有奧姆真理教，所以西藏密宗被認為是很特殊的宗教，這很傷腦筋。奧姆真理教只有使用西藏密宗的用語，而教義和打坐冥想和西藏密宗完全不一樣。
近來因流行靈界說，將法王神格化，導致產生許多新的誤解。去年在兩國（在日本關東地區）國技館法王演講的時候，會場有人請求說：
「法王，我的右腳關節痛請用光能醫治我。」
法王笑著回答：「抱歉!我只是個人類而已。」回絕之。
法王蒞臨我們的公寓
西藏密宗是透過佛教的一種哲學，用來思考人生世界，這是最正確的解釋。法王絕不提神奇鬼怪或是奇蹟等事，是個非常講求實際且合理的人。以前來日本時和物理學學者小柴昌俊先生對談說：「西藏密宗的打坐冥想可以說明是最新的腦科學的成果。」對科學也相當關心。有如此的態度，所以西藏人很尊敬法王。
我第一次與法王見面是在一九六七年九月來日本的時候。法王流亡印度後第一次到國外訪問的是就是日本。聽說是受讀賣的正力松太郎先生之邀聘，是有計畫的事。
就在那時候法王專程前往琦玉縣內地的毛呂山我們所住的公寓。達賴喇嘛和我們五個中學生在一間小房間促膝而談。法王用西藏語和我們說：「希望你們能在各個專業領域努力讀書，將來為在印度的西藏人民而努力。」
在印度刊載了這時候的相片，很意外的我父母居然很悲傷，原因是以法王的高貴身分，居然蒞臨到我兒子的宿舍，他們的論斷是「法王的權威已經墬落到如此地步。」對西藏人來講法王的存在就是這樣尊貴。
達賴喇嘛法王對在日本的五人組真的很親切，每次訪日時都會來看我們，看到我的頭就笑咪咪的故意說：「頭髮怎麼了？」因頭髮稀疏到和四十年前比好像變成另一個人。
以西藏資望醫生的身分
就是法王的一句話：將來要為西藏人有各專業領域努力，我選擇了醫學領域。十三歲來日本開始以日本語學習小學教科書，從埼玉醫科大學畢業，一九八一年參加國家醫師考試合格，一九八七年取得日本國籍，以西藏的意思取名為「西藏」。
父親在我參加醫科考試的時候在印度過世，遺下「資望正值考試中，不要驚動他」之言，啊偉大的父親。
母親在七年前因乳癌過世，西藏人的生死觀是相信靈魂輪迴說，所以肉體死亡並不可怕，卻不喜歡開刀，我以醫師的身分勸她在印度接受手術，也是因此才能請母親數度來日本。
我和一位旅日的西藏女子結婚，生了兩位孩子，兩個孩子都自日本的大學畢業，走上研究醫學和西藏問題之道。
在日本我對病患說：「我是西藏人。」大家都會很驚訝。我所引以為傲的是因為不管是以日本人或是西藏人，能以醫生的身分證明對日本人能有貢獻。有丸木先生的援助才有今天的我，我也從印度的西藏難民營中協助兩位女子到日本來，這兩位目前都以成為護士為為目標正在努力的學習中。
胡錦濤發表所謂的「內政問題」，證明中國的指導階層仍和五十年前一樣還在繼續思想宣傳。因此中國人在不知情的情況下接受了不正確的訊息。
幾年前從中國山西省來了幾個年輕醫師到埼玉醫科大學來研習內試鏡。告訴他們說我是西藏人時，他們都一樣感到很驚訝的說：「在中國都說西藏人都很野蠻、無知。」
我笑著回應：「很抱歉!那不是事實。」果真他們沒有被正確地教導西藏的狀況。我不憎恨或對中國人感到反感，只覺得共產黨首腦們的政策是愚劣的。
目前西藏的逃亡者遍佈全世界約有十四萬人，曾經和我一樣孒然一身跨越喜馬拉雅山脈逃亡的人是後繼不絕。所以每遇到年輕的西藏人我都會這麼說：
我們是流浪的民族，總會等到和剌賴喇嘛法王一起回到西藏家鄉的一天，到那一天之前不管在日本或美國、歐洲都要在當地努力的學習，無論是哪一領域要以當專家為指標，在當地工作成為被尊敬的人。
這才是以西藏人引為驕傲的人生道路，現在不是流淚傷心的時候，是為了將來建立祖國儲蓄能量的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