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政策與台灣獨立

李勤岸,〈語言政策與台灣獨立〉,1998年

[摘要] 台灣是一個多語族的社會, 又是一個一再被殖民的國家。

九零年代有人說台灣開始進入後殖民時代,因為政治上李登輝時代的來臨明顯透露出台灣人當家做主的架勢。這樣的講法從語言政策方面來看,到底有幾分事實? 本文要從日據時代,國民黨時代,以及台灣國民黨時代的語言政策及語言教育來加以檢驗。

中國人的語言政策實行在中國和在台灣會有甚麼不同? 把國民黨在中國,共產黨在中國,以及國民黨在台灣的語言政策加以比較,中國人對待台灣人的殖民性格就很清楚顯露出來。不管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他們在中國實行的語言政策是中國人對中國人的語言政策,都相當放任,然而中國人對待台灣人的語言政策就很壓制。

世界上大部分被殖民的國家在走向獨立建國的過程中,都是血淚交織的民族鬥爭史。在語言的選擇上,都遇到很類似的痛苦掙扎:繼續使用已經通用的殖民語? 還是選用新國家的主要語言做共通語? 或者是採用雙語、多語的政策? 要怎樣來制定國語 ( national languages ) 以及官方語言 ( official languages )?

在此,我們要觀察幾個與台灣的情形接近的國家,從她們脫離殖民獨立建國以後的語言政策及實施的結果來勾勒未來台灣共和國語言政策的藍圖。

序言

沒一個社會是沒有語言政策的,雖然很多政策的存在並不清楚,而且欠缺計劃( Eastman,1983:6 )。

殖民統治者並不在意語言計劃的問題,因為他們對在殖民地建立溝通關係並無太大興趣。但是新政權取代殖民政權以後,就很希望趕緊鼓舞國家共同体的意識。這自然牽涉到把選擇性的族群忠誠加以政治化,其中包括語言忠誠。 ( Das Gupta 1968:23 )如此,就很需要精密謹慎的語言計劃。

語言政策是語言計劃的指導原則;語言計劃是語言政策的具体步驟;語言教育是語言計劃最明白的体現。如果用畫圓圈來比喻,那個圓心就是語言政策,圓規就是語言計劃,語言教育就是畫出來的那個圓。也就是說,語言計劃是把語言政策畫出來的圓規。如果沒有語言計劃,語言政策只不過是幻想中的一個點而已。所以,在此我們要先來瞭解甚麼是語言計劃。

語言計劃的定義較出名的有這幾個:

一、對語言的使用所存在的問題要有較好的解決的一個積極建議。 ( Ray,1961: 32);

二、有意的的語言改變( deliberate langugage change ), 也就是說,改變語言符號或是講話的系統,或是兩種都改變。由執行這種目的組成的組織,給他們權力去完成。 ( Rubin,1984:4);

三、為某特殊目的有意改變的一種解決問題的行為,那個目的有可能是社會的,政治的,或是教育的,也有可能是三種的混合。 ( Kennedy, 1983: 1);

四、在很多的選擇中的一個明確的選擇。( Fasold, 1984:246)

這幾個講法都有一個共同點 — 語言計劃是有意的、明確的、有目的的。

台灣的語言教育自從 1895 年日本殖民以來一直都在執行某種別人的目的的語言政策,透過明確、有意、有目的的語言計劃在推行。期間經過日本的殖民,中國外來政權的殖民。一直都是在殖民的語言政策指導之下,為服務某一個政治目的而計劃、實行,從來不曾為台灣人本身來推動語言教育。九零年代李登輝的台灣國民黨宣稱是後殖民時代的政權,我們要在這篇文章裡面透過與日據時代、國民黨威權時代的語言教育的比較來觀察李登輝政權的殖民本質。這是座標上直的、歷時的瞭解。從橫的、共時的角度,我們也要透過對世界上幾個新獨立國家的語言政策來展望我們末來台灣共和國的語言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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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語言計劃(language planning)的觀念在六十年代才開始發展出來。 美國早夭的語言學家Uriel Weinreich 在 「語言接觸」(Languages in Contact)這本書裡首次提出這個名詞。通常語言學界提到語言計劃時都是 指正面意義的,本文殖民政權的殖民語言政策行為也歸在語言計劃裡面,因 為雖然那種行為很粗魯,也不是好的規劃,但是確實是一種有計劃性的行為。

第一階段:日本佔領之下的語言教育

日本殖民政府佔領台灣的第二天就設立學務部,部長伊澤修二馬上宣佈:「台灣的教育,首先應該讓新領土的人民快快學會日本話。」此後五十年,日本人就根據這個語言政策在台灣執行它的殖民教育。

首先他們設三種課程不一樣的學校:小學校 — 給日本人讀的,和日本本土的課程都一樣;公學校 — 給漢人讀的,與日本本土的制度很不一樣,畢業生可以去讀日本的醫校或是日語學校;番人公學校,是給原住民讀的。

1898 年,設立六年制公學校在各縣市積極推行日語。 以後公學校就成為主要的日語推行機構。

1930 年, 禁私塾。 私塾一向是台灣人用台灣話讀文言文的地方。 1937 年, 為了要讓台灣人完全使用日語,廢學校的台語漢文科、禁報紙的中文欄。獎勵「國語家庭」。在學校講台語,會給老師体罰。

到這個階段,日語教育的運動已經積極推行到全島。通過學校、官方以及非官方的機構,日本殖民政府到 1930 年已經成功地發展出一個普及網。 1932 年台灣人會日語的人有 22.7 %,到 1940 年已經有 51 %,到 1944 年,這個比率增加到 71 % ( 黃宣範,1993:93)。

雖然會日語的比率算起來很高,不過一般人都是離開教室就使用母語。台灣人很自然在公共場所講台灣話,不會感覺有什麼不好意思。日語講得很流利的人,若是遇到台灣人,也都講台灣話。日語可以說只是限定在教室裡面的語言,並沒有進入公共場合。 舉「國語家庭」為例,1938 年在彰化只有十六戶是「國語家庭」,台北只有十七戶是「國語家庭」。根據日本人的統計,到 1942 年佔當時人口不到 1 %。

根據鄭良偉 (1990) 的分析, 日據時代的語言教育有三個階段:
一. 台語漢文模式:日據時代的前半期,用台語讀文言文,用台語講解。
二. 台語日語模式:用台語日語教日文,漸漸減少台語,到全用日語。
三. 全部日語模式:後半期已經禁台語,連文言文也用日語教。

第二階段:國民黨威權体制下的語言教育

國民黨的軍事政權在 1945 年佔領台灣。 一安頓好就開始推動華語 (Mandarin) 做它的國家的官方語言。 換一句話講,它的語言政策就是要求「中華民國」的國民一定要學華語,要能在日常生活裡面使用。華語因此變做所有的公家機關、公共場所以及學校的教育語言。所有的學校,從國校一年開始,每一節課都得用華語教。

1946 年二月, 國民黨正式成立「國語推行委員會」,大約有二十幾個委員。他們負責編選所有的華語出版品,訓練需要華語的公務人員,並且監督小學的國語教學 (Jang 1974:71-74)。八月,選定台北的一間小學做實驗,在那裡發展教法及教材。 1954 年那套教材及教法就在所有的學校實施。

1956 年五月學校禁止台語。 從那時到 1987 年,孩子在學校講台灣話會給老師用很侮辱的方法處罰。

1957 年羅馬字的台語聖經被國民黨沒收。

1973 年教育部為了要加強推廣華語, 在很多師範學校開始進行華語師資的訓練。希望可以提高年輕一輩師資的華語程度。

小學的課程安排每禮拜有四百分鐘的國語課。 六年內教三千字漢字 (GYKB)。

師資的訓練是在台灣推行華語過程中很重要的一個因素。連續好幾年的期間大量地擴充師資。1967-68 學年度,師資得在師範學校受訓五年。不過早幾年另有其他的管道,比如說軍人可以通過配合他們的師範訓練讓他們成為老師,高中畢業或是同等學力的人也可以通過鑑定考試成為合格老師。只要是外省人要教國語就不太困難。

1976 年通過廣電法, 所有的電台廣播及電視節目台語的時間受到很無理的限制。台灣話的節目最多不可以超過 20 %。到 1992 年剩下不到 10 %。

華語的單語政策若是站在國民黨的立場來看算是非常成功。 到 1991 年華語的人口比例是 90 %。換一句話講,在台灣除了華語以外的所有的語言,包括福佬話、客話、原住民話都被逼到接近滅亡的邊緣。

黃宣範教授 (1993) 歸納這段期間的語言教育模式有以下的三種:

一. 華文台語模式:課本是中文,教學語言是台語,差不多有十年。

二. 華文華語台語模式:華文課本,讀華語, 解說用台語 (1956 學校禁台語以前 )。

三. 華文華語模式:1956 年以後只能使用華語教華文。

第一階段及第二階段的比較:

一. 都是單語的殖民政策。都叫做「國語政策」。兩個外來政權都拿他們自己少數人的語言來強制佔絕對多數的台灣人講他們的話。

二. 執行語言政策的方法都很不人道,嚴重違反人權。日本人對待講台灣話的學生是用毒打的,中國人用侮辱的,罰站黑板、掛狗牌、罰錢。

三. 媒体的全面壟斷。日本人的報紙禁台文;中國人的報紙也都沒有台文。

四. 語言教育模式很類似,禁台語以前都借台語做為過渡的語言,並非實行雙語教育,目的是要消滅台語,未消滅台語以前也要造成語言的優劣 (High prestige or Low prestige) 之分, 讓講台灣話的人有文化自卑感,以方便殖民統治。

五. 對殖民者來講,國語政策的推行都算很成功。會講「國語」的人日據時代達到 71 %,國民黨威權時代達到 90 %。國民黨的殖民語言政策更徹底:日據時代台灣人講日語大部分只是在教室裡面,台灣人與台灣人之間在一起仍然都講台灣話;日據時代台灣人講台灣話不會感覺不好意思,國民黨時代已經有很多台灣人認為講台灣話比較沒有水準;日據時代的「國語家庭」不到 1 %,國民黨並無所謂的「國語家庭」, 無官方的資料可以比較。根據黃宣範 (1987) 的調查統計,台北市兩代之間常用華語的有 51 %。最近在中國時報有一個專欄叫做「芋仔蕃藷的故事」,其中有一篇可以做個案抽樣。作者是一個女性,國中老師。他們夫妻都在教書,孩子請人看顧。大清早送去,下班才去接回來。孩子一直到四歲還不會講話。有一次,他們回去鄉下,發現孩子和他們阿公在講話,仔細聽,他們是在講台灣話!那個媽媽就問孩子:「你會講話啊,你為什麼在家都不講? 」孩子回說:「恁 teh 講啥物, 我都攏聽無啊!」原來那對父母雖然都是台灣人,不過在家裡都講華語,而看顧孩子的那個 oobasang 都跟孩子講台灣話。那個作者的結論卻是:講話是為了要溝通,講什麼話都不要緊。

第三階段:李登輝台灣國民黨時代

1990 年代開始, 李登輝政權聲稱完成「寧靜革命」,把原來外省人掌握的國民黨的黨、政、軍實權奪過來。部分國民黨的基本教義派出走另外組「中華新黨」。李登輝改國名為「中華民國在台灣」,他領導的國民黨被稱為「台灣國民黨」。李登輝以一種非常曖昧的國家政策在獨立及統一的中間縫隙中求生存。很多台灣人,包括很多民進黨的領導階層的人,患了嚴重的「李登輝情結」。他們相信李登輝的「經營大台灣,建立新中原」其實就是台灣獨立的新包裝。李登輝的台灣國民黨時代,有人已經公開宣稱是「後殖民時代」的來臨。

這樣的講法到底有幾分的事實? 在此我們要從它的語言教育的政策來觀察。

1993 年台灣人郭為藩擔任教育部長,正式宣佈要實行雙語教育。 新修訂的國小課程標準決定,從九六年開始三年級到六年級增設「鄉土教學活動」一科,其中包括鄉土語言教學。

「鄉土教學活動」這科,每禮拜上一節,一節 50 分鐘,其中還要包括台灣歷史、地理、自然、藝術及語言。平均下來,母語教育所佔的比例差不多是 0.05 %。比較華語的四百分鐘,剛好是四十分之一。台語及華語的比例差四十倍,郭為藩竟然說是要實行雙語教育!

教育部的母語教育語言政策又是如何? 教育部給地方政府自己決定教材,甚至有權決定是不是要實施。學校也有權自己決定是不是要實施,要怎樣實施。老師也有權自己決定是不是要教,要怎樣教。學生也有權決定是不是要學。表面上確實是夠民主。

教育部的母語語言政策就是這樣 — 完全放任。是一種放牛吃草的政策。放牛班的命運其結果當然是自生自滅。

台大語言研究所教授江文瑜針對台灣母語教育的現狀分析,發現積極推行母語教育的縣市全部都是民進黨執政的縣市,包括台北縣、宜蘭縣、新竹縣、台南縣、高雄縣。屏東縣過去民進黨的蘇貞昌執政時,全縣推行,但是一換國民黨執政,就沒有執行,改由各校自行決定。

學生台灣語文促進會針對一九九三年縣市長候選人的母語教育態度進行調查,發現國民黨的候選人只有一半左右 (56.3 % ) 有意願編母語教材,這還不包括四位拒絕受訪者;民進黨的候選人差不多都有意願 (94.7 % )。這只不過是選前無責無任的口頭支票,國民黨及民進黨就有如此大的差別。

在目前母語師資來源少、教材編寫不簡單、經費不足、教學時數不夠、文字仍未統一、母語詞彙大量流失的情形下,政府應該對母語教育有較積極正面的態度,這樣才有辦法帶動母語教育的發展。( 江文瑜,1994)

1951 年, 當國民黨正在設計謀殺台灣人的母語時,聯合國的語言調查組織 UNESCO 在進行一項全世界語言教育的調查之後,提出一項報告,建議「應該盡最大的努力提供母語教育」,甚至在母語不是國語或是官方語言的地方, 即使那個母語在母語區以外的地方沒有什麼功能 (Fish -man 1968:690)。他們的理論基礎是認為使用母語可以表達得較好,也較可以充分達成自我實現。一個人在某一個語言裡面形成的思想與另外一個語言所形成的思想多少會不一樣。而在台灣一直到 1996 年,號稱台灣化的台灣國民黨結果仍然要繼續執行殖民時代的國語教育政策,只是口頭上應付台灣人說是不禁止母語,母語可以在學校「自由」教學,但是全然沒有任何母語教育的語言計劃,從教育部新出版的第七次全國教育會議實錄」 (1994/12) 及「中華民國教育報告書」 (1995/2) 來看,也看不出有任何意願。難怪被民進黨立法委員廖永來批評是「教育白賊書」。

第三階段及前二階段的比較:

表面上,語言政策是已經有了改變,從單語「國語」政策、禁止台灣話到開放台灣話的教學。其實台灣國民黨的「國語」政策並沒有改變,這點與它不放棄「中國統一」政策是同樣的。它所謂的實行雙語教育,或是實行母語教育都是假民主、放任之名,實際是應付台灣人而已,結果就是讓台灣話自生自滅。這種的語言政策和它的國家定位的政策一樣,只是應付應付,想在縫隙中求暫時的生存。「中華民國在台灣」的結果就是自生自滅。

中國人和日本人的語言政策都是殖民政策,目的就是消滅台灣話,讓台灣人忘記自己的語言、文化,不記得自己是台灣人,反倒認為自己是日本人或是中國人。中國人在他們中國並不是實行這種的語言政策,不管國民黨或是共產黨在中國都是實行很放任的語言政策。他們雖然有制定「國語政策」,但是學生一直到高中都用他們的地方語言上課,並未強制使用普通話,或是禁止地方語言。筆者曾採訪一個江西來美國的留學生,他們一直到高中都用他們自己的灨語上課。到了大學,因為有外地人,才自然用共通語上課。

中國人一來台灣就實行單語政策,又禁台灣話,很明顯並不把台灣人看做是中國人。相信換做共產黨,也會實行和它在中國所實行的語言政策不一樣的殖民的語言政策。

台灣國民黨雖然有台灣的包裝,不過仍然背負著大中國的包袱,絲毫也不肯放。看起來是實行很放任的語言政策,不再是禁止母語的單語政策。不過在經過五十年消滅母語的「國語」政策實施到那麼「成功」以後,放任的語言政策並無法復興母語,不過是無形的另外一種維持原來「國語」政策的做法。

現在台灣需要的語言政策是站在台灣共和國立場的語言政策以及一套落實可行的語言計劃。這不可能期待台灣國民黨來做。第一步,要很清楚宣佈放棄單語的「國語」政策,因為那個國語政策是服務中國人,方便中國人來殖民台灣的殖民政策。不宣佈放棄「國語政策」,就等於不放棄殖民政策。這樣的台灣國民黨政權仍然是一個殖民政權。即使已經不是外來政權,也仍是有殖民語言政策的政權。實施這樣的語言政策,不過是方便另外一個中國政權的再殖民。

第四階段:語言計劃及國家獨立

1990 年七月開始, 站在台灣人立場,主張台灣獨立的民進黨開始在他們執政的縣市實施母語教育。因為國家機器仍掌握在國民黨的手中,資源很難運用,各縣市推行得很辛苦。

沒有一個語言政策能沒有執政當局的支持又實行成功的 (Eastman, 1983:11)。民進黨執政的縣市雖然是地方政府的執政者,但是沒有中央執政當局 (authoritative body) 的支持,就無法做通盤的語言計劃,無語言計劃的語言政策不過是幻想的圓心。一定要掌握政權,建立台灣共和國,才可以做全面性的語言計劃,來達成合乎台灣人本位的,有人權、語言權、平權主義的語言教育。

下面我們要從語言計劃的理論及世界新獨立國家的例子來探討適合我們台灣的語言計劃。

一. 語言的選擇:

在決定語言政策,語言計劃形成以前,語言的選擇是頭一項另人頭痛的事。 對開發中國家, 或是第三世界的國家來說, 決定國語和通用語 (LWCs, Language of wider communication) 可能是在做語言計劃時最清楚的語言選擇。 根據 Fishman 的理論,首先要先瞭解你是屬於那一類型的國家:

語言選擇的模式:
(Fishman 1969a:192;Eastman modification 1983:13;李勤岸 1995)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單一模組 聯合模組 多模組
國家 國家 國家
(第一類) (第二類) (第三類)

特色
──────────────────────────
1. 有無文學 無 有 很多
___傳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國語選擇
的理由 政治融合 民族主義 妥協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使用LWC
的理由 做國家象徵 過渡 做為統一力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要做的LP 標準化 diglossia 現代化
___工作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雙語
是否為目標? 不是 是(看情形) 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雙文化
是否為目標? 不是 是(看情形) 是
───────────────────────────

第一類型的國家大部分是開發中國家或是第三世界國家。他們做語言選擇是為了要在語言複雜性很高的地方求得政治的融合。通常會選用一個 LWC 來做他們的官方語言及國語。 在西非的西 Cameroon 選英語, 東 Cameroon 選法語就是這類型國家的例子。

第二類型的國家, 像東非的坦山尼亞, 他們選本土的語言 Swahili 做國語來代替殖民語英語做共通語。Swahili 有長久的文學傳統,又可以滿足民族感情 (nationalism) 的需要。

印度選 Hindi 做國語是第三類型國家的例。 印度最少有十五種語言, 很多語言都有很久的文學傳統,選 Hindi 一方面是它的人口最多,另外也是妥協的結果。1966 年以來,印度公佈「三語公式」:母語,Hindi 或是英語,以及一個外語 ( 外國語或是外省語 )。

台灣是屬於哪一種國家?

第二:語言計劃的方向

在多語社會裡面,語言計劃通常採取二種方式:

1. 一個國家-一個語言的計劃。 企圖淘汰其他的語言,只剩下一個國語。

2. 一個國家-一個以上的語言的計劃。 境內的重要語言都被認可、保存;一個,或是一個以上的語言被選做官方語言。(Stewart 1968:532)

假如目標是要發展民族 (national) 文化,像坦山尼亞,會走第一個方向。假如多文化主義是目標,會採取第二個方向。南美洲的多語國家大多數選第一個方式;非洲,除了坦山尼亞以外,傾向選第二個方式。

台灣適合走哪一個方向?

第三:影響語言類型 (language type) 的變數:

Stewart (1968) 認為語言類型是決定一個語言是不是可以讓那個社會國家接納為官方語言很重要的因素。有四種變數決定語言的類型:

1. 標準化的程度:是不是有很一致的正確的用法?

2. 自主性的程度:是不是和其他的語言同語系, 若是同語系是不是有明顯的社會區分?

3. 歷史化的程度:是不是和某一種族,或是民族的傳統有關聯?

4. 活力的程度:是不是隔離的社會使用的?

台灣話 ( 包括福佬語,客語,南島語 ) 的語言類型是怎樣的類型?

第四:決定語言及國家關係的四個變數 (Kloss,1968):

1. 國家類型:若是國家官方語言是本土語言是 endoglossic 的國家,若是強制實行的外來語屬 exoglossic。

2. 語言在國內的地位: Kloss 認為語言地位不僅建立在語言人口、法定角色,也與它標準化的情形有關係。

Kloss(1968:78) 提供一個觀察語言標準化的位階參考圖:

成熟 少數 古老 年輕 文字化 無文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 |
科技、 二十萬人 詩、宗教 小學教育
高等教育 以下 哲學

台語文目前是在哪一個位階?

3. 語言的法定地位

官方的 區域的 推廣的 地方的 禁止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
vernacular
無地位,被統治者
的母語

台灣話的法定地位在哪裡?

4. 其他語言相對的力量:境內各語族間相互激盪, 情緒性的語言衝突,得謹慎列入考量。這個問題需要另文討論。

Kloss 相信透過這四個考慮,有可能可以研究出一個明智、合理、可行的語言計劃。

比較新獨立國家的語言政策:

新加坡:以前是英國的殖民地。獨立以後訂英語為第一語,除了英語以外還有三個官方語言: 華語、馬來語、塔米爾語。 新加坡人口華人佔 76 %,以講福建話為主。 一開始李光耀政府非常排斥華語,六十年代若主張華語甚至是犯罪行為。 1983 年甚至宣佈要在 87 年結束華文學校,所有的學校都用英語為第一語。

1988 年李光耀的觀念有重大的改變, 認為語言就是文化,所以開始推動華語運動,希望透過華語吸收儒家思想。

其實,推行華語,還是有誤差,既然相信語言就是文化,他們應該推行自己的母語 — 福建話。黃宣範教授 (1993:417) 有很深入的批評:「其實新加坡很多華人雖然同時會講英語及華語,但是他們有很深的自卑情結。比英美國家,他們感覺自己的英語是二流的;和中國、台灣比,他們的華語也是二流的。一個二流語言的社會難道可以發展出一流的思想、文教興旺的社會 ? 代表人類思考最高峰的文化、科學、 藝術的活動難道可以建立在一個二流語言的社會基礎上? 」

坦山尼亞:坦山尼亞有一百多個本土語言,要選一個來做官方國語實在困難,他們又不甘繼續用殖民者的英語做唯一的官方語言。第一任總統 Julius Nyerere 選定 Swahili 做國語。Swahili 一向是獨立運動所使用的語言,Nyerere 本人的群眾魅力 (charisma) 影響他使用的語言,他的政治演講、政治文章都是使用 Swahili,他在本來都使用英語的場合都帶頭使用 Swahili。他甚至把莎士比亞的「凱撒」及「威尼斯的商人」譯成 Swahili ,提高 Swahili 的地位。 Swahili 本身已經是初級教育的語言,也是很重要的因素。 而且 Swahili 幾百年來一直就是一百多個語族間的通用語 (lingua franca)(Holmes 1992:113-115)。 一樣在東非,肯亞及烏干達因為政權控制在極少數人手中,又沒有維持社會經濟動力的意願, 所以他們選擇繼續使用殖民者留下來的, 菁英分子的語言, 英語 (Scotton 1978:736)。

挪威: 挪威 (Norway) 經過丹麥 (Denmark) 四個世紀的殖民統治,在 1814 年獨立。當時挪威高階層人士在正式的場合都講挪威腔的丹麥語 (Danish),他們並沒有一個挪威的標準語,雖然有很多挪威方言。

雖然選用丹麥語方便得多,但是那個語言代表他們世世代代的壓迫者,他們的態度即使沒有敵意,也是很不甘願。最後政府用兩種方法來解決:改良丹麥語,往挪威的發音方法去改,最後發展出 Bokmal 語。另外一種就是以一個鄉下的挪威語創造出新挪威語 (Nymorsk)。雖然政府支持,民族主義者極力推動, 到 1980 年證實 Bokmal 戰勝新挪威語 (Holmes 1992:119)。

台灣共和國的語言方案:

經過對以上國家類型、語言類型的認知,以及幾個很典型的殖民地獨立的國家的例,對以下所列的十三種可能的語言政策方案,選哪一種對我們未來的國家比較好?

最近李遠哲所領導的教育改革委員會提出第一期諮議報告書 (1995/ 4/28), 強調台灣的教育若要面對新時代的挑戰,沒有徹底改革無法在新環境、新局面之下生存。他們有提出五個改革的大原則:人本化、民主化、多元化、科技化、國際化。鄭良偉 (1995) 認為這些原則是現代先進國家的教育特色,凡是違反這幾個原則,就等於沒有在培養有尊嚴、有能力、有思考的國家主人。他也認為這五個原則完全合乎現代化的語言教育上。筆者以為若要有一個現代化的語言政策及語言計劃,也得合乎這五個原則。用這五個大原則來檢驗台灣國民黨的語言政策,到底有哪一項可以合格? 我們若再加上這五個原則來選擇語言政策,那一種比較好?

1. 維持目前使用華語做唯一「國語」。
2. 改用多數語族的福佬話做國語。
3. 福佬話做國語,華語做官方語言。
4. 福佬話做國語,客語做官方語言。
5. 客語做國語,福佬話做官方語言。
6. 客語做國語,福佬話及華語做官方語言。
7. 福佬話、客話做國語。
8. 福佬話、客語做國語,華語做官方語言。
9. 福佬話、客語、華語都做國語。
10. 福佬話、客語及南島語(選其中的一種做代表,由原住民自己決定)
做國語。
11. 所有的語言都做國語(加起來有13種,比印度的國語還少)。
12. 所有的語言都做國語,另外有三個官方語言(類似印度的三語公式)。
13.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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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根據Holmes的定義,國語主要是做為國家的象徵(symbol of national
unity );官方語言主要是實用(utilitarian)為原則,比如說教育或是
政府文件。當然也有可能一個語言同時兩項兼顧。在此若是只列國語的,
就是指兼官方語言。

1995 年 7 月在美國休士頓所舉行的北美洲第一屆台語文夏令會,筆者就以上十三點給參加的人評估 ( 見附表 ),每一項從一分 ( 代表很差、反對 ) 到五分 ( 代表很好、贊成 ),49 份問卷回收 41 份, 回收率 84 %。結果分數最高的是第十二項 (143 分 ),最低的是第一項 (50 分 )。 這個結果和我個人的意見不謀而合。第一項及第十二項代表兩個極端,從單語華語的國語政策到多語的國語政策。台灣的經濟力已經足夠來執行這種尊重語言權,同時考慮實際可行性的語言方案。這個結果也可以說大部分支持台語文運動的人傾向支持多語的語言政策,並不是像某些人所說的福佬沙文主義者。現階段福佬語文的優勢現象,只是反應福佬人的人口比率,以及福佬人的語文危機感、使命感較高。

結論:尊重語言權維護語言產

殖民政權的語言教育政策主要是要讓殖民地的人民不記得他們自己的語言、文化、甚至他們的民族、國家。讓他們感覺他們的語言是低級的,他們的文化不如殖民者。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自卑感一旦形成,少數人要統治多數人就不困難。日本人及中國人在台灣都採用同樣的殖民語言政策。李登輝的台灣國民黨雖然表面採用放任的語言教育政策,其實他並沒有放棄為中國人殖民的單語「國語」政策。它的殖民本質還在。

這種的語言政策非但沒有人權,也違反世界的語言生態。目前世界有一百八十多個國家,人類的語言最少有五千種,所以可以說大部分的國家都是多語國家,平均一個國家有三十幾個語言。

六十年代以後人類開始接受「一個國家不一定只能有一個國語」的觀念。很多國家採用多官方語言的政策,譬如芬蘭有二個國語;瑞士有四個官方語言;印度有十五個國語。

台灣的語言複雜度 (0.57) 並不是很高,在世界各國中算是中等的,在德國、 葡萄芽 (0) 及印度、 菲律賓、 南非 (0.8) 的中間 ( 黃宣範 1993 :327)。台灣若是要採取「多國語」的語言政策應該是可行的。 語言權是基本人權,語言權的尊重可以確保每一個語族對國家資源有平等獲取 (access) 的機會。語言不應該一直把它看做是問題,應該看做是資產。語言產的維護,多文化社會的建立,雙語教育的推行相信是台灣要建立一個真正民主又有人權的國度應該要走的路。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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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宣範 1993 語言、社會與族群意識–台灣語言社會學的研究 台北 :文鶴出版社

陳儀深 1993 台灣的母語教育 台灣評論企劃專輯8月號 台北

張牧桂 1993 多元融合的族群關係與文化–民進黨的族群與文化政策

張博宇 1974 台灣地區國語運動資料 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鄭良偉 1990 演變中的台灣社會語文–多語社會及雙語教育 台北: 自立

—— 1995 本土化、人性化的語言教育 夏威夷大學 未發表 學生台灣語文促進會 1994 一九九三縣市長候選人母語教育態度調查 分析報告 台語學生二十期(1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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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語言政策問卷調查表

很差 差 差不多 好 很好

1. 維持目前使用華語做唯一「國語」。 1 2 3 4 5
2. 改用多數語族的福佬話做國語。 1 2 3 4 5
3. 福佬話做國語,華語做官方語言。 1 2 3 4 5
4. 福佬話做國語,客語做官方語言。 1 2 3 4 5
5. 客語做國語,福佬話做官方語言。 1 2 3 4 5
6. 客語做國語,福佬話及華語做官方語言。 1 2 3 4 5
7. 福佬話、客話做國語。 1 2 3 4 5
8. 福佬話、客語做國語,華語做官方語言。 1 2 3 4 5
9. 福佬話、客語、華語都做國語。 1 2 3 4 5
10. 福佬話、客語及南島語(選其中的一種做 1 2 3 4 5
代表,由原住民自己決定)做國語。
11. 所有的語言都做國語(加起來有13種, 1 2 3 4 5
仍比印度的國語少)。
12. 所有的語言都做國語,另外有三個官方語言 1 2 3 4 5
(類似印度的三語公式)。
13. 其他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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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良偉◎國語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 小孩都先會說話,而後學文字。有的孩兒不認識任何文字,都已經會說兩、三個語言。凡是一個人會說一個語言,腦裡就有該語言很完整的語音系統。羅馬字很自然地接連兒童腦裡的語音系統。有這個語音系統我們才能說,才能聽。下面的例子可以證明。台語和北京話都有變調。五歲小孩都會把「九百」和「十九」 的「九」不同發音,說得正確、聽得正確。沒有小孩會發音為不變調的「九,百」也沒有小孩會把變調後的「九」誤解為不變調的「溝」。雖然變調後的「教」與不變調的「九」同音值,卻沒有一個大人會將「教區」聽為「九區」。其實台語母語人,連有變調都不自覺。這個事實證明:說台語的人,不管老幼、貧賤,腦裡都有台語的語法和語音系統。 拚音文字可以確切地、很快地、很有系統地連接腦裡的口語語音系統。26個羅馬字字母,在三個月之內,一定能寫、能讀。漢字要學好2000個。又因為符號的標音很有規律,比標音不很規律的英文容易學習使用。 因為它兼有高度的標音功能,比漢字容易精通。然而,一個語言的標音自成一個系統,需要專心學習。現在的國語課程的前三個月,專心學習注音符號,不教一個漢字。其他的漢字使用國家,日本、韓國、中國的正規教育體制裡,都有一段不教漢字的語文學習課程。 拚音的學習效果比漢字好,能夠培養學習語文的自信心、培養終身喜愛讀書的習慣。漢字需要很長的時間才能學習完成。小時候自己的母語經驗被切斷,是一個很痛苦的經驗,只有少數菁英才能克服「讀冊真艱苦」的障礙。比起日本和美國,台灣的大人自己不愛看書,卻硬要孩子讀書。 因為台語羅馬字的符號比37個注音符號或日文八十個假名數目少,難度低得多。台語羅馬字曾是日文推行政策者的眼中釘,被日本政府壓制。它也曾是過去的國語推行者推銷恐台症、沒收羅馬字聖教、禁止台語及原住語羅馬字的藉口。現在的語言政策指向各族群語言並存和諧。如果「國語獨尊」的舊勢力,不給台語羅馬字一個公平而合理的學習機會,恐會引起不必要的猜疑。 台語的漢字用法不統一,需要靠拚音來人定同音同詞,不同漢字的情形,也需要羅馬字排序來編字典、辭典。 查詢辭典取得正確的文字資訊,需要先能使用拚音。百科全書、 辭典、電腦輸入、網路查詢、是現代文明的利器。 語詞的漢字發音以羅馬字音標為根據,這是學生、老師、家長之間語文資訊要標準化,要互相約束,要互相參考很重要的學習過程。也是踏入社會資訊現代化、標準規範化、民主法治化的第一步。 國際化的語文習慣可以從國小一年級,由台語羅馬字的使用來培養基礎。台語及英語有很多語音及語法結構類似點,有利於英語的學習。 台灣的語文教育需要為族群間的文化交流、瞭解及和諧來服務。尊重台語語文教育需要以及文化的文字經驗是很重要的一步。 *本文只代表他的學術立場,不代表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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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維哲◎台灣大學數學系教授 最近,漢語拼音問題在報上炒得很熱。我對這個問題(的各種層面)有最深入的思考,因此,我問自己一個問題:假設有一個台灣人,頭腦很清楚,但是沒有太多時間,那麼我要怎麼樣來簡要精確地分析給他聽?解答就是這篇文章。 一、插值問題與適配問題 這是我昨天教微積分時的一個項目。 在平面上有7個點 請畫出一條二次拋物線 通過這些點!也就是說,要找出使得 這個問題就是所謂的插值問題(interpolation problem),300多年前,已經被 Lagrange 解決了!(每一個高中生都會!)答案是: 大概說來,過任意三點,(例如說,)就可以畫出唯一的一條二次拋物線,但是,他(大概)不會通過其他的點()因此,這個插值問題(簡直)一定無解!這些條件互相矛盾! Gauss 說:換用一個觀點吧!我們應該找出一條二次拋物線,使得他「最接近」這七個點!也就是說,要找出 使得這些平方誤差的總和最小! Gauss 的最小平方誤差法(least-square method)就輕易地解決了這個問題!要點是:新觀點勢要找「最佳方案」!最適配的(best-fit)二次拋物線,一定有!而且只有一條! 這方法當然是不論點數的;而且,這些點也不必「一視同仁」,可以有不同的權重! 任何政策(制度、方案)的思考,都要把種種的利益目標列出來,希望這個 ,可以使得一多,這些條件就會互相衝突!「又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所以應該判別輕重,改用「最佳適配」的觀點,通常問題都有答案! 二、國語推行委員會 對於「拼音制度」,甚麼單位是最高的權責單位呢?在外國,這個應該是「文化部」吧,我們則是「教育部」,當然這是各有利弊!教育部有一個國語推行委員會(以下簡稱「國語會」),當然拼音制度的研擬應該是他的主要工作吧!我看新政府的這個國語會,比以前的好,但是不夠好!國語會本身有一些問題。 (1)「正名」問題!何謂國語?國語會50年來對於國語的定義是 「華語」,台語,客語,原住民語,都是方言,都是要消滅的對象;就此來說,國語會,應該「罪成身退」!我對於國語的定義是:台語,客語,原住民語,都是國 語!和華語一樣!我參加了國語會是基於這個認識,這個定義。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新政府對於「國語」,應該堅持正確的定義,如果有人對於國語的定義和這個不 一樣,那麼就不要他參加!另外還有(2)組成的問題;及(3)功能的問題。 國語會從來就是一個被動的諮詢性的機構,(我認為這沒有甚麼不 好!事實上,我們的任期內,大概只有開了3次會吧。)這一次的拼音問題,教育部(的曾部長)以及國語會,顯現了「不良的互動」。拼音方案的擬定,等於是一 個工程問題。教育部應該要求國語會:「我們有這些政策性的考量,要達到這些大目標;這是工程的目的!這需要各種方案來競標!所以,請國語會,先提出更詳盡 的規格要求,再蒐集各種方案,最後做評判比較,找到最好的。」 國語會通過甲案,呈上 LuLu 范次長,成了「甲乙案並呈」;再呈上曾志朗部長,他先說「要甲乙丙三案並呈院會,而他個人支持丙案」,後來又說「他決定用丙案」! 很顯然他早有定見:「如果你的意見與我的一樣,就採用你的意見,否則,就用我的意見!」在國語會,其實只有「表決」,並沒有充分做到「受諮詢的職責」! 三、基本的原則:融合一致的學習 (1)教育第一,「路牌標誌」,以及「書目查詢」,幾乎都是不相干的(irrelevant)問題!所有的拼音法差不多都是等效的! (2)本國語文,即華語與「鄉土語言」,及英語的學習,必須有融合性的考慮。不能違背學習的原理! (3)所謂「國際性」,定義成「與英語英文的學習,有極大的共容」。 現在的九年國教,有本土語文,(華語)國文,英文,必須尋求其協合一致。一切都必須著眼於教育!教育的問題,根本就是效率的問題。 如果我們先學習甲,然後再學習乙,前者對後者是幫助呢?是阻礙呢?或者不相干呢? 假如我學了拉丁字母(英語) ,現在學希臘字母的 ,這相當於拉丁字母的,學起來很容易(這是助益)。其次我學(圓周率),這是不甚相干的。它是,相當於拉丁字母的 ,但形狀不同,於我是新的東西,新學習。其次我學,糟糕!它像,卻是相當於拉丁字母的 。實際上的大寫就是 ,形狀等於英語的P,卻是實質上英文的R。這是阻礙! 再舉一個例子,我學開車。我在美國可以開車;我到了澳州呢?我從 前對車子的種種能力,都對我有助,獨獨一點,即左右的習慣,現在成了阻礙了!我有種種直覺的反應能力,有feeling,有習慣但是,如果那是涉及左右方 向的,那就有點糟糕了;我必須undo,把已習得的(在腦中),先反向去除掉,然後學得新習慣。 四、通用的漢語拼音方案:台語拼音為基 在國語會,一共兩次,就兩個方案來表決:所謂的通用拼音方案VS所謂的漢語拼音方案。 我認為:所謂的漢語拼音方案,拼不了漢語!只能拼華語。而所謂的 通用拼音方案,並不通用!因為他太接近所謂漢語拼音方案!因此國語會的表決,我們應該解釋為,拒斥中國的拼音方案!就這一點說,我們都贊成國語會的表決! 但是所有的拼音方案都必須有相當複雜的內容。元音、輔音、聲調三個部分都要詳細考慮,然後還要考慮,如何間隔,如何省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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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拼音爭論的邏輯與心態

江永進 新竹清華大學統計所副教授 自馬市長掀起拼音大戰以來,贊成漢語拼音的意見,幾乎都以中國漢語拼音才有國際化為理由,以譯音方案是為了外國人的需要做理由,吾人以為邏輯上、論證上、心態上失之粗糙,難以服人。 如果只有中國化才是國際化,那麼為什麼馬市長去年宣佈使用注音第二式?去年的注音二式就可以國際化?今年的通用拼音就不能國際化?昨是今非,為什麼?政爭而已! 如果只有中國化才是國際化,那麼我們應該改用簡體字。馬市長講簡體字取代繁體字是「多慮」,因為「正體字在華人世界是強勢的」(中晚2000/10/11/4版),吾人不禁戲言:為什麼?難道因為多一個「正」字?正字標記所以強勢?台灣媒體居然也可以將此種推論寫成大字!為什麼捨文字問題單就拼音來爭論?政爭而已! 如果只有中國化才有國際化,那麼熱心這種國際化的人,應該更加強力主張廢除ㄅㄆㄇ,因為ㄅㄆㄇ引起的無法國際化,嚴重得許多。台灣人出了國門,因只會ㄅㄆㄇ,沒有羅馬字無法查資料、看地名,而且,打電腦時26鍵的羅馬字輸入法也強過40鍵的ㄅㄆㄇ輸入法(台灣資訊應用能力大受威脅)。北市龍局長講什麼新鎖國,難道她看不出ㄅㄆㄇ的大鎖國?吾人認為,她應該用更大的勇氣、更大的力量,主張廢除ㄅㄆㄇ。耶穌說,「為甚麼看見你兄弟眼中有刺,卻不想自己眼中有樑木 」,為什麼捨大就小?政爭而已! 北市林局長講,萬華譯名ManKa和漢語拼音不同,所以通用拼音無法國際化。實在令人啼笑皆非,蓋ManKa是古早地名譯音,本來就和華語拼音譯名不同!這和拼音方案無關,不要一概而論!(當然,我們可以考慮使用古早地名譯音的政策。) 前部長楊朝祥,沒給理由直接結論說,譯名用中國漢語拼音,母語教育用通用拼音,又說什麼「因為外國人學英語也未學音標,都是直接教育法」,因此表示母語教育不需要學拼音,暗示只需要直接教育法(《台灣日報》2000/10/13五版)。吾人不禁感慨,為什麼不主張英語華語教育只要直接教育法?為什麼主張跛腳的母語教育?如此明顯的矛盾大小眼,無人質疑?吾人只好相信,這是居心叵測繼續限制母語。 某匿名前行政院教改會主要成員義正嚴詞說拼音方案應該用加權評分法,結果最後居然突然結論說,譯音用中國漢語拼音,母語教育才用通用拼音(《中國時報》2000/10/12/5版)!評分標準還沒有討論,就先有結論,真不知道這是什麼方法和結論!就算中國拼音等於國際化,得到國際化項目的滿分,其他項目得幾分呢?通用拼音就完全無分?提個自己不用的方法,而且事先有結論,那裡還需要討論?換個推論過程:因為中國是一百分,所以譯名用中國拼音,如何?恐怕重點是他們要中國拼音,而不是什麼決策方法過程有缺失,不是通用拼音有什麼重大缺點。 以路牌譯音的需要來講,馬市長這邊強調需要花費幾十億,用中國拼音一樣也要幾十億?而外國人又如何的看不懂通用拼音?到底有多少外國人到台灣之前學過漢語拼音?這些人當中又有多少人堅持沒有中國拼音不可?他們當然也看不懂古早地名的拼音,我們值得為這種外國人花幾十億?那些學過漢語拼音的外國人,目的應該是學漢字,為什麼不談繁體字差太遠,反而致力攻擊差別不多的通用拼音? 拼音爭論,至少應該先平心看新政府提出的理由是不是充分,不是一味用其他理由強力炒作,可惜媒體報導很少給教育部適當份量說明。台灣新政府致力多語政策,發展多語族文化,為吾人所重視珍惜與支持。吾人認為,教育部范次長的說帖是很有力的:通用拼音有台灣特色,兼顧台、客語需要。 曾部長、范次長也講,拼音爭論是被過度誇大。是的,被過度誇大、政治化了。譬如,馬市長威脅說,如果新政府執意要採用通用拼音,那麼台北市要採取「雙軌教育」;但是新政府並沒說要教通用拼音(雖然吾人贊成),新政府只是要教母語拼音(這是源自舊政府時代的決策;但母語拼音未定),馬市長為什麼如此反應過度? 而且,馬市長的拼音教育,非常明顯完全沒有考慮母語需要,不知中國拼音和母語教育可能引起的衝突,不知通用拼音本來就是為減低拼音衝突的問題而研定,居然提出如此的政策。馬市長需要較好的幕僚,應該了解通用拼音才發言。 要知道,通用拼音為多層目標,顧慮國際化、資訊化等因素,又兼顧本土化母語需要,是經過長期研議及教育實驗的,結果算是差強人意,雖然不是一百分。通用拼音是多元化台灣的需要,有台灣特色,這樣有政治考量?中國拼音等於國際化,這樣就沒有政治考量?真是打人喊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