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挑起族群情結、統獨對立？

汪平雲◎律師 我是通稱的「外省第二代」，看了最近「族群平等行動聯盟」對於族群問題的一些意見，感到十分悵然。我認為他們對於台灣族群問題的想法十分膚淺，只注意表面的和諧，卻欠缺歷史面向的深刻反省。在他們的看法下，似乎任何人對於台灣過去族群不公正的歷史，提出檢討或批判，就是「累積族群仇恨、升高對立」。筆者對於此種想法深深不以為然。 作為「外省第二代」，我認為台灣族群問題首要的解決途徑，是長期掌握台灣政經優勢的外省人，願意對於過去宰制其他族群的不平等現象，以及外省族群對於河洛人、客家人、原住民的族群偏見，進行公開的、持續性的反省和檢討。外省籍的政治人物，也應該教育或引導他們的外省籍支持者，對自己長期享有的優勢與態度進行反省，而不是急著去斤斤計較別的族群對我們外省人是否公平，或對我們外省人是否有所誤解。 以筆者個人的成長經驗來說，我是軍人子弟，隨著年齡增長和學習，我才逐漸了解到我如何在政府不公正的社會福利資源分配政策下，享受到比其他族群更多的照顧；也逐漸體會到以外省族群為中心所建立的「中國文化霸權」下，外省人不自覺顯露出的「高貴與自負」，以及河洛人、客家人、原住民的文化如何受到忽視及扭曲。 誠然，並不是所有外省人都是優渥的「既得利益者」，也有不少外省人反對「文化霸權主義」，但是外省人對於過去違反族群正義的歷史殘留，應該採取花費更多的心力來矯正與改革。有哪個外省籍政治人物，願意站出來反對扭曲社福資源分配的「優利存款」和「眷村改建」方案呢？ 更令我有錐心之痛的，是不少外省族群（有許多是我的父執輩），至今仍存在著對於民主運動的誤解與仇視。十多年前，我在讀書的時候參加學運，我個性敦厚的父親，因此受到他外省朋友的圍剿，懺悔「養子不教父之過」。在這樣的氛圍下，我的父親也曾經老淚縱橫的告誡我，不能幫助民進黨，因為他們總有一天會把外省人趕下海。即使到了民主化的今天，在我居住附近的外省聚落中，還常常聽到我自小熟識的「伯伯、叔叔」們，罵起李登輝和陳水扁咬牙切齒，甚至希望中共好好的修理他們。 當然，我們外省人並不是自願的站在這樣一個尷尬的歷史位置，外省人並沒有主動要特權，主動仇視他人，而是在「政治社會化」的過程中，成為替威權政體搖旗吶喊的工具。這誠然是深沉的悲哀！但是，如果外省人能夠深刻反省自己的處境，願意承擔起歷史的錯誤，勇於檢討和改正集體的「族群不正義」現象，我們才能超越歷史與血緣的命定，獲得真正的自由。 揭開傷疤，重新清理傷口，才能使發炎流膿的創傷真正癒合。我相信，這比「族群平等聯盟」所稱讚的「捐血為盟、血脈相連」活動，更能促進真正的族群平等。 ＊本文原載於《中國時報》，2004年2月17日的A15「時論廣場」版。

汪明輝◎鄒族、台灣師大副教授、鄒族文化藝術基金會董事長 2003年，鄒族多事之秋！這都是發生在最近的事。 話說當中華隊打敗鄒族隊 阿里山國家風景管理處（下簡稱阿管處）位於嘉義縣番路鄉的觸口，掌管所謂大阿里山風景區之經營管理，其預算龐大，超過數十億元，相形之下，阿里山鄉一年約一億元的總預算，還真少。按照阿管處的觀光發展既定政策，其中有一項是發展重點正是有關鄒族文化觀光，因此，過去兩年多來，阿管處積極介入鄒族各部落之觀光發展建設，為了表示尊重鄒族，成立了鄒族諮詢委員會，成員包括鄒族頭目長老、鄉長、議員、社區理事長、鄒族文史工作者以及關心鄒族文化之學者專家等，堪稱周延。 去年，阿管處為了擴大有關鄒族人文觀光資源之宣傳吸引更多遊客，遂進行鄒族人文與觀光資源之調查研究總額約四百萬的招標案，在招標案即將過期之際，偶然間被我們發現，身為鄒族人兼鄒族文化藝術基金會負責人，自應當仁不讓，不能缺席，多年來與鄒族文史工作者偕同一些傑出之學者專家參與鄒族研究、調查與建設計畫等工作，也累積若干鄒族有關之論文、專書以及研究規劃報告，自許勝出希望大，於是再次聯合各領域學者專家組成以鄒族為主體之調查研究團隊，以實踐鄒族事應由鄒族人做的理念，果真如此，亦符合對等夥伴關係之理想，於是研擬提案企劃，參加競標。本人原抱著很大的期望，沒想到卻是由以漢人民俗藝術為主要工作領域的廠商得標，頓時不知如何以對，難道鄒族文化也變成漢人文化了？或是我們過去的努力與成果真的不如對手？ 查看其研究或工作資歷，少有鄒族經驗，又觀其成員，以大學中文系教授為主，應與鄒族文化不太有關，若以一般標準而言，這樣的條件恐怕是不足夠的，不可能得標，然而事實正好相反，令族人深感失望與錯愕。 我並不反對非鄒族人做這樣的計畫，畢竟過去類似的計畫與研究大部分都不是鄒族人做的（大部分與鄒族有關之上層政策也都不是鄒族人決定的），然而，那些曾經研究鄒族文化社會者，至少都是屬於比較與原住民相關的領域，而且長期投入心血並已累積了經驗與具有參考價值的研究成果，而這次得標的廠商卻不是，讓我不由得想到鄒族恐將成為其規劃下的白老鼠，原本期待的夥伴關係應當是阿管處提供資源由鄒族人自己進行調查、規劃，呈現自我論述、自我展現，如今將變質為研究（廠商）與被研究（鄒族）以及規劃（廠商）與被規劃（鄒族）之關係，資源提供者阿管處則高高在上，事後才知道鄒族諮詢委員會曾就此事質問為何鄒族團隊未能得標？毫無意外，阿管處自是以公開招標，一切合法公正辯解，然或許程序無暇，但其實鄒族人真正要問的是，為何阿管處不直接將該計畫交給鄒族人做？這計畫對於以漢人民俗或中文為主要旨趣的團體與學者而言，有何必要性？正當性？跨界實驗研究嗎？這又讓我聯想起台糖竟賣起豬肉水餃與枝仔冰，在台灣似乎充斥著這樣的事情。如果扁政府所謂與原住民族新的對等夥伴關係真是淪落到如此的詮釋，那就拜託政府別再提什麼夥伴關係了。我為文的重點不是要爭說由本會承辦才是正確（事實上還有許多族人可以承辦），而是要強調鄒族的事，當然應該先問鄒族的意見，並最好請鄒族自己決定如何處理，勿輕易剝奪、侵犯其自主權，才是尊重鄒族的做法。我要請大家關注的重點不在檢討廠商，而是阿管處如何以國家代理人聯合所謂專業者操弄鄒族及其文化的霸權作為，這也正是這個國家之霸權本身。 這讓我們再說當鄒族頭目被判為強盜 日前，嘉義地方法院針對去年3月鄒族達邦大社汪頭目逕行取締漢人疑似盜取鄒族傳統領域內野生蜂蜜提起訴訟案，悄悄地做成宣判，結果駁回上訴，維持原判，即判汪頭目六個月徒刑，緩刑兩年，這又是統治國家對鄒族公然的凌遲與污辱，鄒族人無不痛心疾首，義憤填膺。 在前述的投標案，本基金會團隊為了增加奪標勝算，特地央請本會董事也是該計畫顧問的汪頭目一同出席（以圖壯大聲勢），也因為汪頭目同時是阿管處諮詢委員，惟競標結果讓他非常失望。去年3月間取締漢人盜取野蜂蜜事件，讓他以鄒族頭目之尊遭警察逮捕拘留於看守所，初判為強盜罪，鄒族人聞之譁然，卻也不知如何以對，誰敢反抗警察司法？誰敢反抗國家？光想到阿里山鄉第一任鄉長高一生、湯守仁等鄒族一代精英被處決的下場，想到白色恐怖，平日講大話的政治人物、容易衝動的年輕人誰也不敢坑聲。 審理期間，2003年8月15日，汪頭目帶領達邦族人仍依照古制舉行戰祭 (mayasvi)，儀式期間有族人不幸過世，於是必須依照傳統做法要將祭儀時間延長為一個月才能結束。而今年2月15日，即使被判徒刑之後，依然秉持傳統將照既定計畫舉行傳統戰祭。鄒族頭目沒有一毛薪水，除受到族人敬重服從其指示進行祭儀外，平常一切自食其力，與一般族人無異，他何苦做取締的事？他只是做他過去一直在做的事，一如過去的頭目所做的，即在維護鄒族傳統領域與土地資源而已。在他祖父當達邦社頭目之時，在他約四、五歲開始進入鄒族男子集會所 (kuba) 接受摔角與搏鬥訓練之時，中華民國還沒來台灣呢！傳統領域自西部平原到中央山脈脊嶺，將獵場、河川分配給氏族作為自給自足生態區域，鄒族同其他原住民族形游耕漁獵的生活方式。清國大半時間都承認原住民之土地權（業主權），繳納阿里山番租，並承認其頭目，甚至任命為通事，如曾有名叫阿巴里（阿里山即以此為名）的通事。然而自日本殖民帝國採取高壓殘暴統治，不但否定了原住民族土地權，並進行對鄒族土地任意侵奪、割讓，惟至少仍承認並尊重鄒族頭目地位。中華民國一方面動不動斥其為殖民帝國主義，卻一方面幾乎完全繼承其殖民統治政策及其造成之惡果，完全否認原住民族地權，同時另立鄉長、村長取代傳統社會的領袖，分化、瓦解傳統政治團結，日據時期皇民化措施尚未禁止說族語，但中華民國的平地化（中國化、漢化）卻要禁止說族語，族語淪為「方言」，語言迅速消失，卻又高喊國家的照顧下，帶來現代化經濟繁榮進步予以美化，真可謂包著糖衣之文化滅絕毒藥，若不是原住民族本身展開自覺運動群起抗爭，而再繼續這樣照顧下去，後果真是難以想像！ 頭目兩字本是中文用以形容非法組織或團體之酋，雖然清朝曾具有土官之地位，但今日頂多是代表非正式或是象徵性毫無實質意義的稱號，大概都沒有正面的意義，鄒族頭目的職業欄若不是卑微如自耕農，可能只是幹事，卻是這個國家承認他的唯一身分，我要邀請各位朋友族人嚴肅面對的事實，就是請認清頭目代表的是鄒族核心價值，其地位非常崇高，正如鄒族之王（peongsi即王室之意），是族人的領袖，頭目是權力象徵，當然更是責任。日據初期有一名叫uongu的頭目曾隨著日軍警狙殺了藏身在大阿里山區的23名土匪（或稱抗日者），大抵是侵占鄒族領域未繳番租者，國府時期之初，voyu頭目一人在歷次出草戰役中共斬了28個首級，民國五十年前後，同名為voyu頭目在族人疑慮下，同時也在宗教衝突的無奈情況中，允許德國傅禮士神父在鄒族會所kuba舉行彌撒，因為他認為天主教教義與傳統鄒族宗教觀念接近，面對時代巨變，頭目豈是常人能當？更非只是在祭典中喝酒跳舞的！他們所做的儘管不同，卻都是為著維護族人權益而已。面對不同的統治國家各種壓迫性措施，面對週遭族群文化之衝擊，他要擔負維護族人權益之重責，面對各種外力壓迫，必須果敢做出抉擇，在不確定的未來中，引領族人向前邁進，即使統治國家完全漠視他們的今天，仍要取締那些囂張的盜採者！對鄒族而言，他們絕對是盜採者，毫無疑問，應該要取締，這就是汪頭目所做的。 這正是鄒族傳統規範與國家律法之衝突，中華民國警察以及司法宣判了正直的鄒族頭目父子為強盜犯，卻令平日縱橫山區為所欲為、專司欺騙善良原住民以及濫盜山林如山老鼠般的刁民繼續逍遙（抱歉！這樣的人實在太多），難道鄒族只能嘆這是歷史慣性與遺毒？國家法院本就是他們開的？先不談這刁民，說鄒族頭目是強盜，絕對是對鄒族的嚴重羞辱！請這個國家及其司法者回答，鄒族頭目需要搶一個經過家門的漢人蜂蜜嗎？搶去吃、去賣嗎？搶著好玩？他有習慣做這麼廉價的強盜？不是，對吧！再問，因為他看漢人不順眼，所以故意搶蜂蜜？他也許真的看多了漢人在山區的囂張行徑，如明知鄒族已做標記的蜂蜜、虎頭蜂窩或是傳統族人公有之箭竹林、山蘇、百香果等山產，漢人還是照盜採不誤，不過頭目從來未曾無故冒犯外地人，這也是確定的！其子現身為山地義警，救火、救難無所不與，幾年前也曾遇見有附近漢人盜採箭竹筍而報警，而移送法辦，今以同樣心情制止盜採者，結果卻不同？這絕不是什麼「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或「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可一語帶過，這正是國家對原住民族及其文化之藐視與不尊重的表現。 諷刺的是，在印象中，中華民國憲法竟還有頗為尊重原住民族之條款，豈不是寫著好看？甚至還有自治法草案、民族發展法草案也逐一出現，豈知最後這些都還是保護不了鄒族頭目，卻讓真正的盜採者逍遙！如果國家可以這樣審判鄒族，鄒族同樣也會審判國家，顯然這個國家還須加油才會有好的審判結果！ 也許標榜如承認原住民族自然主權或者歸還原住民族傳統領域乃至尊重原住民傳統文化之類的政治承諾的執政者，應該從中好好檢討為何講得這麼好聽竟沒多少原住民當真，願意投下支持票，因為實際上原住民所看到的完全不像口號那麼漂亮，而是言行不一，是非不分，而且不斷發生這種國家代理人以及國法凌遲原住民之情況，相信我！ 從來只聞國家統治者要求鄒族人能為國家做什麼，未曾聽說有要求國家能為鄒族做什麼？為了效忠國家，鄒族青年曾參與日據時期高砂義勇軍遠征南洋對抗盟軍，為了中華民國時打八二三炮戰，都當前線砲灰，為了台灣，涉入二二八事件，鄒族犧牲第一代政治領袖精英，國家對鄒族呢？道過歉嗎？不是，而是繼續上下其手，對鄒族其人與土地，行凌辱搶奪之能事。 鄒族人同其他所有原住民族在台灣的歷史比任何統治國家還久，對我們言，台灣政權輪替是常態，不好的國家自然會淘汰，沒有好的法律一定不是好的國家，台灣的司法改革，鄒族可無法也沒興趣過問，但對這個判決及其羞辱，鄒族人是完完全全不會屈服的。 我們呼籲，中華民國政府收回這個判決，還給鄒族頭目清白與名譽，並鄭重向鄒族人道歉。

反駁泛藍陣營的「正港台灣人論」 楊長鎮◎客家運動工作者 去年六月間，一封電子郵件在客家社團和文史工作者之間流傳，內容是東森新聞電子報報導國民黨蔡正元的談話，大意是，因為李登輝和陳水扁都是具有客家血統的「墺客」，所以他們都不是「正港台灣人」，而連戰因為具有正宗閩南人血統，所以才是「正港台灣人」。由於這則消息並未見報，經過一番討論，我們幾位當年（1988年）發起「還我客語運動」的老戰友決定不予理會，以免激化台灣的族群關係。去年八月四日的自由時報報導，蔡正元重申同樣的論調，並表示將在以後選戰策略中適時凸顯連戰「正港台灣人」的地位。顯然，蔡正元的族群論述已經不只是個人意見，而是國民黨正式的、可以三復斯言的選戰策略。扁連辯論中，阿扁針對這個重大的族群歧視問題要求連戰說明，可惜連戰對其發言人的說法未有任何澄清，在政治責任上我們不能不認為這等同於是默許。也因此，我認為客家人不能再沉默了！ 戰後台灣由於二二八事件，和國民黨殖民統治所推動的中原正統主義的壓制，台灣社會在日據時期素樸的台灣漢人認同意識基礎上逐步成熟了「台灣人」意識。客籍台灣文學大家吳濁流、鍾肇政、李喬等在其大河小說中，刻畫了具有「抵抗的民族主義」意義的台灣人形象，這些成就放在整體台灣文學中都是突出而具開創性的。從客籍台灣文學大家為台灣人意識建構原型的事實中可以看到，台灣本土各族群在日據與戰後被殖民的共同歷史經驗中，是同步互動、合作地產生了與「日本人」、「中國人」認同相對的「台灣人」認同。也就是說，「在台灣的人」是不是「正港台灣人」，從來就和血統無關，更和單一種族的概念無關，「台灣人」意識是建基於反抗意識及共同歷史經驗之上的主體重建意識。簡言之，「台灣人」是「在台灣的人」不分族群共同反殖民歷史的產物。 在台灣人反抗外來統治的認同重建史上，並不是沒走過像這次國民黨一樣的認同歧路或族群沙文主義現象。二二八事件之後，受害的台灣人從祖國夢之中驚醒，基於反彈情緒對中國大陸來台人群謔稱為「阿山」。把女兒嫁給「阿山」曾經被部分台灣人認為是趨炎附勢的「背祖」行為。而像連戰這種基於中國背景而取得權勢地位的台灣人，則被譏為「半山」。很不幸地，被國民黨統治集團信任的所謂「半山」，曾經被視為台灣人中的出賣者或外來統治者的買辦。所以，我們必須謙卑地反省承認，在大中國殖民統治對立面初期產生的台灣人認同，也曾經混合著另一種反彈性的族群沙文主義、血統主義和排斥主義的精神暴力。 近十餘年來，台灣的主流族群論述已經從單純的反抗意識，走向更為開放多元的重建意識。許世楷教授〈台灣共和國憲法草案〉中「台灣四大族群」的提出，雖然被批評有簡化族群現象之嫌，但從論述提出的歷史脈絡和預設的對話對象來看，這個論述卻是台灣人意識從一元主義走向多元主義的分水嶺，也標誌著台灣人的反抗意識已深層化到對中華民族│帝國主義一元論述本質的反省與批判。感謝上帝，這種多元建構的台灣人認同，隨著近年民主選舉帶來的族群對立緊張和論辯對話過程，幾乎已成為人民普遍接受的新主流價值。台灣頭尾、大街小巷，「不分族群，只要認同台灣的都是台灣人」的說法已是不分老幼朗朗皆能上口。台灣社會從一元論抵抗一元論、血統論抵抗血統論、正統論抵抗正統論的迍邅歷程中，艱困地發展出健康開放的新台灣人意識，放在全球反殖民和民主化的歷史大背景中來看，是多麼令人動容而偉大的人文景觀！ 泛藍陣營對歷史的無知，他們粗暴的「正港台灣人論」，不但將台灣客家人排除於他們的「台灣人」定義之外，更企圖要把台灣從多元文化主義的新主流價值，倒轉向國民黨威權統治時代的一元主義舊價值，台灣人民不能不謹慎戒懼於這種復辟主義！泛藍陣營也許不習慣向本土反對運動產生的新主流價值靠攏，也許他們選擇性地遺忘了當年李登輝高舉馬英九之手高呼「新台灣人萬歲」的畫面，但泛藍陣營請小心，你們意圖打擊具有詔安客家血統的李登輝、陳水扁的同時，正宣告了與全體客家台灣人和採取多元文化主義立場的所有台灣人為敵！ ＊本文原載於《自由時報》，2004年2月25日的「自由廣場」版。

彭鑫◎客家運動者 陳茂雄先生在自由時報的專欄是我不願錯過的精神食糧之一，但陳先生於9月28日發表的文章卻讓我必須嚴正的指出，他在族群關係課題的反思深度和歷史認知程度都是嚴重不足的。 陳先生主要立論是批判客家人與外來統治者結合，這樣的批判大抵符合某些福佬族群菁英份子長期以來的主流觀點，就像過去關於客家「義民」信仰的福佬解讀一樣，雖然這種觀點過去多半留在心理不願提起。這種長期積非成是的成見完全欠缺歷史事實基礎，否則何以解釋台灣人抗日行動中客家與福佬幾可平分秋色的英勇表現！而台灣戰後包括社會運動在內的廣義反對運動中，我們也將難以解釋何以客家人的表現遠超出其占台灣人口比例；至於「義民」歷史，稍有做點歷史功課的人應該知道，義民的成分跨越漳、泉、粵和平埔，而引發義民反抗的林爽文其實是福建客籍的平和人。 台灣客家人從不認為自己不是台灣人，也從不認為自己的母語不是台灣話。如眾所週知，客籍作家吳濁流、鐘理和、鐘肇政、李喬等人的作品，在各族群關於台灣人意識具有文化自覺意義建構的工作中，佔有無可質疑的重要地位。也就是說，台灣人認同和台灣本土主流文化是閩客共同成長的歷史所創造的。也因此，我認為陳教授這篇反射動作式的文章，除了欠缺歷史常識和造成親痛仇快、激化族群關係以外，很難讓人理解還有什麼積極意義。 關於國家考試出現閩南語考題，客籍知識份子如徐正光、李永熾、李喬、曾貴海、吳錦發等人，這幾天在各媒體出現的言論，都有超出單一族群立場和反射動作層次的反省深度。基本上，他們都從台灣本土化、去殖民文化運動的多元化觀點，將這次的爭議或爭論方向導向更根本的課題：台灣本土語言共同受難的歷史問題；從而將這次事件界定為一次族群關係的成長與學習場域。這些客籍的公共知識份子 (public intellectual)，對這次國家考試的命題方式保留了理解和體諒的空間，其動機正是基於對台灣人民共同命運的終極關懷。如果這樣的胸襟得不到多數族群的回應，無法讓族群關係有更多共同的反思與成長，豈能不說是對歷史契機的無感、無知與浪費？ 泛藍政客將這次國家考試議題導向閩客衝突，除了趁勢將扁政府的客家政策成績一筆抹煞，更企圖藉此進一步強化和擴大殖民政權的反本土政治價值，因此，這是一次具有高度戰略性的政治作戰，而任何一個族群知識份子如果急著在情緒上頭發表欠缺思考反省深度的言論，就可能助長了泛藍的策略效應，中了對台灣本土族群認同的分化離間之計。 台灣過去的族群關係歷史上，基本上是多數者壓迫少數者，強勢者欺壓弱勢者。在台灣人民共同努力下，少數強勢的統治歷史已逐漸淡出 (fade out)。而今，少數族群所憂慮的是，是否會有新的單一族群文化霸權淡入 (fade in)？如果台灣本土化的進程不能以深刻的多元化價值為基礎，只會使少數族群懷疑為何要投入本土化的歷史工程！ 此次國家考試牽涉族群應考者權益問題本身並不那麼重要，其中有以閩南語發音及符應客家傳統文化的考題，如補破網、食茶；所以問題重點在於這次事件已經被泛藍成功塑造成為一種族群政治的象徵。因此，作為社會輿論主體的各族群知識份子，就應有更高度的自我批判和反思，而不是隨口水戰起舞，憑白坐實「福佬沙文主義」的指控。如果台灣各相對強勢和優勢的族群，在族群關係課題上對較自己弱勢或少數的族群（例如原住民族），不能有更高度的同理心，並對多元文化主義有更深刻的體會和認識，而導致台灣的本土化成為新族群文化霸權的爭奪戰，那麼我們就不得不憂心，台灣人去殖民的文化主體重建工作將成為另一場苦難的開始！當然，另一方面，客籍同胞也應回頭看看歷史，那個蹂躪踐踏客家語言的歷史主角究竟是哪個政權！

邱垂亮◎中華民國總統府顧問 台灣之子、也是客家之子的阿扁總統，日前在新竹義民廟「總統神豬」風波中宣佈，客家傳統一百多年歷史使用神豬祭拜，並非任何團體所能污辱。他並指出，對阿扁個人可以有意見，但絕不能侮辱「我們客家文化」，把客家文化污名化。阿扁的神豬不僅得罪很多「政治正確」的社團，還落泛藍陣營口實，被批得一無是處。但無疑的，阿扁這次力挺客家文化頗獲客家族群認同、喝采。不過，明年總統大選，有沒有客家票，我還是持質疑態度。 作為台灣苗栗客家人，我和作家李喬一樣，大力支持、推動台灣自由民主化，因此積極參與、支持黨外運動和民進黨對抗國民黨的政治活動。2000年的總統選舉，阿扁選勝，政黨輪替，民進黨執政，是我們畢生最難忘、最感驕傲的歷史大事。但桃竹苗客家票的大量流入統派泛藍陣營，客家人對本土派台灣主體認同的阿扁和泛綠陣營的消極、抗拒態度，讓我們耿耿於懷，深深不解。 2004年大選迫近，雖然阿扁非常努力實現諾言，成立客家電視台，在苗栗、新竹建立客家學院，鼓勵發揚客家文化，但我們的感覺是，桃竹苗客家人依然無動於衷，阿扁的選票仍看不到。客家人的保守、硬頸、講忠義、心懷中原的文化心態，是一原因；和外省的「新台灣人」一樣，在台灣屬少數族群，有作客心理，對河洛人多數的恐懼、敵意（過去曾被欺負），因而願與「新台灣人」策略聯盟，對付多數河洛人，是另一因素。 民進黨成立，很多客家人認為它是河洛人政黨，因為在其活動中常用河洛話，很多客家人，尤其是苗栗客家人，聽得莫宰羊，感到被漠視、歧視，無法認同、融入。當然這不完全公平，民進黨建黨元老有許信良、張德銘、邱連輝，後有葉菊蘭、范振宗、林光華等加入，更有客家大老鍾肇政、李喬等力挺；但明顯的，民進黨成立十七年來，絕大多數客家人一直不認同、不支持、不參與。 許信良脫離民進黨，權力鬥爭是原因一。大肆主張、推動「大膽西進」政策，彰顯的大中國情結，與民進黨「台獨綱領」背道而馳，為原因二。許信良、范振宗、吳伯雄（那位選省長選到只剩阿里山也要選的客家大老）等對台灣主體、台獨主張不認同的統派情結，在桃竹苗的客家族群中是主流思維和心向。此現實，很多台灣客家人不願面對、認知、承認，乃屬隱性心理因素，但實質存在並深切影響政治、社會行為，則毋庸置疑。 這就是台灣客家人的分裂、分散、不團結、無法融入台灣主體、認同台灣獨立、不支持阿扁和阿輝伯（雖然都是客家人）的泛綠陣營，而成為連宋泛藍鐵票族群的主要原因。客家人不破此大中國的中原夢幻，放棄客家人到處逃難的歷史過客心態，不認同台灣國家主權獨立，不認清專制中國絕非台灣前途所在，及中國武力威脅嚴峻存在，而和佔台灣人口百分之七十的河洛人融合團結起來，建構生命共同體，立足生根台灣，為自由民主台灣打拚、賣命，將永遠是被排除在主流社會的客人，不是台灣民主政治真正當家作主的主人，那一定是台灣客家人的宿命悲劇。我以身為客家人為榮，所以我嚴厲批判台灣的客家人。 ＊本文原載於《自由時報》，2003年8月20日的「自由廣場」。

Stephane Corcuff 高格孚◎法國La Rochelle大學中國暨台灣政治助理教授 危機、適應、多元化 在國外報刊的小角落，我們偶爾可以讀到，日本駐台代表處前，臺灣民眾對近來釣魚台事件的 立場做出了反應──燒毀日本國旗。同時，兩岸三地(中、港、台)也對此事件表達了措詞嚴厲的聲明。這種乍看之下的「共識」是否表示了台、中之間在政治立場 上的衝突與角力，在這一刻已一筆勾消？ 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美軍炮轟之後，也曾引發一些台灣民眾的投蛋抗議，而見諸國外報刊一隅。這是否也意味在此情況下，台灣人的中國意識隨之復甦，進而展現對所謂「被西方人壓抑下的中國」表示支持？ 也許吧！但是，我也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這些撰稿的外國記者，不見得實地去採訪這些示威者的想法，或根本沒有深入探究其本身省籍的問題。而他們真的是「台灣人」嗎？緊接著，我可能必須追問，什麼是「台灣人」？ 平心而論，示威群眾心中的「中國民族主義」與「日本民族主義」和「美國民族主義」是無法 並論的。在群眾組成上，他們絕大部分是台灣人所謂的「外省人」。對這些「中國統一聯盟」與「勞工黨」的一小撮人來說，中國的壯大是其終生的宏願，也深以身 為中國人為榮。但是對台灣本土的居民卻也因此造成了越來越多的疑慮。觀念上的鴻溝，似乎也越來越深。 上述兩例，是我要申論「國家認同」的楔子。 近五十年來，台灣許多改革與爭議都與「國家認同」有極密切的關係。張維邦教授曾經以法文 寫了一封信給我。文中，他精要的解釋了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至今在台灣所發生的國家變遷現象：一個想像的國家（失去大陸統治權之國民黨的國家）→另一個 悄悄萌芽的國家（在台灣出生、成長下台灣人的國家）這兩股思潮在近五十年來彼此角力，相互影響。 戰後渡海遷台的外省人自然不可能與在台灣土生土長的台灣人對這塊土地有相同的情感。但是，外省人與台灣人的想法，卻一直都在彼此互動之下「相互影響」(interaction) 。我特意用「相互影響」這個詞，是因為這個概念對二十世紀的科學發展有很大的影響。 四大族群 目前，台灣學者將台灣的人口構成分成「四大族群」：原住民、鶴佬人(河洛人)、客家人與外省人。 基本上，名稱的「定名」是很有影響力的選擇，也是意味定名者對被稱呼者最直接的想法。這 四大族群的名稱，並非一直以來就是如此。國民黨政府以前使用的名稱(閩南人、山地同胞…)正逐漸被知識份子重新正名，這可能是因為受到美國「政治正名運 動」(political correctness)的影響。也是九○年代台灣知識份子跳脫制式框架，以較遠觀的角度，對過去的概念重新反省。 「外省人」這個名稱也同樣受到台灣建國運動變遷的影響，因此，在外省人遷台五十年後，這個「外省人」的稱號，也可能變得不再適用。 這份研究報告的目的是解釋： 1.「外省人」這個名詞源起與發展的政治意義。 2. 了解外省人的思想邏輯與國家認同的多元化情感。 3. 瞻望「外省人」這個族群與名稱。 在1989年時，外省人佔台灣人口13﹪，鶴佬人73.3﹪，客家人12﹪，原住民1.7﹪。再根據1990年的人口普查結果顯示：外省人口佔12.74﹪。 事實上，很難確定在台灣有多少外省人。因為，要介定誰是外省人不是那麼容易。此外，在1945-1955年間，自大陸及離島遷台的外省人數目，因為眾多的複雜原因，所以詳細數字我們難以知道。在我的博士論文的開端，我會針對這些問題，加以分析。 台灣的前總統李登輝先生執政期間(自1988年1月~2000年5月)發生了前人難以預料的一系列改革。台灣，這個歷史上被視為漢族邊緣文化的蕞爾小島，如今卻蛻變成一個萌芽的新興國度，讓「外省人」有很錐心刺骨的「認同危機」。 但是，外省人在台灣並非是沒有政治權力的族群。在李登輝執政十二年後，外省人的政治權力 開高走低，但在行政系統內仍然保有不容輕視的影響力。所以，他們的認同危機一直含有很濃厚的「政治糾葛」。其中最重要的例子：在危急的情況下，外省人會支 持一個越來越強調台灣認同的「中華民國」到什麼程度？ 這個問題，深藏在許多人心中，但誰會說出來？外省人這個族群的國家忠誠是不是一個問號？這是外省人國家認同危機最重要的糾葛。 2000年，唐飛將軍不支持民進黨的台獨黨綱，但他還是接受了行政院長的任命，這位外省人睿智的選擇，能夠提供我們答案嗎？ 為了尋求解答，我們不得不做一個非常仔細，中立而不激情的一篇研究。 我在臺灣的生活經驗 第一次赴台做專題研究是在1992年春天，1993年春天又去了一次，但直到1994年8月才有幸在台灣做長期的研究。翌年（1995年）我報名巴黎政治學院政治學博士班。 1994-1999年，我在台灣同時進行我的中文學習、工作與研究。（而對台灣來說，這段時期正是政治的轉捩點）雖然這種三頭馬車式的工作方式，給我很大的壓力，但在過程中，我卻逐步發現，這三項同時進行的工作對我從事的研究有「相輔相成」的助益。 我的工作，不見得和我進行的研究有關，但利用工作之便，使我有各式各樣的機會和形形色色的台灣人溝通、交流，進一步了解台灣認同的多元複雜情況。 因此，對我個人而言，這份研究報告的結論最重要的來源，是我在台灣五年實際生活經驗的點點滴滴累積而來的。 首先，我在法國在台協會從事基層政治分析員的工作。隨後轉至法國現代中國研究中心新成立的台北分部做研究員。合約期滿後，為了繼續我尚未完成的研究，留在台灣，我先後在不同的機構及學校教授法文。之後，我在法國在台協會從事新聞組組長的工作。 至此，我已收集了包羅萬象的豐富資料，我想，也該是我暫時歇腳，打道回國的時刻，以開始我博士論文整理為文的工作。 幾個月後，我重返台灣，再續未完成的研究與教書工作，同時專研我的中文。 在這五年間，台灣人的熱情好客讓我的印象十分深刻。我認識了形形色色的人：學生、老師、教授、阿兵哥、職業軍人、退伍老兵，計程車司機、小吃攤老闆、博物館職工、記者、作家、藝術家，各政黨的擁護者、市府官員、外交人員、立委，及總統幕僚等等。 這五年間，我更在台灣許多不同的角落生活過，甚至包括了眷村。在眷村的居住經驗，豐富了 我的研究，也是我五年台灣經驗中，極為重要的收穫。這個與台灣民眾實際接觸與實地居留的在地經驗，讓我吸收到許多與官方說法不同的言論。而這也是我許多外 國朋友的共同想法，而且欣然有不同的言論可資比較，讓我們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來了解台灣。而這種文化的自由，讓我們衷心覺得，過去為民主運動流血流汗的先驅 們的犧牲是值得的。 雖然一到台灣，外國人可以很快，很容易的看到台灣社會的多元現象﹔但其背後，對國家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