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10.15
「如果我們始終在『過去』和『現在』之間爭吵，我們必將失去『未來』。」
If we open a quarrel between past and present, we shall find that we have lost the future.————————邱吉爾(Winston S. Churchill)
作為一個台灣建國運動的推動者，我時常捫心自問：「我對台灣的終極關懷是什麼？」，或者是說：「我希望百年後的台灣，會是什麼樣的社會？」，面對台灣社會的現狀，午夜夢迴，雖然輾轉反側，然而思緒卻愈來愈清晰。
我所看到的台灣社會
台灣從2000年以來的藍綠對抗，可以說是「撕裂的十年」、「民主倒退的十年」。台灣社會裡，充斥著感性熱情的選民，卻鮮少有理性參與的公民；政治人物整日吵翻天，媒體名嘴以特定的立場推波助瀾，導致人民理盲又濫情。討論問題前，要先分清楚顏色，台灣社會早已陷入「有立場沒是非、有黨派沒對錯」的極端對立。政黨的使命，窮得只剩下選舉；政客的目標，窮得只剩下選票；政治人物的歷史視野，窮得只看到2016年，國際視野，更是窮得只剩下對岸的中國。
台灣當前的政治亂象：藍綠嚴重對立、社會不斷撕裂、政府持續空轉。歷次的民調也都顯示，有50％以上受訪民眾認為：「政黨惡鬥是台灣當前最大的危機」。幾年前，「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雜誌曾評論：「政治文化是目前台灣最大的問題」。2011年8月美國時事雜誌「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則指出：台灣、日本、比利時的國會，是全球三大最無能的國會。
其實在多元化、民主化的開放社會，意見不同本是很正常，不足為奇的，重要的是要用什麼態度面對問題？有沒有能力處理問題？不幸的是，台灣社會卻不懂得如何處理，處理模式更常常陷於：只有立場，不問是非；只有黨派，不問黑白。甚至拼命找對手的缺點、拼命找與對手不同的地方，追求零和遊戲（Zero-Sum Game），形成「互相否定、互相消滅」的局勢。完全缺少西方先進國家理性溝通、尊重包容，和而不同(Diversity in Unity)，同中存異，異中求同的文化。我們必需認真思考，如何擺脫目前理盲又濫情、只問顏色不問是非的困境，建立台灣新的政治文化，回歸民主政治的常規，創造安定的政局。
面對問題，卻不想探討原因，不想辦法解決，只是一味的迴避，一味的避談政治，我覺得這並不是正確的態度。正如法鼓山聖嚴法師所說：面對問題時，你要面對它、接受它、處理它、放下它。
就來面對問題吧！
我所思考的台灣社會
回顧台灣的民主化進程，台灣社會由威權到民主的轉型過程，也許是世界歷史上的最佳典範。
1987年，蔣經國前總統體認到國際情勢的變遷與台灣人民的要求，正式宣步解嚴，將禁錮近40年的台灣社會，踏出自由民主之途的第一步。
1991年5月1日李登輝前總統宣布終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承認中共統治大陸、兩岸不對立、國內開放，這是台灣民主化最關鍵的一步。接著解除黨禁、開放媒體、凍省、廢國代、修改刑法100條、廢除海外黑名單、國會全面改選、1996年總統直選、2000年政黨輪替，政權和平轉移。短短10年間，台灣社會由威權體制轉化為民主開放的社會，這種世界史上前所未見的民主大轉型（great transformation），台灣卻付出相當低的代價，也因此被稱為「寧靜革命」，國際社會更常常稱讚台灣是民主轉型非常成功的典範。
2000年第一次政黨輪替，乃至於2008年第二次政黨輪替，都在人民的高度期待厚望下登台，但令人遺憾的是，期待與事實落差太大。藍綠對立，社會撕裂、政府空轉、經濟發展停頓、價值扭曲、是非不分、道德沉淪，因此也有很多人認為：台灣是世界上民主深化與鞏固，相當不成功的案例之一。
自由民主是一件容易吞下去，卻不容易消化的東西，選舉不等於民主，政黨輪替也不等於民主，民主不僅是一種政治制度，更要內化為生活的方式、待人處事的態度。民主之所以可貴，乃在於民主可以包容獨立、統一、或維持現狀等各種不同的意識型態與主張，但任何意識型態，絕對不能取代民主、凌駕民主之上。任何人更不應該違背「台灣前途應由二千三百萬全體住民，以公民投票來決定」的立場。民主已是超越統獨的台灣共識，也是高於統獨的台灣價值，更是化解統獨爭論的最佳方法。只要經由人民自由意志、透過民主程序得來的結論，不論統獨，任何人都應該予以尊重同意。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更是我們面對中國威脅的最大軟實力與最大優勢。
前幾年，藍綠政黨惡鬥、社會動蕩不已時，曾有媒體記者問我，身為台獨大老、民主的前輩，對於現今藍綠嚴重對立，有何看法？我答說：「我是色盲，看不清楚藍綠，只看是非黑白」。然而藍綠對立真的無解嗎？我深感不以為然。
台灣社會面對的許多問題，尤其是道德標準，社會規範，公共倫理，政治人物的誠信與清廉、追求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的普世價值，根本無關意識形態，不分藍綠。至於其他公共政策，大部分更是屬於政治性低，非意識形態的議題：包括提昇政府效能、經濟發展、國家競爭力、永續發展、拼治安、司法改革、金融改革、教育改革、國土規劃、政府再造、重整健保制度、社會福利、在國際上與美、日等國家簽訂FTA，不都是超越藍綠，超越意識形態！只是大家過於強調不同的地方，而忽略了更多相同的地方。
台灣面對全球化的挑戰，我們應該知道不會有一個「沒有中國的全球化」，也不會有一個「沒有風險的大陸政策」。事實上全球化經貿的交流合作，既是機會，又是風險，我們不應該只談正面，也要談負面，要有客觀冷靜專業的評估。就以簽訂ECFA而言，國會表決前，執政黨，說盡好話；在野黨，盡說壞話。2010年6月簽訂至今，對台灣產業與社會的利弊得失，反倒無人聞問。殊不知，公共政策本來就有它的一體兩面，作為負責任的政黨與政治人物，就應該權衡利弊得失，然後告訴人民，要如何擴大利基爭取獲益，也會提出配套措施以降低損失。然而，藍綠兩黨，卻是愛之欲其生，恨之欲其死，始終沒有交集。
不過我想，台灣社會的現狀，固然是對立，然而當我們看到1987年韓國的反對運動，以自焚、跳樓自殺、丟汽油彈等手段來反抗獨裁貪污的政權；看到PLO（巴基斯坦解放組織）為了建國、消滅以色列，從事劫機、汽車炸彈、自殺攻擊等慘不忍睹的恐怖行為；看到南非ANC(非洲民族議會)，在1990年代，為了反抗白人的少數統治及種族隔離政策，黑人放火、暴動、搶劫；白人警察開槍、丟催淚彈、放狗咬人等情況，相較之下，這些國家的國內分歧，國際孤立，都比台灣目前的問題嚴重許多。這些國家都能夠從對立撕裂中，尋求和解之道，所以我們要虛心學習這些國際級政治人物的格局、高度與器度，以及他們解決問題的智慧，為台灣社會找出一條和諧共生的康莊大道。
就以愛爾蘭為例：愛爾蘭過去是一個一窮二白的國家，連馬鈴薯都不夠吃，只好大量向外移民。1920年代為了抵抗英國殘酷的殖民統治，以生命、鮮血與大膽激進的行動爭取獨立，當地曾有一句古老諺語說：「愛爾蘭的河水是鹹的，因為那是愛爾蘭人的眼淚」，整個愛爾蘭人民的生活非常困苦、政治動亂不安，在1987年還被「經濟學人」雜誌稱為「歐洲的乞丐」呢！然而，不到20年的時間，在金融風暴發生之前，愛爾蘭國民所得接近五萬美元，高居歐盟第二，教育至大學全部免費，並號稱是世界的投資天堂。
我仔細探討其原因，發現愛爾蘭的改變最主要來自於愛爾蘭人思考邏輯的轉變，跳脫過去凡事對抗的慣性思維，遇到問題時不是爭論問題、解釋問題、解釋立場（make a point），而是想辦法找出實際具體的解決方案（make a difference）。有句話說：「If you are not part of solution, you will be part of problem.」，如果你不是解決問題的一部分，你就是製造問題的一部分。愛爾蘭的轉變值得我們省思，希望台灣社會能夠學習用這種態度來面對問題、思考問題、解決問題。
我所期盼的台灣社會
大家在台灣這塊土地上一起生活60年，既有過去的共同歷史，也有未來的共同利益，甚至共同體意識也已經形成了。因此，要解決目前困境，其實並不難，只要釐清幾個基本觀念，調整我們的態度，以「解決問題」的角度，擴大內部共識，縮小彼此差異，就能夠逐步培養優質的民主素養，進一步形塑成熟的公民社會。
一、 尊重包容、理性溝通：
記得第一次拜訪法鼓山聖嚴法師，師父對我說：「有意見的人是朋友，不是敵人，這是政治人物應有的胸襟」。我回答說：「師父，這是宗教家、道德家才有的層次，我是一般世俗人，很難做到，但我會努力做到『有意見的人是競爭對手，不是敵人』」。
十八世紀法國哲學家伏爾泰說過：「雖然我並不同意你的意見，但我會誓死捍衛你發言的權利。」，「服從多數」是天經地義，「尊重少數」更是天經地義、理所當然。只有在極權或是威權政府下，才會有因操作壓迫而形成的絕對性民意。在多元化、民主開放的社會，意見不同是很正常的，不需大驚小怪。有了這樣的基本認知，我們才能學會對不同意見的尊重與包容，也才能學會用尊重包容的態度，來面對問題、來思考問題。
有理也要講理、是非也要溫柔。參與公眾事務的人，要先以尊重包容的態度來看待不同意見，進而以理性溝通的方法，來與不同意見的人溝通。在自由民主開放的社會，只有「想法不同的競爭對手」，絕對沒有「你死我活的敵人」，政治人物若能如此，我相信有很多問題都能迎刃而解。政治人物若無能力處理不同的意見，化解歧見，則沒有資格當一個現代化的政治人物。
二、 誠實信諾、正面競爭：
美國前副國務卿佐立克（Zoellick）曾說：「『信守承諾』在政治上、外交上，是很重要的事。」正如西方社會的至理名言：『誠實』是最好的政策。誠實、尊重，是人之所以為人的基本道理，與人對話溝通，尤其與立場意見不同的人，一定要內心誠實，態度誠懇，待人包容，才能受人信任，才能建立互信的基礎。若能被信任，即使政治立場不同，反對的聲音至少可以減弱，甚至還可以理性對話；若不被信任，就算政治立場一致，也難合作共事。能否被信任是最基本的問題，而要得到信任，就必須要誠實。
台灣社會目前的政黨競爭，可說是「勇於反對、怯於建言」。對於對手的政策，很容易提出反對與批評，但自己的政策卻始終模糊不清。只期待對手犯錯來累積自己的政治實力，靠對方犯錯，來製造自己贏的機會，無助於台灣社會的真正提昇與進步。
一位武林高手在一次比武中，因找不到對手的破綻，而被對手擊敗，後來，他就去求教一位禪師。禪師在地上劃了一條長線，要求在不能擦掉這條線的情況下，令這條線變短。武林高手百思不得其解。後來，禪師在原來那條線的旁邊，又劃了一條更長的線，兩相比較，原來的線看起來確實變短許多。禪師解釋道：「打敗對手，不在攻擊對手的弱點，只要你自己變強，對手便如原先那條線一樣，也在無形中變弱了」。
在野黨的天職固然是監督、反對與批評，但只靠反對，不會成為執政黨。在承平時代，可以用監督、制衡、對抗等「硬民主」的方式，來爭取選民的認同；然而，在國家社會面對巨大挑戰時，卻應該以尊重、溝通、對話、協商等「軟民主」的方式，合作共赴國難，這才是真正的「忠誠的反對黨」。國、民兩黨都曾執政過，非常清楚「當家才知持家的苦」，因此，一個負責任的政黨對某一政策有異議，應該提出「替代方案」或「配套措施」，要有對策可供人民選擇，如此反對才是有理，才是正面的競爭。
三、擴大共識、人民再起：
有一次應邀在某社團演講後，有位聽眾極力稱讚我，在威權時代敢於批評領導人，勇於推動台灣主權、自由民主，不僅被依首謀內亂罪通緝，在幫派大老陳啟禮的自白書中，也表明要到美國暗殺我，1991年又冒險闖關回國被捕，這些事蹟實在需要很大的勇氣。我回答說，當時年紀輕，「青瞑牛，不驚槍」，就是一直做就對了。不過回國後，我倒有不同的心境。在民主開放的社會，罵人不需要勇氣，只要有脾氣就可以；但是當不同政治立場、不同意識型態的對手，做了對的事，要開口稱讚他時，我認為需要比我當年更大的勇氣。
國、民兩黨、藍綠政治人物確實有不同的地方，但是也有很多相同之處。有爭論的就暫時擱置，從沒有爭議的先做。我們不要一味強調不同的地方，而應透過接觸協商，擴大有共識的議題，縮小不相同的部分。即使短期間無法取得共識，也可以暫時擱置，agree to disagree互相尊重；對於有共識的議題，就攜手共同合作推動。因為只要有機會共事，就可增進相互了解，會慢慢建立起互信的基礎，之後事情會越來越順利。
羅馬帝國時期凱撒大帝（Julius Caesar）被親信布魯塔斯（Brutus）刺殺時，布魯塔斯說：「沒有想到你殘忍得像隻獅子」，凱撒在斷氣前回答他說：「因為羅馬的人民軟弱得像群綿羊」。政治人物的作為，固然應該苛責，然而有什麼樣的選民，就有什麼樣的政治人物。政治人物的沉淪，恐怕人民也應當負起相當的責任，因為人民常常將自身的權利保障，委由特定政黨行使。日前蔣友柏先生在演講中特別提到：「台灣政府是最落伍的品牌」，政府如此，政黨更是如此。目前台灣社會公民意識微弱，到處都是感性熱情的選民，卻鮮少理性參與的公民，台灣要再進步，只有靠人民自覺，展現人民力量，用社會力推動，包括第三部門、非政府組織的建立，公民意識的形塑等等，讓人民成為國家的主人，這才是台灣社會真正的希望。
文化部長龍應台曾發表一篇文章：「請用文明來說服我—給胡錦濤先生的公開信」，文章中提到感性上，她自認是華人，但理性上，目前統治中國的政權，缺乏自由、民主、人權、法治、人文素養等等普世價值，所以她無法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我想，「等著被人說服」，也許太過於被動、消極，我相信只要台灣人民，不分朝野，不分藍綠，「尊重包容、理性溝通」、「誠實信諾、正面競爭」、「擴大共識、人民再起」，一定可以像開釋武林高手的禪師一般，以自信的態度，向中國當局說，台灣將用文明來說服你。
我看見未來的台灣社會
台灣是一個小國，在國際上求生存發展，以小事大要以智慧，不要耍「特技表演」、「青瞑牛不驚槍」的把戲。就以北歐小國芬蘭為例，事實上俄羅斯之於芬蘭，有如中國之於台灣，是威脅，也是機會。記得幾年前，芬蘭的國防部長造訪美國首都華盛頓，在公開演講時，就率性直說，今日芬蘭的三大威脅是：俄羅斯、俄羅斯、俄羅斯。不過芬蘭人知道和俄羅斯共處，不能有對抗意識，只有務實的政治路線。但芬蘭人的務實，並不是短視的現實主義，而是深謀遠慮後的精算抉擇，明確掌握小國生存之道。就因為堅定走務實路線，讓芬蘭即使面對大國強鄰，也能發展成世界公認：競爭力最強、教育第一、富強又公平，環境優、最清廉、最幸福的國家。
芬蘭國家生存與發展的思維、手法與經驗，值得台灣好好學習。特別是面對全球化的浪潮與中國崛起的壓力，台灣社會倘若政爭不斷，無法團結，分裂的房子無法立足，撕裂的國家無法前進，台灣必輸無疑。我常說：兩岸和平是台灣島內政治和諧的副產品。國內和諧，國際和平的機會就很大。只要藍綠政治人物以一種新思維、新視野的態度，彼此多一點尊重、多一點包容，少一點指責、少一點批評，小小的一步就能解決許多問題，我相信以台灣人的智慧，沒有什麼解決不了的困境。
我曾以2006年雪山隧道通車典禮的事，來做說明。當初在電視看到雪山隧道的通車典禮時，我的心情相當複雜：這個世界級、極度困難的工程，台灣能夠完成，我覺得非常驕傲；但另一方面我也覺得很惋惜。在通車典禮的紅色吉普車上坐著蘇貞昌、謝長廷、游錫堃、張俊雄，還少了一位唐飛（不過當時唐飛可能不在國內，還算是情有可原）。但是開通雪山隧道是1990年，郝柏村當行政院長時的決策，簡又新也說那是他任交通部長時動土的。政府的施政，一向都是延續性政策，前人決策、現任施作、後任完工，自屬事理至明。也許當時的民進黨執政當局可以用更誠懇開放的態度，邀請歷任的行政院長郝柏村、連戰、蕭萬長來參加通車典禮，這不是搶功與否的問題，而是風度的問題。我相信用這樣的態度做事，小小的一步，一定會引起政治上的化學作用，政治上的諸多紛爭必能減少許多，同時也能贏得大家的讚賞。
台獨前輩王育德大著：「苦悶的台灣歷史」，李登輝前總統在接受司馬遼太郎訪問時，則提到：「生為台灣人的悲哀」。這種論點，固然是台灣歷史悲狀的一面；然而也有像2002年普立茲獎得主、暢銷書『世界是平的』、『世界又熱、又平、又擠』的作者湯馬斯·佛里曼（Thomas L. Friedman），今年3月在『紐約時報』專欄上寫道，除了美國之外，他最喜愛的國家就是台灣，且表示身為台灣人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事。對同一事物的不同看法，自屬常態，更何況是現今台灣社會多樣的面貌與多元的立場。不過，我想以卡內基美隆大學（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教授蘭迪波許（Randy Pausch）的話，來提醒所有台灣人民。蘭迪波許教授罹患了胰臟癌，在他人生的最後一刻再次站上講台，跟學生以及聽眾分享他這一生所體會到的經驗。他說：「我們不能決定人生會拿到什麼牌，但我們能決定如何打好手上的牌。」
台灣的現狀，何嘗不是如此。台灣社會的對立，未必全因我們而起，但無論如何，切勿因我們而加劇，更期盼由我們開始拋出包容尊重、和諧共生的橄欖枝，共同解決爭議、化解對立。讓我們一起共同追求一個有希臘的理性哲學、羅馬的法律典章、宗教家的慈悲寬懷、優質的民主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