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昊
政治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執行長
政治大學東亞所副教授暨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壹、前言
亞洲的崛起，是全球矚目的焦點，它不僅是製造業聚集的鉅型生產基地，更擁有超過40億消費人口的龐大市場，成為驅動世界前行的成長引擎。亞洲的發展經驗，是數百年前縱橫全球的歐陸殖民者難以想像的嶄新格局；早已習慣歐洲中心主義思維的政治菁英，更需重新認清全球發展重心正逐漸東移的政經現實。
位於亞洲東南沿海陸板塊的國家群，自1960年代末期開始興起區域主義浪潮，然而，相關國家囿於彼此猜忌，早期僅同意發展低度區域合作，欠缺整體串連的想像，更少見有效整合的成功政策經驗。東南亞國協（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歷經五十年來發展，讓東南亞從互信破碎的敵視國家群，逐漸發展成具有整合議程的區域共同體。
隨著共同體發展計畫的逐漸成熟，6.5億人的生產基地與龐大市場等雙重優勢引起了亞洲主要大國的重視。中國、日本、韓國等亞洲主要大國紛紛強化對東南亞國家的合作關係，除了各自提出大型投資計畫、推進交通連結與基礎建設開發案，同時也藉由獨資或合資的方式經略新型態的產業園區。從東協加一、東協加三（ASEAN Plus Three, APT）、東亞高峰會（East Asia Summit, EAS）到東協全面經濟夥伴關係（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的推進，說明了小國集團與大國角力之間存在著互利多贏的共伴效應，正在協力提升亞洲於全球政經體系中的戰略權重。
隨著東南亞重要性日增，亞洲的主要國家近年來強化了積極經略區域國家與東協的力道，除了前述的中、日、韓，包括美國、俄羅斯、印度與台灣都期待能藉由與區域國家密切交往，運用各自特色及優勢，轉換成參與及領銜東協與亞洲整合的能量。
其中，自2013年開始醞釀並大幅推進的一帶一路倡議（Belt & Road Initiative），就是中國試圖以「西進」為全球「帶路」的地緣政經舉措，而東南亞更是其海上絲綢之路的第一站。相較於一帶一路，台灣自2016年起全力深耕的新南向政策（New Southbound Policy），同樣以東南亞、南亞為關注，藉由台灣與「南向」周邊國家的資源共享與多元夥伴關係的建構，促成台灣融入以東協主導的區域整合進程。北京的西進與台灣的南向在規劃與實踐方面，分別呈現出不同國家對於亞洲發展的個別想像，同時也揭示了各自對區域合作與區域整合的各自定位。
本文將分為五個部份，第一部份是為前言；第二部份為北京的一帶一路倡議，探討其為世界帶路的思維與作為；第三部份則是關注台灣新南向政策的必要性與戰略意義；第四部份則是以中越雙公報為例，檢視一帶一路倡議可能對台灣造成的影響與衝擊；最後一個部份則是結語。
貳、中國的西進：北京為世界帶路的思維與作為
中國第五代領導人習近平在2013年提出了「一帶一路」的倡議，藉由海陸雙軸的西進前行，除了希望帶動周邊國家的交通基礎建設網絡與經濟發展，顯然也試圖解決中國內部產能過剩的潛在挑戰，將國內危機轉換成國際商機。以習近平所主導的中國西進，至少具有下列四個特徵。
(一)，這項大戰略的海陸雙軸，指的是「絲綢之路經濟帶」與「二十一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前者由中國西部前進中亞，一路延伸到歐陸，滿足了西部開發的需求以及對中亞能源及交通網絡的需要。後者則是由中國東南沿岸出海，以東南亞為首站，鞏固睦鄰邦誼，隨後連接主要海路後由西亞轉進歐洲。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看，一帶一路的佈局的確超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前四代領導人，是習近平為中國帶路的全球戰略，貫穿以歐亞大陸為主體的世界島，掌握世界政治心臟地帶的戰略意圖，清晰可見。
(二)，西進之舉，明確止於歐洲邊緣，可被視為是北京繞往地球的另一端來回應中、美之間的新型態大國關係未明情勢。藉著深入美國在跨大西洋夥伴關係中的盟友，中國由東歐轉進，藉由金援與開發，具體強化自身在歐洲區域中的政經影響力。不可諱言地，北京對於交通基礎建設與經濟走廊的鉅資貢獻，提供了充沛的經濟資源，極有可能間接削弱了美國在亞洲盟邦與歐洲盟友中的影響力，甚至造成相關國家的戰略轉向。
(三)，中國不僅為世界帶路，它的二十一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更清楚對焦東南亞。帶路佈局在東南亞的發展，係透過雙邊投資計畫建立合作基點，並且以交通運輸、能源基礎建設將「點」連結成「線」。所通過的東南亞國家中，尤以柬埔寨、寮國、緬甸、與馬來西亞最為支持，積極響應關於交通基礎建設、園區建設、旅遊合作、智庫合作、產業合作、經貿合作、銀行融資與智庫合作等領域（請參見表一）。有了周邊國家的響應，中國得以將交通與經濟走廊的多組支線擴展成「面」，形塑一個「迫切需要中國支援」、「善意容納中國崛起」的發展腹地。
表一 2017年中國與東協國家達成的一帶一路具體合作成果
| 印尼 | 雅萬高鐵項目融資協議；經貿合作協議；化工、冶金、石化等領域產能合作融資合作協議 |
| 汶萊 | 媒體交流合作諒解備忘錄；智庫合作促進計畫諒解備忘錄 |
| 柬埔寨 | 一帶一路政府間雙邊合作規劃；關於加強基礎設施領域合作諒解備忘錄；一帶一路交通運輸領域合作文件；關於建立中柬聯合海洋觀測站議定書；公路項目貸款協議；關於強化標準合作、助推一帶一路建設聯合倡議；工業園、輸變電、風電、水壩、衛星、液壓器廠等項目貸款協議；旅遊合作備忘錄實施方案；媒體交流合作諒解備忘錄；智庫合作促進計畫諒解備忘錄；柬埔寨加華銀行開展融資、債券承銷等領域合作 |
| 泰國 | 政府間和平利用核能協定；泰國進出口銀行簽署授信額度框架協議，開展轉貸款、貿易融資等領域合作 |
| 馬來西亞 | 政府間一帶一路諒解備忘錄；水資源領域諒解備忘錄；關於強化標準合作、助推一帶一路建設聯合倡議；化工、冶金、石化等領域產能合作融資合作協議；馬來西亞馬來亞銀行開展融資、債券承銷等領域合作；馬來西亞進出口銀行簽署授信額度框架協議，開展轉貸款、貿易融資等領域合作 |
| 菲律賓 | 經貿合作協議；融資授信額度戰略合作框架協議；菲律賓首都銀行開展融資、債券承銷等領域合作 |
| 越南 | 輕軌項目貸款協議；經貿合作協議；電子商務合作諒解備忘錄 |
| 新加坡 | 政府間一帶一路諒解備忘錄 |
| 寮國 | 一帶一路政府間雙邊合作規劃；港口、電力、工業園區等領域基礎設施融資合作協議；經貿合作協議；工業園、輸變電、風電、水壩、衛星、液壓器廠等項目貸款協議；教育合作文件 |
| 緬甸 | 政府間一帶一路諒解備忘錄；一帶一路交通運輸領域合作文件；機場擴改建項目貸款協議；經貿合作協議；關於建設中緬邊境經濟合作區諒解備忘錄 |
資料來源：作者製表，整理自「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官方網站」。
(四)，中國不只積極推動一帶一路，同時也策略性地結合海內外的利害關係網絡，進一步宣傳帶路成果。譬如，中國媒體竭盡所能地刻畫與傳達一帶一路的全球影響力，甚至以「第四次全球化」來渲染其規模與能量。除了媒體，海外華人也被設定為一帶一路的「在地支持者」。在全球超過六千萬華人中，大約有三分之二遍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特別是東南亞。北京當然期待藉由華商菁英與僑領資源，成為沿線社會帶路的關鍵勢力。最後，智庫的角色與國際串連，是系統性國際宣傳與影響國際政策社群的重點。在中共中央對外聯絡辦事部的促成下，中國各重要智庫也於2015年成立了「一帶一路智庫合作聯盟」。聯盟的建立，除了整合中國內部的政策社群的建議，更延伸各種跨國、跨區域的智庫合作計畫，甚至在近期高調通過了《絲路國際智庫網絡北京共同行動宣言》。
前述四個特徵勾勒出中國傾全國之力，展現高度政治意志，藉由資本、技術、人力的包裹輸出，試圖打造硬體、制度與人際的嶄新連結，為強國西進的持續戰略開展規模與奠下基礎。西進熱度幾年不散，快速擴張的過程中，開始出現鬆動的瑕疵環節，甚至在「對接」計畫的合作國裡，在地社會對於開發投資案的反彈與抵抗亦不絕於耳。連帶影響的在地法律問題與各類爭議，也持續不斷。就連東南亞的華人也不見得對中國有系統地籠絡買單，如新加坡《南華早報》（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SCMP），最近刊登了一篇評論〈為何什麼東南亞華人沒有向中國輸誠？〉（Why ethnic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don’t owe their loyalty to China），指出「中國或許是華人先輩的祖國，但並不是我們的祖國…如果中國表現得宜，我們可能會逐漸喜歡這個國家及它的人民，而非只有中國的金錢」。類似的現象說明了帶路巨型戰略的執行過程裡，仍存在許多脆弱連結。
同時，更有國際輿論質疑，帶路沿線的非民主勢力與保守政權是否將因此「戰略機遇」而沆瀣一氣，藉由爭取更充裕的經濟資源，鞏固政治領導地位。不過，更關鍵的挑戰還是帶路前行的意圖，儘管中國在2017年5月舉辦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Belt and Road Forum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特別強調「一帶一路源自中國，但屬於世界」；然而，開幕致詞中不禁透露樂見各國「為推動一帶一路建設獻計獻策」的說法，卻也意外增添更多權力政治的想像空間。
參、台灣的南向：為深化國家發展與夥伴關係的自我改造
台灣在歷經第三次政黨輪替後，開始推動新南向政策。過去受限於兩岸政治僵局，台灣長期以來被排拒在以東協所領銜的政府間區域合作與以共同體為格局的區域整合過程之外。儘管台灣透過民間社會與商業網絡的三十年深耕，早已與周邊國家建立經貿合作與社會交流的基礎；儘管如此，任何牽涉到政府間的合作架構與協議，仍是充滿政治敏感，僅能低調謹慎為之。
缺少了政府與官方的完備保障，影響台灣與東南亞關係的變數更隨著中國的快速強勢崛起而更加複雜。深植在周邊區域國家中的台灣利益，不僅限於商業社群，箇中的利害關係網絡亦包含了產業、技術合作、社會團體、以及政策社群，無論是雙邊或是多邊的對應發展，都因為政治因素的干擾而顯得單薄脆弱。就此，台灣積極深耕新南向政策，不僅有迫切的需要，亦深具下列四項戰略重要性。
第一，有助於逆轉台灣過去的「亞洲離島」被動定位與自我認知，務必重新融入亞洲經濟與發展共同體的議程與過程之中，成為促成亞洲成長的重要動力。台灣的南向新政強調「以人為中心」（people-centered）的理念，的確是政府對於東協所領銜共同體發展議程的正面回應，同時也符合亞洲針對彌平經濟與社會發展落差、全球因應「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的關注。新南向政策的理念，不再僅限於台灣單方面的投資獲利，而是轉向強化台灣對於促進亞洲社會穩定與永續繁榮的經驗、資源分享與多元貢獻。
第二，強化發展與新南向國家及社會的務實合作連結，從經貿合作、資源分享、人才交流與培訓起步，進而搭建台灣與周邊區域、國家與社會的區域鏈結。台灣的新政採取規模精實的路線，藉由重新檢視、更新與開創更多的夥伴協定，保障台灣利益在區域內的永續進展。不只是台灣，全球沒有幾個強權的對外戰略能與中國所擘劃的戰略版圖及所挾的龐大政商資源匹敵。從2016年12月行政院的《新南向政策工作計畫》中，即可發現台灣在盤點經貿重點、技術優勢、社會能量之後，透過部門間的重新協作與整合，規劃出南向前行、建立夥伴關係的基本藍圖。
第三，台灣在新南向區域、國家與社會中的夥伴關係，不僅止於政府部門，同時也積極與在地的民間社會、產業界、教育界、科技界、以及新生代的青年社群攜手前進。從2017年4月宣布、8月具體勾勒的五項旗艦計畫與三項潛力領域，特別在區域農業發展、醫衛合作與產業鏈發展、產業人才發展、新南向論壇與青年交流平臺、以及產業創新合作等旗艦計畫，正是切合新南向國家發展的需求，從軟體、人才、管理經驗與產業網絡的部份，著手與鄰國共同培育人才，進而促進產業的交流與鏈結，因應亞洲的共同發展挑戰。
最後，台灣從來沒有改變全球權力結構的野望，但新南向政策的確存在力行雙向自我改造的意志。新南向政策並非單靠政府或特定機構的遊說或串連即可宣告成功，新政執行一年迄今，的確也造成台灣社會的自我調適與強化，連帶產生了更多的共鳴。媒體的關注讓民間社會對於東南亞、南亞等陌生國度更加熟悉，同時產生同理心；國內與國際輿論的持續監督，使得政府對於南向經略的投入不斷推陳出新，並且設定了更聚焦、更關鍵的旗艦計畫與潛力領域計畫，試圖促進更充分的雙向認同；開始有更多的企業重新思考東南亞在全球與區域產業的鏈結位置，同時更關注社會企業責任與對於在地發展的正面貢獻，具體醞釀經濟共同體意識。如同美國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SIS）中國權力研究計畫主任葛來儀（Bonnie Glaser）於今年8月造訪台灣時所言，新南向政策的有感與具體落實，能促進周邊國家更理解台灣，並且凸顯台灣在新南向國家與社會的發展過程中，扮演更積極的角色。
肆、西進對南向的擠壓與挑戰
不可諱言地，中國在海上絲綢之路的加強佈局，乃立基在中國與東協部份國家具體提升戰略夥伴關係層級的基礎上。如中國與馬來西亞、菲律賓之間的「戰略性合作共同行動」（2009年）、與泰國之間的「全面戰略合作夥伴關係」（2012年）、與越南之間的「全面戰略合作夥伴關係」（2013年）、與印尼之間的「加強全面戰略夥伴關係」（2015年）、以及與新加坡之間的「與時俱進的全方位合作夥伴關係」（2015年）等。北京長期透過聯合聲明或聯合公報的方式，除了具體臚列雙邊合作計畫與戰略關注，更將台灣議題包裹其中，試圖以雙邊合作來促成對臺外交壓力。2017年甫結束的一帶一路國際論壇期間，中國分別與越南及柬埔寨簽署了聯合公報，其中牽涉到台灣議題的段落引起各界關注，也被解讀為對台灣新南向政策的擠壓。
事實上，類似的作法早在1990年代即成為中國因應東協國家合作與發展需求，進一步牽制台灣的政治布局。早在1999年2月，當時是李登輝總統執政時期，中國與泰國簽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泰王國關於二十一世紀合作計畫的聯合聲明》。其中，聲明的第十二項為，「中方表示將充分尊重泰國的獨立、主權和領土完整。泰方重申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為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承認中國政府關於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份的立場。」[1]清楚揭示以相互尊重主權完整的名義，擠壓台灣外交空間的現實。到了2012年4月，馬英九總統執政期間，中國再次與泰國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泰王國關於建立全面戰略合作夥伴關係的聯合聲明》，其中的第四項特別再次提到「泰方繼續堅持一個中國政策，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承認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份，支持兩岸關係和平發展。」[2]
在2016年民進黨執政之後，台灣開始啟動新南向政策，積極發展與東協及南亞國家的全面鏈結。2017年1月與5月，短短四個月內，中國與越南密集簽署兩份聯合公報，並且無意外地在其中置入了台灣問題的政治判斷。此一議題深受國內輿論重視，甚至有國內媒體幾乎採用一致的論調批判這是對我國新南向政策的政治「封殺」。[3]本研究認為，無論任何政黨執政，中國對台打壓的情況始終存在，僅有程度差異之別。
一、2017年1月《中越聯合公報》
2017年1月14日，越共中央委員會總書記阮富仲（Nguyen Phu Trong）前往北京訪問，並且簽署了《中越聯合公報》（後簡稱《一一四公報》）。《一一四公報》的內容可區分為十點，其中，以黨對黨友好關係作為序曲，兩國試圖凸顯社會主義體制之間「永不動搖」的情誼（第二點）。其次，《一一四公報》特別強調雙方睦鄰合作關係的重要性，必且相互提醒需以戰略高度來「妥善處理分歧」（第三點）。
中越雙方列舉了各項促進雙邊關係的方式，如「雙邊互訪、互派特使、熱線電話、年度會晤、多邊場合會見」等，都有助於兩國關係的鞏固與深化（第四點）。在雙邊合作的重點領域方面（第五點），《一一四公報》尤其強調黨對黨的合作機制（從中央到地方的對話與協調機制）、國防外交合作、經貿合作（一帶一路與兩廊一圈的對接）、邊境經濟區的推動（特別強調《中越跨境經濟合作區建設共同總體計畫方案》的加速完成）、基礎建設的共同合作、中國國營企業南向與青年交流的再強化等領域。
面對敏感的南海爭端，中越雙方回歸到《關於指導解決中越海上問題基本原則協議》的精神，強調「管控好海上分歧，不採取使局勢複雜化、爭議擴大化的行動，維護南海和平穩定」（第六點）。《一一四公報》的最後幾點，係關注兩國在全球、區域多邊架構上的「協調與配合」（第八點）、臚列15項合作協議與備忘錄（第九點），同時以越方邀請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參與第25屆亞太經合會非正式領袖高峰會的提議作為結語（第十點）。
針對台灣問題，《一一四公報》中的第七點強調「越方重申堅定奉行一個中國政策，支持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與中國統一大業，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台獨』分裂活動。越南不同台灣發展任何官方關係。中方對此感到贊賞」。[4]事實上，《一一四公報》中針對台灣的部份並非新創，而是逐字沿襲2015年11月6日於河內所發表的《中越聯合聲明》之第八點：「越方重申堅定奉行一個中國政策，支持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與中國統一大業，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台獨』分裂活動。越南不同台灣發展任何官方關係。中方對此感到贊賞。」[5]當時馬英九總統正積極推動兩岸關係的穩定發展，並且進行兩岸外交休兵。由此可見，無論台灣由任何政黨執政，中國對我國在外交空間上的打壓始終不斷。
二、2017年5月《中越聯合公報》
2017年5月，中國與越南快速地簽署第二份《聯合公報》（後簡稱《五一五公報》），正因為《五一五公報》的簽署是在一帶一路國際論壇期間完成，因此引起國內媒體的特別關注。《五一五公報》的架構不脫《一一四公報》的內涵，先以黨對黨的互道治國有成作為開場，讚許雙方致力於達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中國）與「現代化工業國」（越南）目標的貢獻（第二點）。其次，《五一五公報》強調兩國友誼的重要性，較《一一四公報》不同的是，在分歧管理的解釋上，改以「妥善控管和處理存在的分歧和出現的問題」增加說明，暗示兩國之間仍有若干挑戰持續存在（第三點）。
中越兩國在《五一五公報》中強調「同意通過靈活方式保持兩黨兩國高層密切接觸的傳統」，但更重要的是將加強對國會、團組、地方黨部組織、幹部的多元、多層次交流（第四點），同時促進國防、外交、安全、戰略對話等合作。這幾段主張出現在同一時間中越新簽署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和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外交部關於加強新形勢下合作的協議》中（第五點）。
在兩國合作的重點領域方面（第六點），則是強調經貿（跨境經濟合作為主軸，同時再次呼籲《中越跨境經濟合作區建設共同總體計畫方案》早日完成）、產能與投資（特別是企業南向的戰略宣示）、基礎建設（一帶一路與兩廊一圈的連結，尤其是交通網絡中的老街-河內-海防鐵路規劃）與貨幣金融（融資與優惠貸款）等領域的合作計畫。這些領域與議題成為北京提醒河內不可輕忽中國對越南國家發展影響力與貢獻之處。
除此之外，中越雙方進一步勾勒出新型態合作領域的推進，包括了農業、水資源、環境、科技、交通運輸等（第七點）；以及文化、體育、旅遊、教育與衛生等領域的擴大（第八點）；這兩項領域類別中，同時都包含了人力資源、民間交流、以及青年的交往等規劃。
值得一提的是，在《五一五公報》中，邊境區域的強化成為另一項焦點，包括邊境省區的友好交流與互利合作，成為強化旅遊與經貿合作的重要基礎（第九點）；而中越陸地邊界聯合委員會的功能，將會是相較於海上分歧的衝突與緊張情勢之外的合作樣版（第十點）。從第六點到第十點，具體展示了中國希望深化與越南的多元關係、向社會紮根的具體戰略。
《五一五公報》最後的幾點同樣包括了海上分歧的控管（第十一點）、關注兩國在全球、區域多邊架構上的「協調與配合」（第十三點）、並列舉了包括外交協調、電商與文官培訓合作的三項合作協議與備忘錄（第十四點），以及越方邀請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參與第25屆亞太經合會非正式領袖高峰會的提議等（第十五點）。
其中，《五一五公報》中針對台灣問題的內容，主要在第十二點，強調「越方重申堅定奉行一個中國政策，支持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與中國統一大業，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台獨』分裂活動。越南不同台灣發展任何官方關係。中方對此感到贊賞」。[6]同樣地，這段內文沿襲自前期發表的《一一四公報》內容，並無新增任何段落。儘管如此，這個段落密集於兩次公報中不斷提出，揭示了北京「提醒」東南亞國家在面對台灣合作選擇上必須考量中國利益的戰略意圖。
三、除了越南之外？
無獨尤偶地，在一帶一路論壇召開期間，中國除了與越南簽署聯合公報，亦在5月17日與柬埔寨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柬埔寨王國聯合新聞公報》（簡稱五一七公報）。這份公報的第八點，強調「中方重申堅定支持柬埔寨王國政府維護政治穩定的努力。柬方重申繼續堅定奉行一個中國政策，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個部份，反對任何形式的『台灣獨立』，繼續支持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和中國的和平統一大業。中方對柬方的理解與支持表示高度贊賞。」[7]從內容上來看，這段主張結合了中國與泰國在2012年的聯合聲明的主要段落，並且加入了中越《一一四公報》與《五一五公報》關於「反對任何形式台獨」的要求。中越與中柬的公報政治學，也再度呈現出東南亞國家在面對北京的外交壓力時的政策彈性，柬埔寨比起泰國與越南的態勢更為嚴峻。更重要的是，在越南與柬埔寨之後，政府亦需提前針對中國近期分別在新加坡、印尼、菲律賓、馬來西亞等重要國家的可能影響，進行預判準備。
北京對於台灣積極推動與周邊區域、國家及社會全面關係的策略，將開展新一波的牽制作為。具體的戰略佈建也將透過多樣化（對應台灣新南向政策的關鍵議題領域）、公開化（採取官方文件或類似聯合公報的方式）、政治化（拉近與高階、中生代、及地方政治菁英的關係）的交互操作，逐步朝東協十國的政府與社會擴大及深化。政府有必要透過完整的國際論述，表達新南向政策的推動並非要讓東南亞與南亞國家在台灣與中國之間選邊而立，而是台灣務實發展在地化、亞洲化的長期紮根工作。有系統地宣達因新政而起的成功案例，將可為周邊國家爭取更多雙向合作及交流的政策空間。
最後，中國開始大力推進一帶一路的國際宣傳與區域實踐，快速地將各項資源與誘因利多順勢轉換成牽制台灣深化與東南亞、南亞與紐澳合作關係的具體挑戰。面對此嚴峻態勢，國內社會特別是媒體輿論，自然高度關切。然而，部分媒體誤將《中越聯合公報》中的「一個中國政策」自動升級為「一個中國原則」，引起過度解讀或誤導輿論的爭議。[8]在兩岸困局未解的前提下，台灣社會勢必將面臨更多來自北京的外交壓力，這不僅是針對新南向政策的戰略牽制，更是對於台灣積極擴展國際空間與機會的全方位侷限。針對此，為避免媒體分析失真或過度詮釋而自亂陣腳，進而引起民意焦慮。政府需在匡正輿論視聽與捍衛言論自由之間，扮演更積極的角色，於第一時間提供充分、完整的客觀資訊，降低國內社會的不安全感。
伍、結語
近一年來的確有不少媒體及輿論試著比較或對照中國一帶一路與台灣新南向政策的倡議內容與實際成果。有的評論或報導甚至迅速定調，無論在政策推動規模與能量上，台灣均無法與中國競爭，甚至鼓吹台灣不該「抗拒」一帶一路，甚至應該要搭上中國的「順風車」並且攜手向前。
不可諱言地，中國的帶路戰略對於亞洲與全球發展圖象甚為重要。對台灣來說，近三年來無論是政府部門、產業部門或者是學術社群莫不高度關注帶路戰略如何改造亞洲地緣政經體系的運作路向，但這不代表台灣一定要在一帶一路的架構下，甚至迎合中國的佈局思維來鋪陳自身與周邊國家的互動與夥伴關係。誠然，就連帶路沿線國家，也不見得會將一帶一路倡議作為引領國家發展的高位政策，因為由北京所對外延伸的命運共同體絕非無償利他，而一帶一路所服務的還是中國的國家利益，絕非周邊國家或台灣的權益。
政府曾多次表達了台灣沒有排斥或排除任何與周邊國家就新南向政策所涉議題進行合作及對話的可能性。這些議題正是東南亞、南亞、甚至是整個亞太區域與全球社群所關注的永續成長挑戰，沒有一個共同體的成員能夠倖免或被排除。台灣也樂見區域內的任何一個國家，無論國力的大小強弱，都能以利害關係網絡的成員為念，共同推動有利於亞洲、有助於成長、有益於社會的發展倡議。
[1] 《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泰王國關於二十一世紀合作計畫的聯合聲明》，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1999年2月6日，http://www.mfa.gov.cn/chn//gxh/zlb/smgg/t5958.htm
[2] 《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泰王國關於建立全面戰略合作夥伴關係的聯合聲明》，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12年4月19日，http://www.mfa.gov.cn/mfa_chn//ziliao_611306/1179_611310/t924487.shtml
[3] 「中越公報，封殺蔡政府新南向」，中國時報，2017年5月16日，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70516000331-260108；「中越公報『封殺台灣新南向』」，聯合新聞網，2017年5月16日，https://udn.com/news/story/7331/2465550
[4] 《中越聯合公報》，新華網，2017年1月14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7-01/14/c_1120312428.htm
[5] 《中越聯合聲明》，新華網，2015年11月6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11/06/c_1117067753.htm
[6] 《中越聯合公報》，新華網，2017年5月15日，http://news.xinhuanet.com/silkroad/2017-05/15/c_1120974281.htm
[7] 《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柬埔寨王國聯合新聞公報》，新華網，2017年5月17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7-05/17/c_1120989029.htm
[8] 譬如，「公報並明載越南堅定奉行一中原則」，參見「中越公報『封殺台灣新南向』」，聯合新聞網，2017年5月16日，https://udn.com/news/story/7331/2465550